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七十四

译二卷 现存 夏侯氏【湛】《周诗》已经散佚 《晋书》说：夏侯湛，字孝若，是谯国谯县人。年轻时任太尉府属官，〔防始中〕参加贤良对策，考中，授任郎中。后来选任为太子舍人，转任尚书郎，出任野王令，在县中任职多年，授任中书侍郎，出任南阳相，又升任太子仆。惠帝即位后，任命他为散骑常侍。当初，夏侯湛写成《周诗》，拿给潘岳看。潘岳说：“这篇文章不只是温和典雅，还特别显现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本性。”夏侯湛自序说：“所谓《周诗》，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这些篇目有其意义，却失去了文辞。我续写它们失传的文辞，所以称为《周诗》。” 《世说》说：“夏侯湛写成《周诗》，拿给潘安仁看。潘安仁说：‘这不只是温和典雅，还特别显现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本性。’” 潘氏【岳】《补亡诗》已经散佚 葛洪说：“近来夏侯湛、潘安仁都作了《补亡诗》。” 《晋书》说：潘岳，字安仁，是荥阳中牟人。早年被征召到司空府、太尉府任职，举为秀才，出任河阳令，转任怀令，调任尚书度支郎，升为廷尉评。杨骏引荐他任太傅主簿，杨骏被诛后，潘岳被除名。不久，选任长安令，征召为博士，随后任著作郎，转任散骑侍郎，升任给事黄门侍郎。考察《潘黄门集》，其中只有《家风》诗，这就是葛稚川所说的《补亡》诗。束氏【晳】《补亡诗》六首 现存 束晳自序说：“我和同业的乐官一起学习乡饮酒礼，但所吟咏的诗，有的只有意义而没有文辞，音乐取其节拍，有所缺失而不完备。因此遥想已经过去的时代，追念往昔，补写它们的文辞，以接续旧有的制度。” 王隐《晋书》说：束晳，字广微，是阳平人。贾谧请他任著作郎。他曾读到《周成王》诗，发现它有意义而失去文辞，惋惜其不完备，所以作辞来补写它。董说说：“广微所谓补亡，不过是仿效《大雅》《小雅》，附会《诗序》，对于古代笙诗的道理，并没有切合之处。” 荀氏【朂】《拟诗》六篇 现存 《宋书·乐志》说：晋代荀朂创作正旦大会行礼歌四篇。第一篇名为《于皇》，第二篇名为《明明》。食举乐以及东西厢歌共十二篇，其中第二篇名为《宾之初筵》，第五篇名为《烈文》，第六篇名为《猗与》，第八篇名为《振鹭》。沈氏【朗】《新添毛诗》四篇 残缺 邱光庭序说：大中年间，毛诗博士沈朗进献新添的《毛诗》四篇，说：“《关雎》表现后妃之德，不应当作为三百篇之首，大概是先儒编排次序不当罢了。现在另作二篇作为《尧舜诗》，取《虞人之箴》作为《禹诗》，取《大雅·文王》篇作为《文王诗》，请求把这四篇诗置于《关雎》之前，用来先尊帝王、后列后妃，体现尊卑的义理。”朝廷嘉许了他。唉，沈朗谈论《诗经》，是多么狂妄荒谬！新添的四篇诗，究竟属于《风》还是属于《雅》？如果属于《风》，就不应当歌咏帝王之道；如果属于《雅》，就不能放在《关雎》之前。不仅篇首篇尾相互乖违，实际上也自相矛盾。这样任意创作，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丘氏【光庭】《补新宫诗》三章 现存 光庭序说：“《新宫》，是新建宫室落成的诗。宫室完工后，就举行祭祀并为之落成，又同群臣宾客举行宴饮，这叫作‘成’。”又说：“鲁昭公二十五年，《左传》记载叔孙昭子出使宋国，宋公设宴招待他，叔孙昭子赋《新宫》。又据《燕礼》，升堂歌唱《鹿鸣》，堂下吹奏《新宫》。如今《诗序》中没有这一篇，大概是孔子回到鲁国以后，这首诗散佚了，因而无法采得。三百篇的诗，孔子已经删定，子夏随后为它们作序；这些序不冠列在各篇之前，而是另编成册。即使篇中文字后来散失，它的意义仍然存在。像《南陔》《白华》这一类，所以束晳能够加以补写。只有这篇《新宫》，文辞和意义都失传了，如果不是精心考察，就难以探究根源。考察‘新’字，是有旧物作为对照的说法；如‘南门’‘新作延廐’就是这样。‘宫’是居住、宴饮游乐、宗庙等处所的总称。士蒍筑绛城，是为了更新他的宫室，这是居住之宫；楚国的章华、晋国的虒祁，是宴饮游乐之宫；成公三年‘新宫’遭灾，是祭祀先祖之庙的宫室。这样看来，正面说‘新宫’，指的就是居住之宫。” 大概文王营建丰邑时，新建了宫室；宫室刚刚落成，就举行祭祀，随后宴请宾客，这称为“考”，“考”就是成就、完工的意思。像宣王的《斯干》《考成室》之类，就是这种情况。也称为“落”，“落”就是用酒浇洒，使之落成。像楚子建成章华台，愿意同诸侯一起“落”它，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个时候，诗人歌咏宫室落成的美好，写成篇章，所以周公把它采录下来，在宴享时歌唱。一定知道这篇《新宫》是文王的诗，是因为《燕礼》说：“堂下吹奏《新宫》。”所谓堂下吹奏，就是在堂下用笙演奏诗歌。《乡饮酒礼》说：“乐工登堂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唱完后，吹笙的人进入，站在堂下，演奏《南陔》《白华》《华黍》。”笙所演奏的，按惯例都是《小雅》，也都是文王的诗。《新宫》既然是堂下吹奏的乐曲，正与《南陔》的情况相同，所以知道它是文王的诗。知道它不是天子的诗，是因为天子的诗，不是宋公所能赋，也不是堂下吹奏时所用的诗。知道它不是诸侯的诗，是因为诸侯的诗不能列入《雅》，应当属于《国风》。知道它不是祭祀先祖之庙的诗，是因为祭祀先祖之庙的诗不能用来宴享宾客。” 知道它不是宴饮游乐宫室的诗，是因为宴饮游乐的宫室大多不合礼制，其中的诗必定应当含有规劝讽刺；规劝讽刺的作品属于变雅，宴享宾客时不用变雅。由此论断，《新宫》是文王的诗，也就已经很清楚了。有人问：“文王既不是天子，又不是诸侯，那么这首诗是因为什么而作的呢？”回答说：“周王室原本是诸侯，文王自身具有圣德；当殷纣王在位时，天下诸侯三分，已有两分归附周，而文王仍然臣服侍奉纣王。武王灭殷以后，给他谥号为‘文’，追尊为王。他的诗有属于《风》的，《周南》《召南》就是；有属于《小雅》的，《鹿鸣》《南陔》一类就是；有属于《大雅》的，《大明》《棫朴》一类就是；有属于《颂》的，《清庙》《我将》一类就是。‘四始’之中都有他的诗，是因为他的国家当时是诸侯，而他本人实行王道，死后又被追尊为王。《新宫》既然属于《小雅》，现在就依照它的体制加以补写罢了。” 《补茅鸱诗》四章 现存

译光庭序说：“《茅鸱》是讽刺享受俸禄却没有礼法的人。在位的人享有优厚俸禄，却没有礼仪法度，君子认为他们还不如茅鸱，于是作诗讽刺他们。”又说：“鲁襄公二十八年，《左传》记载齐国庆封逃奔鲁国，叔孙穆子宴请庆封，庆封行泛祭之礼，叔孙穆子不高兴，便让乐工为他诵读《茅鸱》。杜元凯说：‘《茅鸱》是散佚的诗，讽刺不敬。凡是先儒没有见过的诗，都称为逸诗，不区分它原本亡佚还是被删去。’我认为《茅鸱》不是古诗自行亡佚，而是孔子删去了它。怎么知道呢？考察鲁襄公二十八年时，孔子当时八岁。《礼记》说：‘男子十岁出外就傅，学习书写；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学习舞《勺》。’《论语》说：‘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那么庆封逃奔鲁国的那一天，距离孔子开始求学的年龄相隔不远。这首诗尚未流散，何况诗和礼全都保存于鲁国；孔子比叔孙穆子贤明，难道叔孙穆子还能见到它，孔子反而见不到吗？由此看来，《茅鸱》不合礼制，又是因为孔子删削才失传，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有人说：‘怎么知道《新宫》不是被孔子删去的呢？’回答说：‘《新宫》是周公采录的，又是《燕礼》所使用的，不同于《茅鸱》。’” 又说：“《茅鸱》属于《风》还是属于《雅》？”回答说：“不属于《雅》，属于《风》。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叔孙大夫所赋的诗大多是《国风》。现在所补写的诗，也采用《风》的体制。” 胡震亨说：“邱光庭是吴兴人，任国子太学博士。” 《淳化乡饮酒诗》三十三章 现存 考察淳化年间乡饮酒礼所歌唱的诗共有三十三章：《鹿鸣》六章，《南陔》二章，《嘉鱼》八章，《崇丘》二章，《关雎》十章，《鹊巢》六章；这些诗的文辞都是另外撰写的，见于《宋史·乐志》。郑氏【刚中】《补南陔诗》五章 现存【载于《北山集》】郑氏【僖】补作《白华》诗。三章。存于【载铁网▯瑚】。潘耒说：元代饶州路总管王都中，他的父亲闽国忠愍公在至元甲申年出使日本，死于那场灾难。讣告传到京都时，王都中正值七岁。他的母亲张普贵发誓守节，在京城净垢寺削发为尼。母亲去世后，设像祭奠，瓶、簪、丹、茶等供品已经摆了二十天。那些花有一半枯萎了，其中有一个花萼，天然融结而成，形状像桃子，非花非果，质地如玉，纹理似谷纹，清楚地分成三条脉络，日渐肥厚，内外通透明澈，像洁净的琉璃。于是命工匠把它绘成图，国史编修章嚞为此作传。当时题写、考订、赞咏的人共有二十位，而东嘉人郑僖补作《白华》三章，用来赞美王都中的孝行所感。朱氏【载堉】补作《笙》诗。六篇。存。载堉自序说：“《笙》诗六篇虽然已经亡佚，但推究其中的道理，也可以补写。譬如《周礼》的《冬官》篇亡佚了，便用《考工记》来补；《大学》格物致知的传文亡佚了，便用程子的意思来补。《考工记》和程子的意思，都与原文不相类，但用来补写也没有造成妨害。为什么唯独对《诗经》却吝惜，不敢补写呢？”《南陔》等篇，前代贤人有很多人补作过。比如夏侯湛的作品，现在保存有一章，可以考见，却看不到全文；只有束广微的作品，完整地载在《文选》中。裴耀卿任宜州长官时，歌唱这首诗，观看的人感动得流泪。这难道就是束氏补作的吗？还是夏侯氏补作的呢？夏侯湛的作品见于《刘孝标世说注》，其中说：‘既已深受此防护之恩，仰面感说洪大的恩德；早晚安定省问，早晨侍奉，黄昏和夜间也侍奉。中间告退，鸡鸣时又来到门前。勤勉恭敬地接受教诲，早晚都以此为重。’潘岳见到这首诗，说：‘这不只是温和雅正，更能看出孝悌的本性。’现在看来，它的意思固然很好，但用语颇为重复，早晨、黄昏、早晚说的只是一个意思。束广微的诗也没有什么特别感人的地方，哪里能让人感动流泪呢？我曾偶然仿效其意，勉强作过一篇。陆氏【世仪】《诗鉴》。十卷。未见。卢氏【辩】《六官述》。亡佚。《后周书》开篇记载，太祖想要推行《周官》，命苏绰专门掌管此事。不久苏绰去世，于是便命令卢辩完成此书。于是依照《周礼》设置六官，安排公卿、大夫、士，并编撰朝廷礼仪、车服和器用，大多依照古礼，改革汉、魏的制度，这些事项都施行了。现在抄录卢辩所述的六官，著录如下：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史书虽然完整记载了这些内容，但文字大多不予收录。皮氏【日休】补作《周礼》九夏歌。九篇。存。日休自序说：“《周礼》说，钟师掌管金奏，凡是乐事都用钟鼓演奏九夏。考察郑康成的注说：‘夏，是大的意思。乐中大的曲调，有九首歌。九夏，都是诗篇的名称，属于颂这一类。’这些歌是盛大的乐章，记载在乐章之中；音乐崩坏，它们也随之亡佚，所以《颂》不能完整保存。唉！我看鲁颂，它的年代也已经很久远了。九夏亡佚了，我还能歌颂什么呢？盛大的音乐既已消失，最高妙的声音没有继承者；歌颂古代，不足以补救亡佚；歌颂今日，又不足以实际使用，我还歌颂什么呢？把亡佚的颂歌补出来，使千古以后，在郑、卫乐声之中，〔▯▯防防〕，难道不能不只有《大卷》中的一章吗？” 王氏【韶之】拟作《肆夏》诗。存。《宋书·乐志》记载：王韶之创作四厢乐歌五篇，第一篇叫《肆夏》。《南齐书·乐志》记载：元会大飨时演奏四厢乐，齐朝稍有改革，但大多仍沿用宋朝旧辞。临轩乐也演奏《肆夏》。《隋书·乐志》记载，北齐元会大飨时，宾客进门，四厢演奏《肆夏》。《古今乐录》说：《周礼》规定，君王出入时演奏《王夏》，宾客出入时演奏《肆夏》。《肆夏》本来是用于宾客的，君王出入时不应当演奏《肆夏》。王氏【彦威】《续曲台礼》。《唐志》三十卷。亡佚。考察《绍兴续到阙书目》，其中也有这部书。程氏【荣秀】《翼礼》。亡佚。《徽州府志》记载：程荣秀，字孟敷，休宁人。延祐年间，任嘉兴路儒学教授。他根据《家礼》撰写此书；文公去世后，又搜集文公言行中涉及礼制的内容，编成《翼礼》以流传。后来官至江浙提举副提举。张氏【一栋】《居家仪礼》。未见。髙圮说：“张一栋，字起东，平和人。万历丙戌年进士，官至姚安知府。” 杨氏【廉】拟作《乡饮酒礼》。一卷。未见。杨廉自序说：“我读《仪礼》的《乡饮酒》篇，因而记起伊川程夫子的话：‘不席地而坐、倚靠几案，不用手抓饭而用〔▯〕和筷子，都是圣人顺应时势的道理。’由此可知，对古制不必拘泥过深，于是暗中寻求不太违背古制的做法来拟定议论。只是还不知道好礼之士会认为怎么样。” 陶氏【濳】《鞠小正》伪本。

译一卷。存。冯京第序说：我常常到市肆阅览书籍，乙亥年在淮西市场得到一篇《鞠小正》，题名为“晋陶渊明著”。其中言语简约而确实，似乎是晋、宋时期的人所作。世上探求菊花事迹的人，一定称说陶渊明。既然如此，那么他是在东篱下种菊，所以能够探究其中的道理并穷尽种植的方法吧。此书把秋九月定为正月令，难道也是没有遵奉宋正的隐微旨意吗？《鞠记》记载黄花，是以夏正为根本，还是取黄帝、魏氏正统的颜色呢？晋朝所接受的代统是子灭，所以应当思念母亲；而宋朝国运〔原文“宋运”〕，因此应当采用魏德胜出的说法罢了。又“鞠”有穷尽之意，花事到这里便穷尽了，这是在感叹自身和国家的穷困吗？陶渊明俯仰之间因一株菊花而感发兴怀，大概是有缘故的。古人的意思未必一定如此，但这正是古人的意思。书中大小注文论述种植方法十分详细，不确定是谁作的。这样看来，后世爱菊的人，只要寻求这一本书，就足够了。古人求学，祭祀先圣先师；如果把陶渊明当作菊圣，难道不可以把这本书当作菊师吗？将来三径的事业完成后，我当仿效茶灶，在篱笆旁祭祀桑苎翁，画一幅葛巾遗像，希望能与菊花一同蒙受他的福泽。考察《鞠小正》一卷，是四明人冯京第跻仲在淮阴市场得到的，假托为陶渊明所作。此书把秋九月定为正月令。月令说：“秋九月，是菊花顺应时令、施行其令的月份，所以把它作为正月令，称为‘履端’。”书末以秋八月为终，从开始荣盛到最终将要开放，终了之中又有开始，花的长久与天地四时一样无穷无尽。书中又有注文详细论述种植方法，大概就是跻仲游戏之作吧。皮氏【日休】补作《大戴礼记·祭法》。一篇。存。日休序说：“《祭法》说：‘法度施行于民众，就应当祭祀他。’咎繇作《帝謩》，担任士师，他的治道与舜、禹相参。不就是‘法度施行于民众’吗？为什么祭祀的典籍中反而缺少他呢？《祭法》说：‘能够抵御大灾，就应当祭祀他。’尧、舜时代，山林繁茂，鸟兽众多，益于是担任虞官；后来山林疏朗，鸟兽减少，人民安定，不就是‘能够抵御大灾’吗？为什么祭祀的典籍中反而缺少他呢？《祭法》说：‘以功劳安定国家，就应当祭祀他。’从前周公辅佐武王，使殷的动乱安定下来；又辅佐成王，安定周朝的事业，制定礼乐，建立明堂，不就是‘以功劳安定国家’吗？为什么祭祀的典籍中反而缺少他呢？如果认为咎繇、伯益的功劳小于舜、禹，所以不在祭祀典籍中，那么契担任司徒而使民众成就，是咎繇的功劳；防勤勉履行职守而死于治水，是伯益的功劳。如果认为圣人制定礼制，自有七庙祭祀，不适合列入祭祀典籍，那么文王以文德治理，武王以武功成事，周公也应如此。如果凡是功业功烈被列于民众之中的人物都应祭祀，那么我们的先师仲尼，德行超过百王，教化流传万代，谁比不上契担任司徒、伯益勤勉履职呢？日休害怕圣人的文章将要混乱并坠失，所以冒昧增补，附在这里。” 崔氏【寔】《四民月令》。《隋志》一卷。亡佚。《隋书》记载，后汉大尚书崔寔撰写。考察《四民月令》，此书虽然已经亡佚，但贾思勰《齐民要术》引用它的内容特别多，再结合《太平御览》所载，喜好此道的人还可以搜集整理成一卷。孙氏【思邈】《千金月令》。《唐志》三卷。亡佚。《齐民月令》。《宋志》三卷。亡佚。考察《齐民月令》，《太平御览》曾引用它。刘氏【孝□】《遁甲月令》。十卷。亡佚。裴氏【澄】《乘舆月令》《唐书·经籍志》著录十二卷 已经散佚 《唐会要》记载：贞元十一年八月，国子司业裴澄撰成《乘舆月令》十二卷，进呈朝廷。刘氏【先之】《兵家月令》【一作“▯之”，又作“定之”】《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 已经散佚 符氏【彦卿】《行军月令》《宋史·艺文志》著录四卷 已经散佚 王氏【洪晖】《行军月令》《宋史·艺文志》著录四卷 已经散佚 姚氏【称】《摄生月令图》《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 已经散佚 鲍氏【云龙】《大月令》一卷 已经散佚 袁氏【以贤】《太▯月令》一卷 未曾见到 徐氏【献忠】《山家月令》未曾见到 献忠自序说：“经典说：顺应天时，利用地利，谨慎修身、节省用度，以奉养父母。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啊！平民日常俯仰之间赖以生活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山地平原土质不同，风俗习惯各有相宜之处；再以见闻学识加以补益，使它与时令相协调，或许就不会失去太平之治，也可以符合击壤之民所受的教化。至于柴门敞开，牧人和犬马在前引路，夕阳的光辉回照，自己点起篝灯；佳美的蔬菜摆在盘中，浊酒可以滤饮；用布被拥御寒冷，把农书当作枕头，足以怡悦心神，不知不觉间老年已至；这又是蒙昧之人的最大乐趣。若舍弃这些而远远羡慕别的生活，那是我做不到的。难道也是由于长期习惯而形成了本性吗？” 王氏【士正】《水月令》一卷 尚存 士正自序说：“曹县是古代北亳之地，濒临大河，当地人熟悉水情和水候。偶然得到无名氏《水候占》一卷，文辞颇近古意，于是略加删削编次，撰成《水月令》，以备考察河渠之用。” 阳成氏【脩】《乐经》已经散佚 王充说：“阳成子长撰作《乐经》，思考穷极于幽深玄妙之处，不是接近圣贤才智的人不能完成。所谓皁尔蹈孔子的足迹，鸿茂兼有二位圣人的才智。”又说：“阳成子长的《乐经》卓异绝伦，令人惊叹；他不因循旧说而创作，才智可疑为圣人，而汉朝却没有讥议他。” 李氏【▯楚】《乐经》《唐书·经籍志》著录三十卷 已经散佚 房氏【庶】《补亡乐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三卷 已经散佚 曹学佺说：“益州进士房庶通晓音律，宋祁、田况推荐他，将他的乐书上奏朝廷；朝廷召他到京师，试授秘书省校书郎。” 余氏【载】《中和乐经》二卷 未曾见到 张萱说：“元代余载采集经典中论述音乐的言论，汇编成书。”

译湛氏【若水】《补乐经》未曾见到 若水自序说：“所谓补《乐经》，是要做什么呢？就是因为《乐经》残缺，所以试图补足它。《乐记》是《乐经》的传文。《乐经》亡佚而传文尚存，还算幸运，就像告朔时仍保存着饩羊一样。然而如果只论说它的义理而遗失其法度和数目，那么音乐的根本也就废弃了。礼与乐是同一道理。关于二礼的残缺，我已经在经文和传文中加以订正了。《乐经》的残缺，则是我到了四十岁才开始留意。礼是由内心产生的，乐是由礼产生的。礼以条理为主，乐以和谐为主。以条理达到中和，又以和谐成就条理；从内心产生，而在外表和畅，这就是乐。乐既然产生了，难道还可以停止吗？既然不能停止，便不知不觉手舞足蹈。手舞足蹈，是音乐充分发挥神妙作用的表现。它可以使神人与之相合，可以感通上下，可以使天地各得其位，可以养育万物。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并使上下感通、神人与之相合，是治理的最高境界，也是古代治道的极致。因此，古代贤明君王治理天下，必定兴举礼乐。夏、商、周三代以前，直到黄帝、尧、舜的治理，全都遵循这条道路。汉、唐以后，治理不如古代，并不是人物有所不同，而只是礼乐之道废弃了罢了。礼的兴起，在于节文。所谓节文，就是升降进退、揖让周旋；节文是礼的经。乐的兴起，在于度数；所谓度数，就是律吕和声音；度数是乐的经。” “所谓节文，就是升降揖让；所谓度数，就是律吕和声音。我已经年老八九十岁了，幸而天年尚未终尽，怀抱的平生志愿还没有实现，于是隐居在西樵，无所事事，闲暇时取来诸家关于律吕的学说，私下加以损益、更改和整治，撰成一篇仿拟古代《乐经》的文字；又把《乐记》中见于典籍的内容列在后面，作为它的传。经用来确定度数，传用来阐发义理，这样乐也就可以知道了。若有圣明君主、贤能宰相想要兴举礼乐，必定可以从这里有所取法。有人说：王通续作经书，至今还被人讥笑，而您又作这样的书，不也会招致天下后世的讥议吗？我说：这是述说，不是创作；是仿拟，不是续作，为什么要讥议呢？后世如果有圣人，自然会明白这件事。” 《经义考》卷二百七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七十五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拟经【八】何氏【承天】《春秋前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 已经散佚 《春秋前杂传》【《唐书·经籍志》作《前传杂语》】《隋书·经籍志》著录九卷【《唐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已经散佚 《晋史乘》伪本 一卷 现存 丁公著说：“晋人把《春秋》称为‘乘’，是取其善恶无不记载之意。吾衍存说：‘晋国的史乘，在刘向校勘的书中没有听说过。’我近年与《楚史梼杌》一同得到它们，确实是奇书。没有署作者姓名，观看它的篇目次序，和《晏子春秋》相似，疑心出于同一时期。虽然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仲尼的门徒不加称道，但《晋乘》《楚梼杌》二书，孔子编修《春秋》时多有取用。我嘉许这两部书，因此抄录下来，以备列入三史的书目。” 胡应麟说：“孟子称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梼杌》如今已经看不到了，但汲冢《纪年》所记的事情，对晋国记载尤其详细；其文字与《春秋》相类似，难道就是孟子所说的《晋乘》吗？自从三晋分立以后，这部书归入魏国，史官于是把魏国的事情系在它下面。晋国末期，大概是魏惠王的史官所记载的；孟子所见到的必定就是这部书。元代有人伪作《晋乘》《楚梼杌》，吾衍字子行的序说，曾在一天之内同时得到这两部书。这些书杂取《左传》《国语》《新序》《说苑》的内容，论述齐桓公、晋文公两位霸主的事，删节编成一篇。宋景濂、王子充说，就是吾衍所撰。” 伪造的《楚书梼杌》一卷 现存 《春秋文曜钩》说：“楚国任用唐氏，作为史官。” 《吕览》说：“唐尚年少时担任史官，他的旧交是唐尚，想要推荐他。”唐尚说：“我不是不能担任史官，只是以此为羞，所以不做。” 丁公著说：“楚国把《春秋》称为《梼杌》，是因为记载恶行而褒扬善行。考察《晋乘》《楚梼杌》，隋、唐、宋三代的志书以及《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等书目中都没有它们，即使《明文渊阁书目》中也没有。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人作了这两部书，却把序托名为吾衍字子行所作。” 又考察，于钦作《齐乘》，张唐英作《蜀梼杌》。《乘》和《梼杌》不能称为经书，但也是《春秋》一类的著作，附记在这里。袁氏【康】、吴氏【平】《越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