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七十八

译《唐志》著录三十卷。已佚。岳自述说：“圣人的道理因《春秋》而显明，圣人的文章因《春秋》而高妙，圣人的文章又因《春秋》而幽微，圣人的防范因《春秋》而深奥。入室弟子既然没有加以发挥解释，所以后来的学者大多失去了它的真实意义。这就导致三家的传文后来并行，都设立了学官。”唉！孔子绝笔以后，经历了战国的艰难阻塞，又遭受暴秦焚书的荡毁。大汉刚刚兴起，还没有闲暇崇尚儒术；到汉武帝时才设置制策，招纳天下英俊之士。有董仲舒响应谶记而通晓《春秋》。董仲舒所研习的只是《公羊传》。仲舒去世以后，有刘向父子。刘向受业于《谷梁传》，刘歆研习《左氏传》。《左氏传》的学说借助刘歆而振兴。从此以后，研习《春秋》的人更加兴盛。想保存《左氏传》而废弃《公羊传》《谷梁传》的，西汉大儒中有刘向。想保存《公羊传》《谷梁传》而废弃《左氏传》的，则因为左丘明与圣人处于同一时代，所以三家各自专门研习一种传。经书是根本，传文是枝叶；根本端正，枝叶自然也会端正；根本不正，枝叶又依附在哪里呢？何况《公羊传》《谷梁传》只直接解释经文的意义而已，没有其他枝蔓。假如经义正确，传文也就随之正确；” 经义不正确，传文也就随之不正确。《左氏传》除了解释经义以外，又广泛记载当时的事情，完整记录当时的言辞，与两传不同。有人说左丘明曾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书，这难道是真的吗？假如确实亲自接受了经书，就应当横陈经书请教，研求其中幽深精微的意义，间隙不能容纳一发才对；怎么会时常有谬误，以致两传往往超出它的表述呢？大概研习《左氏传》的人，是把两传作为参证；把它说成与圣人同时、亲自接触圣人的见闻，这样说还可以；说他亲自接受了经书，就不对了。听到的不如看见的，看见的不如亲自接受的。左丘明难道不是看见的吗？《公羊传》《谷梁传》难道不是听到的吗？所以《左氏传》多有长处，《公羊传》《谷梁传》多有短处。然而三传异同的道理，十有六七是相同的。郑玄、何休、贾逵、服虔、范宁、杜元凯，都是深通《春秋》的人；但他们没有【原文“▯穅荡秕”疑为讹误】淘去糠秕，铲除稂莠，摘取其中精华和真实内容，附会于《麟经》之中，反而各自酿成自己的短处，彼此争论自己的长处，是非多达千种，使幽微的义理受到惑乱。这种弊病，是由于各自执守一家之学。学习《左氏传》的就诋毁《公羊传》《谷梁传》，学习《公羊传》《谷梁传》的就诋毁《左氏传》。于是便有了“膏肓”“废疾”“墨守”等辨说。称作“膏肓废疾”的，没有不病势缠绵的，没有一种可以用针砭药石医治的方法；称作“墨守”的，没有不坚硬强固的，没有一种可以用锋利武器攻破的方法。考察这里应当是陈岳的序，但这篇文字并不完整。司空图说：“陈岳所作《春秋折衷论》有几十篇，内容丰富，精密雅致，足以俯视两汉那些迂腐的儒生了。” 《崇文总目》说，唐代陈岳撰。以三家传文的异同为三百多条，参照考求它们的长处，以贯通《春秋》的义理。王定保说：“陈岳是吉州庐陵人。年轻时凭借词赋被推荐到春官，晚年跟随钟传做同舍，因为受到诬陷而退居南郭，以古代典籍自娱，撰写《春秋折衷论》三十卷。光化年间，执政者商议用蒲车帛币征召他，钟传又征辟他担任从事。” 晁公武说：“这部书把《左传》列为上等，《公羊传》列为中等，《谷梁传》列为下等，比较它们的异同而加以折衷。”陈岳在唐朝末年十次参加春官考试，晚年才被钟传征辟为江西从事。吴莱后序说：自从西汉学者专门之学的习气盛行以后，老儒和经生世代守护旧有训诂，不敢稍加改变。后来旧说日渐磨灭，后出的新传却独自流传到今天。《春秋》这部经，开始设立公羊氏学，又设立谷梁氏学。东汉时左氏学又盛行起来，后出的古传日益胜过原有学说。后来的儒者为古传作注，而世人也把后出的学说作为宗主。公羊氏有胡母生、严彭祖、颜安乐，后来只有何休最为有名；谷梁氏有江公、尹更始，后来只有范宁最为有名；左氏前有刘子骏、贾逵、服虔，后来有杜预，所以杜预也最为有名。唉！难道杜预一定能做左氏的忠臣吗？何休本来是陈蕃的门客，自称深得《公羊传》的本意，所以现在有《公羊墨守》十四卷、《谷梁废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郑康成独自反驳这些说法，学者大多笃信郑康成；现在仍可见范宁所辑的《谷梁解》。另外，服虔自有《左氏释疴》一卷，但已经看不到了。即使如此，公羊、谷梁、左氏三家的学说，后出的都流传到了今天，却完全不知道胡母生、江公、刘子骏诸人的说法又是什么。假使这些人的学说没有废弃，一直到今天也一同流传，谁能用大公至正的道理把它们统一厘正呢？” 否则，就像治理乱丝一样，只会使它更加纷乱。错误一天天成为错误，乖舛一天天更加乖舛；不以圣人的经书来观察经文、以传文来验证经文，却又不以贤者的传文解释传文，而要再拿何氏、范氏、杜氏的说法来验证，这难道是为什么呢？幸好如今三家的学说还没有泯灭，那么唐代陈岳的《折衷论》或许可以做到这一点，或许有所收获吧？从前汉代儒者曾经依据《春秋》判决狱讼，我认为不只是经书和法律可以用来判狱，狱讼的法律也可以用来考定经义。为什么呢？双方的供词都完整具备，偏听的迷惑就无从产生了。扬子云说：各种说法混杂错乱，要拿它们到圣人那里裁断。读《春秋》的人如果尚且不明白汉晋诸儒留下的论说，那么学习者懂得经书又有什么可贵呢？”},{ 据陈氏折衷所考，《呉立夫集》有序文，说明元代时此书还存在，如今已经无法再找到。只有山堂章氏的《羣书考索续集》记载了二十七条，现在全部抄录如下：“隐公元年春，周历正月。左氏认为这是周平王，公羊认为是周文王，谷梁认为是周平王。折衷说：‘《春秋》之所以重视天下一统，是因为四海九州同受教化、共同贯通，这正是王道的根本原则。于是依次记月、正月、王、春、年、元，这五项是编年记事的纲领。所以记载王，是用来统摄全篇：在于尊崇天子，贬抑诸侯，端正升黜，垂示劝善惩恶，制定一统王法，作为万世准则，使礼乐征伐不专属于诸侯。’因此采用隐公元年的年号来统摄平王在位时的春季，保存平王正月的名义，难道可以不书‘平王’吗？假如说这是周书起初所命定的王，那么第二年又记载的是哪一位王？一定不是这样，明确是平王。这正是公羊说法的缺陷，左氏、谷梁才得到了事实。隐公元年不记即位，左氏认为是因为隐公居摄，公羊认为是为了成全桓公即位的意图，谷梁认为隐公有意避开正统。折衷说：‘退让，是君臣之间的大节。如果不失正道，圣人一定重视它，《春秋》一定认为它正确。

译谷梁说这不合正道，难道是没有体会到其中隐微的意义吗？’隐公的退让，不只是为了桓公，也是为了成全先君把仲子归还鲁国的意旨；《春秋》实际上是孔子亲自裁定的褒贬。它所垂示的意义光明显著，如果不是这样一位退让国位的贤君，怎么能把他的事迹列在篇首呢？把他列在这里的篇首，也就是把他列在各史书的篇首，正是为了确定开创基业的君主；把他列在本书篇首，是圣人特意下笔，使他居于十二公之首。正如《定公》若不是易经乾卦的象征，就不能列在《易经》之首；七十位弟子若不是伯夷、叔齐，就不能列在传记之首；三千弟子若不是颜回、闵子骞，就不能列在弟子之首。又如《春秋》端正记载桓公母亲的丧事，却不端正记载隐公母亲的丧事：桓母记作‘夫人薨’，隐母记作‘君氏卒’。这些都是明确说明隐公让国之举的文字，圣人借此推崇谦逊的风尚，告诫僭越作乱的习俗，成就王道教化的根本。左氏、公羊说得符合事实，谷梁的说法有缺陷。桓公元年记载‘王’，左氏一概认为这是鲁国采用周历，所以记‘王’。如果不失去颁行历法的次序，就不记‘王’。公羊没有传文，谷梁认为桓公是弑君篡位，所以按理不应有王，因而不记。折衷说：‘《春秋》在岁首一定记王，是圣人彰明一统。记王一定接着记春，记正月一定接着记王。所谓春，是上天所安排的；所谓正，是王所安排的。王取法于春，正取法于王，用以记载施行政事，建立纲常法纪。纲常法纪建立之后，各项条理才能得到申明；各项条理申明之后，褒贬才能施行；褒贬施行之后，君应当像君、臣应当像臣、父应当像父、子应当像子的道理才能确定。因此凡是记载“王”，都采用周历的颁行次序；有时不失去颁行历法的次序，就不记“王”，是为了说明上面尊崇天子，下面贬抑诸侯，以端正王道。假如没有依照颁行的历法而不记“王”，那么连“正”也一并删去；即使这个月有事情，也只记载事情本身而没有“正”，为什么呢？既然“王”都不记，“正”又依附于什么？假如依照颁行的历法而记“王”，那么“正”也一并存在；即使这个月没有事情，也要空记“正月”来纪年，为什么呢？既然已经记载了“王”，就应当有“正月”。从开始到最后，丝毫没有差错。谷梁认为桓公篡位，所以按理无王，因而不记王，这离圣人的防范意义太远了，这正是谷梁说法的缺陷。公羊没有说明，左氏得到了事实。桓公八年正月己卯日举行蒸祭，五月丁丑日又举行蒸祭。左氏说：‘春季就是夏历的仲月，并不是因为过了时令才记载。’公羊说：‘这是讥刺屡次举行蒸祭。’谷梁说：‘蒸祭本是冬季的事情，却在春季举行，表明不敬。’折衷说：‘各种郊祀都有各自的时令，假如合乎时令，就是国家的常礼；既然是国家的常礼，就不会记在史册上。凡是记载下来的，有的是为了记明错过时令，有的是为了指责失礼，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蛰虫开始出动时，是举行郊祭的时节；龙星出现时，是举行雩祭的时节；万物开始肃杀时，是举行尝祭的时节；蛰虫闭藏时，是举行蒸祭的时节。周朝以建子月为岁首，夏朝以建寅月为岁首。所谓蛰虫开始出动，是夏历的春季、周历的夏季；所谓龙星出现，是夏历的夏季、周历的秋季；所谓万物开始肃杀，是夏历的秋季、周历的冬季；所谓蛰虫闭藏，是夏历的冬季、周历的春季。《春秋》采用周正，以建子月为岁首，记正月举行蒸祭，就是按照夏历在蛰虫闭藏时举行蒸祭，合乎时令。既然合乎时令，就是周朝的常礼，为什么还要记载呢？之所以记载，是因为五月又举行了蒸祭。五月再次举行蒸祭，一是失去时令，二是违背礼制。正月举行蒸祭，是合乎正道的；五月举行蒸祭，则不合正道。记载正月蒸祭，正是为了讥刺五月的不正。左氏认为并不是因为过时才记载，得到了其中的宗旨；公羊认为是讥刺屡次举行，比较接近；谷梁认为是把冬季的事情在春季举行，距离事实太远。庄公元年不记即位，左氏说：‘因为文姜出奔的缘故。’公羊说：‘继承被弑之君，不能说即位。’谷梁说：‘先君没有按照正道终其一生，所以不说即位。’折衷说：‘《春秋》十二公中，只有隐公、庄公、闵公、僖公不记即位，大概是圣人依据旧史的文字，并没有别的深意。隐公是因为让位给桓公而居摄；庄公是因为父亲弑杀母亲而出奔；僖公、闵公则是国家危急，出奔后又回来，没有完备即位礼，所以不记即位。公羊、谷梁说弑君者不能说即位，那么威公继承隐公被弑之后即位，又该怎么解释呢？再考察定公，先君在干谿去世，六月癸卯日丧柩到达【句】；当月戊辰日即位，《春秋》因此记载下来，可见具备即位礼就记载，事实很清楚。左氏得到了其中的宗旨。元年秋季，在外面修筑王姬的馆舍。左氏说：‘这是合乎礼制的变通。’公羊说：‘不合礼。’谷梁与左氏相同。折衷说：‘圣人修订旧史，唯一重视的是礼法。合宜就记载，用来肯定它；不合宜也记载，用来讥刺它。有按照通常文例记载的，有改变文例记载的。按照通常文例记载的，如战争、征伐、灾异之类；改变文例记载的，如记“君氏卒”、记“大去其国”之类。按照通常文例记载，是史册原有的旧文；改变文例记载，是圣人赋予的新意。这次在外面筑馆，是记载庄公改变礼制而又合乎时宜，圣人改变文例来显示礼法。’大概天子的女儿下嫁诸侯，就应当遵守与诸侯相同的礼制；而天子派单伯护送王姬到齐国，并以鲁国作为主婚方。鲁公与齐襄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而且鲁公当时正处于谅闇服丧期间，不适合在宗庙举行吉礼。由于齐国势力强大，周王地位尊贵，大义上难以拒绝，于是就在宫外修筑馆舍。这样，对上没有失去尊奉周王的礼仪，对中没有失去敬重齐国的体制，对下没有失去居丧期间应守的节制。左氏、谷梁得到了其中的宗旨，公羊的说法错误。庄公元年，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谥命。左氏说：‘这是追赐桓公的谥命，褒扬他的德行。’公羊说：‘这是追命，实际上是加以贬斥。’谷梁说：‘礼制中有接受君命的事，没有君王前来赐命的事，这是不合正道。’折衷说：‘褒扬有德之人，赏赐有功之人，贬黜不服从者，责罚不尽臣职者，这四项就是圣人笔削史书的宗旨。假如有德可以褒扬，有功可以赏赐，活着时来不及赐予，那么死后赐给他又有什么不妥？假如没有德可以褒扬，没有功可以赏赐，那么即使活着时赐给他也不合适，更何况死后呢？’唉！《春秋》十二公中，只有桓公的罪行最大。桓公开始时因为篡位、弑君的不义而即位，最后又因为闺门之内的行为不加修治而死。古人说：‘前怕狼后怕虎，剩下的身体还能有多少呢？’桓公既不能端正自己的开端，又不能防范自己的结局，他的畏惧究竟怎么样呢？周王为什么要来赐命？《春秋》经文记作‘天王之命’的，活着时赐命的只有文公、成公二人；死后赐命的，只有桓公一人。如果说这是加以贬斥，就不应当按照完备的礼制记载；

译既然写作‘派荣叔来赐给桓公谥命’，那么从文字上看并没有任何贬斥。考察当时的防范形势，诸侯势力强大，王室衰弱，无论活着时赐命还是死后赐命，都不是实际赏赐功劳、褒扬德行，只不过是暂且采取姑息的办法罢了。圣人对国内的忌讳多有保存，国内弑君的事尚且不记，难道肯在笔削史书时删改赐命之事吗？左氏只说‘褒扬德行’，没有完全说出其中的宗旨；谷梁说‘没有天子前来赐命的礼’，比较接近；公羊说‘这是加以贬斥’，却没有得到事实。庄公四年冬季，鲁公和齐国人到禚地打猎。左氏说：‘与地位低微的人打猎，失礼是显而易见的。’公羊说：‘称作“齐人”，是为了避讳鲁公与仇敌一同打猎。’谷梁说：‘把齐侯称为“人”，是贬低鲁公。贬低鲁公，是因为他不再报仇反而讥刺他放下仇怨。’折衷说：‘凡是战争、征伐、结盟、会见，假如君主与臣下地位不相当，就一定是可耻的，何况是打猎呢？打猎并不比战争、征伐、结盟、会见更为尊贵。战争、征伐、结盟、会见，都是不得已才做的；打猎则完全出于自身意愿。假如鲁公只在本国境内打猎，那属于正常人事；越过国境与齐国一起打猎，就不属于正常人事。既然不属于正常人事，就一定是齐侯召鲁公一同打猎，鲁公不可能亲自与齐国地位低微的人打猎。假如确实是亲自与地位低微的人打猎，那么鲁国必定会为此避讳，应当记作“及齐人狩于禚”，而不应记作“公”。’ 例如《春秋》文公二年记载“及晋处父盟”也是这样。唉！把齐侯写作“人”，大概是在讥刺鲁桓公，讥刺他不是为了王室之事，却同与上天不同戴天的仇敌一起出猎。这样看来，谷梁传的说法较为接近事实，左氏传、公羊传都错了。桓公九年八月壬申，鲁军同齐军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杜预说：“不称公亲自交战，是因为公战败而加以避讳。”公羊传说：“鲁国之内不说‘败’，这里为什么说‘败’呢？这是由于主动进攻而失败，意思是自我夸大，因而招致失败。”谷梁传说：“不说‘及’，是因为交战双方中，主名一方以内者地位较低。”《折衷》说：“‘败绩’的含义，已经在桓公十年关于作战的论说中讲明了。”这里只评说“记作‘及’而已”。凡是鲁公亲自出兵征伐，写作“公伐某国”，如庄公九年“公伐齐纳子纠”；派遣大夫出兵，则写作“某伐某国”，如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同别国军队联合征伐，鲁公没有参与谋划，则写作“防某师伐某国”，如桓公十六年“公会宋师伐郑”；鲁公参与谋划，则写作“公及某师伐某国”，如宣公四年“公及齐侯平莒及剡，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有时即使遭到大败，也只写“及”，如僖公二十二年“及邾人战于升陉”；有时派遣地位卑微的人出使，未列入《春秋》，也只写“及”。桓公十七年“及齐师战于奚斯”写作“及”，显然是为鲁军大败而避讳。杜预得到了其中的旨意。桓公十三年冬，鲁公同齐侯会见并结盟。左氏传不把日期作为判例。公羊传说：“桓公时期的盟会不记日期，是因为信任桓公。”谷梁传说：“不记日期，是为了表示信任桓公。”《折衷》说：“谷梁传认为桓公时期的盟会不记日期，是说齐桓公在诸侯中声望显著，所以桓公时期的盟会都不记日期；这种防止细微差别的说法，实在不对。”《春秋》记载鲁国内部的事情，有的系日，有的系月，有的系时。内部事务系日的，如记载死亡、安葬、嫁娶和重大灾异；系月的，如记载蒸祭、尝祭、雩祭、望祭；系时的，如记载搜田、狩猎和土木工程。外部事务只按照接到告知的情况记载。盟会属于外部事务，如果通报时没有报告日期，就不记日期。桓公时期的盟会不记日期，是因为通报时没有报告日期。假如说“桓公时期的盟会不记日期”，那么在桓公担任方伯期间，也有记载日期的。桓公去世以后，也还有不记日期的。桓公担任方伯期间记载日期的，如庄公二十二年的防地之盟、二十三年的扈地之盟、闵公元年的落姑之盟、僖公九年的葵丘之盟。桓公去世以后不记日期的，如僖公二十八年的温地之盟、二十九年的翟泉之盟、文公二年的垂陇之盟、宣公七年的黑壤之盟、成公十八年的虚朾之盟。姑且举出这些重要例子来说明，就知道盟会并不是以是否记日期作为固定义例了。这样看来，左氏传得到了事实，公羊传、谷梁传都错了。又说：《春秋》凡是记载鲁国内部事务，死亡、安葬、嫁娶、灾异就系日；蒸祭、尝祭、雩祭、望祭就系月；搜田、狩猎、田猎就系时。外部事务依照通报，通报时没有报告日期就不记日期。桓公时期的盟会不记日期，是因为通报时没有报告日期。公羊传、谷梁传认为齐桓公在诸侯中声望显著，所以桓公时期的盟会都不记日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庄公二十二年的防地之盟、僖公九年的葵丘之盟都在桓公担任方伯期间，为什么又记日期？桓公去世以后，僖公二十八年的温地之盟、宣公七年的黑壤之盟，为什么又不记日期？姑且举出这些重要例子来考察，就知道盟会并不以是否记日期为义例，左氏传的说法是对的。成公二十五年春，陈侯派女叔来鲁聘问。左氏传说：这是开始同陈国结交友好关系，因为认为可嘉，所以不称他的名。公羊传说：称字，是表示尊敬年长者。谷梁传说：不称名，是因为他是奉天子之命出使的大夫。《折衷》说：凡是升格或降格的体例，只在爵位、氏、名、字上体现。朝聘使者如果遵循通常礼仪，就没有升降名氏的区别；如卫侯派寗俞来聘，如果有值得嘉许之处，就称他的字以表示尊重。像齐国仲孙来聘，虽然是天子派遣的使者，只要有可嘉之处就加以褒扬，有应当贬抑之处也不必回避。如天王派南季来聘，因为有可嘉之处，所以称他的字；宰咺归还赗礼，因为有可贬之处，所以称他的名。左氏传说是为了同陈国结交友好关系、认为可嘉，得到了其中的旨意。庄公二十五年秋，发生大水，击鼓并在社神和宫门处用牲祭祀。左氏传说：这不是通常的礼仪。公羊传说：在社神处这样做合乎礼，在宫门处这样做不合礼。谷梁传说：既然已经击鼓警戒、使众人惊动，用牲祭祀就可以停止了。《折衷》说：经书记载灾异很多，大的有日食、月食，小的有水灾、旱灾。正阳之月，阴气还没有发生，不应当侵害阳气；如果月亮遮蔽太阳，就象征臣下蒙蔽君上，所以要击鼓并使用币帛祭祀。正阳之月已经过去，阴气开始产生，灾害较轻，所以日食时就不再击鼓、用币帛祭祀了，这才是合乎礼的正道。至于水灾、旱灾，是国家常有的灾害，并不涉及君臣之间的逆顺关系，所以只记载它成为灾害而已。这里击鼓、用牲祭祀，是讥刺其不合常礼。左氏传得到了大意。闵公元年，齐仲孙来鲁。左氏传说：齐仲孙湫来慰问鲁国的灾难。公羊传说：他就是庆父，记作齐国人，是为了把他排除在鲁国之外。谷梁传说：不称庆父的名，是疏远他。 《折衷》说：《春秋》中弑杀国君的贼人很多，圣人没有不书写其姓名来惩戒他们的，从未有隐去其名、把他排除在外的。庆父前一年弑杀子般后逃到齐国，仍然记作“公子”。

译子庆父逃往齐国。后一年，他又弑杀闵公，逃奔莒国，同样记作“公子庆父出奔莒”。既然他出奔时已经明确记载，入境时怎么会反而把他排除在外？一定不是这样。又，凡是鲁公出国都要记载，回来也一定记载到达；大夫出国要记载，回来却不记载。这是圣人的体例。如公子友到陈国，公子遂到齐国，公孙敖到晋国，都是如此。只记载离开而不记载回来，庆父怎么能单独记载来鲁？公羊传、谷梁传不探究其中的道理，只说齐国没有仲孙这一氏，鲁国有仲孙这一氏，所以说庆父是鲁国的外大夫氏。氏族难道有固定不变的吗？难道都要在《春秋》中明确记载吗？例如齐国记作宾媚人，秦国记作西乞术，难道可以说齐国没有宾媚人、秦国没有西乞术吗？因某件事而显现其身份的情况，才会记载；因事情不显现身份的情况还很多。两传不知道齐仲孙的氏族，却说他就是鲁国庆父，这是牵强附会。左丘明通晓旧史，因而说：“仲孙湫来慰问鲁国的灾难，回去后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灾难就不会结束。’”又说：“鲁国还掌持着周礼，尚且不能贸然动它。您应当努力平定鲁国的灾难。”当时庆父弑杀了两位国君，国家几乎灭亡；如果不是仲孙湫在齐桓公面前进言，齐桓公不会这样做。齐桓公把鲁国看得如同自己的左右手，所以说“齐桓公保存了三个将亡的国家，把它们归属于诸侯”，这三个国家就是鲁、邢、卫。因此，《春秋》尊重仲孙湫，记载他的字。这样看来，左氏传得到了事实。僖公八年，鲁公同王人、齐侯、宋公、卫侯在洮地结盟。郑伯请求加入盟约。左氏传说：“请求结盟，是因为郑国刚刚归服，尚未参加会盟，所以另行说请求结盟。”【缺字】谷梁传说：“称作郑国国君的儿子，是因为郑国人不把他当作国君。”《折衷》说：“公羊传担心把他和弑君之事相提并论，所以称其为先君的公子。吁、申生死去，重耳、夷吾出奔；后来晋献公去世，才立奚齐为君，这是晋献公一向的意志。奚齐即位后就是国君，里克杀了他，就是弑杀他的国君。为什么说这会与弑君相同呢？如果不把奚齐当作国君，那么第二年为什么要记载里克弑杀他的国君？卓子和奚齐难道不是同样的吗？这明显说明两者没有可疑之处。谷梁传说国人不把他当作儿子，却称他为国君之子，更加错误。考察其中的旨意，凡是先君尚未安葬，他的继承人就不称君、不称爵；安葬以后，才称君、称爵。因此，齐国弑杀先君时先君尚未安葬，所以称为‘其君之子’；卓子被弑时晋献公已经安葬，所以称作‘其君卓’。这样看来，左氏传得到了事实。文公二年，经文记载‘从十二月不下雨一直到秋季七月’，左氏传说‘五谷仍然有收成’。公羊传说‘这是记载异常现象’。谷梁传说‘历经一个季节才这样说，说明文公并不忧虑下雨’。” 《折衷》说：“圣人的文字如果不同于通常写法，就一定有用意。通常写法，是史册沿用的旧文；不同于通常写法，是圣人在删削笔削中所寄托的微妙褒贬。这里的文字就不同于通常写法。旱灾大多发生在夏季，如果整个夏季都不下雨，就成为灾害。因此，记载旱灾的通常写法是‘夏大旱’，表示整个夏季不下雨，并把它记作灾害。有寄托褒贬的文字就不是这样。例如僖公三年记载‘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这是夏季没有持续干旱，所以不把它记作灾害。不说‘不是灾异’，只记载‘六月下雨’，不把它作为灾害，便可以知道了。这里记载从十二月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历经四时来叙述，其中还包括夏季，因此可以知道这是灾害，所以不再说‘大旱’。如果也说‘夏大旱’，就会使人怀疑春季、冬季的不下雨没有包括在内。如果已经完整记载【▯】四时不下雨，却又说‘大旱’，就会显得文字繁复。这就是圣人的寄托，虽然记作旱灾，却已经说明白了。又如记载‘螽、蝝、有蜮、有蜚’，不说‘成为灾害’，但灾害之意自然可以知道。三家都没有得到事实。”宣公十五年，宋国人同楚国讲和。左氏传说：“宋国人同楚国讲和。”公羊传说：“宋国人同楚国人讲和。” 谷梁传说：“宋国人同楚国讲和。”三种说法都认为这是贬抑双方。《折衷》说：“春秋时期，襄公同楚国争夺霸权，因此彼此攻伐，到这里才停止。宋、楚都是大国，不存在内外之别，也不存在升降之别。虽然说楚国不属于中原诸国，但自从进入《春秋》记载以来已经很久了，凡记载盟会、战争、征伐，都同中原诸国一样。公羊传的意思是：为什么把宋国写作‘人’，却不把楚国写作‘人’？如果称‘人’，就应当两国都称‘人’；如果称国，就应当两国都称国。考察其体例，凡盟会、战争、征伐中，国君在场却不称君而称人，就是贬抑；大夫在场却不称大夫而称人，也是贬抑。如果不是战争、征伐、盟会，只记载国家，那么一方称君、一方称臣，就是升降；一方称大夫、一方称人，也属于升降。如果不属于这些体例，以一国对另一国的人，并不构成升降。何况宋、楚讲和，又有什么可贬抑的呢？圣人认为这件事不涉及升降，如果写作‘宋人及楚人平’，文字就太繁复，所以简略写成这样。这样看来，左氏传、谷梁传得到了其中的微旨，公羊传错了。成公元年，制作丘甲。左氏传说：这是讥刺加重赋税。公羊传说：这是讥刺开始实行这种做法。谷梁传说：这是使每四家都制作一副铠甲。《折衷》说：谷梁传认为士、农、工、商四类人合为一丘，如今一丘制作铠甲，就是使四类人都制作铠甲；把它说成不合正道，见识多么浅薄啊！” 公羊传认为四丘合为一甸，一个甸出甲士三人，如今却让一丘之地出甲士，这个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但仍没有穷尽其中的旨意。唉！如果真如这两种说法，那么一定会写作“丘出甲”，而不会写作“作丘甲”。考察其中的旨意，称作“丘甲”，是因为“丘”是赋税的本名称，在“丘”上加“甲”，就是赋税的总称，并不只是指出甲士。《周礼》规定，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一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这里的“丘”就是鲁国赋税的本名称。四丘为一甸，一个甸有六十四井，出长车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些本来是一个甸所应缴纳的，如今让一丘出具，所以称为“丘甲”。左氏传说这是讥刺加重赋税，得到了其中的旨意。成公八年，晋侯派韩穿来传话，要把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左氏传说：“派人来告诉鲁国，要鲁国把田地还给齐国。”公羊传说：“这是胁迫鲁国，使鲁国把田地归还齐国。”谷梁传说：“用的是缓和的措辞，不让晋国直接向鲁国发号施令。”《折衷》说：“汶阳原本是鲁国的田地，却被齐国夺取。成公二年鞌之战，齐军大败，齐国派国佐用纪甗、玉磬和土地贿赂晋国，以此求和。”

译晋国便让齐国把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鲁国。到这时齐、晋之间没有发生新的嫌隙，齐国又向晋国索取汶阳，晋国又派人让鲁国把它还给齐国。如果说这是胁迫鲁国使其归还，那么一定会写作“晋侯使韩穿来归汶阳之田于齐”，但经文却说“来言汶阳之田”，可见并不是胁迫。推究其中的微旨，这是用来表示和好之意，让鲁国慢慢自行把田地归还齐国，不使齐、鲁再次产生怨隙。但是考察实际情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晋国临制鲁国的意味；听其言辞，则委婉而谦逊。圣人为了鲁国的缘故，不记载真实情形，而只记载它的言辞。这样看来，左氏传、谷梁传得到了事实，公羊传错了。成公十年夏四月，五次卜问郊祭，卜问都不合适，于是停止郊祭。杜预说：“卜问通常祭祀而不举行郊祭，都不合礼，所以记载此事。”公羊传说：“没有放免祭牲，所以说‘于是停止郊祭’。”谷梁传说：“五次卜问，是强行举行。”《折衷》说：“《春秋》通常不记载常规祭祀，偶尔记载，是因为时间不合、礼仪不合，或并非无缘无故。礼制本来不需要为常规祭祀卜问，五次卜问郊祭就是不合礼。公羊传认为没有放免祭牲，所以说‘于是停止郊祭’，是因为僖公三十一年、襄公七年记作‘于是放免祭牲’，而不说‘于是停止郊祭’。唉，‘于是放免祭牲’与‘于是停止郊祭’的文字虽然不同，微旨却没有差别。” 记作“于是停止郊祭”，也就是“于是放免祭牲”。圣人使用互文，并不是另有区别。因此，两处记作“于是放免祭牲”，三处记作“于是停止郊祭”，杜预的说法是对的，公羊传、谷梁传都错了。襄公二十九年，仲孙羯会同晋国荀盈、齐国高止、宋国华定、卫国叔仪、郑国公孙段、曹国人、莒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一同筑城守护杞国。左氏传说：“晋平公是杞国的后代，于是治理、援助杞国。”公羊传说：“这是褒扬他们为夏王朝后代筑城。”谷梁传说：“杞国危急而不能自守，所以诸大夫相互率领来为它筑城，这是改变通常正道的做法。”《折衷》说：“霸主对于诸侯，虽说先姬姓而后异姓，但在扶正救难的原则上，只要同盟并共同尊奉王室，异姓也没有妨碍。如果不参加同盟，也不尊奉王室，那么即使是姬姓也有可疑之处。如筑邢城、筑楚丘城、筑缘陵城，都是霸主率领诸侯修筑的。齐桓公筑缘陵，难道不是为了迁徙杞国吗？为什么齐桓公筑杞城没有异议，晋平公筑杞城却出现不同说法？所以圣人按照通常文例记载，不加讥刺，不作升降。公羊传、谷梁传都不足取。左氏传认为杞国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只是晋国因为它属于外族，便率领诸侯为它筑城。” 其中记载了郑国子太叔和卫国太叔仪的话：“不忧虑周王室的缺失，却把夏朝的遗民当作屏障。”这可以说是广泛记载当时的事情；但作为经文的传注，左氏传在这里得到了事实。昭公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日举行大雩，季辛日又举行雩祭。左氏传说：“秋季记载两次雩祭，是因为旱情严重。”公羊传说：“所谓‘又雩’，并不是真正举行雩祭，而是聚集众人驱逐季氏。”谷梁传说：“这是表示前后承接的词。”《折衷》说：“《春秋》不记载通常祭祀，偶尔记载，各有微旨；有的是因为超过时令而记载，有的是因为不合礼而记载。这里多次记载雩祭。若认为次数多就是超过时令，那么记载上辛日的雩祭，并不是因为超过时令，也不是因为不合礼，而是因为这是举行雩祭的正当时节。为什么呢？龙星出现便举行雩祭，雩祭采用夏历，时在夏季的仲月。这里记载周历七月，正是夏历的仲月，所以说是举行雩祭的正当时节。通常祭祀不记载，正当时节的雩祭难道就不是通常祭祀吗？为什么还要记载？记载它，是为了说明季辛日又举行了一次雩祭。这也如同记载正月举行蒸祭，五月又举行蒸祭：正月举行的是正常的，五月举行的不是正常的；记载正常的，是为了讥刺不正常的。这里上辛日举行雩祭是正常的，季辛日又举行雩祭，则说明旱情严重。记载正常的一次，是为了表明因旱情严重而再次举行雩祭。左氏传得到了其中的旨意，谷梁传说是表示承接的词，也比较接近事实。” 公羊传说聚集众人驱逐季氏，距离事实太远了。定公元年春，记“王”。杜预说：“定公即位的第一年不记正月，是因为定公在六月即位。”公羊传说：“定公为什么没有记正月？因为这是定公即位以后。”谷梁传说：“定公没有记正月，是因为没有正始；昭公没有记正月，是因为没有正终。”《折衷》说：“《春秋》诸公即位的年份，有记载即位的，也有不记载即位的，但都具备五始，以谨慎地记载开始。只有定公即位时，只记‘元年春王’，而不记正月。三家因此产生不同说法。假如说昭公没有正终，所以定公没有正始，那么隐公没有正终，桓公为什么又记正始？桓公、庄公、僖公、闵公也都是如此，为什么都记载了？考察其中的旨意，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昭公死在干侯；定公正月没有即位，是因为丧事还没有送回。到六月癸亥，昭公的丧柩到达；这个月戊辰，定公才记载即位。所以不记正月，是因为定公在六月即位。杜预得到了其中的微旨。定公十年，齐国人来鲁国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左氏传说：孔子接受盟约后，请求齐国归还汶阳的田地。公羊传说：孔子在季孙氏那里行事，三个月没有违背他的意愿，齐国人于是来归还田地。谷梁传说：这是为了停止同齐国的会盟。齐国人让优施在鲁君的帷幕下跳舞，孔子说：‘还笑得出来吗？国君的罪应当处死，却竟然让人来杀他。’ 齐国人因此把这些田地归还给鲁国。折衷说：“齐、鲁是甥舅之国，世代通婚，但有时互相侵扰，有时互相攻伐，有时和好，有时又产生嫌隙，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关系。所以《春秋》先记‘春，及齐平’，接着记‘夏，公防齐侯于夹谷’，最后记‘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这是说两国议和以后，鲁国在夹谷防备齐侯。齐侯派莱人带兵劫持鲁公，尼父让鲁公退却，并以大义阻止齐人说：‘这在道德上是过错，在礼义上是对人的失礼，君侯一定不会这样做。’齐人听后，立即避开了鲁公。于是订立盟约说：‘齐国军队出境，如果不派三百辆兵车跟随我国军队，就像这个盟约所说。’尼父说：‘如果不归还汶阳的田地，我用来复命的方式，也照这个盟约办理。’所以齐国人归还了所侵占的田地。唉！齐国是强国，鲁国是弱国，不能凭武力与它争，也不能凭势力与它竞争；只有用义理使它屈服，用言辞折服它。圣人采用了这种办法，于是齐国的谋划受阻，归还了鲁国的田地。这说明左氏掌握了其中的关键，而公羊、谷梁都不如他。鲁襄公十五年五月辛亥日举行郊祭。左氏说：‘这是记载过错。’公羊说：‘三次占卜之后遇到吉兆，所以在五月举行郊祭。’谷梁说：‘这是讥刺不合时令。’折衷说：‘郊祭占卜牛牲，是合乎礼的；占卜郊祭本身，却不合乎礼。为什么？因为牛可以更换，郊祭的时令却不能更改。牛如果卜得不吉就更换，如果有伤也更换。郊祭必须在规定的时令举行，提前举行不合礼，过时举行也不合礼。因为不经过占卜的事不能更改。凡是占卜郊祭，就一定要记载，为什么？是为了讥刺它不合礼。凡是超过时令，也一定要记载，为什么？同样是为了讥刺它不合礼。’

译公羊认为‘三次占卜遇到吉兆，所以在五月举行郊祭’，那么既然三次占卜，为什么不记载呢？例如成公十年记‘五卜’，襄公七年记‘三卜郊’，襄公十一年记‘四卜郊’，为什么这里只记‘辛亥郊’呢？这是公羊的错误。考察其中的旨意，《春秋》先记‘鼷鼠吃了郊祭用的牛，牛死了，改卜牛’，又记‘五月辛亥郊’，还记‘改卜牛’；这样记载是正确的；只记‘五月郊’，就是不正确的。这显然是讥刺郊祭不合时令、不合礼。左氏、谷梁掌握了其中的关键，公羊则有所不足。哀公十二年春季，实行田赋。杜预说：‘兵赋的制度，是根据田赋征收的，共同出一匹马、三头牛。现在要把田地和家财分开，各自作为一种赋，所以称为田赋。’公羊说：‘军赋的制度，十井田不过出一辆兵车。如今又实行田赋，就超过十一分之一了。’ 谷梁的说法与杜预相同。折衷说：“《春秋》通常不记载赋税，如果记载了，一定是在讥刺它征敛过重。又记载‘实行田赋’，可知这件事已经危害百姓了。说制定者不应制定，说执行者不应执行，都是圣人含蓄的褒贬。从‘作丘甲’以后，已经破坏了十一分之一的税制。田赋和军赋本来都是共同出马一匹、牛三头。如今把它们分开作为田赋，意思很明白。杜氏和谷梁掌握了其中的要旨。鲁哀公十四年，向西出猎，捕获麒麟。左氏说：‘麒麟是仁兽，是圣王出现的祥瑞。’公羊说：‘麒麟不是中原的兽。’谷梁说：‘不是把麒麟当作中国之外的兽。’折衷说：‘《春秋》记载灾异，却不记载祥瑞。这只麒麟是祥瑞，为什么还要记载它？这是因为它不是作为祥瑞来记载的，而是因为圣人感应麒麟到来而记载它。况且说祥瑞，难道还要把它限制在中国和四夷之间吗？如果因为不是中国的东西就认为它是祥瑞，那么西域进献吉光兽之类，也都应当本来就是祥瑞，这当然不对。大概是因为麒麟的出现和隐没并不经常，天下有道时才会出现，所以明确是祥瑞。然而公羊说：‘颜回死了，孔子说：“上天要亡我啊！”子路死了，孔子说：“上天要助长我的灾祸啊！”西狩获麟，是对仲尼的应验。颜回、子路都是圣人所特别看重和爱护的弟子，听到他们去世时说‘上天要亡我啊’，都是痛惜之辞，怎么可以拿来与获麟相比？麒麟、凤凰是王者的祥瑞，既然麒麟出现却没有相应的王者，圣人于是因感于麒麟而起意，来修订《春秋》。麒麟出现并不是为了圣人自己，《春秋》修订也不是为了圣人自己，大概是为了惩戒恶行、勉励善行，作为百世遵循的法则。正如黄河不出图，洛水不出书，我也就完了啊！这些话都是因为周德衰微、没有圣明君主出现，并不是为了圣人自己。孟轲说仲尼之道高于尧、舜，哪里会有什么道已穷尽的说法？左氏掌握了事实，公羊、谷梁则有所不足。考察《岳书》，全书共三十卷，保存下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唐人谈论《春秋》的，除了啖助、赵匡、陆淳三家之外，传述的人很少。即使只是残缺的圭玉和零碎的璧玉，也仍然足以珍视。尹氏【玉羽】《春秋音义赋》《宋志》记载十卷 已佚 《宋志》记载冉遂良作注 《春秋字源赋》《宋志》记载二卷 已佚 《宋志》记载杨文举作注 王应麟说：‘咸平四年正月乙酉日，知河南府李至把此书进呈，并将书送入秘阁。’ 考察可知，尹玉羽是京兆长安人，以孝行闻名，闭门隐居。刘鄩征召他担任保大军节度推官，他在后唐做官，官至光禄少卿。晋高祖召见他，他以年老为由推辞，退居秦中。《春秋》二书之外，他还著有《自然经》五卷、《武库集》五十卷。他的事迹散见于《册府元龟》。姜氏【防嗣】《春秋纂例》【《宋志》作《三传纂要》】《宋志》记载二十卷 已佚 《崇文总目》说，这是伪唐人姜防嗣所撰，采用《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的传文，是学者抄集而成的文字。冯氏【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通考》记载二卷 现存 《崇文总目》说，这是伪蜀冯继先所撰。把《春秋》中官职、谥号、名字汇集附列，起初名为《左氏》。晁公武说：‘左氏所记人物，不仅称名，有时称字，有时称号，有时称爵位或谥号，而且多处交互出现，学者为此感到困难。冯继先把它们全都取来，归附在姓名之下。’ 李焘说：‘从前丘明为《春秋》作传时，列国君臣的名字称呼并不一致，同一个人有时多达四五种称呼，学者苦于名称纷乱、难以记忆。冯继先把相同的人汇集成一百六十篇，同音的人也附列其中，对于《左氏》大概多少有些帮助。宋国大夫庄堇、秦国右大夫詹，按照传文从来没有说他们父亲的字，冯继先却擅自增入，看来是见到了不同的版本。至于子韩晳，大概齐顷公的孙子、世族谱与传文所记是同一个人，但冯继先却单独把他与楚、郑两国的公孙黑合为一篇，大概是错了。’ 陈振孙说：‘《左传》所载君臣的姓名、字号、谥号彼此交错出现，所以绘制此图来统一它们。周列为第一；鲁第二；齐第三；晋第四；楚第五；郑第六；卫第七；秦第八；宋第九；陈第十；蔡第十一；曹第十二；吴第十三；邾第十四；杞第十五；莒第十六；滕第十七；薛第十八；许第十九；杂小国第二十。’ 岳珂说：《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冯继先撰写。刊本中错误很多，我曾经把京本、杭本、建本、蜀本合在一起校勘。有的姓氏名称略同，实际并不是同一个人，却合并为一人；有的名字看起来不同，实际并非两个人，却分成两人；有的从某国前往别国，前后记载相互参见；有的称为某公并注明某年，但与经文、传文不相合。有的把传文当作经文，有的把注文当作传文；有的偏旁相似而疑误，形成亥豕之差；有的行次相连，因而没有甲乙之别。像这样的情况不止一种，现在都加以订正。经文、传文中刊刻的讹误，也一并校正，并且分行排印，以显示不同书籍。若内容杂见于经文、传文和注文，却只标称为经或传；若注文散见于前后数年之间，却只称某公、某年，大概是依据最初出现的地方来记载。《廖本》没有年表，《归一图》如今既然刊入《公羊》《谷梁》，便把两书补入，附在经文、传文之后。《名字同异录》《宋志》记载五卷 现存 蹇氏【遵品】《左氏传引帖新义》【《宋志》作《断义》】《宋志》记载十卷 已佚 《崇文总目》说，这是伪蜀进士蹇遵品所撰。仿照唐代礼部考试进士时帖经的旧式，铺陈经文并逐条作答。《李氏三传异同例》

译《唐志》记载十三卷 已佚 《新唐书》注文说：开元年间，右威卫录事参军撰，姓名失传。亡名氏《春秋加减》《唐志》记载一卷 已佚 《崇文总目》说：‘唐元和年间，国子监奉诏修订此书。由于这部经书的文字有多少不同，所以记载其增删，以防止差错。’ 《中兴书目》记载《春秋加减》一卷，用来订正《左氏》的句读和字形讹误。陈振孙说：‘书中称元和十三年，国子监奉敕校定，没有著录人名。校定偏旁，类似《五经文字》。此本作小册子，才十多版。前面有睿思殿书籍印，末尾称“臣雩校定”。大概是承平时期宫禁中的书。’ 《春秋精义》《宋志》记载三十卷 已佚 《崇文总目》说，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汇集前人的有关论述，分别抄录杜氏、孔颖达以及数家的学说，并参照《释文》。《演左氏传谥族图》五卷 已佚 《崇文总目》说，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是在《左氏》学的世系谱基础上增广而成，贯通编排世系关系，没有遗漏和简略。《春秋龟鉴》《宋志》记载一卷 已佚 《崇文总目》说，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记述《春秋》以及周王和诸侯的世次、齐鲁两国的大夫、公子、公孙，起初编排并不详细完备，后来传抄又失去了次序，如今保存下来，以备查考阅览。《春秋宗族名谥谱》已佚 《崇文总目》说，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大略采录《春秋》三传中各国公卿大夫的姓名和谥号。《春秋指掌图》二卷 已佚 《国史志》记载：《春秋指掌图》二卷。融依据李瑾的《指掌》绘制成图，没有注明姓氏。《春秋十二国年历通考》（题作《二十国年表》）。《宋志》一卷。已佚失。《国史》记载，不知撰写人是谁。陈振孙说：“不知是什么人撰写的。它按周代以下的次序，列有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邾、莒、薛、小邾。”考察《馆阁书目》，其中有《年表》二卷，是元丰年间杨彦龄撰写的，除周以外共列十三国。又考察《董氏藏书志》，其中的《年表》没有注明撰写人，从周到吴越共列十国，另将附庸诸国单独编为一表，凡是征伐、朝觐、会同等事都加以记载。现在这部表只记载即位和去世，这些都不是上述两家的书。《春秋新义》。《宋志》十卷。已佚失。《春秋纂类义统》。《宋志》十卷。已佚失。《春秋通义》。《宋志》十二卷。已佚失。《经义考》卷一百七十八。《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九。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春秋》（十二）。宋真宗皇帝《春秋要言》。三卷（《中兴书目》作五卷）。已佚失。《长编》记作《春秋要言》三卷，说宋真宗召辅臣到龙图阁，把它拿出来给他们看。《玉海》记载：天禧元年二月，真宗到龙图阁，拿出《春秋要言》三卷给辅臣看。天禧二年，将此书赐给皇太子。天禧三年十月，将皇帝亲撰的前后序赐给辅臣。《职官分纪》说：“天章阁于天禧四年开始兴建，天禧五年二月工程完毕。将真宗的御集供奉安置在阁中，其中有《春秋要言》五卷。” 杨氏（均）《鲁史分门属类赋》。三卷。已佚失。《玉海》记载：乾德四年四月，国子丞杨均进献《鲁史分门属类赋》三卷，诏令褒奖他。晁公武说：“本朝杨均撰写此书，把《左氏》的史事按类别分为十门，每门各写成一篇律赋，乾德四年进献。” 考察这部书，《宋艺文志》作崔升撰写、杨均作注。胡氏（旦）《春秋演圣通论》。十卷。已佚失。《崇文总目》记载：本朝秘书监胡旦撰写。书中多指出杜氏的错误，对阐明经文旨意很有帮助。黄渊说：“胡旦编年，先列经文，后列传文。柳仲涂想赠给他一把剑，其用意在于尊崇经书。” 许氏（洞）《春秋释幽》。五卷。已佚失。《宋史·许洞传》记载：许洞，字洞天，吴县人，是太子洗马许仲容的儿子，精通《左氏传》。咸平三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后任雄武军推官。景德二年，授任均州参军。大中祥符四年，被召到中书省接受考试，改任乌江主簿。叶氏（清臣）《春秋纂类》。《宋志》十卷。已佚失。《中兴书目》记载：天禧年间，叶清臣根据《左氏传》，按事类编纂，分为二十六门，共十卷，命名为《春秋纂类》。胡氏（瑗）《春秋口义》。《宋志》五卷。已佚失。陈振孙说：“胡翼之撰写，写到宣公十二年为止。戴岷隐在湖学时，曾经续写此书，但没有流传下来。” 石氏（介）《春秋说》。未见到此书。王氏（沿）《春秋集传》。《宋志》十五卷。已佚失。《崇文总目》记载：王沿担心学者各自私守本家学说，是非判断多有不同，因而失去了圣人的本意，于是汇集《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的学说，删订为一部书。又见秘书省书目中有许多前代儒者研究《春秋》的著作，便上启请求查取，得到董仲舒等十多家的著作。王沿认为前代儒者的说法仍不完备，又用自己的意见为它们作笺注。晁公武说：“王沿字圣源，大名人，喜好《春秋》，所到之处都用《春秋》来裁断事务。这部书汇集三传解释经文的文字，仁宗在位时曾上奏进呈，诏令他充任直昭文馆，后来官至天章阁待制。” 《长编》记载：景祐元年正月，河北漕臣、转运使、刑部员外郎王沿到朝廷上奏政事，进献自己所著的《春秋集传》十五卷，又上书以《春秋》评论时事，朝廷命他充任直昭文馆。贾氏（昌朝）《春秋要论》。十卷。已佚失。《玉海》记载：景祐元年十二月，崇政殿说书贾昌朝撰写《春秋要论》十卷。诏令舍人院对他进行考试。景祐二年五月，诏令他充任直集贤院。《春秋节解》八十卷。已散佚。《玉海》记载：景祐二年正月，仁宗在延义阁，命贾昌朝讲解《春秋》。庆历四年三月，仁宗询问辅臣关于《春秋》三传异同的说法。贾昌朝说：“《左传》多记载史事，《公羊传》和《谷梁传》专门解释经文，都是为了尊崇王室、阐明赏罚。但考察这些内容，也有得有失。”皇祐五年十月，进献《春秋节解》八十卷。李尧俞《春秋集议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