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五十二

译二卷。尚存。朱熹作序说：“《中庸》一书，是子思所作。从前曾子向孔子学习，得到了孔子的传授；孔子的孙子子思向曾子学习，也得到了曾子从孔子那里传下来的学说。后来子思担心这种传授流传久远后可能失去真实，于是推究所传学说的本意，以自己听到的话加以质证，互相反复阐明，写成了这部书。孟子的门人实际接受了这套学说。孟子去世后，这套传授便没有得到延续。汉代的儒生虽然有的传诵它，但它既混杂在传记之中而不受重视，也没有人能够阐明它所传的本意。到了唐代，李翱才开始知道尊重、相信这部书，并为它作论说。然而他所谓消灭情感以恢复本性，又夹杂佛、老之说来谈论，因此也不同于曾子、子思、孟子所传的学说。到了本朝，濂溪周夫子才获得其中传授的要旨，并把它写在篇章中。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到其中遗留下来的旨意，加以阐发，此后这门学问才传播到天下。然而明道没有来得及撰成书，现世流传的陈忠肃公所作序文所说的那部书，其实是蓝田吕氏所撰的另一本。伊川虽然曾亲口说‘《中庸》现在已经成书’，但也没有传给求学的人。有人向和靖尹公询问此事，他说：‘先生自己认为不满意，已经把它烧掉了。’” 二位程夫子在这方面既然都没有成书，所以今天流传的内容，特别是出自门人所记录的平日问答之辞。门人记录并流传于世的，只有吕氏、游氏、杨氏、侯氏四家已经编成了书。至于横渠先生、谢氏、尹氏，也只是有人记录了他们谈及此事的话，而且都另自编成篇目，其中还夹杂着其他学说。大概求学者想要看到各家学说的汇集却无法得到，当然也就不能考察它们的差异、辨明它们的共同之处。我的朋友会稽新昌人石君▯，字子重，于是开始把这些材料汇集编次，合成一部书，以便阅览，命名为《中庸集解》。他又把目录编次如上，并嘱托我为它作序。我认为，圣门传授的精微之处，微妙地显现在这篇文章中的地方，各位先生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凭我的浅陋，大概即使终日行走时思考、坐下时诵读，终身钻研经书，也未必能弄清它所说的道理，又哪里敢在其中插入一句话呢？然而我曾私下认为，秦、汉以来圣学失传，儒者只知道把章句训诂当作自己的事务，却不知道重新探求圣人的本意，以阐明性命道德的归宿。到了近世，先知先觉的人才开始阐发说明这些道理，于是求学者已经能够知道从前学问的浅陋了。但有些人却只是把他们的话背诵下来，认为这样便高明，而且根本不知道深入探究其中的本意；更严重的，甚至轻视章句，践踏训诂，只坐在那里空谈玄妙，辗转互相迷惑，这样造成的祸患反而比从前的浅陋更严重。” 唉！这难道是古代圣贤相传的本意吗？难道是近世先生君子对后人的期望吗？我实在不聪敏，私下对此感到恐惧。因此借着子重这部书，特意把这些话题写在篇首，告诉那些志同道合而阅读此书的人：不要一味追求高远，不要被奇异之说惊骇，一定要沉潜于句读和文义之间，以求得它的归宿；一定要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地方戒慎恐惧，以践行它的实际道理。希望通过从容涵泳、反复体会，真正积累，长久用力，最终在博厚、高明、悠久的境界中，忽然在不知不觉间达到它，这样才算真正得到它的传授，而不会只有背诵和空谈的弊病。况且子重编纂这部书，采集材料没有遗漏，条理也不混乱。分章虽然依据众家学说，但取舍之间并没有失当。他的谨慎周密、详尽审慎，大概是领会了‘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道理。虽然《哀公问政》以下六章，根据《孔子家语》本来是同一时间的问答之言，如今采用各家说法，不能再合并，但并不妨碍其文脉和义理贯通。又因为篇册繁重，分为两卷，也没有其他特别的义例。张栻作跋说：以上是《石▯子重所编集解》两卷，我在桂林郡学官刻印。子重编这部书时，曾经跟我的朋友朱熹、字元晦讲论订正，分章和取舍都很有条理。元晦也曾经为它作序。桂林学官过去也刻过《中庸解》，但其中混杂了其他内容，我担心反而会误导求学者，于是全部废去旧版，重新刻印这部书。我私下认为，《中庸》一篇，是圣贤学说的渊源；从本体到作用、从隐微到显著，以及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道理，都完备了。虽然如此，求学者想要从事于此，必须知道从哪里入手，然后才能逐步达到。应当从哪里入手呢？子思把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的训诫写在篇首，又在篇中阐明尚未显现的道理，并且说：‘君子之所以使人难以企及，难道不就是在于他处于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吗？’又推究笃实恭敬所产生的功效，他对后世的启示，可以说深切而明白了。求学者对此也知道应当怎样用力吗？如果能够在这上面用力，那么反复研读、体会这部书，就会日新月异而没有穷尽；否则，就好比空着肚子去观看别人的美食，又有什么益处呢？”},{ 陈振孙说：会稽石▯，字子重，辑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共十家的学说，编成《集解》，朱熹为它作了序。陈耆卿说：石▯字子重，他的祖先从会稽迁到临海；绍兴十五年考中进士，补任迪功郎，历任将作监、太常寺主簿，最终官至朝散郎。谢铎说：“《中庸辑略》是临海石子重撰写的，现在已经亡佚了。” 考察克斋先生的《中庸辑略》，《宋史·艺文志》作《十先生中庸集解》，朱子《章句》实际上以它为依据。《章句》流行以后，石氏的书流传日益稀少，这就是《谢鸣治赤城续志》所说的已经亡佚。近来，他的后代佩玉才开始在新昌家塾刻印此书。朱子【熹】《中庸辑略》。

译《宋史·艺文志》著录两卷。现存。陈振孙说：“晦庵既然已经作了《章句》，又取石子重所编的《集解》，删去其中繁杂错乱的部分，命名为《辑略》。他取舍的原则，《或问》中有详细说明。” 赵希弁说：“晦翁先生既把《章句》确定并写在经文之下，又把平时问答中所解释的疑义写成《或问》。《中庸》又撰有《辑略》两卷，大概是汇集伊洛诸位儒者的学说。赵希弁所收藏的各有两部，分别是岳麓书院精舍和白鹿洞书院所刊刻的版本。” 唐顺之作序说：“《中庸辑略》共两卷。当初，宋代儒者、新昌人石▯字子重，采集二程先生的言论，以及他的弟子游酢、杨时、谢良佐、侯仲良等诸家的《中庸》学说，编成《集解》，共有若干卷。朱子因而删削编成《辑略》。后来，朱子又亲自把二程先生的言论采入《章句》，对于诸家学说则另撰《或问》加以辨析。《章句》《或问》流行以后，《辑略》《集解》两部书因此不再显行于世。我的朋友、御史、新昌人吕信卿，一向有志于古人的学问，又认为子重是他的同乡，于是设法购买寻求这两部书，我便把自己收藏的宋刻《辑略》本交给他。不久吕先生巡按江南，便嘱托武进县令李某刊刻此书；至于《集解》，则再也看不到了。序中说：‘大概古代扰乱我们的道统的，常常在六经和孔氏之教以外；后世扰乱我们的道统的，却常常在六经和孔氏之教以内。从前世道人伦教化衰败，各种方术竞相出现，阴阳家、老家、墨家、名家、法家曾经同儒家并立，成为六家、九流；它们的道术彼此不能相谋合，却随着时代相互消长。佛教出现得最晚，但它的学说最为盛行，甚至与儒家并立。然而，它与儒家彼此不能相谋合而相互消长，也同六家、九流一样。’ “它们彼此不能相谋合，所以也就不能互相扰乱。唉！六经和孔氏之教的本来面目，是用来区别于六家、九流和佛教的，哪里料到后来会这样呢？六家、九流和佛教的学说，潜入六经和孔氏之教内部，却没有人能够辨别出来。解释《易》的，有的用阴阳家学说，有的用老子、庄子的学说，于是六经和孔氏之教中便有了阴阳家、老家。解释《春秋》的使用法律，解释《礼》的使用形名、度数，于是六经和孔氏之教中便有了名家、法家。解释《论语》的，采用墨家的尚同、兼爱、尚贤、明鬼，于是六经和孔氏之教中便有了墨家。说性不能用善恶来说明，这难道是佛家所谓性的吗？说心不能用生死来说明，这难道是佛家所谓真心常住吗？于是六经和孔氏之教中便有了佛家。六家、九流和佛教与我们的六经、孔氏之教并列，是门外的兵戈；六家、九流和佛教的学说潜入六经和孔氏之教内部，却没有人能辨别，是室内的兵戈。虽然如此，六家、九流潜入我们的六经和孔氏之教，它们的言说粗疏，道术浅小，还容易辨认；佛教潜入我们的六经和孔氏之教，它的道术宏大而宽广，言说也更加精微严密。” “儒者说：‘体和用同出一源。’佛者也说：‘体和用同出一源。’儒者说：‘显和微之间没有间隔。’佛者也说：‘显和微之间没有间隔。’那么又依据什么来辨别它们呢？唉！”六经中孔氏之教的防范，以及伊洛诸儒讲论六经、孔氏之教的防范，本来都具备了。如果能够掌握这种防范，并且确信自己所说的体用同源、显微无间，然后才能识别佛教所谓的体用同源、显微无间。儒者对于喜怒哀乐发出时的情状，从来没有不希望使它顺其正理而通达表现出来的；达到天地万物都融贯于我的喜怒哀乐之中，才可以认识所谓体用同源、显微无间。佛者对于喜怒哀乐发出时的情状，从来没有不希望使它逆转而消除的；达到天地万物寂然无一物与喜怒哀乐相交，才可以认识所谓体用同源、显微无间。佛教的机要一向以逆为主，所以它所谓回转听觉、反观视觉，以及不执着于色、声、香、触，都是在闻见色、声、香、触之外。儒家的机要一向以顺为主，所以它所谓不睹不闻，以及无声无臭，正是在看见、听闻声臭之中。即使佛教向内求索，达到深奥精微之处，几乎与我们的圣人没有不同，但它顺应还是逆转天机，必定有不能强行说成相同之处。” 程颐先生说：“圣人以天为本，释氏以心为本。”又说：“善于学习的人，却要在情感已经发出的时候观察它。”这就是《中庸》的防范，是百家学说不能超越、群儒不能扰乱其真实意义的地方。游酢、杨时、谢良佐、侯仲良等诸家的学说，难道没有缺点吗？我不敢断定。然而，其中醇正的部分意义重大；它们难道没有受到老子和佛教影响吗？我也不敢断定。然而，师门流传下来的言论，大概有很多。学者只须精心选择罢了。这样看来，这部书难道就可以废弃吗？这正是信卿刊刻此书以等待学者阅读的用意。《中庸章句》。《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现存。黄震说：会稽石▯汇集濂溪以下十人的学说，晦庵先生依据他的《集解》，删削编成《辑略》，另作《章句》来总括其归宿，又作《或问》来说明取舍的理由，已经没有剩余的隐义了。吴郡卫湜的《集解》，是在石氏原本中增入内容，又附入石氏原来没有辑集的材料，并把晦庵以后诸家的说法也一并取用。晦庵《章句》的说法虽然也夹杂在其中，但意思似乎反而有对晦庵不满的地方。天台贾防的《为集解》，杂列诸家学说，像晦庵《章句》的说法，只出现一两处而已。晦庵凭借闻名当世、特出的才智，承担万世道统寄托，平生用力全在《四书》；《四书》的归宿集中在《中庸》，而两家的见解却如此，这是为什么呢？” 郑明选说：“子思撰作《中庸》，朱子确定为三十章。考察《孔丛子》说：子思撰写《中庸》一书，共四十九篇，不应当编作三十章。” 《中庸或问》。《宋史·艺文志》著录两卷。现存。马氏【之纯】《中庸解》。一卷。已经亡佚。薛氏【季宣】《中庸说》。一卷。已经亡佚。倪氏【思】《中庸集义》。《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已经亡佚。熊氏【节】《中庸解》。三卷。未见；《一斋书目》中有著录。《姓谱》说：熊节字端操，是建阳人，庆元年间任通直郎。项氏【安世】《中庸说》。《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未见；《一斋书目》中有著录。黄氏【干】《中庸总论》《续说》。各一篇。现存。熊氏【以宁】《中庸续说》。一卷。已经亡佚。《闽书》说：熊以宁是建阳人，曾跟随朱文公游学，考中进士，授任光泽县主簿。林氏【夔孙】《中庸章句》。一卷。已佚。《闽书》记载：夔孙，字子武，福州人，曾跟随朱文公游学。嘉定年间以特奏名登第，任县尉。孙调《中庸发题》一卷。已佚。蔡渊《中庸通防》一卷。未见。刘黻《中庸就正录》

译一卷。已佚。叶绍翁说：考亭所解的《中庸》真本，文忠德秀读后说：“生我的是太极，成就我的是先生，我难道敢忘记先生吗？”考亭的门人刘黻，字季文，号静春，和文忠是朋友，且在辈分和行次上高过文忠，却非常不接受他老师的说法。他自己论述说：“上天的命运，深远而永不停息；人接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出生，所以称为性，并且比万物尊贵。《汤诰》说：‘伟大的上帝把中正之理降给下民，使他们各有恒常的本性。’我的老师孔子说：‘天地所生的万物之性，以人为贵。’这样看来，人的本性，难道是万物所能比拟的吗？有人疑惑说，万物都可以统称为性，为什么唯独说人？我说：这本来没错。然而既然称作性，就已经包含气质的差异，又怎么可以把人与物合在一起说，以至于扰乱性命的本源呢？凡是把人与物混同为一体的，必定不是懂得性的人。”如今这些说法都不采纳。至于孟子所说“道性善”，也只是说人而已。文忠公与静春争辩，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有时在宴饮交酬之际，静春一定要同文忠公辩论，争论激烈起来便发生冲突。文忠公举起酒杯对静春说：“我私下笑汉代儒生聚众争辩，难道我们又可以让后世讥笑吗？” “姑且各自实行自己所学的道理罢了。”刘黻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毫不停止，并撰成《就正录》，其中说：“从前子思撰写《中庸》一篇，开头明确说：‘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性，顺着本性行事叫作道。’这专门是在说人，而不把物混杂进来。它阐明性命、启发天下后世，已经达到极点了！可是有人一定说，这两句话兼指人与物。唉，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却错了。我曾考察古代圣贤，凡是谈性命的，有兼指人与物的，有专门说人而不把物混杂进来的。《易经·乾卦》的卦辞说：‘各自端正其性命’，《乐记》也说：‘这样性情就各不相同了’，这些都是兼指人与物。然而既然说各自有所不同，那么人与物的区别也就清楚了。假如‘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性，顺着本性行事叫作道’兼指人与物，那么犬的性就等同于牛的性，牛的性就等同于人的性，这就应当像告子的见解一样。告子是孟子的高足弟子，但他以杞柳和湍水作比喻，以及关于食色没有善恶的说法，纵横错乱、乖谬悖逆，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至于‘生之谓性’这句话，孟子曾加以辩论但没有详尽说明，难道它接近这种看法，却仍有可以取法之处吗？朱文公有力地驳斥他说：‘告子只知道人与物都有知觉运动这种蠢然的东西，却不知道仁义礼智这种精粹本质是人与物所不同的。’” “这一句话就打破了千古以来的疑惑。我文公在阐明性善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功劳。文忠公没有来得及登朱文公的门，只是听闻而知道他的学说。他读《中庸》时，内心默默地赞同文公。静春既然亲自见过文公，并且知道文公的学说，却始终不认为先生对《中庸》的解释正确，这是为什么呢？” 徐防《中庸说》一卷。尚存。戴铣说：“防，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称赞他勤奋求学、寻师问道，志向崇尚坚定不移。” 万人杰《中庸说》一卷。已佚。《经义考》卷一百五十二。《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五十三。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礼记》第十六。黄櫄《中庸解》一卷。已佚。潘好古《中庸说》一卷。已佚。袁甫《中庸详说》《宋志》著录为二卷。已佚。王万《中庸说》已佚。钱文子《中庸集传》《宋志》著录为一卷。已佚。邵囦《中庸解》一卷。已佚。赵善湘《中庸约说》一卷。已佚。郑霖《中庸讲义》一卷。已佚。谢铎说：“郑霖，字景说，宁海人，绍定年间进士，历任官职，做到知平江府，被贾似道害死，后来追赠中奉大夫，著有《中庸讲义》。” 贾防《中庸集解》已佚。陈尧道《中庸说》《宋志》著录为十三卷。已佚。吴之防《中庸口义》三卷。已佚。魏了翁《志》记载：中江吴君先之，名之防，向他的父亲良弼学习《小戴氏礼记》，在广汉任教授。逆曦曾想在季春聘用士人，于是预先命令应聘者到县里，登记其品行、义行和年龄。吴君呵斥县吏说：“这是什么时候了？”他的正义神色显露出来，任何人也不能使他屈服改变。贼人平定后，他才接受聘任。吴君对于历代史书、本朝旧事、天文、地理、字书，没有不精心研究的。他著有各经讲义五卷、《中庸口义》三卷，都收藏在家中。魏天祜《中庸说》已佚。魏了翁在墓志中说：“先生是卭州蒲江人，讳天祜，字德先。凭借词赋考中乡里选拔，多次参加科举都未能中选，按理应当通过防补授官，却推辞不接受。到了七十岁，更加广泛深入地研究学问，圣贤经典和传注，都广泛阅读、深入探究；对于河洛一派的正统传承，上溯洙泗的源流，历历分明，仿佛独自有所心得，确实没有什么疑惑。” 王奕《中庸本义》。一卷。已佚。陈华祖《中庸提纲》。已佚。《温州府志》说：华祖，字理常，永嘉人。因举荐遗逸之士，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江泳《中庸解》。一卷。已佚。陈义宏《中庸解》。一卷。已佚。方逢辰《中庸注》。一卷。已佚。黎立武《中庸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