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十

译程氏〔颐〕《易传》《通考》十卷〔《宋志》载九卷，《系辞解》一卷〕 今存。《东都事略》说：程颐，字正叔，以经学成为诸儒的倡导者。哲宗即位，司马光、吕公著把他的事迹上奏朝廷，授任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极力辞谢，又任命为秘书郎，召至京师，授崇政殿说书。罢职后，监西京国子监。父亲丧期服满，不久以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主管崇福宫。绍圣年间，党争兴起，程颐因获罪被贬，安置于涪州。元符末年，放还。崇宁初年，重新判西京国子监。在伊阙山屏居数年后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学者尊称他为伊川先生。有《易传》六卷，各经解说尚未完成，编者把它们附在文集中。程子自序说：“《易》就是变化，随着时势变化而顺从道。它作为一部书，广大而完备，将用来顺应性命的道理，贯通幽明的事理，穷尽万事万物的情状，并显示开启万物、成就事业的道路。圣人忧虑后世，可以说达到了极点。距离古代虽然久远，遗留下来的经书还存在。然而前代儒者失去经书本意，只传述言语；后来的学者诵读言语，却忘记了其中的意味。自秦代以后，大概已经没有真正的传承了。我生在千年之后，哀悼这种文化被湮没晦暗，将使后人沿着流脉探求源头，这部传就是因此而作的。” 《易》中有圣人之道四项：用言语说明它的人，重视卦爻辞；用行动实践它的人，重视变化；制作器物的人，重视卦象；用来占筮的人，重视占断。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原则，都完备地包含在卦爻辞中。推究卦辞、考察卦象，就能够知道变化；卦象和占断也就在其中了。君子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有从卦辞中有所获得却不能通达其意义的人；但从卦辞中没有所得，却能够通达其意义的人，从来没有。最微妙的是道理，最显著的是卦象。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微之间没有隔阂。观察卦象的会通之处，用来实行典章礼仪，那么卦辞就没有不完备的地方。所以善于学习的人，探求言语一定从切近处入手。如果连切近处的《易》都不能理解，就算不上懂得言语。我所传授的是卦爻辞；由卦爻辞得到其中的意义，就在于学习者自己了。” 尹焞说：“先生一生用心，唯一所在就是《易传》。要探求先生的学问，看看这部书就足够了。” 杨时跋说：“伊川先生撰写《易传》时，稿本刚刚形成，还没有来得及完成成书，先生便得了疾病，将要撒手而去，于是把书交给门人张绎。不久张绎去世，所以这部书散失了。学者所传的本子，没有善本。政和初年，我的朋友谢显道在京师得到这部书，拿给我看；书中文字错乱重复，几乎无法阅读。我向东回到毘陵等待任次，才开始校定，删去重复之处，过了一年多才完成。先生的道学足以成为后世师表，而对于《易》尤其尽心。他那些精微的言辞和奇妙的旨趣，有些是书本无法传达的。我遗憾得到这部书太晚，来不及亲自接受他的微言训诲。其中有些错误，我有疑惑而未能通达的，暂且保留下来等待明白的人，不敢随意增删。然而学者得到这部书，领会其中的意义，忘掉文字本身也就可以了。” 晁公武说：朱震说，程颐的学问出自周敦颐；周敦颐从穆修那里得到传授，而穆修又本于陈抟和邵雍的学问，根源相同。然而考察程正叔的解说，其中不涉及象数，很像胡翼之的学说。景迂说：胡武平、周茂叔一同拜润州鹤林寺僧人寿涯为师；后来胡武平把他的学问传给家人，周茂叔则传授给二程。这与朱震的说法不同。陈造说：“程氏的学问与苏氏相抗并立，通晓经术的儒者和博学之士，不可偏废其中任何一方；其中有许多发明。” 吕祖谦跋说：“世上流传的伊川先生遗言，只有《易传》已经成为完整的书；传抄摹写日渐错乱，失去了原来的真实面貌，学者对此感到忧虑。我过去收藏的本子，出自尹和靖先生家，标注全是和靖亲笔。近来又得到新安朱元晦订正校勘的本子，精审极了，于是合并尹氏、朱氏两种本子，同一两位志同道合者亲自参订它们的异同，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等待明白的人判断。后来又依据小学家所传的文字加以校正，虽然不敢说没有遗憾，但同其他版本相比，或许差不多了。会稽周汝能尧夫、鄮山楼锷景山、方职教东阳于是取来刊刻在各地学宫。”又说：“程氏《易传》义理通达，语言精练，平易而恰当，立论措辞没有丝毫遗憾。” 冯当可说：“王辅嗣被虚无之说所蒙蔽，因此谈《易》而疏于人事；伊川专注于治乱，因此谈《易》而远离天道。”又说：“近世有了伊川之后，《易》才同世间事理相贯通，王氏的学说也就可以废弃了。然而伊川往往舍弃卦画而寻求《易》的意义，所以有时不相符合；又不能会通一卦的整体来观察全貌，常常只在分散的爻辞之间寻求意义，因此他的错误十处中大概有五六处。” 陈振孙说：“伊川只解说六十四卦，不解说《大传》，而把《序卦》分别放在各卦开头。唐代李鼎祚的《集解》也是这样。” 朱子跋说：“《易》作为一部书，经过三位圣人，制作方式各不相同。比如伏羲氏的卦象、文王的卦辞，都是依据卜筮来施教，但所用的方法不同。至于孔子的赞辞，则完全以义理来施教，不专门用于卜筮。这难道是他们的宗旨彼此相反吗？只是世俗风气有淳厚和浇薄的不同，所以他们施教和立法的方式不得不不同，而道却从未不同。然而自秦、汉以来，考察卦象和卦辞的人拘泥于术数，不能得到广大通达而简易的方法；谈论义理的人沉沦于空寂，又不合于仁义中正的归宿。探求那种能够因时立教、承接三位圣人，方法虽不同而道相同的著作，只有伊川先生程氏的书罢了。” 陈淳说：“自秦代以来，《易》有幸从遗留下来的灰烬中保存完整，但其中的道理却晦暗而不显明。浅陋的人拘泥于穷究象数，穿凿附会，流于解释灾异；高明自许的人沉溺于谈论性命，支离放荡，归于虚无。程子对此深感忧患，于是作《易传》来阐明它，扫除诸儒的浅陋见解。而《易传》就在日常生活和事物的显著方面，发明人心与天理的实质。学者从此才知道，《易》是一本切近人事的书。” 魏了翁说：“程氏《易传》明白、正大，切近于修养自身，也切近于经世致用，不容易轻率议论，所以无论聪明还是愚笨的人都知道喜爱它。”

译马端临说：“伊川的《易》精于义理，而略于卜筮、象数。这固然是前代儒者的说法，但我曾认为，《易》的象数卜筮难道是在义理之外吗？有这样的义理，才有这样的卦象和数；至于卜筮所说的趋吉避凶、惠迪从逆，也未尝不是出于义理。平时以实践为根本，那么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这是义理；一旦谋划要借助卜筮，那么观察变化、玩味占断，也还是这个义理。起初不必把它们分成两件事。然而话从圣贤口中说出，哪怕只是单独一句、片言只语，也有精妙的义理；借此旁通，都成为最高的教诲。往往借《易》来阐明义理，起初并不拘泥于解释《易》。从孔子开始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君子以学习来积聚知识，以询问来辨明是非，以宽厚之心居处，以仁德来实行，这是借乾卦九二爻来说的。但乾卦九二哪里有学习、询问、宽厚、仁爱的意义呢？太阳西去月亮东来，月亮西去太阳东来，日月相互推移而光明产生；寒气退去暑气到来，暑气退去寒气到来，寒暑相互推移而一年形成，这是借咸卦九四爻来说的。但咸卦九四哪里有一年四时更替的意义呢？大概最初是因为讲说《易》，于是借《易》来谈义理；所谈义理虽然精妙，但对于《易》这一个卦、这一爻的旨趣，却已经很远了。” 例如程子因“君子豹变”而发挥出关于自暴自弃的议论，因“君子得舆”而发挥出关于《匪风》《下泉》的议论，也都是取其意而发挥。朱熹所谓“不看本文，自成一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董真卿说：“《程传》的正文，只依据王弼本；也只有六十四卦、《系辞》《序卦》等传，其中涉及爻卦的内容，便摘取放入传中，所以没有《系辞》以后的内容。到东莱吕氏，才汇集周子、二程子、张子诸家的经说、语录以及程子门人共十四家的说法，编成《精义》来补充它。” 朱升说：“京房吹律，他所建立的数，只是徒然烦琐地推演；王弼废弃卦象，他所讲的义理于是荒疏而流于高远空虚。程子阐明《易》的义理，并且加倍发挥；论说法则，懂得数理的人没有谁能像程子这样。” 王祎说：“邵子的《易》以数为根本，程子的《易》以理为根本。他们各自获得先天、后天的奥秘，而理、数二者从来没有彼此分离。” 何乔新说：“自汉代以来，考察卦象和占断的人拘泥于术数，不能得到广大通达而简易的方法；谈论义理的人沉沦于空寂，又不合于仁义中正的归宿。等到程子作《易传》，《易》的义理才大为明白；朱子作《本义》，《易》的卦象和占断才更加显著。大概程子的《易》，是发挥孔子《十翼》的；朱子的《易》，则是推阐三位圣人教人卜筮的旨趣。后世在《易》道上有功劳的，除了程子还能有谁呢？” 李瓒说：“伊川的《易》，是有实际功用的学问。从此看来，程氏的《易》与孔子的《十翼》功用相同，不只是解释经书而已。有人只把它同一般注疏一样看待，那就不是真正了解程子的人了。” 杨时乔说：“《程传》说理精当，但在卜筮方面不相符合。”又说：“程伯子论说《易》的义理，程叔子撰写《易传》，只是举出从周子太极学说中听到的内容，再结合自家体会加以阐发，没有遗漏任何义理。” 郝敬说：“程正叔的《易传》大体因袭王辅嗣的旧说，只是在象数方面加以扩充；其余大致只是拘执于君子、小人、治乱来作解说，对于三极之道，明显显得偏颇而枯槁。” 龚氏〔原〕《易传》《宋志》十卷 未见。《续解易义》《宋志》十七卷 未见。《东都事略》记载：龚原，字深文，处州遂昌人。考中进士。绍圣初年任国子司业，升任秘书少监，改任起居舍人，擢升中书舍人。徽宗朝任兵部侍郎。龚原刻苦治学，以经术受到尊敬，始终不改变对王安石的尊崇。他著有《易传》《春秋解》《论语孟子解》，各十卷。邹浩作序说：“《易》的奥旨在世间已经很久没有人能够阐明了。神宗皇帝以道治理天下，于是用经书考取士人，让通晓经学的人在太学讲授，用来教导四方。当时陆公佃讲《诗》，孙公谔讲《书》，叶公涛讲《周礼》，周公常讲《礼记》，先生专门用《易》教导诸位，大家都推尊他为首。先生是王文公门下的高才弟子。三位圣人所秘藏的道理，王文公已经在前代加以发明；王文公略而未详的地方，先生又在后代加以申说。起初详细阐释，最后又反复归纳而趋于简约。因此，自熙宁以来，凡是学习《易》的人，没有不把先生当作宗师的；许多人也因此考取高等科第、登上显要职位，担任从官、执政，受到圣明天子的宠遇，功名震动一时，接连不断地兴起，直到今天仍未断绝。先生对于这门学问，哪里只是小有补益呢？我有幸跟随先生交游二十多年。最初在广陵见到他，那是先生被贬黜以后；听他说话、看他的神情，却从未见他忧戚，好像仍在太学时一样。后来在京师见到他，那是先生刚刚重新被起用时；听他说话、看他的神情，却从未见他欣喜，好像仍在广陵时一样。晚年我在西垣见过他，又在东省见过他，又在中台见过他。先生出入进退，屡次发生变化，但他安然处之，不因此欣喜或忧戚，也和从前没有不同。不久前听说他去世，先前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痛苦；有一天端正地坐着，仿佛靠着几案，就这样去世了。庄子说：‘死和生不能使自己改变，何况利害的端倪呢？’那么，先生对于《易》，并不只是口头谈论，而是亲身实践了。所以，他论说天下最幽深的事理而不使人厌恶，论说天下最变动的事物而不使人迷乱，使人通过拟议而成就变化，这也就是《易》罢了。后来的学者如果果真能够忘掉言辞、忘掉卦象，那么即使丢弃书本也可以；如果仍然专心致志于研读古代竹简，那么先生的学说正会和《易》一起流传而不朽，又哪里需要我作序呢？姑且用这些足以容纳声音的话，来满足他儿子托我作序的心愿。” 杨时说：“龚深父讲说《易》，本来没有什么见解，一生所下的功夫全都没有用处。”陈振孙说：“龚原，字深之，嘉祐八年进士。起初因为经学被王安石引用，元符以后列入党籍。” 董真卿说：“龚侍郎的《易续解义》十七卷，《晁氏志》作二十卷。” 胡一桂说：全书十五卷，后面是杂论，包括《释卦》《释彖》《释象》《辨重卦》《辨上下位》《辨上下系》等说法，学者大多以他为老师。《浙江通志》记载：龚原年少时跟随王安石交游，专心致志于阐明经学，以经学倡导乡里。当时周敦颐、程颢、程颐还隐居在濂、洛一带，永嘉前辈学者中以经学著称的人，其学术渊源都出自龚原。邵氏【伯温】《周易辨惑》《宋志》一卷 没有见到。《宋史》记载：邵伯温，字子文，洛阳人，是康节处士邵雍的儿子。因被推荐授任大名府助教，任成都府提刑，授任利路转运副使，提举太平观。绍兴四年去世。赵鼎题写墓表说：“凭学问品行在元祐年间起用，凭名节在绍圣年间立身，因言论在崇宁年间被废黜”这三句话就概括了伯温的出仕与退处。陈氏【瓘】《了翁易说》

译《宋志》一卷 尚存。陈正同跋说：“先父晚年更加断绝世俗的念头，专一探究性命之理，曾著《易说》留给几个孤儿。正同谨以家藏本在毗陵官舍刊刻，希望能够流传不至于湮没先父的志愿。绍兴十二年十月。” 晁公武说：陈瓘，字莹中，南延平人。建中靖国初年，任右司谏；写信责备曾布，并且揭发蔡京、蔡卞的奸邪，上奏章十次，被除名并编管合浦，至死未改。靖康年间，追赠谏议大夫。陈瓘自号了翁，他关于《易》的若干论说，预言天下政治的治乱兴衰，很多都得到验证。杨时说：“了翁讲说《易》，多半用一个字贯通众多义理。” 陈振孙说：了翁晚年所著的书，只解释六十四卦的卦辞，旨意深奥隐晦。冯椅说：我曾跟随他的孙子大应，见到了翁有《易全解》，不止一卷。书中多采用卦变说，与朱子发的学说相类似。胡一桂说：“了翁的儿子正同在绍兴十二年任常州知州时，于官舍刊刻此书。刊本只题作《了翁易说》，起初并未分卷。” 李氏【贲】《易义》《通志》二卷 已经散佚。据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崇宁二年，党人的子弟李贲被编管到单州；元祐党籍中余下的官员里也有李贲；后来中书省开列元符年间臣僚奏章的姓名，分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李贲的姓名列在“邪上尤甚”一等中。后来恢复元祐党人的名誉，李贲的姓名列在余官二等中。李氏【平】《西河图传》《宋志》一卷 没有见到。胡一桂说：政和年间撰成。据考：崇宁年间登记党人，又下诏命中书省开列元符年间臣僚奏章的姓名，共列邪中一百五十人，李平也在其中。晁氏【说之】《录古周易》《宋志》八卷【《通考》作十二卷】尚存。《晁氏世谱》记载：晁说之，字以道，一字伯。元丰五年进士，历任官职至中奉大夫、徽猷阁待制，去世后累次追赠，至光禄大夫。他一生仰慕司马光的为人，自号景迂生。晁说之自序说：“《周易》的卦爻为第一，《彖》为第二，《象》为第三，《文言》为第四，《系辞》为第五，《说卦》为第六，《序卦》为第七，《杂卦》为第八。考察晋太康初年，发掘汲县旧墓，得到古代竹简编册，上面写的是科斗文字，散乱而无法训释，唯独《周易》最为清楚明白；上下篇和今天所传的完全相同，另有阴阳说，却没有《彖》《象》《文言》《系辞》。杜预怀疑，当时孔仲尼在鲁国编成此书，还没有传播到远方各国；而《汉书·艺文志》说‘《易经》十二篇’，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都如此。颜师古说：‘上下经以及十翼，所以是十二篇。’这样看来，《彖》《象》《文言》《系辞》是在汉代开始附在卦爻后流传的吗？前代儒者说，费直等人专门用《彖》《象》《文言》参照解释《易》的爻辞，把《彖》《象》《文言》混杂在卦中，是从费氏开始的。起初费氏之学没有列入学官，只在民间流传；到了汉末，陈元方、郑康成等人都学习费氏古十篇本的《易》，于是孔颖达的说法失传了。又有人说，王弼的意思是：《象》本来是解释经文的，应当放在经文附近；把各爻的象辞分别附在相应的爻辞下，是费氏最初改变古制，当时大概还像今天《乾卦》的《彖》《象》《系辞》放在卦辞末尾那样吧？古经开始因费氏而改变，最终因王弼而大乱，可惜啊！” 为什么后来的儒生还要责怪这种做法，却又仿效它呢？杜预把《左氏传》分开列在经文之后，宋祁、范望等人把《太玄》的赞和测辞分散放在八十一首之下，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考察它们最初的情况，不过像古文《尚书》中司马迁、班固的序传，扬雄《法言》的序篇罢了。如今民间流传的《法言》把序篇列在各篇开头，与学官所藏的书不同，这一点大概可以看出来。唐代李鼎祚又把《序卦》置于每一卦的开头，这又是仿效小王王弼的过错。现在把这些全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希望学者不要拘执《彖》来附会卦，不要拘执《象》来附会爻。过去韩宣子到鲁国，看到了《易》的象；古人把卦爻统称为‘象’，所以说‘《易》就是象’，其中的意义很深。哪里像后人那样，卦一定要靠象来说明，象一定要靠辞来显现，纷纷出现许多分歧呢？唉！学者竟然还不知道这一点。刘牧说：‘《小象》只有《乾卦》不系在爻辞之下，是为了尊重君主。’石守道也说：‘孔子把《彖》《象》作在六爻之前，《小象》逐条系在各爻之下，唯独《乾卦》全都归在后面，是因为谦让。’唉！对其他人还可以责备什么呢？至于文字的流传，开始有齐、楚不同的读音，后来又经历科斗、籀、篆、隶书四种变化，因此讹误很多。刘向曾用中古文《易经》校勘施氏、孟氏、梁丘氏的经书；到了蜀地的李譔，又曾经注释古文《易》。那么，如今流传的本子全都不是古文，哪里还能看到刘向、李譔的书呢？所幸还有各位儒者传下来的本子。如今凡是可以考察核对的，我都把它们的异同和讹误详细列在字下，也希望多少能够恢复到古本相同。有人说：‘你能够写古文，为什么不直接用古文来书写？’我说：‘如果只是改变华饰而不改变实质，我是不做的。’例如古代竹简笨重，所以把经书分成两篇；如今又何必一定要把两篇编成一帙呢？我谨慎地抄录并收藏这些内容，以等待博通古籍的君子。” 晁公武说：我的从父詹事公，名叫说之，采集各家《易》以及许氏《说文》等九十五种书，考订其中的文字，并且依据汉代田何的本子，把《易经》上下经和十翼合分为十二篇，用来纠正费氏、王弼的错误。他说刘向曾用中古文《易经》校勘施氏、孟氏、梁丘氏的经书，到了蜀人李譔又曾注释古文《易》，于是称它为《古易》。程迥说：“晁说之作《古易彖象》，把《彖》《象》与卦爻分开，是希望学者不要拘执《彖》来论说卦，不要拘执《象》来论说爻。” 李焘说：“晁氏专门尊奉北学，凡是古代训释，大多取自许叔重《说文解字》、陆德明《经典释文》、僧一行、李鼎祚、陆希声，以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黄聱隅等人的著作，议论中也时常采录吕公的书。文字、句读，原来没有增删。景迂则汇辑各家的异同，有时以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有增有减。篇章次序则仿效费长公，把辅嗣未作注以前的旧本分为八篇，而不是十二篇。吕氏、晁氏各自有师承，起初并非互相承袭，但他们的旨趣却往往暗中相合。” 陈振孙说：“卷首列出二十多家的姓名，文字的异同则分散见于各卦之中。” 董真卿说：“济北的晁以道，苏东坡曾经以著述科推荐他；他的《易》学根本出自邵康节。” 《易规》

译一卷 尚存。晁说之自序说：“我在某县山中无事，常常凭借所听闻的内容读《易》自娱；若说要著书，我是不敢的，但又不能在这个世上完全忘却言说。”于是作《易规》十一篇。《京氏易式》已经散佚。晁说之自序说：“元祐戊辰年仲冬，我在兖州开始学习京氏《易》，于是依据他的传文制作《易式》，只是为了方便自己，哪里敢拿给别人看？后来江淮之间有好事者，大略把它传了出去，至今已经三十年了。既然校正了他的传文，那么从前的《易式》也不得不修订确定。只是已经流传出去的本子，大概不容许再改了，怎么办呢？因此更加明白古人把自己期望的事情留待死后才传播所著书籍，其中的用意是深远的。唉！按照《易式》来探求传文，依据传文来阐明《易》，怎能不恭敬呢！” 晁子健说：我的祖父一生所著的《易书》有：《易商瞿大传》《易商瞿小传》《商瞿易传》《商瞿外传》《京氏易式》《易规》《易玄星纪谱》。靖康以后，这些书全都化为灰烬。建炎二年，他寄居海陵，作《周易太极传外传》；因为谈到这一年渡江、寄居金陵的事，后来病重，终于死在船中。那是建炎三年七月。子健访求祖父的遗文，编成十二卷，又得到《京氏易式》和《周易太极传外传》，于是脱去稿本，缮写成书，收藏在家中。朱子说：“晁氏、吕氏大体相同而小有差异，彼此都有所得也都有所失。前代儒者虽然说费氏用《彖》《象》《文言》参照解释《易》的爻辞，却起初没有说他把传文分开后附在经文上。至于有人说郑康成开始把《彖》《象》合入经文，魏志中的记载说得很清楚，《诗疏》也说：‘汉代起初作传来训释经文的人，传和经都是分开流传的。’三传的文字不和经文相连，所以石经所刻《公羊传》都没有经文，《艺文志》所载《毛诗故训传》也和经文分开。到了马融作《周礼注》，才说：‘为了省去学者读两遍的麻烦，所以把经文全部载入，再以注文解释经文。’郑玄距离马融不远，大概是仿照他的意思这样做的。因此，吕氏在这个义理上是正确的，晁氏则不能说没有错误。至于晁氏说费氏最初扰乱古制，当时还像现在把《乾卦》的《彖》《象》和《系辞》放在卦辞末尾，最终则由王弼大为扰乱，这个说法源自孔颖达的疏文，但吕氏没有采用。孔颖达疏文说：‘孔夫子所作的彖辞，原本在六爻经辞之后，是为了自居卑下退让，不敢干扰先圣传世的经文。’至于王弼的意思，则认为《象》本来是解释经文的，应当放在经文附近，这样意义容易明白；所以把各爻的象辞分别附在相应的爻辞下面。” 这里把《彖》看作孔夫子所作，原本在经辞之后，是孔夫子自己确定的次序，虽然不免有失误；但说王弼把各爻的象辞分开附在相应的爻辞下，却是正确的。因此，晁氏舍弃其中一半而采用另一半。实际上，如今重新确定为十二篇的本子，就是古经的旧制。王弼注本中的《乾卦》，大概保存了郑氏把传文附在经文后的体例；《坤卦》以下六十三卦，则是王弼自己分列的。吕氏在跋语中虽然说康成、辅嗣把传文合入经文，但在音训方面却只归于郑氏，没有提到王弼；那么，他不知道怎样说明这两家的区别，对于王弼本经、传次序两种体例的不同，也不知道如何解释，难道不是有所缺失吗！” 《经义考》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十一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易》【二十】王氏【湜】《易学》《通考》一卷 尚存 王湜自序说：“我平生喜爱《易》，对内向自己探求，对外向他人探求，已经不是一天了。晚年得到邵康节的《易》学，喜悦得不能自已，昼夜深思，从未暂时放下。正当有所领悟时，有时不能入睡直到天明。然而圣人的最高道理，万物都可以从中取用而不会穷尽；康节先生留下的书，有的得到于家中的草稿，有的得到于外界的传闻。草稿必定有想删削却来不及删削的地方，传闻则有讹误而不真实的地方。假如不能用心精细选择，那么是非混杂，道理终究不能显现。因此我使心境平正如同秤衡，不分今古，不分物我，不分智愚，不分彼此，只顺从道理而衡量轻重。从希夷先生陈公以下，如穆伯长、李挺之，直到刘长民《钩隐图》一类的著作，我都兼相思考，没有遗漏，也不敢凭个人见解任意取舍，只是重新加以区别和推演，使它们明白易懂。有些见解不能窥见门墙、难以穷尽的地方，我作了‘阙疑说’，用来展示给后人，等待明哲之人的思考。大体说来，道理之所以不能明白，原因有两种：愚昧不肖的人本来不足以达到这里，贤能聪明的人反而从中穿凿附会；对于圣人的精妙旨意，这难道不是都失掉了吗？凡是爱好学习的君子，都应当这样去探求，才可以。” 乔氏【执中】《易说》《宋志》十卷 没有见到。《宋史》记载：乔执中，字希圣，是高邮人。考中进士后，元祐初年任吏部郎中，升任起居郎，代理给事中，进任中书舍人，后以宝文阁待制的身份任郓州知州。李清臣《易论》三篇 现存 《东都事略》记载：李清臣，字邦直，是魏地人。皇祐年间考中制科，授任秘书郎，兼任平江军判官。奉召考试后任集贤校理，历次升迁至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元丰六年，擢升为尚书右丞。元祐初年，任户部尚书，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任河南府知府。不久被削夺官职。徽宗即位后，以礼部尚书之职被召回，恢复大学士身份，任门下侍郎。史通《易蓍》已佚 唐庚撰写墓志说：“史通，字子深，是眉州青神人。因为参加贡举没有考中，退居楠溪之上。他闭门著书，断绝与人交往达数年之久。写成《易蓍》若干卷、《乾坤别解》三卷、《礼记义》一卷、《详说》四卷、《律吕气数》十二卷、《书义》八卷、《诗义》若干卷、《论语》《孟子》解各若干卷，以及史论若干卷。他的书刊行以后，学者一致称赞。”史通于元祐三年考中进士，历任达州、通州县尉和资州磐石县令。黄蕡《易传》已佚 《闽书》记载：黄蕡，字仲实，是浦城人。元祐五年考中进士，任赣县县尉，罢职离任；起用后任宣城丞，调任奉新县令。曾著《易传》，推究阐明大衍之数，号称精确。” 王端礼《易解》已佚 《江西通志》记载：“王端礼，字懋甫，是吉水人。元祐三年考中进士，任富川县令。” 彭汝砺《易义》《宋志》十卷 已佚 伏羲俯仰画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