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二

译《宋志》记载十五卷。今存。孙觉自序说：“《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是孔子晚年才完成的著作。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才把音乐整理妥当，使《雅》《颂》各得其所。’又说：‘再给我几年时间，到五十岁来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由此可见，删定《诗》《书》、制定礼乐，是在返回鲁国那一年；而赞述《易》，则是在五十岁以后。《春秋》记事止于鲁哀公获麟，而孔子在获麟后两年去世。这说明孔子在临终前还记得《春秋》的事情，那么《春秋》在六经之中，意义最为深远。孔子在未老以前不作《春秋》，一定是到老年以后才开始撰作，大概是因为孔子年轻力壮时，还希望当时的君主中有人能够觉悟并任用他。可是他周游天下，直到穷困衰老，连一小块土地也无法得到，连一旅之民也无法拥有。孔子年纪越来越老，而天下的动乱仍不停止，甚至到了臣下弑君、儿子弑父，而天子不加诛罚，方伯不进行讨伐，三纲五常全都被扫荡殆尽的地步。孔子于是依据鲁国史书，记载天子的事情，二帝三王的法度也因此保存在其中。《春秋》所赞许的，就是王法所赞许的；《春秋》所憎恶的，就是王法所抛弃的。至于修身、正家、治理国家、统治天下的道理，以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规范，也无不大体完备。” “所以前代史书说：‘身为人臣而不知道《春秋》，一定会蒙受首恶的罪名；身为人子而不知道《春秋》，一定会陷入大逆的罪行。’因此，求学的人不能不努力学习。《春秋》的撰作，大概是因为天下没有君主，孔子便用王法来加以匡正；诛罚、褒奖，是天子的职权。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责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撰作传文的人既然不理解孔子作《春秋》的用意，杜预、何休之流又妄加解释。按照杜预的说法：‘周王室的德行已经衰微，官员失去了职守，各种记载和注释大多违背旧有章法。仲尼依据鲁国史书的记载，考察其中的真伪，记录其中的典章礼制；凡是他的教化意旨所保存、文字所妨害的，就删改而订正；其余的都依照旧史采用。’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那么孔子就只是一个史官罢了。《春秋》既然说是孔子‘作’的，却又只是依照史书的记载而采用旧史，那么圣人何必勉强写这部书呢？何休说：‘《春秋》将要贬黜周王而尊崇鲁王，孔子因为天下没有王，于是作《春秋》。’怎么能说是‘贬黜周王而尊崇鲁王’呢？比如经文写‘王正月’，是为了彰显天下一统；先写王室之人，是为了使诸侯处于卑下地位。” “不书写‘王战’，是为了显示天下没有谁能与王相抗；书写‘王’而加上‘天’字，是为了区别于楚国僭越虚妄的称号。《春秋》尊崇王室到了这样的程度，怎么能说是贬黜周王呢？撰作传文的人既不理解孔子作《春秋》的用意，作注释的人又妄加解释，以至于今天那些喜好怪异的人，更增引血书、端门等谶纬之说来解释《春秋》。这正是啖氏所谓‘宏大的纲领既已失去，万条细目也随之大为失散’。所以，自孔子去世以后，能够深刻了解孔子为何作《春秋》以及《春秋》为何存在的，只有孟子。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了，《诗》也就亡失；《诗》亡失以后，《春秋》才产生。’孟子的意思是说，王者的号令还在天下施行时，号令中如果有过失错误，诗人便可以加以讽刺规劝并予以纠正。到了天下大乱、王道动荡，号令不能施行，天子只有名义存在的时候，孔子便作《春秋》来代行赏罚。《春秋》完成后不久，孔子就去世了；又因为书中讽刺、贬斥、诛绝的内容很多，当时的人不能公开把它传布于世，所以受业于《春秋》的孔门弟子没有留下声名。此后便有了《春秋》五传，其中《邹氏传》《夹氏传》早已失传，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在汉代相继兴盛。” “然而，各家的祖传、学习、传授以及传记情况并不清楚。学习《左传》的人，就假托说是丘明所说，并说它与孔子的好恶相同；又因为左氏本人是国史所记载的人物，便认为其中都得到了真实传承。但《左氏传》中有时也有错误，这也是偏袒《左氏传》的说法。学习《公羊传》《谷梁传》的人，又说孔子完成经书后只传给子夏，《公羊》高、谷梁赤都是子夏的门人。若二人同出于子夏门下，传文就不应当有相同和不同之处；这也是偏袒《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三传既然已经出现讹误，各位儒者的说法就不能全盘依据，只应当取其正确之处，舍弃其错误之处。《春秋》这一名称，解释它的人也很多。例如《左氏传》说，韩宣子到鲁国，看到了《易》《象》和《春秋》。孟子也说：‘晋国称它为《乘》，楚国称它为《梼杌》，鲁国称它为《春秋》，其实是同一种东西。’这说明孔子在尚未撰作以前，这部史书已经称为《春秋》，孔子沿用其名而没有改动。杜预说：‘史书所记载的事情，必定以年份标明并置于事件之前；一年有四时，所以交错举出四时，作为所记史书的名称。’考察经文也说：‘《春秋》按时令举行祭祀，这样说来，《春秋》可以举出四时。’杜预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三传的撰作，既不能考定谁先谁后；只是《左传》多讲事迹，《公羊传》也保存了大概，而陆淳认为，在判定义理方面，它们都不如《谷梁传》精密。现在把三家的说法相互校验，考察它们是否恰当，以《谷梁传》最为精深；并且以《谷梁传》为根本，关于是非、褒贬的说法，则杂取二传以及历代诸儒和唐代啖助、赵匡、陆淳的说法，好的就采用；其中没有听闻过的，便用所听闻的安定先生的说法来解释。杨时作序说：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了，《诗》也亡失；《诗》亡失以后，《春秋》才产生。’《春秋》时代，《诗》并不是全部亡失了。周王室的诗歌降为诸侯国的《国风》，这才是王者的诗亡失了。王者的诗亡失，于是《雅》不再创作，天下也就没有政教了。《春秋》正是为此而作，所以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孔子去世后，又经过秦朝焚书，精微的言论中断了。汉朝兴起，诸儒固守专门之学，互相指责非难，甚至父子之间也有不同的论说，何况其他人呢？然而自古以来通达的儒者和有见识的人，没有不通过学习这部经书而有所成就的。熙宁初年，崇尚儒学、尊重经书，用经义教导众多士人；至于三传的异同，在六经中没有可以考察订正的依据，尤其难以弄清。”

译所以《春秋》没有列入学官，并不是废弃不用，而是士人正急于应付科举的学习，因而把它搁置起来，不再讲习，难道不可惜吗！高邮中丞孙公先生因为已经充分领会了我所不能及的内容，全面阐发圣人的深意，著成此书，用来传给后来的学者。他对《春秋》隐微言辞和精妙义理的解释，其中有许多是前代儒者没有说过的；他揭示其中的关键，使学者得以考察其门径、叩入其门户，进而窥见其中的深奥，这岂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我得到此书后伏案诵读，爱不释手，听到了许多从未听过的见解。孙公的孙子广伯却把这部书托付给我作序，凭我浅陋的学识，竟得以在经书卷首署名，借此自托于不朽，岂不是幸运吗？然而接受嘱托以来，至今已经多年，我一直不敢动笔。私下认为，先生是宗师般的大工、巨儒，世人都应当尊敬仰望；即使片言只简，也足以流传后世，何况是这样一部成书呢？我这个晚学后进，妄想用杂乱的言辞加以涂饰，不但不足以增重此书，反而正如韩愈所说的“言辞恰好成为对高明之人的累赘”。所以我决意不敢作序，但广伯的请求越来越急，于是勉强写在书后，希望像古人依附骏马尾部而得以远行那样，后来的读者怜悯我的心意而不要讥笑我，也就可以了。周麟之跋说：“先君潜心研究《春秋》二十年，在高邮从孙莘老先生那里得到成说，这部书已经在家中传了三代了。” 后来兵火焚烧荡平，这部书于是化为灰烬。等到先君寓居江浙时，曾经诵读其中的学说来教授学生，我每次都私下得到机会旁听。一天，先君对我说：‘起初，王荆公想要注释《春秋》并推行天下，但莘老的书已经问世；他一见到此书便产生了嫉恨之心，自知再也不能超过它，于是反而诋毁圣经，把它废弃，说：“这是断烂的朝廷邸报。”《春秋》不列入学官，也不用于贡举，这种情况持续了许多年。到了近世，这部经书重新流行起来，但学士大夫也很少知道还有莘老的学说。’不久先君叹息说：‘唉！孙先生的书难道终于要湮没了吗？为什么长久以来都不显扬呢！’我回答说：‘这部书是丰城的宝剑，隐没或显现也各有时机。如今不幸在世间被埋没光芒、削去锋芒，然而龙泉、太阿之剑的精气，终究应当在夜间上冲牛斗二宿。一定会有像张茂先那样有通达见识的人，把它表彰出来，使之成为替天下后世剖破蒙昧的器具，也一定会有那一天。’几年以后，文定胡公著《春秋传》进献给皇上，学者都在传诵，但先君已经来不及看到了。我近来得到这部书，曾反复研读其义，大概有十分之六七与莘老的学说相合。然而莘老阐明圣人的深奥，列举三传来判定得失，反复权衡折中，著成通论，旨意详尽而明白，深刻而恰当，异说无法驳倒它。” 这正是其中深邃的地方，文定似乎还比不上。邵辑作序说：“龙学孙公早年跟随安定胡先生游学，在经社中年纪最小，却尤其精通《春秋》。晚年苦于诸儒穿凿附会、彼此争斗，侵蚀我圣人的经书，于是阐发自己所得，撰成此传。凡是前代儒者正确的，就遵从；不正确的，就加以折中判断。义例确定，各项目清楚，实在是后学的指南。”但传布这部书的人大概很少。我过去从亲友之间得到它，喜爱它议论的精密审慎以及文辞的明辨博洽，常想刊刻流行，与学者共同研习，却因力量不足而不能实现。既然来到楚州高邮，想到这是孙公的乡里。近世两淮地区，如合肥的《包孝肃集》、山阳的《徐节孝集》，都因是当地乡贤之书而容易传布，我的愿望于是可以实现了。正好遇上大灾荒，早晚都为赈济灾荒、筹办荒政而忙碌，没有空暇顾及此事。第二年，年成丰收，公私生活大致有了供应，于是节省浮费，召集工匠刻板，把书安置在郡斋，以使它长久流传。书中有许多地方无法解释，所以没有把经文全部补齐；现在谨慎地沿袭旧本，不敢增补。唉，书的显晦，大概也各有时机。像孙公的名节在当时已经显著，载于可信的史书，光耀如日星，本来不需要借此书来衡量其轻重。” 然而孙公一生所留意的学问，到了今天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仍然没有显著流行于世，只有我独自珍藏它。又恰好承乏任职于孙公的乡里，能够实现从前的愿望，那么这部书的流传，似乎确实是有所等待的。汪纲说：“龟山为孙先生作《春秋解后序》，我私下认为，杨公在经学上的造诣很深，而在这部书中尊崇、信任并推重孙先生，仿佛弟子对待老师一样。后来的学者看了这一点，应当知道自己所依从归附的对象了。” 张硕说：“高沙乡先生、龙学孙公的《春秋解》，阐明了圣经隐微深奥的意义，折中判断诸儒说法的是非。学者想看却无法得到。前任邵君把家藏的木刻版拿出来，置于郡斋刊行，他对后进的嘉惠，实在广博。” 晁公武说：“《春秋经社》一书，其学说也出自啖助、赵匡，共分四十多门，论议相当严密。” 陈振孙说：“孙觉跟随胡安定游学，弟子有数千人；另选其中年长而成熟的，组成经社。孙觉年纪最小，却俨然处在其中，众人都佩服他。这大概是他当时所作的。”又说：“孙觉的《春秋经解》，其自序说，三家的学说中，《谷梁传》最为精深，于是以它为根本，杂取《左传》《公羊传》以及诸儒的学说，正确而有长处的就遵从；其中觉得不安妥的，就用从安定先生那里听到的学说加以裁断。杨龟山为它作了后序。” 陈造说：“孙先生的《春秋解》，对于经文的探究，详尽而完备，几乎没有遗漏的意义。”张萱说：“孙觉用三家的学说考察其是否恰当，而专门以《谷梁传》为主；关于是非褒贬，则兼用《左传》《公羊传》以及啖助、赵匡、陆淳三家的学说，选择其中最有道理的，再用胡安定的学说作出判断。” 《春秋学纂》《宋史·艺文志》著录十二卷。已经散佚。《春秋经社要义》《宋史·艺文志》著录六卷。已经散佚。黄仲元说：“孙莘老和当时的名士一起组成经社，虽然不专主某一个人的臆说，其中能够卓然独见的人，究竟是谁呢？” 王应麟说：“《经社要义》分为类例、考据以及解释诸传的部分，用来阐释经文旨意。《学纂》采纳它的学说，以《谷梁传》为根本，又采集《左传》《公羊传》和历代诸儒的长处，间或用他的老师胡瑗的学说作出判断。” 程子【程颐】《春秋传》

译《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现存。程子自序说：“上天降生民众，必定会有超出常类的人才出现，起来做他们的君长；治理他们，使争夺平息；引导他们，使生产生活得以发展；教化他们，使伦理关系明确。这样以后，人道才能建立，天道才能完成，地道才能平顺。二帝以前以及其后，圣贤世代出现，顺应时代而有所作为，顺合当时风气的需要；不抢在天时之前来启发民众，而是各因时势建立政令。到了三王相继兴起，三种重要制度已经完备，按照子、丑、寅来建立正月的制度，忠、质、文三种治道交替受到崇尚，人道已经完备，天运也已经周全。圣王既然不再出现，后来拥有天下的人即使想仿效古代的事迹，也不过是凭私意妄自作为罢了，所做的事情都是错误的。秦朝甚至以亥月为岁首，这是治道悖乱；汉朝只凭智谋和武力维持天下，哪里还知道先王的治道呢？”孔子处在周朝末期，看到圣人不再出现，顺应天时、合乎时代的治理也不再存在，于是作《春秋》，作为历代君王都不可改变的大法。所谓‘拿它来考察三王而没有错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质问鬼神而没有疑问，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前代儒者说：‘子夏、子游也不能替它增添一个字，并不是文辞不需要赞助，而是他们的言语不能参与其中。这种道，只有颜子曾经听闻过。’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穿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舞，这就是它所依据的准则。” 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来看，认为它不过是褒奖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大法，就不知道了。《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这些义理虽然宏大，却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本来容易看见。只有其中隐微的文辞、隐藏的义理，以及因时制宜的运用，才难以理解。有时抑制，有时放纵；有时赞许，有时贬斥；有时进用，有时退黜；有时隐约，有时显明，但都能合乎义理的安当、文质的适中、宽严的合宜以及是非判断的公正，这就是处理事务的权衡，也是揣度大道的规范。观察各种事物之后，才能知道化育万物的神妙；聚集各种材料之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的功用。只想从一件事、一个义理中窥见圣人的用心，不是上等智慧的人做不到。因此学习《春秋》，必须从容涵泳，默默体会，心领神会，然后才能进入它的微妙之处。后来的君王如果懂得《春秋》的义理，那么即使德行比不上禹、汤，也还可以仿效三代的治理。自秦以来，这种学问没有传承下来，我为圣人的志向不能在后世实行而悲悼，所以作此传来阐明它，使后人通晓经文而探求其义，领会它的意旨而效法它的作用，那么三代的治理也可以恢复。这部传虽然还不能穷尽圣人的深奥内蕴，但大概可以使求学者找到门径而进入其中。” 朱子说：“伊川的《春秋传》中间有些地方难以理解，也不作肯定无疑的论断。” 陈亮跋说：“伊川先生为这部书作序时，大概已经七十一岁了。四年后先生去世，如今能够见到的这部书，才流传了二十年。世人都惋惜它有所缺失，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先生曾称述杜预的话说：‘从容而柔和地引导他，使他自己去寻求；使他感到充足而满足，使他自己趋向目标。等到疑惑像冰一样涣然消释，心情愉悦而义理顺畅，这才算有所得。’先生在这二十年间，对义理的探究非常精密，对类别和条例的考察也很广博。学者如果能够精心考察这部书，从容研习、充分涵泳，在言辞和意义之外有所自得，并把这种领会推广到其余地方，那么精微义理的功夫就在自己身上了。与其整天读完这部书，却对自己毫无关系，这两者的得失又怎么样呢？” 陈振孙说：“只是略举大义，没有把每一处都作出解释。襄公、昭公以后尤其简略。” 序文作于崇宁二年，大概是程颐晚年所作。” 黄渊说：“伊川起初让门人刘质夫作传，后来却又亲自撰写，不知道他凭什么地方窥见圣人的用心。” 刘永之说：“程子的传有些地方不从褒贬、给予和夺取这些通常的义例立论，这是前代儒者所不能达到的。” 胡居仁说：“撰作《春秋传》的人不少，只有程子阐发得最为到位。” 张氏【张载】《春秋说》《通考》著录一卷。未曾见到。晁公武说：“张子厚给门人杂说《春秋》，这部书没有完成。” 苏氏【苏辙】《春秋集解》【《宋史·艺文志》作《集传》】

译《宋史·艺文志》著录十二卷。现存。苏辙自序说：“我年少时就研究《春秋》，当时的人大多以孙明复为老师。他们认为孔子作《春秋》，大略记尽了一时的事情，并不再信任史书，所以完全抛弃三传，不再取用。我认为左丘明是鲁国史官，孔子本来就是依据他的记载来作《春秋》的，因此叙事一定应当以左丘明为根本。杜预说过：‘左丘明从仲尼那里接受经书，自己又担任一国史官，亲自阅览各类典籍；他的文章舒缓，旨意深远，是要使学者追溯事物的起源、探究最终结果，寻求枝叶，穷究其极；从容而柔和地引导，使他自己去寻求；使他感到充足而满足，使他自己趋向目标。像江海的浸润、膏泽的滋润一样，疑惑涣然如冰消释，心中怡然、义理顺畅，这话说得对了。至于孔子在《春秋》中所取所舍，左丘明或许不能完全明白，所以应当参照《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啖助、赵匡等人的说法。然而从前的儒者各自相信自己的学说，认为自己正确而别人错误，因此往往窒碍不通。老子说过：‘学习人所不学习的，补救众人的过错，以辅助万物自然生长，而不敢妄自作为。’我私下以此为师，所以按照义理来发表言论，不拘系于某一家；义理所到之处，就像水流一样，向东向西、曲折或直行，形势不能一成不变，总之以通达为主。近年王介甫以宰相身份解释经书，并在世上推行；到了《春秋》，却完全不能通晓，便诋毁它，说是“断烂朝报”，使天下士人不能再学习。” 唉！孔子遗留下来的言论竟被凌辱湮灭到这种地步，这不只是王介甫妄为，也是诸儒讲解不明白的过错。因此我从熙宁年间被贬居高安开始，阅览各家的学说，再用义理加以裁断，写成《集解》十二卷。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每当有空闲，就拿出来观看，发现前面说法不对，随即加以修改。绍圣初年，我迁徙到南方；到元符元年，共换了三个居住地，最后选择住在龙川的白云桥，闭门无事，所有修改订定之处，也不止一次。我再看时已经不再感到豁然开朗而笑，大概自认为没有遗憾了。南方荒远之地没有可以与我讨论学说的人，我只是对子逊说：‘仰望它，越仰望越觉得高；钻研它，越钻研越觉得坚；看它好像在前面，忽然又到了后面。’这是孔子不可企及之处，也是颜子长叹的原因，更何况是我呢！怎么知道后世不会再有能够纠正我的过错的人？至于前代诸儒，或许还差不多能够做到。你若能传播我的学说，使后来的年轻人有所听闻，那么千年以来断绝的学问，或许就在这里了。” 晁公武说：“子由的大意是，世人多以孙复为师，不再相信史书，所以完全抛弃二传，全部以《左传》为根本。至于遇到不能解释通的地方，才采用二传的说法。啖助、赵匡一派，从熙宁年间被贬居高安，到元符初年十多年间，有空闲时就加以修改订定。选择居住在龙川后，这部书才完成。” 叶梦得说：“苏子由专门依据《左传》，说经文中用《左传》解释经文的地方没有几处；它的凡例也没有穷尽经文，所记载的事情又多有抵牾，怀疑是出自自己的意思，并非有所传授，不如《公羊传》《谷梁传》与经文相合，所以苏氏只是用《左传》所记的事情解释经文的文字罢了；对于《左传》所记事情中的错误，他不敢再加以评论，于是迁就经文来成就自己的学说，也没有把凡例全部建立在经义上，都是把那些做法看作过分追求。朱子说：苏子由解释《春秋》，认为经文是按照诸侯赴告来记载的，这个说法也是对的。既然记载了郑伯突，又记载郑世子忽，就是依据史文来书写。定公、哀公时期，圣人亲眼见到事情，依据事实来记载；隐公、桓公时期，年代已经久远，史册也有简略之处，孔子只是依据史册写出来罢了。” 陈振孙说：“他的书专门采用《左传》，不得已时才采用二传。啖助、赵匡大概是因为当时谈论经学的人不再相信史书，或者会失去事实，所以才这样。” 张萱说：“苏辙认为当时研究《春秋》的人大多以孙明复为师，完全抛弃三传。后来王安石解释经书，到了《春秋》便完全不能通晓，于是诋毁它为‘断烂朝报’，导致学者不能再明白《春秋》。所以他撰写此书，采纳各家的学说，再用义理加以裁断。” 陈▯绪跋说：“《春秋集解》十二卷，由宋代颍滨先生苏辙撰写。当时王介甫把《春秋》说成‘断烂朝报’，又不列入学官，所以颍滨违背世俗风气而作此书。他的学说一概以《左传》为主，对《公羊传》《谷梁传》二传却常常加以讥刺。颍滨说：‘凡是《春秋》所记的事情，都应当依从史书；《左传》是史书，《公羊传》《谷梁传》都是凭意推测。孔子作《春秋》也只是略加记述，并不是把它作为史书，必须有史书作为依据才完整。凭主观臆测解释《春秋》而不相信史书，就失去了孔子的本意。’十二卷中大体都在阐明这个宗旨。然而我认为，圣人所作的经书，涉及事情的地方必然以道为根本；如果用道来衡量而不相合，那么即使事情流传久远，也终究不能完全相信。《左传》记事明白完备，但其中也间或有违背道理的地方，这并不妨碍广泛采纳各家的说法，以求得我心中的妥当。孟子对于《武成》也只取其中二三片竹简，何况左丘明的书呢？《公羊传》《谷梁传》虽然凭臆测解释经文，但也各有得失。例如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谷梁传》把戎说成卫国；齐国仲孙来，公羊、谷梁二传都认为是鲁国庆父；鲁国灭项，二传又都认为实际是齐国灭掉的，这些显然都与经文相违背，它们的错误本来不必多说。” 至于隐公四年秋，翚率领军队防备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庄公二十四年夏，鲁公到齐国迎娶夫人。这类事情，似乎《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正好符合圣人的精微旨意，而颍滨却一概以深文周纳来诋毁它们，可以说是因噎废食。读者舍弃它们的短处而取用它们的长处，也就可以了。”},{ 《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三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春秋》（十六） 崔氏（子方）的《春秋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