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

译刘知几说：考察左氏解释经文的情况，有的经文只说到言语，而传中把事情讲得详细；有的传中没有而经文有，有的经文简略而传中详细。它的言辞简洁而精要，事情叙述详细而广博，确实是圣人的羽翼，也是撰述者中的冠冕。他又说：丘明能够用三十卷的篇幅，包举二百四十年的事情，没有一点遗漏。考察左氏之书，是传书中最好的；但当时经历汉、魏两代，始终没有列入学官。儒者都贬低这一家，却大力推崇公羊、谷梁二传。丘明亲自担任鲁国史官，从仲尼那里接受经文；论说他们所处的时代，两人同时存在；论说才能，也属同类。公羊、谷梁二家不过是孔门弟子的传人，位于先达之门，他们的人才、见识和体裁都不同，年代又相隔，怎么能拿他们的传说同丘明亲自接受的经文相比呢？他又说：丘明接受经文并作传，广泛包罗各国史事，大概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梼杌》等篇章，于是把它们搜集编纂，合成一部记录。假如只凭鲁国史策，单独询问孔氏，怎么能够把见闻搜罗得如此完备呢？他又说：周礼的旧事、鲁国的遗文，孔夫子因而加以修订，也只是保存旧有制度罢了。至于实录，则交给丘明，使善恶一定彰显，真伪全部显露。” 如果只使用孔子的经文而没有《左传》，当时的事情怎么能够详细了解呢？然而从丘明以后直到魏国灭亡，将近一千年，这部书逐渐废弃。到了晋太康年间，汲郡墓中发现的书籍，完全与《左氏传》相同。于是摰虞、束晳引用其中的义理来相互阐明，王接、荀顗取其中的文字来相互验证，杜预加以申述并作注释，干宝把它作为学习的准则。世人称其为实录，不再说它是错误的。啖助说：“《左氏传》记载周、晋、齐、宋、楚、郑等国的事情最为详细。记晋国时，每次出兵都列出将领和佐吏；记宋国时，每逢兴盛或衰亡，都详细列举六卿。因此可知，史策的文字各国不同。左氏得到这几个国家的史书，用来传授门人；其中义理靠口头传授，还没有写在竹帛上。后代学者于是加以推演贯通，汇总融合，按年月编次，作为传记。又广泛采集当时的文籍，所以还兼有子产、晏子以及各国卿佐家传，并把卜书、杂占书、纵横家之书、小说和讽谏之言等杂糅其中。因此叙事虽然很多，解释义理却很少，是非交错混杂，难以确证。它的大略都是左氏原有的旨意，所以与其他传相比，功劳最高。它广泛采集各家材料，叙事尤其完备，能够使百代以后的人大致看见事情的本末。” 刘贶说：“《左氏》编年记事，叙列诸侯并详细列举他们的谥号，可知是后人追述修订的，不是当时的正史。” 赵匡说：《论语》说“左丘明以此为可耻，丘也以此为可耻”，孔子是在自比，所引用的都是前代人，所以又说“私下把自己比作我老彭”。他又谈到伯夷等六个人，说“我却与他们不同”，这些人也都不是同时代的人。所谓丘明，大概是孔子以前的贤人，如史佚、迟任一类，只是在当时受到称誉罢了。杨亿说：雍熙年间校勘九经时，史馆有宋代臧荣绪、梁代岑之敬所校的《左传》，诸位儒者引用它作为证据。刘敞说：《左氏传》拘泥于诸侯赴告。崔子方说：《左氏传》的缺点在于浅薄。黄晞说：《左氏传》的凡例得到了圣人隐微的旨意。王晢说：“仲尼修订经书后，不久便去世了，当时门下弟子还来不及讲授，所以不能完整地说明圣人的旨意。此后书籍逐渐散失流传，分成五家，于是产生了异同的弊端。邹氏、夹氏没有成文的传本，只有左氏善于阅览旧史，又兼通众家学说，所得到的《春秋》史事也最为完备。他的书虽然依附经文而作，但在经文之外又自成一书，所以也有贪多而惑于异说、采集过度的地方；至于圣人隐微的防范，也颇为疏略。但总体上有本有末，大概出于一人撰述。” 程子说：“《左传》不能全部相信，只相信其中可信的部分罢了。应当用传来考察经文中的事迹，用经来辨别传文的真伪。”又说：“《左传》不是丘明所作；‘虞不腊’这类说法，以及‘庶长’，都是秦国官名，属于秦国的语言。” 李之仪说：“春秋时代，先王的遗迹还存在，所以一句话说出，便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存亡。孔子据此辨明是非来告诫后世，左丘明随着事情加以解释，明亮得如同星辰日月。孔子完成《春秋》而使乱臣贼子畏惧，丘明也有助力。” 刘安世说：“《左氏传》对于《春秋》中已有的内容，有的并不解释；对于《春秋》中没有的内容，有时又自行作传。读《左氏传》的人，应当把经看作经，把传看作传，不能把二者合成一体。这样以后才能通晓。” 晁说之说：《左氏传》的缺失在于专断而放纵。叶梦得说：“古代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因此有《国语》。现在《春秋传》称作左氏，而《国语》称作左丘氏，那么二者就不能视为一家。文章体制也各不相同，它们不是一家之书，十分明显。”又说：“《左氏传》记载事情而不传述义理，所以在史事方面详细，但所记事情未必真实。” 胡安国说：“论事情没有比《左氏传》更完备的，但有时失于荒诞。” 朱子说：“《汉书·艺文志》在《春秋》类中列出《左氏传》和《国语》，都说是鲁国太史左丘明所作。大概从司马子长、刘子骏开始，就已经认定是丘明所著，班生只是沿袭而加以坐实。到了唐代，柳宗元才斥责《国语》外传为淫巫之说，认为它不合圣人之道，不是左氏所作。近世刘侍读敞又根据《论语》考察，认为丘明是孔子以前的人，作《春秋》内外传的是左氏，不是丘明。各家的说法颇不相同。”又说：“读《春秋》必须把一部《左传》从头到尾看得意思贯通，才略能看出圣人删削取舍的意旨和当时事情的意义。”又说：“《左氏传》是史学，事情详细而义理稍差。”又说：“《春秋》这部书还……” 据《左氏传》看，当时圣人依据事实记载，把是非得失交给后世的公论，其中大概有言语之外的含义。如果一定要在一个字、一句话之间寻找褒贬所在，我私下恐怕并不是这样。林栗说：“《左传》中凡是说‘君子说’的，都是刘歆的言辞。” 吕祖谦说：“读《左传》必须看一个时代为什么兴盛或衰落，一个国家为什么强盛或衰败，一个君主为什么治理得好或乱，一个人为什么发生变化。能够这样读，就是所谓先确立对大局的认识，然后再看一部书的得失。”又说：“《左氏》一书，承接三代末流和五经余绪，学者……” 如果能在这上面尽心用力，就会有无穷的功用。又说：“《左氏传》综合整理史事，细密周详，后世作史的人很少能赶得上它。” 陈傅良说：“《左氏传》本来是依照经文作传，纵横上下、旁行溢出，都是为了解释和辨析经义，并不是自行另作一部书。”

译胡宁说：“左氏解释经文，虽然简约却很博洽；贯通各史的叙事，尤其详细，能够使百代以后的人完整看见事情的本末，它对于《春秋》的功劳很大。” 郑耕老说：“《春秋左氏传》共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叶适说：“《左氏传》中有完全采用《国语》文字的地方，到了《吴越语》却只采用了很少内容，《齐语》则不再采用，大概是把各国的记载合在一起，形成一家之言。可惜其他书已经不存，无法全面考察。汉、魏以来却相传认为《左传》和《国语》出自一人之手，其他人说出这种话，并不足怪。若贾谊、司马迁、刘向没有加以订正，那才是奇怪的事。”又说：“公羊、谷梁到了末世，只是靠口头传授流传的学问，空泛地铺陈虚妄义理；自从有了《左氏传》，才有本有末，简册完整保存，大义才有归宿。所以读《春秋》不能舍弃《左氏传》；二百五十多年间的事情明白如同一幅图画，舍弃它而另求，多半只是喜好标新立异。”又说：“公羊、谷梁的《春秋》到获麟就停止，《左氏传》以孔丘去世为断；如果没有《左氏传》，就不知道孔子最后的结局。”又说：“仲尼说：‘以臣下召唤君主，不可以作为训则。’所以经文说：‘天王狩于河阳。’左氏特意举出这件事，以显示孔子改动史书的义旨，说明其他地方仍然采用旧文。” 罗璧说：“《左传》和《春秋》起初各自是一部书。后来刘歆研究《左传》，才开始取传文来解释经文。晋代杜预注《左传》，又把经文的年份和传文的年份相互附列，于是《春秋》和《左传》两部书合成了一部。” 吕大圭说：尊奉左氏的人认为，丘明从仲尼那里接受经文，他的好恶与圣人相同。考察孔子所说“左丘明以此为可耻，丘也以此为可耻”，以及孔子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的意思，那么这个人应当在孔子之前。而《左氏传》记述《春秋》，事情结束于智伯，竟在孔子之后。解释者认为，与圣人好恶相同的是左丘明，而传述《春秋》的是左氏，这大概是有根据的。有人认为他是六国时期的人，有人认为他是楚国左史倚相的后代。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书中记有“虞不腊”等话；秦人把十二月称为腊月，而左氏所叙楚国事情极其详细。大概有无经而有传，却没有无传而有经，这也是一个证据。又说：左氏熟悉史事，公羊、谷梁深通礼制。大概左氏曾见过各国国史，而公羊、谷梁只是经学之士。然而左氏虽说完备记事，其中也有不能得到事实真相的地方。看他每次叙述一件事，必定追究事情的缘由，深于察究人情真伪，熟悉世故，往往只评论成败而不评论是非，习惯于顺应时代的趋向，却不明白大义所在。他记周、郑交换人质，说‘诚信不发自内心，交换人质没有益处’；评论宋宣公立穆公，说‘可以说是懂得识人了’。” 鬻拳以武力强谏楚子，甚至以兵器临逼楚子，《左氏传》却说鬻拳是爱护君主；赵盾逃亡时没有越过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叛贼，却说“可惜啊，越过国境才可以免罪”。这些都是由于他不明白义理的缘故；而他叙述事情失实的地方尤其多。这样看来，左氏记事固然不可废弃，却不能全部拿来作为依据。家▯翁说：从前孔夫子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起初，《春秋》和鲁国史书一同流传于世。学者考察鲁国史书，可以了解圣人作经的旨意。后来鲁国史书散失不传，左氏采集当时的事情，为《春秋》作传，是要让后人通过传来探求经。所谓左氏，推想其世代担任史官、与圣人同时的人是丘明。后来为《春秋》作传的人，是丘明的子孙，或者是他的门弟子。经文记载大略，传文叙述详细；经文举出事情的开端，传文叙述事情的结局。虽然未必完全得到圣人褒贬的旨意，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依靠它得以流传，怎么可以废弃呢？唉！假使左氏不写这部书，后人凭什么考察，来了解当时的事情呢？不了解当时的事情，又凭什么了解圣人的旨意呢？”}], 陈则通说：“《公羊传》《谷梁传》只是解释经文罢了。《春秋》没有记载的，《公羊传》《谷梁传》不可能凭空有；《春秋》已经记载的，《公羊传》《谷梁传》也不可能没有。左氏有时先于经文叙述事情的开始，有时后于经文补足事情的结局，有时依据经文辨析道理，有时错综经文以会通异说；论其所记的事情和文辞，远远超过《公羊传》《谷梁传》。宰咺归还▯，《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有详细记载惠公仲子的事情，唯独左氏说得清楚，我因此知道仲子是妾。郑伯克段，《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有阐发祭仲关于封段的言论，唯独左氏详加记载，我因此知道郑伯的心意。这一类对天下后世有功的地方还不少；如果没有左氏，我凭什么了解《春秋》呢？” 盛如梓说：“关于左氏，晦庵认为是楚人，项平父认为是魏人。程端学说：‘有人认为左氏《传》和《外传》是楚国左史倚相所作，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认为是左丘明所作，则不对。’” 黄泽说：“孔子作《春秋》，把它传授给史官和高足弟子。在史官一边，是丘明作传；在高足弟子一边，则一再传授，成为公羊高、谷梁赤。史官一边能够得到事实的真实情况，但义理间或有错误；高足弟子一边没有见到事实，往往凭自己的意思推测。至于他们所说的义理，间或还有可取之处，但事实却多有错误。斟酌而论，事实真实而义理有误，后人仍有依据来探求经文的旨意，这对经文根本没有损害；事实错误而义理间或有可观之处，那么即使说得大公至正，对经文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帮助，何况未必真能大公至正呢？假如不是左氏保存了事实，《春秋》就更加无法了解了。又说：左丘明，有人认为‘左丘’是复姓、‘明’是名，并不是传《春秋》的人；传《春秋》的人，大概姓左而名字失传。我认为，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这一说认为对，那一说认为错，哪里会有定论？现在按道理推求，孔子修订《春秋》，大概是遍阅各国国史、策书和简牍，都亲眼见到以后，才可以删削编定。圣人平日对各国的事情固然一向熟记于胸，但看孔子进入太庙后每件事都要询问，可见他并不厌烦详细审察。”

译何况删削编定《春秋》是要流传给万代的，所以知道孔子对此尤其应当详细审察。再说，策书记载的是重大事情，史官如果不拿给别人看，其他人就没有途径见到。如今的国史，若不是曾经担任史官的人，也没有谁能见到并了解其中的详细情况。孔子在回到鲁国以前，还没有修《春秋》的打算；回鲁以后，知道自己的道不能施行，才开始专心于此。他写成这部经，不过用了几年时间。如果不是全面看过国史，怎么能这样迅速完成呢？策书记载事情的大纲，不嫌简略；至于细节的详略，必须是熟悉史事的人才能知道。因此，这部书如果拿给学者看，即使是高足弟子，也不能马上理解；如果是在史官那里，即使不能完全得到圣人的本意，比起那些不熟悉事情始末的人来，仍有天壤之别。所以我采纳杜元凯的说法，认为左氏是当时笃信圣人的史官。又说：左氏是史官，曾经到过孔氏门下。古代竹简书册笨重，他写成这部传，要阅读许多文字，不是史官不能详尽到这种程度；不是到过孔氏门下，也不能这样坚定地信奉圣人。又说：《谷梁传》多用推测揣度的言辞，这应当是因为没有亲眼见过国史。” 《公羊传》出自齐人，齐国也有国史，但所记的事情同样有虚假错谬。大概国史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公羊传》《谷梁传》都有传授，而传授它们的老师已经不能见到国史了。因此知道左氏作传，必定是史官，又是世代任职的官员，所以末年传文应当是他的子孙续写的。又说：“谈论《春秋》的人大多指责左氏浮夸，但难道其中没有真实内容吗？如果能够略去浮夸而取其真实，那么它对经文的益处自然不少。怎么可以因为它有短处就抛弃它的长处呢？如果想舍弃传文来寻求经文的意义，不仅不了解左氏，也同样不了解经文。”又说：“近世学者因为左氏记载楚国事情较为详细，就认为左氏是楚人，这是执着于一端的说法。周室衰微以后，号令不能达到诸侯，事权多出于晋国，其次是楚国，所以晋、楚的事情多于周王室。如今只因记载楚事详细，便认为他是楚人，这说明并没有深入探求其中的原因，只是看到了一个可笑的结论。” 何异孙说：“左氏长于考察事实，但义理疏略；《公羊传》《谷梁传》在义理方面颇为精细，但考察事实却简略。左氏的义理不及文辞，《公羊传》《谷梁传》的文辞不及义理。左氏所得之处，正是《公羊传》《谷梁传》所失之处；《公羊传》《谷梁传》所得之处，正是左氏所失之处。” 邵宝说：“圣人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并不是因为有了《春秋》就废弃鲁史；《春秋》流行以后，鲁史也随之流传。然而鲁史在哪里呢？今天的《左传》就是它。为什么称为‘传’？因为传是附属于经文的，左氏大概对它作了修饰。” 罗钦顺说：“《春秋》的事情和事迹，没有比《左传》记载得更详细的。左氏对于圣人删削编定的意义，虽然没有多少发明，但后世学习《春秋》的人，能够以它所记的事迹为依据，于是可以推测经文意义所在，它的功劳也不小。” 何孟春说：“《春秋》是一部史书而又成为经书的著作。学习这部经，必须以史书为根本。经文用来标明义理，史书用来完备事实；经义隐微，而史事显明。《左氏》是完备事实的书。仲尼作《春秋》，丘明根据圣人的删削编定，把隐含在事情中的义理排列出事情的次序，并用传文来充实它。所谓充实，就是使它显明。所传的事情都有考据，先于经文或后于经文，都把事情的原委探究得很详尽，不是后来《公羊》《谷梁》《邹》《夹》四家只有空言所能相比的。可是世上尊崇这部经的人，却反而同左氏立异，流行着口头议论，甚至超出四家之外，这是什么原因呢？” 罗喻义说：“左氏原本自成一部书，后人把它分割开来附在经文之下，正如《易》的《小象》《文言》分别附属于各卦一样，应当恢复它原来的样子。” 尤侗说：“从司马迁、班固以下，都相信左氏就是丘明。只有啖助、赵匡立说来驳斥这种说法，而王介甫断定左氏是战国时期的人，列举了十一条理由。根据《左传》记载韩、魏、智伯的事情以及赵襄子的谥号推算，从获麟到赵襄子去世已经八十年。孔子说‘左丘明以此为耻，丘也以此为耻’，那么丘明必定是孔子前辈，怎么会在孔子去世七十八年以后，丘明还能够著书呢？《诗经》有大、小之分，毛氏之书有大、小之分，夏侯氏的《礼》有大、小之分，戴氏是战国时期的人，难道会没有左氏吗？一定要把它落实为丘明所作，也太拘泥了。” 考察孔子作《春秋》，如果没有左氏为它作传，那么读者凭什么探究事情的始末呢？左氏的功劳不小。不只是把事情记载得详细，它的文辞简洁扼要，也是别人无法比拟的。比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传文说“元年春王，周正月”，与经文相比只增加了一个“周”字，但“王”是周王，“春”是周历的春季，“正”是周历的正月，都清楚地显明了。后世斥责周王、尊崇鲁国的邪说，以及以夏历冠于周历之上的一句话和改动时令、月份的纷纭争论，都可以凭左氏这一句话加以判定了。” 又考察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左丘失明，于是写有《国语》。”应劭《风俗通》说：“丘姓，是鲁国左丘明的后代。”这样看来，左丘是复姓，十分明白。孔子作《春秋》，明明就是《左传》的经文；《春秋》只记载到获麟，《左传》却详细记载孔子去世。孔子去世以后，周人按照避讳来事奉神灵，孔子的名字最终也将被避讳。作为弟子，自然应当避讳老师的名字。所以这里只称《左氏传》，而不写左丘。” 《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七十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春秋》第三 公羊氏〔公羊高〕《春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