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八十四

译《宋志》四十卷。已佚。王柏在《自序·书疑》中说：“圣人的经书，最古的没有比《尚书》更古的，而最难读的也没有比《尚书》更难读的。用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哪有超过《尚书》的？无奈伏生口授之书经过科斗文的变更，谁能保证它没有错误？这就是此书难读的原因。”朱子对于各部经书，没有不探究其渊源、阐明其要旨，疏通其淤塞而使之贯通，逐条分析其错杂而加以推演的，因此再没有遗憾。唯独对于《春秋》不敢写下一个字；《尚书》也只解说了《典谟》三篇而已。后来又有《金縢》《召诰》《洛诰》的解说以及考订《武成》，共四篇。我曾有幸多次看到他亲笔书写的《典谟》，字写得细密端正，东圈西补，大概不是一天所能修改定稿的，可见他用力精勤到了这种程度。学者还遗憾不能看到他的全部著作，哪里知道《尚书》确实不是可以全部解释清楚的呢？朱子曾说，眉山苏氏的《尚书》解说善于把握文章气势；有人说它失于简略，他说：“这样也可以了。”又说金陵王氏唯独不能解释《洛诰》，但仍能在这里不穿凿附会，也值得称许。他又曾问东莱先生：“《尚书》中有没有无法解释的地方？”东莱先生说：“也没有可以缺漏的地方。”过了两年再次见面，东莱先生才说：“确实如你所说，这也是难以解说的地方。” 至于朱子教导门人，就让他们先读容易理解的部分，暂且把那些烦琐和讹误之处放在后面；这本来是不得已的话，可见《尚书》实在难读。如今九峰蔡氏继承朱子的遗规，斟酌众家说法而以义理作判断，洗去支离的解释而归于简洁；今文、古文哪些应当考辨，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大序、小序中可疑的地方，如今已经很【原阙】；帝王的言辞和史家的言辞夹杂其中，如今也可以辨别。有害于义理、伤害正道的，就加以辞斥和驳正；有考订精平、说理平易的，也引用并加以采纳。至于天文、地理的精确考核，年月先后的审定，用功勤苦，早已编成著作，后学可以说是大幸。然而，疑义和缺文的难处，朱子所说的“未详”“是脱简”等说法，仍然如此。分章断句的难处，朱子不肯加以句读的地方，也还没有能够全部贯通。何况像我这样读书极其迟钝的人，哪里能够一下子在心中豁然明白呢？诸儒能够解释的地方，我当然有幸因此得以贯通；他们不能贯通的地方，即使诸儒施展极其圆融的妙解，勉强缀合、旁征曲引、曲折周旋，也终究不能全部说清。从前先儒笃厚信古，认为读《尚书》不能因为有脱简就怀疑经文；如果这样，那么经书全都可以怀疑，先王的经书就没有能够保存下来的了。后世学者做学问，应当确实遵守先儒的训诫，哪里敢怀疑先王的经书呢？” 不幸秦朝焚书之火燃起以后，后世不能再看到先王的完整经书。正因为它不完整，本来就不能不产生疑问。所怀疑的不是先王的经书，而是怀疑伏生口传的经书。读《尚书》的人往往拘泥于训诂，没有时间思考经文的大体。偶尔有怀疑之处，又深深避忌擅改经文的嫌疑，宁可用曲折的说法求得解释，也不敢轻率议论以求得正确。圣人的书，是万世的大训，与日月一样光明，与天地相始终。不但不应怀疑，本来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后学若不是丧失心志，谁敢当众说：“我想修改圣人的经书”？可是伏生由女子口中传授下来的经文，谁不知道其中有讹误错乱？圣人的经书固然不能改动，伏生的话难道也不能订正吗？纠正其中的谬误，删去其中的赘文，订正其中的杂乱，使分离的内容重新合并，或许差不多可以恢复圣人的旧本。这是有见识的人不能自己停止的事。汉、唐诸儒，才智不足而墨守有余，拘泥古说、缺乏变通，顽固得无法开启。到了本朝，二三位大儒才敢根据义理加以折衷，间或有所删改；讥讽议论喧嚣纷纷，还是经过几十年以后才安定下来。如今训释注解大多已经详明，仍然可以删略。只是错简很多，必须极力玩味探究；如果稍加移易，使它恢复整体大意，却不动用斧斤伤害原文元气；对于实在无法强行贯通的地方，就予以缺略。这也正是先儒凡例中说得很详细的。原文的体例如果确实端正，训诂就不必耗费过多言辞，文字可以更加简约而意思更加明白。我不自量力，于是写成《书疑》九卷，共五十篇；另有《正文考异》八篇，收藏在家塾中，以备探讨。唉！欧阳公说：“经书不是一代人写成的，传承中的错误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刊正、补辑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应当让学者各自充分发挥所见，明智的人再加以选择，以等待圣人重新降生。”我对这句话深有感触。考察汉代儒者遇到经文有错简时，总是谨慎地守护老师的传授，不敢更改次序。到了宋代，二程子才重新厘定《大学》篇，朱子于是把它分为经、传，又考订《孝经》。此后，有人重新厘定《杂卦传》，有人重新厘定《武成》《洪范》，其余的我也没有多见。鲁斋王氏对于《诗》《书》都表示怀疑，因而多有更改。《尚书》方面，他在《舜典》“舜让于德，弗嗣”下面补入《论语》中的“尧作帝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二十四字；在“敬敷五教在宽”下面补入《孟子》中的“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二十二字。其余如《皋陶谟》《益稷》《武成》《洪范》《多方》《多士》《立政》，也都更改经文的先后而重新编次。阅读的人没有不佩服他的精审，但当然也知道这是有才智之人的过失。金氏【履祥】《尚书注》十二卷 尚存。张云章说：“《尚书表注》四卷，见于《仁山先生本传》，但没有所谓《书注》十二卷。考察柳文肃柳贯所撰的行状说：‘先生早年所注的《尚书章释句解》，大概就是指《书注》十二卷而言。’这部书是先生早年完成的，晚年又摘取其中要旨编成《表注》。” 《尚书表注》

译二卷 尚存。金履祥自序说：“《尚书》记载二帝三王以及圣贤君臣的心意，是他们运筹衡量、警戒反省、经营治理、应变通达、施行政令的文辞。君子读它，可以考察事迹来观察其作用，审察言辞来探求其心意，用它来使自身真诚，并落实到自己的事务中；大的方面，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小的方面，也可以使天下国家得到治理。只是很不幸，不能看到帝王的完整著作；幸而保存下来的部分，又不幸有差误异同、牵强附会、破碎散乱的弊病。考察议论不精细，就会失去事迹的真实；字句文辞不能辨析，就会失去它们所表达的意义。这就是此书不容易读懂的原因。”大概自周朝衰落以后，帝王的典籍已经不存，学校的教育和学习也全部废止。孔子游观周朝，历访各国，归来后整理订定《尚书》，来告诫后世。不幸它在秦朝焚书中化为灰烬，在楚地又受到禁毁，为什么会有禁止私下交谈和挟带书籍的法令呢？过了很久，伏生年老时口述的经文仅得以流传，孔氏墙壁中收藏的古文经书又重新显露出来。伏生传下的，汉代称为今文；孔氏墙壁中得到的，汉代称为古文。只是伏生的齐地方言容易产生讹误，而孔安国的考订讨论又没有完成。墙壁中的经书不只是古文各篇，计算起来必定也兼有今文各篇。孔安国虽然用伏生的书来考校古文，却不能再用古文的书来订正今文，所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艰涩。今文虽然设立了学官，但大小夏侯氏和欧阳氏的文本各不相同。不幸的是，古文直到汉代始终没有列入学官。东汉刘陶独自推究今文三家与古文的异同，订正文字七百多处，号称《中文尚书》。不幸此书没有流传于世。到了东晋，古文《孔传》重新出现；到了萧齐才完备；到了萧梁才在北方流行。唐代贞观年间，全部屏弃诸家之说，只立《孔传》，并命孔颖达等儒者为它作疏。古文比今文固然篇数更多、内容也较为正确，但它出现得最晚，经师私下传授的时间又最长，其中难道没有传述和附会吗？所谓大序，文体不像西京时期的文章，却说是孔安国所作；小序的事实和意义多有违背今文之处，却向上诬称为孔子所定。西汉传授的师说并不是训解，东汉才开始作训解，却说训传全都出自孔安国之手。唐代儒者曲折畅达地发挥注说，却没有加以辨正。到了开元年间，便一律用当时的文字改易古文；到了后唐长兴年间，又命国子监刻板刊行五经，孟蜀也把它们刻在石碑上。后世学者守着汉儒的专门之学、开元的俗字和长兴的刻本，难道真把它们当作帝王经书中一个字也不可刊改的典范吗？幸而上天使斯文开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子相继出现；虽然训传还不完备，但义理已经大为彰明，圣贤的心传可以窥见，帝王施政的作用也容易理解。我见到朱子传注各经，大体都已完备，唯独《尚书》还没有完成；他曾另行编出小序，辨析订正疑误，指出要领，把它交给蔡氏，作为编集传注的各种说法，到这里才有所折衷。可是此书是在朱子去世以后、门人语录尚未汇集以前写成的。我履祥翻阅诸家学说，逐章解释、逐句训释，大概也已经多年。一天，我摆脱众家说法，独自抱着遗留下来的经书重新阅读玩味，于是看见它篇章次序明晰整齐，文脉贯通；其中枝节以及讹误之处，也一一容易看出。因此推究父师的本意，订正句读、划分段落，揭示各章的旨趣及其中精微的义理，概括说明事实，考订文字的错误，标注在四边栏外，用来给子孙看。偶尔也拿给同道朋友看，虽然写得简略，但如果能够掌握纲要而没有疑惑障碍，那么其中精详的内涵，固然还要看读者自己领悟得怎样。好古博雅的君子如果有幸见到它，请宽恕我的僭越，补正它的缺漏，辨明它的疑难，那也是这部书的幸运。我私下有所请求。” 《姓谱》：履祥，字吉父，兰谿人，拜王柏为师。宋末以史馆编修征召，尚未来得及任用，宋朝便灭亡了，于是隐居著书，以教益后来的学者。柳贯说：“先生早年所著《尚书章释句解》已经成书。有一天，他超然自悟，摆脱众家说法，独自抱着遗经重新阅读玩味，于是其中篇章条目明晰整齐，文脉贯通。其中枝节以及讹误之处，一一容易看出。因此推究父师的本意，订正句读、划分段落，揭示各章旨趣及其中精微的义理，概括说明事实，考订文字的错误，标注在四边栏外，题为《尚书表注》，并为它作序。” 赵崇善说：“宋朝末年国势危急，当政者束手无策，唯独先生提出奇策，请求用水军从海道直取燕蓟，使之攻打空虚之处以牵制敌军，从而解除襄樊的围困。他叙述海洋岛屿的险易，条条都有根据，但宋朝最终没有采用。等到宋朝改朝换代，儒者大多俯首向北称臣，唯独先生作为宋室遗民，高尚自守而不屈服；著作只书写甲子纪年，不使用年号，署名也只称‘前聘士’。” 徐干学说：“《表注》的引证十分精确，可以补益蔡传。他编纂《通鉴前编》，就是从这里采用了这些说法。” 熊氏【禾】《尚书集疏》已佚。黄氏【景昌】《尚书蔡氏传正误》已佚。《两浙名贤录》记载：黄景昌，字清远，浦江人。曾跟随方凤、吴思齐、谢翱交游，通晓五经，自号田居子。梅教授《书集解》《通考》三册 已佚。陈振孙说：“这部书共三册，不分卷，也没有题写作者姓名，不详是何人所作。” 赵氏【失名】《尚书百篇讲解》已佚。林希逸说：“我读延平赵君的《百篇讲解》，书中说：‘自从《尚书》的各种传注流行以后，逐句逐字分析得极其细密，谁不知道呢？但是每篇的要领，能够得到的恐怕很少。如今赵君每篇都有解释，铺陈叙述并加以阐明，贯通首尾，使人一看就大致全都具备，这不是用功深厚周密的人能够做到的吗？’” 佚名：《尚书名数索至》。未见到。方时发在序中说：“孔壁发现的书，记载着圣人的心法，即确实把握中正之道，建立最高的准则。所说的有德、仁、敬、诚，先贤汇集传注，已经把其中的义理发挥得没有遗漏了。这部编书题名为《索至》，旧时出自贤关的纂集，在诸家著作中尤其详备。比如《尧典》中的天文、《禹贡》中的地制、《洪范》五行的次序、《大诰》等篇中的官名，凡是礼仪章法、制度、服饰饮食和器物用具，都一定辨析得明确，足以说明其依据；所述文字也一定详尽明白，足以彰显其文义。反复阅读并深入研习之后，在义理浑然一体之中，各项条目又灿然分明，确实有助于疏通事理、通达远古的学问。我从潮州归来，隐居于温地，旧有的书籍中只有这部编书流传到江广，很少能得到它的传本。因此又加以考订，交付刊刻。这部书贯通六经，出入诸子，包罗旁涉的内容，实在不容易全部通晓；其中‘荄滋鲁豕’一语，也不容易全部辨明。当世若有流行的秘书，看到其中的违误缺漏，倘若能够改正它们，使后学得到更多惠益，那就尤其胜过著述了。”

译考察这部书，《菉竹堂》《万卷堂》《澹生堂》三家的书目中都有著录。《经义考》卷八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八十五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书》【十四】王氏【若虚】《尚书义粹》三卷 未见。考察这部书，《天一阁》《万卷堂》的书目中都有著录。吕氏【造】《尚书要略》已佚。王圻说：金哀宗正大年间，万寿节，集贤院同知吕造进献此书。赵氏【孟頫】《书今古文集注》未见。孟頫自序说：“《诗》《书》《礼》《乐》《春秋》都经过孔子删定、笔削，后世尊奉它们为经，是因为它们是天下的大经。秦朝焚书以后，只有《易》基本完整，而《乐》便再也没有保存下来。《诗》《书》《礼》《春秋》自汉代以来，各位儒者有意恢复古制，辛勤搜集整理，但伪作也出现了，其中《尚书》尤其严重。学者没有察觉，把伪书尊为真书，使它们得以和真书一同流传于世。像张霸浅陋的二十四篇，也把它当作古文《尚书》；小序中的错误和悖逆经旨，也把它当作孔子所订定。唉！《尚书》这部书，二帝三王的道理都在其中。不幸到了亡佚的地步，在不幸之中又幸而有保存下来的部分，难道忍心让伪作混杂其中吗？又幸而察觉了它是伪作，难道忍心不加以著述说明，使天下后世永远受它欺骗吗？我考核其中的真伪而为它作集注，历经二十多年，再次订正，亲手抄录成书；这些只能同知晓的人说，难以同世俗之人谈论。唉！我恐怕这部书写成以后，知道它的人少而不知道的人多。从前扬子云作《法言》，当时没有知音，便说：‘后世有扬子云，一定会喜爱它。’怎么知道当今世上就没有和我志同道合的人呢？” 可是，天下知道我的人容易，知道《尚书》的人却难。《尚书》的道理，确实【疑字】深奥。汉代从伏生以后，晁错、倪宽、夏侯胜都专门研究《尚书》，却没有得到它的深意。孔安国虽然为它作注，却多受伪序迷惑，考订讨论也不够精密。蔡邕才足以厘清订正，但他的学说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孔颖达的疏解曲折畅达而多有附会，没有加以折衷。到了宋代，朱子留心此书虽然很久，却没有来得及成书。蔡沈过于谨慎而失于繁琐，也受到才识的限制。金履祥有鉴于蔡沈的弊病，却又失于简略，也受到精力的限制，终究不如其他经书的传注那样考察熟悉、论说确切。从前王通还想续作《尚书》一百五十篇，如今正式的《尚书》只有五十八篇，而传注难道可以使它变得不准确吗？我从童年起就翻阅、考察和采集材料，如今直到白头，在有所领会的地方，有时甚至整夜不能入睡。唉！精心专一，确实把握其中，这就是《尚书》的道理。一丝一毫的过错，就等同于没有达到标准，哪里能够找到天下最精纯专一的人来同他谈论《尚书》呢？”这部集注始于至元十六年，中间有时撰写、有时停辍，完成于大德元年，到现在又过了二十多年。我如今衰老颓败，不能不爱惜自己。因此重新编纂此书，并为它作序。考察可知，这篇序文在集中所载的是节录文字，如今依照墨迹抄录全文。他的儿子雍作跋说：“先君对于六经、诸子和史书，没有不加以探究的；而对于《书经》尤其留意。自早年起草写《古今文辨》以后，三次进入京师，三次修改稿本，每次都用工整的小楷细字书写，丝毫不苟且。到了仁宗朝，朝廷商议把隆福宫改为光天宫，曾拿《书经》来质证其中的文字，留下一个本子，又重新编集成这部册子，已经是精益求精了。古人说半部《论语》可以辅佐太平，我的先君也有这样的功业。至元后己卯。” 杨载说：“公治研究《尚书》，并为它作注。人们只知道他的书法绘画，不知道他的文章；知道他的文章，又不知道他的经学造诣。” 《两浙名贤录》记载：赵孟頫，字子昻，呉兴人，是宋朝宗室。凭借胄监身份入仕，任润州录事叅军。至元年间，因推荐入朝，授兵部侍郎，历任官职至翰林学士承防〔原文如此，官职名有疑〕。去世后，谥号文敏，追封魏国公。呉氏〔澄〕《书经纂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