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五

译二十七卷。现存。洪宪自序说：“我在史馆任职时，喜欢读《左氏春秋》，曾经考订全书，大略采录各家的笺释，并选择《公羊传》《谷梁传》中有文采的内容附在后面，命名为《左氏释附》。长子承▯稍加增订，并在安平署中刊刻了其中一半。我居住在山岩之间，闲暇很多，于是按次序整理，完成了这项工作，并为它写了序。”我听说，孔子修订《春秋》，都是约取鲁国史官的策书，同时又让子夏等十四人寻求周史，记得一百二十国的珍贵史书；又和左丘明一起乘车到周，因老聃而得以观看柱下的藏书，回来后完成此书，而左丘明则为它作传。后来齐国公羊高、鲁国谷梁赤从子夏那里接受经文，各人自作解释，于是有了《公羊传》《谷梁传》。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公羊传》《谷梁传》先后列为学官之学，唯独《左氏传》被排斥。两家的专门弟子想伸张自己老师的学说，纷纷排斥《左氏传》。只有刘歆说：‘左丘明亲眼见过孔子，爱憎与圣人相同；《公羊传》《谷梁传》列在七十二弟子之后，传闻与亲见，在详略上自然不同。’这就是对三传的裁断。至于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却难免牵强附会。后来杜预汇集各家说法，按年份将经传相附，作《经传集解》，世人认为这对《左氏传》有功，而我私下却对此有所怀疑。孔子大概是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用来保存周王朝的遗迹；只是提纲挈领，把褒贬寄寓在片言只字之中。它的文辞简约，旨意幽微，确实是因为国史完整存在，文献足以考证，天下后世自然有可以取用的材料来证明我的话，所以说：‘我观察周朝的治道，除了鲁国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呢？’可是解释者说：‘孔子修订《春秋》，口授给左丘明，让他作传，这是想保存杞、宋、鲁三国的史事。’这就是说孔氏的《春秋》，而不是鲁国的《春秋》。况且左丘明本人担任史官，广泛综合各种典籍，自成一家之言；上至三代的制度、名物，下至列国的赴告、策书，以及公卿大夫的氏族谱传，大到天文地理，小到梦占、卜筮、歌谣、图谶，凡是史狐、史克、史苏、史黯所知道的，《梼杌》《纪年》《郑书》《晋乘》所记载的，无不搜罗采集，总共编成三十篇，包举二百四十年的事情，大都像《夏殷春秋》和《晏吕虞陆春秋》一类，并不是有意用来解释经文的。后来孔子说：‘左丘明以此为耻，我也以此为耻。’如果其中有暗自比拟老彭的意思，又怎么知道不是左史的著述在先，圣人的删削在后呢？所以《左氏传》的文字，有的只有经文而没有传文，有的只有传文而没有经文，有的把后来的事情放在前面提示，有的开头埋伏线索，结尾才相应照应，都是匠心独运，超绝艳丽，流传千古，哪里曾经拘泥于经文而成为经文的奴役呢？大体说来，孔子修订鲁国史书时，未曾自己说明它是经；后人却尊它为经。左丘明作传时，未曾有意解释经；后人却把它传为经传。所以读《左氏春秋》的人，只管把经看作经，把传看作传，其中本来可以相互印证的地方自会存在，不必强行牵合附会，以致失去作者的本意。至于《公羊传》《谷梁传》，专门以解释经文为主，往往设置问答，执守义例来作出裁断，甚至连日月、爵位、封邑、姓名都认为其中保存着褒贬之意。后人因为它们的传授出自西河，便相继尊奉，却不知道孔子曾说《春秋》归属于子夏，而当时子游、子夏已经自称不能替它增添一句话，何况后来那些门徒，想逐字训释、逐句解释，凭自己的臆测来比拟圣经，谁会接受他们的说法呢？我曾反复阅读三传：《左氏传》以史家的立场核验事实，《公羊传》《谷梁传》以经生的立场辨析义理。核验事实的，不失为实录；辨析义理的，却难免多有臆见。臆见不是圣人的本意，但其中如果有许多名言奥义，可以传于后世并树立教化，所以说《公羊传》《谷梁传》能够传达圣人的意思，却不能说《公羊传》《谷梁传》完全背离圣经，也不能这样说。古人说《春秋》是素王之书，左丘明是素臣，那么这两个人，难道也算附庸之国吗？如今国家法令规定，学习《春秋》的人大多以宋儒胡安国的传为主，甚至想委曲经文来迁就它。安国是经生，他的见解尚且没有超过《公羊传》《谷梁传》，何况距离圣人的时代更加遥远，哪里比得上返求《左氏传》的核实，其次再参照《公羊传》《谷梁传》，这样还比较接近古意。万历己亥年畅月谷旦。黄氏【正宪】《春秋翼附》。二十卷。现存。贺灿然作序说：“自汉代以来，解释《春秋》的著作不下千百家，其中以四传最为著名。左丘明与孔子生在同时，依据鲁国史书作传，应当不会差错太多。只是《左氏传》没有亡佚，牵强附会的弊病便显露出来。孔子把《春秋》托付给子夏，公羊高、谷梁赤都出自西河一派，按理不应违背孔子删削文字的宗旨。可是他们的解释琐碎苛刻，像酷吏断案一样，孔子不会这样严苛。胡氏之传列于学官，士人往往墨守他的学说。只是胡安国距离古代越来越远，在千百年后凭臆测作出判断，像猜射覆物一样，难道能够件件猜中吗？懋容氏解释《春秋》，真是好啊！《春秋》依据事实进行删削，褒贬自然显现，并不是拘泥于日、月、爵位、姓名来作为褒贬。拘泥于日、月、爵位、姓名之间，寻求所谓褒贬，有时相合，有时不合，于是曲意创立正例、变例的说法。至于说善恶不妨使用相同的辞语，解释就越发繁琐而越发晦涩了。懋容氏的解释有功于四传，是圣经的羽翼，说它是《春秋翼》也可以，怎么能只称为附呢？” 姚氏【舜牧】《春秋疑问》。十二卷。现存。舜牧自序说：“孔子说：‘我的志向在于《春秋》。’又说：‘其中的义理，是我从前人那里取来的。’这里所说的义，是什么义呢？《尚书》说：‘不要偏私，不要邪僻，要遵循君王的义；不要有偏爱的作为，要遵循君王的道；不要有偏恶的作为，要遵循君王的道路。’道路就是义，而义存在于人的心中，不偏不邪以及好恶之间。周王室衰微，王道渐渐衰落，人心沉沦，却不知道义，于是有了盗窃、僭越、亵渎，混乱严重时甚至沦为禽兽。有不能忍受这些的人，孔子对此忧虑，所以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明确指出所谓道路来给人看，就是《尚书》所说的‘把它作为常法，把它作为教训，把它实行’罢了。可是有人误以为道在于君位、在于君临天下，说孔子借二百四十二年面南而王的权力来评判天下，难道真是这样吗？程子说：‘经文不能通晓，就从传文中寻求；

译传文不能通晓，就从经文中寻求。’ 朱子说：‘求学的人只要看孔夫子直接记载那些事情，其中的义理自然存在，有些地方不必等待传文就能看出，这才是真正善于读《春秋》的人。’可惜他们都没有留下完整的书。从上溯百世到下及百世，难道没有像程子、朱子这样善于读《春秋》的人吗？我姚舜牧不是这样的人。只是我幼年时，先父淳庵翁教导我说：‘孩子们想要知道大义，必须读五经。’我私下牢记不忘，闲暇时依次读《易》《书》《诗》《礼》，每每把疑惑写下来，请教海内人士。这次来到粤西，得到很多闲暇，可以跟从《大全》等书学习；我私下观察孔夫子的《春秋》，其中没有偏邪，没有偏爱偏恶，真仿佛看见了他的内心。只恨自己不聪敏，不能阐发它，于是私下评议各位儒者的论说，把与经文相合的记录下来；又常常把疑惑写下，请有道之人指正，也算是在这条道路上跋涉，以此仰慰先父教诲我的遗意罢了。” 萧氏【有】《春秋纂传》。四卷。现存。刘芳喆说：“萧有是汉阳人，万历庚辰年赐进士第二，历任国子祭酒。” 沈氏【尧中】《春秋本义》。四卷。现存。尧中自序说：“孔子修订《春秋》，依据事实采录文字，用大义作出裁断。比如赵盾弑杀国君，这是教化所要保存的内容，不可以改动；晋侯召王，文字上有损害王道之处，是一定要改动的。那些删削取舍，总之都是为了保存王道的遗迹。史书有文辞质朴和华美的不同，言辞有详略，不强求相同。因此，侵犯和征伐是同一类事情，有的记载人的姓名，有的记载爵位，其义理在于侵犯和征伐，不在于人和爵位。会盟也是同一类事情，有的记载名，有的记载字，其义理在于会盟，不在于名和字。元年记载即位，也有不记载即位的；诸侯记载葬礼，大夫记载死亡，也有不记载死亡和葬礼的；记载日期，也有不记载日期的；周王巡行于春季，按理应记载王的驻次，也有只记载时令而不记载月份，记载月份而不记载王的。诸侯失去国家，必定记载其名，也有不记其名却记载其人的；女子出嫁回国、杀大夫，必定记名，也有不记姓名而只记官职的，还有连官职也不记的。这不是故意省略，而是史书缺文。何况经文是从三传中录出的，前代儒者相继传授，不免有承袭造成的错误。解释《春秋》的人不通达它的义理，却替它作种种解释。左氏详细记载事情的始末，还不失史书记载的体例；公羊、谷梁各自建立义例；胡氏的传参酌采用了他们的说法。说到理屈词穷时便说：‘善恶不妨使用相同的辞语。’一会儿用这个说法来责罚人，一会儿又用这个说法来奖赏人，使天下后世都不能明白他的用意；这正是舞弄文辞的官吏所做的事，难道能说是圣人做的吗？何况竟把天子的权力直接交给仲尼，把擅自升降人物、扰乱名实说成史书之外传授圣心的要典。升降人物可以，擅自升降却不可以。实际是诸侯之子，就称为子；实际上不是王，就不称王，这不是擅自处理、扰乱名实，而是所谓义。实际上是伯爵，却降格称子；实际上不是子，却抬高称子，这才是擅自处理、扰乱名实，不是所谓义。这样说来，天子所做的事情应当怎样记载呢？周王命令为子爵，就记为子；周王命令为伯爵，就记为伯；周王没有命令为王，就不记为王，如此而已。如果说擅自升降、扰乱名实是天子所做的事，那就是亲自制造混乱，又怎么能成为孔子呢？既然如此，直截了当地记载事情，谁不能做到？可是为什么又说子游、子夏不能增加一句话呢？这是为什么？因为仲尼所依据的是事实，所采录的是文字，而其中的义理则由圣心裁断。隐公、桓公以下，详细写到诸侯；文公、宣公以下，详细写到大夫；到了定公、哀公时期，连陪臣也一并写入。所以他说：‘天下有道，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礼乐和征伐出自诸侯，又出自大夫，又出自陪臣。’这是看见天下一天天陷入混乱，而且越走越低。齐国和晋国相比，总是取齐国；齐国和鲁国相比，总是取鲁国。所以他说：‘齐桓公行为正当，而晋文公诡诈；与齐国相比如此，到了鲁国，鲁国就更加接近正道。’大概是想要拨正乱世，使它返回治理。有按十二公总括显示义理的，例如霸主还没有出现在诸侯中时，各国即使分散，仍然知道有王；霸主出现在诸侯中后，各国即使会合，也不知道有王。霸业衰落后，诸侯奔走于秦、楚之间，周王也不再见于《春秋》。所以以五霸作为始终。有按一个国君总括显示义理的，例如已经记载与邾国仪父结盟，接着又记载征伐邾国；又记载与宋人结盟，接着又记载征伐宋国。因此以一件事情作为始终。有重视结局而追记开端的，例如将要记载取走郜国的大鼎，便先从造成宋国的祸乱写起；有重视开端而记录结局的，已经记载宋国发生灾害，接着又记宋国发生灾害。所以记载周天子派使者来聘问，就知道隐公不朝见周王是傲慢；记载王人子突救援卫国，就知道各国征伐卫国是不对。至于翚弑杀隐公，先记载翚率领军队；庆父弑杀子般和闵公，先记载庆父率领军队；晋国赵盾弑杀夷皋，先记载赵盾率领军队；郑国归生弑杀夷，先记载归生率领军队；齐国崔杼弑杀光，先记载崔杼率领军队。所以圣人说：‘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事情的由来是逐渐发展的。’这就是圣人的精微义理。前代儒者中，只有朱晦翁领会到这一点，却没有完成的著作。我不揣量自己的浅陋，于是采集各传，附加自己的意见，一概以经义为主，穿凿的说法不予采用。不敢与前代儒者相提并论，也只是私下想仿效朱晦翁的用意罢了。万历庚子年。” 杨氏【于庭】《春秋质疑》。

译十二卷。未见。于庭自序说：“自从胡氏之传列入学官，三传便受到排斥。然而考核事实必取之于《左氏传》，裁断义理必取之于《公羊传》《谷梁传》，那该怎么办呢？有人把华衮、鈇钺等褒贬之义一概归功于胡氏，不敢发表一句异议。大概孔子晚年作《春秋》，七十弟子确实听闻过他的讲说，退下后私下讨论。盲史掌故，而公羊高、谷梁赤也是西河一派的门徒。他们亲耳听见、亲眼看见，尚且不能增加一句话，何况生在千百世以后的人呢？胡氏的议论务求新异，责备他人接近苛刻。间或抄取《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却又失误，例如把王子虎当作叔服，把公孙防自鄸出奔之类。也有自作解释却失误的，例如说诸侯死后在国内另列一等，是因为不承认他是诸侯；说滕国自行降格称号是朝见；说桓公得以受到贬斥之类。我年轻时接受学习，曾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归田闲暇时，更能够逐条列举，虚心考察。考察后相合的有十分之七，不相合的有十分之三，于是动笔记录下来，《质疑》便由此编成。汉人祭祀上天用牛，夷人祭祀上天用马；可是上天本来就是苍苍的。祭祀用牛或用马，不如用精诚之意来相合。若不以精诚之意寻求圣人，却拘守胡氏的说法来责难《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就像祭祀上天有时用牛，有时用马一样。这就是我产生疑问的原因。”陆元辅说：“于庭，字道行，全椒人，万历庚辰年进士。” 李氏【廷机】《左传纲目定注》。三十卷。现存。俞汝言说：“此书在崇祯年间于建阳书坊刻印。” 邹氏【德溥】《春秋匡解》。八卷。现存。《匡解》原序说：“我小时候从先夫子那里学习《春秋》，夫子把一部《匡解》传给我，说：‘这是安成邹汝光先生删定的。’于是又向我讲述邹氏家学的渊源，以及先生的文章和品行履历，说先生在词垣中位居冠冕，希望我将来能够出于他的门下。我在乡试、会试两场考试中，凭借先生的书而取得优异成绩；虽然没有来得及亲自接受他的教诲，但我的老师中本来就有出自先生门下的人，和听闻先生风范后私下学习相比，也算是幸运了。”何子非鸣任南昌县令时，和先生的孙子孝防端侯交游，彼此共同校正此书，重新付梓刊行。徐氏【即登】《春秋说》。十一卷。未见。杨氏【伯珂】《左传摘议》。十卷。未见。伯珂自序说：“我自丁未年因时局而荒废学业，是非无法明辨，心中不能不郁郁不乐。戊申年春天，取《左传》来读，发现后人的评论大多没有体察事情的本心，只是随意作说，私下感叹古人蒙受的冤屈，也有长久不能昭雪的。于是每取一件事情，缀连数语；有的是前人没有揭示的，有的是自己曾经阐发却不恰当的，都推究事情本来的情状，考察其形势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使善恶、功罪清楚分别，让漏网的人受到诛责，使蒙受冤屈的人得到昭雪，不愿意让人承受过分赞美或过分贬恶的名声。对于古今已有的成说，我不敢偏私依从；即使胡氏一代传书中有不确切的地方，也多加以辨析。时间久了，写成一百多篇，命名为《左传摘议》，收藏在箱笥中。称作‘摘议’，是说其中或许有一得之见，而不是把全部内容都讲完。” 黄虞稷说：“伯珂字直甫，是淮安大河卫人，万历丙戌年进士，任汾州同知。” 高氏【攀龙】《春秋孔义》。十二卷。现存。兄子世防作序说：“韩起聘问鲁国，在太史那里观看典籍，看到了《易》象和鲁国《春秋》，发出周礼保存于鲁国的感叹。孔子兴起，阐明其中的大旨，于是义理有了归宿；如果没有孔子，又从哪里得到这些呢？后世学者尊奉古人的心愿，终究敌不过喜好新异的心，于是意见横生，义理纷杂出现。大圭吕氏认为六经之所以不能明白，是各位儒者穿凿附会损害了它，而《春秋》尤其严重。这就是我的伯父忠宪公有《周易孔义》一书，随后又有《春秋孔义》一书的原因。伯父平生性情刚正有节操，疾恶如仇，但内心宽厚平和，不作深刻奇峭、令人喜爱的议论。因此权衡四传，全部以尼山孔子的意思为准。凡是经文没有传文相应的，不敢相信；经文有传文而经中没有的，不敢怀疑。文字简约，意义核实。有严正的义理，有忠恕的仁心，有对疑义存而不论的谨慎。题名为‘孔义’，是希望诵习效法孔子的人，不失为圣人的门徒。俨海秦先生已经出资刻印《周易孔义》，又接着刻印《春秋孔义》。伯父有志于此，得到先生相助，言论更加彰明。两部《孔义》明白了，六经的义理也就没有不明白的了。” 吴氏【炯】《春秋质疑》。

译一卷。现存。郝炯在自序中说：“《春秋》是鲁国史官所记的史书。借鲁国史书来阐明王道，并不是因为天子的权力，也不是因为《春秋》记鲁隐公时不书即位、记天王归还赗物，就这样把天王匡正鲁国作为开端。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因为这是周平王在位的末年。周王室东迁以后，最终不能恢复旧有的王道，所以《春秋》才因此写作。《春秋》承继王统，所以尊崇天王。不称‘王’的，有时便不称‘天’。发布命令称为天命，讨伐称为天讨。对内任命大夫，记其爵位；对外任命大夫，记其字。没有受天子任命的，不称大夫，是为了不承认他确实是大夫。杀死大夫，一定记他的爵位，是为了不承认其擅自杀人。天子进行讨伐而不称‘伐’，繻葛之战记三国跟随王讨伐郑国，是为了不把天子写成亲自统率军队。天子不能出奔，出奔便写作‘出居’，表示仍居于其所，这是维护大一统的意义。王室权力衰落时，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然是以尊王为重。召陵会师，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使王室祭祀没有供品，是为了保存王室。河阳之狩，不写作臣下召见君主；首止会盟特别加以防范，是为了尊崇王室的后裔。卫人拥立晋，晋国不是卫人所能拥立的；许叔进入许国，许国也不是许叔所能进入的，这是为了匡正诸侯，也是为了匡正王统的名分。霸业衰落以后，礼乐征伐由大夫发出，垂陇之会是大夫主持盟会的开始。” 把士縠列在宋公、陈侯、郑伯之下，是不把他与诸侯同等看待。伐沈，是大夫主持军队的开始；各国只称‘人’，是降低大夫的地位。扈地会盟，记晋国大夫在诸侯之下；棐林之战，只记防备晋军，不记大夫，是不承认大夫能够统率诸侯的军队。这正是王统衰微的脉络：大夫失去政权以后，陪臣便掌握了国家的命令。阳货执掌鲁国，进入讙、阳关反叛，记作盗窃宝玉和大弓；南蒯凭费邑反叛，侯犯凭郈邑反叛，只记围攻费、围攻郈，却不记他们反叛，是不承认陪臣可以专擅政权。王统因此不至于颠倒。尊崇王统的做法，是把四方夷狄排除在外；它们所用的称号，使君与臣使用相同的词，是贬低他们。再进一步称‘人’，再进一步称‘子’，即使地位很高也只称‘子’，是压低他们的身份。盂地会盟，虽然拘执了宋公，却把宋公写在楚子之上，是不承认楚国有权拘执诸侯。薄地会盟，释放宋公，却记作鲁公与诸侯会盟，是不承认楚国有权释放诸侯。宋地会盟，楚国驾驭了晋国，却先记晋国，是为了保存内外有别的界限。钟离、黄池会盟，特别区别吴国，是不把吴国与中原诸国同等看待。王统因此不至于分裂。《春秋》的事件中，没有比五霸更大的了。陉地的次序、葵丘的会盟、首止的盟会，都是齐桓公的功劳。灭掉谭国、灭掉遂国、使鄣国降服、迁徙阳地，是不让齐桓公专擅灭城之权；筑楚丘城、筑缘陵城，是不让齐桓公专擅封建之权，这是对齐桓公骄纵的贬责。践土会盟、河阳之狩，以及到王所在的地方朝见，归还卫侯于京师，是晋文公的功劳。城濮之战，攻打卫国而招致楚军，拘执曹伯并把他交给宋国，是晋文公的权变。宋襄公对中原没有功劳，却有拘执▯子、使用鄫子祭祀的罪过。秦穆公有接纳晋文公的功劳，但滑地之战、彭衙之战的罪行不能掩盖。楚庄王有讨伐陈国的功劳，但灭萧、灭舒蓼，乃至觊觎王鼎，这些罪行大到不能诛罚。秦穆公、楚庄王，功劳都抵不过罪过。因此，王统用来裁正五霸的功过。《春秋》的义理，以纲常为重。接纳卫国世子蒯聩于戚地，是为了匡正父子关系。忽然出奔、突然而入；记忽被郑国拘系，却不记突被郑国拘系，是为了匡正兄弟关系。在泺地会盟，与夫人姜氏一同到齐国去，是为了匡正夫妇关系。郑国的申侯、陈国的辕宣仲互相诬陷而导致败亡，记齐国拘执涛涂、郑国杀申侯，是为了匡正朋友关系。记载子同出生，是重视世子。记载安葬宋伯姬，是彰明妇道。因此，王统用来匡正天下的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春秋》开篇称‘元’，称‘天王’，体现的是奉承天意、以元统摄万物的意义。” 结尾以捕获麒麟收束，表示王道衰落、天运穷尽。《春秋》有始有终，以天来匡正王，以王来匡正列国君主、百官和万民。所以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 郝氏【敬】《春秋非左》二卷 现存 郝敬在自序中说：“《春秋》记载的事实，本来就应当依靠《左传》。舍弃《左传》，就像黑夜行路一样茫然，不知道要走向哪里。《公羊传》《谷梁传》崇尚条例，没有《左传》，这些条例就无从考查。《左传》叙述事实，条例才开始有根据；《左传》说明条例，人们才争相编造条例。所以《左传》是各家传注的先导。世人称它是圣经的羽翼，但其中实际错杂舛误，多得数不清。难道是亲自承受圣人教诲、亲眼见到而知道的吗？自从司马迁首先相互推重并相信它，马季长、郑康成、杜元凯等人又纷纷附和，后来的学者承袭讹误，甚至把《周易》中的《文言》说成出自鲁穆姜之言；把《毛诗》古序说成附会《左传》；把臧宣叔献媚晋卿的权宜之辞说成周王制度；把夏父弗忌违反祭祀次序、以诸侯为祖，说成都邑和卿大夫之家都有天子庙；楚子接纳孔宁、仪行父，却说这是合乎礼制；晋国接受诸侯朝贡、蔑视天子，却极力尊崇褒奖，使三王的罪人也获得千古荣名。这类说法违背义理、伤害大道，怎么能只说是普通人道听途说、难以用言语争辩呢？现在摘录其中的谬误三百三十多条，附上我的管见，题名为《非左》。有人问：‘批评《左传》，为什么不批评《公羊传》《谷梁传》呢？’我说：‘《公羊传》《谷梁传》确实就是公羊、谷梁所作的传，《左传》实际上并不是左丘明所作。” 知道《左传》并非左丘明所作，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春秋》。’” 《春秋直解》

译十三卷 现存 郝敬在自序中说：六经的文章，只有《春秋》最为明白。所记的都是五霸、诸侯、大夫之间会盟、交战、征伐的事情，打开书就知道那是乱世的踪迹，可是历代儒者却认为它是隐讳的文字，为什么呢？孔子说：‘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色、过分恭敬、把怨恨藏在心里却同那个人交朋友，左丘明以此为可耻，我也以此为可耻。我对于世人，有什么可诋毁、有什么可赞誉的呢？这些百姓，正是三代所以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这就是《春秋》的根本。后来儒者用褒贬来解释它，根本就被破坏了。孔子说：‘天下有道时，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时，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天下有道时，政权不在大夫手中；天下有道时，平民不议论政事。’这就是《春秋》的格局。后来儒者用事例条例来牵合，格局就被破坏了。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天说过什么吗？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你们以为我有所隐瞒，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呢？我没有一件事不和你们共同进行，这就是我的真实情形。’这就是《春秋》的宗旨。后来儒者把它看成深奥隐晦的文辞，觉得仲尼胸中简直是一片荆棘丛生的田地，宗旨也就被破坏了。经过这三次破坏，《春秋》于是不能读懂了。《春秋》没有刻意深隐的言语，没有种种凡例，不用文字本身表示褒贬，不以官爵、姓名来区分贵贱；它从未肯定五霸，从未尊重会盟，从未偏袒齐、晋，从未贬低秦、楚、吴、越。这些都是它显著而明确的不同之处。” 现在想读《春秋》，不要以各家传注为主，只须先在心中存下一个‘平’字，平心静气地观察其中的道理，圣人的真实心意自然会显现。明白简易，是圣人的本意；那些艰深隐僻的说法，都是后世儒者的臆测。” 王氏【震】《左传参同》四十三卷 现存 《乌程县志》记载：王震，字子长，万历辛卯年举人。考察乌程王氏《左传参同》四十三卷，前面另有凡例、列国世系、考国号、考异、年表、世次图、名号归一图、名号考异、字例、书目，以及附见于前后的姓氏。王震在给沈太史仲润的信中说：‘有人说我篡改、扰乱左氏之说，我哪里敢这样做呢？我所编纂的，不过是因为原书散乱而为它编排次序，或者因为它记载简略而加以补充。例如齐桓公把邢国迁到夷仪、把卫国封在楚丘，这是僖公元年、二年的事情，传文却记在闵公末年，这样合适吗？又如晋献公杀世子申生，本是僖公五年的事情，传文却分散见于庄公、闵公、僖公二三十年之间，这样考核起来方便吗？至于管仲匡正天下、使诸侯会合的功劳，孔子多次称赞他，然而《左氏》没有详细记载。管子记载召陵之战时说：‘楚人攻打宋国、郑国，烧毁房屋，使城墙毁坏的不能再修筑，使被烧毁的房屋不能再修葺。堵塞宋国田地，夹在两条河流之间，使水不能向东流；东山以西的水深到淹没桅杆，四百里以后才可以耕种。’于是管仲发兵南下保存宋、郑两国，这难道也看不出齐桓公、管仲的仁德吗？’ 令尹子文的忠诚，孔子称许他，《左氏》却没有提到。《国语》说：‘子文穿黑色衣服上朝，穿鹿皮衣居家；天还没亮就入朝，天黑才回家，家中的粮食没有一天的积蓄。’这难道也看不出子文为公事尽忠吗？三都被毁，是圣人施行的大略，在这里完全可以看见。经文大书特书，多次记载，一定有它的说法。《左氏》只说：‘仲由担任季氏的家宰，将要毁掉三都。’为什么这样简略呢？《孔子家语》说：‘孔子对鲁公说：“古时候，大夫之家不收藏铠甲，大夫没有方圆百雉的城池。现在三家超过制度，请削减它们。”’这正是圣人毁掉郈、费二邑的本意，传文怎么可以不记载？至于西狩捕获麒麟，圣经在此绝笔，本来就有深意。《左氏》却说：‘叔孙氏的车夫鉏商捕获麒麟，认为是不祥之物，便把它送给虞人。仲尼看见后说：“这是麒麟。”然后才把它取来。’对于经文的义理，哪里能见到万分之一呢？《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话说：‘麒麟的出现，是为明王而来；却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而遭到杀害，所以我为此悲伤。’这是圣人绝笔时的真实感情，又有什么可嫌而不收入呢？各种增补，大多不超出这一类。’ 唯独《左逸说林》等书，错误地加以编纂附会，似乎有真伪混杂的疑虑。然而我的意思是，传注的主旨在于阐明经义，只要对经义有帮助，即使附带列入也没有妨碍。何况用小字列在传文之后，原本与正文完全没有混淆，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真伪混杂的呢？读此书的人，可以省去查阅、复核的劳苦；对于初学者，也不是没有一点补益。圣人说过：‘联缀文辞、比较事实，是学习《春秋》的方法。’我的编纂，或许也有万分之一合乎这种方法吧？他著书的大略，完整见于此书，所以把它录下来。” 魏氏【时应】《春秋质疑》十二卷 现存 《南昌县志》记载：魏时应，字去违，万历乙未年进士，历任官职至南京通政使。刘芳喆说：‘这是为科举应试之业而作的。前面有柯挺田、居中的两篇序。’ 曹氏【学佺】《春秋阐义》十二卷 未见 《春秋义略》三卷 未见 徐氏【鉴】《左氏始末》未见 高佑釲说：‘鉴，字正宇，丰城人，万历辛丑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 王氏【世德】《左氏兵法》一卷 现存 黄虞稷说：‘世德，字长民，南康人，万历辛丑年进士，官至巡抚辽东都御史。’ 《经义考》卷二百五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六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春秋》【三十九】张氏【铨】《春秋补传》十二卷 现存 陆元辅说：‘张公字见平，沁水人，万历甲辰年进士，任巡按辽东，死于战乱，谥号忠烈。’ 李之逊说：‘张忠烈公任江西巡按时，先忠毅公【应升】担任南康司李，在任时撰写《春秋补传》，张公为他校订。后来张公巡按辽东，死于战乱，幸好这部书仍然保存着。’ 钱氏【时俊】《春秋胡传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