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九

译《宋志》著录二十卷。尚存。魏了翁的序说：“古人说《诗》来表现志意的内容，载于《鲁论》《左传》以及子思、孟子等书中；这同今天讲解《诗》的事实、文义、音韵、章句不相合的地方，大概有十分之六七。然而其中贯通融合精粗、与世事变化相互对应的地方，简直就像出自他们本人之口。大致说来，作者依据的是正当的性情，而解说者也是用它来发明性情的真实，并不拘泥于文辞。自从孔子、孟子去世以后，遗留下来的言论仅仅保存下来，又都经历了焚书毁籍之后的残编断简，师承各异，旨趣不同。经历汉、魏、晋、隋，长久以来没有统一的说法。上层人士考虑用来挽救这种局面，于是《尚书》只保存孔氏之说，三《礼》只保存郑氏之说，《易》不是王氏之说就不尊奉，《春秋》只推重左氏、杜氏，《诗》专门采用毛氏、郑氏之说。士人难道没有耳目、肺腑，不能相信自己吗？于是宁可背离往圣不可更改的经典，也不违背当时君王所主持的传注。所谓传注，不过是千百家中的一个人所作罢了，却因一时的风尚而被定为学者的准则。考订训诂，全都只以他的意思为依据；违背它，就说：‘这不是经书的旨意。’对其他书尚且不能这样，何况是谈论《诗》呢？《诗》专门依从毛氏、郑氏，流传下来已经很久了；舍弃他们，确实就没有可尊奉的依据了。然而其中有些浅陋、昏暗、拘束、局促的说法，也不全是毛氏、郑氏的过错。序文从第一句话以下，都是历代讲师因文字而生发义理、牵强附会、穿凿解释的说法，竟敢同经文错杂排列，而人们却不以为疑。毛传简明扼要而平实，没有臆测之说，也不擅自改字；对于序文不加参预，却还足以保存旧闻，启发后来的贤哲。至于郑氏只相信序文，往往迁就迎合，并用三《礼》的说法来附会。他对于《诗》和《礼》，文字相同而解释不同，自己尚且不能据此自信；流传到后世，众人却都推尊它，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宗旨。到了我国朝代兴盛之后，欧阳修、苏轼、程氏、张氏等儒者，才开始用圣贤的本意来订正这些说法。人们知道后世末流之师的说法不能完全相信，于是共同辨析序文，订正古音，破除擅自改字的谬误，排斥专门之学的狭隘，各自有所自守，也有所贡献。到了近世，吕成公汇集众家长处，保存不同的版本；朱文公恢复古经，以叶韵为主，于是‘兴、观、群、怨’的旨意，才可以通过吟咏和体会来学习，差不多没有遗憾了。永嘉钱公又一并删去讲师增益的说法，只保存序文开头的一句话，约略文字，阐述旨意，每篇作一篇赞语。凡是旧说中涉及自夸自是、讥讽上位者、伤害风俗、损害伦理的，都不采用，题名为《钱氏集传》。他又另行编写诂释，体例类似《尔雅》，使人便于学习诵读。当初钱公奉命出使成都，曾拿出来给我看。到现在，他的门人丁文伯黼出身仕宦，任庐陵太守，将要刻板刊行，便请我写题辞。唉！圣人的经典，就像王室一样。二牧、三监、九宗、五正，应当同心协力，排斥不合正道的说法，以周人的法度来规范它。即使力量微弱如《匪风》《下泉》所表现的处境，只要有这样的志向，也仍然足以维系人心。何况那些身居高位、重任藩屏的人，实际上是在辅佐王室的谋略呢？我只怕不能参与此事，哪里敢推辞？钱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早年凭借通晓经学来磨炼志向，在学校中很有声望。仕途做到宗正少卿，学术和品行，受到士人敬仰。” 乔行简作序说：诗，是人心中所存的东西，有所感触之后才发出来。因此《国风》《雅》《颂》，无不是忧、乐、怨、慕等情感的显现。谈论诗，一定要从政治之道的兴盛或衰败、诗人的性情入手去探求，这样才足以获得它的含义，通达它的精微。如果拘泥于各位儒者纷杂的说法，却没有从容涵泳、自己探求的功夫，那么诗的意义就隐晦了。小序对于《诗》，它的说法本来也未必全都不对。前辈传授《诗》，却有删去而不保存的内容。如今白石先生的《诗传》，也只取篇首的一句话，难道不是因为前后讲师各自发表见解，其中间或不免彼此矛盾，反而扰乱了诗人的本意吗？士人刚入小学时，《诗》和序文混杂在句读、诵习的开始阶段，他本来就把它们全都看作经文。等到稍微通晓大义，序文的说法有时成为主导，还要牵强地把诗意合到序文上去，这就是读诗的痼疾。立志传授经学、解除疑惑的人，如果不替他们拔除根本，去掉先入为主的观念，怎么能使他们从诗本身探求诗意而有所自得呢？这大概是出于排斥异说、尊崇经书的用意，所以即使看起来容易失误，也无暇追究。至于他其他的阐发，如世道变化由兴盛走向衰败，人情怀念旧事而为新变悲伤；有的由爱戴君主而把过失归于自己，有的顺从天命而不怨恨他人，先生尤其用心于这些方面。然而他也不过在一章之中用几句话解释，在一篇之后用几句话作赞。而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本来已经被他阐发得明白透彻了。善于探求诗人志意的人，难道一定要等到费尽辞章才行吗？行简过去曾跟从先生交游，听他的言论，像引导岷江流下三峡一样，滔滔不绝，没有边际。如今这部书却如此谨严简要，由此可知先生的学问是由博返约，年年不同，月月更进了。同门汤尹、程曾经向我讲述先生病重将死时的话，说：‘我对于《诗传》还有许多地方想要重新订定。’这又可见他用功从未停止，所达到的境界更加深厚。先生姓钱，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入太学后，凭两次优等考试取得出身，仕途做到宗正少卿。在干道、淳熙年间诸老之后，白石先生卓然成为后学的宗师，他的门徒这样称呼他。先生去世至今已经二十多年。司马文正公的孙子述，由尚书郎出任永嘉太守。行简知道先生有这部书却尚未广泛流传，又知道郡守贤明，可以把这件事托付给他，于是向汤尹的侄子时大访求此书，让他一同编写诂释，在郡斋刻印。绍定六年六月初一日。” 《诗训诂》。《宋志》著录三卷。尚存。陈振孙说：此书由宗正少卿、乐清人钱文子撰写；他所居住的地方叫白石岩，因此用白石作为号。徐秉义说：“钱氏《诗诂》共三卷，分为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人、释言、释礼、释乐、释宫、释器、释车、释服、释食、释禽、释兽、释虫、释鱼、释草、释木，共十九门。” 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三十卷。已缺失。《读诗总说》。

译一卷。尚存。段维清的事略说：先叔朝奉郎昌武，因为研究《诗经》而两次在秋试贡士中夺魁，又因多次参加考试而登第，进入春官。印山罗使君罗瀛曾派他的子侄来求学，先叔便口头讲解、指点《毛诗》，并用笔记录编成书稿。以东莱《诗说》为根本，辅以晦庵《诗传》，以及近世各位儒者的说法，只要一句话足以阐明诗义，便一概记录下来，书名叫《丛桂毛诗集解》。陆元辅说：宋代庐陵人段昌武，字子武，辑录此书。开头载《学诗总说》，分为作诗之理、寓诗之乐、读诗之法；其次载《论诗总说》，分为诗所处的时代、诗的次序、诗的序文、诗的体制、诗的流派。其余三十卷分为十五部分：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商颂。引用前代儒者的说法，依照诗篇章次加以解释，其中间或附上自己的意见。大体仿照东莱《读诗记》的体例，但更加明白流畅。全书前后没有序跋，只有他的侄子维清请求发给凭据的事状。段氏有丛桂堂，所以取此为书名。焦弱侯《经籍志》、朱西亭《授经图》都著录此书。但焦氏把段昌武写成段文昌，朱氏又把名字倒作段武昌，似乎都是没有见过这部书。我的见闻中有北平孙氏的抄本，是孙侍郎耳伯任祥符县知县时抄录的。听说西亭晚年得到宋刻本，如今已经沉没在洪水中了。《诗义指南》。一卷。尚存。黄震说：“建昌段氏采用《诗纪》的方法编成《集解》。” 严粲《诗缉》。三十六卷。尚存。林希逸作序说：六经都受传注、疏解的困扰，《诗》尤其严重。我朝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刘敞等大儒，虽然摆脱毛氏、郑氏的旧说，争相提出新意，但得失各有。东莱吕氏开始汇集百家长处，极力梳理条理，很能看出诗人的情趣；然而疏漏、缺失、分散，终究还不是一部完整的书。大概《诗》在人学中自成一宗，其下笔的意趣和路径有时不可追寻，不像其他经书那样。后来流变为《楚辞》、选体诗以及唐代古体诗和近体诗，而我们的圣人所说的可以兴、观、群、怨，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全都交给了明经之家的学者。艾轩林先生曾说：郑康成以三《礼》的学问来笺注古诗，很难同他谈论诗句之外的旨意。艾轩终身没有著书，这句话是我偶尔从前辈乡里长者那里听到的。我客游二十年，没有人刊印过这句话。华谷严君坦叔早年便以诗闻名于江湖之间。甲辰年我到京城，以同舍生身份拜见他，他当时常拿出《诗缉》中的话来给我看。我发现他的说法大体同艾老相合，并且他说：‘我在这件事上用力多年，不敢凭臆测作决定，只是搜集各家说法，寻求其中正确的要点，用来发明古人从容温厚的意旨罢了。’我既肃然起敬，于是得到全书后便阅读它，才知道此书钩连贯通根本枝叶，疏理剖析条理脉络；有时在数章中会通其旨意，有时从一字中发明其精微；探究出入，穷尽其中的机微，综合编排、分布剪裁篇章。即使字句交错而义理曲折，也能使它通达；逆向探求数千年前诗人的性情，诗意寄托所在，仿佛见到其人而有所获得。至于音韵训诂的疑似之处，名物的异同，以及时代先后、制度细节，都订正考证得精细严密，打开书就能明白。唉，《诗》到这里大概就算穷尽了！《易》在伊川那里得以穷尽，《春秋》在文定那里得以穷尽，《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在考亭那里得以穷尽；从今以后，我知道这部书也将同它们并行了。那么，华谷为什么能够这样超过诸家呢？我曾得到他的旧稿，五言、七言诗幽深奇妙，姿态矫健，意旨包含在语言之外；他大概曾经深入探究各家的奥秘而独自得到《风》《雅》的真髓，所以余味能够用诗来解释诗，这就是那些笺注传疏只能望其后尘的原因。我说：‘艾轩可惜没有见到您。’严君说：‘您又怎么能遗漏艾轩的话呢？’所以我不自量力地为它作序。” 严粲自序说：“我的两个儿子起初学习《周南》《召南》，接受东莱的义理来诵读，却不能熟习。我便辑录各家的说法，逐句分析训诂，概括各章旨意，使它们明白易懂。后来朋友们拿去教导自己的儿子和弟弟，争相传抄，因笔札抄写困难，便都要求刻在木板上。这部书只是为了便于儿童学习。《诗》的兴起，距今已经将近几千年了。古今人的性情是相同的。人如果能够领会孟子说诗的方法，涵泳三百篇的性情，就会悠然看见诗句之外的情趣。毛氏、郑氏以下的说法，暂且束之高阁吧。这部书拿来覆盖酒瓮也就可以了。”又在条例中说：“汇集各家说法编成《诗缉》，旧说已经正确的，不必刻意求异；有不妥当的地方，才用自己的说法加以补正。要旨在于根据诗意去探求诗人的志意，从容涵泳，以求得吟咏中所表现的性情罢了。字词训诂、句子义理，都夹注在经文之下，以表明依据。于是错综安排新旧说法，形成各章的旨意，顺着经文加以点拨，使诗人从容涵泳的情趣一看便明白，只是为了便于各家的儿童学习罢了。” 袁甫说：“坦叔在解释《黍离》《中谷》《有蓷》《葛藟》时不用旧说，独自能够探得诗人从容委婉的意旨；其他诗篇的一章一句中，也时常出现新意，大体曲折含蓄而有情趣，确实可以同他谈论《诗》了。如此而已。” 黄佐说：“华谷严氏的《诗缉》，以吕氏《读诗记》为主，并汇集各家的说法来加以阐发。” 刘克《诗说》。

译十二卷。已缺失。刘克自序说：“我的老师孔子阐明最高的道理，为万世留下教训，没有不援引《诗》作为证明的。《中庸》《大学》中精微的义理，也一定要用《诗》来发明。难道圣人的道都从《诗》中有所获得，所以要垂示天下万世，必须等到《诗》之后才能阐发吗？还是因为作诗的人全都是圣贤中的盛德之人吗？何况圣人借助《诗》来推广自己的义理，宏大深远而精微，这些都超出了诗旨本身所达到的范围。在洙水、泗水之间，孔子谆谆教导求学者，从未不把《诗》放在首位。那些春秋时期的贤者，拿《诗》来辅助自己的说法，岂止相差千里？由此才知道，《诗》果然是难以言说的。六经似乎都是圣人晚年所作，在此以前，《书》收藏在史官那里，《礼》《乐》收藏在名物制度中，《易》被用来占卜，公开为上下共同学习的，只有《诗》罢了。所以不学习《诗》，不能通晓《周南》《召南》的人，都不足以称为士。诵读《诗》三百篇，本来就算多而有余；孔子所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只是学习《诗》的细小事情。三千弟子中可以同他谈学问，而孔子最终不与之谈论的，只是子贡和子游、子夏罢了。圣人大概就是这样允许人们共同学习，却不把共同知晓的道理直接给予所有人。然而诗人托物寄意，情感旨趣幽深远大；不理解诗句，却到序文中去寻求，序文同诗的文体高下相差很远。借《诗》的名义加以发挥而成为义理的说法很多；揣测《诗》的意义，凭空臆造解释的说法也不少。况且汉、魏文章盛行，文辞和旨意深厚广博，却从来没有援引诗序中的话。只有束晳作《补亡》，仿效序文的意思；晋、唐的四言诗，也都沿用这种方法。近世科举场屋命题，才把诗序同正式的诗篇等同起来。前代儒者中有人想要删去诗序，但到了解释诗辞时，又多半仿照序意，最终也不能删去。刘克研究《诗》，似乎认为序文与此无关，本来还来不及讨论它们是否相合。然而序文出自诗人、卜商，还是大小毛公，谁也无法确定。序文的作者姓名尚且不能知道，何况诗呢？诗的言辞尚且不能完全知晓，何况它的旨意呢？既然如此，谈论《诗》确实困难；圣人难道会欺骗我们吗？其中也有很值得怀疑的地方。按《左氏传》记载，季孙行父在襄公五年去世，并不是以长寿闻名的人。姑且以七十岁为标准，那么在僖公去世那年，他才十一岁，哪里会有八九岁的孩子，反而能向周王请求命令，采用前代没有的典礼，地位还在众卿之上呢？豳地的籥、豳诗、豳雅、豳颂，见于《籥章》所掌管的记载，却说全都包括在《七月》一诗中，难道真是这样吗？” 周宣王石鼓上的歌辞，如果确实如韩愈所说孔子西行不……；到了秦代，还有《祈招》诗，圣人曾经替它作过折中裁定。既然如此，为什么有违背之处却不编入呢？季札在周朝观看乐舞时，距孔子出生已经二十六年了。它们的先后次序同今天毛氏所传的没有丝毫不同。这说明我们的夫子终究从未在其中删改一字。那些所谓逸诗，是在删诗以前散失的呢，还是在删诗以后散失的呢？圣人对于《诗》，纤细的内容都必定处理完备；义理有不明确的，就裁定并加以订正；辞句有抵触的，就删去不用。《诗》的“四始”以文王为主，《黍离》降入《国风》，都是训诂经典的大法、礼义判断的大权，难道不是所谓《雅》《颂》各得其所吗？唉！后世之人对于这些典籍，想要像亲身见到它兴盛时那样理解，恐怕也是太不自量了。如果拿援引作为证明的诗句来说，那么这部经书难道不是圣人的完整著作吗？”}], 刘坦跋说：“家君所著《诗说》，每篇都列举诸家的解释，并在后面附上自己的意见。所编录的诸家之说，比东莱《诗记》更加详备，也彼此有所取舍。又因为《诗记》所编的诗解，是文公早年的著作；等到他晚年的诗解完成时，吕成公已经去世，所以另立一目，列在朱氏之后。如果全部付梓刊刻，不容易很快完成。我的余年渐近终了，时间和精力有限，现在姑且把家君已经撰成的《诗说》同《书说》合刻，仍将全本的副本录藏在学宫，也许可以充作完整的书，用来教益后来的学者，那么将来或许有希望成为师儒们的参考。淳祐六年人日，迪功郎、郴州州学教授刘坦。” 考察刘氏《诗说》，《宋史·艺文志》以及焦氏《经籍志》、朱氏《授经图》都没有记载。昆山徐氏传是楼收藏有抄本，是宋代雕刻本。可惜第二、九、十卷都已缺失。前面有总说，纸尾还保存着吴匏庵先生的题记。克信，安人。王氏【应麟】《诗地理考》《宋史·艺文志》著录五卷 今存 王应麟自序说：“《诗》可以用来观察世道。广阔的山谷和大河各有不同的形势，生活在那里的人各有不同的风俗；刚柔、轻重、迟速各有不同的调调，声音的道理同政治是相通的。延陵季子曾据此观察各国；太史公在齐鲁之都讲学，他写齐国世家时说：‘气势多么盛大，确实是大国的风俗啊！’写鲁国时说：‘洙水、泗水之间，民风谨慎拘谨。’可见他深刻理解孔子所说的‘一变’之意。班孟坚撰写《地理志》，叙述变风的十三国，却没有涉及《二南》，难道他知道《诗》的根本来源吗？诗是由人的内心产生的：地方风土的声音叫作风，朝廷的声音叫作雅，郊庙的声音叫作颂；它们产生于内心这一点是相同的。人的心同天地山川相互流通，发为声音，见于文辞，无不联系着水土风俗，又承受着三光、五岳之气。通过《诗》来考求其地理所在，考察风俗的淳厚或浇薄，观察政治教化的盛衰，感发善心而获得正当的性情，并不只是为了辨别疆域而已。世道日益衰落，如今已经不同于古代了；但人的性情古今仍然相同，难道今天的人性情就不古了吗？山川之学可以说是君子的九种才能之一，毛公把它采入传中，或许正是有意追溯《诗》的根本。因此，我依据传、笺、义疏以及《禹贡》《职方》《春秋》《尔雅》《说文》《地志》《水经》等书，搜罗散佚的文献和古代故事，参照诸儒的学说，列出郑氏谱十首，编成《诗地理考》。” 读《诗》的人观察这些内容，也可以得到由低处登高的帮助吧。”

译《诗考》《宋史·艺文志》著录五卷【今本六卷】今存 王应麟自序说：“汉代解说《诗经》的有四家，老师不同，旨趣也各异。贾逵撰写齐、鲁、韩三家与毛氏学说的异同，梁代崔灵恩采集三家经文编成集注。如今只有毛传、郑笺单独流传，韩诗只保存了外传，鲁诗、齐诗早已亡佚。诸儒解说《诗经》，全都以毛、郑为宗旨，还没有人考订三家。只有朱公的《集传》，意旨宏大，见解精微，卓然超过千年以前的诸家。他解释‘关雎’时采用匡衡之说，解释‘柏舟’为妇人之诗时采用刘向之说，解释‘笙诗’只有声音而没有辞句时采用《仪礼》，解释‘上天甚神’时采用《战国策》，解释‘何以恤我’时采用《左氏传》，解释‘抑戒自警’以及以‘昊天有成命’说明成王之德时采用《国语》，解释‘陟降庭止’时采用《汉书》，注释‘宾之初筵’饮酒后悔过错时采用《韩诗序》，‘不可休思’解释为因此不能成就，‘彼岨者岐’都采用韩诗的说法，‘禹敷下土’又用《楚辞》加以证明，彻底洗去了后世老师专守己说、抱残守缺的陋习。学者诵读涵泳，自然能够领会其中的意义，生动活泼。文公曾对门人说：‘《文选》的注中有很多韩诗章句，我曾经想把它们抄录出来。’我私下考察传记中所记三家诗的遗说，至今还保存着很多。” 我搜集散失的遗文，参照《说文》《尔雅》等书，汇辑成一篇，用来扶助微薄的学术、扩大不同的解释，这也算是文公的意思。读《集传》的人，或许可以对此有所考究。” 又有后序说：四家《诗经》的异同，只有韩诗大略见于《经典释文》，鲁诗、齐诗则无从考察。刘向《列女传》说，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坟》，申人女子作《行露》，卫宣夫人作《▯柏舟》，定姜送媳妇时作《燕燕》，黎庄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庄姜的傅母作《硕人》，息夫人作《大车》。《新序》说，伋的傅母作《二子乘舟》，寿哀悼他的哥哥，作《忧思之诗》，也就是《黍离》。楚元王向浮丘伯学习《诗》，刘向是元王的孙子，他所记载的大概是鲁诗。郑康成注《礼记》时，把“于嗟乎驺虞”解释为赞叹仁人，把《燕燕》说成定姜的诗，把“生甫及申”解释为仲山甫和申伯，把《商》解释为宋诗，把“维鹈在梁”的“不濡其翼”解释为有才，把“上天之载”读作“载”，至于“汤齐”则读作“跻”。他注《周礼》说，“甸”的读音同“惟禹敶之”的“敶”相同；康成是跟从张恭祖而采用韩诗的。郑康成注《礼记》时还没有得到毛传，所以他所叙述的，大概也是韩诗。贾谊说“驺是文王的苑囿”，“虞是虞官”，欧阳修也采用这种说法。” 韦昭注《国语》说，“采菽”是周王赐给诸侯命服时演奏的乐歌，“黍苗”是说召伯述行职事、慰劳诸侯的诗，这同朱子《集传》的说法相合。太史公把“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看作周襄王时的诗；班固则说“靡室靡家”一诗作于幽王时，“城彼朔方”一诗作于宣王时。《白虎通》把《相鼠》看作妻子劝谏丈夫的诗，赵岐把《小弁》看作伯奇的诗。汉代儒者解说《诗经》，意见竟有这样多的不同。《关雎》是正风的开端，鲁、齐、韩三家都认为它是康王政治衰败时的诗。扬子云说它“哀伤乱始”，《鹿鸣》是正雅的开端，太史公说“仁义衰落，《鹿鸣》对此加以讽刺”。圣人删定《诗经》，难道会把讽刺之诗放在风、雅的开头吗？扬子又说：“正考甫曾经仰慕尹吉甫，公子奚斯曾经仰慕正考甫。”正考甫得到《商颂》便说是自己作了《商颂》，奚斯修建新庙便说是自己作了《鲁颂》，这些都是先儒不采纳的说法。许叔重《说文》说，毛氏所称引的诗，字形都是古文；但其中许多字同今本《诗经》不同，难道《诗》的文字也像《尚书》一样有古今之别吗？” 把这些也一并摘录下来。” 董斯张说：伯厚的《诗考》引用诸书中字义的异同以及薛君《韩诗》的章句，极其详尽而精核，但仍有未尽之处。例如荀子引用《节南山》说：“维天子是庳，卑民不迷。”其中“庳”今本作“毘”，“卑”今本作“俾”。子华子引用《野有蔓草》说：“有美一人，清风婉兮。”其中“风”今本作“扬”。《说苑》引用《黍苗》说：“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汉颍薛君碑引用《诗》说：“永矢不愃【《考槃》今本作‘弗谖’】。”《水经注》引用《鲁颂》说：“保其鳬绎”，今本作“有”。韩诗说：“于嗟，是叹息之辞【薛君章句，《驺虞》，《文选注》】；使我心▯【《伯兮》，《文选注》】；彼其之子，硕大且笃，若不是良善而笃实、修养身心品行的君子，谁能同他相比呢【《椒聊》，《韩诗外传》】；和乐且湛，薛君说是欢乐非常【《常棣》，《文选注》】；檀车▯▯【伯厚引用作‘张张’，是错误的，《释文》】；彼交庶纾，天子所予，意思是一定能交会我的心志，然而却这样赐予【《采菽》，《韩诗外传》】；刑于寡妻，刑就是正【《思齐》，《释文》】；蒸，是美；濯，也是美【《文王有声》，《释文》】。”薛君说：“亹，是水流的样子【《鳬鹥》，《文选注》】。”面对那银河，薛君说：“宣王遭逢乱世，仰天而叹【《云汉》，《文选注》】。”薛君说：“干，就是正，意思是认为它的义理不正确而加以匡正【《韩奕》，《文选注》；伯厚引用时缺少下一句】。”薛君说：“宋襄公去除奢侈而崇尚节俭【《商颂》，《文选注》】。”他说：“以师道事奉臣下的是帝，以交相亲爱对待臣下的是王，以臣道役使臣下的是霸；不能做到以臣道待臣的就会灭亡【《韩诗内传》；伯厚引用这段诗时也缺少下一句】。”姜后又说：“雎鸠这种鸟，尚且没有见过它们同居而成双游处【《文选注》；按，这是此本所载的三家诗说】。”这些都是困学翁遗漏的材料。”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广疏》六卷 未见 《经义考》卷一百九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十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诗》【十三】洪氏【咨夔】《诗注》已佚 熊氏【刚大】《诗经注解》已佚 陆元辅说：“建阳人熊刚大，曾跟随蔡渊、黄干游学，担任建安教授，有《诗经注解》，学者称他为古溪先生。” 高氏【斯得】《诗肤说》已佚 顾氏【文英】《诗传衍说》已佚 刘克庄说：“顾贡士的《诗传》，大体上像郑夹漈的著作。” 董氏【鼎】《诗传》已佚 李氏【彖】《诗讲义》已佚 郑氏【犀】《诗古音辨》【“犀”字有的版本作“庠”】《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 已佚 刘氏【元刚】《诗演义》已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