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三

译范隆《三礼吉凶宗纪》。已散佚。《晋书》记载：范隆，字玄嵩，是雁门人，广泛通晓经籍，没有什么不阅览的；著有《春秋三传》和《撰三礼吉凶宗纪》，条理义理很为完备。后来依附刘元海，任大鸿胪。董景道《三礼通论》。已散佚。《晋书》记载：董景道，字文博，是弘农人。通晓《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和韩《诗》，都精心探究其中的大义。关于三礼的义理，他专门遵从郑氏，著有《礼通论》，不是驳斥诸儒，而是演绎、扩大郑氏的旨意。刘献之《三礼大义》。《隋志》著录四卷【没有注明作者姓名】。已散佚。陶弘景《三礼目录注》。《七录》著录一卷。佚失。戚氏【衮】《三礼义记》。佚失。崔氏【灵恩】《三礼义宗》。《隋志》著录三十卷。佚失。《梁书》说：崔灵恩遍习五经，尤其精通三礼和三传。李受说：“灵恩通晓礼学，汇集各位儒者关于三礼的学说加以评议，撰成《义宗》。他的论议宏大广博，后世很少有人能够赶得上。” 王方庆说：“梁代的崔灵恩撰写《三礼义宗》，不过是搜集前代儒者的说法，因循旧事而已。” 《崇文总目》说：这部书合并讲述《周礼》《仪礼》和二戴之学，铺陈叙述，贯通联结，全面说明其中的义理，共一百五十六篇。推演宏大深奥，在前代很有名。晁公武说：“灵恩在魏任官，归附梁朝后任博士，举止非常质朴。等到分析经义、整理经书时，却极其精致。正始以后，社会不崇尚经学，都从事空疏清谈，公卿士大夫大概只把经学当作文饰而已；而灵恩经学明达、品行修洁，制定《义宗》，以及《诗》《易》《春秋》的义疏一百多卷，最后官至桂州刺史。”这部书在唐代有一百五十篇，今天保存一百二十七篇。凡是两戴、王肃、郑玄学说的异同，都援引古义，斟酌评议其是非，是礼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陈振孙说：“全书共一百四十九条，其说法以三礼为根本，参酌各位儒者的论述，既广博又翔实。”《本传》作四十九卷，《中兴书目》作一百五十六篇，都与今本的卷篇数不同。《书目》又说：“庆历年间，高阳许闻诲为它作序。”家藏本也没有这篇序。王应麟说：“《义宗》开篇说明天地，以下论述岁时祭祀，最后说明《周礼》《仪礼》《礼记》的兴废。庆历年间，高阳许闻诲为它作序。” 元氏【延明】《三礼宗略》。《隋志》著录二十卷。佚失。夏侯氏【伏朗】《三礼图》。《唐志》著录十二卷。佚失。张彦远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诏令有关官员绘制左武候执旗侍官夏侯朗的画像。” 李氏【玄植】《三礼音义》。佚失。《旧唐书》说：李玄植向贾公彦学习三礼，撰写《三礼音义》，流行于世。贞观年间，他屡次升迁，任太子文学、弘文馆直学士。王氏【防】《三礼义证》。佚失。《唐书》说：王恭在贞观初年任太学博士，讲授《三礼》，所作《义证》非常精博。文懿、文达每次讲学时，总是广泛列举先儒的义理，却一定要阐明王恭的说法。韦氏【叔夏】《三礼要记》。三十卷。佚失。《旧唐书》说：韦叔夏是尚书左仆射韦安石的兄长。神龙年间，任国子祭酒。撰写《三礼要记》三十卷，流行于世。张氏【镒】《三礼图》。《唐志》著录九卷。佚失。《旧唐书》说：张镒任亳州刺史时，撰写《三礼图》九卷。

译梁氏【正】《三礼图》。九卷。佚失。《崇文总目》著录《三礼图》九卷，梁正撰。张昭说：“《四部书目》有《三礼图》十三卷，题作梁氏、郑氏。如今书府收藏的《三礼图》也题作梁氏、郑氏。梁氏汇集前代的图记，又加以评论和议论。” 聂氏【崇义】《三礼图集注》。《宋志》著录二十卷。今存。窦俨作序说：“从前秦始皇重视法术，天下便崇尚刑名之学；魏文帝厌恶方正严厉，民间便崇尚通达变通。上位者教化下位者，下位者必然随从。因此，双剑成为崇尚节操的象征，飞白书法成为社会风俗；携琴装饰仪容、随着曲调增加拍节，也都是自然形成的道理。周世宗以及当今皇帝，弘扬尧舜的典章制度，总括夏、商的礼仪文制。希望兴隆大业，尊崇并恢复旧有制度，树立仪制作为规范，又向四方广泛发布诏令。常常遗憾近代以来不能仰慕远古，对礼制没有加以厘正，沉溺于因循沿袭，把世代积累的渐变传成了千年来绝对的轨范。距离圣人时代已经极其遥远，名实错乱不合，朱紫混杂，郑声与雅乐相互混杂，令人痛心疾首，于是寻求办法来加以纠正。名儒受到这种风气的感召，恰好符合所愿。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在将近成年时便专心致志于礼学。礼经之中，锋刃交错其间。他常说：‘《春秋》不合经义，仲尼以此为耻；《关雎》既然失调，师挚也为之忧悯。如今吉凶礼仪的仪态、礼乐所用的器物、制度都错乱不合，失误太严重了。施行于一家之中，尚且说不可；朝廷这样重大的地方，怎么能容许滥用亵渎？’他想使错误归于正确，使邪说返回正道，暗中访求志同道合者，订定礼制图样。然而各人的学问有深浅，见解有差异，在道路旁筑舍，三年也没有完成；众人议论纷纷，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原文“防”疑为“方”】当朝创制彝器，直到车服等制度，都考究其规制和尺度，亲自加以规划。对这些制度的采用和施行，有的沿袭，有的改革，随着义理而变通，只求符合其根本原则。当时的学者都明白而信服这种义理。于是广泛采集三礼的旧图，共得到六种本子，大同小异，彼此如同人的面貌。应当归于一统的说法，难道能这样各不相同吗？“我应当听从谁呢”的叹息，大概就是由此产生的。怎样才能使它在当时光大隆盛，并流传利益于千秋万代呢？于是便钻研寻绎，推求比较，详细考察，从探究源头以求贯通终点，体察根本以纠正末节。亲自命人绘制图样，丝毫不差，依据文字施行，唯恐图形失真。以图作为规范来校正，就应当像宫商之音那样协调。凡旧图正确的，就遵循旧章，顺着考察古典；不正确的，就依据义理加以驳正，按照事实裁定尺度。对通晓的部分，就采用惠朔所说的相互参证之法；吕望的两种说法，则都保存下来。没有相应学问，便不能达到极致；没有相应明察，便不能阐明其形象。遵循经文，推求器物，使文字和图象相互印证，完全没有差错。制定准则，确立制度，把它昭示给无穷后世。不是聪明而勤勉，事情便无从办成；既勤勉又聪明，还有什么阻滞不能通达？由此可以看出，处理事务应当尽心，在官位上应当驾驭事物。官职不同，所任事务不同，人的才能也不同；用人得当就能成功，用人失当就会失败。” 礼图编定到这里，所能做的事情就完成了。国家礼制的体制，已经极其完美；器物的纲纪、文字的文理义旨，也都尽善尽美。这部新图共二十卷，附在《古今通礼》之中。这是编纂此书的开端。皇帝诏令窦俨总领其事，所以作这篇序。崇义自序说：“旧图十卷，形制有缺漏，文字有省略，名称、数目、法式上下多有差错，既无所依据，也难以据此取象。大概是长久流传而成为俗本，已经不知道它的来源了。臣崇义先在显德三年冬奉命考订郊庙祭祀的器物和玉制品，因此敢于删改其中有些名称和数目虽不同、制度却没有差别的部分；就保留其名称而略去制度，如瑚、簋、车、辂之类。对于名称义理很多而旧图简略，只举纲领而没有列出细目的一类，就加以增补，如射侯、冕服之类。有名称而没有制度的，也只作略说而不绘图，另行编列序目，共成二十卷。凡是所作集注，都以周公制定的正经、仲尼整理的经文和康成所作的注为依据，旁参诸家义理；有事情尚未通晓的，便引用汉代制度来比况。有些图画不够完备的，就在目录中详细考证，以补其缺漏。又考察近代礼制，全面了解其沿革。至大宋建隆二年四月辛丑，次序编排已经完成：冠冕衣服，可以看出吉礼和凶礼的形制；宫室车旗，可以看出古今制度；弓矢射侯，可以看出尊卑的区别；钟鼓管磬，可以看出法度的整齐；祭器祭玉，可以看出大小的数目；圭璧缫借，可以看出君臣的次序；【原文“防”疑为“凡”】丧葬装饰器具，可以看出上下的纲纪。把这些都列举并施行，便容易详细阅览。” 陈伯广作跋说：“《三礼图》开始刊刻时，熊君子复得到蜀地的版本，想把它刻印于学校；我正好到那里，于是他嘱托我刊刻此书。我看它的图样和尺度，未必完全符合古代；但如果能够据此加以考察，难道不仍然胜过到民间去寻求吗？”淳熙乙未闰月三日。《崇文总目》著录《三礼图》二十卷。聂崇义在周显德年间参与考定郊庙祭祀的器物和玉制品，于是广泛采集前代儒者的三礼旧图，共得到六种本子，考察订正其是非，绘图并加以解释，每篇各自说明大略，参照近代沿革的说法，于建隆二年五月丙寅上表进呈。窦俨为它作序，诏令太子詹事尹拙召集三五名儒学之士一同参议。尹拙驳正了许多地方，崇义又引用经文加以解释；他的驳义和答义各四卷，大都列在注释中，诏令颁行此书。又把图绘制在国子监讲堂的墙壁上。晁公武说：“聂崇义在周世宗时奉诏编纂此书，依据郑康成、阮谌等六家的图来刊定。皇朝建隆二年上奏进呈，赐给紫绶、犀带，以表彰他勤学的志向。窦俨为它作序，其中说：‘周世宗以及当今皇帝，弘扬尧舜的典章制度，总括夏、商的礼仪文制。命崇义撰写此书，不因时代迁移改变而有所抑扬，近于古代了。’” 林光朝说：“聂崇义的《三礼图》完全没有根据。所谓谷璧，就画成谷物；所谓蒲璧，就画成蒲草，全凭想象来作，不知道谷璧其实只是像今天腰带上刻的粟粒纹罢了。” 陈振孙说：“大概是采用旧图中六家的本子参订而成，所以题作《集注》。皇帝诏令把图绘在先圣殿后面北轩的屋壁上。至道年间，改绘在论堂上，用笺纸代替墙壁。判监李至为此作记。我家乡郡学的安定胡先生所创建的论堂，也绘有三礼图，应当是仿照京城国子监。如今论堂已经毁坏，图也不存在了。”

译《宋史》说：聂崇义是河南洛阳人。年轻时考取三礼科，擅长礼学，通晓经书旨意。后汉乾祐年间，屡次升迁至国子礼记博士，校订《公羊春秋》，并在国学刻板印行。周显德年间，屡次升迁为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世宗诏令聂崇义参与考定郊庙祭祀用玉，又诏令翰林学士窦俨总领此事。崇义于是取《三礼图》重新考订。建隆三年四月，上表进呈。窦俨为它作序。太祖阅览后称赞，诏令说：“礼器、礼图相承传用，历经多年，难免有差错。聂崇义主管国学事务，信奉儒业，考察寻求旧例，刊正疑误，奉行职务、尽到官责，有值得嘉奖之处。聂崇义应酌情给予酬劳奖赏。所进《三礼图》，应令太子詹事尹拙召集三五名儒学之士一同参议。希望做到精审详尽，如果有异同，应当妥善商量确定。”五月，赐聂崇义紫袍、犀带、银器和缯帛，以资奖励。尹拙驳正了许多地方，崇义又引用经文加以解释。皇帝把这些全部交给工部尚书窦仪裁定。窦仪上奏说：“臣伏思圣人制定礼制，流传于无穷后世。儒者依据经书传授下来，有时因年代久远，图绘残缺，错讹越来越深，彩绘也没有依据。聂崇义研求老师的学说，沉浸玩味礼经，与旧图比较，确实有新的见解。尹拙于是奉承诏旨，能够整理自己所闻。尹拙的驳议和聂崇义的答义各四卷。臣再次详细阅览，随即加以裁定安排，大体上有所增删，列入注释，共分为十五卷上奏。”诏令颁行此书。尹拙、崇义又陈述祭玉、鼎、釜的异同。诏令下中书省召集群臣议论。吏部尚书张昭等上奏议论说：“据聂崇义所说，祭天用苍璧，九寸，圆孔；祭地用黄琮，八寸，无孔；圭、璋、琥都长九寸。他自己说，周显德三年曾与田敏等依据《周官·玉人之职》以及阮谌、郑玄的旧图考察过这些制度。臣等考察《周礼·玉人之职》，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以及璧羡的长度为一尺、孔径三寸作为尺度的文字，并没有苍璧、黄琮的制度。又引用的注中有《尔雅》‘肉倍好’的说法，这正是解释璧羡尺度的文字，也不是苍璧的制度。又详细考察郑玄自己注释《周礼》时并未载明尺寸，难道又另行绘制图样，违背经文而标新立异吗？《四部书目》中有《三礼图》十二卷，是隋开皇年间诏令礼官修撰的。它的第一、第二卷题作梁氏，第十卷以后题作郑氏，又说不知道梁氏、郑氏的姓名和官位出自何处。如今书府收藏的《三礼图》也题作梁氏、郑氏，没有记载姓名和官位。后来有梁正，汇集前代图记，又加以详细议论。《题三礼图》说：陈留人阮士信向颍川綦毋君学习礼学，采纳他的说法绘成三卷图，多数不依照礼文，却引用汉代事例，与郑君的文字相违。梁正删为二卷。那位阮士信就是阮谌。由梁正的话可以知道阮谌的谬误。三卷礼图删为二卷，应当已经包含在今天的礼图之中，也没有改变祭玉的说法。臣等参酌考察，自周公制定礼制以后，叔孙通重新厘定礼制以来，礼学有纬书，汉代诸儒著述很多；考求祭玉之制，从没有关于尺寸的说法。魏、晋以后，郑玄、王肃的学说各有门徒，《三礼》及六经无不加以论说，检阅他们的书，也没有讲祭玉尺寸。臣等考验这些图画，原书中周公所说的正经没有记载尺寸；即使后人错误地作出这种说法，又怎能让它进入周代的图中？像崇义等人把诸侯入朝时献给天子夫人的琮、璧当作祭玉，又配合璧羡、肉好之说，强行推定尺寸，对于古今大礼，顺从错误、改变正确，在道理上说不通。” 又据尹拙所述，礼神所用的六种玉，是取自梁代桂州刺史崔灵恩所撰《三礼义宗》的说法：祭昊天及五精帝所用的圭、璧、琮、璜都长一尺二寸，以符合十二时；祭地所用的琮长一尺，以效法地数。又引用《白虎通》说：“内方外圆叫璧，内圆外方叫琮。”崇义非难这种说法，认为灵恩没有周公那样的才能，也没有周公那样的地位，却一旦撰述便补充六玉的缺文，尤其不合礼制。臣等私下认为，刘向论《洪范》、王通作《元经》，也不一定具有圣人的资质、处在上公的职位，但只要有益于教化，不能说是文采浮华。臣等认为灵恩所撰之书，确实考察了古训；祭玉以十二为数，是因为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时，封山所用玉牒长十二寸，圆丘上的笾豆排列十二列；天子以镇圭在外镇守，宗后以大琮在内镇守，都长一尺二寸。又有祼圭长一尺二寸，王者用来祭祀宗庙。如果人君亲自举行郊祭，登坛酌酒献祭，穿大裘，插大圭，行稽首奠献之礼而手持一尺二寸的圭，神前献上的璧却只有九寸，比不上宗庙祼圭的尺寸，奉天为父、奉地为母，在情理上又怎么能安心呢？” 那么灵恩的议论，在道理上并没有错误。所以自从《义宗》问世，经历梁、陈、隋、唐，延续将近四百年，讲说礼制的人都把它作为师法。如今《五礼精义》和《开元礼》郊祀录，都引用《义宗》作为标准。近代晋、汉两朝，仍然依照旧制。周显德年间，田敏等人妄加穿凿，擅自有所更改。自唐贞观以后，先后三次大规模修订五礼，都依据隋朝典故，只是在仪节繁简之间稍作厘革，也没有改变祭玉的说法。臣等恭请依照《白虎通义》，尊奉唐礼的制度，作为确定的准则。又尹拙依照旧图绘制釜，聂崇义去掉釜而绘制镬。臣等考察旧图，都有釜而没有镬。按《易经·说卦》说：‘坤为釜。’《诗经》说：‘惟锜及釜’，又说：‘溉之釜鬵’。《春秋传》说：‘锜釜之器。’《礼记》说：‘燔豕捭豚。’解释说：‘古代还没有甑和釜，所以烤裂牲肉来祭祀；釜的用途由来已久。’因此应当收入礼图。如今崇义因为《周官》记载祭祀有省视鼎镬之事，便引用有关鼎镬的文字；又因为《仪礼》有羊镬、豕镬的文字，便说绘釜不如绘镬。”

译如今各部经书都记载釜的用途，实在不能删去。又《周礼》《仪礼》都有镬的文字，请把二者都绘入图中。又考察各家祭祀图画以及当今施行的礼制，大祭前一天，光禄卿要省视鼎镬。臣等请把镬绘在鼎的下方。”诏令同意了这一建议。不久，崇义去世，《三礼图》于是流行于世，并绘制在国子监讲堂的墙壁上。崇义任学官并兼掌礼仪，前后只有二十年，世人推重他学识广博。钱陆灿说：“周显德年间，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二十卷，援引经典，考订并解释器物形制，从唐虞直到建隆，灿然可考。然而如彝尊图中把牺尊、象尊并列绘制，采用阮氏、郑氏两种义说，却不采纳王肃的说法。在此以前，太和年间鲁郡地下发现齐国大夫子尾送女儿的器物，其中有牺尊，以牺牛作为尊的形象，而聂氏的考证仍不够确切。南宋人说，观察它的图样尺度，未必完全像古代的样子，是有原因的。” 杨氏【杰】《补正三礼图》。三十八卷。未见传本。▯的《自序》说：周礼共有六篇，第一篇讲建国；国家建立后，最重要的是天地的丘坛和祖宗的庙貌。这三方面安定之后，就不能没有宫室、庠序的教化，衣冠、车旂的装饰，以及宝货、物用的利益。各种事物各得其正，和乐就产生了；有不和的，就用乐来调和；有不正的，就用威来纠正。事物在国内得到端正，历象就会顺行；在上天那里得到端正，灾祸就不会显现在万物之中。使灾祸在一时消除，使简书流传万世。因此礼图的次序是：一为地利【八卷】，二为丘坛【三卷】，三为宗庙【二卷】，四为宫室，五为庠序【共一卷】，六为衣冠【三卷】，七为车旂【三卷】，八为宝货【一卷】，九为物用【三卷】，十为乐制【一卷】，十一为武制【二卷】，十二为历象【二卷】，十三为失利灾应【共二卷；通图议三卷，序目三卷，共三十八卷】。恭请圣王阅览其中所绘制的内容，鉴察其中的次序，效法其中的大法，施行其中尚未施行的事项，使祥瑞成为简书的流传，使没有灾祸成为号令应验的表现。历象得以顺行，礼得以端正，乐得以调和，宝货、物用得以获利，衣冠、车旂得以整饰，宫室、庠序得以庄严，丘坛、宗庙得以安定，天下的土地得以治理，然后圣神宗支才能传承亿万年。这就是愚臣编次各篇的用意。欧阳氏【丙】《三礼名义》。《宋志》著录五卷。已佚。鲁氏【有开】《三礼通义》。《宋志》著录五卷。已佚。胡氏【铨】《二礼讲义》。《宋志》著录一卷。未见传本。赵氏【汝谈】《二礼注》。未见传本。陆元辅说：没有《仪礼》。王氏【宗道】《二礼说》。七卷。已佚。赵氏【敦临】《三礼发微》。四卷。未见传本。王圻说：“敦临是奉化人，绍兴年间的进士，官职为承议郎。” 据考，连江陈氏的书目中有这部书。李氏【心传】《丁丑三礼辨》。《宋志》著录二十三卷。已佚。《中兴艺文志》说：李心传撰写此书，其中关于《仪礼》而与郑氏辨析的有八十四条，关于《周礼》而与郑氏辨析的有二百二十六条，都有依据。《大戴记》中可疑的内容有三十条，《小戴记》中可疑的内容有一百九十八条，郑氏注中可疑的内容有三百七十五条，也都分别辨明了之所以可疑的原因，并作了详细记录。熊氏【庆胄】《三礼通议》【庆按，《建宁府志》作“梦”】。已佚。《闽书》说：熊庆胄，字竹谷，建阳人。年轻时师从蔡渊学习，后来游学于真德秀、刘垕门下。练氏【耒】《三礼疑释》。已佚。熊氏【禾】《三礼考异》。已佚。《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六十四。翰林院检讨朱▯尊撰。通礼【二】。吴氏【▯】《三礼考注》。六十四卷。现存。杨士奇跋说：“这部书本来是吴文正公吴澄依照朱子的意思考订而成的：将《仪礼》定为十七篇，《仪礼逸经》八篇，《仪礼传》十篇，《周官》六篇，并把《考工记》另编为一卷。这些情况见于吴公文集中的《三礼叙录》和虞文靖公的行状。曾听长者说，我邑康震、字宗武，元末兵乱时从吴公受学，这部书便藏在康氏家中。战乱后，本郡晏璧、字彦文，从康氏孙子那里求得此书，竟掩饰为自己的著作。我近年在邹侍讲仲熙家见到晏璧抄录的初本，注文中称吴澄为‘澄曰’的，都改成‘先君曰’；称‘澄按’的，都改成‘愚谓’，并用粉涂盖原文后重新书写，但旧迹仍隐约可见。至于后来补入的《曲礼》八篇，都没有涂改，和我先前听说的情况很相近。于是我和邹仲熙各抄录了一本，凡是涂改之处都依照旧书抄录，并参照《叙录》。各本篇数增删不同；《叙录》补入逸经八篇，其中说《投壶》《奔防》《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之外，《中霤》《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三篇说经文已经亡佚，篇名只见于郑氏注；凡是尚未泯灭的片言只字，都一定搜集起来，不敢遗漏。如今此书所收逸礼只有六篇，而《中霤》《禘于太庙》的篇名也没有列出。” 《叙录》说《仪礼传》有十篇，这部书又增加了《服义》《防大记》《防义》《祭法》《祭义》五篇。《叙录》在正经、逸经和传之外说：‘其余都归入戴记。’这部书在传之后又增加《曲礼》八篇，共增加十三篇，其中本来已有一些收录在《礼记纂言》中，不应再次出现。篇目竟有这样的不同，其中又没有来得及深入考察。我还听长者说，文正公晚年打算对这部书重新考订，但临终前没有完成，便把自己的意思传给孙子当当。他退官闲居时曾经着手编写，却没有完成，难道果真如此吗？然而，文正公把礼分为经，把义分为传，如今这部书增加的内容却大多把礼和义混杂在一起，没有区别；而且卷首也载有《叙录》，但与卷中自有的内容不相符合，毫无疑问绝不是吴当所作，难道是晏璧增加的吗？晏璧平素与我往来，却从未给我看过这部书。他编《乾坤清气集》时，曾有几处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动古人的作者姓名和著作，我曾与他争辩，他都认为我的话正确；由此可知他为人任意草率，因此对于这部书中他自行增补的内容，我不能不怀疑。然而我既已抄录此书，又来不及再次见到他，无法当面质问，只好姑且记下这些，等待了解此事的人。夏时正说：‘草庐吴先生在紫阳朱子之后奋发而起，于是撰述《仪礼经传通解》，兼取《周官》《曲礼》等篇，制定编次，考订并加以注释。’” 共六十四卷，名为《三礼考注》。这样一来，《仪礼》一经的旨意，在世上又清楚地显明了。吴先生对这部经书功劳很大。罗伦序说：“先王之道不能施行于天下，难道是人心不同于古代吗？只是上面用来教化的方法、下面用来学习的方法，不合乎先王之道罢了。礼，是先王用来施教的东西，是上天的常经、大地的义理、人民的行为。因此圣人以它为法则，用来教化成就天下。士人有确定的习尚，百姓有确定的志向，官吏有确定的职守，国家有确定的风俗，天下的治理就掌握在手中了。周朝衰微，礼制离开了天下；到了战国又遭毁坏；秦代焚毁典籍；汉代又穿凿附会。先王的典章没有完全坠地而尚存的，千百之中不过十分之一。宋代大儒紫阳朱文公曾考订《易》《诗》《书》《春秋》四经，但三礼内容宏大，没能整理校正。元代临川吴文正公为了继承朱子的志业，考订《周官》来端正六典，又用《大司徒》职掌的一半补《冬官》的缺失，这大概取自陈氏、俞氏的议论；把《仪礼》作为经，把《礼记》作为传，这大概取自朱子的议论。考察三王而没有错误，等待后世圣人也不会迷惑，这就是吴公的志向吧？我朝东里杨文贞公说：‘我乡康宗武曾在元末从吴公受学，兵乱时书藏在康氏家中。战乱后，本郡人晏璧、字彦文，从康氏孙子那里求得此书，掩饰为自己的著作，只引用吴公零散的话编成《叙录》。’” 考察逸礼八篇，如今保存的有六篇；《仪礼传》十篇，如今增加了五篇；传之外又增加《曲礼》八篇，共增加十三篇。又听长者说，文正公晚年想对这部书重新考订，但临终前来不及完成，便把自己的意思交给孙子吴当，吴当曾经着手编写却没有完成。如今这部书增加的内容，大多把礼和义混杂在一起，毫无疑问不是吴当所作，难道是晏璧增加的吗？杨文贞的怀疑是对的。罗伦曾根据他的话考察此事：《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的编次，叙录说是刘原甫补成的，但今本这两篇所补的内容都出自《戴记》。《叙录》成书于早年，此书不载年谱，先后次序无法考察；而《礼记纂言》编成的第二年，吴公就去世了，这一点可以无疑地考证出来。凡是《考注》所取的经文，如《诸侯衅庙》取自《大戴记》，而小戴《礼记》的《大记》也有记载。传文如《冠义》等取自小戴；《礼记纂言》所收的记文则全部置而不录。如今这部书增加了《服义》《防大记》《防义》《祭法》《祭义》《学记》《乐记》等篇，都是重复出现的，前后的取舍尤其矛盾。凡是《叙录》所载的，如《冠义》《昏义》等篇，编排注释精密审慎，文义灿然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