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十七

译三十卷 存 承泽自序说：“从前朱子对五经都有著述，散见于《语类》《文集》等书，内容详细完备。但他正式成书的著作，《易经》有《本义》，《诗经》有《集传》。《集传》竭力纠正毛氏的错误，而对毛氏并不十分认可。《诗记》当时有一半人惊骇，一半人相信，所以《集传》在宋代没有广泛流行。到了元代末年，经学诸儒尊崇并信奉它。明洪武初年，元代的老儒还有许多人在世。制定科举制度时，首先重视通晓经书；经说兼采二三家，唯独《诗经》专主《集传》，不兼取其他说法。永乐初年，命儒臣修撰《五经大全》，《周易》并列《传》《义》，《诗经》则只解释《集传》。它受到的重视竟到了这种程度。因此当时研究《诗经》的人，老师没有不同的传授，学问也有专门的范围，全力探究六义的意旨，于是《诗经》的义理就明白了。到了嘉靖、隆庆以后，士人的习气日益趋向新奇，把《集传》只看作科举用书。大概《诗经》在五经中与其他经不同：其他经大都用来阐明义理、记载政事，其中包含大经大法；唯独《诗经》根本出于日常生活，属于人情，从声韵的微妙处取义，默默寄寓劝善惩恶的意旨。大的事情记载，小的事情也记载；正直的事记载，淫邪的事也记载。因为如果不穷尽事情的变化，就不足以探究人的感情。” “感情，是本性的作用。感情发展到极点，本性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思无邪’；由思想和感情返回本性，正是理解这句话的路径。这是圣人教人学习《诗经》的要旨，并不是说《诗经》全都没有邪念。毛氏没有通达其中的解释，却说‘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说感情最终止于礼义，当然也有这种情况；但难道每一篇都止于礼义吗？毛氏的说法如此，所以每一篇都必定要寻找止于礼义的意义，结果穿凿附会、迂曲滞涩而不通。正因为穿凿附会，所以喜爱奇说的人喜欢它，反而觉得《集传》平庸寻常、没有意味，也是有原因的。我注释《诗经》多年，前后改了三稿，才开始把《小序》和朱子的说法并列起来，在每篇开头判定它们的是非；全篇的大意，也已经明白了。又根据《集传》略加推演，以畅明它的意旨，使学习的人看到《小序》是这样说的，朱子是这样说的，再把两者与经文合起来，确实有不必费很多言辞说明、就能豁然明白于心而没有疑惑的地方。唉！五经都是用来垂示教化的，圣人对于《诗经》尤其谆谆教诲。可是三百篇的意旨，被一个人阻塞了，千余年来天下都不能明白。从前王辅嗣以抛弃卦象的说法扰乱《易经》，范宁斥责他，说这种罪过比桀纣还深。毛氏的罪过，难道还在王辅嗣之下吗？” “朱子驳斥了这种说法，他的功劳是伟大的。所以辅助朱子的人，就是辅助经书。” 考察退谷孙氏说：‘毛氏的罪过，难道还在王辅嗣之下吗？毛氏比齐、鲁、韩三家《诗》更为醇正，所以只有他的学说流传下来。他又有什么罪过呢？’这是由于过分尊崇朱子，不免说错了话。” 高氏【承埏】《五十家诗义裁中》十二卷 存 承埏自序说：“孔子的门人中，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孔子认为可以同他谈论《诗经》的贤者，只有子贡、子夏二人。子贡的《诗传》出自近人伪作；只有子夏的《诗序》传给高行子，后来传到大小毛公以及卫宏。卫宏曾向谢曼卿学习。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相隔数百年了；考察他们之间的传承，已经有十一次传授了。可是论说者却认为《诗序》出自卫宏，那么在谢曼卿以前从老师那里接受这门学问的人，难道都没有《诗序》吗？按道理必然不是这样。明道程子说：‘学习《诗经》，一定要在《大序》中探求。’又说：‘国史得到诗歌，一定记载它所写的事情，这样以后诗的意义才能明白。’伊川又说：‘《大序》不是圣人不能写成。’他对《诗序》的笃信就是如此。自从雪山王氏、夹漈郑氏才废弃《诗序》来谈论《诗经》。朱子采用这种做法撰写《集传》，把‘郑声淫’解释为‘郑诗淫’。于是郑国诗歌被认为出于淫奔之事的最多，而且把郑、卫的乐声并举，推而涉及鄘、卫，又涉及王风、齐风、陈风等国，没有不被说成有淫奔之诗的。几代传下来，鲁斋王氏竟想删去其中三十二篇，这岂不是认为孔子删诗还没有尽善吗？难道不是贤者智者的过失吗？” “我家世代研究《诗经》。曾祖父以《诗经》学问参加隆庆丁卯年乡试而中举，先父随后又以《诗经》学问参加万历年间的乡会试。我这样浅陋的人，也凭借《诗经》义理考入科举；然而墨守的只有一部《集传》而已。自从我在竹林里躲避兵乱，旧日世家的遗书因战乱散失，我急忙割舍煮粥的产业来购买，逐渐收集起来。谈论《诗经》的人得到五十家，大体上淳熙以前没有舍弃《诗序》而谈诗的；淳熙以后遵从《集传》、废弃《诗序》的，十家中有九家。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无邪。’《诗序》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正是‘无邪’的解释，是以孔子为根本的。孟子说：‘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诗人的心志，这就算是得到它了。’朱子的《集传》离开《诗序》来谈论《诗经》，到千年以前去探求诗人的心志，正是用自己的心意揣度诗人心志的说法，是以孟子为根本的。我根据这两种说法加以裁定，取其中间：对于《国风》中写男女淫奔的诗，仍保存旧《序》；其余的则以朱子为归依，并把五十家的义理附在后面。并不是敢于不同于朱子，只是私下取用二程子的话，也正是孔子的诗教罢了。” 陆元辅说：“嘉兴高工部寓居外地，以文学使家学世代相传。他作为文士，出任县令以冲击边境；登城守卫、抵御祸患，是有才干的官吏；沥血陈情、身带绳索，为父亲申诉冤屈，是孝子。乙酉年兵乱之后，他悲歌慷慨，低回郁结。把活着看作可厌，把死亡看作可乐。他的诗说：‘唯有将前进士，惨淡表孤坟。’这是什么样的诗呢？祈求生病便生病，祈求死亡便死亡，大概是想从容就义的人才会这样。” 谭吉璁说：“先生字泽外，中崇祯庚辰年进士，历任迁安、宝坻、泾三县知县；后来任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请求立即回到故里，聚集书籍八十厨，汇集五十家《诗经》学说，折中裁定，名为《诗义裁》。其中可惜的是，书稿因战乱散失了。” 朱氏【朝瑛】《读诗略记》

译二卷 存 黄宗羲说：“先生论说《小序》时指出，观察亡佚诗篇的六章，既然只保存首句，那么首句显然作于诗篇散佚以前，其下文作于散佚以后。子由唯独取用最初的文辞，很有所得。又说郑国诗歌不只是文辞不淫，声调也不淫。文辞正，声调就正；文辞淫，声调就淫，二者不是可以分离的事物。又说作诗有赋、比、兴，使用诗也有赋、比、兴。《射义》说：天子以《驺虞》为节，是因为乐官齐备；诸侯以《狸首》为节，是因为乐于顺应时节。它所指的事情切近，所取的意义直截，就像作诗者采用赋体一样。大夫以《采苹》为节，是因为乐于遵守法度；士以《采蘩》为节，是因为乐于不失职守。用妇女的事情来比喻士大夫，不是比吗？用苹、蘩、蕴藻等菜和筐、筥、锜、釜等器物，感发士大夫明白诚信的品德，不是兴吗？他这样折中裁定《诗经》的义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篇〕 黄氏【淳耀】《诗劄》二卷 散佚 陆元辅说：“陶庵先生的《诗劄》，把汉、宋诸儒的学说作为双方的意见，再用自己的意思加以审判裁决。崇祯癸未年春天，誊写成二卷，写到《王风》为止。不久赴会试，中进士后回到故里，殉难而未能完成全书，于是终于遗失。” 万氏【时华】《诗经偶笺》未见 时华自序说：“我家世代以研究《诗经》为业，闲居时偶然有所见解，便随手记录下来。义理分类不能说深刻。伏处已久，忽然又写成一部书，题名为《偶笺》。《诗经》的精微之处与其他经书不同：有的看似接近却实际上遥远，有的看似浅显却实际上深奥，有的隐晦却又显明，有的表面在笑而实则在叹息，有的表面相反而实际正确。如今的君子，因为经书有传注便追逐传注，反而遗忘了经书；因为传注而产生训诂，又因袭训诂，反而迷失了传注。私塾老师和讲堂讲授，辗转造成讹误。古人的歌唱、叹息和放纵情思，精神境界高远而变化忽然，却一定要拘执字句，把它当作坚硬确定的解释；疏解它的枝派，又把它看成割裂。千年来的风雅诗篇，几乎被弄成迂腐笨拙、陈腐浅陋的书。唉，这实在太鄙陋了！孟子论说解《诗》，主张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诗人的心志。但是，千年以前和千年以后，相隔如此遥远，从哪里去揣度呢？大抵古人的精妙义理偶然相遇，在没有特别缘故的情况下，作诗人的心志与读诗人的心意有时恰好相逢。若是这样，我虽然不能得到其中的精微，难道不就是庄周所说的早晚能够相遇吗？” 陆元辅说：时华字茂先，南昌人。马氏【元调】《诗说》十卷 未见 张氏【星懋】《诗采》八卷 存 潘晋台序说：“谈论《诗经》的人大约有千家，大都以《小序》为祖本，以毛氏之说为宗旨。把《小序》奉为祖本的人，是因为认为《序》出自卜商之手；这种说法大概始于沈重的话。然而汉代文献中还没有引用《诗序》的，只有魏黄初四年出现‘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的话；大概魏晚于汉，关于《诗序》的叙说到这时才开始流行。我曾反复研读《小序》，再三推求其义：凡是《左传》《国语》曾经记载过的，都深切明白，历历如在眼前。假如两书没有说过，古书又没有明确证据，那么就没有能够明确指出那个人和那件事的。例如《白华》，《序》便认为是孝子所作；《白华黍》便认为是时令调和、年成丰收、适宜种黍稷；《由庚》便认为是万物各自遵循其道；《崇丘》便认为是万物得以达到极高极大的境界。三百篇诗中，从来没有把篇名中的字拿来作为诗义，那么作《诗序》的人怎么知道会是这样？尊奉毛氏的人，是因为毛氏解释《诗经》多与孟子相合。毛氏把《召南》看作文王、武王时代的诗，所以不得不把平王解释为平正之王；把《周颂》看作成王时所作，所以不得不把成王解释为成就这个王功。却不知道古书中这类情况很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后作的诗，也有平王以后作的诗，并不只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 “《甘棠》《行露》这些诗，作于召公去世以后、康王在位之时。《何彼秾矣》作于平王以后，也同样如此。《大明》中的‘维’，是文王思念齐庄的文王之母；《皇矣》中的‘比’涉及文王；《灵台》中的‘王在灵沼’；《緜》中的‘文王蹶厥生’，都是后世诗人追述吟咏的词句，哪里是作于文王在世之时？《周颂》赞美成王，也同样如此。毛氏解释《诗经》的错误，哪有比这更大的？至于考亭一意排斥《小序》，不用它。然而程伊川说过：‘《诗小序》是当时国史所作；如果不是国史所作，那么孔子也不能知道。’这话难道未必可信吗？所以六经都有义理，唯独《诗经》不是没有义理，而是义理寄托在乐声中。六经都适宜解释，唯独《诗经》不是不适宜解释，而是要从史事中解释。如今我的朋友宅修所作《诗采》，有时与《小序》相符合，有时修正毛氏的解释，有时衡量考亭的说法，有时杂取齐、鲁、韩三家遗失的学说，有时附会列国诸大夫赋诗时的本义，并参照律吕，广泛采用五雅百家；又考察各地人物、风土、山川遗迹，全都用九州的声气来求得印证【原文“噢咻需于”疑有讹误】。” “我又怎么能再多说一句呢？子贡见到师乙，问他说：‘像我这样的人，适合唱什么歌呢？’这就是在乐声中寻求诗义的说法。马端临说：‘那个人可以考察，他的心意可以寻求。’这样的人，孔子就记录下来；那个人无法考察，他的心意无法寻求，孔子就删去。这里说的是从史事中寻求解释。古代太师先完全懂得删诗的意旨，然后才能采诗；我们的夫子完全懂得采诗的意旨，然后才能删诗。如今宅修采用《孟子》所说考察时代、评论人物的原则，来求得与夫子删诗相合，真是水乳交融。进而用它求得与太师采诗相合，也同样水乳交融。即使再把它铺陈到《小序》、毛氏之说中，与考亭之说也能水乳交融。因此所谓‘诗采’，只是没有失去它之所以成为采诗著作的本义而已。” 高鼎熺：《诗经存防》。八卷。现存。郑若曾：《重辑诗谱》。三卷。未见到。韦调鼎：《诗经攷定》。二十四卷。现存。吴周瑾说：“调鼎字玉铉，是蜀地金川人。” 赵起元：《诗权》。八卷。现存。曹溶说：起元字庶先。乔中和：《葩经旁意》。一卷。现存。曹溶说：中和字公致。丘九奎：《诗经弋获解》。六卷。未见到。《邵武府志》说，丘九奎字子聚，是诸生。胡绍曾：《诗经胡传》。

译十二卷。现存。绍曾自序说：“古代各部经书都有竹简漆书，唯独《诗》是由群儒口头传授的，《毛诗》尤其出得较晚。它的文字与三家诗不同的共有一百多处。到了东汉以后，篆书、隶书又改成正楷，笔画略有讹误，于是字形便更加不同。各家的《诗》都亡佚了，只有《毛传》巍然独存。可是字样已经失真，错误多得无法逐一列举，也有在传抄过程中偶然发生差错的。例如把‘如何彼禯矣’写作‘秾’；把‘终然允藏’写作‘终焉’；把‘不能辰夜’写作‘晨’；把‘蒹葭萋萋’写作‘凄’；把‘不可畏也’写作‘亦可畏也’；把‘求尔新特’写作‘求我也’；把‘胡然厉矣’写作‘胡为也’；把‘家伯维宰’写作‘冡宰也’；把‘朔月’写作‘朔日也’；把‘爰其适归’写作‘奚其也’；把‘以享以祀’写作‘飨也’；把‘天降滔德’写作‘慆也’；把‘彼徂矣’写作‘岨也’；把‘庤乃钱镈’写作‘痔也’；把‘言授之絷’写作‘受也’；把‘其旂[原文疑误]防防’写作‘笩也’；把‘降予卿士’写作‘于也’；这些都明显颠倒错乱、妨碍文义，而且没有其他依据。至于把‘召伯所□’改作‘憇’；把‘之死矢靡它’改作‘他’；把‘羊牛下来’改作‘牛羊’；删去‘大叔于田’的‘大’字；” “把‘隰有六駮’改作‘驳’；把‘取彼狐貍’改作‘狸’；把‘妇叹【平声】于室’的‘叹’读作【去声】；把‘鄂不韡韡’改作‘韡’；把‘室家君王’改作‘室家’；把‘不憖遗一老’改作‘憗’；把‘折薪拖矣’改作‘杝’；把‘昊天大怃’改作‘泰’；把‘仲氏吹篪’改作‘箎’；把‘潸焉出涕’改作‘澘’；把‘维尘雍兮’改作‘雝’；把‘既匡既勑’改作‘[原文疑误]’；把‘不皇朝矣’改作‘遑’；把‘洒扫庭内’改作‘廷’；《小旻》《抑》两诗中的‘泉流’改作‘流泉’；把‘以笃于周祜’删去‘于’；把‘不拆不副’改作‘坼’；把‘获之挃挃’改作‘桎’；把‘亨祀不忒’改作‘享’。这就是相互改换、颠倒揉杂的情形；像这样的地方应当改正，难道经文可以随意改动吗？不能因为没有时间增订，就对经文疏忽不顾。上古的虫书、鸟书已经无法追寻了。秦代小篆稍微接近古体，隶书又次于小篆。能够通晓篆书、隶书，那么有些义理便不必解释即可明白。因此，经书正文都应当采用大篆，注疏则使用当时的笔画，这样或许能使学者得以窥见天地人三才的奥秘，经学也可以因此明白了。”吴周瑾说：“胡绍曾，字宗一，是举人。王尚书锡衮为他的书作了序。” 顾秉礼：《毛诗翼传》。未见到。钱金甫说：“华亭诸生顾秉礼，字育宇，撰写了此书。” 范王孙：《诗志》。二十六卷。现存。陆元辅说：“海阳范王孙辑录此书，杂采古今诸儒的学说，编排成书，写到陈际泰、顾梦麟为止。金声正希为此书作了序。” 顾梦麟：《诗经说约》。二十八卷。现存。吴周瑾说：“梦麟字麟士，是吴地人。这部书也是应试举子所用的兔园册子，不过对于经义颇有发明。” 陈弘绪：《诗经群义》。未见到。钱澂之：《田间诗学》。五卷。现存。钱金甫说：“《田间诗学》完全以《小序》为判断依据。他说：‘《小序》距离古代不远，虽然不能全部依据，但也不至于非常错误。如果舍弃《小序》来解释《诗》，任意作解，泛滥而没有归宿，不是牵强附会，就是穿凿附会。’例如《关雎》说是后妃之德，《葛覃》说是后妃之本，《卷耳》说是后妃之志，只有这句话是古序；从这里以下，就是根据它的说法加以引申的文字，是东汉卫宏所作，不能一概遵从。学者必须考察《三礼》，来详细了解其制作；征引《三传》，来审察事情的本末；考核《五雅》，来核对名物；还要广泛参考《竹书纪年》《皇王大纪》，辨别其中时代的异同以及事情的真伪。周代的典礼、殷代的宗祀、鲁国的郊禘，它们的源流和制度数量，都完整记载在《诗》中，应当加以考察、详定和校正。大概饮光在《诗》学方面，选择众家的学说加以调和融会，颇费苦心。近代谈论《诗》学的人，没有超过他的。’ 陆圻：《诗论》。五卷。现存。缪泳说：“圻字丽景，改字景宣，是钱塘贡士。甲申以后隐居行医，在长安市卖药。后来弃家出家为僧，住在韶州丹崖山。后来又做了道士，隐遁而去，不知最终下落。” 顾炎武：《诗本防》。三卷。现存。李因笃说：“亭林顾氏广泛引用古人的韵语，认为《三百篇》没有叶韵，都是本防，用来驳斥吴才老以韵补字的错误。山阳张弨，字力臣，刊刻发行了他的书。” 《经义考》卷一百十七。〈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十八。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诗》【二十一】。朱汝砺：《诗札》。十卷。存 陆元辅说：“先师黄陶庵有《诗札》二卷，尚未完成成书。昆山朱商石仿照它，搜集各家学说并加以折中，也取名《诗札》，共十卷。他征引资料详尽广博，义理议论精审核实，可以作为注疏大全一类著作的辅翼。朱商石又有《礼辨》十四篇，多有新意，阐发了先儒未曾阐发的内容。” 蒋之驎《诗经类疏》六卷 《断章别义》三卷 均未见传本 毛晋《毛诗草木虫鱼疏广要》四卷 存 毛晋自序大意说：“陆玑的《草木鸟兽虫鱼疏》流传日久，越来越失去真实面貌。我为它润色简略之处，订正混淆讹误之处，又补入陆氏没有记载的内容，如葛桃、燕鹊之类，按照《本经》的篇章次序补充遗漏。把它命名为《广要》。虽不敢同解颐折角一类的论说相比，也只是勉强仿效王景文《十闻》中的一种罢了。” 陆元辅说：“毛子晋起初名凤苞，晚年改名为晋。世代居住在虞山东湖，以经史全书相互校勘，刊刻流布。其他还访求散佚的典籍，搜集秘藏的文章，用来补益辅助他的正学。因此，缥囊缃帙中的毛氏著作流布天下。” 钱龙珍《毛诗正义》八卷 未见传本 董说《诗律表》一卷 存 颜鼎受《诵诗弋获》四卷 存 杜濬说：“桐乡人颜鼎受，是颜孝嘉那样的倜傥之士。他到桂阳游学，遇到战乱后进入衡山做道士，后来洁身归来。《诵诗弋获》四卷、《六义辨》一卷、《国风演连珠》一卷，都是在山中撰写的。” 朱鹤龄《毛诗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