经义考卷一百四十

译《隋志》著录二十卷。已佚。皇侃《礼记义疏》。《隋志》著录九十九卷（《唐志》著录五十卷）。已佚。《梁书·武帝纪》记载：大同四年冬十二月，兼任国子助教的皇侃上表，呈上自己撰写的《礼记义疏》五十卷。陆德明说：“梁朝国子助教皇侃撰写《礼记义疏》五十卷，又传有《丧服义疏》，都流行于世。” 孔颖达说：“皇氏虽然章句详尽准确，但稍嫌繁多广泛；又因为遵从郑氏，却时常〔疑有OCR讹误〕郑氏的义理。这就像树叶落下却不归于树根，狐狸死了却不把头朝向山丘，不能算是正确的做法。” 《礼记讲疏》。《隋志》著录四十八卷（《唐志》著录一百卷）。已佚。考察《隋志》和《唐志》所载卷数相差悬殊，大概是把“义”当作“讲”，又把“讲”当作“义”了。沈重《礼记义疏》。《隋志》著录四十卷（《唐志》同）。已佚。《礼记音》。已佚。陆德明说：沈重撰有《问礼》和《礼记音》。戚衮《礼记义》。共四十卷。已佚。《陈书·戚衮传》记载：戚衮，字公父，盐官人。梁武帝任命他为扬州祭酒从事史，后来就任国子博士。宋怀方曾向他请教《仪礼》的义理。怀方是北方人，从北魏那里得到《仪礼》《礼记》的疏，秘藏珍惜，不肯传授。临将去世时，他对家人说：“我死后，如果戚先生前来，就把《仪礼》《礼记》的义理书稿交给他；如果他不来，就应当让书稿随我的尸体一起下葬。”当时儒者对他的推重赞许就是如此。不久，戚衮升任员外散骑常侍，兼任国子助教。褚晖《礼记文外大义》。《隋志》著录二卷。已亡佚。《隋书·经籍志》注称作者为晖，秘书学士。刘芳《礼记义证》。《隋书·经籍志》载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相同）。已亡佚。刘隽《礼记评》。《隋书·经籍志》载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载十卷）。已亡佚。熊安生《礼记义疏》。《新唐书·艺文志》载四十卷。已亡佚。孔颖达说：“熊氏违背经文原意，大量引用经外的义理，这就像本来要向南方的楚地去，却向北走；马虽然跑得快，距离目的地却越来越远。他又想解释经文，却只是一味堆积难解的义理，这就像整理乱丝反而使它更加纷乱；手上虽然忙个不停，丝线却更加杂乱。” 缑氏《礼记要钞》。《隋书·经籍志》载十卷。已亡佚。何氏《礼记义》。《隋书·经籍志》载十卷。已亡佚。考察《孔氏礼记疏》，其中常常引用何胤的说法，怀疑就是何胤的著作。无名氏《礼记音义隐》。《隋书·经籍志》载七卷。已亡佚。《礼记隐》。《新唐书·艺文志》载二十六卷。已亡佚。考察陆德明《经典释文》，其中多次引用《礼记隐》的义理，例如说：乐浪人把能容纳十二石的器物称为“鼔”；齐人把相互纠缠攻讦称为“掉”；“磬腱”是筋中大的；“鱼须文竹”，是用鱼须装饰文竹的边缘；“侇”就是“移”。“符”是符瑞，“长”是长久；所谓“符”，指甘露、醴泉之类，所谓“长”，指麒麟、凤凰及五灵之类。考察《隋书·经籍志》没有记载，只有《新唐书·艺文志》载有《礼记隐》二十六卷，怀疑其中脱去了“义”字，这就是此书（《孔氏礼疏》也引用了它）。《礼记义疏》。《隋书·经籍志》载三十八卷。已亡佚。《礼记疏》。《隋书·经籍志》载十一卷。已亡佚。《礼大义》。《隋书·经籍志》载十卷。已亡佚。《礼大义章》。《隋书·经籍志》载七卷。已亡佚。《礼记类聚》。《新唐书·艺文志》载十卷。已亡佚。孔颖达《礼记正义》。

译《新唐书·艺文志》载七十卷。现存。孔颖达自序说：“礼，是治理天地、贯通万物的根本。追溯它的本源，起于太一之初；探究它的始终，则体现为人的情欲。人向上凭借六气，向下承受四时，禀受清浊而形成醇厚或浅薄的气质，感应阴阳而发生迁变。所以说：‘人生来本是安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物感动而行动，这是本性的欲望。’喜、怒、哀、乐的情志由此产生，行动、安静、喜爱、厌恶的内心也由此存在。精纯的人虽然能够凝然不动，浮躁的人实际上却没有什么不做的。因此，古代的圣王鉴于这种情况，想用正直来保全人的本性，把人纳入德义之中；这就像洪水冲击山陵时修筑堤防来控制它，又像驯服奔马时设置嚼子和缰绳来驾驭它。所以对上取法天体运行，对下参照大地承载万物，以德来引导，以礼来整齐。然而飞禽走兽一类都有嗜欲之心，那么远古洪荒时代的人也并非没有性情。烧煮黍米，是盛大祭享的开端；用土制成的鼓，是云门乐舞中最初的器物。冠冕服饰在轩辕氏初兴时开始出现，玉帛朝聘在虞舜之初开始实行。夏、商更替，礼制的增减得失由此可知。周文王、周武王继承并发扬光大，典章制度于是完备。到了姬旦凭借屏风临朝听政，撰述《曲礼》来节制威仪，制定《周礼》来治理邦国。礼，就是使事物各得其体，也是人们履行的规范。多么文采盛美啊！三百条经文、三千条仪节，在这里达到了鼎盛。” “礼纲统摄万事，雕琢人的六种情感。它并不是太阳和月亮把光明普照天下，却类似松竹在霜雪中保持贞节之心。顺从礼，宗庙就稳固，社稷就安宁，君臣秩序就分明，朝廷就端正；违背礼，纲纪就废弛，政教就烦乱，阴阳在上面错乱，人和神在下面怨恨。所以说：‘人之所以成为人，礼是最大的因素。’不遵守礼，就无法侍奉天地鬼神，也无法辨明君臣、长幼的名分。礼的时宜和义理，意义真是重大啊！到周昭王南征以后，彝伦逐渐败坏；在彗星向东出现之时，法度典章也随之消亡。孔子虽然整理礼制、订正乐制，使衰败的纲常暂时得到治理，但各国各家各自不同，异端邪说一齐兴起。关于画蛇的说法，文辞驰骋于纵横之学；关于‘白马非马’的谈论，在坚白之辩中彼此分离。到了道义丧失、礼义背离之时，从上古防风、夏代之初直到秦、汉之际，其间歧途邪说纷纷竞相出现，但前代遗留下来的风尚和功业，也时常还有独自保存的。于是博学多识、通达事理的人，知晓当代并温习古代，考察前代的法度章程，参照当时的得失，都把自己所见所知记录下来，将旧闻错综汇集，按类别相互附列。《礼记》的篇目于是形成了。距离圣人越远，异端就越加传播，因此大戴、小戴同出一族而分别立门，王肃、郑玄两家同治一部经而注解不同。” “从晋、宋以来，直到北周、隋朝，传授礼学的人，江左尤其兴盛。撰写义疏的，南方有贺循、贺玚、庾蔚、崔灵恩、沈重、宣、皇甫侃等人；北方有徐道明、李业兴、李[疑字]宝鼎、侯聪、熊安生等人，流传到世上的，只有皇甫侃、熊安生两家的著作。熊氏违背经文原意，大量引用经外义理，就像本来要去楚地却向北走，马虽然跑得快，距离目的地却越来越远。他又想解释经文，却只聚集难解的义理，就像整理乱丝反而使它更加纷乱，手上虽然忙碌，丝线却更加杂乱。皇氏虽然章句详细而端正，却稍嫌繁多；又因为遵从郑氏，有时却违背郑氏的义理。这就像树叶落下却不回到树根，狐狸死时头却不朝向自己的山丘。这些都是两家的弊病，还不能算完全正确。然而把熊氏与皇氏相比，皇氏还是更胜一筹。虽然体例已经不同，也不能因袭不改。如今奉诏删削整理，仍[原文“防”字疑误]以皇氏为基础，其中有不完备的地方，再用熊氏的说法补充。一定选取文献证据详尽的、义理精审的内容，删去繁杂，概括要旨；恐怕自己的见解浅陋，不敢独断专行，谨与中散大夫、守国子司业臣朱子奢，国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学博士臣贾公彦，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东阁祭酒臣范义頵，魏王参军事臣张权等，共同审量确定。” “到了十六年，又奉诏与先前参与修订义疏的人，以及儒林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周玄达，儒林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赵君赞，儒林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王士雄等，在敕使赵弘智主持下重新复核审定，撰成《正义》。全书共七十卷，希望能够光大赞助宏大的事业，为后来的学者垂示法则，所以选取其中的意义，排列记述如下。” 《新唐书·志》载：《礼记正义》七十卷，由祭酒孔颖达、司业朱子奢、国子助教李善信、太学博士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魏王参军事张权等奉诏撰成；周玄达、赵君赞、王士、赵弘智等复核审定。卫湜说：“从晋、宋以后，传授礼学的人，南方有贺循、贺玚、庾蔚、崔灵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人；北方有徐道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人，何止几十家？《正义》实际以皇甫侃的著作为基础，再用熊安生的说法补足其中不完备的地方。后世只是知道它是孔氏的书罢了。”又说：“刘原父《七经小传》记载《檀弓》说：‘圣人安葬别人，和别人安葬圣人一样。’把‘与’解释为语助词，世人多称道这一说法。然而《正义》中已经有这种解释了。” 王应麟说：“祭酒邢昺等奉诏校正《礼记正义》。咸平二年六月，邢昺进呈新刻印的《礼记疏》七十卷，朝廷赐给诸王和辅臣每人一部。” 陈澔说：“郑氏以谶纬为宗，孔氏疏解只遵从郑氏；即使有其他说法，也不再收录，确实令人遗憾。不过，其中可以作为依据的内容，是不能轻易改变的。” 魏征《类礼》（《唐书》作《次礼记》）。《新唐书·艺文志》载二十卷。已亡佚。《旧唐书》说：“魏征认为戴圣编次《礼记》不合条理，于是撰成《类礼》二十卷，把同类内容编排在一起，删去重复之处，采录前代儒者的训释注解，选择正确的加以采用，精心研究，深思熟虑，数年后才完成。唐太宗阅览后认为很好，赐给他绢帛千段。” 《魏郑公谏录》载诏书说：“《礼经》残缺，已经很久了。汉代戴圣于是记录旧闻，为古今所共同尊奉。但篇目杂乱，前代儒者传授此学，往往经历多年，都只是因循旧法，没有人能够加以整理订正。特进、郑国公魏征文才高远，学问广博，通晓翰林和秘府所藏典籍，信奉并熟习典章礼制，有志于考订研究。于是依照戴圣所记录的内容，重新编录，把同类内容归在一起，另行编排篇次，并且重新作注。文义灿然明白，于是得以显发先圣精微的言论，借此重新阐明，对后世学习的人大有裨益。应当交付秘书省收藏。” 《唐会要》记载：贞观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下诏，将特进魏征撰写的书赐给皇太子和诸王，并把副本收藏在秘府。朱子说：“魏征认为《小戴礼》的汇编编排不合条理，于是另作《类礼》二十篇，历经数年完成。唐太宗赞美这部书，把它抄录后放入内府。如今这部书已经不再见到，真是可惜啊！” 陆德明《礼记释文》。四卷 现存 王氏【▯度】注《礼记》

译《唐志》记载二十卷 已散佚 王氏【元感】《礼记绳愆》《唐志》记载三十卷 已散佚 王氏【方庆】《礼经正义》《唐志》记载十卷 已散佚 元氏【行冲】《类礼义疏》《唐志》记载五十卷 已散佚 《旧唐书》记载：元行冲是河南人，后魏常山王素连的后代。考中进士，多次升迁后任国子祭酒，又授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封常山郡公。当初，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上奏，请求实行魏征所撰的《类礼》，皇帝命元行冲召集学者撰写义疏，将要把它立为学官教材。元行冲于是邀请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一同校勘、删改，编成五十卷。开元十四年八月，元行冲上奏献书。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道：“现在的《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编录的，历代传习，已经将近千年，著为经学教材，不可删削。到了魏国孙炎，才开始改动旧本，按类别编排，和抄书相同，为先儒所非难，最终没有实行。贞观年间，魏征依据孙炎所修之书，又加以整编，并为它作注。先朝虽然厚加赏赐，但这部书最终也没有实行。如今元行冲等人解释魏征的注，编成一家之言，然而与先儒的各章句已经隔绝；如果要实行，我私下恐怕还不可以。”皇帝认为他的奏议有道理，于是赐给元行冲等人绢二百匹，并为防止此书流传而收藏在内府，最终不能立为学官教材。元行冲怨恨儒生排斥自己，退居后撰写文章自我申辩，题名《释疑》。文章说：“客人问道，主人回答说：‘小戴的学说，实行已经很久；郑康成加以诠释注解，已经列入学官。听说魏公竟然要刊改旧书，又奉诏编造义疏，尚未完全颁行。两种经书哪一种优、哪一种劣？’主人回答说：‘小戴的《礼》，在汉末流行；马融注解时还没有见到它。卢植把二十九篇重新分合并加以解说，但后世没有传习。郑絪子干向马季长求学，恰逢党锢之狱兴起，师门的学术道路断绝。郑康成在逃亡隐伏之中，整理纷乱的典籍，立志探究，无法得到咨询，却仍然勤勉编述而不知疲倦。听到正确道理便能改从，这一点在《郑志》中都有记载。过去有许多专讲章句的人，他们从未查看，却仍然遵循前人的错误道路，很像刻舟求剑。王肃沿袭这种做法，又重新加以阐释，有些地方多有改驳，但仍然依照原篇。郑氏学派的门徒中，又有孙炎，虽然掌握玄奥义理，却改易了前人的编次。从此以后，篇章条例分散，箴规与订正交错出现。马伷增删改革，篇数超过一百；叶遵删修后，只剩十二篇。魏公忧虑众说错杂，防止各种说法中的精深内容被遗漏；经文有所不同之处，不敢擅自刊正；注解义理有违误之处，难道不应当删削琢磨吗？完成后上奏皇帝。太宗嘉奖，赏赐缣帛一千匹，抄录后赐给储君和藩王，准备颁布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篇〕 只是还没有义疏。圣皇继承帝业，沉浸于古道而崇尚儒学，先代的法度本来就应当修治承袭。于是制定诏令，考辨、区分旧有义理；其中有遗留的旧说、道理改变而文字更新的地方，都务必加以搜求穷究，积累多年才完成，并将全部内容记录呈上。’皇帝下诏交给群儒，希望他们能够斟酌详审，以衡量义疏的繁简。哪里料到讲章句的士人坚持旧说，因疑忌新说而固执地想要仍旧沿用。事情沉滞疑惑了数月，遭到排斥压制，不能申明自己的意见。优劣短长，应由通达之人裁定；即使亲手写成、亲口回答，又哪里敢自作衡量？客人说：‘身在局中的人称为迷惑，旁观者却看得清楚。历代反复诠释厘定，本来就很周详了，还有什么可疑的？为什么不申明列举出来？’主人回答说：‘这是什么话？谈论这件事岂是容易的！从前孔安国注释孔壁中发现的古文书，正逢巫蛊之事发生，经籍传承的道路断绝。他的族兄孔臧写信给他说： “司马相如常常痛恨世俗儒生浮滥的言辞、冒失的义理，想拨乱反正却没有做到。”果然，博雅通达的人，往往要隔代才出现。浮浅的学者抱残守缺，比比皆是。众人非难正确的学说，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实在担心这种学术道路不能得到申明，反而被当作一个人的独断之见。因此可知，改变章句，难处之一就在这里。汉代有孔季产，专门研究古学；有孔扶，随俗浮沉。孔扶对孔季产说： “如今朝廷都把章句当作内学，而你独自修习古义。修习古义就不是章句内学；不是章句内学，就是危及自身的道路。独自坚持正道而不被当世容纳，必将给自己留下祸患吧？”因此可知，改变章句，难处之二就在这里。刘歆凭借通晓群书、善于作文而在官署待诏，见到《左氏传》后非常喜爱。后来得以接近皇帝，想要建立这门学业。哀帝欣然采纳，下令让他们讨论，众人却彼此拖延推辞，不肯作出答复。刘歆移书责备他们，言辞十分激切。各位博士都对他愤恨不满。名儒龚胜当时任光禄，看到刘歆的书信，便请求退休。司空师丹因此大发怒，奏称刘歆改变、扰乱先前的学术传统，诋毁先朝所设立的制度。皇帝说：‘这是扩大道术，为什么说是诋毁呢？’刘歆因此触犯并忤逆大臣，害怕被诛杀，请求外任，出任河南太守。由于宗室不宜主管三河之地，他又改任五原太守。以君宾的著名好学、以公仲的深厚博学而坚守道义，尚且被迫承受同门朋党之议，最终使子骏在当时背负毁谤。因此可知，改变章句，难处之三就在这里。子雍规劝玄学方面数十上百件事时，守习郑学的人中，有中郎马昭上书，认为王肃的学说错误。皇帝下诏让王氏学派的人占问答复以闻，又派博士张融依据经义加以论难。张融登堂召集众人，分门汇集，推究处理这些问题，是非都以圣人之证据加以论定。王肃应答辩论，疲于应付多年。因此可知，改变章句，难处之四就在这里。卜商怀疑圣人，受到曾参之子曾舆的讥诮；端木赐接近贤人，却被武叔嘲笑。从此以后，只有推崇郑公王粲，称说伊水、洛水以东，淮水、汉水以北，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人不尊奉他，都说先儒多有缺漏，郑氏的学说完备。王粲私下感到惊异，于是寻求郑氏之学，得到《尚书》注，退下后反复思考，以求完全理解它的意思。意思都已经理解了，但其中疑惑之处仍未明白。于是又撰写文章，共有两卷，列在他的文集里。王肃又改动郑氏说法六十八条，张融加以考核，准备判定其是非。张融称说：‘郑玄的注如泉源深广博大，两汉四百多年，没有比郑玄更伟大的。’然而，二郊祭祀之间，区别上天的祭祀，这是郑玄的错误。至于把皇天视为祖先所由出之帝，也是郑玄思虑上的过失。等到服虔解释《左传》，也难免有差错违误。后代谈论这些问题，是为了思考并弘扬圣人的旨意，并不是为了宣扬自己的长处、掩盖他人的名声。为什么呢？君子用心，是希望听到自己的过错。所以仲尼说：‘有了过错，人人都看得见；改正了，人人都仰望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专门治经的门徒，对自己宽恕、对别人苛求，有时攻击先师的错误，就像听见别人说自己父母的名讳一样。大概是认为死者的德行和言论已经埋没，却还被厚重的土壤压抑着。

译所以王邵在史论中说：‘魏晋时期浮华盛行，古道逐渐衰微。王肃、杜预另开门户，历经三百年，士大夫以研习章句为耻；只有乡野之士还以专治一经自许，却不能广泛考察不同的义理、选择其中好的，只是一味想把郑康成当作父亲、把郑子慎当作兄长，宁可说孔圣人错了，也忌讳听到郑氏、服氏学说的非议。对郑氏、服氏之外的学说，他们都昏昧不明；在郑氏、服氏之外，其他学说全都被视为仇敌。’由此可知，改变章句，难处之五就在这里。我认为，孔安国的《尚书》、刘歆的《左传》，过去都曾遭到排斥，后来却都受到尊重。因此知道这两人的见识，远远高于汉朝廷中的人。孔季产说：‘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发生变化，等到一百多年以后，应当会有明达正直的君子出现，只可惜我不能和他同时代。’唉，道的兴行或废弃，难道一定各有时运吗？我并不是专门治经的人，很少研习章句，声名不显，容易受到轻率的诬陷。近来参与修撰，几乎耗尽多年时光，幸赖各位贤者从旁帮助，才免于过失，又蒙受赏赐。回头看自己昏昧衰朽，所得荣誉已经太多，怎么能突然坚持个人区区的意见，抗拒众人的议论纷纷呢？舍弃不自夸的美德，成就自我的私心，触犯追求近名的真诚，招来违逆众人的祸患。一举而有四种过失，即使中等才智的人也不会这样做；我自行收敛声名，甘愿保持沉默。《新唐书》：元澹，字行冲，以字而知名。成氏【伯璵】《礼记外传》《唐志》记载四卷 已散佚 《中兴书目》：《礼记外传》四卷，中山成伯璵撰，吴郡张幼伦作注，四门博士刘素明作序。全书共一百一十条，分为义例、名数两体，又各分为上下卷。虽然以《礼记》为书名，实际上兼论三礼。晁公武说：义例二卷，共五十篇；名数二卷，共六十九篇。虽然以《礼记》为书名，实际贯通论述三礼。刘素明作序，张幼伦作注。考察《礼记外传》如今已经散佚失传，《太平御览》常常引用它。其中说：吉、凶、军、宾、嘉，是五礼的名目。吉礼，是祭祀郊庙、社稷之事。凶礼，是丧葬礼制的说法，以及年成歉收、大夫离开国家等事。军礼，始于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之野交战。宾礼，是进贡、朝见、聘问之事。嘉礼，是婚姻之事。嘉礼起源于伏羲，以成双的兽皮作为礼物，开始制定嫁娶制度。后来又有冠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宴饮养老、君王宴会、宗族聚会等事。这些都是嘉礼。只是前代取法于天，礼制质朴而简略；后代取法于地，事务繁多而文饰。唐虞之际，五礼已经明确完备；周公制定的礼制，文物制度达到了极盛。由此看来，这部书的大纲大略可以看到了。杨氏【逢殷】《礼记音训指说》《宋志》记载二十卷 未见流传 无名氏《礼记字例异同》《唐志》记载一卷 未见流传 《新唐书》：元和十三年下诏确定。《经义考》卷一百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四十一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礼记》【四】邢氏【昺】《礼选》二十卷 已散佚 《宋史》记载：雍熙年间，邢昺撰写《礼选》二十卷，献给宋太宗。太宗打开书卷，读到《文王世子》篇，非常高兴。于是问卫绍钦说：‘邢昺给诸王讲说时，曾经讲到这些吗？’卫绍钦说：‘诸王平时常向邢昺询问经义，邢昺每当讲到阐明君臣、父子之道时，必定反复陈说。’太宗更加高兴。皇帝曾经因内阁晾晒图书，看到这部书后称赞它好，召邢昺一同观看，并作《礼选赞》赐给他。邢昺说：‘我家没有遗留下来的稿本，希望得到一份副本。’皇帝答应了他。副本还没有抄完，邢昺就去世了。皇帝立即下诏抄写两部，一部赐给他的家人，一部让人放置在墓中。李氏【清臣】《礼论》二篇 现存 张子【载】《礼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