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五十六

译《宋志》记载一卷。现存。黄干说：「先生修改《大学》，没有一天停止过；《诚意》一章在完成前三天才最后修定。」 陈振孙说：「朱子的章句，大体上以程氏为宗旨，会合各家学说而取其中道，又记载自己辨析、论定取舍的意思，另作《或问》附在后面，都是朱子亲自作序。至于《大学》，还相当程度地补正了其中脱落的简牍和缺失的文字。」 王应麟说：「淳熈十六年二月甲子日，文公为《大学章句》作序；三月戊申日，为《中庸章句》作序。这两部书各有《或问》，《中庸》又有《辑略》。」 黄震说：「晦庵先生表彰《四书》，于是把《大学》列为首部。他所定的章句，又与程氏不同。从《修身》一章以后，程氏曾经移动改易的地方，如今全部仍依旧文。现在世人所诵习的，只有章句而已。」王袆说：「《大学》原在《礼记》中，通篇本是一篇。朱子开始把它分为经、传，以明明德、新民、止善为三纲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条目。只是其中格物、致知的传，朱子认为已经亡佚，便加以补写。谁知道它并没有亡佚呢？现在就从这部书中查考：『有言道：知道应当止于哪里，然后才能心志坚定；心志坚定，然后才能镇静；镇静，然后才能安宁；安宁，然后才能思虑；思虑，然后才能有所收获。万物都有本末，事情都有终始，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这就是所谓知道根本。『孔子说：听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话，必须使诉讼不再发生吗？使没有事实根据的人不能把他的言辞全部说尽，使百姓的心志深深畏惧。』这就是所谓知道根本，这就是所谓认识达到极点。这十七句足以作为格物、致知的传。大概如果把错简放在别处，它们就是多余的话；而取来作为传文，却极其精密切合。朱子勇于补写，却不知道移动原文，为什么呢？」 况且三纲领、八条目之外，哪里还有所谓本末，竟要另外列出它吗？」董丞相槐以及玉峰车氏、西涧叶氏，都著文辨明这种说法的错误。假使朱子再生，也一定会认为他们的话是对的。王彝说：《大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程子看到这篇和《中庸》不是圣贤不能作成的文章，却都隐在《礼记》中，于是开始取它们与《论语》《孟子》相配，合称《四书》。朱子都为它们作章句，共有若干文字。题作「章句」，是因为分章析句来阐明其中义理。不称作「集注」以仿效《论语》《孟子》，是因为古代注本之外，诸儒还没有完备地说明它们。唯独为这两篇分别作序，是总说它们著述的大体宗旨。王鏊说：「《大学》原文见于古本《礼记》，郑玄为它作注，依照文字解释义理，只是大略通释而已；缺文、错简也没有再加辨别。到了程朱，才另立三条纲领、八项条目，分列传文加以解释，义理精密了。可惜致知、格物的传独自亡佚了；有人认为并没有亡佚，只是把『物有本末』一节移来，接着『知止能得』，又接着『听讼吾犹人』一节，最后说：『这就是所谓知道根本，这就是所谓认识达到极点。』这样解释格物、致知的意义，似乎也说得通。知道万物的本末、事情的终始，并达到有所收获的境地，这就是格物的意义；而且尤其以知道根本为贵，与程子的义理也不相妨碍。朱子把『听讼』一节作为解释本末的文字，这就可疑了。本末既不是纲领，也不是条目，为什么要用它来解释呢？况且本末既已解释了终始，难道唯独把本末遗漏了吗？」 都穆说：朱子作《大学章句》时，曾采用程子的意思，补写致知、格物的传。黄氏《日抄》记载董丞相的说法，认为经文原本没有缺文，这只是错简尚未完全厘正罢了。首章在「明明德」三句纲领下面，紧接着就是「欲明明德」以下详细说明八项条目的文字，这些都是经文。从「知止」以后有定，到「则近道矣」，以及从「听讼吾犹人也」到「此谓知之至也」，这正是解释「致知在格物」，不必另行补写。后来黄岩车清臣著《大学沿革论》，他的看法与董氏相同。王鲁斋听说后，认为这是洞察千古错简的见解。本朝大儒，如宋学士、方正学，他们的看法也相同。宋公说：纲与目的名称中，没有所谓本末，何必要另作传来解释呢？方先生说：用「听讼」解释「本末」，按照前后相承的例子来看，并不相类。合起来作为一章观察，它与孟子所说「尧舜知不遍物」的话，正好相互发明。说它是「致知格物」的传，还有什么疑惑呢？这话虽然不同于朱子，却不违背道理，本来就是朱子所采纳的。」 陆深说：「朱晦庵作《大学章句》，说经文是孔子的话，由曾子加以述说；传文是曾子的意思，由门人记录下来。这样一来，既没有得到孔子的原话，只是记录他的意思，于是把文章支分开来、逐节解释，我很担心在义理上会有所妨碍。不如程子只说《大学》是孔氏遗留下来的书，正好。」 李蓘说：「子思遭遇乐朔之难，作《中庸》，事情详见《孔丛子》，这是明确的。说曾子著《大学》，起初我认为朱子的说法有根据；然而看他给林择之的信，其中说《大学》正经如何如何，也只是根据意思而言。

译传文中引用曾子说的话，说明是曾氏门人编成的；这样看来，晦翁也没有什么根据。」 陈耀文说：「《大学或问》中说：『正经大概是孔子的话，由曾子加以述说；传文则是曾子的意思，由门人记录下来。传文有时引用曾子的话，又多有与《中庸》《孟子》相合之处，因此知道它由曾氏门人写成，是毫无疑问的。既没有承受传授，也没有其他旁证，只凭相似之处就贸然说是某人所作，这不就是所谓自信过于坚定、能够自以为得到老师吗？』樊良枢说：「《大学》古本原来没有经、传之分。朱子述说程子的言论，称『《大学》是孔氏的遗书』，却把一篇经文割分为曾子所述，又把十章传文分作门人所记，仓促称为曾子的书，似乎与遗书之说不相符合。从『诚意』章另外引用曾子的话来看，也可以断定它绝不是曾子的书。」王文恪说：「《大学》起初没有缺文。」王文成说：「《大学》也没有错简。」郑端简很相信这种说法。冯屺章说：「《大学》在戴氏所编的《礼记》中，从来没有说属于哪一家的作品，不知道朱子为什么明确断定它是曾子所作；这一定是有所承受才这样说的。」 钱▯说：《大学》一篇，汉、唐诸儒都没有说作者是谁。晦翁分列经、传，重新编排旧文，确定为曾子及其门人所述，世人于是都信奉这种说法而不敢怀疑。考察《汉书·艺文志》，曾子有十八篇，如今见于《大戴礼记》的有十篇：一是《曾子立事》，二是《曾子本孝》，三是《曾子立孝》，四是《曾子大孝》，五是《曾子事父母》，六是《曾子制言上》，七是《曾子制言中》，八是《曾子制言下》，九是《曾子疾病》，十是《曾子天圆》。每篇篇名都一定冠有「曾子」二字；其余篇目虽无考见，如果保存下来，也一定会像《大戴礼记》所记那样冠以「曾子」二字。《大学》不题作者姓氏，有人说是七十子之徒共同记录所闻，有人说是子思所作。到了朱子，在百世之后毅然断定为曾子的书，并且分为经、传，认为经一章大概是孔子的话、由曾子述说；传十章则是曾子的意思、由门人记录。他给林择之的信说：『传中引用「曾子曰」，可知是曾氏门人写成的。』《樗斋漫录》又说：『《大学》 निश्चित是子思所作，否则「诚意」传中不应有「曾子曰」三字。』黄冈樊氏也说：『记文引用曾子的话，足以断定不是曾子的书，可知学者的看法各不相同。』 如果这样说，那么当时复斋陆氏、东涧汤氏都认为朱子的《中庸》《大学》流传不远，朱德庄也不相信朱子的章句；于是从董文清以后，改订的本子纷纷出现了。又考察香溪范氏说：班固所记儒家书籍中，有《曾子》十八篇，现在保存的只有十篇，不知道其余八篇是什么内容？想来是在魏、晋之间亡佚的。范氏是在朱子完成《大学章句》以前说这番话的，所以才这样说。等到章句流行，在十篇之外又增加出《大学》一篇，人们就不敢再提出疑问了。《大学或问》。《宋志》记载二卷。现存。倪氏【思】《大学辨》【一作《僻解》】。一卷。已佚。薛氏【季宣】《大学说》。一卷。已佚。孙氏【礿】《大学讲义》。一卷。已佚。《金华志》记载：孙礿，字居敬，东阳人。淳熈十四年进士第三人，仕途升至兵部郎官。黄氏干《大学圣经解》。一卷。现存。《大学章句疏义》。一卷。现存。叶氏【味道】《大学讲义》。一卷。已佚。邵氏【囦】《大学解》。一卷。已佚。熊氏【以宁】《大学释义》。一卷。已佚。赵氏【善湘】《大学解》。十卷。已佚。真氏【徳秀】《大学衍义》。

译《宋志》记载四十三卷。现存。德秀自序说：「我起初读《大学》这部书，看到它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一直到治国、平天下，本末有次序，先后有条理。曾经抚着书卷感叹三次说：『作为君主，不可以不知道《大学》；作为臣子，不可以不知道《大学》。君主不知道《大学》，就无法澄清施政的源头；臣子不知道《大学》，就无法完全实行匡正君主的方法。』后来又考察过去帝王治理天下的情况，没有不是从自身做起而通达于天下的；这才知道本书所陈述的，确实是百位圣人传授心法的要典，而不是孔氏一家的私言。三代以后，这种学说失传了；书虽然还在，也只概称为传记罢了。求取治理的人既没有谁去考察它，谈论治理的人也不拿它来劝告君主。只有唐代韩愈、李翱曾经引用它的学说，见于《原道》《复性》篇中，但他们在朝廷中的议论，竟没有涉及此书。大概秦、汉以后，尊重信奉这部书的，只有韩愈和李翱；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它是圣学的源流、治道的根本，何况其他人呢？我曾经冒昧地说，《大学》一书，就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所应遵守的律令、格式和条例。依照它实行就一定能治理好，违背它就一定会混乱。近世大儒朱熹曾作章句、或问，剖析其中义理。宁皇初年，他入侍经筵，又曾以这部书进讲。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能取来这部书玩味、推究，那么凡是帝王治理天下的次序、做学问的根本，就会清楚地呈现在胸中。我没有什么才德，私下思考如何辅助这部书，所以摘取经文二百有五字，载入这部编书；并在前面列入《尧典》《皋陶谟》《伊训》和《思齐》诗、《家人》卦，是为了说明前代圣人的规范与此书没有不同。接着列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頥的学说，是为了说明后代贤人的议论也不能超出此书。尧、舜、禹、汤、文、武的学问，纯粹合于此道；商高宗、周成王的学问，也差不多合于此道；汉、唐贤君所谓的学问，已经不能没有违背此道之处了。至于汉孝元以后几位君主的学问，有的凭借技艺，有的凭借文辞，则与此道相差很远。上下数千年之间，治乱、存亡，全都由此而产生。因此我断然认为，它就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所应遵守的律令、格式和条例。不过，君主所学，必须先知道其中要领，然后才有可以用力实行的地方。明白治道、辨别人才、审察治体、体察民情，是君主格物致知的要领；崇尚敬畏、戒除安逸和欲望，是诚意正心的要领；谨慎言语行为、端正威仪，是修身的要领；重视妃匹、严整内政、确定国家根本、教导亲戚，是齐家的要领。四方面的道理都能做到，治国平天下就在其中了。每一条中，首先列圣贤明确的教诲，再参照前代的事迹，以成败得失作为鉴戒，清楚可观。从前入侍迩英殿时，我曾经有志于此。近年以来，退居闲处，没有事情，于是得以翻阅经传，把它们汇集编纂起来。▯亩防忠，早晚思考推究，所得只有这个秘之巾术，以等待时机进献。此书的旨意都以《大学》为根本，前面列出前述二者的纲领，后面分列前述四者的条目，用来推演发挥《大学》的意义。所以题名为《大学衍义》。又进表说：竹简虽然劳费，哪里能补益圣经的深奥；想献上微薄之物，却误……」},{ 承受天语的温厚，凭借十年编纂所得的余力，欣喜于一旦得到知遇的幸运。【中】【谢】《大学》设置八条教诫，为人君建立万世遵循的准则；开头讲格物致知，说明穷究事理乃是端正内心的根本；推而及于齐家治国，表明修养自身是施及万物的根源。曾子的传述，独自得到了它的宗旨；自程氏以来，更明确地阐发了其中的法则。到了师儒相继出现，便有章句之学清楚地流传下来。我年轻时便奉持此学，到了晚年才懂得其中旨趣，认为它的源流深远，实在是东鲁教导人的根本言论；而且纲目灿然分明，正是君主面南而治、临御百姓的重要道理。从前我忝居侍从、参与议论思考的行列，正值奸邪谄谀之人蒙蔽君听之时，想到要使圣明更加开广，只有阐发经学，使我君的心明亮如白日，对于天下的道理洞察得如同秋毫一般。即使共工、兜等人混杂进了尧的朝廷，难道魑魅还能逃过禹所铸的鼎吗？我不自量力，想要仿效编纂之事，却突然遭受“三至”之谗言，只是徒然加深了对九重宫阙的眷恋。既然被投置闲散之地，便因此竭尽心力钻研精义。▯亩之中也不忘记君主，常常深切地想着报答君恩；藩篱墙壁之间都放置着笔和几案，勤苦不懈直到终年。首先摘录圣贤关于性命、道德的言论，旁及采集古今治乱安危的事迹，必定提取其中的要旨，全都汇聚在这部书中。凡是各位老先生的讲解阐明，也大略加以概括，涉及君子小人的情状，尤其极力加以描绘。仰望海岳般崇高深厚的恩德，希望效法涓埃之力有所补益。现在这都是恭逢皇帝陛下，运转乾坤，日日进益、月月增长，勤勉光明地专一于自己的心志；使受命之基在成就后继之君时更加隆盛，念念不忘始终以学问为常法，谦逊自守而能够超过商宗。正要通过切磋琢磨来专心加强自我修养，使心志达到定、静、安、虑，并进而达到有所收获。事情希望明辨本末，道理期望贯通精微与粗浅。恰好全书编成，冒昧呈入清燕之时；安于应当安止之处，愿意更加努力于止于至善的功夫，日新而又新，进一步推行使百姓成为新民的教化。端平元年十月，侍读真德秀进呈《大学衍义》。皇上认为此书有助于治理之道，这个月读完《大学章句》，命令进呈讲读。赵希弁说：以上是文忠公真德秀任户部尚书时所进呈的书。它依据《大学》的条目，附入经书和史书的内容；开头讲帝王施政的次序，其次讲帝王为学的根本，这些称为“纲”。开头讲明辨道术、辨别人才、审察治国的体要、察看百姓的情状；其次讲崇尚敬畏、戒除安逸和欲望；又其次讲谨慎言语行动、端正威仪；又其次讲重视妃嫔配偶、严肃内治、端正国本、教导亲属，这些称为“目”。每一条之中，开头列举圣贤的典章训诫，其次列举古今的事迹；各位儒者解释经书、评论史事而有所发明的，都记录下来，同时真公的说法也附带记载在其中。

译魏了翁说：“自从庆元年间权臣树立‘伪学’的名目，用来禁锢善类，奸邪小人便乘机谋取爵位，庸俗士人则借此猎取科举功名。从周敦颐、程颢、程颐到朱熹、张栻，凡是阐发天人之际的深奥道理、阐明圣贤秘旨的人，都被法令禁止，他们的著作也被禁绝。即使《中庸》《大学》是孔门遗留下来的言论，也为科举取士所忌讳。学者们离散了，甚至有人不敢说出自己的老师是谁。先生晚年出仕，独立担当，慨然把天下道义自任。他随口诵读、用心思考，并以自己的实际践履来验证；在世上接人待物，也以心中所安为准。无论仓促之际，还是出仕或退居，都以道理为准；无论贵贱老少，都爱护而且敬重他们。自从长沙事件以后，国人把先生的出仕或退处看作国家安危、社稷存亡的关键。先生自身越退处，道义越受尊崇；声名越盛，所受责难也越多。忧患积累而成疾病，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先生将要在晚年著书留给后世，只有《大学衍义》一书。书上呈后送交官府，留在经筵供进讲使用；其次只有《文章正宗》，号称已经成书。可悲啊！” 杨士奇说：《大学衍义》共四十三卷，著述的意旨可以见于先生所上奏札及序文。大概这部书内容广大而精密，纲目完备；凡是负有治理天下国家责任的人，以及作为臣子而希望辅佐君主达到唐虞三代治世境界的人，都必须从这部书中加以考察。薛瑄说：朱子以后，真西山的《大学衍义》对治理之道有所补益。张宁说：《大学衍义》一篇，依照经文、依据史实，博通古今；谈天道必定在人事上得到征验，论述事情而不遗漏其中的道理；记录善恶以昭示百代，作为君王的鉴戒；扩大条目而概括要旨，以穷尽八条目的功夫；其中有忠臣爱护君主的讽谏引导，也有规诫君主治理天下的准则，直到今天仍可见的法令，全都在这部书中。《经义考》卷一百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五十七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礼记》【二十】董氏【槐】《大学记》一卷 已经散佚 黄震说：“《大学》自二程先生重新厘定以后，到晦翁先生的章句就更加精密了。只是所谓《传》的第四章，从‘听讼吾犹人’以下，解释‘本末’的地方，说下面有缺文；《传》的第五章，解释‘致知’的地方，又说上面有缺文。因此，在功夫次第已经大体完备之中，仍有文字残缺散失的遗憾。”辛酉年，我看到董丞相董槐的行实，其中载有这一章，并说：“经文本来没有缺文，这只是错简尚未完全厘正罢了。”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纲领之下，紧接着就是“欲明明德”以下关于八件条目的详细文字。这部经文从“知止”以后有“定”，有了“定”以后才能“静”，有了“静”以后才能“安”，有了“安”以后才能“虑”，有了“虑”以后才能“得”。万物都有本末，事情都有终始，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这叫作知道根本。“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做到使人没有诉讼吗？没有实情的人不能把他的言辞完全说尽，因为非常畏惧民心。”这叫作知道根本，这叫作知识达到极致。以上正是解释“致知在格物”，不必另外补入文字；如今只是错简放在首章三句之下罢了。《宋史》记载：董槐，字庭植，是定远人。嘉定六年考中进士。宝祐二年，任参知政事。三年，授右丞相兼枢密使，封许国公。去世后，追赠太子少师，谥号文清。景星说：《大学》传文第五章中的“此谓知本”一句，不但不是衍文，正是解释“格物”二字的。经文说“物有本末”，这个“本”字指的是穷究根源、达到极本之处，也就是至善所在的地方。经文说“知止”，传文也说“于止知其所止”。经文说“物有本末”，传文说“知本”，如果不是解释物格知至，那又是什么呢？程子说：“格物，是说认识至善所在的地方。”这样看来，说传文没有缺文是可以的。“静、安、虑、得”四字，正可以看出我们的心体和心用都处在无不明白的状态，不能说这不是致知的功夫。“本、末、终、始”四字，正可以看出万物表里、精粗无不达到，不能说这不是格物的功夫。不必补文，义理已经足够，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矩堂董氏的《中庸》说：“知道怎样修养自身，就知道怎样治理他人；知道怎样治理他人，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国家。”为学没有比致知更优先的；所要知道的，不过是由自己的心到自身，由自身到家、国、天下，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深奥蕴义了。顾炎武说：“董文清把《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一节移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之上，认为这是《传》的第四章；这样解释格物致知，而《传》止于第九章，那么《大学》的文字原本就没有缺漏，他的说法可以采纳。” 蔡氏【模】《大学演说》【或作《衍论》】一卷 未见 陈氏【尧道】《大学说》《宋志》著录十一卷 已经散佚 余氏【学古】《大学辨问》一卷 已经散佚 《括苍汇纪》记载：学古是青田人 陈氏【华祖】《大学审明》已经散佚 王瓒说：是永嘉人 吴氏【浩】《大学讲义》一卷 未见 胡炳文说：字义夫，是新安人 卢氏【孝孙】《大学通义》一卷 未见 黎氏【立武】《大学发防》一卷 现存 《大学本防》一卷 现存 立武自序说：“《大学》一书，学者都把先儒重新厘定错简作为依据；《本防》的撰述则依照原文次序加以讲求探寻，是想用来备作考订。” 考察黎氏《大学》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说：“格物，就是‘物有本末’的物；致知，就是‘知所先后’的知。大概是要通晓万物的本末、事情的终始，并知道用功的先后罢了。世间的事物，哪里有超出身、心、家、国、天下之外的呢？天下的根本在国，国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在身，身的主宰在心，心的发动表现为意，这就是事物的本末。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太平，这就是事情的终始。本和始是先，末和终是后。至于说‘知道先后’，其究竟不过在于知道止境罢了。”后来心斋王氏也说：“格物，是格知那些有本末的事物；致知，是使自己知道先后的道理。”心斋虽然属于姚江之学，但他关于格物的论述与其老师的学说不同，却不知道他的说法本来出自黎氏。车氏【若水】《大学沿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