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四十五

译十卷。已经散佚。袁桷撰写墓志说：“隐士刘庄孙，字正仲，天台人。他研究五经，承接宋代诸儒先前整理、续接和统绪的学问。关于《诗经》，从苏辙开始，到郑樵完成；关于《易经》，从王洙开始，东莱吕氏才确定为十二篇。胡宏辨析《周官》，俞廷椿于是逐渐为它编排次序。《尚书》有今文、古文两种，陈振孙搜集材料、援引依据，已经明确可靠。至于所谓传心之学，仍然犹疑徘徊，不敢置评。到了正仲，才愤然说道：‘我不能接续声响而随声附和；我尊重前人听闻，继承前人的言论，各自撰写论著，不埋没事实，这样先儒的传承就会更加显著。’” 杨刚中《易通微说》已经散佚。《金陵新志》说：杨刚中，字志行，他的祖先是松阳人，后来迁居建康。历任文林郎、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被召任翰林待制、承务郎兼编修官，因称病辞职离去，著有《易通微》《说诗讲义》若干卷。李学逊《大易精解》已经散佚。《闽书》说：学逊是忠定的九世孙，博学多闻，尤其精通《易经》，著有《易精解》。彭复初《易学源流》已经散佚。《江西通志》说：“彭复初，安福人，精通《易》范，曾以米子、邵子的学说为依据，著有《易学源流》。” 盛象翁《易学直指本源》已经散佚。《台州府志》说：盛象翁，字景则，太平人，由荐举征召任汀州教授，仕途最终做到昌国判官，学者称他为圣泉先生。程璹《易学启蒙类编》已经散佚。虞集作序说：“朱子谈到传授《易经》的人时说：‘邵子传承伏羲的卦画，程子推演周代的经文，大概是想探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易》。如果舍弃邵子的学问和程子的学问，就没有办法前进了。’朱子著《易本义》，多有补充和填补程子的义理；又作《易学启蒙》，以《河图》《洛书》为根本说明卦画，这样先天之说就可以窥见了。然而我独自感到奇怪：邵子、程子同时代出生，居处又很近，道术也同出一源，年龄相差也不远；可是叔子注释《易传》，没有听说他曾同邵子讲论阐明什么，而伯子曾说邵子的学问是加倍法，后来再问他，他又说已经忘了。等到听说他诵读‘风天小畜’和‘天附地，地附天’的说法，才叹息说：‘从前我曾从茂叔那里听到过这些。’唉，难道不是三位君子的《易》学在心中彼此契合，却没有相互询问辨析，所以没有办法传闻给后世吗？因此朱子有《易学启蒙》这部书，大概是说初学者开始求知于《易》，不可不从这里启发端绪。某曾私下学习这部书，却没有所得；后来同当今国子祭酒鲁公一起任成均司业，为求学者相互阐发说明这部书，把它作为教学内容。几年以后，在朋友之间，也唯独听到鲁公以此为志，并赞叹他不知疲倦、不感厌烦。” 新安人程璹把自己所著的《类编》拿给我看，大概是选取朱子和门人平日谈话中涉及这些内容的部分，汇集起来附在书中。我深深赞叹他能从这里懂得为学之道。用言论来著书，文辞就精练简约；老师和朋友之间的问答，语言就明辨而广博。精练简约的文字，必须深思以后才能理解；明辨而广博的语言，则使人畅快而通达。这就是善于学习的人读古人书籍，便能把它变成今日耳目所见所闻的原因。程璹年纪正壮，他的进步不可限量，又怎能不因此赞叹称美呢？新安是朱子的故里。我听说那里的山林之间，仍有缙绅先生和头发斑白的老人相互传授，使遗留下来的言论和失传的学问仍有保存；程璹大概已经见过许多这样的人了吧？我已经老了，若能在江湖之上往来游息，还应当跟随程璹去求见这些人，向他们求教。” 侯克中《大易通义》已经散佚。袁桷作序说：郡侯郭文卿给我看一帙《大易通义》，说：“这是贞定侯先生所撰述的。”先生幼年失明，听一群孩子诵读书籍，不到一天就能全部记住他们所传授的内容。稍长以后学习辞章，自以为不必求学也可以有所成就。后来悔悟说：“我的心明白，舍弃浮华而食取实际，没有什么比探究义理更重要。义理用来承载道，推究《易》的本原来求取它，就能得到义理。”于是专心精读《易经》，旁通曲折隐微之处，参以自己的见解，命名为《通义》。读他的书，内容浩大而详尽，论述简约而显著。依据义理来考察卦象，似乎有所遗漏，却又不敢废弃象。袁桷学习《易》大概也有多年了。推究八卦排列以后，卦象便随之确立。因此卦有义理，有卦象。义理有时以言辞作为象，卦象有时以义理发挥作用。义理与卦象不能偏废一方。圣人担心言辞杂乱，所以各卦的彖辞专门讲义理，而取自身、取万物的内容，全都见于爻辞。又担心《说卦》中关于义理的彖辞仍不足以穷尽，于是又系以《上经》《下经》，而卦象、卦位的明确说明，都见于《说卦》，可以说周备而尽善了。后来的儒者，先讲义理的往往流于浮泛简略；广泛取譬而拘泥于象的人，则连微言只字都全拿来作为卦象。双方各自争立，彼此都有弊病，三位圣人的防范原则于是茫然无知，不知道归向何处。” 自从朱文公阐发变象之说，学者才知道应当以什么为宗旨。侯君思虑深远，见识幽微，依据防范之道而提纲挈领，大概将成为程子的忠臣，仿效文公而进入邵子的学术领域；不是潜心学习、尊重前人学说的人，不能做到这一点。今年他已经超过九十岁，面色仍康健不衰。先生名克中，字正卿。郭侯让我为他的书作序，书将要付梓，我没有推辞，便为它作了这篇序。” 谢仲直《易三图》

译十卷。已经散佚。袁桷作序说：“上饶谢先生隐居在建安，番易的吴生蟾前往向他学习《易》。后来吴生拿出他的图，说：‘建安的学问传给彭翁，彭翁的传承来自武夷君，但不知道是谁传授给他的。有人说，这是把它托付给隐秘之人，所以称为武夷君。’又说：‘我的《易》是神妙的，《易》为什么称为神妙呢？神妙是《易》的开始。《易》不可以勉强命名，但不命名就无所谓《易》了。希望您为它说明防范之道。’袁桷说：‘所谓亡失《易》，并不是圣人的本来防范之意。用神妙来会通圣人的《易》，这样才是正确的。然而《易》成为神妙之学，没有端绪而无法看见。正因为没有端绪，所以没有固定形体。保存它并使它明白，数于是产生；数产生以后，才开始有变化；变化确立以后，防范便以义理为依据。义理是统一的。义理不能穷尽《易》，因数而确立的是义理；利用变化来逆测的，不是义理。因此说：‘阴阳变化不可测，叫作神。’起初，晁以道记述传授《易》的统绪，划分确立疆界，使后人不至于把伪说传到荆州。袁溉道的防范之学开始从薛翁那里接受，《易》于是又得到传授。袁溉才把它传给永嘉薛季宣士龙。薛氏传给袁氏时，曾说洛学遗留下来的学问多在蜀、汉之间，所以士大夫听到这种说法的，争相暗中购买求取。” 后来有二张：张行成精通象数，张演通晓玄理。最后朱文公嘱托他的朋友蔡季通前往荆州，又进入峡中，才得到这三幅图。有人说，《洛书》的传承，文公没有能够见到；如今蔡氏所传的书始终没有刊出图，藏在他的孙子蔡抗那里，秘不示人，不再流传。临卭魏了翁曾经怀疑这件事，想加以考订贯通，最终却无法得到。蔡季通家居武夷，如今彭翁所绘的图，疑心出自蔡氏，可惜彭翁没有说明它的本源始末。谢先生的名字如今没有记载，但他的结局，世人还能传说。” 赵汸说：邵庵虞公曾经得到江东谢仲直氏传授的学说，把先天八卦圆图作为《河图》的九数，把九位方图作为《洛书》的十数，把五位作为五位相得之图，心中一向很赞许它。张理《易象图说》

译六卷。现存。张理自序说：“《易经》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们。图书是天地阴阳的形象。《易》是圣人用来描写天地阴阳神妙变化的。因此一动一静，形成了阴爻和阳爻。阴阳爻的奇偶相生，生生不息，动静相互变化。四象上下左右相交，于是《易》的卦画便形成了。”▯用来画天，▯用来画地，▯用来画水，▯用来画火，▯用来画泽，▯用来画山。风由泽而成，雷由山而成。卦用来表示形象，象用来命名，名称用来显明意义，意义用来端正辞文。辞义通达，《易》书就写成了。将要用它顺应性命之理，探究礼乐的本原，使变化完成、使鬼神运行，这些道理总的来说都不超出图书的象和数而已。图中的天……”},{ “○”表示一，图中的地□表示▯，图中央的□表示四象□行。阳数一、三□，是参天之数；阴数二、四，是两地之数。参天之数为九，是阳的作用；两地之数为六，是阴的作用。书中的横向三画，是卦的形体；书中的井字九格，是卦的位置；书中的纵横□□，是卦的组合。河图与洛书相互经纬，□□是图书的枢纽。用□重□□，那么左右前后就是河图四正的形体；用□交□□，那么四正四隅就是洛书九宫的纹理。顺着向左旋转，是天的圆浑仪，也是历法和观测天象由此制定的依据；逆着向右布列，是地的方形疆域，也是封建、井田和牧养制度由此开创的依据。用圆来包容方□，用方来规范圆□，就能包罗天地的变化而不遗漏，使万物各得其宜而无所遗失。只有人，是天地的德性、阴阳的交会、鬼神的精气、□行的秀美精气。人的身体上半部与天相同，下半部与地相同。头圆而脚方，腹部属阴而背部属阳。眼睛属离，向外明察；耳朵属坎，向内聪听。口和鼻与山泽相似，声音和气息象征雷风。所以天下的道理都得到体现，而人的位置便确立在天地之间。由此可知，《易》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易》。所以推演它而绘成图，彰显为六位而三极完备；排列为六节而四时运行。合起来成为六体，人的形体便具备了；贯通成为六脉，神气便完整了；表现在六经上，治理和教化便确立了；协调成为六律，音声便和谐了；设置为六典，政令便得到整治；统率为六师，国家便得以安定。因此，依据六位来阐明道，依据六节来排列德，依据六体来探究本性，依据六脉来凝聚天命，依据六经来考察礼，依据六律来匡正乐，依据六典来平定政事，依据六师来谨慎用刑，于是《大易》八卦的体用便完备了。八卦彼此交错，相互摩擦激荡，于是重叠起来，使变化贯通，推演运行，六十四卦圆图、方图和变用图便产生了。圆形用来效法天，方形用来取法地，变化用来顺从道，作用用来调和义。然后用蓍□来综合其数，用变卦占筮来阐明筮法。分卦、揲蓍、归纳，交错、重叠、反复变化，全都绘成图，以显明卦象；又撰写解说来阐发其中旨趣。虽然这些说法未必本于先儒传注的旨意，或许也差不多能够说明圣人创作《易》的大意。加以修改订正，详细审察校订，这大概是对同道者寄予深切希望。贡师泰作序说：“清江人张理，字仲纯，研读《易》而有所心得；在朱子《本义》所列九图之外，又推演绘制了十二图，以阐明阴阳、刚柔、奇偶的象。这样一来，动静、阖辟、往来、交互，变化、纵横、上下，都坦然明白地显现出来了。有人说，《易》的道理，幽深处可通于鬼神，显明处可见于礼乐；凡是天地之间事物大小、终始、进退、得失、吉凶、存亡的道理，无不兼收并蓄而完备具存。如今把它们一概约括在图中，果真足以穷尽天下无穷的变化吗？”唉！君子闲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辞。卦辞精微而难以领会，卦象显著而容易明白。由卦辞达到卦象，根据卦象来阐明卦辞，那么辞与象的先后关系，也就清楚可见了。何况《易》的卦画取法于天地，《易》的名称取法于日月，彖辞取法于彖，象辞取法于象。象本来就从未离开过《易》。既然如此，这些图的制作，如果不是对《易》有深刻心得的人，哪里能够知道呢？从前江陵项氏著《玩辞》，用来阐明程子的《易》，尚且担心有西河疑女那样的讥叹。这些图对于朱子，大概也类似这种情况吧。黄镇成作序说：“《易》的象与天地相准，所以天地的道理没有不包括在其中的；因此阴阳错综、奇偶离合，无不可以彼此相通。《周官》所说的三《易》，经卦都是八个，分卦都是六十四个；以八卦为经，以六十四卦为纬，画卦的次序和先天图的位置，就清楚了。那么伏羲创作《易》的时候，已经有了这种图，并把它传到了三代，所以孔子关于极、仪、象、卦因而重之的说法，以及京君明、魏伯阳纳甲卦气的方法，都是圆图的次序；这样看来，先天图流传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只是后世说《易》的人不再追究作《易》的根本源流，所以图虽然存在，学者却没有传承下来，到邵子以后才重新得到它。先儒说邵子从李穆那里得到此图，李穆又从希夷那里得到；料想其中一定不会虚妄。有人又说，启蒙先天图出自蔡氏，朱子因袭了它，却不知道朱汉上已经有此图，那么它出于邵氏就无疑了。即使圣人再生，也不会改变这种说法。然而《易》的道理广大无穷，学者能够随着自己的见解而有所收获，只要出于自然、没有穿凿附会，即使是古人没有阐发过的，也足以成为一家之言。”清江张君仲纯，资质聪敏而求学笃实，对于各部经书没有不通晓的，尤其精通《易》。他曾凭借玩味探索所得，撰成《易象图说》一编，其中关于极、仪、象、卦的图，以奇数在上、偶数在下，分别产生阴阳、刚柔、内外、交变；卦画的根源、四时的意义、性命的学说、图书的数理、蓍策和变占等，无不周备。

译六十四卦圆图，以乾、兑、离、震、坤、艮、坎、防循环旋转排列，于是天地的动静、一年周天运行的气节、一个月太阴运行的度数，都可以看见。方图以乾、兑、离、震、防、坎、艮、坤为序，纵向自上而下，横向自左而右，于是《参同契》、邵子的《太易吟》、十二月的卦气、二十八宿的象，都可以推演出来。变通图由乾坤反复相推，阳气依次向左上升，阴气依次向右下降，于是六阴六阳辟卦的次序，清楚地可以考察。致用图将后天八宫各自变出七卦，于是四正四隅反对的卦象，井然有序而有条理。这些图都巧妙整齐，不劳费心思，丝毫不能增减，也没有一点空隙可以妄加拟议。所谓出于自然、没有穿凿附会的作品，应当接续邵子、朱子的图而自成一家，也可以由此看出《易》象无所不通。只是学者能够随着自己的见解而确实有所心得，然后才可以传给后世而不使人迷惑。仲纯学力高明，我同他相知最久；图说完成后，他首先谦敬地拿来给我看。我特别喜爱其中卦象浑然完整而条理精密，所以冒昧写在卷首，归还给他。” 《闽书》说：张理，字仲纯，是清江人。他曾在武夷山跟随杜本学习，完全得到杜本的学问；又把自己从《易》中所得推演成十五幅图，用来阐明天道自然的象，书名为《易象图说》。延祐年间，任福建儒学提举。白云霁说：“仲纯内篇中的各图，是阐述邵子、朱子二位先生先天之学的。” 《保八易源奥义》〔总名为《易体用》〕 一卷。现存。《周易原防》。六卷。现存。《周易尚占》。三卷。已佚。保八进给太子的笺文说：“自从龙图的图画出现以后，象数之学便开始兴起。发展到六十四卦写成书，成为百千万年可以明鉴的准则。伏羲、文王、孔子阐发先天之妙，京房、费直、王弼扩大后世的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寻求言语表面的筌蹄，也应当参究胸中的关键。凡是以管窥蠡测来探求精深义理，都是靠日积月累来下深厚功夫。如果能够得到其中真意，哪里敢把它的奥秘私自藏起来？我不顾自己一向学识浅薄，冒昧将所得投进青宫。希望在虎闱讨论经义、举行齿胄礼的时候，特别加以批阅；在鹤禁延请儒臣的时候，再赐予表彰。”太中大夫、前黄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臣保八上奏。任士林作序说：“《易体用》是贰卿保公所著。作为一部书，《易》的内容广博而宏大。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心意，经过千年才得到解释，就像在早晚之间遇见他们一样。大概《易》的道理，远可涉及天地的始终，近可涉及一天的昼夜；大可涉及治理天下国家的纲纪，小可涉及一身的进退得失。体会并运用于这些方面，没有不包括在其中的。因此，只举道理来说，虽然神明般通达，却遗失了末节；只举数来说，三、五之数虽已形成，却离开了根本。变化显现而观象者去寻求它，便会受制于具体事物；吉凶产生而崇尚占筮者玩味它，便会被征兆束缚。然后把它体察于自身，施行于日常事务，这样才能得到易简的道理，这就是《体用》一书创作的原因。然而我曾经论说过：卦虽有六十四，而《易》并不止于六十四卦；爻有三百八十四条，但考察其中的情理、贯通其中的事变，又哪里是一爻一辞所能穷尽的呢？如今看贰卿的著作，仍免不了言语之下还有言语。大概离开言语，道理就无法彰明；离开道理，言语也不能成立，言语和道理是相互关联的。这样以后，体用之学才能施行。读贰卿《易》的人，应当到言语之外去求取它。” 牟瓛作跋说：“普庵传述圣人的完整经典，使它善于运用于今日；其中一定有无形之体，把四位圣人的纯正心意参合于三千七百多年以前。在《易》中画成图，以卦象作为根本依据，我对此惊叹不已。” 黄虞稷说：此书有方回、牟瓛的序，序中称作者为普庵；“公孟”是他的字。各种书也把它题作《易体用》。

译纥石烈氏【希元】《周易集传》。未见【《菉竹堂目》有著录】。袁桷作序说：“观察卦象而画卦，是庖牺的根本依据。根据言语和意旨来扩充卦象，是三位圣人的根本依据。王弼后来出现，附会小象来说明道理，前代儒者没有能够指责他的。至于《系辞》《说卦》等篇，王弼却不能措辞；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王弼几乎就是偏于一端了。《十翼》的创作，有《彖》，有《象》；专门从道理方面创作《彖传》《象传》的，是孔子的意旨。既然如此，文王、周公所作的彖、象，难道全都是道理吗？回答说：不是。卦本来依据卦象，八卦首先确定名称，把名称作为卦象，例如井、鼎、小过就是这样。根据言语和意旨来形成卦象，伏羲有所言说而人们不能理解，文王、周公才开始加以申明。文王的言语见于《彖》，周公的言语见于爻，这一点就不必等我说明了。《易》有圣人之道四种，如果《彖传》《象传》果真只说言语和意旨，那么变化和占筮取什么作用呢？回答说：有变化，也有占筮。伏羲画卦并不因九、六而发生变化，变化在占筮中显现，文王就在《彖》中附带说明。卦象从未开始分离，文王才开始把它分开。变化迅速的，没有先于蛊卦的，这是忧虑世事深切的表现。若分说卦象，师、晋、小畜之类就是这样。爻因占筮而变化，是通过筮法显现的；它直接显现的，有渐、小畜、讼之类。” “把彖、爻合四种情况来谈，孔子却不作一句统一说明，为什么呢？回答说：可惜啊，这正是孔子的意旨。事情没有比言辞更重要的，言辞若没有道理，就不能判定人事的吉凶；卦辞妄乱，灾咎便由此兴起，若把变化和占筮放在前面，《易》几乎就成了卜筮之书。器物由运动而形成，运动之后才归于静止；从静止处观察运动，并从中取法，这就是卦象，其意义就广大了。孔子在《说卦》中才开始汇集这些内容，以汇集来穷尽变化和占筮；由此看来，变化和占筮是筮法的起点。所以《说卦》第一章先讲蓍草，第二章接着讲卦；先天之说用七句话说明，担心人们沉溺于占筮。后天之说用一句话说明人，乃是人事的根本，最后以卦象作结。从前康节邵先生作《方圆环中图》，把天道和人事合在一起，都是以《说卦》为根本，推类扩充而达到的；由此可知，聪明通达的人，并不需要反复告诫。至于《系辞传》所说设卦的方法和穷尽神妙变化的道理，在爻辞方面详尽无遗，丝毫不能改易。积累爻而形成变化，《易》的运动从方寸之间开始，散布到六合之中；幽深微妙而又广大，取用它却不能穷尽，回应它又好像有所遗失。依据卦来测知善恶，即使善于筹算的人也不能穷尽。全世舍弃这一点而彼此矛盾，即使经过百世也不能解开。所以我说：不通过《系辞传》，就不能了解《易》的学说。” “邵子的学说不是我的学说。我袁桷不才，读《易》二十年，年岁渐长，所见所感反而更加惶惧。纥石烈君希元专心好古，精思研究《易》，搜集采择疑难义理；我私下曾感到惭愧，不能回答他，最终他竟先于我完成了这部书。此书不穿凿附会以求通达，不拘泥成说而强行牵合，保全其精纯，足以流传后世。因此，他把我过去所说的话置于篇首，使人知道他同于我而又有不同，是要革除株守一端的偏弊。这样说来，我的著作与他究竟相同，还是不相同呢？” 柳贯在荐举状中说：“我恭敬地看到成都处士纥石烈希元，年过半百，专心穷究经书；对于《易》《春秋》二书，精细考察，探究幽深玄妙，不违背先儒训释的根本依据，自己领会圣人制作的精微。他安于贫困而以道为乐，仿佛准备终身如此；孝友的品行在家庭中得到表现，信义的实际在朋友中受到称誉。近来，翰林、集贤诸位老臣以及监察御史，惋惜他老于文学，曾多次联名上章推荐。有人说，京师是首善之地，有这样一位安静恬淡的士人，唯独能够把声名利禄置之度外，专心学习、努力践行；起用他，可以作为四方的表率，振兴风俗教化，这不只是为希元个人着想。我忝任奉常，每天都担心职事旷废。讨论礼典、考核仪文，必须得到通晓经学、熟悉古制的儒者，才称得上合适的人选。我熟知他的贤能，冒昧举荐他来代替自己。如果此事转达上闻，可让纥石烈希元权充博士，代替我所留下的空缺，他一定能够整治并办好职务，上以副合朝廷优待贤能、崇尚礼教的仁德。” 赡思《奇偶阴阳消息图》。一卷。已佚失。《元史·赡思传》说：赡思，字得之，他的祖先是大食国人，归附朝廷以后，家族定居真定。泰定五年，因遗逸之士被征召；天历三年，被召任应奉翰林文字。至正十年，任秘书少监，去世后，谥号文孝。赡思对经学造诣深厚，尤其精通《易》学。至于天文、地理、钟律、算数、水利，以及旁及外国的书籍，他都极力研究。家中贫困，有时连稀粥也不能持续供应，但他考订经传，常常以此自得其乐。著作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经义考》卷四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四十六。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易》【四十五】。袁氏【桷】《易说》。已佚失。苏天爵记载说：“袁公名桷，字伯长，是庆元鄞县人。大德初年，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升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随后升为修撰。任满两考，升为待制，进拜集贤直学士，改任翰林直学士，升拜侍讲。官阶累积至奉议大夫。泰定初年，辞官归乡，去世后，追赠中奉大夫、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陈留郡公，谥号文清。” 任氏【士林】《中易》。已佚失。《宁波府志》说：“任士林，字叔实，他的祖先是绵竹人，后来迁居奉化，在会稽讲道，在钱塘授徒。至大初年，经推荐授任安定书院山长。任士林自序说：‘伟大啊，《易》！确立天道，叫作阴与阳；确立地道，叫作柔与刚；确立人道，叫作仁与义，如此而已。因此，在天上形成象，在地上形成形，这是圣人设置卦的适宜原则。使它发生变化并加以裁制，关键在于变化；推演并施行它，关键在于通达；使它神妙而明白，关键在于人。这就是圣人作《易》的根本依据。《易》啊，《易》啊！彰明过去，察知未来；探索深奥，达到远方；推究开始，返回终结，其中的机微真是神妙啊！’孔子说：‘舜隐藏恶行而宣扬善行，把两端都掌握在手中，取其中道施用于百姓。’说的就是这个。《诗经》说：‘鸢鸟飞到高天，鱼儿跃入深渊。’说的是上下都明察。然而子思去世以后，中庸之道不再彰明，《易》的意义也隐没了。我生在千年之后，独自怀抱完整的经典，潜心研究思考，已经多年；后来豁然领悟天地变化、人事始终，于是创作《中易》，分为上下两篇，三次陈述卦象，用来穷尽河图、洛书的数理，成就大衍筮法的作用，体现天地的创作，说明盛德大业、显明仁德而藏蓄功用；以坎、离为一本，说明颐、大过的奥妙，既济、未济、随、蛊的机微，井、噬嗑、贲、困的感应，屯、鼎、革、随的推演，圣人通达变化、确立言论的根本依据，清楚明白。”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全都在这里了，难道可以不加以探究吗？孔子说：‘上天说了什么呢？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上天说了什么呢？’这就是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 陈氏【禧】《周易略例补释》。一卷。已佚失。吴澂作序说：“伊川程子《易传》尚未完成时，常常让学者研读三家《易》书：第一家是王辅嗣，第二家是胡翼之，第三家是王介甫。汉代儒者喜欢用术数谈《易》，用义理注《易》，是从王辅嗣开始的。唐初诸儒作疏义，完全废弃各家的注释而唯独采用王辅嗣的注解，原因就在这里。王辅嗣在解释经文之外，撰有《略例》二篇。上篇分别论述彖、爻、卦、象、位，各为一章；下篇先列五条总说，最后以十一卦作结，只是大略概括一部经书的纲要罢了。唐代邢璹有《略例注》，如今潮阳陈禧为它作补释，阐发说明了许多内容。他是王氏的忠臣、邢氏的益友。陈禧年纪很轻，却专心于经世武功，同时从事文章。他是诸侯之子，却和庶士一样入学共同学习。这就是他的天资与常人不同之处。” 熊氏【良辅】《周易本义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