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七

译宋濂说：圣人的言论称为“经”；有些言论虽然不全是圣人说的，但被圣人取用的，也称为“经”。所谓经，就是天下恒常不变的道理。《易》《书》《春秋》完整保存了这种道理，《诗》和《礼》则选择其中纯正的部分而去除伪杂，没有不合乎道理、不能施行于世的内容。所以《易》《诗》《书》《春秋》《礼》都称为经。五经之外，《论语》是圣人的言论，《孟子》以大贤之才阐明圣人的道理，把它们称为经也很合宜。其他诸子的著作，正当之处不胜其多，诡谲之处也很多，醇厚之处比不上瑕疵，哪里足以称为经呢？又说：文章应当以圣人为宗旨。古人立言简要奇特，没有能超过《易》的；又没有能超过《春秋》的。叙述事情精确严整，没有能超过《仪礼》的；又没有能超过《檀弓》的；又没有能超过《尚书》的。《尚书》中，又没有能超过《禹贡》的；又没有能超过《顾命》的。议论浩大无边而看不见尽头，又没有能超过《易》的《大传》。抒发情感、寄托于事物，没有能超过《诗经》的。《诗经》中反复咏叹，没有能超过《国风》的。铺陈王政，没有能超过《二雅》的。推扬盛大德行，没有能超过《三颂》的。有合有开，有变化有转化，文脉流通、首尾呼应，没有能超过《中庸》的；又没有能超过《孟子》的。《孟子》中，又没有能超过“养气”“好辩”等篇章的。人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用力，所得深厚的，固然可以同天地相始终；所得浅近的，也能使人受到震动而舒张开合。同诸子比较其一代之长，大概正因为其中保存着文章，也保存着道。文章如果不依附于道，不写也可以吗？又说：孔子传授《易》，孟子解释《诗》，只增加几句话，它们的意义就像光明一样显著，言辞并不繁费。言辞一旦繁费，难道不是经义已经离散了吗？汉代儒者训释经书，使人沿着经文寻求义理，从容涵泳而自有所得，其中是有见识的。近世流传的传文，有的多达几千字，学者又去寻求传文中的传文，距离经书就更远了。开这个头的，是唐代的孔颖达吧？又说：五经自孟氏以后，再没有能够兼通它们的人。又说：世人在人身上寻找圣人，在经书中寻求圣人的道，这样就相距太远了！我 我可以成为圣人，我说的话可以成为经书；只是没有去思考罢了。戴良说：“仁、义、礼、智，都是人本来固有的。圣人根据人本来固有的这些方面来制定教化。喜、怒、哀、乐的情感，也是人本来固有的；圣人依据这些固有的情感加以赞美或贬斥，于是有了《诗》。诗，就是人的情感。情感虽然容易放纵，但辞让之心却是人本来固有的；圣人依据这种固有的心来制定礼节仪文，于是有了礼。礼，就是敬。敬就会使人自处谦下。依据这种自处谦下的情势，又有了《尚书》。《尚书》，就是在上的人用来同在下的人相通的言语。上下既然相通，然后又依据吉、凶、悔、吝发生的契机来创作《易》。《易》创作之后，《春秋》接着产生。到了《春秋》，人的固有本性几乎全都丧失了，但仍然根据是非来作出判断。圣人制定教化，完备到如此地步。” 朱右说：“贯通天地人三才并使之合一的，就是文章。伏羲、轩辕的文章，见于图画；唐尧、虞舜的文章，见于典、谟；夏、商、周三代的文章，则完备地见于《易》《书》《诗》《礼》《春秋》。所以《易》用来阐明卦象，文字深奥；《尚书》讲述政事，文字典雅；《诗经》抒发性情，文字委婉；《礼》辨别等级威仪，文字条理分明；《春秋》以义理作出裁断，文字严峻。然而它们都言辞浅近而旨意深远，文辞简约而义理周备，确实是千万世不变的常经，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们。” 胡翰说：六艺的文章，就是《易》《书》《诗》《春秋》以及礼乐。乐已经亡佚而礼仅仅保存下来，其中三种就是《仪礼》《周礼》《礼记》。汉代儒者概括地说，把它们称为六艺。司马迁说：“六艺的经文和传文，数量多到以千万计，穷尽一生也不能究明它们的说法，累世也不能通晓它们的学问。”圣人的言论，难道会错乱到如此地步吗？它们在秦代遭遇焚毁，在汉代受到淹没，再加上传注，日益滋蔓。因此，专门学习训诂的人，沉溺于专门之学；流于术数的人，拘泥于灾异；否则就只剩下辞章而已。学者如果确实能用身体去实行它，用心来防守它，那么圣人的道就不在书本上，而在我们自身和内心之中了。刘廸简说：“汉代儒者大多分章析句，有使五经破碎的弊病；宋代儒者详细铺衍义理学说，有附会牵强五经的弊病。” 刘三吾说：“六经，是承载道的书；四书，是阐明理的书。《易》用来说明阴阳，《尚书》用来说明政事，《诗经》用来歌咏性情，《春秋》用来端正名分，礼用来谨慎处理礼节仪文，乐用来宣扬功德；道无处不在。《大学》，大概是进入道的门庭吧？《中庸》，大概是达到道的深奥之处吧？《论语》无非是在教人掌握、保存并涵养心性的要领，《孟子》无非是在教人体验并扩充道德本性的功夫。所以寻求道，必须从六经开始；寻求六经，必须从四书开始。” 季应期说：“穷究经书以求达到实际应用，反躬自省以践履其中的实理；如果不是这样，读书有什么益处？” 王绅说：“圣人垂示训诫，流传后世，在六经中尤其显著。六经不是圣人凭空创作的，而是因袭旧有文献加以删定的。《易》因伏羲、文王的著述而加以阐述，《大传》用来说明阴阳变化的道理；《尚书》因典、谟、训、诰的文辞而加以厘定，用来记载帝王治乱的事迹；《春秋》因鲁国史书的旧文而修订，用来说明外在的霸道与内在的王道之别；《诗经》因列国歌谣以及风、雅等篇章而删定，用来陈述风俗的得失；礼用来彰明上下之间的适宜，乐用来引导天地间的和谐。它们都切合日常使用，适合实际事务，是万世的准则。它们在取舍、用意之处，看似宽缓而实际上严密，看似疏略而实际上极其周密。所以学者舍弃六经就无从立学。”又说：“圣人依据自然之道，写成合乎自然的文章；所以依据变化的道理形成《易》，依据训诰的文体形成《尚书》，依据治理教化的事迹形成《诗经》，依据褒贬的法则形成《春秋》，依据其【阙】之【阙】形成礼，依据和畅的作用形成乐。这就是六经的文章能够终尽天地、贯通古今而不改变的原因，因为它们出自自然。”

译方孝孺说：五经，是天地的心意、三才的纲纪、道德的根本。善于学习的人，学习《易》，用来通晓阴阳的缘故和性命的道理；学习《诗》，用来探求事物的情状和伦理的美善；学习《礼》，用来认识中和的极致以及礼节仪文的变化；学习《尚书》，用来通达治乱的由来和政事的次序；学习《春秋》，用来参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君臣内外的区别，这样学习的大纲就掌握了。然而不能骤然前进，大概有一个渐进的次序：先学习《大学》，用来端正根本；其次学习《孟子》，用来振作志气；再以《论语》为准则，来观察其中正之道；用《中庸》来约束归一，以求遇到道的根源；然后对六经才有所措置。又说：三代五帝的道理都具备在六经之中吗？六经被弃置了，还凭什么建立准则呢？《易》辨明治乱，显示政事的祥瑞吗？《尚书》记载训诫谋略，显示道的精华吗？礼用来规范风俗，乐用和谐来成就教化吗？《诗》用来荡除邪恶、培育善端吗？《春秋》用赏罚建立人伦的城防吗？把这些施行起来非常简易，推广起来非常明白吗？又说：圣人曾说：“诵读《诗》三百篇，却不能通达政事，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这说明学习《诗》可以用来处理政事。难道只有《诗》是这样吗？传文称：“《尚书》用来说明政事；汉代儒者说《春秋》裁断大政。”那么《尚书》和《春秋》也是政事所由出的地方。《易》包含天下的道，把它施用于百姓，就称为事业；这样看来，可以用来处理政事的，没有比《易》更大的了。《礼记》记载说：“排列朝班、整治军队、居官任职、施行法令、教训民众、端正风俗、分辨争讼，没有礼都是不行的。”那么礼又是政事的根本。又说：圣人的言论，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上可以启发天地的本心，次可以说明性命的根源，陈述治乱的道理，并且可以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流传得越久越没有弊害，所以称为经。又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八位圣人的言行文章，都具备在六经之中；所以后世学习圣人的人，舍弃六经就无从着手。又说：经，是治理天下的工具，难道仅仅是文辞而已吗？又说：齐桓公想要攻取鲁国，仲孙湫说：“鲁国还秉持周礼，不能攻伐。”这说明古人根据一个国家是否治理经书所载的道理，来观察国家的兴衰。周国原伯鲁不喜欢学习，闵子马说：“学习就像种植，不学习就会衰落，原氏恐怕要灭亡了吧？”这说明人们根据一个家族是否学习经书，来观察其存亡。经书对于人的重要性，就是如此。又说：明白《春秋》的人，掌握它的裁断；明白《易》的推衍的人，掌握其中正之道；明白《诗》《书》的人，掌握其中正理；明白礼乐的人，掌握其中的文饰制度。又说：以《易》作为效法时势的准则，以《尚书》作为取得政理的依据，以礼为主而保持敬意，在乐中体会和谐，以《诗》的雅正言辞来表达，以《春秋》裁制事务。练子宁说：“经书用来承载道，士人想要阐明圣贤之道，就必须把研治经书放在首要位置。经书既然研治明白，那么天下的道理就没有不能明白的，天下的事情也没有不能认识的。” 王达说：“古人创作六经，用来教导后世。《易》用来贯通幽明，开通万物、成就事务；《尚书》用来记载政事，彰明道统的传承；《诗经》用来表达性情，使人懂得感动和创伤；《春秋》显示法则和戒惧，严明内外的区别；礼用来端正行为，乐用来调和内心。总计起来，不过几十卷，简明、容易、精确、切实，没有什么超过它们的。君子如果确实想寻求道，舍弃这些而到别处寻求，可以吗？” 胡俨说：经，是日常恒常遵行的典则，用来承载道。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正确言论和重大训诫，都保存其中。有人说：“《易》《诗》《书》《礼》《乐》，这是《白虎通》所见的五经。”有人说：“《易》《书》《礼》《诗》《春秋》，这是《法言》所见的五经。”有人说：“《诗》《书》《礼》《乐》《春秋》，这是《艺文志》所见的五经。”《经解》所见的说法是：“《诗》《书》《乐》《易》《礼》《春秋》，称为六经。”称七经的，是在《易》《书》《诗》《春秋》之外再加上三礼。称九经的，是在七经之外再加上《孝经》《论语》。至于十经，则又在五经之外加上五纬。经的名称和数目虽然不一致，但用来承载道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君子穷究事理以通达道，努力学习以求实际应用，必定把读书作为根本；读书的人，必定把经书作为根本。林文说：“自从孔夫子删定、著述，颜回、曾参、子思、孟子的传授承接以来，六经之道光明显著，如同太阳正当中天。有志于学习的人，诵读经书而探究其中的心意，那么圣人的道就有无穷的用处了。” 叶仪说：“圣贤的言语和行为，全都在六经、四书之中。至于其中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近世先儒的学说已经完备了。沿着他们的言论来寻求他们的心意，从容涵泳，久而久之自然会有所得。不可先立定自己的意见，再妄加是非判断。” 薛瑄说：六经、四书都是圣贤的言论。由他们的言论来体会他们的心意，关键就在于人自身。又说：圣贤的书，其中一定有贯通全书的根本要旨。例如“明德”是《大学》的根本要旨，“诚”是《中庸》的根本要旨，“仁”是《论语》的根本要旨，“性善”是《孟子》的根本要旨，以至于五经各自都有根本要旨。所谓根本要旨是什么？就是一个道理，却足以统摄万种差别。荀子、扬雄等诸子的书，文辞也奇特，论述也博大，但其中果真有像圣贤之书那样的根本要旨吗？又说：放弃五经、四书以及周濂溪、二程、张载、朱熹的书不读，却去读其他书，这就像厌恶看泰山，却喜欢看小土堆一样。彭勖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道，如果没有孔子删定、著述六经，为万世垂示法则，那么这些道就没有传承。这就是所谓汇集群圣的大成。濂洛关闽之学，如果没有朱子汇集诸子的言论并为六经作注释，那么这种学问就不会明白。这就是所谓汇集群贤的大成。” 曹端说：“六经、四子书，是天下万世言语行为的准绳和法度，不可不让它们首先进入心中。” 刘定之说：群经都是仲尼删定、著述并垂示训诫的著作；然而《诗》《书》《礼》尤其切实，所以是雅正言语的观察对象。比如《孝经》每章的末尾都用《诗经》的语句作结，《论语》全篇的结尾则用《尚书》中的事例来证明。上至一拱手时崇尚左手还是右手，下至一抬脚时步履要“蹜如”“躩如”，既切切实实地执守礼，又勤勉不懈地说明其中的缘故。可见，雅正的言语确实存在于《诗》《书》《礼》之中。后世学者，如果不是用心体会其中的义理，口中诵读其中的文字，长期不断地下功夫，又凭什么从《国风》《雅》《颂》的文辞中获得温柔敦厚的仁，从虞、夏、殷、周的记载中获得广博、疏通、通达远方的智慧，从制度和品节中形成恭敬、俭约、庄重、敬慎的礼，用内在修养来改善自身、用外在所学来服务于世呢？”

译杨守陈说：“古代有占卜，就有了《易》；有歌咏，就有了《诗》；有记载，就有了《尚书》和《春秋》。行为有礼，奏乐有乐，这些都是百姓日常使用的常道，也是皇帝、帝王治理天下的典章。天下的道理，从一化为万，没有什么不记载在这些经书之中。” 张寜说：“六经四书中的话，都宏深精妙而深厚美善，周密精纯，浑厚盛大，相互补充完备，从来没有刻意经营文字。何乔新说：经书用来承载道，道本于人心。孔子遵循并阐述先王的法度，留下六经来教导万世。《易》写成后，吉凶祸福的征验就完备了；《书》写成后，治乱存亡的鉴戒就明白了；《诗》写成后，吟咏性情的美善达到了极致；又使天地之间的中和之气动荡流行而成为礼乐，褒贬二百四十年间的善恶而成为《春秋》。由此，二帝三王之道更加明白于天下。然而，六经就是心学。因此，论说天道没有比《易》更清楚的，因为我的心就是太极；论说政事没有比《书》更清楚的，因为我的心就是施政的府库；论说志意没有比《诗》更清楚的，因为我的心统摄性情；论说义理没有比《春秋》更清楚的，因为我的心分别善恶；论说形体没有比《礼》更清楚的，因为我的心具有上天的秩序；引导百姓没有比《乐》更好的，因为我的心具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圣人依据自己心中所有的道理，用六经来教导人。秦、汉以来，心学失传，京房沉溺于名物数术，世上哪里还会有真正的《易》？孔安国、郑玄专注于训诂，世上哪里还会有真正的《书》和《诗》？董仲舒流于灾异之说，世上哪里还会有真正的《春秋》？” “《乐》本来就已经亡佚了。至于大小戴所记录的《礼记》，也有许多不纯正的地方，世上哪里还会有完整的礼制呢？经义既然不能明白，人心就不能端正，国家怎么能治理得好？乡里怎么能形成良好风俗呢？又说：汉宣帝下诏让诸儒在石渠讲论经书，汉章帝在白虎观防备诸儒讲论五经。像萧望之那样精通经术、刘向那样精诚忠贞，是在石渠讲论的；像丁鸿那样品行高尚、贾逵那样博学多闻，是在白虎观讲论的。宋代对经筵尤其重视选择人选，文彦博以三朝元老的身份参加经筵，程伊川以一代大儒的身份担任讲官。其他如贾昌朝、范祖禹，也无不是端正的人、正直的士人。他们阐发圣人经书、穷究典籍奥义的情形，清清楚楚都可以考见。以水比喻政事，见于《小旻》；以烹煮小鱼比喻治理国家，见于《匪风》，这是学习《诗》。减轻刑罚、放缓征收，是讲《荒政》；修养德行、承受天意，是考察《礼防》来论说的，这是学习《礼》。上承下施，大概取法于《鼎》卦；乱到了极点便产生治理，大概取法于《萃》卦。《易》学由此明白了。《说命》三篇，只特别诵读其中三句；《五子之歌》再诵读其中六句，可见《书》学深厚。讨论鲁国的疆界，讲论郑国铸造刑鼎之事，这是因为明白《春秋》而知道这些。” “《大学》讲修养自身，《中庸》讲进入德行，这些都是讲论《礼记》后才知道的。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才，他们对君德的辅助，难道浅薄吗？” 程敏政说：“道源于天，体现为人的本性，完备地存在于圣人的六经之中。所谓经，就是圣人修明并传授道的教典，也是人用来穷究事理、尽其本性、明辨善恶、使自身真诚的学问。自从性理之学失传以后，六经常常在天下只成为空洞的言辞。凡是老师用来教授学生的、上层用来选取士人的，也只是说要通晓经书，但经义反而昏暗了千余年。到了宋代两程夫子，才从遗留下来的经书中得到圣学。紫阳夫子朱熹实际继承了他们的传承，并解释经书来教导后来的学者。《易》和《诗》，都有他的亲笔；《书》《礼》《乐》，则亲自指点传授给他的门人。至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作为治经的阶梯，也都阐发得光明显著，再没有遗憾。这样以后，天下后世的人才知道，明白经义是为了恢复人的本性，并足以达到体用同源、隐微与显著没有间隔的最高功效。唉！六经的明与暗，关系着世道的兴盛与衰败。必须穷究事理、明辨善恶，以求经义明白；尽其本性、使自身真诚，以求明白经义的根本，这样对世间教化有所功劳，岂不是盛大之事吗？又说：宋末元初兴盛之时，学者对六经四书进行编纂、订正、编辑和连缀，称为《集义》《附录》《纂微》《集成》《讲义》《通考》《发明》《纪闻》《管窥》《辑释》《章图》《音考》《口义》《通微》等，纷纷兴起，数也数不清。” “给六经作的注脚，又多了一倍。” 章懋说：“圣贤之道，记载在经书中，具备于我的心中，并落实在日常使用的事物和人伦关系之间。比如《大学》的敬，《中庸》的诚，《论语》所说的操持和存养，《孟子》所说的体验和扩充，都要一一反求于自己的身心，亲身实践并努力实行。向自己的内心求取而没有不足，再考察圣贤而不发生谬误，检验于内外而没有怨恨了。” 黄谏说：“书中可以相信的，只是经书罢了。经书以外的内容，还不足以全都相信。”桑悦说：“《易》起于皇，《书》起于帝，《诗》起于王，《春秋》起于霸。礼和乐，是用来统摄皇、帝、王、霸的。从霸道以下，抛弃礼、断绝乐，不能胜数。圣人因此作《春秋》，来防止世道的变迁，彰明王道，抑制霸功，以实现《易》《书》《诗》《礼》《乐》的事业。因此，要保存《易》来完备《春秋》的变通，保存《书》来完备《春秋》的常道，保存《诗》来完备《春秋》所包含的意义，保存《礼》来完备《春秋》的秩序，保存《乐》来完备《春秋》的和谐。而《易》《书》《诗》《礼》《乐》，又都是借以保存《春秋》的。六经各有自己的体和用，大体说来，五经是《春秋》的体，《春秋》是五经的用。”又说：“孔子、孟子去世以后，六经和《孟子》七篇的传承，是用来接续将要失传的学术、施行教化的。如果只读孔孟的书，却不专心体察他们的为人，岂不是徒然读书吗？” 王鏊说：“世人说六经没有文章法则，不知道万古以来的义理和文字，全都从经书中产生。就如《七月》一篇，叙述农事、养蚕、耕种和种植；《内则》叙述家人睡眠起居、烹调饮食等细节；《禹贡》叙述山川的脉络和源流，好像就在眼前；《论语》记载孔子在乡里和朝廷时的情形，连宾客进退等仪态都宛然画出了一个圣人。谁说六经没有文章法则？”又说：“汉初的六经，都是从秦火焚烧后的灰烬中、孔壁剥蚀的残余中流传出来的；然而距离古代还不远，还保留着孔门旧传。诸儒搜集、补缀，各自成为专门名家，都守持自己老师的说法。后来郑玄之类的人作笺注、训释，不遗余力，虽然没有完全得到圣经深微的意义，但他们的功劳不可抹杀。宋儒的性理之学兴起后，汉儒的学说几乎全被废弃；但其中有些是不能废弃的，爱好古学的人不可不加以考察。”

译张吉说：“学者不读五经，遇到事情就会觉得窒碍难行。如今士人只专治一经，难道圣人的话也有应当取舍的吗？” 石珤说：“圣人的道理，记载在六经中。君王用它来安定四海，大臣用它来辅佐治理，百姓用它来亲爱亲人、尊敬长者、慈爱幼者，奉养生者、送葬死者而没有遗憾。哪一样不是六经的功劳呢！” 王启说：“自从孔子删定、述作六经以来，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寄寓在《易》《书》《诗》《春秋》《礼》《乐》中，就像天一样，无法登阶而上。孔子担心人们好高骛远反而失去它，所以他的教导，除了博学于文、约束于礼之外，很少谈论人的本性和天道。”而《论语》一书，不出于问答、思考和辨析之间。当时曾子传承孔子的学说，专心于内在修养；他作《大学》，就说“格物致知”，与孔子相同。曾子把学说传给子思，子思作《中庸》，就说“择善思诚”，与曾子相同。子思把学说传给孟子，孟子作《孟子》七篇，就说“知言明善”，与子思相同。可惜他们的书还存在，而他们本人已经去世，异端学说开始盛行，杂乱地把百家之言夹杂其中，学者不知道应当尊奉谁。幸好四子的教泽没有泯灭，汉代董仲舒思考如何禁绝它，首先请求罢黜百家，以尊崇孔子。后来才设置五经博士，四子得以列入讲师之中，百家学说也不至于同六经抗衡了。” 杨廉说：“先读六经，后读诸子百家，这是读书的要领。”又说：“《大学》把格物放在首位，格物把读书放在首位；所读的书，以五经四书为根本。” 杨廷和说：“六经中包含着自古圣贤正统学问的心法。各位贤人所说的学问，都不超出这个范围。” 顾璘说：“六经是礼义的纲纪，是文章的准绳。学者如果不以六经为根本，就无法成就学问。”又说：“孔子、孟子所引用的《诗》《书》，多是截取篇章中的意思，不拘泥于章句。因为义理才是其中的精微，文辞不过是糟粕罢了。到了宋儒拘泥章句、树立主旨，虽然在文字方面有所发明，最终却使六经的精微之处受到牵制、拘执和滞碍，失去了曲折通畅、旁通无碍的意味。实际是训诂之学造成了这种危害。”又说：“六经的文章，并不是只限于做官的人和求学的人，也不是因为禁令而不能写作。为什么要排斥它的门户，而不经历它的深奥之处呢？”又说：“六经是道的纲领。如果举起纲领，所有网目都会端正。” 何瑭说：“圣贤之道明白地存在于六籍之中，如同日月星辰。后来的学者惭愧自己不能理解并实行。自宋代以来，儒者的议论太多，这是我深深忧惧的。”王廷相说：“六经是道所寄寓的地方，所以仲尼取它来教训世人。《八索》《九丘》《连山》《归藏》并非不古老，但其中的道不足以教训仲尼，所以被舍弃，后世也就没有听闻。” 崔铣说：“先王之道，存在于经书中。学者厌倦实行，于是深谈性命之理，丢失了根本。仰慕父母，是孝子的行为；践履六经，是醇厚士人的学问。因此，经义明白，行为就会一致；行为一致，德行就会树立；德行树立，教化就会施行；教化施行以后，天下国家就可以随之得到治理。”又说：“图象繁多，因而《易》荒疏了；小序被废弃，因而《诗》杂乱而且浅薄了；轻视《左氏》，因而《春秋》空疏了；喜欢标新立异、改变古法，君子对这些没有什么可乐的。” 方鹏说：“五经四书本来是一体。汉人读它们，成为训诂之学；唐人读它们，成为辞章之学；今人读它们，成为科举之学。大概读的虽然相同，运用它们却不同。” 邵鋭说：“所谓经，就是天地的心，圣贤的精深蕴藏都在其中。因此，经义明白，道就明白；道明白，天的准则就得以确立，地的纲维就得以张立，人的纲常就得以确定，而天下能够做到的事情，也就在此完成了。” 王道说：“学者在千年以后读圣人的经书，在千年以前探求圣人的心意，必须虚心观察义理，以求达到恰当而归于一统的方向，不可横生偏见，反过来牵强引用圣人的话来迎合自己的意旨。” 薛蕙说：“《易》的说法有不同于《书》的地方，《书》的说法有不同于《诗》的地方。各经的说法，有时在前，有时在后，有时说彼，有时说此，何必强求每一处都相同呢？只要考察它们最终归宿，观察它们所以相同之处就可以了。” 桂萼说：“读《大学》，一定要像亲眼见到孔子；曾子读《中庸》，一定要像亲眼见到子思；读《论语》，一定要像亲自在洙水、泗水之上向孔子请教；读《孟子》，一定要像亲自在齐、梁之间侍奉孟子。” 王守仁说：“经就是恒常之道。用来讲阴阳消长运行的，称为《易》；用来讲纲纪政事施行的，称为《书》；用来讲歌咏性情之德的，称为《诗》；用来讲条理、节文显著的，称为《礼》；用来讲欣喜和平之情发生的，称为《乐》；用来讲辨别诚实端正与邪妄虚伪的，称为《春秋》。六经，是我心中的典籍；而六经的实质，则具备于我的心中。”许诰说：“六经所记载的，都是圣王治理百姓的道理。想要寻求道理，舍弃这些就无从用心了。” 陆深说：“书没有比经书更尊崇的；经书，是圣人的书。后世有所撰作，凡是切合经义的，都可以附在其中。” 湛若水说：“圣人的治理，本于一心。圣人的心，显现在六经中。因此，学习六经，是借助圣人的言语来感发自己的内心，并通达于政治的途径。” 祝允明说：“经学从汉儒直到唐代，有的由老师和弟子传授接受，有的由朋友讲习，有的闭门穷究，铺陈阐发，辨难订正讹误，时间越久，显扬得越充分。宋人却把它全部掩盖、废弃，有时拿来作为自己的说法，有时略微援引他人的说法。难道只是因为当时属于不同党派的人，我就不知道先儒果真一个义理也没有吗？这也可以说是极其深重的诬蔑了。他们的谋划深远而力量强悍，能够使学者完全抛弃自己的学问，跟随他们的步伐，直到数百年都不觉悟、不怀疑，反而更加固执。太祖皇帝命令学者治经，采用古注疏，参照后人的学说，可是士人并不听从。唉！试着考察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学术，其中的义旨、理趣、制度、条目和章程，是多么精密宏博？宋人没有见到，又哪里能够赶得上它？何况还要把它同汉唐学术并列，更何况还认为超过它呢？这不是用空话就能强行辨解的。” 黄焯说：“六经的文章已经达到了极致，不可以仿拟它而继续写下去。后世写文章的人，除了六经还能依据什么呢？”

译厐嵩说：“孔子汇集百王的大成，并非不能广泛取法；然而他所删定、述作的只是六经，所信任、采用的只是《周礼》，所传授的只是《论语》。”杨慎说：“宋儒解释经书，他们的过失在于废弃汉儒而自作主张。已经知道六经由孔子作成，汉代距离孔子还不远，传授经书的人虽然低劣，他们的说法也应当较为接近真实。宋儒距离孔子一千五百年了，即使聪明超过常人，怎么能一下子完全抛弃旧说，而独自从内心悟得真理呢？然而如今的人安然接受而不觉得奇怪，是由于科举的影响和先入之见胶着坚固，难以解除。”又说：“六经，是日常生活中的五谷；人哪里有一天不吃五谷的呢？”杨天祥说：“五经完备了天地万物的道理，每读完一卷，心胸就开阔舒畅，视听都感到新鲜；即使不出门户庭院，十年也可以通读一遍。即使不足以用来譬喻别人，也足以用来譬喻自己。” 邹守益说：“五经四书，是圣人拯救世人的药方。” 徐公阶说：“经，是圣人用来扶持人道、启发后学的典籍，它的道理极其广大，其他群书不能与之并列。” 郑公晓说：“宋儒对我们的道统功劳很大，但一开口就说汉儒驳杂，又讥讽训诂，恐怕还不足以使汉儒心服。宋儒从汉儒那里借取的东西有十分之七八。如今各部经书的传注，也有很多不如汉儒的地方。宋儒议论汉儒太过，近世又过分相信宋儒；总之，古代的注疏终究不能废弃。” 林云同说：“天地和圣人的蕴藏，全都在六经中；六经垂示法则的功劳，由孔子完成。” 苏祐说：“圣人垂示教化，六籍整齐排列，确立天人共同的准则，通达皇王的轨道，穷究阴阳的变化，追溯声教风化的根源，谨慎名分的界限，约束性情使其归于正道。这些都是心的作用，也是经所以显现的原因。虽然有《易》《诗》《书》《春秋》《礼》《乐》的区别，却没有超出人心。如果善于治理，和经义不相合的地方就很少。”孔天胤说：“六经就是圣人的心。所谓天地之道、民众万物的常理、宇宙的极则，并不只是语言文字罢了。由此变化通达而成为《易》，经营治理而成为《书》，歌咏表达而成为《诗》，制定节文而成为《礼》，和谐畅达而成为《乐》，制定法制而成为《春秋》，都是从圣人之心发出的。” 王崇说：“圣人无法亲眼见到，能够见到的，是圣人的书，即《易》《书》《诗》《春秋》《礼》《乐》。 《易》讲他的天命，《书》讲他的行为，《诗》讲他的思想，《春秋》讲他的见识，《礼》讲他的体制和名分，《乐》讲他的风俗气象，这些都是圣人所形成的文章。因此，君子如果能够顺遂义理而不违背时宜，就差不多接近《易》了；遵循德行而不违背中正，就差不多接近《书》了；谨慎行动而不偏离正道，就差不多接近《诗》了；鉴察事变而不被公义蒙蔽，就差不多接近《春秋》了；修养自身而不在敬慎上欺骗自己，就差不多接近《礼》了；规范事物而不失于和谐，就差不多接近《乐》了。” 薛应旂说：“圣人创作经书，《易》用来说明教化，《书》用来说明政事，《诗》用来表达心意，《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发扬和谐，《春秋》用来阐明道义。先后各代圣贤，上下数千年的言论，究其最终旨趣，无非都是为了维系人心而不使它败坏。可是人们竟任由末流而抛弃根本，各自发表见解，争相撰写训诂疏解，枝蔓之辞、繁衍之说，炫耀博学、追求奇异，争立门户高下，互相倾轧诋毁，彼此之间又互不相合，前后相互矛盾，于是使求学者的耳目应接不暇，而人本有的聪明反被这些东西遮蔽了。何况不遵从经书而遵从传注，今天的经书已经成了世俗儒者的经书，不再是古代圣人的经书了。这正如读医方却不知道治病，反而拿庸医的说法扰乱炎帝、黄帝的正道一样，这种危害哪里说得尽呢！”他又说：“汉代穷究经书的人，《易》有田何，以及施、孟、梁丘；《书》有伏生，以及欧阳、大夏侯、小夏侯；《诗》有申公，以及辕、韩、大毛公、小毛公；《礼》有高堂生，以及后苍、大戴、小戴；《春秋》有公羊、谷梁，以及刘氏、严氏。至于马融、刘歆、郑玄、孔颖达等人，则相互传授承袭，于是产生了注疏。这些人虽然未必都贤能，他们所说的也未必都正确，但秦代焚书之后，如果没有这几个人，六经几乎就要断绝了。到了宋代，郑樵却说：‘秦人焚书而书还存在，汉儒穷究经书反而使经书断绝。’如果确实相信这话，那么这就是汉儒的罪过，大概又不只是秦火造成的了。然而从今天看来，汉代距离古代还不远，圣人遗留下来的规范，有些还能够从当面承受、口头传授的余绪中获得，所以宋儒解释经书，大多依据汉儒；对于经文的缺字和疑义，也一概以注疏为准。例如九、六爻老变，是孔颖达的说法；文质三统，是马融的说法；河洛表里之符、宗庙昭穆之数，是刘歆的说法；五音六律循环相为宫，是郑玄的说法。他们广泛选择言论，公正地采纳其中的善处，关键在于使人明白经书而不违背圣经的本意。难道能完全像夹漈那样议论吗？汉儒的学问长于考究数理，至于仪文节度的繁细、虫鱼草木的变化，都极其详尽；他们的学问得到了圣人的博大。宋儒的学问长于探究义理，至于天地阴阳的奥秘、性命道德的根本，都探究到了极致；他们的学问得到了圣人的简约。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虚心体察，那么天机彼此感发，自然会在闲居安静专一之中默默领会，超然地在意、言、象、数之外有所觉悟，于是自己心性的整体和作用就能一以贯之，既不沉溺于先入之说，也不被浅陋的见解遮蔽。又怎么会有众多言论造成混淆混乱呢？” 王文禄说：“《大学》的道理，是求学问的宏大纲领；《论语》的言论，是践履实践的真实道理；《孟子》七篇，是扩充发挥的全部功夫；《中庸》一书，是感化人的宏大道义。”吴桂芳说：“精心专一，是圣人的心；而圣人治理天下的事业和成效，则完备地记载在今天的六经之中。圣人并不是故意要拿这些事迹来给人看的，大概是因为他仁爱天下的心没有穷尽，所以不忍心凭借自己有限的生命，使天下后世失去可以继续实行的治理。因此六经才得以产生。六经兼备道理和法则；圣人虽然已经逝去，但遵循六经就足以建立政事，明白六经就足以建立教化。这是圣人为万世作出的最深远的谋划。所以有的由他口头说出，有的写在书中，有的删削，有的编述，像《易》《诗》《书》《礼》《乐》《春秋》这些经书，虽然言辞各不相同，却都没有离开人伦日用的常道。这就是我们儒者的学问能够成为万世不变的道理，并且与天地同存而不会衰败的原因。”

译林𢎞说：“圣人的道理不能彰明，是各位儒者使它晦暗了。《易》《诗》《书》《春秋》《礼》《乐》，都是圣人用来垂示教训的。从汉代以来，传授经书的有数百家，他们的书，学者大多都有。然而圣人的规范越来越幽暗而不能显明，这就是各位儒者的过错。六经的道理，本来同源贯通，只是各位儒者说法有相同也有不同。《易》用来说明阴阳，却把它困在数理之中，甚至创作《太玄》《潜虚》来仿拟它；这种错误在于拘泥而不通达。《书》用来说明政事，《武成》一篇，孟子就表示怀疑；《金縢》这册书，周公或许并没有做过，却一定要曲为解释；这种错误在于虚妄而难以令人相信。《诗》用来说明性情，却把《郑风》《卫风》都说成是淫奔之人所作；既然如此，又怎么能把它们配上管弦来演奏呢？又想把《诗序》全部废除；这种错误在于疏略，并且引起后世的疑惑。《春秋》用来说明名分，诛杀乱臣、讨伐贼子，这是它的大原则。滕侯因为党助恶人而被贬斥，后世却又因许止没有尝药，便把他视为弑君；这种错误在于穿凿附会而多端。至于礼乐，汉儒的附会更为过分了。大概传注越繁多，圣人的经书就越晦暗。有人说：‘把传注全部废掉可以吗？’回答说：‘怎么可以废掉呢？’ 传注本来是用来阐明经书的；与其因为它有过失就废掉它，哪比得上即使有过失也把它保存下来呢？” 王维桢说：“经，就是常道，意思是万世都可以经常施用。因此天有常道，星辰不出现就成为异常；圣人有常道，言论不能施行就成为乖谬。六经各有一种体制，彼此并不沿袭。《易》铺陈卦象，使经纬交错；《书》叙述事情，以‘都俞’开端；《诗》记载德行，以比兴发明义理；《礼》《乐》陈列器物和数目，以问答成篇。六经的道理，是明智之人也不能超越的。” 皇甫汸说：“道根植于天地而载于书中，这叫作‘文’。用文章承载道，这叫作‘经’。六经创作出来，天地之道就彰明了，天地之文也开始产生了。”周子仪说：“圣人创作经书，是依据人心自然的道理来创作的，阐明、启发其中的言语，使它明白、简要、切实而又值得深思。因此，依据人心具有阴阳这一点，就为《易》作赞；依据人心具有政事、性情这一点，就删定《诗》《书》；依据人心具有名分、礼节文饰这一点，就修订《春秋》、制定《礼》《乐》。道理如此，到了圣人的言论也只是如此而止。” 田一𤕣说：“从前圣人创作经书，作为造化的枢纽，陶冶人的性情，纲纪政事，宣扬通达中和之道，扶植名分，垂示恒久的最高教化，泄露神妙造化的深奥根本。没有一样不是道。经书用来承载道，而后世的书籍多有伪作，于是圣人的经书就混乱了。学习用来达到道，而后世的儒者多有驳杂，于是圣人的学问就受到损害。经书不能任其混乱，所以厌恶伪书；学问不能任其受损，所以厌恶驳杂。” 冯时可说：“六经没有浮泛无用的字。”又说：“汉儒研究经书，就像台史官观测天象一样；台史官不能穷尽天道，但观察天象的人不能废弃他们。” 吴中行说：“秦人坑杀、焚烧之后，经学熄灭了。汉儒传授经书的义理，六经才赖以没有灭亡。末世沉溺之后，理学晦暗了。宋儒穷究经书中的义理，六经因此更加显明。” 王敬臣说：“六经是文章的根本，也是写文章的根本；舍弃六经而仿效诸子、史书，若追溯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陈师说：“太昊画出八卦，就是《易》的起源。又有歌咏结网捕兽的诗歌，就是《诗》的起源。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就是《书》的起源。” 章潢说：经就是常道。用来讲阴阳消长运行的，称为《易》；用来讲述纪纲政事施行的，称为《书》；用来讲述歌咏性情抒发的，称为《诗》；用来讲述条理礼节文饰彰显的，称为《礼》；用来讲述欢乐喜悦、和平之情产生的，称为《乐》；用来讲述真伪邪正辨别的，称为《春秋》。所以，《易》

译就是记载我心中阴阳消长的；《书》就是记载我心中纪纲政事的；《诗》就是记载我心中歌咏性情的；《礼》就是记载我心中条理礼节文饰的；《乐》就是记载我心中欢乐和平的；《春秋》就是记载我心中真伪邪正的。君子对待六经，要在自己的心中探求阴阳消长，并适时实行，这就是尊崇《易》；在自己的心中探求纪纲政事，并适时施行，这就是尊崇《书》；在自己的心中探求歌咏性情，并适时发抒，这就是尊崇《诗》；在自己的心中探求条理礼节文饰，并适时彰显，这就是尊崇《礼》；在自己的心中探求欢乐和平，并适时生发，这就是尊崇《乐》；在自己的心中探求真伪邪正，并适时辨明，这就是尊崇《春秋》。又说：《易》用来引导人心归于中正，《书》用来引导人心保持敬慎，《诗》用来引导人心平和，《礼》用来引导人心遵守品级节度，《春秋》用来引导人心辨明是非；这样看来，人心就是五经的根本。” 又说：五经是圣贤述作，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都由孔子加以整理确定，用来垂教万世。《易》以卦象施教，《书》以圣人的身教施教，《诗》以声音施教，《礼》以义理施教，《春秋》以名分施教。若分别说，它们各有自己的义理；但所遵循的道是同一个道。何洛文说：“五经并不是别的，就是圣人的心。圣人的心，就是天地的心，也是古今之人共同具有的心。因此，《易》不过是说明我心的时宜，《书》不过是说明我心的中正，《诗》不过是说明我心的无邪，《春秋》不过是说明我心的公正，《礼》《乐》不过是说明我心的秩序与和谐。假使人人都能各自得到自己心性的自然状态，那么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各自正常生长。五经本来可以不创作，但圣人又不能不创作，所以把它写在书中，使人反过来寻求而自行获得。大概圣人并非有意要树立言论，而是不得不创作。” 沈尧中说：“道统存在于天下，从伏羲到尧、舜，再到禹、汤，再到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上下数千百年，若断若续，直到今天还可以寻究推演的，就是经书。伏羲的道，我从《易》中得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我从《诗》《书》中得到；周公的道，我从《礼》中得到；孔子的道，我从《春秋》中得到。合并五经并加以编排，才知道几位圣人的道统传承存在其中。” 陈于陛说：“圣贤垂示于后世、建立教化，没有比五经更完备的。五经是天地自然的文章，是人类日常生活所凭借的器具。五经的道理明白了，那么诸子百家的学说，就像权衡已经设置好，不能用轻重来欺骗；又像墨绳已经陈列好，不能用曲直来欺骗。能够凭借它来见到圣人之心的，只有这一点而已。” 叶向高说：“九经，是圣人言论中最简约、也最博大的部分。” 唐公文献说：经书存在于世，就像日月星辰高悬于天、山岳河流横贯大地。学者能够在千年以前看见作者的心意，依赖的是注疏得以保存。汉代各位儒者，经过岁月磨砺，用尽心力，然后形成一家之言。他们所坚持的论说，都是师门传授、士大夫和长老传闻下来的，主要都是为了阐明圣学，对道德有所裨益。近来的议论者却说汉儒穷究经书反而使经书断绝，甚至把训诂的支离说得比焚书的火焰还严重，专门挑毛病、摘过失，遮蔽了它的宏大美善。前代贤哲辅翼经学的功劳，几乎就这样不能存于世了。” 刘氏说：“宁可说：如今谈论经书的人，专门推尊濂洛诸儒。秦火已经焚烧，而关中、洛阳的理学尚未兴起，难道不应当依靠汉代诸儒吗？那些宋人，难道真能在梦中想象羹墙之间，便仿佛领会圣人的心意而接续其传承吗？没见过越人治理蚕丝吗？汉儒经过三次缫丝，艰难地用尺梳整理，把一寸一寸的丝相接连，引出丝绪，整理得井然有序。宋人则凭借这些成果来收集组织，制作成章甫一类的成品。世人只看见成品的形制，于是就忘了艰难整理所付出的力量，这可以吗

译？”

译郑瑗说：六经讲道而不遗漏法则，四书讲理而不脱离事务。胡应麟说：夏、商以前，经书就是史书，《尚书》《春秋》就是这样。周、秦之际，诸子就是文集，孟轲、荀况就是这样。又说：《尚书》是经书中的史书，《春秋》是史书中的经书。《中庸》《孟子》属于诸子，但其中的道理就是经书的道理。又说：六经之学广大宏深。历代著名儒者，只专门研究其中一部。有专门研究《易》的，有专门研究《书》的，有专门研究《诗》的，有专门研究《礼》的，有专门研究《春秋》的，有专门研究《尔雅》的。像马融、郑康成、贾逵、王肃、刘𢎞、崔浩、孔颖达、陆德明这几个人，诸经都加以解释，六部典籍都通晓，虽然有些义理未必精深广博，但这也可以称为极高成就。宋代的大儒精于分析义理，广博并不是他们首先追求的。新安一派后来出现，兼综两家，既精深又广博。又说：宋初的邢昺、孙奭等人，还多凭注疏来显扬经学。到了闽学、洛学谈论义理，经学就与前代大不相同了。邓黻说：文章没有比经书更纯粹的。圣贤把其中精深的内蕴表现在言辞中，言辞到此也就可以了。圣贤本来一定无意于创作，只是不得已才创作。” 焦竑说：“经书，是性命的奥秘、政治的枢纽、文章的祖本。”顾起元说：“汉建初八年，下诏选拔高才生，传授四经，即《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汉《艺文志》说：‘学习五经，就是《诗》《书》《礼》《乐》《春秋》。’建元五年设置五经博士，即《书》《诗》《礼》《易》《公羊春秋》。扬雄《法言》说：‘五经用来辨明道理，即《易》《书》《礼》《诗》《春秋》。’唐代五经博士所掌的，是《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孔颖达与各位儒者撰定《五经正义》，所取的是《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礼记·经解》说：‘六艺所涉及的政教得失，即《诗》《书》《乐》《易》《礼》《春秋》。’《史记》记孔子说：‘六艺对于治理天下是相同的，即《礼》《乐》《书》《诗》《易》《春秋》。’《庄子·天下》篇说：‘六经与上面所说相同。’汉武帝表彰六经，所指的是《易》《书》《诗》《礼》《乐》《春秋》。秦宓说：‘文翁派司马相如向东学习七经。’傅咸又有《七经诗》。隋代樊深有《七经义纲》《七经论》，所说的是《易》《书》《诗》及三礼、《春秋》。” 宋代刘敞有《七经小传》，所列的是《诗》《书》《春秋》《周礼》《仪礼》《礼记》《论语》。《经典释文序录》列举九经，是《易》《书》《诗》、三礼、《春秋》《孝经》《论语》。《汉书·艺文志》所说有九经。唐代谷那律称为九经。库韦表𢎞著有《九经师授谱》。后唐校定九经并在国子监雕版刊刻，所列的是《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南史记周续之通晓十经，即五经和五纬。宋代《百官志》说：国子助教十人，分别掌管十经；所列经书却有《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公羊》《谷梁》《论语》《孝经》。 《庄子》说：孔子翻阅十二经来向老聃说明，所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加上六纬。另一说认为是《易》的上下经加十翼；又一说认为是《春秋》十二公经。如今国子监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所列的是《易》《诗》《书》《礼记》《周礼》《仪礼》《左氏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高攀龙说：“夏、商、周三代以后，圣王不再出现，于是孔子出世，凭借六经治理天下，裁决是非，确定好恶，使天下人明白地知道这样才是经常之道。越过常道的人想要任意妄为，人民便可以执守常道来纠正他，所以乱臣贼子很快就会被诛杀。这六经，就是上天的法律。天下之所以由治变乱、由乱再恢复治理，是因为六经存在。”又说：“六经都是圣人传授心法，明白经书正是为了明白本心，明白本心正是为了明白经书。经书不明白而只明白心的，是俗学；明白心却不明白经书的，是异端。” 陈懿典说：“王通氏贬低汉儒、抬高自己续接经书的功劳，实在太过分了！他说：‘九师兴起，易道就衰微了；三传产生，《春秋》就衰微了。齐、韩、毛、郑，是《诗》的末流；大戴、小戴，是《礼》的衰微。

译《尚书》因古今传承而残缺，《诗》在齐、鲁之地失传。’ 这些争辩和攻击，无非是想抬高自己所述的“七制”之书。关朗的《易》、元经、礼乐，和六经并列，却把汉人的注疏贬得一文不值。自从文中子的说法出现，训诂之家就衰落了。传到宋代儒者那里，诋毁汉儒更加厉害。甚至说：“秦人焚书而书还存在，汉人穷究经书而经却断绝了。”这又暗中沿袭了此说，进一步加重了汉人的罪责。唉！贬低汉人，是为了尊崇宋人，却不知道秦火刚刚熄灭，孔壁的经书才开始出世；从汉代开始废除挟书律那一年，到宋代为止，其间一千多年。六经的文字没有完全消灭，能够留待后人阐明并表彰，这是谁的力量呢？假如遗留下来的经书散失殆尽，异端邪说纵横流行，那么即使有宋代诸儒，又凭什么来增加著述的功劳、接续失传的奥秘呢？谢肇淛说：“宋儒贬低经书，过分到把《春秋》看作破烂的朝廷报纸；信奉经书，过分到把《周礼》看作周公所作、天理已经成熟完备的书。不知道《春秋》不是孔子不能作，而《周礼》实际上并非周公的书。至于欧阳永叔认为《系辞》不是孔子的话，那就更加过分了！” 钱陆灿说：“十三经有传、注、笺、解、义疏，起于汉晋，成熟于唐，而在宋代得到厘正。熙宁年间，王介甫凭借一家之学，创立新义，经学因此发生第一次变化。淳熙年间，朱元晦折中各家儒学，汇集编成传注，经学又发生第二次变化。两次变化以后，汉唐章句之学几乎熄灭了。宋代学者自称从遗存的经书中获得了失传之学，近代儒者于是把讲道作为本领。汉儒称为讲经，今世称为讲道。圣人的经，就是圣人的道。离开经书而讲道，那么宋儒扫除章句的做法，也就是开了这个先路。《宋史》把儒林和道学分列，而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辗转讲述传授的传统也不再有了。这也是古今经学兴衰、升降、断续的大端。经学熄灭，降而成为经义；道学偷薄，流变为俗学。才疏学浅的小儒，竟敢嘲笑六经，诋毁三传，学术因此败坏，世道也偏颇不正。孟子说：‘我也想端正人心，不过是君子恢复常经罢了。’真想端正人心，必须从恢复经学开始；真想恢复经学，必须从端正经学开始。” 赵枢生说：“读经的人，要从《易》中探求天地之道，从《书》中探求帝王之道，从《春秋》中探求诸侯之道，从《礼》中探求大夫、士的道，从《诗》中探求民众和万物的道。” 乔可聘说：“六经的义理，要在内心验证确实如此，施行于实际事务又能通顺，然后才算真正得到。如今人们读孔子、孟子的书，只是为了谋求荣华富贵，这就是异端；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再去排斥异端呢？” 柴绍炳说：“《春秋》记载夏五、郭公、杞子、伯、甲戌、己丑之类，是因为把它们作为疑事相传，从来没有随意增删。”

译《论语》说：‘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就空缺不说。’ 到了宋代儒者，大多按照自己的意思删改订正经文。二程改订《大学》，朱子作《孝经刊误》，把旧文合并删省，分属为经、传，并删去其中的字句。孔子尚且不敢改动鲁国史书，而程子、朱子却改动《孝经》《大学》，这类事情就任由先儒自己去做，不要仿效他们。” 顾炎武说：“校改经文，例如程子把《系辞》中‘天一地二’一节移到‘天数五’之前；把《论语》中‘必有寝衣’一节移到‘齐必有明衣’之后；苏轼把《书·洪范》中‘曰王省惟岁’一节移到‘五曰历数’之后；把《康诰》中‘惟三月哉生魄’一节移到《洛诰》中‘周公拜手稽首’之前；朱子把《大学》中从‘康诰曰’到‘止于信’的一段移到‘未之有也’之后；把《诗》中‘瞻彼淇澳’两节移到‘止于信’之后；把《论语》中‘诚不以富’两句移到‘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之后；把《诗·小雅》中‘以南陔足鹿鸣’这一组以下，改为‘白华’这一组；都极为恰当，再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后人仿效他们，妄自穿凿。《周礼》五官相互调换，而王文宪作《二南相配图》《洪范经传图》《重定中庸章句图》，把《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秾矣’三章改入《王风》；仁山金氏依据这一做法，把‘敛时五福’一节移到‘五曰考终命’之下；把‘惟辟作福’一节移到‘六曰弱’之下，使邹鲁的书传到今天的，几乎没有完整篇章了，这大概不是所谓敬畏圣人言论的人。又说：‘古人的文章，变化无定，何况六经出自圣人，传承于古代先贤，不是后人敢于擅自议论的。’又说：‘读书而不能通晓五经的人，一定不能通晓其中一经。’ 【缺】说：六经自从遭秦火焚毁以后，如果不是汉代儒者专门从事训诂，后来即使有濂洛大儒，也没有办法从残存的经书中得到失传的学问。当时各自成为一家之学，到今天存亡或许不同，但它们的源流仍然可以取来考证。黄虞稷说：“五经到了婺源朱子出现以后，学问更加明白。双湖、云峰两位胡氏在《易》方面，庆源辅氏在《诗》方面，九峰蔡氏在《书》方面，勉斋黄氏、信斋杨氏在《礼》方面，清江张氏在《春秋》方面，都加以阐明和辅翼，和汉儒的家法相当，而义理又超过了他们。” 陆陇其说：“各部经书都是学者应当用力研习的，如今人们只专守一经，对于其他经书却认为无关紧要，这正是学问日益浅陋的原因。”又说：“汉儒大多在器物、数理方面求详尽，而对义理却疏略；圣人的遗言虽然依靠他们得以流传，但圣人精深微妙的道理也因此被湮没。到了濂、洛、关、闽诸儒出现，能够由器数而领会义理，于是圣人的道理明白如白日，六经之学也因此兴盛。” 考察西汉经师，各自都有家法，他们的传授流派，《儒林传》记载得很详细。后来费直、京房的说法流行，研习施氏、孟氏、梁丘氏《易》的人就少了；杜林的古文《尚书》兴起，研习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尚书》的人就稀少了；《毛传》广泛流传，齐诗、鲁诗、韩诗渐渐衰落；《左传》立于学官，严氏、颜氏《春秋》几乎中断。范晔的《后汉书》叙述儒林，不能像班固那样完备。考察欧阳修、赵氏、洪氏所记录的碑碣：治梁丘《易》的有重安侯相杜晖、慈明；治欧阳《尚书》的有郎中王政、季辅、郑固、伯坚，绥氏校尉熊乔，郯令景君；又有闾葵、龚叔谦治小夏侯《尚书》；治鲁诗的有闾葵、廉仲絜；又有司隶校尉鲁峻、仲严、执金吾丞武荣、含和；治韩诗的有郎中马江、元海，山阳太守祝睦、元德，广汉属国都尉于鲂、叔河，从事武梁、绥宗，费县令田君，中常侍樊安、子佑；治严氏《春秋》的有祝睦、处士闾葵、班宣、高暨、子让、公谦，泰山都尉孔宙、季将，巴郡太守樊敏、升达、祝长、严防、少通，文学掾百石卒史孔龢；治颜氏《春秋》的有鲁峻。这些人都是史传没有记载的，是考订古代事迹的人续补九经师授谱系时应当补入的。又考察五经开始出现时，大多属于古文，文辞和义理艰深晦涩，如果没有训故，怎么能够通晓？博士们辗转传授，不免有异同；石渠阁、白虎观的讲说纷繁复杂，皇帝亲临裁决，经过很久以后才定论。汉代经师用力勤苦而训释义理艰难，对经书的功劳很大。而且他们谨慎地各自守护师说，遇到文字有错互之处，一个字一句话也不敢移动改易，他们尊重经书到了极点。没有人侮慢圣人的言论，平心而论，汉人又有什么罪过呢？可是宋人的论说却认为《诗》因《诗序》而亡，经书因穷究而断绝，甚至把训诂的危害等同于秦火焚书，岂不是过分了吗？唉！帖括之学盛行，经义便衰微；语录越来越多，经义却越来越少。于是孔子的庑廊，配享的汉儒被迁出，而宋儒登上了配享之位。讲说经书的人退下去了，而高谈性命之学的人开始能够进用了。又考察五经流传于世，古代贤人把它比作大海，比作日月，长久而常新，汲取它也不会枯竭。因为它是汇合伏羲、神农、轩辕、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多位圣人而成，并不是一个人或一家的言论。朱子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为它们编定章句，配上《孟子》，题名为《四书》，谆谆教导人们读书的方法，先从四位圣人的书开始。于是淳熙以后，各家解释《四书》的著作逐渐增多，讲说经书之学也随之发生变化。元代皇庆二年，规定为考试程式：凡汉人、南人，第一场考经疑二问，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出题，并一律采用朱氏章句集注；经义一题，各自研治一经。若是蒙古、色目人，第一场考经问五条，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设问，也采用朱氏章句集注，于是舍弃五经而专门研治《四书》了。明代沿袭这一做法，学使者考校士人以及府、州、县考试，专门以《四书》出题，只有乡试、会试有经义四道，但也先考《四书》而后考经书。沿袭日久，士子对于经义仅仅粗略涉猎而已。”

译至于学习《礼》的，常常删去经文的大半；学习《春秋》的，把《左氏传》放在一旁不看，问到事情的始末，便茫然无知，经学于是日益衰微。大海难道会干枯吗？日月难道会昏暗吗？这是学者深感忧惧的事。我的愚昧见解是，斟酌今古，认为考试士人的办法，学使以下的考试应当经书、书义并考，先考经书，后考书义，乡试、会试也应如此。因为书义是各经所共有的，而经义是各经所独有的；专心精研经书独有的内容，同时对于共同的内容也不肯落后于人，那么经义、书义或许可以同时研治。至于元人的经义考试，《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允许采用三传以及胡氏传；《礼记》采用古注疏。到了明洪武年间，对此有所增删，《春秋》可以兼用张洽《集注》，《礼记》则采用陈澔《集说》，总的仍不废弃古注疏。然而永乐年间诸臣纂修《大全》，往往把一家之书抄来作为自己的书，废弃注疏而不采纳先前的说法，这和取士的考试程式不相合，怎么能称为《大全》呢？应当考核各书所依据的本书，各自归还给原作者，另外进行纂修就可以了。” 《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八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通说【四　说纬】桓谭说：“一般人的情性，是轻视眼前所见的事物，却看重奇异的传闻。看先王所记述的事，都以仁义正道为根本，并没有奇怪虚诞的事情。天道、性命，是圣人都难以言说的；从子贡以下的人尚且没有听闻过，何况后世浅薄的儒者，哪里能够通晓呢？如今那些机巧聪慧的小才之人和掌握技数的人，增益图书，假称是图谶记载，用来欺骗迷惑贪邪之人，误导君主，怎么能不压制并远离他们呢？他们的说法有时虽然碰巧相合，也不过像十件中偶然有一两件相合之类。”又说：“谶言出自《河图》《洛书》，其中只有征兆而不可知，后人又妄自增加，依托古圣，声称出自孔子，实在是极大的错误。” 张衡说：“圣人明察并审定律历，用来确定吉凶，再加上卜筮，参杂九宫，用来考验天象、验证道理，关于天文历法的道理大致全在这里了。有的观察星辰运行的逆顺以及寒暖发生的原因；有的考察龟策占卜和巫觋的话语；它们所依据的并不只是一个方法。在前代立下言论，后来又有征验，所以有智慧的人看重它，把它称作谶书。谶书刚出现时，大概知道它的人很少。自从汉代夺取秦地，凭借武力作战，功业成功，可以说是大事。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声称有谶书。像夏侯胜、眭孟之类，以道术建立名声，他们的著述中没有一句谶言。刘向父子主管校订秘书，考阅并审定九流之书，也没有谶书的记录。成帝、哀帝以后，才开始听说谶书。《尚书》说：‘尧派鲧治理洪水，九年功绩没有成就，鲧于是被处死，禹才继承而兴起。’可是《春秋纬》却说：‘共工治理水患。’各种纬书都说黄帝讨伐蚩尤；而《诗纬》却单独认为蚩尤失败以后，尧才接受天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和墨翟的事情，见于战国时代，并非春秋时期。又说另有益州，而益州的设置在汉代；它所说的三辅和诸陵，世代次序都可以考知。至于图中所说的，止于成帝；一卷书中，彼此有数件事情互相不同。” 圣人的言论，形势上不可能像这样，大概一定是虚伪之徒为了求取世俗声誉、谋取资财而造作的。从前侍中贾逵摘出谶书彼此不同的三十多件事，讲谶的人都不能解释。至于王莽篡位，这是汉代的大祸，八十篇谶书为什么没有警戒？由此可知图谶是在哀帝、平帝时期形成的。况且《河图》《洛书》以及六艺篇籍的记录已经确定，后人不过牵强附会，没有地方容纳篡改。永元年间，清河人宋景竟凭历法推算来谈论水灾，虚假地声称自己能洞见玉版；有人甚至抛弃家业进入山林，后来都没有应验，却又采集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作为证验。至于永建年间皇统重新建立的事，他们反而不能预知。这些全都是欺骗世人、蒙蔽庶俗、用来迷惑权势地位的做法，真伪已经很明显，却没有人知道加以纠察禁止。况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等术数屡有征验，世人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