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八十七

译窦蒙《述书赋注》说：蔡邕的书法，如今所见有打本、三体石经和四纸石。既已逐渐毁坏，这些字本最为稀少。郭忠恕《汗简》说：后汉中郎将蔡邕书写三体六经，受到奸邪之臣的诬陷和嫉妒，不到十年，很快就遭到废弃。林罕说：蔡邕在国学所立的石经，有人说其中的“隶省”就是隶书的省减。“少减”叫作“省”，只是说隶书相对于篆书减少了点画，并不是官省的“省”。李绰说：东都近年修建防秋馆，挖掘时多次得到蔡邕在鸿都学所书写的石经，后来洛中人家往往也有这些石经。张舜民说：嘉祐末年，在洛阳城得到两段石经，原来是蔡邕用隶书书写的《论语》。方匋说：洛阳张景元家有石经残碑，世代相传说是蔡中郎所书，但不知道依据是什么。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书写五经，刻在太学石上。到魏正始年间，又制作一字石经，历来称作七经正字。如今所传的这些石经，都是一种字体的隶书，必定是魏代所立的。然而唐代《经籍志》又有蔡邕《今字论语》二卷，难道蔡邕在五经之外又写了这部书吗？据《隋经籍志》，凡是说一字石经的，都认为是魏代所作；其中有一字《论语》二卷，却没有说作者姓名，而唐志于是认为是蔡邕所作，这又使人怀疑是唐代史书传写时的错误。大概自北齐把蔡邕石经迁到邺都，直到河边河岸崩塌，石碑沉入水中的几乎有一半。隋开皇年间，又从邺地运入长安，还没来得及修补整理，不久便因战乱而废弃。唐初魏郑公收集聚拢剩余石碑，十块中连一块也没有得到，而传世的拓本仍保存在秘府。史书所谓三字石经，就是蔡邕所书；但当时一字石经还存有数十卷，三字石经却只剩数卷罢了。由此可知汉代石经早已亡失，不可能像这样保存得很多。魏代石经近世还存在，到了五代几乎全部湮灭。往年洛阳太守因查看营造部门丢弃的碎石，认出其中的石经，便用心搜寻访求，共得到《尚书》《仪礼》《论语》合计数十段；另外还有一段《公羊》碑在长安，上面有马日防等人的姓名。魏代沿用了马日防等人的题名，而这些题名原本应在《礼记》碑上，如今却出现在《公羊》碑上，这更加说明它不是蔡邕所作。《尚书》《论语》的文字与今本多有不合，并不是孔安国、郑康成所传的本子。只有《公羊》当时没有其他本子，所以文字与今本没有差别；但都残缺得非常厉害，句读断绝，一篇之中有时连几个字都保存不下来，实在令人极为惋惜！欧阳棐《集古目录》说：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共有八百二十九字。后汉熹平年间，校定五经，让蔡邕用三种字体书写。如今它的名称已经全部亡失。皇祐年间，有个叫苏望的人在故相王文康家得到《左传》的摹本，选取其中完整的部分刻了下来，但无法辨别真伪。现藏在洛阳苏氏家中。赵明诚《金石录》说：石经遗留下来的文字，收藏在洛阳、长安人家。大概是灵帝熹平四年所立，字体则是蔡邕的小字八分书。后来多次迁徙，所以散落而没有保存下来。如今所存的只有几千字，都是从埋在土中的残余里磨灭后仅存下来的。考察《后汉书·儒林传》的叙述，说“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是不对的，大概蔡邕所书的是八分书，而三体石经是魏代建立的。又考察《灵帝纪》说：“下诏各位儒生校正五经文字，刻石竖立在太学门外。”蔡邕传却说：“上奏请求校正六经文字。”两处已经不同。章怀太子注所引《洛阳记》中记载有《尚书》《周易》《公羊传》《论语》《礼记》。如今我所收藏的遗字，有《尚书》《公羊传》《论语》，又有《诗》《仪礼》。这样看来，当时所立的又不止六经。《洛阳记》又说：“《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蔡邕等人的姓名。”如今《论语》《公羊》后面也还留有堂谿典、马日防等人的姓名。根据蔡邕传所说：“蔡邕认为经籍离开圣人时代已经很久，文字多有错误，俗儒穿凿附会，使后来的学者疑惑误解，于是上奏请求校正，并亲自书写在碑上。”于是后来的儒生和晚辈学者都以它为标准。如今石刻本已经磨灭，又因年代久远、辗转传写，日益产生讹误。拿世间流传的经书版本与这些遗字校对，其中不同的已经有几百处文字，篇次也时常略有差异。假如完整的石经本还全部存在，那么它们的异同又怎么数得清呢？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很可惜吗！然而后世学者在距古代几千百年之后，竟完全排斥前代各位儒者的见解，想凭自己的私意把所有解释都讲通，实在太难了。我已经把它们辑录为三卷，又把文字不同的地方取出，全部列在卷末。董逌《广川书跋》说：蔡邕镌刻七经，书写在石碑上，当时称为“鸿都”三字石经。才过三十年，接连遭遇兵火，石碑也损坏残缺。魏正始年间，又树立一字石经，历来相传把它作为七经的标准文字。后魏武定四年，把洛阳的汉魏石经迁往邺地。魏末，齐神武帝将它从洛阳迁往邺都河阳，河岸崩塌，石碑于是沉入水中，能够运到邺地的几乎不到一半。北周大象年间，下诏把邺城石经迁到洛阳，当时被军人毁坏，甚至有人偷偷装载运回邺地，遭到毁坏、沉没、溺失的数量极多。后来得到的石碑，全都打碎用作桥基。隋开皇六年，从邺京运入长安，安置在秘书内省，商议想要修补整理后竖立在国学中；后来因为战乱，事情便废止，营造部门把它用作柱础。贞观初年，魏徵才开始收集聚拢，十块中仅存一块。那些代代相传的拓本仍保存在秘府。当时考察得非常详细，认为并不全是蔡邕所书，还有马日防等人共同完成的。不过汉代隶书简约古朴，深合书法法度，也是后世所不能及的，所以一并保存。赵绰说：唐代修建防秋馆时，挖地多次得到石经，所以直到现在洛中人士家中仍有收藏。考察当时所得的石经，已经是汉代遗留下来的。沉没后又被发现的那些，唐朝初年开挖土地时，唐代御史府得到十多块石经；这又是唐末沉没之物出土所得。

译又说：朱越石给哥哥的信说：“石经文字总共【缺】碑高约一丈，宽四尺，成排相接。太学在南明门外，讲堂长十丈，宽三尺。堂前石经有四部，原碑四十六块。元魏时期，向西排列的是《尚书》《周易》《公羊传》，共十六碑，现存十二碑；向南排列的是《礼记》，共十五碑，全部崩坏。向东排列的是《论语》，三碑均已毁坏，《礼记》只保存下来。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蔡邕的姓名，当时还存于十八碑上。杨衒之说有四十八碑，是错误的。洛阳过去得到一段残破而不相连的《尚书》石经，大概包括《盘庚》《洪范》《无逸》《多士》《多方》，共二百三十六字。它的文字与今本《尚书》完全相同，偶尔有不同的，也只有十多个字。这样看来，古文《尚书》大概已经在这里出现了。有人说：魏代也制作石经，怎么知道这就是汉代所书呢？我认为魏代是一字石经，汉代是三字石经，这两者难道会混淆吗？况且《天命自度》作‘亮惠鲜鳏寡’，碑文作‘惠于矜寡’；《乃逸既诞》作‘乃宪既延’；《治民只惧》作‘以民肆’；《高宗享国五十九年》作‘百年’。根据《尚书》考察，便知道传本承受过程中有讹误，不如碑文正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六枚〕 又说：“石经如今已经废弃不存，有的从河南御史台挖地时得到。大概《论语》第一篇和第十四篇合刻在一碑上，已经亡失了一半。能够辨认的有二百七十字。又从第十八篇到第二十篇合刻在一碑上，碑已破损残缺，剩下的只有五分之一，保存的文字有三百五十七字。用今本文《论语》校对，差异如下：‘抑与之与’写作‘意与之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写作‘未见好仁恶不仁’；‘朝闻道夕死可矣’写作‘可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没有‘无’字；‘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没有‘流’字；‘年四十而见恶焉’没有‘焉’字；‘凤兮凤兮’写作‘何得之’；‘往者不可谏也来者犹可追也’，今本两句都不同；‘执舆者为谁’写作‘执车者为谁’；‘子是鲁孔丘与’写作‘曰是’，然后说‘是知津矣’；比今本多二字；‘耰而不辍’写作‘辍’；‘夫子怃然植其杖’写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写作‘子斿’；‘而在萧墙之内’写作‘而在于萧墙之内’。石碑上保存的文字，校出不同之处，已经达到十五分之一。假使鸿都旧书全部保存下来，那么其中的差异就可以知道了。” 蔡邕所校定的经书，虽然不能说完全完善，但汉代儒者专门校订各家传本，确实纠正了许多错误。姚宽《西溪丛语》说：蔡中郎石经，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书写五经，刻在太学石上。到魏正始年间，又制作一字石经，历来称作七经正字。唐代《志》中又有今字《论语》二卷，难道蔡邕在五经之外又写了这部书吗？《隋经籍志》凡是说一字石经的，都认为是魏代所作；其中有一字《论语》二卷，没有说作者姓名，却被认为是蔡邕所作，恐怕是唐代史书记载错误。北齐把蔡邕石经迁到邺都，到了河边河岸崩塌，石碑沉入水中的几乎有一半。隋开皇年间，又从邺地运入长安，不久因战乱而废弃。唐初魏郑公收集剩余石碑，十块中连一块也没有得到，而传世拓本仍保存在秘府。当时一字石经还剩数十卷，三字石经只剩数卷罢了。由此可知汉代石经早已亡失，魏代石经近世还存在，但也几乎全部湮灭。往年洛阳太守因查看营造部门丢弃的碎石，辨认后取出，共得到《尚书》《论语》《仪礼》数十段；又有一段《公羊传》碑在长安，上面是马日防等人校正确定的本子。据《洛阳记》，马日防等人的题名原本在《礼记》碑上，而马日防的姓名却在《公羊》碑上，这更加说明它不是蔡邕所作。《尚书》《论语》的文字，如今大多不同于古本，并不是孔安国、郑康成所传的本子。唯独《公羊传》当时没有别的版本，所以它的文字与今本文字没有差异，但也都残缺得非常严重。宋敏求《洛阳记》说：汉灵帝下诏让诸儒校正、审定五经，并刻在石上。熹平四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马日防、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上奏，审定六经，刻在碑上。后来诸儒和晚学之士都以此为标准。碑刚立起来时，前来观看和抄写的人，每天车子有一千多辆，挤满了街道。碑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立在太学门外。又说：魏正始年间，立了篆书、隶书、古文三种字体的石经，又刻了魏文帝《典论》六块碑，附列在太学旁边；这也不是前面所说的一字石经。又有晋代隶书石经，到东魏孝静帝时迁到邺，世人所传的一字石经，就是晋代隶书石经，并不是魏碑。如今汉代碑石已经不存在了，晋、魏石经也被错误地称作蔡邕的字。唐代秘书省内有蔡邕石经几十段，后魏末年从洛阳迁到东宫，后来又移到将作内坊。贞观四年，魏征奏请在京师秘书内省设置。武后又把它迁到秘书省，不知道那是其中的一字石经还是三字石经。黄伯思《东观余论》说：汉代石经与今本文字不同的地方很多，现在略记如下：《尚书》中“女母翕侮成人”【今本作“女无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永劝忧”【女诞劝忧】、“女有近则在乃心”【今本“近”作“戕”】、“女比犹念以相从”【今本作“女分猷”】、“各翕中”【各设中】、“尔惠朕曷祗动万民以迁”【今本作“尔谓朕曷震动”】、“天既付命”【今本“付”作“孚”】、“曰陈其五行”【今本作“汨陈”】、“严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惧”【今本“亮”作“度”，“以”作“治”】、“怀保小人惠于矜寡”【今本“人”作“民”，“于”作“鲜”】、“母兄曰”【无皇曰】、“则兄自敬德”【今本“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本作“徽言”】、“是防显哉厥世”【今本“哉”作“在”】、“文王之鲜光”【今本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本作“达殷集大命”】；《论语》中“意与之与”【今本“意”作“抑”】、“孝于惟孝”【今本“于”作“乎”】、“朝闻道夕死可也”【今本“也”作“矣”】、“是鲁孔丘与曰是是知津矣”【今本作“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不辍子路以告子怃然”【今本作“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置其杖而耘”【今本“置”作“植”】、“其斯以乎”【今本作“其斯而已矣”】、“譬诸宫墙”【今本“诸”作“之”】、“贾诸贾之哉”【今本“贾”作“沽”】。另外，《论语》每篇都统计章数，最后说：“共二十篇，一万五千七百一十字。”

译又记载各家异文中的说法，例如说：“在萧墙之内。”大概毛氏、包氏、周氏的《论语》今本中，没有“盖氏”“毛氏”的书。这块石刻在洛阳，原来在洛宫前御史台中，年代久远后崩坏散失，洛阳好事的人不时得到一块，犹如骐骥的一根毛、虬龙的一片鳞甲。如今张焘龙图家有十版，是最多的；张氏女婿家有五六版；王晋玉家有小块。洛阳现存的只有这些，我都得到过它们的拓本。《论语》末尾题道：“诏书与博士臣左立、郎中臣书上，臣下皆缺。”这应当是著书者的姓名，但也有人说这就是蔡邕所书；姓名既然已经亡失，便无法辨别，唯独刻字者陈兴的姓名保存得很完整，这是多么幸运啊！又有一块《公羊传》石版，不知道是谁得到的，末尾说：“谿典、谏议大夫臣马日防、臣赵防、议郎臣刘▯、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桢杂【‘杂’字含义不详】。”下方“谿”字以上缺失。“谿”字以上应当是“堂”，指堂谿典。这大概是鸿都的一字石经，不过各部经书是由不同的人书写的，不一定都是蔡邕所书。三字石经没有见到真正的刻本，只有这一字石经是当时所刻，字形古雅高妙，特别值得珍藏。开元年间，曾把拓本收藏在御府，用“开元”二字的小印盖在上面，与法书、名画一同收藏。大概唐代以前没有登记收藏前代石刻，只有这一种被收录，可见它是如此珍贵。邵博《闻见录》说：“近年洛阳张氏掘地得到十多块石碑，是汉代蔡伯喈所书的隶书《尚书》《礼记》《论语》，都已经残坏缺失。《论语》还有许多字可以辨认，每一种说法往往还可在其他地方找到，达到十多条，于是标明‘凡有若干章’。例如‘朝闻道夕死可也’，例如‘凤兮凤兮，何而德之衰’，例如‘执车者为谁子’，子路说‘是孔丘’，又说‘是鲁孔丘与’，又说‘是，是知津矣’，以及‘置其杖而耘’等语句，与今世流行的版本相比都有不同。《尚书》中的‘高宗飨国百年’，今世版本作‘肆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差异尤其大。”当初，熹平四年，蔡伯喈认为经书的解释遭到穿凿附会和错误妄说，便与马日防等依据前代传闻加以考订校正，亲自书写后立石于洛阳。太学门下每天前来摹写的人有一千人，车子拥挤堵塞道路。到隋开皇六年，把这些石碑迁到长安，文字已经磨损剥落，无法辨认。隋文帝下诏询问刘焯、刘▯，是否能够完全驳倒群起的异说。刘焯因为罗飞章所毁坏的缘故，说：我认为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审定《诗》《书》的篇册，到汉代熹平年间已有六百多年，文字已经有许多错误和散失。自熹平到开皇，又有四百多年；自开皇到当代，又有五百多年，错误和散失难道还能数得清吗？况且隋史既然说把石经迁到了长安，如今洛阳却还有出土的石经，这是为什么呢？郑樵《通志略》说：“石经始于蔡邕。秦火以后，经书才重新出现，各家所收藏、传抄的本子有的不同，作笺注、传述的儒者都依据自己所见的本子，更不考察文字是否讹误。蔡邕在东观校书时，上奏请求校正、审定六经的文字，汉灵帝答应了，于是亲自书写并刻石，立在太学门外。无奈当时已是汉朝末年，流传还不广，又因兵火而没有保存下来，后人能得到的就很少了。如今所谓石经，大多不是蔡氏的经书。” 洪适《隶释·隶续》说：石经《尚书》残碑中，《盘庚》篇一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范》篇一百零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无逸》篇一百零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顾命》篇十七字，共五百四十七字，是熹平四年议郎蔡邕所书。汉代儒者传习伏生的《尚书》，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之学。孔安国的《尚书》，汉人虽有替它作训释、传注的，但没有立于学官。永嘉之乱时，三家的书都亡失了，所以孔氏传本独自流行。拿它与石经本校对，石经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的有五十五字，借用的有八字，如“鸿艾劮【逸】犹”之类；通用的有十一字，如“于戏母女”之类。孔氏叙述商代三宗，以在位年数多少为先后；这块碑唯独缺少祖甲，计算其字数，大概原来在中宗之上，是按《传序》的次序排列的。但其中说高宗享国一百年，这是不同之处。范晔《后汉书》说：蔡邕认为俗儒对经籍穿凿附会，使后学疑惑误解，于是与堂谿典、马日防等上奏请求校正、审定六经文字。当时博士考试分甲、乙科，争夺名次高下，甚至有人行贿，改动兰台漆书经籍上的文字。灵帝于是听从诸儒的请求，把经文刻在石上，立于太学，天下人都以它为准则。碑高一丈，宽四尺。陆机《洛阳记》说：石碑共四十六块，其中《书》《易》《公羊》二十八碑，毁坏了十二块；《论语》三碑，毁坏了两块；《礼记》十五碑，全都毁坏了。北齐把它迁到邺都，到了河阳岸边，石碑倒塌，有一半沉没在水中。隋朝又把它运进长安，尚有《易》一卷、《书》六卷、《鲁诗》六卷、《仪礼》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论语》一卷，来不及修补整治，战乱就发生了，负责营缮的人甚至拿它作柱础。唐初魏郑公把它们收集起来，十块中保存不到一块，可见石经散亡已经很久了。本朝统一天下后，仍有偶尔发现的残经断石，收藏在好事人家中，犹如昆山的一片玉，已经不多见了。如今京城已经变成制作毡毯的地方，残碑日益稀少。我既然编集了《隶释》，于是把现存的石刻刻在会稽蓬莱阁。又说：石经《鲁诗》残碑有一百七十三字，是魏、唐《国风》中的几篇。”

译这些文字与《毛诗》不同，例如“猗”写作“兮”，“贯”写作“宦”，“枢”写作“蓲”，还有几个字；又有一段二十多个字，残零散落，已经不能成文，只有《叔于田》一章，以及“女曰鸡”八个字还可以读出。其中夹杂着齐、韩两家的文字，大概是在叙述两家文字的异同，正如《公羊》碑所说的，以及《颜氏论语》碑所说的“盍、毛、包、周”的情形。汉代的诗分为四家，在东汉时，毛氏《诗》还没有立于学官。《隋书·经籍志》有石经《鲁诗》六卷；这块碑既然在后面论及齐、韩两家，就可知《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是正确的。又说：石经《仪礼》残碑有四十五字，都是《大射仪》的文字。石面磨损，字迹比其他经书更不清楚。《后汉书·灵帝纪》说：下诏让诸儒校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蔡邕传》却说：上奏请求校正、审定六经，纪、传的记载已经不同。陆机《洛阳记》所记载的，只有《书》《易》《公羊》《礼》《纪》《论语》。只有《隋书·经籍志》说，后汉刻七经于石碑，都是蔡邕所书，目录中有一字石经。《仪礼》石经九卷，大概是对汉史和陆机记载的疏略补充。未央宫有曲台殿，是天子举行射礼的宫殿。西汉没有太学，便在这里举行礼仪，所以后仓著书讲说礼仪数万字，名叫《曲台记》。如今宫禁中有选德殿，大概是皇帝安坐观看射礼的地方；至于清闲时的宴饮和询问治国之道，大多也在这里举行，大概与曲台殿暗中相合。古代射礼是六艺之一，《仪礼》中讲射礼的有两篇。后世若不是披甲戴胄的武士便不学习射礼，这与古代很不相同。所谓“媵觚”“媵爵”，“媵”大概就是送的意思。又说：石经《仪礼》残碑有一段八行，上下都已经碎烂，每行多的有六字，少的有二字，是《聘礼》的文字。前五行是使者返回复命的仪式，后三行是出使途中遇到丧事的仪式。另有一段十行、二十字，是《士虞礼》的文字。磨灭得太严重了，只隐约可以辨认几个字；如果不是根据刻本反复寻绎，怎么能够得到这些内容？由此知道，这块碑每行有七十三字，是鸿都遗刻中最难辨认的一块。《聘礼》说：使者回来到了郊外，请求入朝复命；穿朝服，带着圭璋等礼器入朝，在朝堂陈列币帛，面向西方，以尊贵者为上。上宾的公币、私币都陈列出来，上介的公币陈列，其他介不陈列；束帛各自加放在庭中的礼物上，皮帛放在左边，公面向南。卿走向使者，使者手执圭，垂下缫，面向北；上介手执璋，屈下缫，站在他的左边。复命说：奉国君之命出聘于某国国君，某国国君从某官那里接受了币帛，某国国君拜了两拜来享献礼物。某国国君又拜了两拜，宰从公的左边接过玉圭，接过上介的璋，转达使命也是这样。使者拿着财货礼物报告说：某国国君派某人赠送财货。把宰所接受的礼玉也照此办理。使者拿着礼币，把情况全部说完；公问：“这样做得不好吗？”于是授给上介礼币，上介拜两拜叩头，公答拜两拜。私币不报告。国君慰劳使者，使者拜两拜叩头，国君答拜两拜。如果有献礼，就说：“这是某国国君的赏赐。”国君是否要把它赏赐给使者？上介只把公所赐的礼物报告给使者，礼节如同上宾。国君慰劳使者，使者拜两拜叩头，国君答拜。慰劳士介也如此。国君让宰把礼币赐给使者，使者拜两拜叩头；赐给介，介都拜两拜叩头，然后退下。成周时期，朝觐礼废弛而盟会讲习兴起，各国相互聘问，使者往返于道路，礼仪姿态曲折而完备。靖康、建炎年间，敌军南下；己酉年，先父张旜请求议和，抵达云中，听命于粘罕，随后迁居冷山，过了十五年才回来。绍兴末年，金人侵犯广陵；第二年壬午，二弟前往寻求重修盟约。隆兴末年，金军再次进入淮河沿岸；第二年乙酉，我奉命到燕京的馆舍，在那里住了十天，四次拜见金国国君。燕射礼结束后，礼物送到宫阙，我与上介穿便服到内殿相见，拜两拜登阶，奏报出使之事，蒙赐坐饮茶后退下。卸下行李后，把所得物品列出上报，惊步上前接受赏赐，又把其中一两件物品随即献上；得到准许休息三天后，像原来一样任职。古代礼仪的问题在于过于烦琐，今天的仪式难道又太简略了吗？又说：石经《公羊传》残碑有三百七十五字，是从隐公四年到桓公元年以及哀公十四年的文字。所刻的都是《公羊》家的传文，没有《春秋》经文正文；又有颜氏的说法。石文断续，无法考察寻绎，大概是辨析严氏、颜氏学说异同的文字。拿它与今天的刻本校对，只有四字改易，四字省略而已。汉代注书引用陆机《洛阳记》说：“《礼记》碑上有马日防、蔡邕的姓名。”现在这本石经上有堂谿典、马日防、赵防【下一人姓名缺失】、刘▯、张文、苏陵、傅桢八人的姓名。《论语》碑上也有左立、孙表两人的姓名，陆机所记没有详细说明。又说：石经《论语》残碑有九百七十一字，是前四篇和后四篇的文字。每篇必定统计章数，篇末又总计字数，还记载盍氏、毛氏、包氏、周氏各家说法有无不同。拿它与如今流行的刻本校对，也并不是差异很大。其中有增有减的地方，字也有通假和使用古字的情况，有的字虽然不同，但训释相距不远。例如“置其杖贾之哉”，是汉人作文不避讳国君的名字。桓帝名志，顺帝名保，石经遇到这些字时都没有改易。樊毅碑有“命守斯邦”，刘熊碑有“来臻我邦”之类，从来没有为了避汉高帝的讳而改写“邦”字。这块碑说“邦君为两君之好”，为什么偏偏删去“父母之邦”中的“邦”字？《尚书》有“安定厥邦”，也都把“邦”写作“国”。我怀疑汉代儒者传授的本子就是这样，并不只是为了远避这个讳字。《水经》说：“光和六年在太学立石，上面全都刻有蔡邕的姓名。”魏正始年间，又刻了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石经大概是诸儒在熹平年间奉诏校定的，但碑完成是在光和年间。《隋书·经籍志》有一字石经七种，三字石经三种。它的论说又说：“汉代镌刻的七经都是蔡邕所书。”又说：“魏代立了一字石经。”这些说法自身互相矛盾。《新唐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有今字石经七种，其中《论语》注说是蔡邕所作；又有三字石经、古篆石经两种。大概唐史把隶书称作今字。看这些残存经书的字迹精妙，不是蔡中郎一类的人不能写成。拿它们与黄初以后碑刻相比，差别不只是云泥之别，难道魏人的笔力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吗？应当以《水经》的记载为依据。三种字体的石经，是魏人所刻。

译《儒林传》说：“说有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的人，是不对的。”史书称蔡邕亲自书写丹字底本，让工匠镌刻。如今保存的各部经书字体各不相同；即使蔡邕擅长隶书，又兼通各种字体，但文字如此之多，恐怕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史书说蔡邕与堂谿典、杨赐、马日防、张驯、韩说、单飏等校正、审定各部经书。如今在《公羊》《论语》之后，只有堂谿典、马日防两人的姓名还保存着。另外还有赵防、刘▯、张文、苏陵、傅桢、左立、孙表几人的姓名，我私下认为其中一定有同时挥笔书写的人。我仔细观赏这些遗字，《公羊》《诗》《书》《仪礼》的石经又在《论语》之前。刘宽碑的碑阴、王曜的题名，属于《公羊》《诗》《书》一类的字迹。黄初年间的孔庙碑，则是《论语》一类字迹的后裔。识见高明的人应当能够辨别。又说：蔡伯喈奉熹平年间的诏令，书写鸿都石碑，晚学之士都以它为校正标准，从来没有为了追求奇异而改动一个字。娄机《汉隶字源》说：石经是在汉熹平四年刻立的，位于西京。汉灵帝本纪说：诏令各位儒者校正五经文字，把它们刻在太学的石碑上。蔡邕传说：皇帝采纳蔡邕和马日防的请求，校正、确定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石碑高一丈，宽四尺。陆机《洛阳记》说：石碑共有四十六块，大多已经毁坏，只剩下《尚书》《周易》《公羊传》《论语》，而《礼记》全都毁坏，不复存在。北齐时迁到邺都，有一半沉没水中。隋朝又运入长安，后来发生战乱，营缮人员把它们当作柱础使用。但《隋书》志说，后汉曾把七经刻在石上，都是蔡邕所书，这与本纪、列传的记载不同。唐代魏征收集保存，已经十不存一。《尚书》存一百三十九字，《鲁诗》存一百四十字，《仪礼》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传》存一百四十二字，《论语》存一百四十三字。张縯说：石经的始末，丞相洪公的论述已经载在《隶释》中，十分详细。洪公没有涉及的内容，现在粗略地记在这里。唐章怀太子引用《洛阳记》为范晔《汉书》作注，说石经共有四十六碑；至于高澄把石经迁到邺，《资治通鉴》记为五十二碑。自东汉经过魏、晋、宋数百年间，洛阳多次遭受兵乱，这些石碑应当有所毁坏。迁到邺的石碑，比《洛阳记》所记多出六块，怀疑《洛阳记》记载不详。碑制高一丈，宽四尺，六经文字很多，四十六碑必定不足以全部刻完。宋代常山公《河南志》称石经共有七十三碑。常山公博学多闻，欧阳文忠每每把古今疑难之事向他请教，《河南志》的记载一定有所依据。后来后周取代北齐，把石碑毁掉作为礟石；当时高纬昏乱，在两军交战、胜负即将决定之际，还要等待孽妇观看，终于把他的国家输给后周。如此一来，哪里还会顾及石经？那么这些石碑残毁也是理所当然的。贞观年间考察古迹，只找到几段石经，今天还能流传的部分也就可以知道并没有多少了。蔡邕本传说，蔡邕亲自把文字书写在碑上，没有说明采用什么书体。如今世上流传的都作隶体；至于《儒林传》序则说，是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书体相互参校书写的。注中说的古文，是指孔氏墙壁中藏的古文书。张縯考察认为，孔壁所藏的都是科斗文字；孔安国在汉武帝时代已经说科斗书无人能够认识。他奉诏为《尚书》五十九篇作传时，采用的是隶古定，不再沿用科斗古文。蔡邕怎么可能在孔安国之后三百年，独自完整掌握三种书体的书法呢？汉建武年间，杜林避居河西，得到一轴古文《尚书》，诸儒共同把它视为珍宝；一轴书已经受到世人如此珍重。熹平年间距建武又过了几十年，却说六经都能用古文书写，这不合事实。或许蔡邕是用三种书体相互校勘经文，然后把文字写到碑上；但最后确定为隶体，也如同孔安国书写经传那样吧？《儒林传》序中恐怕有文字错误。起初蔡邕校正、确定六经文字时，与堂谿典等数人一同接受诏令；如今六经的字体并不一致，当时书写碑文的人也不只是蔡邕一人。姑且把这些记在末尾，等待博学明识的君子考定。赵防《书史》说：“想学习隶书，应当把石经作为宗法。” 黄溍说：汉代石经自北齐迁到邺，隋朝又迁到长安，到唐初已经不止毁失十分之九，但拓本仍然存在。开元御府所藏本从开元年间流传到今天已有六百年，石碑如今还剩多少已经无法知道，能够见到的拓本也只有这些。不知道再过六百年还能保存多少，爱好古物而博雅的人应当珍惜并谨慎保存，使它的传承不绝。陶宗仪《书史会要》说：“堂谿典任五官中郎将，马日防任赵防官谏议大夫，刘弘、张驯、韩说任议郎，张文、苏陵、傅桢、杨赐、孙表任郎中，单飏任太史令，左立任博士；这些人都是熹平年间奉诏校正、确定各经文字的人。” 杨慎说：“蔡邕石经，赵殿撰家中有遗存文字三卷。” 于慎行《笔麈》说：“洛阳石经到西晋末年还没有损失。到了元魏，冯熙、常伯夫相继任洛州刺史，取石经去建造佛塔精舍，石碑大多倾颓毁坏，偶尔有保存下来的，也弃置在丛生的草木中。后来侍中崔光请求派官员看守、查看，并补缀残缺之处，但最终未能实行，古迹也就湮没了。与焚书的惨祸相比，轻重虽有不同，但它们成为我道的灾难，却是一样的。” 赵崡《石墨镌华》说：“汉灵帝光和六年，在太学讲堂刻写五经文字，这是石经的第一次刻立。蔡邕在熹平四年，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请求校正、确定六经文字，皇帝答应了。于是蔡邕书写丹字并刻石，立在太学门外，这是石经的第二次刻立。” 考察汉代熹平年间刻石、光和年间立石的记载，前后都属于中郎所书，并不是第二次刻立。

译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说：“我曾两次见到这个本子，一次在邹平张氏家，一次在京师孙氏家。《尚书·盘庚》篇有三十多个字，《论语·为政》篇有七十多个字，《尧曰》篇有三十多个字；与洪适《隶释》所保存的文字相比，不过十分之一罢了。”考察石经，汉、魏两代都曾经刻立石经。熹平年间立石，见于《后汉书》的《灵帝纪》《蔡邕传》《张驯传》《儒林传》《宦者传》。正始年间立石，见于《晋书·卫恒传》。《水经注》则说：“汉代五经碑立在太学讲堂前，全都位于东侧，碑上都刻有蔡邕等人的姓名。”魏正始年间，又立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的石经。魏初传授古文的人，出自邯郸淳。石经中的古文后来逐渐失去邯郸淳的笔法，立在讲堂西侧，共四十八块石碑，宽三十丈。《洛阳伽蓝记》则说：“讲堂前有三种字体的石经，共二十五碑，碑的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书写《春秋》《尚书》两部经典，采用篆书、科斗书、隶书三种字体。这是汉代右中郎将蔡邕笔迹的遗迹，还剩十八碑，其余都残毁了。另有石碑四十八块，也都正反两面用隶书刻写，书写《周易》《尚书》《公羊传》《礼记》四部经典，另有赞学碑一块，也都在讲堂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八枚〕 章怀太子引用《洛阳记》说：“讲堂长十丈，宽二丈。堂前石经四部的原碑共有四十六块【少二块】。西行排列的是《尚书》《周易》《公羊传》，共十六碑，现存十二碑，其余毁坏；南行排列的是《礼记》，共十五碑，全部崩坏；东行排列的是《论语》，共三碑，毁坏二碑。《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蔡邕的姓名。”这些都是当时亲自见到石碑并记录下来的人所记。综合考察，其中有四点不同：第一，汉代石经究竟为五经、六经还是七经的说法不同；第二，魏石经究竟是三种字体还是一种字体的说法不同；第三，堂西所立石经究竟属于汉代还是魏代的说法不同；第四，后魏保存的石碑所刻经书不同。《后汉书》的本纪、《儒林传》《宦者传》都说是五经，《蔡邕传》《张驯传》则认为是六经，《隋书·经籍志》又认为是七经，这就是汉代五经、六经、七经说法不同。《卫恒传》说，魏初传授古文的人出自邯郸淳，到了正始年间立三种字体的石经，后来逐渐失去邯郸淳的笔法，于是借用科斗书的名称，仿效它的字形。《水经注》也说三种字体的石经在堂西，但《伽蓝记》认为那里是碑面两面都用隶书书写；《隋书·经籍志》则称它是一种字体的石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六枚、二枚〕 既然这样，那么所谓仿效科斗书的字形却失去邯郸淳笔法的情况，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魏石经究竟为三种字体还是一种字体的不同说法。《伽蓝记》说二十五碑使用三种字体，四十八碑两面都用隶书；《水经注》说汉代石经在堂东侧，四十八碑是魏代石经。但《洛阳记》不说东侧有碑，只说堂前有四十六块，上面有马日防、蔡邕的姓名；又不说字体是三种还是一种。莫非它把《水经注》所说的魏代石经也合并计算在内，却把它指作汉代石经？这就是堂西所立石经究竟属于汉代还是魏代的不同说法。《伽蓝记》说有《周易》《尚书》《公羊传》《礼记》四部，《洛阳记》则多出《论语》一部。赵明诚《金石录》说他家收藏的石经中，又有《诗》《仪礼》。如果不是它们的传拓本出自神龟年以前，那么就不应当出现宋人已经收藏、而魏代仍未见到的情况。这就是后魏保存的石碑所刻各经不同的说法。所有这些都无法详细考定。至于《魏书·江式传》说魏代三种字体的石经立在汉碑西侧，是邯郸淳所书，那是没有考察卫恒的话而造成的错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六枚〕 《孝静帝纪》记载，武定四年八月，把洛阳的汉、魏石经迁到邺。《北齐书·文宣帝纪》说有五十二块；与《伽蓝记》所列东面二十五块、西面四十八块的数目相比，只少了二十一块。但《隋书·经籍志》说河阳河岸崩塌，石经于是沉入水中，能够运到邺的不到原来的一半；这就是没有考察北齐本纪记载而造成的错误。《周书·宣帝纪》记载，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诏令把邺城石经迁到洛阳。《隋书·刘焯传》说，开皇六年把洛阳石经运到京师；《经籍志》却说是从邺运入长安；这就是没有考察刘焯列传而造成的错误。这些都是很容易看出的矛盾错误。又《晋书·裴頠传》说：裴頠转任国子祭酒后，上奏修建国学，刻石书写经书。但《水经注》等书都没有提到晋代石经，难道裴頠曾经主持此事却没有完成吗？现在这部书根据宋代黄长睿《东观余论》的记载说：石经原来在雒宫前御史台中，年代久远后崩毁散失。洛阳好事者不时得到一些。如今张焘龙图家有十版，张氏女婿家有五六版，王晋玉家有小块石片，我都得到过它们的拓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二枚、二十一枚〕 邵伯温《闻见后录》说：近年洛阳张氏掘地得到十多块石碑，而董逌《广川书跋》记载，《尚书》存二百三十六字，《论语》存三百五十七字。如今这些石碑已经不知道流落到哪里，但拓本保存在世间的，确实常常还能见到。黄虞稷说：汉代石经残碑中见于洪适《隶释》的，《尚书》仅有五百四十七字，与孔安国本相比多十字，少二十一字。字形、文字不同的有五十五字。《论语》中记载了盍、毛、包、周四家文字有无不同的说法，《公羊传》也有严、颜两家异同的说法；至于《诗》，则是鲁诗，所以流传的本子不是毛、郑的训诂旧说。这些都足以珍贵。

译考察汉代所立石经，是蔡邕所书，原本应当是一种字体。只是因为范晔《后汉书·儒林传》说“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书法相互参校”，并说石经立在太学门内，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和《北史·刘芳传》也沿袭了这种说法。唐代窦蒙、宋代郭忠恕、苏望、方匋、欧阳棐、董逌、姚宽等人，都继续沿用了这个错误。只有张縯认为，蔡邕用三种字体相互校验经文，但写到碑上的定为隶体；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再考察卫恒传、江式传以及郦道元《水经注》，都把一种字体看作汉石经。到了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续》，辨析得十分详细，足以证明其中所记的是一种字体的石经遗文。后来列出堂谿典、马日防等人的姓名；如果一种字体的石经出自魏代，就应当另外列出正始年间校正文字的各位臣子姓名，又为什么仍然把堂谿典、马日防等人列在经文之后呢？而且史家的体例，是按照时代先后来排列。《隋书·经籍志》先列一种字体的石经，接着列魏文帝《典论》，然后才叙述三种字体的石经；这说明一种字体属于汉代，三种字体属于魏代，不必等到解释文字才能明白。书中说“魏正始年间又立一种字体的石经”，大概是相沿传抄，把“七经正字”的“三字”偶然讹成了“一字”。如今汉石经遗留下来的文字仍有拓本保存，我曾见过宛平孙氏收藏的本子。虽然经文不多，但字体古雅的八分书，确定是汉隶无疑。又考察元代吴莱《立夫汉一字石经歌》说：“先圣离世已经很久，世间流传的只有六部经典。后世儒者各自专门研究，穿凿附会，改易很多。蔡邕处在东汉末年，致力于考辨章句。八分书自成一体，校定经文后便刻在石上。古碑共有四十六块，经过兵火只剩空余遗迹。熹平之后到了正始年间，洛阳之地又重新搜求。卫恒以邯郸淳为师，精通三种字体的笔画。石碑灿然立在汉碑西侧，求学者常常啧啧称叹。史书最终错杂不清，一种字体的石经几乎无法看见。”吴莱的见解，也是把一种字体归于汉代、三种字体归于魏代，所以节录在这里。《经义考》卷二百八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八十八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刻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