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七

译《通考》共十四卷。佚失。《指要》自序说：“《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史书为什么叫作《春秋》？因为它是鲁国历法变更的结果。为什么要变更？因为改变了周历。所谓改变周历是什么意思？周历以建子之月为正月，以建寅之月作为一年的正岁；夏代的时令合乎天时，所以仍然采用夏历。《春秋》的次序，是鲁国改变历法的结果：把建子之月加称为春，作为王正月；把建卯之月作为夏历四月。鲁国史书的编写就是如此，所以凡是《春秋》的次序，都舍弃了周历旧制。为什么从隐公开始？因为要指责最初改变常制的人。是从这里才开始改变的吗？不是，在此以前就改变了。既然在此前已经改变，为什么又从这里开始？因为这是鲁国《春秋》的开端。鲁国《春秋》的开端，是在隐公时编成的。先王的制度是，诸侯不得有史书；天子设有外史，掌管四方的史志，并受周太史管辖。到了隐公时期，才开始改变鲁国历法而成为鲁国的史书。诸侯拥有史书，难道是周王室衰微的表现吗？晋国的《乘》开始于殇叔，秦国的史书作于文公；这是王室衰微、诸侯凭借武力掌政的结果。然而《春秋》为什么取法鲁国？因为沿用。沿用什么？沿用鲁国史书来编成《春秋》，这是仲尼的意旨。《春秋》为什么能够体现仲尼的意旨？善行便加以表扬，恶行便如实书写；用直笔记载事实，不因褒贬抑扬而扰乱是非的准则。褒贬并不是仲尼的本意。三家把褒贬寄托在传文中作为解释；如果舍弃褒贬，就没有办法作传了，这是不懂《春秋》的人。仲尼修订《春秋》，是要使它返回经书的正道，恢复旧制。因此，直截了当地说出事实以说明得失，叫作“辞”；端正文辞以辨别是非，叫作“事”。联缀文辞、比照史事，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春秋》的道理，是治理乱世的方法，可以施行于当世，也可以昭示四方。小人对此畏惧，君子由此通达，乱臣贼子谁能不害怕？拨乱反正，就是《春秋》的作用。”《指要》说：“文辞能够表达清楚就够了。君子如果喜爱《春秋》，不应把舍弃传文当作过错，而应当反过来从《春秋》的义理中求取。” 陈傅良撰写行状说：“前奉议郎、新任权发遣常州、借紫薛公季宣，字士龙，永嘉人。有《春秋经》若干卷、《指要》一卷。朱子说：‘薛常州解释《春秋》，不知为什么竟这样任意率意，只用了几天就写成这篇文字；怎么能说“诸侯没有史书”？宫内还有闾史。又如赵盾、崔杼的事，都是史臣所记载的。’” 陈振孙说：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字士龙，撰写《指要》，把谱例列在篇首。季宣是博学的通儒，不参加科举。陈止斋拜他为师。季宣死于乾道九年，享年四十岁。他写这部书，实际上是在绍兴三十二年，大概当时刚二十岁。陈氏【傅良】《左氏章指》《宋志》著录三十卷。未见。《春秋后传》

译《宋志》著录十二卷。今存。楼钥作序说：《春秋后传》和《左氏章指》两部书，是故中书舍人、止斋陈公傅良所著。《春秋》的学问不明白已经很久了，自啖助、赵匡以后，到了本朝，才有防山孙先生重新尊崇王道的学说。公是刘先生敞的《权衡》《意林》等书，伊川程先生颐虽然没有完整的著作，但一篇序言所包含的内容，圣人的大法已经完备了。自从王荆公安石的学说盛行以后，这一道学说几乎废弃。建炎、绍兴初年，高宗皇帝重新振兴斯文，胡文定安国承接伊洛之学的余绪，推明为师之道，劝勉经筵讲学，此后这门学问才重新流传，学者把它作为标准，可以说已经是大全了。东莱吕公祖谦又有《春秋集解》流行于世，《春秋》的义理几乎没有遗留的蕴奥了。止斋生于东嘉，天资超绝，诵读书籍、撰写文章，不久便远远超出各位老先生之上；他收敛锋芒，以布衣身份处世，声名传到四方，关于六经的学说流传到万里之外，而他的学问尤其深于《春秋》。我楼钥并不精通这门学问，曾经涉猎各位先生的著作，不能说没有明白之处，然而也不过是随着文字辨析解释，间或有前后互相发明的地方，却看不出其中的体统所在。我跟随止斋游学，虽然不能执经在他门下求教，却曾经深入向他请问。我们同在西掖任职时，他才把《隐公后传》几篇拿给我看，因而向我讲说《春秋》所以产生的原因，以及左氏对经书所以有功的地方；他的学说卓异鲜明，并且说：‘自从我对这件事有所心得，便想在诸生中著书；选择那些能够熟练背诵三传的人，首先得到蔡君幼学。蔡幼学成年以后，又得到两个人，一个叫胡宗，一个叫周勉。我外出做官时，一定带其中一人随行；遇到有人询问，他们的回答应声而出，但这部书并不容易完成。’不久他离开京城，我也回乡了。朋友来访，必定拿这部书来询问；即使是亲自受他教诲的人跪下请求，他也说：‘这是我死后的书。’后来不幸在嘉祐三年去世，这部书才从书箱中出现。他的女婿林子燕最能继承他的传授；又过了四年，长子师辙和他的门徒汪龙友带着两部书来见我。我已经老了，屏弃其他书籍，昼夜不停地阅读，才完全领会它的大意。唉，真是盛大啊！大概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书。先儒用条例来说明《春秋》，总是切切然认为每一句都不能有差错；遇到不同之处，便说是变例，我私下认为这并不妥当。陈公的书却不是这样：他深入探究经书的旨意，详细考察时代的变化，认为有所谓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期的《春秋》，有所谓僖公、文公、宣公、成公时期的《春秋》，也有所谓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的《春秋》。起初还知道有天子的命令，王室仍然非常威严尊重；自从霸主的命令推行以后，诸侯便不再知道有周王。桓公以后，齐国不能再与诸侯争胜，而晋国称霸。晋文公死后，晋国不能再与诸侯争胜，而楚国称霸。晋悼公再次称霸，后来又衰落。楚国兴盛而又衰微，吴国兴起，替诸侯主持盟会。越国攻入吴国，《春秋》便结束了。自杜预以来，都说周平王是东周的开端，王隐公是逊让国位的贤君；这些说法讲得很详细。而陈公认为，事情既不是以周平王为主，也不是以鲁隐公为主，而是以楚威王为主；他的说法有根据。又如其中的大纲节目，例如诸侯改元，是以前从未有过的。齐、鲁等大国，接连数代之间，有世次而没有年号。记载纪国厉王逃奔彘地，从此才有纪年。古代诸侯没有私人的史书，《乘》和《梼杌》以及《春秋》，都是东迁以后的史书。记载齐、郑在石门结盟，是为了记载诸侯的联合；记载在咸地结盟，是为了记载诸侯的离散。这就是《春秋》的始终。隐公、桓公、庄公时期，只有郑国有许多特笔；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只有齐国有许多特笔。诸侯能够专擅征伐以后，才有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弑杀国君的事情。大夫能够专擅统率军队以后，才有拥有百乘兵车的大夫之家弑杀国君的事情。宋、鲁、卫、陈、蔡结成一党，齐、郑结成一党。鲁隐公在中丘会见齐侯以后，诸侯的军队便横行天下。罪过没有比郑庄公更严重的，宋、鲁、齐侯次之。父子、兄弟之间的祸乱，也没有比五国更严重的；这些都可以作为不守臣道者的警戒。齐桓公死后，郑国便朝见楚国。夏族变成夷狄，郑国是祸乱的开端；记载郑国侵蔡而后讨伐楚国，是为了表明齐桓公霸业的情况；记载郑国侵陈而后侵宋，是为了表明楚庄王霸业的情况，足以看出夷夏盛衰的变化。记载公孙兹统率军队，记载公孙敖统率军队，记载公子季友去世，可以看出三家由此开始。首止之盟时，郑伯逃回而没有参加盟会，所以记载此事，是因为他背弃了夏盟。厉之役时，郑伯逃回却不加记载，大概是因为他逃避楚国。夷夏之别是很严格的。自隐公以下，治理的重点在诸侯；自文公以下，治理的重点在大夫。有适用于天下的文辞，有适用于一国的文辞，也有适用于一人的文辞。对于战争，没有不加贬斥的；对于以玉帛为礼的使者往来，则按照其爵位书写，劝善惩恶的意义显著可见。鲁文公十年，狄人被记为狄；秦国又过了三十年才被记为狄；郑国又过了五十多年才被记为狄。贬斥郑、晋还可以理解；贬斥狄晋就太过分了。贬斥不在罪行最严重之处，便在事情的开端；其余只是如实记录罢了。这些都是先儒没有阐发过的。到了僖公三十一年，四次卜问郊祭都不吉利，于是免去祭牲，却仍然祭祀三望；这是极力说明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以表明《明堂位》的说法不正确。”}], 惠公开始请求举行郊祭，但这并不合乎应有的用法；僖公开始制作《颂》，把郊祭作为夸耀之事，并引用祝鮀的话作为证明，这些说法仍是以前未曾听闻的。至于左氏，有人认为这不是为解释《春秋》经文而作的；只有公认为，正是因为左氏记载了经文没有记载的内容，才显示《春秋》所记的一切都依靠左氏才得以说明。《章指》一书自始至终，专门阐发这一点。古人把杜征南看作丘明的忠臣，然而他多半委曲迁就杜氏的学说，这不能算忠。公所作《章指》中称“君子曰”的地方，大概是广泛采录有益的言论；所谓礼，大概是依据史书中的旧闻，并不一定都与《春秋》相合。有人说这是后人增补的，有人说是后人仿作的；有人认为《凡例》的义理浅薄而不予采用，有人认为《凡例》并非左氏的意思。能够爱护一个人而又知道他的过失，才是忠诚。公又说，庄公元年至七年以及十九年以后，直到全书结尾，大多没有传文，怀疑其中有散佚脱落之处。公对于从传文中求取材料，考察得很详细。唉！我与止斋交游前后三十年，却没能在他门下完成学业；既已产生对他的哀痛之情，后来又得到这两部书。其中还有想要请教疑问却无法做到的地方，这就是我抚摸书卷叹息三声、不能自已的原因。

译周勉跋说：“先生撰写《后传》，将要脱稿时患病，过了一年病势加重。学者想尽快得到他的书，便让佣工抄写流传。已经删削的文字，有的仍把原帖留在编次中；增补进去作为订正的文字，有的却揭去而没有保存。勉在江陵任职回来后，才得到朋友为此书订正。然而，已经删削的部分还可以把原帖刊刻在编次中，增补作为订正的部分却再也无法寻求了。可惜啊！勉曾在桂阳、衡州、潭州跟随先生，每天接受经学教诲。等到《后传》将要完成时，先生常对朋友们说，准备亲自向勉授受，使他把所有疑问都问清，然后再刊出。后来我与先生隔绝，不能在座前请教，终于没有实现。如今所作订正，仍算是遵循先生的志愿。” 蔡幼学撰写行状说：“公精通《春秋》，阐发经义独到深刻。又认为《左氏》对经书功劳最大，能够保存经文没有记载的内容，以充实经文所记载的内容，所以撰作《章指》，用来阐明《春秋》删削取舍的意义。” 陈振孙说：“此书由陈傅良撰写，楼参政钥为它作序。大意是说，左氏保存经文没有记载的内容，以充实经文所记载的内容；公羊、谷梁则根据经文所记载的内容推知经文没有记载的内容，而左氏实际上就成为实录。这就是《章指》创作的原因。至于其他阐发，多是新说，序文中略有显现。” 黄渊说：“陈止斋想撰写《后传》，在诸生中选择一名能够背诵的人随身跟从，看起来并不草率。然而他说‘书王而存周’，终究不免又落入旧有的窠臼。”何乔新说：“陈氏论述世道的变迁，认为有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期的《春秋》，有僖公、文公、宣公、成公时期的《春秋》，有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的《春秋》。然而他论定褒贬时，依据传文所记来评论经文所没有记载的内容，那么传文所记的事情又怎么可能件件都是真实的呢？” 张萱说：“止斋把《左传》每一段用几句话概括其大意，间或加以评论和驳斥。” 赵希弁说：《春秋左氏后传》十二卷，《左氏章指》十七卷，都是止斋陈傅良所撰。四明楼忠简公钥为它作序，清海崔清献公在书后作跋并列出书目。维扬郡庠。” 吕氏【祖谦】《春秋集解》。《宋志》著录三十卷。未见。张萱说：“吕祖谦广泛考察自三传以来直到宋代儒者的各种学说，选取其中与经义相合的内容，撮取要点编纂成书。” 《左传类编》。《宋志》著录六卷。已散佚。陈振孙说：“把内传、外传中的事实、制度、论议分类编排，共分十九门，开头有若干条纲领，并兼采其他书籍。” 张萱说：书中分为十九类，分别是周、齐、晋、楚、吴越、戎狄、附庸，都是列国的事迹；诸侯，是制度；风俗、礼、氏族、官制、财用、刑、兵制、地理、春秋前事，是从唐、虞以来《左氏》所引用的典故；论议，则是《左氏传》中论议性的文章。《左氏博议》。《宋志》著录二十卷。现存。祖谦自序说：“《左氏博议》，是我为诸生应试讲习而作的文章。当初我隐居在东阳的武川，仰望山林，俯视沟壑，出门远望，因而四周全无来往的人家。过了半年，乡里的人才渐渐拨开蓬蒿杂草，前来跟我交游。谈话之余，话题偶然涉及应试文章。我想用什么来帮助他们下笔，于是取来《左氏》的书，把其中治乱得失的事迹，在下面疏解说明。十天积一点，逐月积累，渐渐编成篇帙。诸生每逢年节休假，必定抄写置于纸中，使他们的行李没有空处。连同舍亲友，也跟着把它推广开来。〔“防衍”疑有讹误，含义不明〕四方，漫延得无法收拾。有客人有时责怪我轻易改动原文，我慢慢回答他说：‘您也听说过乡邻中求医的人吗？深重的痼疾、隐藏的疾病，是人们羞于谈论、忌讳称说的；却要把它揭示在大道上，唯恐行路的人不看，看见的人不传播。他们难道是羞惭地忘却世事吗？这是因为德行应当积蓄，而疾病应当显露。我离开群体独自居住已经多年，有过错却没有人帮助我，有跌倒却没有人扶持，心术上的偏差、见闻上的错误，也没有人来纠正我。幸而借助这部书，我胸中所存的、所持守的、所认识的、所习得的，即使是最细小的过失和极微的错误，也随着笔端显露出来，没有一点保留隐藏。又幸而借应试文章作为媒介，借儒生作为传递者，把它遍送到各位公卿长者身边；有人怜悯我而刊刻，有人恼怒我而斥责，有人后悔并责骂我。” 只要听到一句话，就能治愈一种弊病，这样得到的收获难道还不丰厚吗？书传得越广，弊病暴露得越清楚，得到益处的人也越多于我，这难道不是很有帮助吗？于是我把这些话依次编排，用来告知读者。凡是《春秋》的经义，大体上都不敢僭越议论；至于枝蔓的言辞和多余的譬喻，则是举子用来资助应试文章的材料。” 陈振孙说：这是伯恭教授门徒时所作的。陈栎说：“吕成公的《博议》是早年的作品，不过是为了教后生写应试时文而作的议论罢了。他议论《左氏》时有许多巧妙的说法，不能全都算作正当的论说。”杨士奇说：“考察东莱先生的年谱，乾道戊子年完成此书；我家所收藏的十五卷题作《精选》，由此可知他所撰并不只有这些。”黄虞稷说：“世间流行的《东莱博议》都经过删节，只有正德年间刊刻的二十五卷本是完整的。” 《左氏说》。《通考》三十卷【今本二十卷】。现存。朱子说：“伯恭论说《左氏》的书，极其详细广博；然而遣词造意，也颇有过分追求巧妙之处。” 张萱说：“如今内阁收藏的本子，有《传说》四册、《续说》四册。” 陈振孙说：“吕祖谦对于《左氏》一书多有阐发，却不作文辞，似乎是当时讲学时门人抄录下来的。” 《左氏博议纲目》。《宋志》著录一卷。未见。《宋志》记作祖谦门人张成招所作的注释。《春秋讲义》。一卷。现存。黄震说：“成公的《春秋讲义》也是年轻时的作品，只是不像《博议》那样过于苛刻罢了。” 《左传手记》。一卷。现存。黄震说：《手记》比《讲义》稍微少一些铺陈文字。陆氏【九渊】《太学春秋讲义》。一卷。现存。以上陆氏《讲义》共二十二条。陈氏【藻】《春秋问》。一卷。现存。王氏【炎】《春秋衍义》。已散佚。《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八。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春秋》【二十一】。杨氏【简】《春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