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二十三

译《宋志》著录十二卷。已失传。胡铨在自序中说：“我听说六经的道理最终归于一处，而《周礼》和《仪礼》二礼彼此互为表里，这种关系由来已久。考察《王制》，就知道六官的完备；考察《月令》，就知道太史、保章氏、冯相氏职掌的精密；考察《曾子问》《杂记》以及《间传》四制，就知道司服所掌服制等级；考察《文王世子》，就知道大胥教导之法；考察《礼运》《礼器》，就知道大宗伯的位次；考察《郊特牲》，就知道封人、牧人、牛人的分工；考察《内则》，就知道师氏的制度；考察《玉藻》，就知道典瑞的准则；考察《明堂位》，就知道朝士、司仪的区别；考察《大传》，就知道肆师的职掌；考察《少仪》，就知道巾车、典路、车人的区别；考察《学记》，就知道大司乐施行成均的法则；考察《乐记》，就知道大胥、小胥所掌的法度；考察《大记》，就知道劝防之制的严密；考察《祭法》《祭义》《祭统》，就知道郁人、鬯人掌管祭礼的常法；考察《经解》，就知道太师所掌六诗、六德的根本；考察《哀公问》中的‘昏义’，就知道媒氏制度的源流；考察《仲尼燕居》以及《社》《郊》《尝禘》，就知道小宗伯所掌的礼仪；考察《孔子闲居》中‘五至’的意义，就知道乐师的用意；考察《坊记》，就知道秋官环人所掌的防卫；考察《中庸》，就知道大司徒施行中和的教化；考察《表记》和卜筮，就知道龟人、筮人所持的敬慎态度；考察《缁衣》以及丝纶之言，就知道内史、外史掌管文书；考察深衣的规矩、准绳，就知道轮人制作车轮的尺度；考察《投壶》的弦乐，就知道乐师演奏《狸首》的方法；考察《儒行》，就知道司谏所掌德行、道艺的尊贵；考察《大学》所说的正心，就知道弓人以‘无邪’作譬喻；考察《冠义》，就知道弁师所掌冠制的等级；考察《乡饮》，就知道酒正所掌的德义；考察《射义》，就知道司裘所掌箭靶；考察《燕义》，就知道秋官诸子的职掌；考察《聘义》，就知道玉府所藏的玉器。” “所以说：二礼彼此互为表里。”前贤论说学问的源流，好比江水发源于汶水；直到与之汇合的沟渠中，大河三百条、小河三千条，然后向前流去，与洞庭、彭蠡同波，向下流去，又与南溟、北海同味。又好比大禹治水，了解水脉的开通和阻塞，终于使九川疏浚源流、四海堤防相通。这些话就如同这样。私下考察关于大河小河的说法，是由《礼经》所说‘三百威仪、三千’而产生的；然而二礼条目分列、脉络贯通，难道仅仅只有三百、三千而已吗？至于它们的根本旨意彼此吻合，互为表里，确实像脉络相通、四海汇合而不相异，前贤的话实在很有意味。我已经为《易》《春秋》《礼记》撰写传，又深入思考《周官》，前后十多年，仅仅写成集解。我曾认为韩愈排斥邪说，想要尊崇六经，但邪说最终不能革除；欧阳修想删去九经纬书，但异端仍然存在。我这点微薄的心愿，是想完成韩愈、欧阳修未竟的事业，可是学问浅陋，意志困苦、心力劳顿，只是徒然增加芜杂累赘，终究不能采撷幽深、阐发隐微。又想到过去的贤士，能够在知己面前伸展抱负。我从癸未年夏到辛卯年秋，四次侍奉经筵，多次承受防问和奖谕，受到的知遇实在很深。” 在辞别陛下的那天，我亲自承听圣上的声音，皇帝命令我把所解的经书缮写后进呈。我恭敬地想，陛下天资纵逸，圣学高妙，远远超过历代百王。近来因谈论治国之道，谈到了‘只有礼可以止息它’的说法。圣上的话多么伟大！如果不是精通礼制，谁能参与到这种论说中来？只是我的著作如同糠秕，哪里能有丝毫补益，大概正如无荣所说的那样。倘蒙皇上的慈爱，宽免我妄言直说的罪责，略加阅览，那么我的志愿就全部实现了。” 吴氏【沆】《周礼本制图论》。已失传。《六官析微论》。已失传。楼钥说：“环溪在《易》方面造诣很深，三十岁时著成《璇玑图论》；在礼学方面造诣很深，所以又过了两年著成《周礼本制图论》《六官析微论》，这些书都流行于世。” 周氏【必大】《周官讲义》。已失传。按：清源丘氏曾引用这部书。尤氏【袤】《周礼辨义》。已失传。《中兴馆阁录》记载：尤袤，字延之，毘陵人。王佐榜进士出身。淳熈十五年，暂代礼部侍郎。王氏【十朋】《周礼详说》。已失传。按：清源丘氏曾引用这部书。郑氏【锷】《周礼解义》。《宋志》著录二十二卷。未见到此书。王与之说：“三山郑锷，字刚中，有《周礼全解》，于淳熈十年进呈。” 《中兴艺文志》说：《周礼》这部经书，解释它的人大多穿凿附会。淳熈年间，郑锷撰写《解义》，详细说明制度，阐明经文旨意，学者都尊奉他的书。王应麟说：“郑刚中的《解义》，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阅、旗物交相建立、六乡六遂、师都的不同名称、阴阳之祭、祭祀中使用牲畜的疑问、九畿之国、朝贡方面的疑惑、豆区钟釡的容量差别、世室重屋并非明堂的制度等，都辨析得明白而有条理。” 薛氏【季宣】《周礼辨疑》。未见到此书。王与之对他说：“永嘉人薛季宣，字士隆，著有《周礼释疑》。” 陈氏【傅良】《周礼说》。《宋志》著录一卷【《读书附志》著录三卷】。未见到此书。赵希弁说：《周礼说》三卷，是朝奉郎、秘书少监陈傅良进呈的。原来刊刻在《止斋文集》中，曹叔远另编为一书刊刻，并且为它作了说明。朱子说：“陈君举推究《周官》的制度，也算详细；但其中也有杜撰和错误的说法。” 陈傅良进呈《周礼说》的序言说：“王道到了周代就完备了。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的心意，考察他们的施政事迹，至今还有很多可以在《周礼》一书中看到。然而熈宁年间当权的大臣，在经学方面错杂混乱，却只拿《周礼》一书中‘理财居半’的说法，来推行使国家富强的方术。凡是开创基业、建立国家的道理，几乎都被摧残殆尽，于是天下的祸乱日益增多。因此，老儒宿学愤怒地追究祸源，把这些看作使用《周礼》造成的灾祸，竭力诋毁排斥它。幸而它还因为进士科举，仍然列在学官所掌的经典之中。至于谈论王道不能施行、古代制度无法恢复时，动辄以熈宁年间尝试的成效作为借口，那么这些论著实在是不得已而作。因此有《格君心》《正朝纲》《均国势》三种说法，各四篇。” 王应麟说：“陈君举解释《周礼》的纲领有三项：一是培养君主的德性，二是端正朝廷纲纪，三是均衡国家形势。” 《周礼制度精华》。

译《玉海》二十卷。未见。朱子说：“上半册是陈君举的，下半册是徐元德的。” 王应麟说：陈傅良、徐元德撰写。易氏【祓】《周礼总义》。《宋志》三十六卷【《读书附志》三十卷】。未见。赵希弁说：《周礼总义》三十卷，是山斋易袚所著，也许仪为它作序，刻印于衡阳。魏了翁说：“易彦章关于《周礼》的汉军制度，完全足以补充先儒传记中没有涉及的内容。” 王与之说：“长沙人易彦祥有《周礼总义》，全书都是推广各家的学说。王应麟说：‘《易氏总义》说：“府、史、胥、徒”，《通典》概括说这些人共有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我考察《通典》可知，周代共有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名官员，其中内官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部诸侯国的官员六万一千零三十二人。这是官员的数目，并不是说府、史、胥、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万一千三十二人〕 胡氏【维宁】《周官类编》。已经散佚。黄氏【硕】《周官讲义》。已经散佚。俞氏【庭椿】《周官复古编》。《宋志》三卷。尚存。庭椿自序说：六经在秦代遭受灾难，到汉代才逐渐开始恢复。然而大多出自儒者凭记诵传授的学问，不可能没有讹误。既然篇章次序已经形成，流传到今天，世间儒者相信它的师承或许有所依据，没有人提出疑问，于是使圣经的原貌逐渐泯灭，再也无法看见。《周礼》一书，都是周代旧有的典章礼制经文；然而当时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的利益，便删去了记载爵位和俸禄的典籍，已经有逐渐散失的征兆，何况又全部被焚毁，只从口头传说和追记的残余中勉强保存下来，怎么能够完全恢复原貌呢？伏生年过九十岁，口授《尚书》；如果不是孔壁所藏的古文经书出土后加以考证，那么《舜典》和《尧典》如何区分，《益稷》和《皋陶谟》又有什么不同？《盘庚》不能成为不同的篇章，《康王之诰》也不能具有不同的文体。若一概相信传闻来传授所谓可信之说，未必不会流传到今天。六经之中，只有《诗》失去了六义，逸失了一半；唯独《周礼》的《司空》篇还可以有所考论。反复研读经文，以《尚书》为质证，以周王制度来验证，都有可以用来补正的地方；而《司空》篇实际上杂出于五官所属的内容，并且由于恢复《司空》篇，五官篇中的讹误也就可以类推考察，确实有使人心豁然相合之处。这就不只是得到宝玉、大弓那样的收获，也如同郓、讙、龟阴归还鲁国一样。即便如此，从汉代到现在，时代相隔遥远，大儒硕学接踵相继，而我这个小小的末学之人竟然这样提出自己的义理，几乎不免得罪名教！唉！学者难道宁可相信汉儒，也不再考察经文吗？还是应当考察他们的学说，公开评判是非，用圣人的言论从旁加以证明，希望恢复圣经的原貌呢？别人是理解我还是责怪我，我不敢知道；这就是《复古编》写作的缘由。丘葵说：“宋淳熙年间，临川人俞廷椿撰写《复古编》。新安朱氏一见到它，便认为《冬官》并没有亡佚，考索非常恰当。郑玄、贾公彦以来的学者，都应当整理衣襟退避三舍了。” 陈深说：《周礼》六职，先王设置五职以保存整体，而空出其中一职以待后用，所以司空有官名而没有专职。这大概从唐尧、虞舜时就已经如此了；因此大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同时又总领百官；召康公以太保的身份营建洛邑；仲山甫以冢宰的身份修筑齐国城墙；召穆公平定淮夷，也奉命营建谢邑；宋国皇国父以太宰的身份为平公筑台；司城子罕则按照《春秋》所载筑城建邑，数量大约有一千处，能做这些事的人都可以承担，也没有专门归属于司空的。况且任命这一官职时称作“冬”；“冬”有收藏的意思。董仲舒也说：“阴气常处在大冬，积聚于空虚而不用的地方，到了时令便出来辅助阳气，所以称为司空。”‘曰空’和‘冬’，正体现了圣人的用意。由此说来，不补写司空篇，有什么妨害呢？宋代俞庭椿撰写《复古编》，认为‘冬官并没有亡佚，只是错简散在五官之中’，于是选取其中相近的内容另编一卷，用来补足冬官；又把五官之内不相类似的内容全部剔除，分别归入各自类别。可是《周官》何尝有分类呢？它的精神和脉络流通贯穿三百六十属官，没有一处不相通，并不像后世那样某官只承担某职、某事专门责成某一官署。这样还要分类做什么？” 自从俞氏寻求分类以后，五官的篇次就大乱了。拿古本校对，已经不再是周公的旧本了。后来王次防、氏丘、葵氏、吴澄氏，最后何乔新氏，相继对它增删，以补充俞氏的不足。这五家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于是有了《临川之书》《永嘉之书》《清源之书》《崇仁之书》《椒丘之书》。这就像一块没有主人的田地，五个人把它作为自己的耦田来耕作；其中不加开垦反而受到损伤的，恐怕很少。《江西通志》：庭椿，字寿翁，临川人。乾道八年考中进士，官做到古田令。徐即登说：“俞氏的《复古编》，儒者称赞它超越了汉儒的见解，对《周礼》有功，这确实如此。” 徐常吉说：《周礼》缺少《冬官》，汉儒便用《考工记》补上，大概是惋惜这部书没有完成，所以采取这种缀辑补接的办法。虽然免不了被讥为续貂，但对于圣人的完整经书来说，仍然没有大的损害。到了宋代俞庭椿，认为工官的内容散见于五官之中，并不曾缺失，于是摘取五官所属的内容来补冬官的缺漏。可是《周礼》一书，圣人的用意深远而精密；设置一官、划分一职，即使是府、史、胥、徒这样的卑微职位，酒、醴、盐、酱这样的细小事务，以及掌管使用匪颁之物的末等职事，都有分布、联系和归属，没有一项不是各有意义的。如果在其中任意割裂，互相拿来补塞，那么此处得到补足，彼处就会亏缺。过去的《周礼》虽然有缺篇，却仍然完整；如今虽然有所补充，实际上却亡佚了。这样对圣经造成的损害，实在很大。考察俞氏《复古编》：把天官所属的兽人、▯人、鳖人、兽医、司裘、染人、追师、屦人、掌皮、典丝、典枲改入冬官；把地官所属的鼓人、舞师改入春官；把封人、载师、闾师、县师、均人、遂人、遂师、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训、山虞、林衡、川衡、泽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囿人、场人改入冬官；把春官所属的天府、世妇、内宗、外宗、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改入天官；把典瑞、典同、巾车、司常、冢人、墓大夫改入冬官；把夏官所属的弁师、司弓矢、稾人、职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师、川师、邍师改入冬官；把秋官所属的大行人、小行人、司仪、行夫、掌客、掌讶、掌交、环人改入春官。许氏【奕】《周礼讲义》。

译六卷。已经散佚。薛氏【衡】《周礼序官考》。未见。王对他说：“金华人薛衡，字平仲，著有《周礼序官考》。” 李氏【叔宝】《周礼精意》。未见。王与之说：“莆阳人李叔宝，字景齐，有《周礼精意》，已经刊行。” 戴氏【仔】《周礼传》。已经散佚。俞氏【嚞】《周礼释》。已经散佚。高氏【崇】《周官解》。十二卷。已经散佚。魏了翁的行状说：“崇，字西叔，世代居住在卭州蒲江，以进士出身，任黎州知州，兼任管内安抚使，有《周官解》十二卷。” 马氏【之纯】《周礼随释类编》。已经散佚。史氏【守道】《周礼略》。十卷。已经散佚。赵氏【汝谈】《周礼注》。已经散佚。乐氏【思忠】《周礼考疑》。《读书附志》七卷。未见。赵希弁说：《周礼考疑》七卷，是祝融居士乐思忠、字仲恕所著。永嘉戴溪、字肖望，丰城刘德秀、字仲洪，为它作序。乔氏【行简】《周礼总说》。已经散佚。《宋史·乔行简》：乔行简，字寿朋，婺州东阳人。师从吕祖谦。绍熙四年考中进士。嘉熙三年，被授予平章军国重事。封萧国公，进封鲁国公。去世后，追赠太师，谥号文惠。著有《周礼总说》。余氏【复】《礼经类说》。已经散佚。陆元辅说：“余复是宁德人，光宗初年，在廷试中被选为第一名，后来进入史馆，兼任实录检讨。” 叶秀发：《周礼说》。已佚。《姓谱》记载：秀发，字茂叔，金华人，师从吕祖谦，任知高邮军。徐筠：《周礼微言》。《宋志》著录十卷。已佚。《续〈中兴馆阁书目〉》记载：徐筠向陈傅良学习《周官》，记录陈傅良口授的内容，编成十卷。他自己说，听陈傅良讲过：“《周礼》的纲领有三项：培养君主的德行，端正纲纪；调和国家的形势。郑氏注释有三处错误：一是《王制》是汉代儒者的书，现在却用来解释《周礼》；二是《司马法》讲的是兵制，现在却用来证明田制；三是汉代官制都承袭秦制，现在却引用汉代官制来比附《周官》。这就是三处错误。” 《江西通志》记载：“徐筠，字国坚，清江人，是得之的儿子。年轻时考中科第，起初任攸县主簿，后来任知金州。” 曹叔远：《周官讲义》。已佚。《宋史》记载：曹叔远，字器远，温州瑞安人。年轻时向陈傅良学习，考中绍熙元年进士，历任礼部侍郎，最终任徽猷阁待制，谥号文肃。林椅：《周礼纲目》。《宋志》著录八卷。已佚。《周礼摭说》。《宋志》著录一卷。已佚。陈振孙说：《周礼纲目》八卷，《摭说》一卷，是绍兴府教授、括苍人林椅奇卿所撰。嘉定初年，将它进献朝廷。王与之说：“林氏《周礼纲目》曾在开禧年间进献过。” 《括苍汇纪》记载：林椅，字奇卿，丽水人。绍熙庚戌年考中进士，认为《周礼》是周公治理天下的经世之书，凡是民众赖以立身的根本、日常生活的常道以及真伪变化，无不加以区别，细微详尽而完备，于是按类别逐条编列，命名为《周礼纲目》。翰林学士楼钥、礼部尚书倪思上表进荐，授任工部架阁。陈兢：《周礼解》。已佚。陆元辅说：“漳州人陈兢，字戒叔，是绍熙进士，撰有《周礼解》。” 陈汪：《周官小集》。已佚。丘葵说：汪字蕴之，永嘉人。孙之宏：《周礼说》。已佚。丘葵说：之宏字伟夫，山阴人。杨恪：《周礼辨疑》。已佚。丘葵说：恪字谨仲，永嘉人。陈汲：《周礼辨疑》。已佚。丘葵说：汲字及之，永嘉人。陈谦：《周礼说》。已佚。王瓒说：“谦字益之，永嘉人，乾道壬辰年进士，历任官职至宝谟阁待制，任江西、湖北宣抚副使。” 徐畸：《周礼发微》。三卷。已佚。《经义考》卷一百二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二十四。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周礼》（五）。伯谦：《太平经国之书》，统集。《宋志》著录七卷（今本十一卷）。现存。伯谦自序说：“先王没有偏私自己的心，安定家族正是为了使天下安宁，保存自身正是为了使百姓富厚。三代以来，君主才开始偏私自己，把天下留给子孙，所以不得不为长久依靠、无所畏惧作打算。然而天下还是因为他们这种偏私之心，而在其间得到了一点安定。到了秦、隋、魏、晋以及南北朝的君主，放纵荒淫、狂妄昏惑，连同为自身打算的念头也一起不顾了。有了天下却到了连自己都不爱惜的地步，本来就不能指望他爱护百姓。只是可惜那些爱惜自己的人用来惠及百姓的办法，也狭隘浅陋，只够使时世达到小康，却不足以凭借它维持长久无穷的局面。三代圣人的纲纪、法度、宪章、文物，推本于自身而施行于天下，规划得十分周密，尤其在成王、周公时期更加周详完备。他们用心谋划，上承尧舜，下及万世。对外不怕天下毁谤，而把这种作为说成是为自己谋私，说：‘一定要使我的子孙世代相承，宗庙祭祀不断。’对内实际上通达天下的道理，而把自己的心意公之于众，说：‘一定要使君臣彼此相安，祸患不发生。’因此兼采三王的制度，施行四项事务，夜以继日，用尽自己的精神心力来办理这些事。” “用井田制来组织兵农，以什一税向百姓征取赋税，用乡遂制教化百姓，用学校培养士人，设置三百六十种官职，用封建制治理天下，用肉刑威服百姓。根本大政既已确立，然后对各项品级、节制和条目，日夜讲求并加以增益。上面有六典、八法、八则、九柄、九贡、九赋、九式的次序，其次有祭祀、朝聘、冠婚、丧纪、军旅田猎、出行服役的详细规定，下至车辆旌旗、圭璧等器物，梓人、匠人、轮人、舆人的尺度，以及绘画、刮削、陶制等工艺的方法。再细小的，还涉及登鱼、捕龙、叉鳖之类的微末事务，毕公所说的‘能够勤勉办理细小事务’，周公尤其尽心。大概反复申明这些制度，把谋划留给后世，以辅助后代。后世难道没有昏乱的君王吗？但都依赖前代贤哲，才免于流离、杀戮的灾难。共和摄政时，天下又恢复原状。龙漦作孽，宗周灭亡了，却仍能挟带鼎和玺向东迁移。到了战国诸侯相互吞并厮杀之时，周国孤独地处在其中，天下仍维持了一百多年；而宗主临近灭亡、将要断绝之际，又分裂为东西二周，其子孙更加乖戾悖逆，不顾念继承先业，所以天下才开始离弃周而归于秦。” “法制灭亡，周也就灭亡了。后世天下如果还有追思周道如《下泉》诗、追思周政如《匪风》诗的心，那么周道即使陈旧淫靡、桧国极其混乱，也会一变而重新显现《豳风》所代表的正道。圣人编排《诗经》，就是把这种意思寄寓在十五国风的末尾。秦人改变古制，不遵守正道，不值得过分遗憾。汉代距离三代很近，距离周代尤其近，却不能顺着为自身打算的心意，去讲求周公实现太平的办法，只是战战兢兢地计较得失，忧虑操心，耗尽智谋来防范，大体不过是掌握天下的权术罢了。他们只图眼前简便，不能作深远长久的思考和经久不变的谋划。封建诸侯是古制，只停止在实行推恩令；井田制是古制，只停止在讨论名田之法；刑法只停止在制定笞杖法令；军队只停止在京师设置南北军；郡国设置都尉，设置官职则仿照秦代旧制，礼制则杂用秦代仪式，学校则隶属于太常，选举则分为数条途径，乡里则相隔万里而仅见烟火。他们这些浅近功利的做法，已经大致足以顺应时势并惠及百姓了。然而时而安定、忽然危乱，几乎灭亡、仅能保存，最终仍不足以留下宽厚恩泽并传给后代。当时世上敏锐俊秀、奇特杰出的人，有深远见识而有志于先王治理的人，有的请求制定经久的制度，有的想退而改变制度，有的希望建立万世长久的策略。” “每当看到王符论说汉代失去产业的百姓，每年达到三十万人，就更加明白田赋、乡里、刑法等制度只不过是苟且施行罢了。仲长统想要确定官吏俸禄，加重三公的权力，改革税法，更定官制，充分思考善治之道，具有把乱世变为治世的意图，他的论说很精彩。至于请求废除封建、恢复井田、实行肉刑，也还是没有研究精审。唐承接八代衰乱之后，太宗建立唐朝时，也慨然希望接近先王的治理，补救汉代的缺失，招纳豪杰，共同修复废弛、振兴衰败的制度。在贞观一二十年间，税制改为租庸调，田制改为口分田和世业田，兵制设为府兵，选士采用明经、进士，官员设置为七百三十员，天下设置世袭刺史。然而这些制度也杂乱而不纯粹，疏略而没有统纪；不久，兼并没有得到禁止，徭役赋税不均，又把租庸调改为两税，把府兵改为彍骑，停止世袭而改为州县，不珍惜名器而出现墨勅斜封。唐的子孙固然不是善于守法的人，而立法之初，也不能不分担其中的责任。在弊端尚未显现时，天下因其偏私自身，也得以获得苟且安定的好处；一旦利益耗尽、祸害显现，裂隙暴露出来，就终于大坏而无法支撑了。” “宋代的元嘉，元魏的泰和，隋代的开皇、仁寿，难道不都是以实现治安为目标吗？但它们所实现的治理，没有多少超出当时的，功利只在人身上起作用，到自身便停止。汉、唐的事情为什么不同于此？虽然如此，汉承接秦朝灭亡、学术断绝之后，并没有单独继承二帝三王的法制，估计连一点余脉也没有了；即使五霸七雄那些小规模追求富强的事情，也一并扫荡而没有留下。汉初草创时，大臣们没有学问，正采用秦代官吏、秦代律令和图籍，本来很难责求他们实行先王的制度。唐代自元魏、北齐以来，授予百姓田地，按乡里划分百姓，先王的制度已有十分之一二被采用。继而苏绰在北周，约略制定六典以确定官制，府兵之法也略有端绪，先王的制度已有十分之五六被采用。又继而隋文帝国力富盛，苏威、高颎加以损益，先王的制度已有十分之七八被采用。太宗接着实行这些制度，如果能够深入观察、详细斟酌，使各个细节和曲折之处都得到补充，弥补前代未完备之处，那么唐代的治理就可以接近周代的治理，实现这一愿望是可以期待的。可是结果仅仅如此，这难道没有原因吗？世道变化而不合古制，功利盘结在人心；而且这部书宏大广博、浩瀚难尽，读起来难以明白，解释起来却容易使人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