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八十

译《宋志》载十七卷 存 刘敞自序说：“刘子撰写《春秋权衡》。《权衡》这部书刚出现时，没有人能够读懂。书的自序开头说：‘权是秤锤，衡是秤杆。物体虽然有轻重，也一定要用秤锤来校准；秤锤虽然移动，也一定要用秤杆来取得平衡。所以权衡是天下共同使用的器具。它能使轻重不被隐藏，也能使高低升降适合中正。考察它的人容易明白，掌握它的人容易遵循。没有校准，就无法知道轻重；没有平衡，即使轻重显现出来，也不会被信服。所以权衡是天下最值得信赖的东西。’凡是议论《春秋》，也应当如此。《春秋》本来只有一部，给它作传的却有三家，因此三家的褒贬善恶彼此相反。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准绳，失去了轻重吗？况且从前董仲舒、江公、刘歆这些人，曾经相互争论这三家。上则推述尧舜，下则依据《周礼》，关于是非的议论，数也数不完，直到今天仍没有定论。这又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它们的高低取舍不平衡吗？所以，迎合个人臆见的学说，会损害公义；便利私家学说的做法，会妨碍大道。这是儒者的大禁忌。果真用权来校准它，连儿童也不会受到欺骗；用衡来平衡它，连市井之人也不会迷惑。这就是现在这部新书所说的。“即使如此，不是学问通达的人，也一定不能读懂它。耳朵被听闻的说法牵引，眼睛被平日的习惯蒙蔽，心怀害怕自己的成见被驳倒的私意，却没有舍弃错误、服从正义的公心，所以也可以用权衡来作比喻。有的人偏爱少的一面，却把秤锤显示得像是偏重；有的人偏爱多的一面，却把秤锤显示得像是偏轻。像这样，并不是权衡的过错，而是人事变化造成的。”叶梦得说：“刘原父懂得经义，却不废弃传；他也不完全听从传，而是依据义理、考察条例来加以折衷。经与传互相发明，虽然间或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但其学术源流已经端正。现在的学者研究经书不精，而苏氏、孙氏的学说浅近易懂；它们的错误不能立即看出来，所以大家都相信它。刘氏的学说难以入门，于是有人诋毁它，说他用意太过，流于穿凿。他们不知道经文既然如此，本来就难免这样。” 晁公武说：“《权衡》论述三传的过失，《意林》说明他解释经文的原则。刘氏的传，记载的是他所解释的经文，例如‘桓无王’‘季友卒’‘胥命用郊’这一类，都是古人从未说过的。” 陈振孙说：刘原父起初撰写《权衡》，用来平衡三家的得失；后来汇集众说，用自己的意见作出裁断，撰成此传。传中没有说尽的内容，见于《意林》。他的传采用《公羊传》《谷梁传》的文字体例，共四十九例。《春秋意林》《宋志》载二卷【《玉海》载五卷】存 史有之序说：“清江是二刘、三孔的乡里，文献本来应当得到征集。可是如今三孔集仍然存在，唯独二刘的著作毁于战乱。我在这里代理郡守，不但无法实现崇尚古代的心意，也无法回应求取此书者的请求。于是从旁搜寻访求，得到刘原父《春秋意林》以及《三传权衡》，其中议论坚定正确，对圣人之经很有功劳。他日后在朝廷任职时，侍奉职守，毫不畏惧权贵宠臣；曾争论故相的谥法，夺去宦官出使时所用的名号，深得孔子笔削的旨意。由此才知道，他所学的东西大概是有来历的吧？既然这样，这部书的保存，确实关系到世道人心。再次刊刻于梓木，希望能够彰显前辈的美德，补上郡志的缺失。” 吴莱后序说：刘子撰写《春秋权衡》，自己说书成之后，世上没有人能够读懂。到了《意林》，仍未脱稿，还有许多遗漏和缺失。大概从前左氏说孔子作经，是依据各国送来的告文，所以又广泛采集其他事情来附于经文。如今刘子却依据闵因的叙述，说圣人全面征集了一百二十国的宝书，传述者也沿袭了这种说法。难道当时各国送来的告文，各自都有史书吗？还是这难道就是墨子所说的一百二十国《春秋》吗？东迁以来，晋国有《乘》，楚国有《梼杌》，鲁国有《春秋》。秦国《世家》记载，秦文公以后才开始有史书记录事情。王道衰微，诸侯凭借武力治理国家；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凡经传中可以见到的，共有一百一十七国。晋代《地理志》还引用夏、商时期的二斟、豕韦、过、戈等国，它们并不是周代旧有的国家。齐桓公、晋文公强盛之时，朝见、聘问、会盟、防御、侵伐、败亡之事，不下数十；至于附庸小邑、蛮夷杂处的族类，又怎么可能全都有史书可以征验呢？史书称鲁君资助孔子到周，孔子因老聃而得以观览典籍；周王室还曾经让孔子遍访七十国。又说孔子和鲁国君子左丘明一起观察史记，从鲁隐公一直记到获麟。总之，《春秋》本来就是鲁国的史书。“因为麒麟出现，便把它作为应验而使这一事件成为空文，所以孔子只是取来加以修订，并不是把获麟这件事写入原书。周王室的事情也很少没有记载，看看周史和《孔子世家》就知道了。孔子曾经往来于齐、宋、卫、陈、蔡的郊外；晋国原本是霸主之国，孔子听说赵简子杀了窦犨、鸣犊，到了黄河却没有渡过去。楚国也曾想把方圆七百里的书社之地封给他，子西却坚决反对；孔子又屡次返回鲁国。这样看来，他所聘问的国家也未必有七十个。那么，他又哪里有时间全面征集这些国家的史书呢？墨子是战国时期的人，只是妄称有一百二十国《春秋》罢了，并不是圣人留下的话。为什么呢？杞、宋是王者的后裔，爵位都称公，都是大国。宋国还相当保存王者的礼制，而杞国却因为偏僻鄙陋而采用夷礼。孔子说：‘这是因为文献不足；如果足够，我就能够加以考证了。’古代官名只有从郯子那里得到一些材料，其他方面都没有见闻。即使如此，圣人作《春秋》，也只是借鲁国的事情来寄托王道之事。鲁隐公、鲁桓公初年，王政不能实行，而鲁国与齐、郑、宋、卫交往。齐桓公开始称霸，鲁国便事奉齐国；晋文公继而称霸，鲁国又事奉晋国。鲁襄公、鲁昭公以后，霸业将要断绝，鲁国又事奉吴国、楚国。因此经文所记，大多不出这几个国家的事情。“既然这样，《春秋》本来就是鲁国的史书。鲁国史书没有记载的事情，圣人确实无法加以笔削，又何必等待全面征集一百二十国的史书呢？唉！闵因的说法，也是没有证据而不能相信的说法啊。” 何乔新说：“刘氏《意林》这部书出现以后，关于《墨守膏肓》的论说就详细了。” 《春秋说例》《宋志》载十一卷【《玉海》载二卷，《中兴书目》载一卷】亡佚 《春秋文权》《宋志》载五卷【《玉海》载二卷】亡佚 王应麟说：《中兴书目》中没有记载。刘氏【攽】《春秋内传国语》《宋志》载十卷 亡佚 徐氏【晋卿】《春秋经传类对赋》

译一卷 存 晋卿自序说：“我读五经，特别喜爱《春秋》。研究《春秋》三传时，尤其推崇《左氏》。然而其中义理牵合，篇卷又多，以我浅陋的见闻，很难全部记住。于是利用闲暇时间，撰成一篇录赋，共一百五十韵，计算有一万五千字。想要包罗经传，统摄善恶，就引用经传的文辞来铺陈；想要交错编排人物名迹，贯通源流始末，就简取文句来概括；想要考察其中的典故事实，所以标明年代来验证；想要遵循它的格式，所以按照类别编排。首尾贯通，十成中可以得到九成。于是命名为《春秋经传类对》。将使读者穷究其所归，可以寻求枝叶；举出宏大的纲领，可以撮取关键要旨。其中立意有时迂远宽泛，措辞鄙俗粗野，不崇尚华丽而背离实际，只担心流于过度竞逐；不摘取诡奇之说来助成奇异，又怕伤害名教。因此把它收藏在巾箱中，以便自己查检；传给子孙，使他们谨慎诵习。我不敢把它流布于圣明之世，昭示给博学大儒，作为被讥笑取乐的材料。” 区斗英说：“这篇赋是徐秘书所作。江陵路总管、太原人赵嘉山得到它的善本，交给郡学，命人刻板印行，用来使诸生受到教益。” 考察这部书，晁氏《读书志》、赵氏《读书附志》、郑氏《通志略》、陈氏《书录解题》、朱氏《授经图》、焦氏《国史经籍志》，都没有著录。晋卿在皇祐年间任将仕郎，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区斗英是元至正年间中长沙教授。李氏【宗道】《春秋十赋》一卷 亡佚 王应麟说：“李宗道《春秋十赋》，对偶工整。例如说，越椒有熊虎般的形状，不杀掉他，楚国必然灭亡；若敖、伯石有豺狼般的声音，不除掉他们，国家就会因此丧亡。羊舌王子争论囚徒之事，而州犁在其中上下其说；伯舆联合请求，而范宣在其中左右逢源。鲁昭公的马将成为装马的匣子，卫懿公的鹤有乘轩车的待遇；于奚辞让封邑，而卫人借给他车服。晋侯请求开凿隧道安葬，周襄王便把田地赐给他。星辰已经运行一周，是鲁君的年岁；亥字有两个首，是绛县老人所说的年数。作《楚宫》，表现鲁襄公的欲望；楚国仿效夷人的言语，说明卫侯的死亡。夷鸡害怕成为祭祀用的牺牲，便截断自己的尾巴；大象有牙齿，反而因此焚毁自身。虞国已经不能再举行腊祭了，吴国难道会成为沼泽吗？鲁国喜爱弓，便请求谨慎守护宝物；郑国得到金器赏赐，盟誓规定不得铸造兵器。蛇从泉台出现，声姜去世；鸟在亳社鸣叫，伯姬死去。” 章氏【拱之】《春秋统微》《宋志》载二十五卷 亡佚 王应麟说：“《统微》依据三传，对于啖助、赵匡所未涉及的意义，用自己的见解作出判断，并且采纳陆淳可取的义理。” 李氏【清臣】《春秋论》二篇 存 杜氏【谔】《春秋防义》《宋志》载二十六卷 亡佚 杜谔自序大略说：“汉代胡毋生、董仲舒等人出现，于是《公羊》之学兴起；申公、蔡千秋的学说兴盛，于是《谷梁》之学兴起。学习《左氏》的人，又有贾护、刘歆之流，所以三家得以并立于学官。三家的不同议论接连出现，是非判断各自有所偏私。注释的意义，大多沿袭各家的流派。杜预拘泥于诸侯赴告，何休则杂入谶纬。范宁虽然致力于探求经义，又广泛采纳各家学说，但仍未能详尽。唐代的啖助、赵匡、陆淳也很精通【下缺】晁公武说：“皇祐年间，进士杜谔汇集《释例》《繁露》《规过》《膏肓》《先儒同异》《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议纂》《例辨》《疑微》《防摘》《微通》《例》、胡氏《论》《笺义》《总论》《尊王发微》《本防辨要》《集议》《索隐》《新义》《经社》等三千余家，编成一部书。后来仍然用自己的意见作判断。虽然他的学说不都能得到圣人的旨意，但能使后人广泛考察古今异同的学说，那么对于圣人的旨意或许也会有所获得。” 陈振孙说：“从三传以及啖助、赵匡等儒者，一直到孙氏《经社》，共三十多家，汇集起来附系在经文下面，有时还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说明；有任贯为它作序。” 张萱说：宋代皇祐年间，眉州杜谔作注，把三传以及三十多位儒者的议论分别附系在经文下面，并附加说明，共二十六卷。赵瞻《春秋经解义例》《宋史·艺文志》著录二十卷。已佚。《春秋论》

译《宋史·艺文志》著录三十卷。已佚。《宰辅编年录》记载：赵瞻，字大观，是凤翔盩厔人。元祐三年，任签书枢密院事。去世后，谥号懿简。晁说之作序说：“孔子自称三十岁立身，过了十年才做到不惑，这实际上是从立志求学以后又过了二十年。唉！求学而达到不惑，竟然如此困难。同知枢密院、谥懿简的赵公，终身研究《春秋》，著有《春秋经解》十卷，内容简约而易懂，文字简明而通达。但他认为杜预、啖助、赵匡等诸儒所讲的义例存在问题，于是作《春秋例义》二十卷。有人问：‘认为谁的说法有问题？’回答说：‘认为前人有义例却没有义理是有问题的。’又问：‘什么叫作义？’回答说：‘义理正当的，是正例，就像岳镇一样不可移动；义理有变化的，是变例，就像沧海涵泳，不能固定不变。等到把同类事例相互比附，右边记载志意，左边罗列事物，又像九州地域那样广博而能充实其中的义理，像群星那样繁多而能错落成文，那么简约的记述，就能使人窥见圣人的心志。’自从啖助、赵匡说《公羊传》《谷梁传》拘守经文、《左传》贯通史事以后，学者把《左传》当作古代史书，欣赏它的文章，沉迷于繁华辞采而玩味不已，从此不再谈论经义了。赵公却独自先以经文校验《左传》，不相合，就求证于《公羊传》《谷梁传》；又不相合，就求证于啖助、赵匡、陆淳等人；向远则独自追溯到董仲舒，向近则考察本朝诸儒。他尤其与孙明复辨析其所喜爱之处而不结党、所厌恶之处而无私欲：在名望很高的人面前，他毅然不受迷惑；在众人面前，他默然不受迷惑而坚持自己的判断。” 赵公还没有著书以前，世上有位著名的大儒提出纠正偏颇的说法，说：‘隐公并不是要让国，赵盾实际上弑了君；国内的人勇于听闻而顺从乡俗，没有人敢稍有不同。’赵公独自叹息说：‘难道我是沉溺于三传的人吗？可是《春秋》重视记载人的心志、考察细微之处，这又该怎么办？只相信简册文字而怀疑老师传授，专凭耳闻目见而忽略心志意旨，是学者最大的祸害。’隐公虽然不是贤君，但他让国的志向不能诬蔑为没有。赵盾不是州吁，赵止也不是公子般，因此不能说他们确实弑了君；如果把弑君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而加以深斥，那么对为人臣、为人子的忠孝之道，便会影响万世。众人有所怀疑，是可以的；谁说君子也要像那种说法一样怀疑他们呢？这样读《春秋》开篇，浅陋的我也能明白了。为什么子贡、闵子骞、公肩子、曾子、子石这些人反而对此迷惑呢？学者只知道防范夏，连一个字也不能措置了。唉！赵公对于《春秋》，可说是深爱而又勤勉用力了。赵公早年因濮议而名重天下，后来议论新法，在终南山下闲居十多年；晚年由于司马温公的话才被起用，不到三年，便参与枢密院事务。这些全都是把《春秋》的学问落实到行事上，却从未把所学随便说出口，又有什么困难呢？世人只知道赵公在朝廷上的作为，却不知道他所以如此的根由；他长期积累学问并身体力行，其中原因就在这里。”},{ 公还没有探究完自己所积累的学问，就死在任职期间。大夫和学士都为他悲痛，并庆幸这部书得以保存下来。绍圣元祐年间，我因婚姻关系，有幸承蒙公赐教。那时我已经荒谬地私下研究《春秋》之学，却不能真正领会公的问学；虽然曾经略略见过公的书，却还没有喜欢上它。到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才开始知道喜爱公的书，不禁叹息流泪，感到有无法补赎的悔恨。因此姑且听从公的几位孙子之请，为这部书作序，以补充墓铭、隧道碑文中遗漏的内容。宣和五年癸卯五月。陆绾的《春秋新解》。三十卷。已佚失。卢熊说：“陆绾，字权叔，常熟人。考中进士，官至朝奉郎、尚书职方郎中，充任淮南等路制置发运司运盐公事，赠官中散大夫。” 朱临的《春秋私记》。《宋志》著录一卷。已佚失。《春秋统例》。《通志》著录二十卷。已佚失。《金华志》说：朱临的先世居住在吴兴，五代时期为避战乱迁到浦阳，跟随安定人胡瑗学习《春秋》。胡瑗著有《春秋辨要》，认为只有朱临所得的学问最为精深。朱临晚年喜好唐代陆淳的学说，认为孔子去世一千多年后，讲解《春秋》的人没有谁能超过陆淳的书。后来因吕公著的推荐入仕，历任宣德郎、光禄寺丞，最终以著作佐郎的身份退休。王棐的《春秋义解》。【棐，《程氏本义》作“斐”。】《宋志》著录十二卷。已佚失。唐旣的《春秋邦典》。《宋志》著录二卷。已佚失。邹浩作序说：“真淡翁，是一位隐士。年轻时考中进士，以善于作赋闻名。后来因伯父质肃公的推荐，在州县任职。有一天事情不合自己的心意，他微笑着说：‘道难道在这里吗？’于是拂袖归去，便在汉水之上闭门不仕，差不多二十年。元祐八年冬天，我以教官身份来到襄阳，求见老翁，老翁没有拒绝我。我登上他的厅堂，进入他的居室，亲自聆听他的言论、观察他的品行，因而了解了他的内心。他曾经论说辨析经史百家之书，纵横考证，仿佛亲身处在那个时代，亲眼看见那些事情，仿佛就在当事人身边，亲自接受他们的教诲；我没有一次不是惊惧、感叹，认为老翁高远得难以企及。后来他把《论语》和《春秋》的文集分别编成两卷，共四十四篇，并以《周官》中治理国家的意义命名为《邦典》。自从三传以来，接连不断地把自己的见解当作私说的人很多。只有他在众说纷纭、错杂混乱之中，取《周官》加以折中，用来阐明孔子没有明说的意义；就像拿规矩检验方圆，像引绳墨区分曲直，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都能知道这是可信而无疑的。唉！《春秋》关于日月的传注，如果没有人来消除其中阴阳方面的邪说，使它恢复光明，那么世上那些茫然无所适从的人，要等待谁来使它成功呢？” 老翁对经学所作的贡献，可以说达到极点了。阅读这部书的人，如果以“上天默默成就万物”的心意来观察他默默成就经义的学说，那么《邦典》的深奥之处，自然可以得到领会。现在姑且摘录它的大意，以及老翁所以能够阐发经义的缘由，来揭示其端绪。老翁姓唐，名旣，字濳亨，号真淡翁。绍圣四年。陈振孙说：“唐旣，字濳亨，是《质肃》的侄子，自号真淡翁。他和儿子愗相互问答而编成这部书，邹道乡为它作序。” 孙子平、练明道的《春秋人谱》。《宋志》著录一卷。已佚失。《宋史》记载：孙子平、练明道共同撰写。王应麟说：“元祐年间，孙子平、练明道编纂《春秋人谱》，共列三十八国、一千七百六十五人，分为三卷；现在合并为一卷。” 张砥的《春秋传》。已佚失。据考，张砥研究《春秋》三十年，写成三十万字的书。当时他把书送给司马温公，托请司马温公替他向皇帝说明，希望废除三传之学而推行他的书，以伸张千百年来圣人尚未阐明的意义。司马温公将书封还给他，回信保存在文集之中。冯玉符的《春秋得法忘例论》。

译《通考》著录三十卷。已佚失。晁公武说：“本朝冯正符撰写。熙宁八年，何郯取他的书上奏，过了很久没有得到答复。推测是王安石不喜欢《春秋》的缘故。他的书对条例讲得最为详细，致力于贯通经义，不写浮华的辞藻。冯正符很曾同邓绾、陈亨甫私交往来，后来因言语获罪而被贬斥。” 陈振孙说：“冯正符，字信道，是蜀州晋原县主簿，遂宁人。他的父亲冯尧民，字希元，是乡里的先生。冯正符三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考中，在梓遂学任教授十年，著有这部书以及《诗》《易》《论语解》。蜀郡太守何郯首先把他的《春秋论》上奏朝廷。熙宁末年，中丞邓绾推荐他，得以接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王安石也厚待他。他的书开头辨析王鲁所说的‘素王’之说，以及杜预的三体五例、何休的三科九旨等荒诞妄说和穿凿附会，都是正当的论述。” 李焘说：“信道在熙宁九年，因为御史邓文约的推荐，被召到舍人院考试，赐予出身。邓文约不久获罪，被责罚出任虢略知州；信道也因被认为依附邓文约而获罪，丧失官职，回到故郡。后来又得到冯允南所作的墓铭，墓铭记载信道确实尊重何羣，师从何羣，他的学问大概是从何羣那里得到的。何羣的学问最高，国史中有他的传记。如果他的师友渊源果真如此，那么说信道依附邓文约以求进取，或许只是出于好恶而作的评论。王荆公执政时，废除《春秋》，不设立学官；但信道学习经学，尤其精通《春秋》。邓御史严谨地侍奉王荆公，不敢表示异议，于是先把‘得法忘例论’上奏朝廷，起初并没有说宰相不喜欢这部书。这也可以看出当时风俗还很淳厚，士人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并不专门因为利禄而停止作为御史，几乎比一般人高出一等。然而信道终究应当与何羣一同在国史中留下记载，只是邓御史偶然与他相知，恰好彼此受到牵累罢了。我过去的评论就是这样。如今信道没有子孙，他的书却被书商擅自改换姓名，归到了李陶陶名下。李陶陶字唐夫，曾向温公学习，号通经。李氏诸子中，唐夫最为贤能；但《得法忘例》确实不是唐夫的论述，不知情的人却妄自把它托名于他。” 杨彦龄的《左氏春秋年表》。《宋志》著录二卷。已佚失。王彦麟说：“元丰年间，杨彦龄撰写《据经传岁月为表》，开头叙述周、鲁，接着叙述齐、晋、秦、宋、卫、陈、蔡、曹、郑、吴、楚、越等国。” 《左氏发求》。《宋志》著录二卷。未见此书。家安国的《春秋通义》。《宋志》著录二十四卷。已佚失。《姓谱》说：家安国，字复礼，眉山人。起初任教授，晚年任监郡。家勤国的《春秋新义》。已佚失。《宋史》说：庆历、嘉祐年间，家勤国与堂兄家安国、家定国一同跟随刘巨防学习，并与苏轼兄弟成为同门友人。王安石废除《春秋》之学，家勤国对此感到愤怒，于是著《春秋新义》。陈洙的《春秋索隐论》。《通志》著录五卷。佚失。文氏【济道】《春秋纲领》四卷。佚失。晁公武说：“本朝文济道撰写。把史实编排成对偶句，属于▯求一类的书。” 《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一。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春秋》【十四】。朱氏【长文】《春秋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