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五

译为，五经中有《春秋》，就如同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学习这部经，确实掌握了穷究事理的要旨。不学习这部经，却处理大事、裁决重大疑难，能够不迷惑的人很少。自从先圣门人以文学著名，即使游、夏也还不能替它赞述一句，大概是因为它确立义理的精微达到如此程度。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了，想凭借遗留下来的经书窥测圣人的作用，哪里容易做到呢？” “然而世代有先后，人心共同具有的道理却是相同的。假如能够得到这种共同的道理，即使相隔整个宇宙，也仿佛亲自接受圣人的教诲，那么《春秋》的权衡尺度就在我这里了。近世推崇王氏的新学说。按：为了确定国是，唯独在《春秋》方面不以它选取士人，学校不设相关官职，经筵不进读此经，裁决国家议论的人没有可以折衷的依据，天下人不知道应当归向哪里，人的欲望日益增长，天理日益消退，结果使夷狄扰乱中原，没有什么能够遏止它。唉，竟到了这种极端地步！孔子亲手删定、拨乱反正的这部书，也可以施行了。上天纵使圣人的学问，使人尊崇信奉这部经书；于是就在这个时候承奉诏旨，不自量力，谨慎地叙述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写成此说献上。即使对微妙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或许还没有完全贯通，然而尊崇君父、讨伐乱臣贼子、排斥邪说、端正人心、以夏变夷等大法，大略都具备了，希望对圣王治理天下的志向稍有补益。” 张九成说：“近世研究《春秋》的学问，伊川开创了端绪，刘质夫扩充了它的意义，到胡文定时，他的学说才大为显明。” 晁公武说：“皇朝胡安国奉诏撰写《春秋传》；安国师从程颐，研究程颐传授《春秋》的事情，考察《左氏》的义理，选取《公羊传》《穀梁传》中精要的部分，又采纳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尧夫、程明道、张横渠、程正叔的学说，加以润色。”朱子说：“胡氏《春秋传》有牵强之处，但议论有开有合，颇有精神。”又说：“《春秋》是鲁国史书，应当合乎当时天子的月份。”又说：“孔子是周……” “的臣子，不改动周朝的正朔。” 《中兴国史》记载安国的著作，与孙觉相合的有十之六七。陈振孙说：“绍兴年间，经筵进讲的是大纲本《孟子》，其中精微的旨意多以程氏的学说为依据。近世学习《春秋》的人，都尊奉它。《通旨》是安国与门徒问答以及其他议论、条例的汇编，共二百多章。他的儿子宁辑成一部书。” 黄仲炎说：孔子虽然因颜渊的询问而取法夏代的时制，却不应在修订《春秋》时突然有所改定。胡安国说《春秋》以夏时冠于周月，朱熹反对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孔子对于《春秋》，是记述旧礼。比如憎恶诸侯强盛而尊崇天子，痛恨大夫逼迫诸侯而保存诸侯的地位，对吴、楚横行感到愤慨而尊重中原，这些都是臣子所能做的事，孔子不敢推辞。至于更改当代的王制，如所谓以夏时冠于周月，暗中使用天子的赏罚，绝不是孔子的本意。孔子修《春秋》，正要以此约束当世僭越之事，难道会自己去僭越吗？又说：解释“元年”为“体元”，所谓“体元”，是说《春秋》以“一”为元，显示大始并希望端正根本。君王即位，必定体察元始以建立标准；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春秋》果真就是贬黜周朝而以鲁为王了。” 黄震说：“文定解释《春秋》，认为春季是夏正的春季，以建寅为正而不是建子，这是可以的。至于把月份看作周朝的月份，那么时令与月份就不相同，这一点他又存疑而没有作出决定。因此晦庵先生认为：‘如果按照胡氏的学说，那么月份与时令经常相差两个月，恐怕圣人作经不至于如此纷乱更改。’” 黄渊说：“胡文定潜心研究三十年，传才写成；然而以夏时冠于周月的说法，直到今天仍然令人怀疑。” 《宋鉴》载：绍兴四年夏四月，新任徽猷

译阁待制、知永州胡安国请求以本官身份奉祠。诏书说，安国是经筵旧臣，因病辞去郡职，应当格外怜悯慰劳，可以准许他的请求，提举江州太平观，并命令他纂修《春秋传》，等书写成后进呈，以符合朕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心意。《玉海》载《绍兴五年四月诏》：徽猷阁待制、经筵旧臣胡安国，命令将所著《春秋传》纂辑撰述成书，进呈。绍兴十年三月，书成并进上。诏书加以褒奖晓谕，授任宝文直学士，赐予银币。《传》共三十卷，十万多字。书中记载孟子以下七家的学说，在卷首《传》之外，又有总括贯通的条例、作为证据的史传以及与门徒的问答，共二百多章。安国的儿子宁辑录成编，名为《通旨》，一卷。

译熊朋来说：“孔子所谓实行夏代的时制，见于回答颜渊关于治理国家的提问，确实如此。至于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就是当时诸侯奉行当代天子的正朔，把它作为本国史书；所记的月份是周正，所记的时令也是周正。经文和传文中的日期月份，自然可以相互证明，但儒者仍想拘守夏时的说法而抛弃这些证据。譬如孔子谈车，难道一定只说殷代的车吗？” 陈栎说：月份依照周制计算，春季也随着正朔而改变。以《春秋》《左传》《孟子》和《后汉书·陈宠传》相互证明，极其明显。成公十年六月丙午，晋侯派甸人献麦，六月就是夏历四月。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晋国灭亡虢国。在此之前，卜偃说攻克虢国的日期，大概在九月十月交界吧？丙子朔一定就是这个时候。卜偃用夏正来说，而《春秋》用周正记载，由此可见十二月丙子是夏历十月。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太阳运行至最南。王正月是冬至，难道不是夏历十一月吗？经文中有只记时令的，僖公十年冬天降大雪，大概是把酉、戌月作为冬季。如果按照夏时，冬季降大雪，有什么值得奇异而记录的呢？襄公二十八年春季没有冰，大概是把子、丑月作为春季。如果按照夏时，春季没有冰，有什么值得奇异而记录的呢？《春秋》祥瑞不予记录，灾异才加以记载。只有夏历八九月下大雪，本不该严寒却严寒；夏历十一月、十二月没有冰，本应严寒却不严寒，所以认为异常而记录下来。春搜、夏苗、秋狝、冬狩，是四时田猎的固定名称。” 桓公四年春正月，鲁桓公在郎地行狩猎之礼。杜氏注说：“冬季田猎称为狩，这是周历的春季、夏历的冬季。”鲁国虽然依照夏时的冬季，却在子月举行冬季田猎的狩礼，孔子便只记作“春季在郎狩猎”；这里所谓的春季，除了周历的春季还能是什么？哀公十四年春季在西地狩猎并捕获麒麟，也是如此。定公十三年夏季在比蒲大规模搜猎，鲁国虽然依照夏时的春季，却在卯、辰月举行春季田猎的搜礼，孔子只记作“夏季在比蒲搜猎”；这里所谓的夏季，除了周历的夏季还能是什么？第二年又记载五月在比蒲搜猎，也是这样。《陈宠传》说得尤其明白：“天以正月为正，周朝以正月为春。”注说：“就是现在的十一月。”“地以正月为正，殷朝以正月为春。”注说：“就是现在的十二月。”“人以正月为正，夏朝以正月为春。”注说：“就是现在的正月。”《孟子》所说“七八月之间发生旱灾”等话，不必多说，就能明白那是三代各自的正朔。子、丑、寅三个月都是阳月，都可以称为春。胡氏《春秋传》不敢说“王正月”不是子月，却对于“春王正月”的“春”字，认为是以夏时冠于周月；这些都是考察得不够周详，哪里有相隔两个月而以夏时冠于周月的道理？” 盛如梓说：“‘春王正月’，胡文定认为是以夏时冠于月份，以周正记载事情。晦庵认为不是这样，但信奉这种说法的人很多。” 黄泽说：各家解释《春秋》，如果经文不合，就委屈传文来伸张经文；如果传文不合，也委屈经文来伸张传文。委屈经文而伸张传文的，是杜预一类人；委屈传文而伸张经文的，是胡文定诸人。比如说孔子用夏时冠于周月，这对圣经的损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说：《春秋》遵照使用周正，理明义正，没有什么可疑。胡文定公开始提出以夏时冠于周月的说法，蔡氏虽然自称是晦庵的门人，但他的书却直接主张不改月份的说法，也引用商、秦作为证据。这种不改月份的说法，是由文定开端而由蔡氏完成的。按胡氏说：“以夏时冠于月份，是把法则传给后世；以周正记事，是表示自己没有天子之位，不敢擅自决定。”根据这段话，所谓以夏时冠于周月，最为损害大义，对圣经的累害也不小。既然根据所引用的商、秦不改月份来作证，就是说周朝也未曾改动月份；既然说以夏时冠于周月，就是说孔子开始改动时令。又说“孔子没有天子之位却改动正朔”，那就是连正月也都是孔子改定的，错误更加严重。大概是由于所见确实没有明白，却想含糊地兼顾两端，所以虽然主张周正，又怀疑时令不能改动；“既然主张夏时，却又怀疑建子不能算春，因此只是徒然耗费心思，进退都没有依据。他的错误在于兼取‘用夏’和‘从周’，想要两方面都说得通，却不知道道理实际上并不相容。古人的注释纵然有错误，却还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晦庵先生说：‘我亲自见过文定家中的学说。《文定春秋》说：孔子以夏时冠于周月，以周正记事。比如鲁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为春正月。我便不敢相信会是这样：二百四十二年，孔子只凭“实行夏时”四个字就能证明吗？’根据今天的《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可见周朝实际上是把元月改作春正月。孔子所谓实行夏时，只是因为周制不顺心，想改为采用建寅之月。正如《孟子》说：‘七八月之间发生旱灾，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修成徒杠，十二月修成舆梁，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庵的说法如此明白，却不能消除学者的疑惑，怎能不令人感叹！又说：‘春王正月’，这不过是周朝的时令、周朝的正月。按照文定的说法，“春”字是孔子特意书写的，所以说以夏时冠于周月。又说孔子有圣德，却没有天子之位而改动正朔；这样一来，正月也是孔子改定的了。” “蔡九峰则认为周朝未曾改动月份，引用《史记》中‘冬十月’作为证据。这样说来，时令或许就是孔子移动改变的；拿这种说法来解释孔子，难道不是错误吗？我的愚见只是依据三传以及汉儒的说法，确定孔子的《春秋》奉行王者的正朔，以建子为正月；这是尊王的第一义，绝无改动。孔子回答颜渊所说的‘实行夏时’，是为了万世通行的法则，并不是就用它来作《春秋》。” 蒋悌生说：“近世以通晓经书来选取士人，专门采用胡氏传，大概是因为它的议论正大。如果说它逐一都符合孔子最初删定的本意，那我还不敢肯定就是如此。”梁寅说：“相信《公羊传》《穀梁传》的过失，追求褒贬的详尽，免不了重蹈先儒的错误，这就是胡康侯的失误。” 刘永之说：“胡康侯的学术是端正的，他的议论既有辨析又很严密；但他的缺点，是承袭前代儒者而又把这种做法推得过分。朱子曾说：‘有了程子的《易》，完全可以自成一书，因为其中所说的义理精深，却不是经文的本旨。像胡氏的《春秋》，也完全可以自成一书。’”

译何乔新说：“宋代评论《春秋》并写成专书的人，没有谁比得上胡文定公。文定的传文，精纯明白而且广博充实，慷慨激越而又精细切实。但他的缺点，是过分相信《公羊传》和《谷梁传》，对褒贬之意探求得过于详尽，很多地方都不是经文的本旨。” 彭时说：“先生一生的著述，都与彰明名教有关，而阐发《春秋》的功劳尤其大。大概《春秋》是孔子的亲笔著作，其中寄托着圣人经世治国的志向，不像其他经书那样可以只凭训诂来通晓。自从左氏、公羊、谷梁以来，传注流行的著作不下百家，文字错乱，辞意繁杂，最终也没有确定的说法。圣人的宏大纲领和主要旨趣，往往受到遮蔽而不能明白，致使王安石诋毁它，说只是断烂朝报，径直把它废弃，不列入学官所教授的范围。这难道不是因为众说使圣经蒙昧，而安石又没有独到见识吗？”“先生从壮年起就专心研习这部经书，心领神会，独自体会到圣人精微深奥的意义。宋朝南渡时，他手执经书进宫讲解，深受皇帝嘉奖和重视。后来奉诏撰写传文，于是参考百家之说，加以折中裁定，用至理推演阐明隐微的文辞，发掘说明深奥的义理。他对于揭示三纲、叙明九法、抑制邪说、端正人心，以及尊奉周王、以内夏外夷为意旨等方面，尤其拳拳在念。从此，《春秋》的大义又重新彰明了。”“唉！周王室东迁后，《春秋》才写成；宋朝南渡后，《春秋》的传义才得以彰明。先圣与后贤，千古以来心意相通，难道这种文化的兴盛，本来就自有它的时机吗？假如王安石有幸生在先生之后，能够听到他的学说，恐怕信奉推崇这部经书还来不及，又怎么会诋毁并抛弃它呢？” “只是他不幸生在先生之前，不能超越众说而有所独见，因此得罪圣人，受到后世讥议。”“这样看来，先生对于这部经书，确实可以说是在圣道已经断绝之后继承前代圣人，在无穷的将来为后学开辟道路。他捍卫圣道、止息邪说的功劳，在这里尤其伟大。” 胡居仁说：“胡氏的《春秋传》多有穿凿附会之处。文定既然向谢显道学习，就不应不采用程子的传说而自己另作传文。即使有些地方承袭程子的思想，也不应不表明是程子的说法，却把它说成自己的见解。” 李蓘说：宋代儒者以汉代儒者喜欢谈论灾异为弊病，但胡康侯传释《春秋》时，往往引用他们的说法。例如文公十四年记有星孛进入北斗，昭公十七年记有星孛出现在大辰，康侯的传文，难道不是完全采用了董仲舒、刘向的说法吗？只是又没有明白说出罢了。卓尔康说：“胡文定处在南渡时期，发愤著书，本来就有他的志向。其中有些言辞意旨激昂，或许有所过当；但他彰明大义、阐明大法，光明如日月星辰，是不可磨灭的。” 罗喻义说：“胡氏错误地把天子所行之事看作《春秋》褒奖、贬黜人物的重大举措，等到问他所贬黜的是谁，却只有滕、杞而已，这难道是天子所行之事吗？”尤侗说：“《胡传》专门把复仇作为主旨，割裂经文义理来迁就自己的说法，这是宋人的《春秋》，不是鲁国的《春秋》。” 俞汝言说：胡氏的传文，借《春秋》来抒发自己的志向，并非仲尼的本旨，为什么竟把它说得如此伟大呢？《春秋》记载晋国荀吴率军讨伐陆浑之戎，是用这种书法来表示对他的赞许。胡氏却说：记出他的姓名，并不是褒扬的辞语，仍然反复告诫不要在远方穷兵黩武。胡氏在建炎年间，凭《春秋》入宫侍讲，这是什么时候？却还反复告诫不要在远方穷兵黩武。金人兴起于海角，是所谓远方。宋朝并没有穷兵黩武，为什么徽宗、钦宗却被掳到北方？为什么康王南渡？不久又逃到明州，奔往温州。胡氏凭《春秋》进讲，动辄便告诫不要穷兵黩武，他的君主又夸夸地说：‘安国所讲的《春秋》，我大约二十四天读一遍。’唉！只熟读胡氏的《春秋》，便告诫不要穷兵黩武；告诫不要穷兵黩武，便厌恶用兵；厌恶用兵，后来和议就决定了。我不知道所谓根据事情进言规劝，其意义究竟在哪里？” 毛奇龄说：胡氏传文解说经义，其中背离经文的地方尤其严重。胡氏传文一出，孔子的道统就衰微了。他又说：《三正纪》说，正朔更改三次，这说明三代以前都曾改定正朔。而且改定正朔必然改月，改月必然改时令，这也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但胡氏说：周以前，以丑月为正月；古书记载其开始即位时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由此可知月份没有改变。周以后，以亥月为正月；古书记载其开始建国时说“元年冬十月”，由此可知时令没有改变。他不知道商代也改过月份。《左传》昭公十七年冬天记载有星孛出现在大辰，梓慎说：“火星在夏代出现于三月，在商代出现于四月，在周代出现于五月。”这明明说夏、殷、周都彻底改过月份。陈宠说：“十二月，夏代以它为正月，殷代以它为春季。”这说明商代也改过时令。《汉律历志》引用《书序》和古《伊训》篇的文字说：“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班固随即解释说：“虽然有成汤、太丁、外丙的丧服，但在冬至这天越过茀，在方明处祭祀先王，以配享上帝。” 大概这一年正逢朔日和冬至，所以这样说。”这样看来，所谓十二月，其实是夏历的十一月，正是冬至郊祀的时节，所以借祭祀方明来奉祀先王、配享上帝，并不是新君即位改元后的第一个月。至于《春秋》改动时令和月份，有许多可以逐一指出的例子：庄公七年秋天发生大水，麦苗没有长成，秋天本来应当有麦苗吗？桓公八年冬十月下雪，这其实是八月下雪；如果真是十月，那就是小雪时节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记载？隐公九年三月发生雷电，这其实是正月的雷电；如果是三月，惊蛰已经过去很久了，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没有冰，成公元年春二月没有冰，这不是春天，而是冬天；如果果真是春天，冰早已融化了。又如僖公五年的传文说：“春，周王的正月，太阳向南运行至最南点，天下没有寅月却出现冬至的情况。”昭公二十年的传文说：“二月，太阳向南运行至最南点。”二月已经接近春分，太阳才开始向南运行到冬至的位置，这是没有道理的。可是胡氏不知道依据什么，任意武断地说以夏历时令冠于周历月份，导致明代数百年来都被这种说法迷惑。孔子把子月称为正月，把冬月称为春月，经文和传文都清楚地这样说，却还说《春秋》使用夏历，实在无法解释。至于隐公没有记载即位，胡氏又自行创立一条条例说：“君上没有禀告天子，国内没有从先君那里承受国统，大夫扶立自己所拥立的人而使他即位，因此不记载即位。”隐公没有记载即位，是仲尼删削了这项记载。

译那么，《春秋》二百四十多年中，凡是各国立君，有的争夺，有的篡夺，有的出奔，有的入国，何尝有一件事完全禀告过天子？至于没有承继先君，桓公没有承继隐公，宣公没有承继文公，定公没有承继昭公，但这三位君主偏偏都记载了即位，为什么？按照他的说法：“隐公没有记载即位，是仲尼删去了它；那么桓公能够记载即位，就一定是仲尼褒扬他了。”乱臣贼子难道可以褒扬吗？他自己知道桓公即位难以解释，于是在传文中说：“美和恶不妨使用相同的辞语。”说到宣公即位，传文又说：“一件是美，一件是恶，不妨相同。”美恶可以相同，这就是把善恶混为一谈。混淆善恶是最大的乱象，既然孔子作《春秋》却使善恶混淆，那么有的褒扬、有的贬斥，又凭什么分别？我没想到胡氏的学说一打开书，就已经到了言辞穷尽、义理理屈的地步。” 《春秋》通例 宋代史志著录一卷 现存 胡氏《宁》《春秋通旨》宋代史志著录一卷 未见 吴莱后序说：宋朝末年德安溃败后，有一位赵先生，向北到达燕地以及燕、赵之间，跟随他的学生将近一百人。他曾亲手拿出一两部经传以及《春秋》胡氏传，所以如今胡氏的学说特别盛行。胡氏正传三十卷，传文之外又有总括条例、证据史传的文章二百多章，胡宁把它们汇集起来，题名为《春秋通旨》，作为传文的辅助而流行。当胡氏传释《春秋》时，光尧皇帝南渡，父仇尚未报，国势日益窘迫，将相大臣离开主战立场而主张和议，渐渐忘却东京的宫殿、西京的陵寝，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因此，他特意借《春秋》的学说在经筵进讲，并且表明内夏外夷的界限应当如此严明，君主受辱臣下应当如此惨烈地以死相报，希望能使皇帝一旦醒悟，那么长淮一线就不至于自行划界，江左也不可以偏安。这当然不是后世研究《春秋》的一般通论。然而胡氏传文大体以程氏为本，程氏门人李参所汇集的程氏学说与胡氏传文颇有出入，胡氏大概多有采用。想要读正传，又必须先查考《通旨》。所以说：史书的文字如同画家的笔，经文则如同化工。若一概用条例来观察，那么化工与画笔有什么不同？正因为它能随事而变化，所以才是史书之外传达圣心的要典，是圣人合乎时宜的最高权变。” 世上读《春秋》的人，自然能够明白这一点，本来不能因为过去歆向之学的说法而另持异议。赵先生名复，字仁甫。国初向南征伐，攻破德安，仁甫遭到俘虏，在军中遇到姚文献公。文献公认为他确实是奇才，仁甫当时正因国破家残，不愿向北走而且只求一死。正好夜间月亮出来，他便逃走，赶紧备好鞍子跃上马，在堆积尸体之间呼号，看到有人披头散发、脱去鞋子，仰天呼喊哭泣，大概是想走到水边而没有投水淹死。文献公告诉他，白白送死没有益处，他才回来；随后，文献公把程朱性理等书以及各部经传全部拿出来给他。因此如今文献公和许文正公终于成为当代儒学宗师，而仁甫也是促成这一局面的人。前代正人曾说：世人距离圣人越来越远，所以学者唯独传承经书最为困难。仁甫处在天下动荡之际，竟能把前代儒者的传疏全部发掘出来并传给后人，不也是很困难吗？皇帝还在潜邸时，曾召见他说：“我想取得宋卿的帮助，你能引导他吗？”仁甫回答：“宋国是他的父母之国，没有人会引领别国的军队来攻伐自己的父母之国。”所以仁甫虽然长期在燕地，常常怀有思念江汉的情怀。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仁甫对于《胡传》的学问，也可以说没有愧色了。” 陆元辅说：“胡宁，字和仲，崇安人，是安国的小儿子。他凭父亲的恩荫补授官职，经召试后任馆职，授敕令所删定官，升任太常寺丞、祠部郎。出任夔州路安抚司参议官，授知澧州而没有赴任，奉祠归乡。安国传释《春秋》时，编纂、校订和考核的工作多出自胡宁之手；他又著《春秋通旨》来辅助传文，世人称他为茅堂先生。” 《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六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春秋》（十九） 郑氏（樵）《夹漈春秋传》宋代史志著录十二卷 未见 《春秋考》宋代史志著录十二卷 未见 《春秋地名谱》宋代史志著录十卷 未见 樵自述说：“考察《春秋》的经文，它是鲁国的史书。起初并没有彼此相同或不同的文字，也没有这一说或那一说。实在是因为三家所传的书有异同，所以是非由此产生。我撰作《春秋考》，是为了校正经文。凡是有异同之处，都是讹误。古代竹简编册艰难繁重，学者很少能见到原书，亲自传授的内容只能用口头相传。左氏世代担任楚国史官，亲眼见过官府文书，所以讹误较少，但有些讹误是由文字引起的。公羊、谷梁是汉代的经学之士，只凭口头传授，所以讹误较多，但有些讹误是由声音引起的。用这个方法辨别，就完全没有滞碍。”又有《春秋传》十二卷，用来阐明经文旨意，周代的典章制度也都完备地见于其中。陈振孙说：“他的学问大体长于考证研究，但在义理方面多有迂曲怪僻之处。” 石氏（公孺）《春秋类例》宋代史志著录十二卷 散佚 《中兴圣政录》记载：绍兴初年，下诏命乡贡进士石公孺、李郁一同赴都堂审察。公孺是临海人，长于《春秋传》，不从事科举。李郁是光泽人，父亲李深是元祐党人，母亲是陈瓘的姐妹。李郁早年跟随杨时学习，杨时把女儿嫁给了他。程端学说：会稽石氏公孺。《姓谱》记载，他字长孺，隐居而不出仕。高宗下诏访求遗逸之士，召见问对，回答符合旨意，命他出任官职，他坚决推辞。高宗说：“卿应当为朕勉强接受一个官职。”于是授任迪功郎。他进呈自己所作的《春秋类例》，高宗命令把它收藏在秘阁。李氏（棠）《春秋时论》宋代史志著录一卷 散佚 程端学说：蜀地李氏棠，字子思。王应麟说：“建炎年间，李棠专门采集当时的议论，写成论一十八篇。” 任氏（续）《春秋五始五礼论》五卷 散佚 高氏（□）《息斋春秋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