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四十七

译《隋志》著录一卷。现存。《礼记》说，孔子说：“我想观察夏代的治道，所以到杞国去，却没有足以考证的资料；我在那里得到了《夏时》。” 司马迁说：“孔子订正《夏时》，学者多传说就是《夏小正》。” 郑康成说：“得到的是记载夏代四时的书。”这类书现存的有《夏小正》。据《隋书》，为戴德撰写。方慤说：“夏代采用人正，所以这部书以‘正’命名。孔子称它为《夏时》，是因为它所记的人事时令得其正当。” 金履祥说：“所谓‘小正’，是记载时令节候的书。称为‘小’，本来就说明它不是其中最大的部分。它大概只是《夏时》的一端吧？圣人得到它，用来说明夏礼，那么夏时一定还有比这更大的内容。”单子说：“《夏令》说：‘九月修治道路，十月筑成桥梁。’当时的警戒说：‘收取而完成工程，储备好畚箕和锄锹。’营室星位于中天时，土木工程开始；大火星最初出现时，约定由司里负责。因此由这一端推知，所谓《夏时》，一定有关于制度和教令的详细内容，只是已经无法听闻了。” 傅氏【崧卿】《夏小正戴氏传》。四卷。现存。崧卿自序说：“我年轻时读《礼记》，读到孔子从杞国得到《夏时》。郑氏注说：‘这是夏代四时的书。’现存的有《夏小正》；郑氏注释《月令》时引用《小正》的话有八条，大体上简约严整，与其他内容不同。秦、汉以来的文章，都确实把它看作有夏氏遗留下来的书。我想看到全本，却一直没有得到。政和年间，我阅览表兄关浍收藏的书，才开始得到并读到它。它记载星辰昏旦的伏见和中天位置，正好对应寒暑、日、风、冰、雪、雨、旱等节候，草木萌芽、抽穗、开花等时令，以及鸟兽鳞虫、蠕动之类的蛰伏、出动、升降、离散、坠落、鸣叫等征应，没有不详细记载的，王政和民事也都系属于其中。这大概就是夏代的月令。记载某一时令有某种事物，往往用‘见’字来表达，难道是说依据人的所见，所以用语本来就应当如此吗？关氏本把经和传合为一卷，却没有写出作传人的姓名。考察汉、唐《艺文志》都没有著录，只有《隋志》列有书目，说《夏小正》一卷，戴德撰。我怀疑关浍所藏的就是这部书。后来读孔颖达《礼记正义》，其中疏解《月令》注说：‘《夏小正》是《大戴礼》中的篇名。’于是请求用集贤院收藏的《大戴礼》版本来参校，果然如此。汉、唐书志既然已经著录戴氏之礼，这部书本来不应另行出现；或者不知道把《戴礼》取作这部书，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 “我猜想，也许隋朝重赏征求散佚书籍，献书的人于是多半为了求取赏赐的缣帛，便把篇目拆分出来而成为此书吧？主管官署接受了这部书，又不加辨别，编修书志的人也不再考察。况且《小正》是夏代的书，只是戴德为它作传罢了，而《隋志》却那样记载，实在可以说疏略了。戴德是西汉梁地人，和戴圣一起从礼学家后苍受业，号称‘大戴’，曾任信都太傅；可是集贤院所藏《大戴礼》开头却说‘汉九江太守戴德撰’。考察《儒林传》，任九江太守的是戴圣。此书藏在集贤院，大概长期没有人订正其中的讹误。假使世上没有汉史，而只有《大戴礼》流传给后人，哪里还会有人知道戴德曾任信都太傅呢？由此可知，前代书籍因简陋而沿袭讹误，流传到今天无法再辨明的，大概很多，难道只有这部书吗？关氏本的《戴礼》，都把《夏小正》的文字错杂在各篇传文中，整部书混杂着汉儒文辞，纯正和驳杂很不相类，而且其中的训释疑有违背原本旨意的地方，于是我仿照《左氏春秋》的体例，把正文列在前面，附上解释；每月作为一篇，共十二篇，分为四卷，命名为《夏小正戴氏传》。关氏本的简编次序紊乱，我全部依据《大戴礼》加以订正。两书各有得失，有的字有衍文或脱落而彼此不同，就选择较好的一种采用，仍把另一种注在下方；对可疑之处则缺而不补。” “《大戴礼》没有注释，关氏本有二十三处注释。我担心它们同今天的注释混杂，所以称作‘旧注’，另行区别，以便后来的人详细考察。宣和辛丑九月。” 陈振孙说：汉代戴德作传，给事中、山阴人傅崧卿作注。这部书本来在《大戴礼》之后，后人从《大戴礼》中抄出，另行流传。崧卿认为正文和传文相互混杂，于是仿照《左氏》的经传体例，把正文列在前面，特意附上解释，并且为它作注。《绍兴府志》说：傅崧卿，字子骏，山阴人，考中甲科，多次升任考功员外郎；被林灵素诬陷，出任蒲圻县丞，后来官至给事中。” 考察傅氏这部书，我曾见过宋代刻本，书后题有：“男右通直郎、知泉州晋江县事某刊刻，孙右迪功郎、前静江府修仁县尉某校勘。” 张氏【方】《夏时考异》。《宋志》著录一卷。已佚。吴氏【观万】《夏小正辨》。一卷。已佚。朱氏【申】《夏小正传》。一卷。已佚。史氏【季敷】《夏小正经传考》。三卷。现存。危素序说：“我过去跟随翰林学士吴先生学习礼，得到他校订的《大戴礼》。先生说：‘还幸好这部书中的《夏小正》保存下来了。然而我曾担心它的经文和传文混在一起，注释也不详细。唉！古书能保存下来的太少了，而这部书经历夏、商、周三代，逃过秦火，至今没有消亡。况且太阳星辰的运行、气候的节令、国家的政事、百姓的事业，都完整列在其中。学者难道可以不努力研习它吗？’句东史君季敷一向喜好古学，作《夏小正经传考》。他用山阴傅氏本作证，又采辑《仪礼集解》来参校考辨异同，附上音义。还取先儒解经时所引用的《小正》语句，以及与其事相近、可以考订的材料，随事疏解在传文之下；脱文和衍文则列在后面说明。仅从他采集材料的详备、训诂的缜密来看，不是笃好古学的人不能做到。至正年间，我因出使之事访求史馆遗书，经过句东，从君子塾的孙子那里得到这部书。读了十天，便因他的请求，在篇首作了这篇序。” 张萱说：元末鄞地人史季敷，采集《仪礼集解》来参究异同，附上音义；又取先儒解经时所引用的语句和与其事相近的材料，缀附在传文之下，共三卷。赵氏【有桂】《夏小正集解》。

译一卷。未见。王祎序说：“世人认为《夏小正》是夏代的书，它的文字保存在《大戴礼》中，作传的是戴氏。郑康成为它作注，有人说是卢辨作注，却说成郑氏，这是不对的。颍川人韩元吉曾经用范太史家收藏的旧本校定它，但与原来流传的关氏本讹误舛错不同。会稽人傅崧卿又参校关氏本并作训释，实际上补正了很多地方。到了考亭朱子编集《仪礼》，尊信《小正》并加以采用；经他论定之后，相关内容更加明白了。现在括苍赵君汇集各家的说法为它作解，于是成为尤其详密的著作。依我的看法，说《小正》是夏代的书，不能没有疑问。孔子删定《尚书》，从唐尧、虞舜开始；《虞书》以观测日月星辰、敬慎地授予人民时令为重要内容，《小正》是它的遗法。孔子曾说：‘我想观察夏代的治道，所以到杞国去，却没有足以考证的资料；我在那里得到了《夏时》。’后来回答颜渊治理国家的问题时说：‘实行夏代的时令，编作《春秋》；用夏时作为月份的起始。’他取法夏时就是如此。假如《小正》确实是夏代的书，那么孔子一定会采用它；然而它为什么没有和《禹贡》同列于《尚书》百篇之中呢？郑氏说，《夏时》是记载夏代四时的书，现存的有《小正》，那么把《小正》当作夏书的，正是郑氏。” “不相信圣人，却相信汉儒，这样可以吗？《礼记·月令》汉儒都认为是周公所作，但其中杂有虞、夏、商、周、秦、汉各代的制度，大概是汉末诸儒采集《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淮南子·时则训》等书编成的。《大戴礼》中有《小正》，《小戴礼》中有《月令》，怎么知道它们不是同一类书呢？有人说，《吕氏春秋》依据《夏小正》来订正四时；有人说，《小正》记有十二个月却没有中气，有节候征应却没有具体日数，到了《时则训》才规定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十日为一节，是因《小正》而加以详备。这样看来，《小正》难道只是出现在《月纪》《时训》之前吗？如果是这样，把《小正》看作夏代的书，确实有可疑之处。赵君说郑氏把《小正》当作夏书，本来没有旁证；书中记载的昏旦中星以及星辰的出没，大多与《月令》《月纪》《时训》不相合。唐代一行用历法推算，知道它实际上符合夏代时令；说它是夏代的书，就没有疑问了。又不然，天虽然高远，星辰虽然遥远，只要探求其中的规律，精通历数的人都能考察。自上古以来，太阳的运行和星辰的位置次舍，其度数没有不能知道的；何况在夏后氏时代，怎么知道不是精通历数的人逆向考察、追溯推算，探求其规律而写入书中呢？” “难道也可以因此就完全相信而不加怀疑吗？世人把《本草》看作神农的书，把《素问》看作黄帝的书，它们果真出自神农、黄帝吗？《本草》《素问》不能确定出自神农、黄帝，《月令》也不能确定出自周公，那么《小正》是夏代的书，我本来就不敢不对此表示疑问。可惜赵君已经不能复生，不能把我的疑问拿去向他求证。然而赵君作这部书，考核已经很详尽，论辨也很缜密，卓越的见解和非凡的识见往往都是正确的，难道不值得流传吗？只是他的真本和所著的其他书都毁于兵乱，只有这篇书是他的兄长搜集遗稿、重新抄录的，章句和字形不可能没有脱误，读者只能自行选择判断。赵君名有桂，字诜仲；他的学问、品行、志向和事业，都详细记载在宋太史所作的墓志中，这里因此不再叙述，只评论我对这部书的疑问，并为它作序。” 王氏【廷相】《夏小正集解》。一卷。现存。廷相自序说：“《夏小正》，是记载夏代时令的简要记录。推究它的文辞，大概确实是古书。周公的《时训》、吕氏的《月令》，都是它的流派。古代圣人仰观星辰、太阳、霜露的变化，俯察昆虫、草木的生长变化，验证天时，授予人民事务；这只是其中的要略罢了。敬慎地承受上天、施行政教，实在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我读各家的注解，忧虑它们疏略、错误而且穿凿附会，所以考察其中义理通达的加以传述，对不可知的地方则暂缺不论，以等待博学通达者来说明。”按每月为一篇，共十二篇。正德庚辰八月。杨氏【慎】《夏小正解》。一卷。现存。慎自序说：孔子说：“我想观察夏代的治道，所以到杞国去，却没有足以考证的资料；我在那里得到了《夏时》。”学者多传说就是《夏小正》。戴德说：“为什么称它为‘小正’？因为以‘小’作为名称。为什么说它‘小’？掌故失去了传承，太史遗失了典籍，宗国丧失了可以考证的资料，宿儒荒废了训释。所谓‘小’，只是说它的内容不详尽，并不是说它微小。”从前唐尧的典章首先讲授时令，虞舜的典章首先讲测量天体运行；把它们列为首要内容，是因为重视它们。为什么到了夏代的时令反而称为‘小’呢？《春秋》外传中，单穆公曾引用《夏令》，又引用时令警戒，说收取场功、备置畚箕锄锹、营造土木工程、约定司里负责，这些都从天象中取法。由此推知，孔子所说的‘夏时’，不只是这些内容。只是举其完整内容来尊重大体，却可惜已经没有传闻了。古代记载节候的书，《逸周书》有《时训》，《吕览》有《月纪》，《易纬》有《通卦验》，管敬仲有《时令》，《鸿烈》有《时则训》；它们的异同交互出现，大体上都以《小正》为宗本而加以详述。回头看《小正》，它的规模和规划很深远。它所记昏旦、星辰伏见和中天位置，正好对应节候，见于星象；寒暑、风、日、冰、雪、雨、旱，节候见于气象；禾苗抽芽、开花、结实，节候见于草木；蛰伏、出动、潜伏、迁徙、升降、离散、坠落、鸣叫，节候见于禽兽。王政由此通达，民事以此为法。所以说它的规模和规划很深远。小戴氏取《吕氏春秋》的《月纪》，改作《月令》，收入《礼记》；这是周代的月令，与夏代时令并列，所依据的法则并不是重复沿袭。然而书卷虽然空存，传习它的人却很少，唉，真是奇怪！戴德以后，宋代金履祥、王应麟曾经研究过这门学问。我忧虑《戴记》原本把经文和传文混在一起，金、王二氏的本子又没有订正讹误，于是广泛采集材料，用来校正它；把经文提列在上面，把传文置于下面，这是应有的体例，并不是改变古书。俗话说：‘与其因为过失而废弃它，不如即使有过失也保存它。’这部书难道不应该保存而不废弃吗？” 顾氏《起经夏小正补解》。一卷。未见。金氏【镜】《夏小正传》。一卷。未见。王氏【猷定】《夏小正辑注》。一卷。已佚。缪泳说：“猷定，字于一，南昌贡士，擅长古文和书法。他曾经愤慨于世间儒者明明知道《月令》是吕不韦所作，却尊奉它为经；夏代时令是孔子所取用的，反而舍弃不学习。于是作《夏小正辑注》一卷。后来客死杭州，遗书散失，无法再查考了。” 王氏【应麟】《践阼篇集解》。

译一卷。现存。应麟在后序中说：“周代盛世时，重要的训诰收藏在西序，河图收藏在东序。三皇五帝的书籍，由外史掌管。丹书，大概是前代圣王传授心法的重要典籍。”《学记正义》说：“赤雀所衔来的丹书，不过是《尚书·帝命》以及谶纬中荒诞不经的话，君子不取。”武王的铭文有十七章，蔡邕认为有十八章，难道是有文字缺失吗？《大戴礼》中有卢辨的注，现列在前面。郑康成所引用的、黄太史所记载的，我考察其中文字的差异，又采集各位儒者的说法，编成集解。《金匮阴谋》记载了武王的铭书，附在末尾。至于虞箴和饫歌，见于《春秋》的内传、外传。圣王用这些来治理自身，使内心和外在都得到端正，尚且如此，何况求学的人怎能不努力呢？如果能够从各方面观察反省，早晚不断学习复习，像卫武公每天诵读《抑》《戒》之诗，即使没有师保在旁，也如同面对父母一样，大概就可以少犯过错了吧？” 方孝孺《武王戒书》一卷 已佚 孝孺在自序中说：“《武王戒书》见于《大戴礼》。《太公金匮阴谋》共三十三章。古文有所缺失，已经很久了。学者考察取信，只有依据六经。然而虞、夏、啇、周的遗事，有些善言出于六经之外，却有许多是可信的。商汤的盘铭，不载于《啇书》，曾子却称述它，与经书一同流传，成为教训万世的准则。政典没有列在百篇的篇目中，但其中的话为人们所传诵，终于成为《夏书》的开篇。六经虽然不能擅自增益，但先王精微的言论和宏大的训诫，怎么可以偏废呢？我为这部书感到悲哀：太公从古代先圣王那里接受它，又把它传给武王。武王把它铭刻在器物上，用来告诫自己，并且告诫子孙。其中说得好的地方，与《诗》《书》的要义有什么不同呢？学者因为它不是经书就把它排除在外，岂不是迷惑了吗？因此我为它注释其义，用来示给后人。这就好比圣人的话是药方，而天下学习道术的人，都是患病之人。有志于养生的人，即使是单方和偏门技巧，出自街巷间的传说，有时也足以延年益寿。假如没有志向，即使把龙宫的秘藏传授给他，也多半会死在国医手中。既然如此，书哪里有什么高下优劣呢？” 只是看人怎样使用它罢了。世人不能善于使用，即使六经流传千年，也会成为空话。传授给合适的人，得到这些话并加以运用，也可以保全自身、治理家庭。” 《明堂阴阳》《汉志》著录三十三篇 已佚 《明堂阴阳说》《汉志》著录五篇 已佚 考察以上两部书，早已亡佚，如今只有《太平御览》记载了一条。原文说：“明堂阴阳，是君王用来应合上天的。明堂的形制，四周环绕着水，水向左旋转，以象征天。内部有太室，象征紫宫；向南有明堂，象征太微；向西有总章，象征五潢；向北有▯堂，象征营室；向东有青阳，象征天市。上帝在四时分别主持各项事务，君王承受天命统治万物，也在相应的方位听理国事。” 李谧《明堂制度论》一篇 已佚 李觏说：“后魏时有个李谧，忧愤于大礼的沦亡，痛恨先儒的不同意见，撰写《明堂制度论》，以求对世间各种说法作出折中。他以《月令》为宗旨，又采纳《周礼》《大戴》的说法加以参合。” 孔颖达《明堂议》一篇 尚存 魏征《明堂议》一篇 尚存 颜师古《明堂议》一篇 尚存 冯宗《明堂大享议》一篇 尚存 王方庆《明堂告朔议》一篇 尚存 张大颐《明堂仪》《唐志》著录一卷 已佚 姚璠等《明堂仪注》《通志》著录三卷 已佚 李袭誉《明堂序》《通志》著录一卷 已佚 郭山恽《大享明堂仪注》《通志》著录二卷 已佚 佚名《明堂记纪要》《通志》著录二卷 已佚 李觏《明堂定制图》一卷 图已佚 李觏在自序中大略说：“我恭敬地认为，明堂是古代圣王的大事。它用来侍奉上帝，尊敬先祖，颁布时令，使诸侯会合；朝廷的礼仪，没有比它更盛大的。然而年代久远，规模已经无法见到，经书传记中的记载又参差不一。群儒纷纷妄说，各自相信所学，专门自用，互相非难诋毁。所以从汉代到唐代，作为发布政令宫殿的明堂，多次营建修缮，却草率粗疏，没有符合圣王制度的。各家意见相互争斗，将由谁来匡正呢？我恭敬地思量，国家开拓疆域超过四海，太平已经一百年，德义充盈，礼教兴盛流行。封禅太山，祭祀汾阴，亲耕籍田，在郊外祭见上帝；散佚的礼文和美好的制度，正在逐渐恢复。于是各种条件共同促成圣明君主的心意，或许将要在这里开始营建明堂了吧？四方有见识的人，盼望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我虽然身份卑微，也愿在这个时候稍微补助万分之一，以寄托自身于不朽。因此冒昧把自己所见的制度绘成图献上。图中以九分作为九尺筵席的一单位，东西两面的堂共九筵，南北两面的堂共七筵。中央的地方，从东到西共有五室，从南到北共有五室。每室二筵，这是取自《周礼·考工记》。一座太室，左右各有四个个，共九室。每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这是与《大戴礼·盛德记》相合的。” 九室四庙，共十三个位次，这是以《礼记·月令》为依据。四庙的正面，每座庙以谷为一门，门两侧各有两窗，共八窗、四门，这是考察《白虎通》而定的。十二级台阶，则采自聂崇义《三礼图》。四面各有五门，则斟酌采用《明堂位》《礼记外传》的说法。兼采各书，几乎没有偏废，关于异同的争论，或许可以止息了。古代先王的规模，也许就在这里。题名为《明堂定制图》。至于栋梁屋宇的高低，土木建筑的文饰，至尊者居住时的服饰器用，以及上神所享用的仪物，这些是礼官学士的职责，不是小臣所能全部说明的。” 姚舜哲《明堂训解》一卷 已佚 姚舜仁《明堂定制图序》已佚 郑元庆说：“舜仁，字令由，是归安人，元丰八年进士，官至宗正少卿。《明堂定制图序》是在任库部员外郎时上表进呈的。他的兄长舜哲进献《明堂训解》一卷。” 王炎《明堂议》一篇 现存 朱子【熹】《明堂图说》一卷 现存 陈氏【藻】《明堂问》一篇 现存 邯郸氏【淳】《投壶赋》一篇 佚失 鱼豢说：“邯郸淳，字元淑，写有《投壶赋》一千多字，将它进献给文帝。文帝认为写得精巧，赐给他帛十匹。” 虞氏【潭】《投壶变》

译《七录》著录一卷 亡佚 《隋书》说：由晋代左光禄大夫虞潭撰写。《晋书》说：虞潭字思奥，会稽余姚人，是虞翻的孙子。他前后凭军功受封武昌县侯，任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死后追赠侍中，谥号孝烈。考察《投壶变》的文字，如今仅存以下内容：“所谓投壶，是取名[此处原文有缺损或乱码]，逐渐变化、转易，后来用铸金器物代替。到了后世，人事便产生了。壶底离地一尺，壶底以下设笋；以龙[此处原文有缺损或乱码]运转，用皫【平保切】鰕【说是龙下的皫螭】和燕尾。燕子识别时令而归来，人来去有常；投掷而使箭归入壶中，按数计算，数到极点。箭十二枝【数目的极限】，长二尺八寸【取法于通常的箭，古代用柘木和棘木制作】。古代投壶击鼓作为节拍。▯剑十二【脸频二带，称为带剑】，倚十八【分列左右，形状像狼尾】，狼壶二十【使箭在壶口旋转】，剑骁七十八【带剑又回复到后面】。三百六十筹得一马【说三百六十岁功业完成；马称为近党同，表示取得胜利】，三马成。”以上文字见于《御览》。这部书不知道是谁作的注，文字沿袭讹误，无法订正。郝氏【冲】《投壶道》《七录》著录一卷 亡佚 佚名《投壶经》《隋志》著录一卷【《七录》著录四卷】亡佚 《新唐书》说：由郝冲、虞潭撰写。上官氏【仪】《投壶经》《唐志》著录一卷 亡佚 《旧唐书》说：上官仪是陕州陕县人。幼年出家为沙门。贞观初年考中进士，授任弘文馆直学士。多次升迁后任秘书少监，加授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被许敬宗诬陷，投入狱中而死。他的儿子上官庭芝有一个女儿，中宗时任昭容，常常侍奉皇帝起草制诏，因此追赠上官仪为中书令、秦州都督，封楚国公。晁公武说：“唐代上官仪奉诏删定此书，史玄道续作注释，并采集周颙、郝同、梁简文帝等数家的著作编成。唐代史志中有这部书的著录。” 史氏【玄道】《续投壶经》一卷 亡佚 卜氏【恕】《投壶新律》《宋志》著录一卷 亡佚 钟氏【唐卿】《投壶格》一卷 亡佚 刘氏【敞】《投壶义》一篇 现存 何乔新跋说：“临川吴文正公校订《仪礼》时，既依据郑氏的本子编次篇章；凡是经文散见于《戴礼》郑注中的，就标举出来，作为逸经八篇。礼必须有义理，于是又取《戴记》中保存的内容以及清江刘原父所补的文字，编成传十篇。其中《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就是刘原父所补的。我近来读刘原父文集，又得到《投壶》一篇，大概是解释礼经《投壶》意义的，所以附录在《朝事》之后，作为逸经之传，以备参考。正经十七篇，有传的十篇；逸经八篇，有传的一篇；其余都缺失了。崇尚礼制的君子，即使追补这些内容，也是可以的。有人说：‘束晳补作《南陔》等诗，白居易补作《汤征》，都被君子认为不当。刘原父所补的，也只是《南陔》《汤征》这一类，怎么可以取来作为规范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南陔》《汤征》属于经，经是圣人删定、补作而成的，擅自补作是不当的；冠礼、婚礼等义理属于传，传是周末、汉初诸儒所作，补写它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朱子曾经补作《格物致知》的传，如今与曾子的传并列于学官，也没有人非议。” “如果认为补作传文是不对的，那么朱子怎么会这样做呢？” 考察刘原父的《投壶义》，椒丘何氏曾把它附在《仪礼》逸经的末尾，但今本已经没有了。我从同乡曹秋岳侍郎那里抄录得到。听说海盐胡氏家中收藏有公是、公非两位先生的全集，只是顾惜珍藏，不肯借给别人。他们的遗书近来大多遗失，寻访也无法得到。司马氏【光】《投壶新格》

译《宋志》著录一卷 现存 司马光自序说：“传文说：‘张弛相间，文王、武王也不能做到；只弛不张，文王、武王也不会这样做。一张一弛，是文王、武王的治道。’君子学习道术、从事政务，辛勤劳累疲倦之后，必须从容宴饮休息，以涵养志意、舒展精神，所以能够长久坚持。放荡而没有节制，就会因此自取败亡。因此圣人制定礼制来作为节度，借此调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修饰宾主之间的欢宴，同时也寄托教化。投壶不过是细小的游乐游戏一类的事情，圣人却把它取来作为礼仪，用于乡党，用于邦国，这是什么缘故呢？’郑康成说：‘投壶，是射礼中较为简略的一种。古代君子通过射箭来观察德行，因为心境平和、身体端正、专一严谨，然后才能射中，所以如此。’投壶大概也是这个道理。没有先在这里审慎地把握尺度，却想在那边取得命中，其中包含仁道。疑惧畏缩就会疏失，懒惰怠慢就会失去义理，方正的道理由此显现。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超过分寸就会有差错，中庸之道由此显现。投中十次而失误两次，功效完成之后仍全部弃置，戒慎之意由此显现。因此，投壶可以治理内心，可以修养自身，可以治理国家，可以观察他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投壶时，既不让它超过，也不让它不足，这是为了达到中；既不让它偏斜流散，这是为了保持正。” “中正，是道的根基。圣人制作礼乐，修明刑政，建立教化，制定典章谋略，所施行设置的事情不止万端，关键只在于使民心归于平和正直而已。然而，最难制约的，没有比人的内心更难的了。若不是大贤能够守道而坚定敦厚，那么放纵动摇，无所不至；即使寻求片刻的安定，也不可得到。因此圣人广泛设置各种方法来求取这种效果，投壶就是其中之一。看人在面对壶发箭的时刻，无论性情粗疏还是细密，没有不肃然恭谨、心存中正的；即使不能长久，也可以借此练习。难道不是修身的方法吗？一箭的失误，就像一次品行的亏损。难道不是修身的方法吗？战战兢兢、勤勉戒慎，至终如同开始一样，难道不是治国的方法吗？君子投壶时，内心坚定而不动摇，容貌庄严而不改变；没有投中时不恐惧，已经投中时不骄傲。小人投壶时，弯身伸臂，夹杂机巧以求取奇中，侥幸得到也不感到惭愧。难道不是观察人的方法吗？由此说来，圣人把投壶取来作为礼仪，是恰当的。那些下棋、博弈的人，把诡诈奇巧看得高明，以残害争胜，孔子尚且说：‘整天吃饱，始终无所用心，还不如从事这种游戏。’如今投壶又怎么可以鄙视、轻易废弃呢？” “古代壶和箭的形制，以及作揖谦让的仪态，如今虽然已经缺失，但其遗留下来的风气和形象，还约略可以看见。世间流传的投壶格图，都把奇特俊巧、难以做到的结果列为上等，这也只是投琼、探▯一类的玩法罢了，不是古礼的本意。我现在重新加以订定。新格在旧图的基础上有所增删，把精密的列为上等，把偶然投中的列为下等，使那些凭借机巧、侥幸取胜的人无从施展。壶口直径三寸，壶耳直径一寸，高一尺，里面装满小豆。壶距席二箭半，箭有十二枝，长二尺四寸。以投中整壶而没有失误者为贤；如果不能全部投中，就以先累计满一百二十筹者为胜，后满者为负。双方都满一百二十筹时，以余下筹数多者为胜，少者为负。我绘图列出左右两方，并分别说明各自的意义。” 晁公武说：“旧时已有投壶格，君实厌恶它多把偶然奇中特别多的人列为优胜，认为这是侥幸，于是把它全部改定了。” 王氏【趯】《投壶礼格》《宋志》著录二卷 亡佚 朱子【熹】《壶说》一篇 现存 方氏【承赟】《投壶图》【一作“张”】一卷 佚失。熊朋来的《投壶说》。一篇。今存。王恽的《投壶引》。一篇。今存。刘仁敏的《倾壶集》。三卷。未见。《高丽投壶仪》。佚失。《高丽史》记载：睿宗十一年十二月，国王驾临清防阁，命内侍良酝令池昌洽讲解《礼记》中的《中庸》和《投壶》两篇。国王对宝文阁学士等人说：“投壶是古代的礼仪，已经废弃很久了。宋帝所赐的投壶器具极为精备，准备试用它。你们可以编纂、订定投壶仪式，并绘制图样进呈。” 无名氏《投壶考正》。一卷。未见。以上记载于叶氏《菉竹堂书目》。何宗姚的《投壶新式》。一卷。未见（一斋书目中有著录）。汪禔的《投壶仪节》。一卷。未见。《徽州府志》记载：汪禔，字介夫，祁门人，是环谷先生的后代。李孝先的《投壶谱》。一卷。今存。杨大宽的序说：“古代以歌唱《鹿鸣》来宴飨士人，相关说法载于《诗经》；以乐奏投壶来宴飨宾客，相关说法载于《礼记》。《鹿鸣》是周王勉励士人的典礼；投壶只是一种技艺，而且近似游戏，君子为什么要取用它呢？大概是因为弯曲的箭和有哨声的壶，是请宾客娱乐的器具；行再拜礼，并具备三辞之礼；司射奏《狸首》之乐，胜者向宾客致敬并奉养他们。胜利时不自矜，失败时不畏惧，和谐而不放纵，游戏而不戏谑；用这种方式娱乐宾客，谁能说不可以呢？所以投壶时心一定要端正，身体一定要挺直，神情一定要专一，经过审慎稳固之后才发箭命中；在这里审度取舍，在那里取得命中，其中包含着法度。心存疑惧就会疏失，懒惰怠慢就会失误，其中明示了戒慎；箭偏向左右就会退却，超过或不足就会错误，其中彰显了中庸。法度寓于其中，便可以观察人的明智；戒慎明白，便可以观察人的恭敬；中庸显著，便可以观察人的节制。和那些进行博弈的人相比，他们以机诈相互竞逐，以残忍相互争胜，难道不是大相径庭吗？”我讲学的朋友季松桥，是濮阳太保公两代担任司徒的家族成员。他年少时学习六书，调习五弦琴，擅长丹青绘画，尤其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和六艺的学说。他对于投壶这种技艺，手一拿到便能随心应手，就像转轮的工匠领悟了其中的奥妙一样。凡是宴飨宾客，一定要举起投壶来娱乐宾客；在场观看的人无不拱手作揖，进退行礼，从来没有谁抢先进行。每当处理政务之余，他便撰写《壶谱》，来推广投壶的意义。全书共列一百三十二项：投壶器具从一支箭到十二支箭，每种箭数分别列题，每题绘制图谱，每幅图谱都附有口诀，使人仿佛看到了古人的风尚。投壶的技艺并不只是技艺本身，所以雅歌投壶，古代的名将也偶尔为之；只要能够命中，古代的大儒也不废弃它。难道能说德行成就便高尚，技艺成就便低下，因而就轻视它吗？嘉靖丙辰年孟夏。” 《投壶谱拾遗》。

译一卷。今存。纪模的序说：“有些事情出于智巧之外，能做到的人反而忘了自己具有这种能力：郢人挥动斧头，九方皋相马，庖丁解牛，大体都是内心得到领悟而手上自然应对，取法于内在而忘却外在，知道变化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化。投壶是古代用来使宾主关系和善、联结交往之道，并作为学习射箭基础的礼仪。鲁地人松桥李君，先任南京左都督参军，后来又升任顺天府治中。他从射箭中观察技艺，在投壶中获得心得，把其中的妙处寄寓在谱中。我在嘉靖甲子年秋天见到此谱；如今李君去世才五年，他的谱已经散失，寻求刊本也只找到一半。我于是搜集它遗失的部分，重新编纂。图形中，直式的三十七个，横式的十个，卧式的五个，倒式的两个。二箭直壶二十个，横壶六个。三箭直壶十个，横壶两个。四箭直壶八个，五箭直壶六个，六箭直壶也六个；七箭、八箭、九箭、十一箭、十二箭的各两个。另有八卦图各一幅。” 周履靖的《投壶仪制》。一卷。今存。詹景凤的《投壶说》。一篇。今存（载于《明辨类函》）。周筼的《投壶谱》。一卷。今存。梅文鼎的《曾子天圆篇注》。一卷。今存。《经义考》卷一百四十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四十八。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礼记》（十一）。王劭的《勘定曲礼》。佚失。孔颖达说：“隋朝秘书监王劭校勘晋、宋时期的古本，都没有‘稷曰明粢’这一句；他列出八条疑点、十二条证据，认为没有这一句才是正确的。” 上官均的《曲礼讲义》。《宋志》著录为二卷。佚失。《闽书》记载：上官均，字彦衡，邵武人。熙宁三年进士，历任殿中侍御史、给事中，后来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退休。邵囦的《曲礼解》。一卷。佚失。戴氏【溪】《曲礼口义》《宋志》记载为二卷 已散佚 汪氏【汝懋】《礼学幼范》七卷 已散佚 戴良作序说：古代的小学教育教人学习洒扫、应答、进退的礼节，侍奉父母、尊敬长辈，以及尊崇老师、亲近朋友的道理，这些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如今这部书虽然已经不能看到全本，但紫阳朱子曾认为相关内容散见于传记之中，便搜集编为内篇、外篇，希望小学教育能够在后世重新显明。严陵汪君是学习朱子的人，认为《曲礼》一篇正是幼童所应当知道的礼；只是汉儒所记的内容大多没有分类，学习者往往很难下功夫，于是便摘取篇中凡是关于做人子弟以及侍奉先生、长者的内容，连同饮食、言语、行动，以及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礼仪，分类编排。至于总括说明礼的根本原则的内容，又另行分类，列在各篇篇首；仍然摘录郑氏的注语以及濂洛诸儒的论说，附在后面。有时遇到不够妥当的地方，便加上自己的意见，合编为七卷，称作《礼学幼范》。书编成后，请我为它题写序言。陶人制作陶器，必定用木头制作模具；冶人冶炼金属，也必定用土制成模具。因此，帝王有帝王的规范，家庭有家庭的规范；至于做子弟、做妇女，又有师范、女范的教导。由此可见，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贵贱，都必须凭借规范才能完成。何况人在幼年时，如果要把他所应当实行的礼仪讲解并教他练习，使他的习惯随着智慧一同增长，使教化与内心一同形成，而没有抵触难行、不能胜任的忧患，难道可以独独不写出一部说明来作为他的规范吗？这部《礼学幼范》，是不能不加以叙述的。它流传后世的时间，应当能够与朱子的《小学》相始终。汪君名汝懋，字以敬，官做到定海县尹。刘氏【永澄】《曲礼删注》二卷 未见 邓氏【元锡】《曲礼》二卷 未见 周氏【梦臯】《曲礼注》一卷 未见 吴氏【桂森】《曲礼注释》一卷 未见 陈氏【骙】《檀弓评》一卷 未见 徐氏【人杰】《檀弓传》一卷 已散佚 谢氏【枋得】《檀弓章句》一卷 尚存 陈氏【普】《檀弓辨》一篇 尚存 杨氏【慎】《檀弓丛训》【一名《附注》】二卷 尚存 张舍作序略说：杨氏用修居住在滇地，亲手抄录宋疊山、谢氏的《檀弓》校勘本，编成《丛训》。其中像曾子更换席子、子思不为出母服丧、季札安葬儿子等事，都加以厘正。杨子的学说，到这里便对道有所补益了。慎在自序中说：《檀弓》可以单独流传，我常常忧虑为它作训释的人不能使训释明白而恰当地合乎人的心意。经文好比靶子，训释好比射箭。一个人射靶子，有时射中，有时射不中，不如许多人一起射，中靶的次数就多了。像郑康成的训释简洁深奥，有时用三个字概括经文几十个字的内容，大概是因为文字少而不能再增加。孔颖达的训释明白详备，有时就经文的一句话推演成一百几十句话，大概是因为文字多而不能再省略。贺氏、陆氏、黄氏、吴氏所作的补辑和罗列，也都各自竭尽了撰述者的心力。陈骙、谢枋得两家的批评，也略微窥见了作者巧夺天工的构思。这部训释，在各家著作中取其精华，在两家的著作中彰明其鉴别品评，难道不是可以的吗？徐氏【应曾】《檀弓标义》二卷 未见 郑氏【圭】《檀弓注》二卷 未见 顾氏【起经】《檀弓别疏》一卷 未见 林氏【兆珂】《檀弓述注》二卷 未见 陈氏【与郊】《檀弓辑注》二卷 尚存 与郊《辑注〈合考工记注序〉》说：“近世谢东山把《檀弓》和《孟子》合编，颇受学者推崇。从前韩愈说：‘读了孟氏的书，然后知道孔子的道尊贵；圣人的道容易实行，称王容易，称霸容易；这样看来，怎么能只以文章来概括评价它呢？’况且当代治五经的人，谁不读孟氏的书？对它尊崇到了与孔子并列的程度，而把它同《檀弓》相配，就过分了。适合与《檀弓》并列的，大概没有比《考工记》更合适的了。这两部书都有郑氏作注，郑注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孔氏、贾氏的疏中有时有奇特深奥的言辞；疏没有阐明完的地方，各位老师和大儒又相互发明它。现在我又接续谢枋得氏，为两部书分别作章句，这样两部书才豁然明白，没有可疑之处；那么把它们相配，难道不是很合适吗？于是便采集传和注，写在篇中，让初学者阅读。”韩氏又说：“孔子遵从周礼，是因为周代文章制度的盛大。”那么读这部书的人，便会恍然间熟悉其中的议论，窥见成周时代的制作。唉，真是盛大啊！” 徐氏【昭庆】《檀弓记通》二卷 未见 江氏【旭奇】《檀弓诠释》一卷 未见 张氏【习孔】《檀弓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