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十九

译《宋志》著录二十卷 现存 万里自序说：“《易》是什么？‘易’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变化。《易》是圣人讲明变化规律的书。什么叫变化？大概是阴阳、太极的变化，是五行与阴阳的变化，是人与万物按照五行发生的变化，是万事、人与万物之间的变化。从远古开始直到今天，万事的变化从未停止。事物发生变化，有得有失；变化的结果，则有治有乱。圣人对此有所忧虑，于是幽深地观察变化的通达之理，逆向推演其图象，《易》因此产生了。‘易’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变化，《易》是圣人讲明变化规律的书。它可以穷究事理、尽明本性，可以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可以整治家庭、治理国家，可以处于显达之时，也可以处于困穷之境，可以安居于常态，也可以应对变故，可以与天地参合、与鬼神相通。万事的变化正在到来，而通达变化的道路先已确立。变化在彼，也在此；得到这种道理，愚昧可以变聪明，邪恶可以变善良，灾祸可以变成福分，危险可以转为平安，混乱可以得到治理，修养自身而成为圣贤，使天下达到太平和谐，都如反掌一样容易。这种道理是什么道理？只是中正罢了。只有中才能使天下一切不中归于中，只有正才能使天下一切不正归于正。中正一旦确立，万种变化就能通达；这就是二帝三王的圣明治理，也是孔子、孟子、颜子的圣学。后世有人认为事物的变化不足以扰动自己的内心，于是把它们全都抛弃到空虚之中，这种人是在扰乱天下。“不这样做，却认为事物变化不足以逃脱自己的权术，于是把它们抓住并用权谋诡诈来控制，这就是更加扰乱天下的人。那么学习的人将要到哪里寻求通达变化之道呢？通达变化之道要寻求什么？回答说：道。到哪里寻求道？回答说：中。到哪里寻求中？回答说：正。到哪里寻求正？回答说：《易》。到哪里寻求《易》？回答说：心。我已经老了，姑且尝试与诸位讲说这些道理。诸位认为这是我自己的话吗？不是。我是从前代儒者那里听来的，前代儒者又是从三位圣人那里听来的，三位圣人又是从天那里听来的。”又在后序中说：“六经到了孔夫子时才大体完备；但《尚书》不是孔夫子所作，只是由他审定罢了；《诗经》不是孔夫子所作，只是由他删订罢了；礼乐不是孔夫子所作，只是由他厘正罢了。只有《易》和《春秋》，可以说是孔夫子的文章吧？从前伏羲氏作《易》，当时只有卦画，没有卦辞；文王重叠卦爻，当时有了卦辞，却没有更多的文辞。到了我夫子在两位圣人之后兴起，却超越了两位圣人以前的境界，发掘上天所藏的奥秘，占据圣人所达到的疆域，汲取天地人的道理，把它们注入三幅断简之中，于是作了《彖辞》，又作了《小象》的辞，又作了《文言》的辞，又作了两篇《系辞》的辞，又作了《说卦》的辞，又作了《序卦》的辞，又作了《杂卦》的辞。” 光彩显著而文采丰盛，诸义都汇聚在这部书中了。它的文辞精密而深奥，它的防范深远而长久，它所阐明的道理广博而厚重。这部书，莫非是蕴藏道理的玉府、规范圣人之道的大冶炉吗？韩起出使鲁国，看见《易》的卦象而高兴地说：“周礼全都在鲁国了。”在那个时候，难道《易》这部书只有鲁国才有吗？还是各国都有，而晋国没有呢？难怪他看见后会高兴。然而韩起所见的，只是伏羲、文王所作的《易》，还没有见到孔夫子所阐发的《易》。看见伏羲、文王的《易》，他的高兴已经如此；假如见到孔夫子的《易》，那他的高兴又会怎样呢？如今我们竟能见到韩起所没有见到的东西。唉！后世的学者是多么幸运啊！子贡在三千名弟子之中，按学科列在乙等，名次列在第六，他难道不是处于登堂入室的行列吗？然而他曾感叹孔夫子说：“人的本性和天道，是无法听闻的。”孔夫子的《易》书，难道不是讲人的本性和天道的吗？子贡唯独没能听闻，难道是他感叹的时候，这部书还没有写成吗？还是已经写成而尚未传出吗？如今我们竟能听闻子贡所未能听闻的道理。唉！后世的学者又是多么幸运啊！我常说，听闻而知道，不如亲眼见到而知道；大概因为听闻的较为疏略，亲见的较为亲切，听闻的较为概括，亲见的较为详尽。看见子贡的感叹，那么亲见而知道的人反而不如听闻而知道的人吗？既然如此，学者羡慕子贡，又怎么知道子贡不羡慕学者呢？唉！学者又是多么幸运啊！《馆阁续录》记载：杨万里，字廷秀，庐陵人。绍兴二十四年考中进士。淳熙十六年任秘书监。绍熙元年任直龙图阁、江东运制。陈振孙说：宝谟阁学士杨文节公，在淳熙末年担任大蓬，因上论而触怒思陵，思陵不合意地将他罢去；等到韩侂胄掌权，召他入朝，他也没有来。他从次对官升至学士，听说开禧年间出兵，绝食而死。董真卿说：“诚斋先生《易传》二十卷，有淳熙戊申年的自序。他的儿子长孺在进呈《易传》的奏状中说：‘从淳熙戊申八月开始下笔，到嘉泰甲子四月脱稿，经过十七年才写成此书。’嘉熙元年奉诏发给札子，由其家抄录，宣付秘阁收藏。它的学说本于程氏，但多引用史传中的事例加以证明。” 吴澄题跋说：“诚斋杨先生的《易传》刻本流传天下已经很久了。王若周得到它的草稿，其中有序卦以及泰、否二卦；凡是先生亲笔修改订定的地方，与初稿相比都更加审慎。唯独最初书名叫《外传》，后来删去了‘外’字，我认为应当依从最初的书名。大概《易》的道理广大完备，无所不包。程子把它运用于人事，这就是所谓统摄天下变化；从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到这里，已经发挥到极致了。朱子径直说它可以同上古、中古、下古三位圣人并列为四圣，并不是过分赞许。杨先生又因循程子的说法加以阐发，用精微的文辞说明，其中有些地方与程子不同，也足以补充程子所不足之处。然而这些都在推演《易》道的功用，未必就是经文的根本宗旨。人们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不是对经文的正面解释，却实际能与经文相互发明。如今先生对《易》也是如此，所以题名为《外传》，是恰当的。” 郑希圣题跋说：“这部《诚斋易》是旧本，是卖书人潘生所出售的。我把它放在三家村芭蕉林中的读书处。时在至大二年己酉端阳日。”

译陈栎说：诚斋本来是文士，因学习文章而从经学、性理方面求道，终究不是他的本色。他写作《易传》用去二十年的功力，也算勤勉了。文章极为奇特，解说极为巧妙，一段一节都用古代事例作引证，使人看了心动目悦。书坊因此把此书同程子的《易》合在一起刊行，题名为《程杨二先生易传》，其实并不恰当。胡双湖的《本义附录纂注》连半个字也没有提到它，可见《杨传》足以惊动文士的眼界，却不足以使穷究经学的人心悦诚服。杨士奇说：我乡杨文节公著《易传》二十卷，宋理宗曾下诏发给札子，让他家抄录进呈，宣付秘阁收藏；当时已经刻板流行，但他的稿本在一百多年后仍藏在杨氏家中，元末战乱时已没有多少保存下来的了。这里的《小畜》《同人》《大有》三卦，是公族黻所收藏的，全是杨公亲笔，其中有一两处删改后重新抄录的地方。距今已经二百多年，纸张墨迹仍像新的一样，确实值得珍藏。杨公曾与晦庵先生交游，从中获得讲论上的益处。先生平日谈论人物时，对杨公极为推重，却从未提及此书，大概是因为此书完成于先生去世以后。这部书本于程子，讲说义理精粹，同时多引用史传作为证据。” 程子把《易》看作讲人事的书，晦庵先生曾经评论过这一点。杨公在此书自序中说：只有中才能使天下不合中的归于中，只有正才能使天下不正的归于正；中正一旦确立，万般变化便都能通达。这是不可改变的说法。” 朱良育题跋说：“杨万里的《诚斋易传》二十卷，从淳熙戊申到嘉定甲子，共十七年才脱稿。前后序文都是杨公亲笔，学说本于伊川，却多引用史传中的事例作为证明，大概很少听闻象数之学。嘉熙元年，臣僚申请得到诏令，发给札子让其家抄录，宣付秘阁收藏。这个本子纸张精良，确实是三百年前的旧物。书后有元人郑希圣的题字，写于至大二年己酉，距今已经二百零八年了。我从祝希哲那里得到它，祝希哲从朱性甫那里得到它，朱性甫从南园俞石涧先生家中收藏的本子得到它。唉！凡是名贵法书、名画在人间流传，君子把它们看作烟云，过眼即过，不加牵恋，这真是至理名言。但这本书确实是供人玩赏的东西，使人追慕古人，感慨因之而生。正德十一年夏四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八年〕 张时彻作序说：贾大夫淇凭借通晓《易》学起家，考中进士后出任涞水县令。不到一个月，政绩和祥瑞四处显现，典衡认为他是良吏，于是调任他做我的鄞县县令。他在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便到碧之堂来和我讨论《易》。他说：程子、朱子都是大儒，但对义理的解释不同。孔子是六经的宗祖，而朱子的说法有时与《十翼》相异，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张时彻说：难说啊，难说啊！过去解释《易》的人，大概没有比孔子更好的了。他说过：“开通万物，成就事务，涵盖天下的道理，不过如此而已。”又说：“用言语说明的人重视卦爻辞，用行动应对的人重视变化，制造器物的人重视卦象，占卜的人重视卦占。”难道是说《易》专门用于卜筮吗？大概“易”就是变化，随着时势变化而遵循道。处于常态便守常，处于变化便应变，处于顺境便顺势，处于逆境便应逆势，处在内部便处理内部，处在外部便处理外部，事情小便按小事处理，事情大便按大事处理，以此明察天道，考察地理，辨别万物的适宜，端正人的纲纪。大概没有什么不完备在其中。因此，君主得到它，就能做好君主；臣子得到它，就能做好臣子；父亲得到它，就能做好父亲；儿子得到它，就能做好儿子；夫妇、长幼、朋友得到它，就能做好夫妇、长幼、朋友。” 把它用于家庭，家庭就能整齐；用于国家，国家就能治理；用于天下，天下就能太平。如果不是这样，危险就会在一步之内施加，战争就会潜伏在内室门庭之间，而人却不知道。想要承受惠迪之福、达到教化治理的功绩，难道能够做到吗？所以说：“再给我几年学习《易》，我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圣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至于《易》所说的吉、凶、利、不利，无非是用来区别善恶的道路，判定顺从与违背的准则；修习它于平日，并在事情中验证而已，并不是专门听命于蓍草卦策，遇到某卦某爻就判为吉或凶，遇到某卦某爻就判为利或不利，仓促听信鬼神而平日不懂趋利避害。春秋时期，国君用它来决定政事，卿士用它来解决疑难，没有不把它运用得神妙而明察的；这些情况在《左传》中可以考察。秦朝焚烧《诗》《书》，唯独《易》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幸免；庸俗的儒生学习它，辗转相传，异说逐渐纷杂，甚至把谶纬也混杂进去，于是四位圣人的本意就荒废了。《易》幸亏凭借卜筮而保存下来，却也不幸因为卜筮而失去了本义。朱子彻底洗除前人的鄙陋，极力作疏解，《易》道差不多又能重新明白了；但他仍拘泥于卜筮，详细解释卦爻辞，仿佛只用于占卜，而没有涉及尚未占卜时的作用。这同考核实情以等待虚应的道理，究竟怎样呢？” 其中有些地方不遵循《十翼》的宗旨，而自行作解释。例如“元亨利贞”，孔子认为是乾卦的四种德性，朱子却认为是“大为通达、适宜守正”；颐卦的卦辞，孔子认为是所养与自养，朱子却认为是培养德性、保养身体。这一类情况很多，大概都是我还没有理解的。我曾得到杨诚斋的《易传》来阅读，发现它用《十翼》解释经文，用义理阐明卦爻辞，用事例证明义理，心中豁然开朗，仿佛有所契合，于是说：“这就是所谓开通万物、成就事务、涵盖天下之道吗？这就是所谓君子有四种道路吗？”可惜，宋朝把它取来收藏在秘阁，却没有向天下广泛传播。今天的学者只知道有程朱之《易》，不知道有杨氏之《易》，这就是《易》道还没有完全大明的原因。贾大夫说：“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淇听说：逆黄河而上可以穷究它的源头，仰望泰山、华山可以登上它们的顶峰；沿着水流前行，踏着山脚登高，那么渔夫樵夫尚且一定要凭借这些路径，何况先儒阐明圣人经书所依据的言论呢？请允许我刊刻流传它，以扩大杨公的志向，可以吗？我说：“可以。”于是编次答问之语，把它放在书前。嘉靖四十二年九月。” 郝敬说：“杨诚斋解释《易》，每一爻都引用一位古人作为证明；对于初学者来说，举一反三还可以，若想拘执这些事例来证明《易》本身，失误就很多了。” 徐乾学说：“杨宝学传授《易》学，以确立中正、贯通万变作为《易》的归宿。著说多取法伊川，并杂引史传作为证明。此书从淳熙戊申到嘉泰甲子，经过十七年才完成。这个本子是他的门人张敬之校刻的，元人郑希圣的题识仍然保存着。又有正德年间吴郡朱叔英的跋尾，流传有其来历。大概是宋刻本中精美的版本。” 曽氏【穜】《大易粹言》《宋志》著录十卷【有的版本作七十卷】存。

译穜作序说：伏羲以前，道理已经具备，但卦画尚未形成；伏羲以后，卦画形成了，而道理于是逐渐隐晦。到了文王、周公、孔子，才开始有卦爻辞。后人应当使言语同内心相通，使道理因辞义而显现，在明白道理后实行、在明白事理后办事，这样才算有所获得。最严重的是把卦象看作根本，把数理看作宗旨，把卜筮看作最高要义，实在令人奇怪。【此处有阙文】我难道不是以性理为根本的吗？淳熙乙未年夏五月，我代任龙舒县令。于是同两三位同僚谈到先生的学说，大家都欣然有所领会。他们对我说：“《易》道大概是生生不息的，从来不受拘泥，怎么可以不传布呢？”于是共同搜集伊川以及各家曾经阐发《大易》宗旨的言论：明道、伊川、横渠、广平、龟山、兼山、白云，合七位先生的文集为一部书，题名为《大易粹言》。考察他们的学说，虽然略有不同，但究其最终归宿，还是归于一致。把它刻版流传，使后世学者由此能够知道仁义道德的学说、性命祸福的道理，以及君臣父子的大义；即使竭尽诚心，也不会毫无补益。《易》说：“先于天时行动，而天不会违背。”龟山记载邵尧夫的诗，也有“卦画以前本来就有《易》”的话。大概七位先生所尊奉的、先生所研究的，正是卦画以前的《易》。” 学者应当用心深入研究它。淳熙二年九月。程九万题跋说：“这部书完成后，对后世学者的帮助很多。凡是学问没有不有宗旨的，但后世学者都失去了这个宗旨。学琴有琴谱，学下棋有定数，那些只从事一技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学习道的人呢？我们圣人阐明道体的精微，用来教诏后世学者的道理，全都具备在六艺之中。经过焚烧劫难之后，只剩《易》还是完整的书。所以古人称《易》为六艺的源头。有志于道德性命之学的人，难道可以不出入《易》的门径而探究它的奥妙吗？舍弃它而不使用自己的力量，却想寻求那种径直进入、突然觉悟的说法，怎么能不都成为异端呢？大概道理在伏羲那里开始孕育，在文王那里显露，在孔夫子那里得到充分彰明。道的妙处所在，对内对外都不偏废，对开始和最终也没有两样。由此充实推行下去，可以处于贵贱之间，可以通达生死之理。汉代儒生以休咎灾异作验证，是妨害道理最严重的做法。经过寥寥千百年，出现了伊川二程先生，探究三位圣人的用心，同当时各位先生讲求研究到极深的地步，可以作为学者的依据。然而仍苦于他们的文字散见于各处，书籍编次散乱。如今杨公把它们汇集、贯通而归于一体，确实对圣人之门有功，绝不只是汇编罢了。学者由此便找到了自己的宗旨。” 书写成后，于是叙述前些日子所说的话，把它写在书末。” 淳熙四年正月。李祐之题跋说：“从前伊川先生阐发《大易》的宗旨，只写到六十四卦，系辞却没有流传下来，学者对此感到惋惜。只是当时各位先生所讲论研究的内容，间或层层出现，也足以补充他的遗漏。然而编排成册的文字散乱，仍然令人忧虑。我早年有幸在温陵曾公门下游学，曾公平日议论一定涉及《易》，尤其笃好伊川之学。所以我曾把敬爱白云先生的学说，同伊川兄弟以下各家的学说合在一起，共列七家，想要刊刻，却未能实现。等到来到舒郡，便拿出来给人看，并且让我校订考证其中的错误，希望同有志之士共同完成此事。全书涉及七十五种书，共四十五万多字。义理多处互相参见，文辞有时重复出现；这样以后，伊川之《易》便不再有遗憾之叹了。唉！曾公用心大概深厚，而人们所获得的益处也很广博。于是写下这篇文字。” 张嗣古题跋说：“这部《大易粹言》，是前任太守曾君穜命郡博士方闻一搜集编纂的。七家的书，虽然不免有深浅不同、意见相异的论说，但考察他们师友传承的渊源，却都来自伊洛一派。学者得到此书并集中阅读，那么各说深浅异同之处，正是我们应当用力研究的地方。如果能够穷究他们已经说出的内容，以求达到最正确的归宿；体会他们尚未说出的内容，以达到自得的真实境界，那么就会知道阴阳五行、升降上下，无非是天理流行的妙用。而卦画以前的《易》，应当存在于我们的心中，而不在书本上。难道只是为了扩大耳目的见闻而已吗？由于年代久远，书板漫漶，已经无法阅读；于是想到刊刻书籍的艰难，又为它修改了七百三十六块书板，共二十六万一千五百九十四字，拿来同学者共享，也是不忘曾君美好心意的意思。嘉定癸酉五月望日。” 陈造说：“《粹言》记载各位先生所得的深刻见解，互相参照，彼此完备。这部书的版本在舒州已经漫漶，我加以修整，于是成为佳本。” 赵希弁说：《大易粹言》七十卷，总论三卷，是汇集明道先生程颢伯淳、伊川先生程颐正叔、横渠先生张载子厚、广平游酢定夫、龟山杨时中立、兼山郭忠孝立之、白云郭雍子和的学说。舒州太守曾穜作序。王应麟说：淳熙二年，曾穜搜集程颢、程颐、张载、游酢、杨时、郭忠孝、郭雍七位先生的学说，编成《大易粹言》，共十卷。胡一桂说：“大体上以义理为主，不涉及象数。” 董真卿说：“曾穜汇集七家注解，题名《大易粹言》，共七十三卷，有淳熙二年的序。” 李氏【焘】《周易古经》八篇。存。《易学》

译《宋志》著录五卷。已佚。《中兴馆阁录》记载：李焘，字仁父，眉山人。登黄公度榜进士。淳熙三年正月，任秘书监；三月，暂任礼部侍郎。焘在自序中说：“《周易古经》共八篇，另附吕氏、晁氏后记各一篇。”谨按：元丰五年，正愍吕公吕微仲开始厘清、分定王辅嗣篇章的次序，另行定为十二篇，就像刘歆《六艺略》开头所列的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本那样，刻板置于成都学官中，在文字和句读方面原本没有增删。建中靖国元年，景迂晁生晁以道又辑录各家的异同，有的依照自己的意见断定，因而有所增、有所减；篇章次序则仿照费长翁尚未解释王辅嗣、王辅嗣尚未作注以前的旧本，只是把十二篇合并为八篇罢了。吕氏、晁氏各自提出所见，起初并没有互相承袭，也如同李敏仲与王子雍彼此相隔不同，但他们传授《易》《书》《诗》《礼》，其宗旨却暗中相合。学者一定以自己有所领悟为可贵，大体就是这样。吕氏把卦爻、彖、象、系辞都分为上下，从《咸卦》以后作为下经，下彖、下象，从八卦排列成形以后作为下系，而《文言》排在下系之后。晁氏全都不分上下，又把《文言》排在《系辞》之前，其余与吕氏相同。现在八篇的次序实际上依从晁氏，总名《周易古经》则依从吕氏；如果按晁氏的做法，只应称作《古周易》。有人怀疑，孔子有许多地方因卦爻辞而加以申说，如果对原辞的意义没有损益，似乎很多余，大概是因为要合起来看才如此。如果分开来看，大概就没有什么可疑的了。所以读书一定要把原本合在一起的分别开来，把原本分别的合起来；一分一合，那么其中的意义大半已经具备在前面了。晁氏专门以北学为主，凡是订正旧文，大多采用许叔重《说文解字》、陆德明《音义》、僧一行、李鼎祚、陆希声以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黄聱隅等人的论说，也时时有所采录。嘉祐以后，则独自不再如此。朋友之间互相讲习，各自有所领会，辨析其中的得失。吴仁杰说：“汉代《艺文志》所载十二篇，就是古经，这只是到这里才见到一次。魏晋以后，便自行散失了。隋代所藏书籍，防备亡失的数量约有八万九千多卷。唐代开元年间丽正殿所收藏的，也有八万五千多卷，但都没有著录。本朝文物兴盛，一时之间崇尚儒学、喜好古书的人很多，古文也斑斑杂出。例如《孝经》《尚书》的学问，是过去学者从未见过的，因司马文正公、吕汲公而终于在当时广泛流传。于是古《易》有吕氏之书，又有晁氏之书，分别刊刻于成都、宜春两郡。李仁甫侍郎曾经合并二氏的学说刊行。如今又刊出这部编本，世上便有三部书了。后进之人只是坐视前代修撰者，更没有能力参与其事，哪里敢妄自发表意见？至于《易》，它就是古《易》，一个字也没有增删，只是县中旧有的学务加以供奉。自仁杰来到以后，一切都用来资助公家，于是取来作为刻版、木料的费用，并将二氏篇章次序的始末和三位君子的后记刻出，置于各校官之中。” 周燔《九江易传》

译九卷 已佚 燔在自序中说：“《易》有经、有传。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是经；孔子的彖、象，是传。卦本是文王所重叠的。伏羲开始创作八卦，随即把八卦重叠起来；说是文王把它重成六十四卦，是不对的。夏、商、周三代都有《易》：夏称《连山》，商称《归藏》，周称《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分别都是六十四个，与今天《周易》的卦名相同，那么夏、商以前已经有重卦，是没有疑问的。孔子将成为圣人，他的话本应称为经，却称为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训释经文、阐明经义的，所以称为传。班固说：‘孔子晚年喜好《易》，读《易》读到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并为它作传，就是彖、象、文言等。’又如王弼《易》卷首还题有“乾传”“泰传”的名称。陆德明说这是孔子的十翼，以传述为意义，那么经与传不可不分。如果合起来说，也可以同称为经。古文《易》书中，经自为经，传自为传，各自分成篇帙，互不混入。后人把彖、象分散放入卦爻之下，使它们彼此接近，是想让学习者容易明白。而如今《易经》和传相互配合，是从郑康成、王弼开始的，也如同引用《尚书》序，把序分别置于各篇篇首。” 从孔安国开始，把《诗序》置于篇首；从毛公开始，把经文中的内容与传文按年代相附；从杜预开始，只是取其便于解释经文罢了。可惜先儒分编时失去了次序，把卦象排列在“彖曰”之后、六爻之前，上面没有承接，下面也没有依据，六十四卦都有这种错误。各卦的“象曰”共有七处，其中一处是卦象，六处是爻象；而坤卦称“象曰”的有八处，只有乾卦称“象曰”的一处，首尾错乱，完全不同于其他各卦。若把“彖曰”接在“无首”之下，那么“元亨”就被爻辞隔开了。若把“潜龙勿用”接在“自强不息”之下，那么卦象、爻象就合成一体了。若把“潜龙勿用”分在“动而有悔”之后，那么小象就不能同前一爻相属了。若把“乾元者始而亨”分在“乃见天则”之后，那么《文言》就不能同前一段相属了。由于卦辞意义很多而且深奥微妙，所以次序的差误比其他卦更严重。大概是不了解孔子的本意，因而按照流传的次序排列先后，认为用彖、象加以赞说的文字不可更改。卦是伏羲所画的，所以用卦象来赞说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这样。卦开头的那些辞，是文王所系的，所以用彖来赞说它，如“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就是这样。爻下的那些辞，是周公所系的，所以用爻象来赞说它，如“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就是这样。因此，卦象应当承接在本卦之下、彖之前；如今把卦象提前，然后依次是彖、爻象、文言。至于“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以下是孔子的问答之辞，应当排在最后。各卦的爻象都可以分别配在六位之下，只有乾卦六爻，孔子三次申说其意义，不能分开，所以合并用三节来说明。这样，经与传才各自得到适当的归趣。伏羲画卦时，起初没有语言文字，经过亿万年以后，文王、周公能够为它系辞，而不失去伏羲的本旨，是因为其中保存着卦象。所以《易》的道理本来不能靠言辞传达，用言辞传《易》，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是担心后世相距日远，学者失去传承，因而不能有所入门。如果三位圣人一句话也不写，那么六十四卦几乎就会成为空设，必将被丢弃废绝，再也无法看见。因此可知，学习《易》以观察卦象为根本，再用文字加以广泛阐发，用数理加以推演，于是《易》道的本旨便没有遗漏。并且不只是彖、象的次序错了，各位儒者从前还都错误地把九、六当作阴阳，把七、八当作【缺字】；夏、商《易》的情况都在总论中说过，已经很详细了。”},{ 如今整理《易传》，凡是《彖传》《象传》《文言传》中以“曰”字开头的文字，都比《易经》正文低一格书写，使学习者知道这些是传文，并不是表示它们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要作注解，就把经文和传文连在一起，在下面作疏注，这并不妨碍尊崇圣人。又，《说卦》卷首“昔者”以下的两段文字次序有误，现在已经附入《系辞》上、下篇。从“天地定位”以下，才是《说卦》的首章，意在表明圣人专门说明八卦所象征的事物；接下来才叙述六十四卦的时代次序，以《杂卦》作为终篇。《系辞》分章稍有不当之处，也一并改正，希望对圣人之道略有补益。王应麟说：“古代《易经》有五种传本：吕大防分为十二篇，晁说之把十二篇合并为八篇；睢阳王氏、东莱吕氏各自仍定为十二篇，周燔又改动了篇章次序。” 《经义考》卷二十九。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三十。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易》【二十九】。吴氏【仁杰】《古周易》。《宋志》记载为十二卷。未见。《周易图说》。《宋志》记载为二卷。现存。《集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