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九十

译《宋志》载九十卷 未见 陈振孙说：卭州教授睂山人程公説，字伯刚，撰写此书。他仿照司马迁的著述，以《春秋》经文和传文编成《年表》《世谱》《历》《天文》《五行》《地理》《礼乐》《征伐》《官制》等书，从周、鲁以下直到各个小国，全都汇集编次；其中时常有所论述和阐明，形成一家之学。公説学问积累深厚，志向刻苦专一，早年考中科举；正逢逆曦作乱，忧愤而死，年仅三十七岁。他们兄弟三人都凭科举功名仕进，中书舍人公许是他的幼弟。赵希弁说：“以上《克斋程公説》一书，是伯刚编纂的；他的弟弟公许任宜春知州时，在郡斋刊刻了此书。游丞相佀为它作了序。” 王应麟说：“《春秋分记》九十卷，推演《春秋》的微言大义，又把《左氏传》分门记录下来；还从《公羊传》《谷梁传》以及诸子的学说中旁采材料，附在下边；另外编有《年表》《世谱》《世本》以及《天文》《疆域》《礼乐》等书，把次国、小国分别著录。张萱说：宋淳祐年间，克斋程公説编纂此书，以圣人经书为根本，而史事则依照《左氏传》；间或采用《公羊传》《谷梁传》及先儒的论辨，用来证明其中的谬误。至于论述大纲，全部依据《孟子》；精微的言辞大多取自程、胡二氏，又根据自己的意见作了新注。并且仿照司马迁《史记》编成《年表》九卷、《世谱》七卷、《名谱》二卷、《书》二十有六卷、《周天王纪》二卷、《鲁及列国世家》二十六卷、《附庸诸小国及四裔》十有三卷，共九十卷。” 赵氏【善湘】《春秋三传通议》三十卷 已佚 戴氏【溪】《春秋讲义》《宋志》载四卷【王瓒《温州志》作三卷】已佚 盛如梓说：“有人认为《春秋》用夏朝历法的正月纪事，近世戴岷隐的观点很像这种说法。” 柴氏【元祐】《春秋解》已佚 王氏【镃】《春秋门例通解》【《镃》：《宋志》作《▯》】《宋志》载十卷 已佚 李氏【明复】《春秋集义》《宋志》载五十卷，《纲领》二卷 今存 魏了翁作序说：天地的运行，荡动摩擦、屈曲伸展，形成五行和四时；感应交会、聚集凝结，形成风雨霜露。这些用来接触人的耳目、切近人的肌肤、向人昭示明白的自然现象，确实不亚于亲口训诫、当面教导。人有时却会因这些现象而不加察觉。孔子的政治主张，铺陈在《春秋》中；正邪善恶，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天地把它表现为五行、四时、风雨、霜露，难道还不够多吗？后世百代的士大夫，如果能够推究评论古人，考察寻求义例，参照订正史实，便以为这样就是通晓经书了。至于自己所秉持的道理，反过来思考它，寻求与经义相合，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孟子说：“孔子有所畏惧，所以作《春秋》。”又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感到畏惧。”《春秋》因畏惧而作成，书写成后乱臣贼子便感到畏惧。乱臣贼子大概是沉陷迷溺最深的人，但尚且知道畏惧，那么人的本性本来就相差不远。士大夫熟读这部书，对于自己所秉持的道理，却从未切近自身、深入思考。异端使人恐惧，利禄引诱人，足以使人的良心陷溺的因素，本来并不比乱臣贼子所面对的少，却没有人知道对此感到畏惧。我因此替他们畏惧，也用这件事警惧自己。我曾阅读诸儒的传注，直到本朝先正的著述，才开始认为这是经世治国的大法，是传授心法的重要经典。” 又说：“如果不能明白义理、精通经义，大概是不行的吧？”这样看来，使人切实联系自身、就近思考，以求达到改过向善、远离罪过的归宿，并不能只满足于考察义例、订正史实。我听到这番话后，畏惧更加深切，于是搜集汇编有关材料附在经文之后，准备反求自身，并进一步探究自己应该畏惧的事情。只是还担心读书不够广博、选择义理不够精审，又担心打开书本便一目了然，只把它用来增长耳目的见闻，所以不敢轻易刊行。合阳李君明复，也先于我意识到所畏惧的事情，因而写成这部书，并请我为它作序。唉！我哪里能够真正懂得《春秋》，不过是差不多懂得应该畏惧罢了。” 张萱说：宋嘉定年间，太学生李俞编写《进俞旧名明复，字伯勇。》他取周、程、张三位先生的著述：有的著书阐明《春秋》，有的讲论其他经书而涉及《春秋》，有的学说与《春秋》相合，便都广泛收录；确定它们的先后，审察其精粗，分别附在相关篇章之后。有魏鹤山的序。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李明复有《春秋集义》五十卷，另外又记载王梦应有《春秋集义》五十卷。我曾见过宋朝末年的旧刻本，实际上是李氏的原本，只是由王氏刊行，并不是王氏另有一部《春秋集义》。因此《宋史》把两部都保存著录，是错误的。钱氏【时】《春秋大防》已佚。杨氏【景隆】《春秋解》【《闽书》作“陆”】。已佚。《姓谱》记载：杨景隆，字伯淳，晋江人，开禧年间进士，任建宁司户参军。时氏【少章】《春秋志表日记》。已佚。吴师道说：“时少章的《春秋》有四志、八表、二十多册日记。” 郭氏【正子】《春秋传语》。十卷。已佚。王圻说：郭正子是绍定年间进士，曾任庐州教授，著有《春秋传语》十卷。林氏【希逸】《春秋三传正附论》。《宋志》著录十三卷。未见。龙氏【淼】《春秋传》。已佚。李鸣复在端平三年的奏举状中说：“我恭闻吉州布衣龙淼，汇集经书和传文，分科列出条目；对于治乱兴衰，能够贯通其本末，并以自己的见解加以评论，发挥很多。例如他说鲁国僭越而以自己的年号纪年，唯独承用正朔；这对于辨明名分，补益实在很多。” 章氏【樵】《补注春秋繁露》。十八卷。未见。《姓谱》记载：章樵，字桐麓，昌化人，嘉定年间进士，官朝散郎，任处州知州。赵氏【涯】《春秋集说》。《抚州府志》记载：赵涯，字伯泳，临川人。嘉定七年进士，历任右正言、起居舍人，权任工部侍郎，任泉州知州，后来又任宁国府知府。刘氏【克庄】《春秋揆》。一卷。尚存。黄氏【仲炎】《春秋通说》。

译《宋志》著录十三卷。尚存。黄仲炎自序说：“《春秋》是圣人用来教导和警戒天下的书，不是用来褒贬的书。什么叫教？书中所记载的法则就是教。什么叫戒？书中所记载的事情就是戒。法则是圣人所制定的，所以称为教；事情是衰败混乱的迹象，只是用来作警戒罢了。那三传不知道《春秋》记事的意义，都把它看成警戒，却说其中有褒贬。凡是《春秋》记载人物、记载名号，有时删去姓氏，有时删去族属，这是贬斥恶人的做法；记载爵位、记载字，有时称族，有时称氏，这是褒扬善人的做法。更有甚者，像日月、地名有时记载、有时不记载，也都说是在指示褒贬所系。拿这些来考察，那里却有矛盾；用前文来证明后文，后文又相违背；有时事情相同而爵位不同，有时所记罪行很重却没有削去族或氏，于是褒贬的条例就穷尽了。条例穷尽而无法贯通，只好曲意作解释。专门传授经学的师承沿袭陋说，因袭错误。自汉代以来，被称为通晓经学的人多得不可胜数，但大体上都在争论褒贬的差异，追究条例分类的疑难；积垢深重、烟雾弥漫，没有人加以澄清扫除，于是《春秋》的大义便隐没了。大义既已隐没，有人因此厌弃《春秋》，不知道应当把过错归于传授经业的失误，却说圣人本来就是这样。于是刘知几有‘虚美隐恶’的讥议，王安石有‘断烂朝报’的毁谤，使圣人修撰经书的意旨，历经一千几百年仍不能在世间得到伸张，难道不可悲吗？” “所以说：《春秋》是圣人用来教导和警戒天下的书，不是用来褒贬的书。从前善于评论《春秋》的人，只有孟轲、庄周两家说得比较接近。孟轲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因此害怕，这是因为其中有警戒的话。’庄周说：‘《春秋》用来说明名分，这是因为其中有教导的话。’这两点，大概接近孔子的本意。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有道。正因为如此，才有君臣、父子、长幼、男女、亲疏、内外等差别等级。叙述这些的是礼，顺应这些的是乐，治理这些的是政，防范违背这些的是刑。尧、舜和三王的治理，全都是这些内容。到了衰败的周代，王政不能施行，人的情欲放纵，于是扰乱了这些秩序，违背了这些顺序，废弃了这些治理，冲破了这些防范，天下便荡然无存了。孔子对此忧虑，却没有职位来施行自己的志向，不得已便借鲁国这个父母之邦的史书来阐明道理，陈述前车覆辙来使后车警惧，遏止人的变乱来使天常复归。霸业图谋的盛行，是王道事业熄灭的表现；盟约禁防的繁多，是忠信浅薄的表现。即使其中有比另一方稍好的地方，终究也不是治理天下的事情。圣人有什么可褒扬的呢？” “至于夷狄陵辱中原，臣子背叛君父，动用战争来满足贪欲和忿恨，违背天理而伤害天地的和谐，难道还要等到加以贬斥之后，才看出这是恶行吗？至于用字删削有一定法则，其中保存着训诫教化。尊崇王道而贬抑霸道，尊重君主而抑制臣下，尊贵华夏而轻视夷狄，辨明违背礼的行为，防止祸乱的开端，敬畏上天的警戒，重视百姓的生计，为万世树立治理的准则。唉！假使后世做君父、做臣子、做夫妇、做兄弟、做朋友、治理中原、抵御夷狄的人，都依据这些法则并以那些事情为戒，那么人伦纲常就会端正，祸乱就会平息。我从童年到壮年，钻研思考这部经书，曾经沉溺于旧说之中，像手中乱丝、眼处暗室一样，难以解释辨明，过了很久才得以突破这些疑难。我广泛考察记载，互相参照事情的始末，写成十三卷，名为《春秋通说》。”所谓‘通说’，就是清除褒贬说的蒙蔽阻塞，使人通向教导和警戒的正道。《春秋》固然有用一个字来垂示法则的地方，例如在‘正’字前加‘王’，删去吴、楚僭越的称号而采用它们原有的爵位之类；但也并非每一个字都有特殊意义。它也确实有所谓条例，例如记载本国国君去世称‘薨’，外诸侯去世称‘卒’，本国大夫记载‘卒’，外大夫则不记载‘卒’之类。” “这些都是通行的条例。先儒说，左氏并不是左丘明；左丘明是孔子的前辈，所以孔子说‘左丘明以此为耻，我也以此为耻’，说在孔子之前而在自己之后，是尊重他。楚国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大概如今的《左氏传》就是楚国左史所传之书。古代史官世代承袭其官职，那么传下这部书的人就是倚相的后代。因此《左传》记载楚国的事情比其他国家特别详细，这是因为它掌握了事实。《公羊传》《谷梁传》也没人能说明它们的来源，有人说是子夏的门人所传，但总之都不是亲自从圣人那里接受经学的，所以在解释经书时一开始就失去了它的本义，其中偶尔有所收获的，大概只有谷梁氏。至于完整记载事实，左氏尚且可以考察，所以应当根据事实来观察经文；如果事实有抵牾，难以全部遵从，就以经文为判断。这样向上可以伸张仲尼的志意，即使因此树立异说而受到世人的讥笑，也不推辞。” 李鸣复在奏举状中说：“我恭闻温州布衣黄仲炎，调和裁断是非，针对每件事情作出解释，并用后代的事例加以证明，使鉴戒清楚可见；谈论古事而验证今天，切合治道。例如他说，经书有教导和警戒，并非用于褒贬，只是为了杜绝拟议僭越，尤其用心深刻。”陈振孙说：“永嘉人黄仲炎，字若晦，曾在端平年间把此书进献朝廷。” 缪氏【烈】《春秋讲义》。已佚。《闽书》记载：缪烈，字允成，福安人。嘉熙二年进士，添差福州教授，升任正字，授官抚漕侍郎。徐氏【梅龟】《春秋指掌图》。已佚。《严州府志》记载：徐梅龟，字臞叟，寿昌人。任霍邱县尉。嘉熙年间，防御古兵到来时，他与父亲一起奋力作战而死，追赠宣教郎。后来任霍邱知县。傅氏【实之】《春秋幼学记》。已佚。《江西通志》记载：傅实之，字庄父，清江人，考中宝庆年间的进士，调任袁州分宜县主簿，淳祐年间授承事郎，学者称为南斋先生。洪氏【咨夔】《春秋说》。

译三卷。已佚。洪咨夔自序说：“帝王的诰命记载，到平王为止。《国风》在《黍离》一诗时发生变化，圣人为王者不再兴起而悲伤，于是依据鲁国史书修撰《春秋》，以奉行天命，树立人道的极则。天命运行在人道极则之中，没有一刻间断。人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有天，却向外寻求天，认为吉凶祸福天从未预先确定，最终必定会有确定的时候。天一旦确定，人就会屈服，这就是人道极则由此树立的原因。这就是《春秋》成书后乱臣贼子所以恐惧的原因。那些乱臣贼子只计较利益，难道会害怕空泛言辞的贬斥和死后的耻辱吗？他们害怕的是天命确定而人必屈服，因而失去用来谋利的东西。所以凡是违犯天下公论、冒犯天下大罪的人，能够暂时逃脱，却不能逃脱于日后；能够使自己逃脱，却不能使自己的子孙逃脱。谁没有爱惜自身、爱惜子孙的念头？知道天命既定而有不可逃脱之处，那么将要发动恶行时，就会有所畏惧而收敛。这种拨乱反正的笔法，对于树立人道极则是有功的。况且《易》和《春秋》存在于鲁国，都是用来掌握天道与人事联系的。人的欲望穷极而天理灭绝，其卦就是剥卦。《春秋》所记二百四十二年，完全是剥落的形势。以齐威王称霸天下的始末来推求，每四十年应当对应一爻，阴气越进展，乱势就越盛。” “宋国结盟以后，晋国把天下的权力交给楚国，大夫专擅主持盟会，诸侯都惴惴不安，像系在缀旒上的危险一样，五阴爻所代表的剥落已经形成。末期又把天下的权力交给吴国，吴、楚、越三国并立而彼此纵横，大夫们各自侵夺本国，祸乱达到极点。然而在西方出猎时获得麒麟，祸乱达到极点之后必然趋向治理，怎么知道不会有王者兴起呢？这就像硕大的果实没有被吃掉，所以剥卦不至于终于全剥。《春秋》开始是为王者不兴而悲伤，最终则以希望王者重新兴起作为结束。凭借鲁国圣贤遗留下来的恩泽尚未泯灭，一旦有所改变便可以达到大道，于是把这些寄托在书中，用来昭示万世。天地最根本的教化、圣人最高的德行，都完整地体现在历史行事中；坚定地遵循它就能得到治理，违背它就会发生混乱，得到它就能生存，失去它就会死亡。确实，如果不是《春秋》，人道极则就不能树立。我从考功郎任上罢职归来，闭门深思，因感悟于圣人借助天道治理人的意义，写成《春秋说》。” 吴任臣说：“洪咨夔，字舜俞，于潜人。嘉定二年进士。历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参与修撰国史。以端明殿学士领内祠。有《春秋说》三卷。” 《经义考》卷一百九十。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一。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春秋》【二十四】。李氏【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尚存。李琪自序说：《春秋》这部书，所记事变极其繁多，而经文极其简约。接续王政的末流，便可以考察世道的升降；具备霸业的始末，便可以完全看见中原的盛衰；详细列举各国的离合，便足以探究人心的聚散。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载，一百二十四国的事迹，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晋有《乘》，楚有《梼杌》，旧典旧章，册书浩繁，是非纷乱交错，而《春秋》用一万八千字概括了这些内容。没有一个国家不记载，也没有一件事情不写出事实。自从学者舍弃经文而寻求传文，事情便开始繁多而晦暗了。刚开始读经的人，看见事情本末宏大广阔，却在简约严谨的训辞中考察它们；各种事情交错陈列、反复出现，没有探究前后关系，不知道应当依据经文核验传文，本来却也有人依据传文怀疑经文，这是因为不能把各件事情联系起来考察。李琪年轻时私下妄自设想，叙述东周十四王的统绪，合并齐、晋十三霸的名目，列举诸侯数十个大国的世系，全部按世代编成纪，不损失经文的完整内容，大略具备各代的事实。每一纪之后，叙述事变发生的原因和得失的不同，参照各传所记载的内容，来说明经文所记的事情。即使这样看似详尽而没有遗漏事情，哪里能够精审而又符合义理呢？” “这是初学者探寻门径的书，或许有所取用。至于《春秋》微妙的防范和深奥的意义，则不在本书之中。深入经书的人，自然能够明白这一点。这部书写于辛亥年冬天，各国各纪的概括编写尚未完成，担心修订篇目时支离破碎，便一提笔就停止了。诸位老先生常常索求此书，我没有办法答复；侄子周自得替我把尚未完成的部分补续起来，恭敬地加以整理编排，过了二十年才成为全书。不敢把它拿给研习经书的人看，只姑且把稿本保存在家塾中。周自得作序说：孔夫子约取史记而修撰《春秋》，用文王、武王的法度加以衡量；在笔削之间，隐微的言辞和精深的义理，即使子游、子夏也不能参与其中。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共二百四十二年，其中行事写入《春秋》的有一千九百二十四件，共一万八千多字。天道、人事，朝聘、会盟，侵伐、围困、入侵，崩、薨、卒、葬，王霸、华夷，间或出现、交错陈列，纷繁纠结。学者想要看清世道变化的始末、治乱得失的原因，如果不能融会经与传、贯通前后，默默体会而心领神会，就不足以知道《春秋》的要领。我从幼年学习这部经书，起初得到竹湖李氏所著《王霸列国世纪》，读后不免产生它割裂经文的疑惑。后来看到它分别叙述王道、霸道的事迹，详细具备世系的本末，并且在治乱兴衰之际，再加以叙述评论。” “读者有一天能够洞彻事情的原委，便会极力感叹前辈读书竟是如此不苟。我偶尔亲手抄录来给志同道合的人看，如今庐陵罗中行把家中收藏的善本刊刻流传，这种文章一定会在世间盛行。学者由此通晓经传的整体内容，来探究笔削的深刻意旨，那么这未必不是通晓经书的一种帮助。” 黄虞稷说：“琪，字孟开，是吴郡人，曾任国子司业。这部书成于嘉定辛未年，每篇国纪之后都有序论。至正年间，渝川人周自得为它作序，刊行流传。” 赵氏【鹏飞】《春秋经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