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七十

译十八卷。现存。丁易东说：“张文饶所著《述衍》，按照《序卦》排列，从乾变坤、坤变屯、屯变蒙，一直到离变咸、未济又变回乾这一类，老少阴阳之策各有九十六。又依据《杂卦》，从乾变坤、坤变比、比变师，一直到归妹变未济、未济变夬、夬又变回乾，老少阴阳之防也各有九十六，数目相同。” 蔡氏【元定】《大衍详说》。未见此书。《宋史》记载：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阳人。韩侂胄专权时，设置禁止伪学的禁令，言官上疏诋毁朱熹，也牵连到元定；元定被贬到道州，后来去世。韩侂胄被诛杀后，追赠迪功郎，谥号文节。朱熹疏解《四书》，以及撰写《易传》《诗传》《资治通鉴纲目》，都曾与元定反复参订。《启蒙》一书，则是嘱托元定起草的。朱熹曾说：“造化的精微奥妙，只有深通义理的人才能认识。我同季通谈论这些，从来不会厌倦。”学者尊称他为“西山先生”。刘爚撰写墓志说：“先生在乾道年间于崇安拜见文公，于是拜他为师。凡是文公编次伊洛诸儒遗言之书，先生的言论占了很多年。四十岁仍未参加科举。淳熙戊申年，太常少卿尤袤、秘书少监杨万里以律历之学向朝廷推荐他，先生因病推辞。乙未年，在西山筑室，准备在那里终老。当时伪党之论兴起，先生被贬到道州，两年后得病去世。后来过了九年，韩侂胄被诛；又过三年，追赠迪功郎。” 真德秀说：聘君拜朱文公为师，而文公却说：“季通是我的老朋友。凡是关于性与天道的精妙道理，其他弟子不能听闻的，我一定都告诉季通。”对于异端的深奥传说、精微玄妙的言辞，他必定先让人查考探究，然后亲自加以辨析裁断。因此，他曾辑录自己与季通问答的话，题为《翁季录》，大概是借此把自己同他相提并论。罗大经说：“濂溪、明道、伊川、横渠讲说道理十分盛行，因为通过数理阐明义理，又有邵康节出现。晦庵、南轩、东莱、象山讲说道理十分盛行，因为通过数理阐明义理，又有蔡西山出现。然而孔子、孟子教导人，只谈义理而不谈数理。” 赵汝楳说：“蔡季通的筮法，开始时挂起一根蓍草而不用，只使用四十八根蓍草。在四十八根中另取一根，夹在指间，三变共挂三次。余一加二，余二加一，称为少；余三加四，余四加三，称为多。成为九、六的各有八次，成为七、八的各有二十四次。按照这种方法用四十八策来揲取，就有四、八，而没有五、九了。” 李士英说：“季通跟随晦翁交游日久，精于见识，博于询问，同辈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义理的大本大源，他本已心领神会、意解融通，尤其擅长天文、地理、乐律、历数等方面的学说。凡是古书中盘曲错杂、关键难解之处，学者读来甚至无法断句，季通都能爬梳疏理、剖析解释，细密入微，没有不能讲通的。晦庵论《易》，推究河图、洛书、邵氏《皇极经世书》、先天图的根本，往往多次与季通往复讨论，并因此有所发明。” 罗氏【泌】《归愚子大衍说》。一卷。现存【收入《路史》】。史氏【弥大】《衍极图说》。已散佚。章氏【如愚】《大衍说》。一篇 存 杨氏【忠辅】《大衍本原》已佚 赵汝楳说：杨氏的筮法中，揲四后所余有一、二、三而没有四；如果有四，就已经成为一次揲了，哪里还能称作“余”呢？四九、四八、四七、四六，称为“策”；四三、四四、四五、四六，称为“奇”。老阳的数是九，四九就是三十六策；在四十九根蓍草中去掉三十六策，余下十三根，挂一不用，余下十二根，再以四揲之，得到三，这就是“老阳之策四三”。把奇归于扐，就是把这个奇数归入扐中。左手余一、余二、余三，或者没有余数，都还没有完成一次揲，必须用右手的蓍草随着它的奇偶归入其中，使之足成一次揲；两次揲所得的数，随后才放在指间的扐处。所谓“归”，本来是左手的蓍草，现在把它归入右手余数中。因此，余一就用三根归入，余三就用一根归入，都成为一次揲的奇数；余二就用六根归入，没有余数就用八根归入，都成为两次揲的偶数。奇是一个，偶是两个。三变全为奇，数为三，这叫“四三老阳之奇”；三变全为偶，数为六，这叫“四六老阴之奇”；三变中一奇二偶，数为五，这叫“四五少阳之奇”；三变中一偶二奇，数为四，这叫“四四少阴之奇。成为九、六的各有八次，成为七、八的各有二十四次，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考察这种方法，新法把揲四后的余数中没有四也算作一，这是第一点；古法去掉挂和扐，以所余之数作为策数，今法却先去掉策数，反而把挂、扐作为归奇，这是第二点；古法揲左手所余之数就作为归奇，今法却把三变六揲所余之数除去挂一后归入，这是第三点；扐本来是指间，今法却把它作为正策旁边的位置，这是第四点。其他如把四三、四四、四五、四六称为奇，又把一次揲称为奇、两次揲称为偶，也都是圣人没有说过的；而且还说这种方法符合《易》上下二篇的策数。却不知道上下二篇的策数并不是揲蓍时的策数，《易经》中的各种数字随所用之处不同而不同，怎么可以牵强地拿别的数字来附会呢？他因为九、六的变化都各有八次，七、八的变化都各有二十四次，就说这是阴阳均等。可是以古代圣人的才智，难道做不到这一点吗？这只是因为一依据自然，不愿凭个人意见增减罢了。丁易东说：“揲蓍的方法共有六家，只有河南杨氏的说法正确。” 丁氏【易东】《大衍索隐》

译三卷 存 《易》东自序说：天地之数是五十五，而大衍之数是五十。先儒对此往往解释得过于穿凿，只有朱子以“五乘十”的说法较为接近。至于四十九，大都不过把它归结为虚一罢了，没有人真正把五十之数和四十九之数的完整意义说明白。我私下对此很忧虑。近来游历浙右，有人说邵子先天图中的两仪、四象、八卦合计四十九，所虚去的一数就是太极。这种说法虽然不同于先儒，却没有牵强附会的弊病。我起初以为大衍之说不过如此。慢慢思考后，却发现它与《易》中天地五十五数仍不能相合，因此已经对此产生疑问。不久又得到河南杨氏的《大衍本原》，书中说四十九与五十都是天地之数，分别再自乘，再除以中数的自乘，才得到结果。这时我才知道，四十九确实是四十九，五十确实是五十，并不是强行附会的。唉！杨氏的说法似乎正确了，但它计算时必须再自乘，又要用中数相除以后才能得到结果，虽然没有牵强之处，却很不简易，未必是圣人创作《易》的本意。我曾以管窥之见加以探求，也已经得到其中一二，但仍认为还没有完全明白。反复思考，又反复思考，有一天忽然豁然开朗，好像获得了神明贯通的启示，这才知道五十四十九都是天地之数，把它们合起来推衍，其奇偶自然形成，最为简易；四象的奇数和策数、三百八十四爻，直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之数，全都由此产生。唉！这些数字为什么如此神妙、如此精微、如此契合，而古人竟然没有涉及呢？还是曾经有人知道，只是他的说法没有流传下来呢？这就无法知道了。有人说：“如果您的说法成立，那么圣人创作《易》的最初本意果真就在这里，其他说法都可以废弃了吗？”我说：“《易》道没有穷尽，而人的见识有限。圣人创作《易》，取用四十九、五十这些数字，来神妙地发挥蓍草和卦的作用，使天地人物的道理无所遗漏，难道凭我的浅见就能一下子穷尽圣人的本心吗？况且我刚得到‘五衍之’的说法时，本来还不知道用数字相乘相除的说法；刚知道数字相乘相除的说法时，又不知道把它们合起来推衍的说法。怎么知道后来的学者不会有超过我的见解呢？如果只是因为先儒的说法而责难我，那么过失我固然不能推辞，但在义理上也应当知无不言、当仁不让。”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卷七十〉 王弘撰说：“丁氏汇集五十七家的说法，编成《稽衍》，又自己撰写《原衍》《翼衍》。黄瑞节称赞它出于朱子、蔡氏之外，内容更加完备，也就是所谓通透的一路。” 郑氏【滁孙】《述衍》一卷 存 卢氏【姓名失载】校订《耶律文献公大衍揲蓍说》。一卷 已佚 许衡说：“卢君校定耶律公的蓍法，曲折深奥，文辞和意义都很隐晦。等到探究他取舍的理由，却有许多十分可疑之处。例如旧说一爻变化，最终用四来齐整它，却与乾、坤和六子的比例不合；等到他自己立说，竟采用以八相齐的一种方法，又把数目加倍，两者差异如此之大，实在令人奇怪。何况经过四齐、八齐以后，仍然无法看出静、变、往、来的实际情况，虽然勉强能够与其比例相合，却不知道实际上并不相似。而且第一次揲蓍必须使多少之数相等，分二之后不挂一而挂二；这既违背《大传》，又违背先儒，我不敢认为是正确的，已经很清楚了。他推演八卦静、变、往、来的数目：乾卦静止的有八千，坤卦静止的有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二，震、坎、艮静止的都各有一万五千六百八十，巽、离、兑静止的都各有一万一千二百。各卦的数目，大体上静止的最多，一爻、二爻变化的次之，三爻全变的最少。蔡氏说：‘一奇一偶相对相待，是阴阳的体；阳三阴一，一方有余、一方不足，是阴阳的用。’所以四时中春、夏、秋能生长万物，冬天不能生长万物；天地之间东、西、南方可以看见，北方不可见；人的视线也是面前和左右可以看见，背后不可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把四十九根蓍草虚去一根，分二并挂一，揲四时成为奇的有二种，成为偶的也有二种；老阳得到八次，老阴得到八次，少阳得到二十四次，少阴得到二十四次，岂不是很好吗？圣人的智慧难道达不到这一点吗？他之所以取这种方法而不取那种方法，确实是因为阴阳的体数通常均等，而作用之数则阳为三、阴为一。由此看来，卢君的得失就可以看出来了。戊申年八月庚辰日记于家塾，借此验证日后学习的进步或退步。” 陈氏【姓名失载】《大衍易数》

译一卷 未见 吴莱后序说：天下万物，必先有理，才有象；有象之后，才有数。数始于一，有一之后才有二。一是奇，二是偶，然后才有阴阳、老少的变化，以及七、八、九、六的策数。策经过三变而成一爻，爻经过六变而成一位。这就是圣人观察变化而创立卦象、考察象数而建立卜筮的原因。《易》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从大衍五十这个数来说，把它总合起来，又归于太极的一。这些都是天地自然的运行，哪里还需要借助人的力量强行造作呢？为什么呢？一定不变的是理，虽然它的本体十分真实，但所包含的内容却没有形迹；未始确定的是事，虽然它的迹象本来虚幻，却因应对而有理存在。数也不外乎这个道理。若想探求它的极致，那么天地的开辟、人物的消长，全部都可以用几茎蓍草参合天地之数来完全决断，这种事情我们的圣人本来不肯轻易立说。世上那些喋喋不休的人，为什么竟这样呢？自从秦朝毁灭六经，《易》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保存。汉代儒林传授孔子的六经，到了菑川田何，《易》道大为兴盛。魏郡太守京房又从外黄焦延寿那里受学，与田何的学说并不相同。汉初河南女子开始献上《易》说卦，大概是和《老子》一起藏在风雨侵蚀的屋墙之间。京房的说法彼此互有出入，所以世上那些考察吉凶、推求休咎的人便以它为征验。这果真是我们圣人的遗意吗？其他说法则是：根据进退的细微变化而作为一卦主宰的叫作“世”；以世为对待、作为其主宰之相应者叫作“应”；世所处的位置以及阴阳施展之处叫作“飞”；从所配之处开始，而阴阳始终不脱离其根本的叫作“伏”。从世、应开始，周遍内外，终而复始，然后动爻、互体、五行、纳甲的变化无不具备。人自以为能探究河图、洛书的奥秘，家家自以为能发明周公、孔子爻象的深意，我则认为其中有的已经流入淫邪、盲妄和方技之流，与《易》相距很远。前代正人似乎对此有所见，因此必定以名理来论《易》，有时不以象数来论《易》。即使如此，这些说法又怎么能够全部废弃呢？括苍陈生曾拿出一卷《大衍易数》，偶尔为我占验；我考察他的方法，他说：“圣人所立的卦有八个，所以天下万物只要受数所拘限，也不过归于八类。我就根据它所对应的数，动辄用八来乘除；有时根据自身所处的位置，确定坐、作、动、静的差别；有时根据字形的笔画，测定向、背、俯、仰的差异，总归只是八。” 从八推到六十四，从六十四推到四千九十六，就是运用这条道理。唉！陈生在《易》上用功很勤苦，但归根到底只是京房的方法罢了。陈生又说：“这本来就是以希夷氏为根本的，难道这个陈生是希夷氏的后裔吗？”先天四图，是我们圣人的学问。陈生何不回去努力探求其中的要旨呢？在一之中造化运行，在心上筹划安排，一切都在这里了。” 无名氏《大衍五行数》一卷 已佚 以上见于《绍兴书目》《易数大略》已佚 考察这部书，它专门论述大衍之数。赵氏《筮宗》多次引用其中的文字，却没有写出作者的姓氏。对于“大衍之数五十”，书中解释说：大衍，是八卦推衍出来的数。八卦的经画共有二十四画，重叠后就是四十八画；又因为每卦各有八种爻变，也是四十八，所以四十八是八卦的正数。推衍这个正数，就称为大衍。衍就是多余；在四十八上再增加二，便成为五十这个成数。“其用四十有九”，解释说：五十减去一，是因为无一。挂一，是象征三。“以左手取右手所握的一根蓍草，挂在左手小指之间【一策为一算】。”后两次揲不再挂，把奇数归于扐，以象征闰月。解释说：把左手所余的蓍草夹在左手第二指之间，再把右手所余的蓍草归入左手第二指的扐处。“五年再闰，所以再扐而后挂。”解释说：一次变化之后，就把所挂的一根蓍草留在格架上，后两次揲不再挂，只用前面所挂的一根来补足四营之数，称为“再扐”。“八卦而小成”，解释说：八卦中的一卦就是小成；小成后，内卦作为贞的部分确立，成卦后，外卦作为悔的部分完备。它把“衍”解释为多余，指多出的二数，赵氏讥讽这种说法是牵强附会。又说两次余数应当分别放入扐中，不应当一并放在第二指之间，这一点说得对。至于论述揲蓍的方法，书中说：乾卦用九为老阳，坤卦用六为老阴，震、坎、艮用七为少阳，巽、离、兑用八为少阴。老阳的爻画作“口”，这就是所谓“重”；少阴的爻画作“一”，这就是所谓“拆”；少阳的爻画作“一”，这就是所谓“单”；老阴的爻画作“乂”，这就是所谓“交”。一爻变化，就占变爻；二爻变化，就占本卦的两个变爻，仍以上爻为主；三爻变化，就占本卦和之卦的彖辞；四爻变化，就占两个卦中两个不变的爻，仍以下爻为主；五爻变化，就占不变的爻；六爻变化，乾卦占九，坤卦用六，其余各卦占之卦的彖辞。它的大致内容就可以看到了。程氏【云庄】《大衍说》一卷 存 金俊明说：“云庄先生在吴门阐发《大易》象数之学，艾庄何正榘立方以师礼侍奉他，获得了其中的精髓。” 俞玚说：启祯年间，天都程先生阐明《易》学，推演蓍策来观察变化，一概以孔子的《易传》为准。艾庄得到他的传授，撰述《蓍法十章》来加以说明。它的义理简约而全面，文辞简洁而明白，使学习者知道由什么途径入门。苏氏【轼】《四营十八变解》一篇 存 《经义考》卷七十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七十一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七十】周子【敦颐】《太极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