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三

译八卷。已散佚。吴澄作序说：“《春秋》是鲁国的史记。圣人因而加以修订，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即使子游、子夏也不能增添一个字。所谓修订，就是使文字简约，有所删减而没有增益。其中有违背典章礼制的，就记载下来；与训诫无关的，就删去。为什么说不能增添一个字？意思是，即使有子游、子夏那样的文学才能，也不能知道圣人修订经书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自从周王室东迁以后，王者的事业熄灭，礼乐、征伐的权柄下移，诸侯各自执掌政权；有的凭借霸业间接取代王权，有的以夷狄之道扰乱中原，天经紊乱，人伦乖违，上天显现灾异，下界发生祸乱，耳闻目见，无一不是乱世的事情，都是王法所不能容忍的。圣人为此悲伤，自己有德却没有地位，想要纠正这些事情却做不到，于是把它们记载在经书中，以等待后世的圣人。所以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又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又说：‘《春秋》用来端正王道，彰明大法。’孔子是为后世的王者而修订《春秋》的。然而这个用意，当时孔门中地位高、学业优异的弟子尚且有人不能了解，何况那些较远的后学呢？既然如此，三传解释经文，哪里能够完全符合圣人的本意呢？”吴澄曾经学习这部经书，起初读《左氏传》，看到其中与经文不同的地方，感到疑惑。” 后来又读《公羊传》和《谷梁传》，看到它们与《左氏传》不同的地方，疑惑更加严重。等到读到范氏的传序，喜欢它判断是非的公正；读朱子的语录，认识到它评判优劣的平允；读到啖助、赵匡编纂的条例和辨疑，佩服它们取舍得当，但也觉得仍有未尽之处。遍读宋代各位儒者的著作，从孙复、刘敞开始，到赵汝愚、吕祖谦结束，其中各有长处，然而不能统一。后来我客居京城，北方学者说起专门研究《春秋》的人，急切称赞敬鼎臣先生。我惋惜先生已经去世，却不知道他的书是否还保存着。先生的从孙敬俨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因此得以看到先生所著的《春秋备忘》三十卷、《明三传例》八卷。考察他用功的次序，见于他的自序：“我二十岁时开始接受这部经书，学习三十年后才开始著书；年近七十岁时，修改仍未停止，前后总共五次改稿，汇总数十家的说法，再加以取舍。他援引依据广博，采览详尽，编纂勤勉，选择审慎，极其谨慎郑重，惴惴不安，不敢轻易取舍。”这可以说是专心钻研经学的人了，不是见识浅陋、听闻狭少的人所能窥测的。参政嘱托我为这部书作序，我私下认为，《春秋》这部经书自三传以来，各家说法的异同，几乎如同众人聚集争辩。” 如今在众说混杂纷乱之中，把它们折衷归于一个正确的结论，确实有助于后来的学者。像我吴澄这样平庸浅陋而有志于此的人，也能够凭借先生与各家相同之处来坚定自己的信念，又能够凭借先生与各家不同之处来考察自己，于是不再推辞，便为这部书作序。先生名讳为▯，是易水人，金朝参知政事的孙子。兴定四年考中进士，任郏城簿，改任白水令。正值中原多有忧患，便北渡隐居。国朝访求前代遗逸之士，授予他宣授中都提举学校官。他过去曾在大宁山下读书，人们称他为大宁先生。” 黄溍说：“金朝的大儒大宁敬先生，有一部《春秋备忘》，很久没有来得及刊行于世。到进入国朝以后，先生的孙子敬俨以宪节身份来到婺州任职，带着他的稿本，请张枢子长校勘订正，于是通过近臣上奏朝廷，最终把它刊刻出来。” 《续屏山杜氏春秋遗说》。八卷。已散佚。张萱说：“敬氏续作杜屏山的遗说，其从孙敬俨在编纂时对其中曲折之处加以辨析论述，扶持《左氏传》，不敢订正针砭，都是为了《左氏传》而作。” 郝氏（郝经）《春秋外传》。八十一卷。已散佚。郝经在自序中说：“上天对于人，总是先使人有所困穷，然后才有不困穷之处。困穷的是时势，不困穷的是道。因此圣人在《易》中常常反复说明困穷的道理，却总是把它联系到不困穷上：在乾卦之后联系坤卦，在泰卦之后联系否卦，在剥卦之后联系复卦，在既济卦之后联系未济卦。”我又进一步说：“《易》的道理到了困穷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因此，道之所以不会困穷，都是从困穷中获得的。”从前文王、周公、孔子、孟轲都曾经困穷过：文王被拘禁而推演《易》，周公处境变化而制定礼制，孔子年老而不被任用却修订六经，孟子不得志却撰著七篇。一时的困穷，成就了万世的不困穷。所以张籍曾经写信给韩文公，劝他像孟轲、扬雄那样著书，以流传后世。韩文公说：‘古代的人遇到合适的时势，推行自己的道，就没有必要著书。’”

译“著书的人，都是在当时不能推行自己的道，却希望在后世推行的人。” 等到韩文公被贬斥、离开职位，才开始撰写《原道》等篇章，用来辅助六经。这样看来，古代圣贤著书，都是因为忧患、困厄、困穷而无所作为，后来才创立使道不困穷的事业，以便在后世显明自己。金源氏灭亡后，朔方和南方交战，前后将近三十年。国朝皇帝即位的第一年，才下达武昌诏书，命持节使出使宋朝，告谕宋朝要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可是奸邪之徒和乐于祸乱的人，却诬称这是约和之兵，把他拘禁在仪真扬子院。郝经开始被送入宋境，已经三十八年了。岁次庚申直到甲子年，仍然没有被释放。郝经在人事上的困穷，确实与古代圣贤相同；但他不够贤德而昏昧无知，自己招致罪戾，哪里敢希望达到古代圣贤的境界呢？然而宋人只是使我在人事上困穷，并没有使我的道困穷。难道可以因为人事上的困穷，就连上天所赋予的不会困穷之道也一并抛弃，从而自我断绝吗？河阳人苟宗道曾经跟随我学习，当时以书状官身份随行，因此五年之间讲习不曾中断。甲子年春天，宗道请求我传授《春秋》的学问，并且想记录我的说法，却没有书籍作为依据，于是把过去记忆下来的内容写成《春秋外传》；这是在三传之外另作此书，不敢把它与三传相提并论。因为《春秋》正经的文字多有不同，于是又撰写论次，作章句、音义八卷。” 要探求圣人的用意，必须探究它的根本，把根本作为纲领，于是撰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书的义理在于具体事变，必须把各项事变相互比较来观察，才能看出其中义理，于是撰作比类条目一百三十篇，十二卷。三传的说法不相同，所以圣经所设的防范也不一致，于是撰作《三传折衷》，使经书的大义归于一致，共五十卷。卷首又撰写《三传序论》《列国序论》一卷。唉！我在人事上困穷，却不敢认为自己在天道上也困穷，所以才辨明是非，敢于冒昧地推测古代圣贤困穷的情形，也为此著书。其中讹误、缺漏、错误、乖谬的地方很多，等待将来时势变化、道路通达之日，再取各书考核事实，希望能够有所成就，以显示我身处患难而不改其志的心意。草稿写成后交给宗道，又写下这篇文字，把它放在第一篇之前。” 他又在《春秋制作本原》的自序中说：《春秋》用一个字表达义理，用一句话建立法则；它涉及数十个国家，绵延经历数百年，而所记载的内容虽然经过增删取舍，却不离史官记事的文册，也没有另外的说明文字，所以圣人制作这部经书的用意很难究明。学者往往凭自己的意思观察圣人，因经书所记载的内容而替它作解释；解释越放纵，离圣人的本意越远，条例越繁多，法则越混乱，最终使大经大典昏暗湮没而不能明白。这是因为不探求根本源流，只在支流末节上用力。高明的工匠建造房屋，必定先确定规模，量度高低、宽窄、厚薄，把房屋的间架栋宇先在胸中构想完毕，然后打基础、建造房屋，才不会违背原先的规划。圣人制作一部经书，垂训万世，又不是一所房屋可以相比的，难道会没有预先确定的规模吗？它经天纬地，彰明过去，察知未来，始终先后、本末原委，都有一定而不可改变的经常之道，然后才有一定而不可改变的法则。从隐公到获麟，时间虽然久远，国家虽然众多，事情虽然繁多，却如同网在纲上，条理分明而不紊乱；所谓‘我的道以一理贯通’，正在这里。学者却想在条目以外、事迹之下寻求圣人所设的防范，实在太难了！” 所以一定要提挈纲领，把握要点，探究根本源流，观察总体规模，逆流而上地沿着它追溯，然后再顺流而下，那么就会浩大充沛、势不可挡了。如今在圣经之外探求圣人制作经书的根本源流，我分别依照类别作出说明：先讲心法制作，其次讲圣人制作经书的用意，说明这些并不在于史官的事迹，而都是从圣人的内心作出判断；其次讲托始寓终的用意，其次讲为经书命名的用意，其次讲采用鲁国史书的用意。《春秋》的义理，是用王道施行王权，用王权端正名分，所以接下来讲这一点。它的法则改变周制：对上尊崇王室，对内端正鲁国，对外治理诸侯，所以接下来讲这些。《春秋》所记的事情，以五霸为主；五霸中齐桓公最为强盛，所以以桓公为首，晋文公次之，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又次之。晋、楚交替称霸，陈、郑时而叛离、时而服从，成为衡量中原轻重的关键，所以陈、郑又列在其后。中原衰弱以后，吴、越于是称霸，所以吴、越又列在其后。中原之所以衰微，是由于夷狄横行；吴、越则进入中原诸国之列，而夷狄始终还是夷狄，所以夷狄又列在吴、越之后。诸侯衰弱以后，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春秋》也就结束了，所以大夫又列在最后；然后概括重要义理，端正名号，区别爵位命等，辨明伦类，确定次序，并且慎重追溯开端。” 圣人开始以心法改变文章而制作经书，到这里，王法就形成了。所以最后以《王法》结束，共三十一篇；这只是开始登上通天之阶、窥望大道之门罢了。有人说：‘圣人制作经书，没有一个字的说明，只不过一章一句，总共一万多字而已。您的解释没有直接解释圣经，却在经书之外径自写了数万字，不是越来越枝蔓了吗？’我说：‘在圣经之外作解释，不敢与经书并列，这正是用来尊崇经书的。圣人不必亲自作说明，是希望后人来说明它。作解释的人不探究根源，所以说起来就不详细。如今我探究根源而作解释，只担心说明不够、义理不完备，难道还算多吗？’八卦重叠以后成为六十四卦，圣人为它们作卦辞；六十四卦分为三百八十四爻，又为各爻作爻辞。后来圣人又认为还不够，于是又撰作《彖》《象》《文言》《系辞》《说卦》等书。在圣人的心中，仍然认为不够。用圣人的言语解释圣人的经书，尚且如此，何况在千年以后从末流余绪中寻求解释呢？即使想要使它枝蔓繁多，也不可能真正枝蔓繁多。所以现在的解释常常援引《易》《书》《诗》《礼》，用经书解释经书，希望能够看见圣人制作经书的用意罢了，也不敢说已经解释得详尽。”

译他又在《春秋三传折衷》的自序中说：圣人的道广大，《春秋》的防范精微；它通过一代人的事业，彰显万世的事业。若不深入研求、彻底探究，做到精粗并举、本末都明，就不容易学习它。我身处困厄、处于危难之中，因而为《春秋》作外传；以圣人的精微用意，探求圣人的大道，不敢越级，所以循序渐进，从较近的内容开始。因此先确定章句音义，接着撰作制作本原、比类条目等，全部以经书为根本而不涉及传，这是尊重经书。然而传是为经而作，经又借传而显明，虽然说要尊经，传也不能废弃。《春秋》靠口头传授而逐渐失去传承，虽然大典大法、公道正义都具备于书法之中，各家也各有见解，并没有埋没事实；但根源与末流分离，解释者不一，就像羊在岔路太多时走失一样，也会使人昧于真正正确的归宿。六经在秦朝时断绝，到汉代才恢复；《易》《书》《诗》《周礼》《礼记》仅仅得到原文，只有《春秋》有传。它的传都出自圣人而彼此不同，若不总汇、钩稽、校订，完备地加以剖析裁决，并以大典大法为依据，探求真正正确的归宿而归于一致，那么圣人的经书最终就不能明白了。” 传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各传本身的传承不同；必须推究各传的来源，然后才能使各传归于一致。孔子在鲁哀公十一年冬天从卫国返回鲁国，删定《诗》，校定《书》，为《周易》作《系辞》；到了十四年春天，向西狩猎而捕获麒麟，于是撰作《春秋》。十六年夏四月去世，那么这部书完成的时间并不长。当时孔门中的高等弟子跟随圣人在外，迁徙往来，常常经历多年；有的分别到别国做官，有的因疾病、灾祸、夭折或昏乱而逐渐凋零，大概在口授传承的时候，只剩下曾参一人了。为什么呢？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在各位弟子中年纪最轻，而他的贤能仅次于颜氏，所以只有他得到了‘一以贯之’的传授；至于子贡、冉求，直到最后也没有听到关于人的本性和天道的学说。孔子临终前所托付的统一天下之义，必定在曾子身上。因此曾子的学问独自正大，以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作为求学的根本，这就是‘春王正月’的义理；一以贯之的道，就是大一统的防范。推而广之成为忠恕，就是施予与剥夺的法则、以己度人的准则。曾子把这些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轲；孟轲根据其师说，进而说明制作经书的根本，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春秋》中没有合乎义理的战争。’” “《诗》失传以后，《春秋》才产生；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都感到恐惧。它所记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它的文字属于史书，它的义理则是我孔丘私下取用的。”孟轲用这几句话阐明《春秋》的大纲，后来谈论《春秋》的人，都没有超出这些范围；他们的说法是有所依据才这样的。可惜孟轲只是概括说明而没有列出目次，没有把它的传承著录下来加以解释，因而使后来的学者纷纷各说各话。自孟轲阐明大纲以后，传《春秋》的有三家：左氏、公羊氏、谷梁氏。他们的书都出自西汉，却都没有注明传承者。研究左氏学的人说，左丘明与圣人孔子有共同的羞耻感，曾亲自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书，并为经书作传。左丘明虽然受到孔子的称许，但在颜氏、曾氏等弟子问答的时候，孔子一次也没有提到他；他也不在未能入孔门的十人之列。难道大经大法不传给颜氏、曾氏等人，却只传给左丘明吗？况且他的传中记载了《易》的《文言》、《诗》的三篇颂以及《孝经》等，这些都是孔子晚年所作；而《春秋》一经结束于孔丘去世，传则结束于鲁悼公十四年；韩、赵、魏三家消灭智伯的事情，发生在《春秋》之后二十七年。左丘明作传又在消灭智伯之后数年，不可能刚刚消灭智伯就把这件事写下来。” 这样看来，这部传的完成时间应在仲尼去世后的四五十年之间。大致按七十年计算，左丘明受到称许的那一天，年纪刚刚十六七岁。圣人把他与自己并称，认为他和自己有同样的羞耻感，那么他的贤能就远远超过颜氏、曾氏了。然而孔子多次称赞贤于颜氏、曾氏的人，也多次在颜氏、曾氏问答时称道他们，却再没有提到过左丘明一次。弟子们记录和注释的书，如《论语》《曲礼》《檀弓》等，以及孟轲、荀况等诸子的论说，也没有一处提到他。考察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说孔子作《春秋》时，七十子之徒口头传授其传，指的是鲁国君子左丘明；左丘明详细论述其中的言语，完成了《左氏春秋》。那么，口授其传的应是七十子，论述其说并写成书的才是左丘明。由此可见，左丘明只是论述七十子所传的话，并不是亲自从仲尼那里接受经书。前代儒者说，左丘明大概属于先贤老彭一类的人，所以圣人如此尊重他，这一说是对的。《艺文志》说左丘明是鲁国史官，杜预的序说左丘明亲身担任国史，亲自阅览国家典籍，也都是对的。大概左氏是鲁国的左史，世代掌管策书，所以以‘左’作为氏，就像汉代的仓氏、库氏一类。”}], 孔子去世后，他所传授的经书在各位弟子之间流传；左丘明位列七十弟子之中，凭借史书的记载为《春秋》作传，所以事情的始末都能见到，而且多能得到事实真相。刘向《别录》说，丘明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吴起，这一定有其根据，也可以看出曾子的传授确实不容易改变。曾申是曾子的儿子，吴起是曾子的门弟子。《论语》《曲礼》《檀弓》《曾子问》《大学》《中庸》等，都是出自曾子的门人，由乐正子春、曾元、曾申一类的人记录下来；后来子思、孟轲又传授了它们。难道大的经法不传给曾子，却传给左丘明吗？刘向所记录的，大概是左丘明上面原有“曾子”二字而传写时遗漏了。 《春秋》所讥刺的，多是父子、夫妇之间淫乱悖逆的事情，所以孔子不能亲自把它传授给儿子，只能让左丘明等人转相传授。曾申是曾子的儿子，并且从左丘明那里接受《春秋》。曾子在各位弟子中年纪最小，那么左丘明又比曾子年长，这门学问出自曾子无疑。严氏《春秋》又引用《观周》篇说：“孔子将要修订《春秋》，和左丘明乘车到周去，在周太史那里观看史书；回来后修订《春秋》的经文，丘明为它作传，两者共同构成表里。”

译这尤其是荒诞的说法。圣人修订经书，尚且不敢公开把道理口授给弟子，难道会和他的门徒公然到京师去探看天子的史书，并借此讥刺贬斥当世吗？一定不是这样。圣人修订经书时，像曾参、闵损这样的高等弟子，像子游、子夏这样的文学之士，都没有参与，难道唯独和左丘明共同修订吗？亲自口授经传尚且不敢这样做，更何况和圣人同时参与修订，把内容分别写成经和传呢？所以这尤其是荒诞的说法。研究《公羊传》《谷梁传》的人，根据《孝经》的说法称：《春秋》属于子夏，《孝经》属于曾参、闵损。又因为《孝经》序中说：“孔子接受端门的命令，制定《春秋》的义理，派子夏等十四人寻求周代史记，得到一百二十国的宝书。”于是便说公羊高、谷梁淑从子夏那里接受经文。他们都是汉朝兴起以来的谶纬和曲说，怎么可以据此作为考证呢？圣人修订经书，子夏以文学著称；让他跟随周太史请求史料，与鲁国史书相互验证，最终完成这部书，这件事或许有可能。至于说《春秋》的义理传给子夏，子夏又传给《公羊传》《谷梁传》两家并为它们作传，我却不敢认为是这样。《公羊传》在昭公二十五年称“孔子”的有一处，在文公四年称“高子”的有一处，在庄公三十年称“子司马子”的有一处，在闵公元年称“子女子”的有一处，在隐公十一年、定公元年称“子沈子”的有两处，在庄公三年、二十四年，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称“鲁子”的有五处。《谷梁传》在桓公三年、十四年，僖公十六年，成公五年，昭公四年，哀公十三年称“孔子”的有六处，在定公元年称“沈子”的有一处，在隐公五年、桓公九年称“尸子”的有两处，在桓公三年称“子贡”的有一处，在襄公二十三年称“蘧伯玉”的有一处。《公羊传》全篇不但没有提到子夏，称“孔子”的也只有一处，孔门的高等弟子全都没有提到。《谷梁传》也没有提到子夏，但称“孔子”的有六处，称“子贡”的有一处，其余高等弟子也都没有提到。把“子”加在名字前面，是为了避开圣人的直称，只直接称“子”。直接称“子”，是尊奉他并以他为老师。因此，《公羊传》所称的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以及自称子公羊子，都是它的师友。它所称的高子，以及《谷梁传》所称的尸子、沈子等，都是它的老师，所以尊崇程度与孔子相同。谷梁氏在隐公五年自称“谷梁子”，上面没有加“子”，这是谷梁氏的门人对他的尊称。至于蘧伯玉，则是记录孔子时代贤大夫的言论，也记录了他的老师所传授的内容。唯独公羊氏五次称“鲁子”，和直接称孔子为“子”相同，表明这是记录他的老师所传授的内容，所以像尊崇孔子一样推尊他，也就如同孔子一般。曾子去世后，他的门弟子称他为“有子”，这是把他当作老师侍奉并尊敬地称呼他。既然尊敬他，又多次称说他，难道不是追溯其学说来源并以谈论他为乐吗？孔门的高等弟子没有一个被这样提到。《论语》和《孟子》的传注中没有所谓“鲁子”，却多次称“鲁子”，所以怀疑“鲁”是“曾”字；曾、鲁二字形体相近，传写时发生错误，于是把曾子写成了鲁子。古人辨析古文的讹误，把“鱼”字误作“鲁”，这难道不也是把“曾”误作“鲁”吗？而且《公羊传》在昭公十九年解释许世子止弑君的传文时，以乐正子春的话作为说明。乐正子春是曾子的弟子，那么鲁子是曾子无疑。左氏说经传授给曾申，公羊氏则多次称曾子；谷梁氏提到子贡而没有提到子夏。大概左氏、公羊氏都出自曾子，谷梁氏则从沈子、尸子一类的人那里接受传授，而沈子、尸子一类的人又从曾子那里接受传授。两家的传授出自曾子，而不是出自子夏，这是很清楚的。三传的传授都以曾子为根本，所以它们的传文是正确的。左氏传本来出自史臣，因此叙事精密广博、文辞华丽丰富、典故充足，并用体制加以约束，使圣人删削经文的意旨有迹可寻、可以考察。公羊、谷梁两家口授经义而作传，所以文字简约，言辞切近，辨析精细，通过反复诘问推究，使圣人含蓄委婉的意旨可以推求而见。这些学说由曾子传下来，又辗转传授，但传授者不可能都像子思那样，所以不如孟轲一派醇正，他们的说法也有违背圣人之处。因此，《春秋》的意旨，由三传而得到的约有十分之六七，由三传而受到迷惑的约有十分之四五。西汉以来，各家专门传授自己的学说；讲左氏的排斥公羊、谷梁，讲公羊、谷梁的排斥左氏，彼此比较长短，互相攻击，以至于师弟各异、父子说法不同；文辞越来越枝蔓，穿凿附会，流传到末流便分散歧异，泾渭混淆。起初只是一部经，后来成为三部经，最后由三传变成了百传。左氏之学到晋代杜预才作《集解》，完全以左氏的义例、典礼为依据，不夹杂其他学说，用来遏止众说纷纭。公羊氏之学在汉代最为兴盛，董仲舒阐发其大义，到东汉何休为它作注，说明所得到的义理；虽然向远处探索、竭尽心力，但推演图谶，反而给传文增添了负担。谷梁之学在汉代也很兴盛，到晋代范宁作《集解》，兼采何休、杜预的说法，又列举各家，取其长处来解释经传，表示不敢专断。三传之学从此开始有了定本，纷乱改易的风气也稍稍减少了。唐朝兴起后，孔颖达等人为六经作疏，于是采用三家的注来疏解三传；孔颖达为左氏经传作疏，却没有采用公羊、谷梁氏的说法，他的同僚杨士勋为公羊、谷梁作疏，遂流行于世。

译然而，这门学问最终还是没有人能够完全贯通，圣人的旨意也随之散失；一王之统和辨明真是的义理被分割开来，最终令人迷惑而无法解释。虽然如此，借助三传来学习《春秋》，就像岷山疏导长江一样：长江虽然分流成为沱水，又分成九江、东江、中江、北江等支流，余下的支流泛流进入洞庭、彭蠡，总之发源于长江、流入大海并朝宗于海的水流，终究没有超出它的范围。三传的说法虽然不同，总的来说都出自圣人的门下，各自的学问都有来源，最终都没有超出圣人书写《春秋》的法则。自从王通为三传作《春秋散》一书，卢仝一类人便说三传应当束之高阁，独自守抱圣人遗留下来的经文；陆淳、啖助、赵匡等人受其影响，于是另创新说为《春秋》作传。从此以后，《春秋》的学问就不再依靠三传流传了。宋朝兴起以来，儒者接连出现，各自作传来阐明圣人的意旨，没有一个不自认为是孟轲再生，但他们的义例大都不能超出三传，却又常常把三传视为错误。圣人不会欺骗天下和后世，创作六经，坚定如乾、厚重如坤，以简易明白的方式示人，于是天下的道理便可以得到。因此，应当以《易》为根本来寻求义理，以《书》为根本来寻求文辞，以《诗》为根本来寻求情感，以《礼》为根本来寻求制度，以《论语》《孟子》为根本来寻求学说，以《大学》《中庸》为根本来寻求圣人的内心，以左氏为根本来寻求事实，以圣人的经文为根本来寻求判断；这样，《春秋》就不会欺骗我，也不会蒙蔽我。这样，圣人的旨意就可以看见，三传传授内容的来源及其根本差异也可以辨明。现在我在圣经下面分别列出三家的说法，以左氏为考据依据，所以先列左氏；同时改变它把经文错杂编排的体例，按类别归附在本经各条之下，使人就着经文看见传文；以公羊、谷梁两家作为判断依据，所以其次列公羊氏，再其次列谷梁氏。它们的传文仍各自附在经文之后，沿用旧例而不改。杜预、何休、范宁的注释，则有的删去，有的采用，分别列在各家传文中。下面再为它们作说明，先辨析经文不同的地方，再论及传文。三家的说法相同且符合真是之义的，就共同采用；如果都不符合真是之义，就全部保留。若一家正确、两家错误，就注明一家正确、两家错误；若两家正确、一家错误，就注明两家正确、一家错误。不完全听任传文，而一概以经文为依据，使各说不互相矛盾，并与经文相吻合，希望圣人的旨意能够借三传而传下去，三传之学不被各位儒者扰乱，使学习者知道应当遵从什么，不至于茫然惶惑而自乱。书名叫《春秋三传折衷》，使三传合为一传，用最中正的义理加以裁断，使它们归于最恰当的义理。把万千不同之处贯通而统一起来，使万世的事业不超出一万六千字的经文；学习者不再私自窃取三传来标榜自己，也不再以名家身份更加厚诬三传。僭越妄作的罪责当然无法逃避；但为了维护道义而承受责难，我也心甘情愿，仅此而已。《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四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春秋》【二十七】季氏【立道】《春秋贯串》已佚 邓文原在墓志中说：“季氏世代居住在处州龙泉。先生名立道，字成甫，任湖州归安尉。他推求风水，选择山水优美的地方，以便奉养祖母。朝廷授予他临汝书院山长之职，还未赴任就去世了。他曾亲手抄写《春秋左氏传》，考察、辑取《史记》《国语》中各国名号、谥号的异同，以及论著所记事变的始末，书名叫《春秋贯串》。” 彭氏【丝】《春秋辨疑》未见 刘氏【渊】《春秋例义》已佚 《春秋续传记》已佚 《左传纪事本末》已佚 胡氏【炳文】《春秋集解》《指掌图》都未见 陈氏【栎】《春秋三传节注》未见 熊氏【复】《春秋会传》【有的作《成纪》】未见 吴澄的序说：“邵子说：圣人的经书浑然完整而不露痕迹，就像天道一样。因此，《春秋》记载事实，善恶自然在其中显现。世上学习《春秋》的人，大都认为圣人有意进行褒贬。三传距离圣人时代还不远，已经失去了经文的本意，何况后来的注释者呢？有的抛弃经文而任凭传文，有的凭主观臆测而巧加解释，几乎像那些舞文弄法的官吏。阅读者看到其说法不违背义理、不伤害教化，便没有人指责；又有谁能够深入推求圣人按语属辞、连类比事的文章，从而得到圣人至公无私的心意呢？汉代儒者的说法既不合义理又不公允，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千年以后，能够超然独自探究圣人旨意的，只有唐代啖助、赵匡两家，宋代清江刘氏还可以排在他们之后。吴澄我曾经依据三传深入研究并加以推广，来贯通其中尚未贯通的地方，但不敢拿出来给人看。如今豫章熊复所辑录的经传，大体已有十分之七八与我的说法相同。各家的注释，没有能像这样精心选择、审慎取舍的。熊先生谨慎厚道、淳朴正直，专心致志地致力于学习，可以称为通晓经学的人了。” 《南昌府志》说：复字庶可，是新建人，凭借五经教授乡里，四方来求学的人常有几百人，门人称他为“西雨先生”。徐氏【安道】《左传事类》未见 吴澄的序说：“杜元凯讲读《左传》的方法说：‘先从容温习，使他自己去求取；先让他充分饱览，使他自己去趋求。就像江海的浸润、膏泽的滋润，疑惑涣然冰释，心情怡然、义理顺畅，这才算有所收获。’这话深远啊！哪里只是读《左传》应当如此，凡是读其他书也都应当如此。朱元明把徐安道所辑《左传事类》给我看，说：‘写文章想要引用典故、便于查阅，记录编纂并不是没有功劳。’用心达到这种程度，也很勤奋了。凭借这样的勤奋，遵循元凯的方法，使《左氏》一书在胸中融会贯通；将来有所使用时，随取随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施用。这样的功效还要超过单纯记录编纂所得的效果，安道不妨到季父半溪翁那里请教验证。” 张氏【鉴】《春秋纲常》已佚 吴澄的序说：“《春秋》用来阐明名分，这句话虽然出自庄氏，但先儒也有所取法，因为‘名分’二字足以概括整部经书的旨意。古今为《春秋》作传、作序、作注的人，何止一百多个？偶尔有人得到其中一项义理，但能够完全概括其义理的，大概还没有见过。淮西张鉴所撰《春秋纲常》，不自行撰写一句话，只是在每一行所写的字上标出高低而已。看它的序例，大义显明，辨正名号、确定名分，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简约而严整，严整而简约，真可以辅助圣经，把训诫垂示给千万世吧！这部书啊，所以我特意把它题记在篇首。” 程氏【直方】《春秋诸传考正》未见 《春秋会通》未见 俞氏【臯】《春秋集传释义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