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五十四

译三十六卷。已佚。《四书集注辨疑》。十五卷。今存。张养浩说：“有人认为，《四书辨疑》即使不作也可以。我私下认为，人不是生来就什么都知道，谁能没有疑问？有疑问而加以辨析，正是讲学的事情。从前司马温公对《孟子》有所怀疑，欧阳文忠对《系辞》有所怀疑，这当然不妨碍他们成为大贤。” 考查《四书辨疑》，元代人中共有四家：云峰胡氏、偃师陈氏、黄岩陈成甫氏、孟长文氏。这部书专门辨析《集注》的错误。我曾见过吴中范检讨必英收藏的版本，是元代旧刻本，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氏。推究注释中的话，在“置邮传命”一条下说：“现在的传舍叫作馆驿，也叫马站，又叫马铺；步递的驿舍叫作急递铺。”中原多事的时期，曾经每三十里设置一个马铺，大体上通常每十里设置一铺。在“鲁平公将出”一章，根据中原古注本，确定南方版本传抄有误。又说：“自从宋氏播迁到江表，南北隔绝，才一百五六十年，经书文字已经有所不同。”等等。陈成甫、孟长文都是浙江人，注释的措辞并不像同一作者。至于《云峰四书通》，完全以朱子为宗，不应当彼此不同。因此可以确定这是偃师陈氏的书，而且卷数也相合。于是便定为陈天祥所著。天祥字吉甫，官至集贤大学士、中书右丞，死后谥号文靖。又考查苏伯修撰写的《安熙行状》说：“国初，有人把朱子《四书集注》传到北方，滹南王公一向以善于辨析、博学多闻自负，便写文章批评它。赵郡陈氏唯独喜欢他的说法，增补扩充到若干字。等到他来担任真定廉访使时，拿出他的书给人看，先生为此感到忧惧，便写信来辨析。后来陈公深深悔恨，把他的书烧掉了。”《元史·列传》也这样说。这样看来，范氏所收藏的，便是陈氏焚烧后剩下的版本。胡氏【炳文】《四书通》。二十六卷【有的作三十四卷】。今存。炳文自序说：“《四书通》为什么要写作呢？是担心读者只得到文辞，却不能通晓其中的意义。《六经》如同天地，《四书》如同运行于天地之间的日月。它是朱子一生精力所汇聚之处，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心意寄托所在。这部书推究起来，穷极天地万物的奥秘，而归根到底都是日常伦理人事的美善。合起来可以广大到极点，分析起来又可以细密到极点。言语好像极其浅近，却包含着极其深远的意味；事情全都极其切实，却涵盖着极其精妙的道理。学习的人如果不能曲折详尽、旁通贯达，就不能说是真正懂得其中的意味；如果不能长久用力而在某一天豁然贯通，也不能说是穷究了事物的道理。我已经老了，专心于此已有五十多年，可以说已经贯通了吗？还没有。只是可惜那些为它作疏解的人，有的浮泛，有的错谬，这将使学习的人凭什么在取舍之间作出判断呢？唉！这就是我不得不会通同类说法、辨析不同说法的原因。会通它们，希望不失去根本；辨析它们，希望不被相似的说法迷惑。我不能自称能够贯通朱子的思想，后世真正能够贯通的人，倘若能宽恕我的僭越，并订正我尚未正确的地方，那就是我深切的希望。” 邓文原序说：“《四书》的学问，起初由河南二程先生加以表彰，后来由考亭朱夫子大加阐明。善于读书的人，先以经书为根本，其次学习前代儒者的论著，再其次考察朱夫子取舍各家说法的依据，这样才可以和他谈论学问。然而，熟习了书的文辞却始终不能贯通它的意义，仍然算不上完善。编纂疏解、汇集成书，广泛采集各位儒者的言论，不下数十上百家，使学习的人纷乱无所适从，不能有所折中，我私下对此很忧虑。近世作图、著书的人越来越多，大抵对前儒的论著以及朱夫子取舍各家说法的依据还有未能贯通之处，却贸然创立异说来炫耀于世。我曾认为：过去的学者常常忧虑自己不如古人；今天的学者常常忧虑自己不能胜过古人。想要胜过古人，最终反而不如古人，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取。如今新安云峰胡先生编写《四书通》，把编纂疏解、汇集成书中违反朱夫子意见的内容全部删去；有能够发挥义理的地方，就在后面附上自己的说法。这就像编排宗族世系以端正百世不迁的宗族正统，不让小宗取得大宗的继承权，是因为害怕世系混乱。汉代在白虎阁审定经书和传注，因此把书命名为《白虎通》；汉末封司马迁的后人为侯，因此有《史通》之名。‘通’的意义由来已久。” 至于熟习书的文辞而能贯通其意义，这又是学习者自己的事情，希望不要辜负先生把书命名为《通》的用意。” 张存中跋说：泰定三年冬天，存中奉浙江儒学提举志行杨先生之命，认为胡先生《四书通》能够删去编纂疏解、汇集成书中不正确的内容，能够阐发《通释》《集疏》中尚未阐发的内容，对朱子大有功劳，对后来的学习者也很有益处。于是奉命带着此书交付建宁路建阳县的书坊刊印，以扩大它的流传。为此，来到这里的书府，接受志安余君之命让工匠雕版印刷，历时超过三年，才得以完成。又以书坊中的各种《四书》版本互相校勘；例如《集成·标题》把经文、注语的善本改成“亦曰学之正之”，把“曰为”增作“由”，把“莫春和煦之时咏歌也”等句增改，都是好事者妄自增改。现在以《纂疏》《集成》《通释附录》为正本。《庸学或问》不敢分割，以免失去朱夫子的本意，编在《章句通》之后；又对《集注》中奇异的字增入释文，对隐晦的事附上通证，并把前儒的姓氏分类记录下来，希望初学之士也便于考查。” 《四书辨疑》。未见。张氏【淳】《四书拾遗》。未见。黄虞稷说：“字子素，南乐人。至元年间，被征召任用而没有出仕。” 郭氏【隚】《四书述》。已佚。刘氏【霖】《四书纂释》。已佚。萧氏【元益】《四书演义》。已佚。《衡州府志》说：萧元益，字楚材，安仁人，由乡试中举。石氏【鹏】《四书家训》。已佚。

译王恽序说：义斋先生姓石，名鹏，字云卿。他的父亲石璧从五台向东迁徙，在唐封定居，世代传承儒业。戊戌年中选，最终担任保定路劝农使。先生早年便凭借文章和品行成为一方的师范。至元丙子年，以辞科考试魁首名列众士之上。他天资纯厚笃实，对世俗滋味淡然，只闭门读书，务求无所不窥。《四书》《小学》尤其用力。他汇集自己所得，终于写成此书。沉潜玩味多年，反复修改，始终不曾离手。临近去世时，他嘱咐儿子承义等说：‘我平生的精力全在这部书中，把它收藏在家塾，用来教训子孙，我这一生大概也可以无愧了。’承宗遵奉遗命，带着序引来请我撰写，并希望我回忆在燕南任提宪时巡视所属县，与先生有过一日的交谊。如今我虽然衰老昏聩，哪里忍心吝惜几句话，也姑且借此慰藉生者和死者。至于《四书》所记载的性命道德之美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道统传授的由来以及学习者修习的依据，它推明天理、维持世教，就像水、火、豆、粟一样，日常使用而不可缺少。自伊洛名公以后，宋代诸儒对它加以集解、纂疏和论述，已经很详尽了。近年上至公卿大夫，下至一乡一邑的士人，通常都讲习诵读，大家都说其精微造诣和义理极致，已经不能再有所增加。” 先生又能沉浸于其中深厚浓郁的意味，体会其中精华，阐发先儒尚未涉及的内容，附加自己所见的意见，自成一家之说。他的学问和志向，可以说勤勉而且知道所应致力之处。士人生在这个时代，不可以空自拘守：出仕就应当推行道义、救济时局，隐居就应当建立言论、流传后世。何况性命的道理、仁义的萌芽，并不是由外界灌输而来，都是人性本来固有的，也是各自职业所应当做的，只需尽到自己所能罢了，原本没有先后浅深的分别。所以子贡说：‘文王、武王之道并没有坠落在地上，而是存在于人身上。贤者能够认识其中重大的方面。’子夏也说：‘君子之道，哪一样先传授，哪一样后使人厌倦呢？’这就是先生著述的本意。如果只是以笃信、好学、修饰文辞、表明志向来留下训诫给子孙，启发后来的学习者，折中圣贤之说，那么“义斋”这个名号也应当传闻于后世。因此写下这篇序。大德辛丑年孟夏吉日题。何氏【安子】《四书说》。已佚。程钜夫后序说：“《四书》到朱子作注解释时已经精详了。然而朱子直到临终仍在修改，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寿命，那么今天的版本仍不能算是定本。勉斋的说法有朱子尚未阐发的内容，双峰的说法又有勉斋尚未涉及的内容，这也可以看出义理是无穷无尽的。后来的读者对于前代儒者的学说尚且没有贯通，却有人任意放肆地加以诽谤，这是一个问题。平庸也是一个问题，妄自菲薄和失误大致相同。乡贡进士何定夫能够在朱子的学说上有所阐发，既不阿谀追随，也不故意标新立异，可以说是善于学习的人。可惜他默默无闻于世。他的儿子捧着父亲的书来请求我写序引，想要使它流传于世。我赞许这件事，便为它写下后序。将来应当与黄、饶二位先生的学说一同流传。”定夫名安子，自号志轩。薛氏【延年】《四书引证》。未见。胡炳文说：字寿之，平水人。张存中说：“薛氏以《四书》相互引证，《四书》的训诂过于繁琐。” 黄虞稷说：临汾人，任安西王文学。陈氏【绍大】《四书辨疑》。已佚。《赤城新志》说：陈绍大，字成甫，黄岩人。元初，同乡人争相学习声律之学，只有绍大以性理之学自任，写文章一定以经义为根本，撰作《四书辨疑》，门生有二百多人，称他为“西山夫子”。牟氏【楷】《四书疑义》。佚失。刘彭寿《四书提要》。佚失。陈栎《四书发明》。三十八卷。未见传本。《四书考异》。十卷。未见传本。汪炎昶说：“先生对于朱子的《四书》，贯通融会、出入探究，涵泳浸润已经很久了。书稿成形后，同乡前辈曺公泾为他的《论语口义》作序，称他为文公的忠臣。如今看来，世间已有许多编纂训疏的集成之作，虽然都可算作《四书》的辅助，但语录不分新旧，各家学说又混杂不清，反而使章句、集注被淹没，读者大概对此深感忧虑。等到《四书发明》问世，这种弊病才开始被清除；称他为忠臣，难道不是很恰当吗！” 周良佐《四书人名考》。佚失。吴澂作序说：“朱子解释《四书》，义理已经十分精微了。但是其中所引用的人名及其事迹，初学者有些还不详悉。清江周良佐广泛考察并详细叙述，使人名和事迹都清楚明白；间或又阐发其中的辞语，使其旨趣通晓易懂，对读者确实有帮助。我虽然年老，也愿意把这部编著常放在书案之间，难道只是为了使初学者受益而已吗！” 詹道传《四书纂笺》。二十六卷。佚失。胡一中作序说：“《四书》的旨趣，自汉代以来被训诂遮蔽，到了朱子才大为显明，明朗得如同日月星辰。然而它广大而精微，几乎就像星象有运行次序、气候有推步推算一样，读者茫然，很不容易窥见其深处。假如句读稍有差错，章节的旨趣就会不安；音义解释错讹，字的意义就会含混；经传所援引的依据、名物的源流始末，有的地方昧而不明，便会粗疏而支离破碎。道理又从哪里能够明白呢？”朱子曾说：“不用圣贤许多工夫，就无法体察圣贤的用意。”既然如此，学习者难道可以不采用朱子的功夫，却去探求朱子的用意吗？临川詹道传，采用鲁斋先生所确定的句读，参照并订正近代诸儒的笺释，取名为《四书纂笺》，藏在家塾中，用来教授他的弟子。建阳陈子善将它刊刻发行，于是请我为它作序。这部书既已成为朱子的辅助，对圣门又有功劳；对于读者用力学习，难道不是更加容易了吗？” 张存中《四书通证》。六卷。现存。胡炳文作序说：“北方杜缑山有《语孟旁通》，平水薛寿之有《四书引证》，都失于过分繁琐，而且其中各有尚未完备之处，读者对此很以为苦。如今友人张德庸精心加以校订，删去冗余而取其简明，去除错误而保留正确，又能够补完其中尚未完备的地方，合在一起命名为《四书通证》，用来附在我的《通》之后。学习者从我的《通》中，可以知道《四书》用意的深刻；从《通证》中，可以知道《四书》取事考证的严密。德庸这部书，确实有所补益。” 存中自述说：“《四书集注》阐明义理、说明用事，以简明为优先。到了《四书集成》，义理反而更加晦暗。云峰胡先生去掉其中的晦暗而取其明白之处，这样义理就贯通了。如今赵氏《笺义》问世，用事又更加繁多。存中不自量力而冒昧越分，删去其中的繁琐而保留简要之处，这样用事也就贯通了。” 考察可知，存中是新安人。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

译八卷。未见传本。林处恭《四书指掌图》。佚失。《赤城新志》说：林处恭，临海人，曾向舒阆风受业，隐居教授，著有《四书指掌图》。汪九成《四书类编》。二十四卷。未见传本。邓文原作序说：“《四书类编》，是新安汪又善所编辑的书。《四书》的学问，开始由河南二程先生阐明，后来由考亭朱夫子大加发挥。如今家家都有他的书，学习者广泛诵读，来使自己熟悉；但这对于进德之道来说，作用是有限的。然而河南诸弟子的论说，也不能没有醇厚和瑕疵。学习者如果不溯本求源，也就不知道朱子取舍的用意；何况在这以后，又从哪里去加以折中判断呢？如今汪君广泛采集前代德者所记述的内容，分区归类排列，纯正而不杂乱，简要而不疏漏，既用来修养自己，又用来勉励众人。又善用心也很勤勉。”又善是通晓《易》的人，我为他举《易》的道理来说明这部书的大略。《萃》的彖辞说：‘萃，就是聚集。观察它所聚集的事物，就可以看见天地万物的情状了。’《复》可以看见天地之心，却不能涉及天地万物的情状；《大壮》可以看见天地，却不能涉及万物。只有《咸》《恒》《萃》三卦能够看见天地万物的情状，而《萃》又统摄《咸》《恒》所包含的万物，最终归于一体。它的卦象是泽在地上，就像蓄水的陂塘，以水滋润充盈之处，使施与得到充沛。《丽泽》所表现的讲习之义，也可以类推来看。” 所以，学习能够从萃聚中得到助益，也正是这样。我的老师孔子说：‘已经会通之后，才能实行那些典礼；只有会聚才能贯通，不能会聚就不能贯通。’后世开始编纂类书，用来便利学习者；学习者喜欢它的便利，却不精心研求，反而助长了浮浅剽窃、凌越躐等的弊病。因此，我对于汪君既赞赏他讲学的益处，也爱惜这部书；但又担心学习者因为这部书而废弃讲学的益处，那就不是汪君编成此书的本意了。读到我这段话的人，大概也应当有所警醒吧。” 解观《四书大义》。佚失。《江西通志》说：解观是吉水人，参与预修《宋史》。邵大椿《四书讲义》。佚失。李德恢说：大椿字春叟，是寿昌人。宋景定甲子年，十二岁时考中乡荐。至元年间，任晦庵书院山长【《严州府志》作龙游教谕】。包希鲁《四书凡例》。未见传本。黄虞稷说：“字鲁伯，进贤人，是吴草庐的弟子。” 许谦《读四书丛说》。二十卷【《一斋书目》著录】。未见传本。吴师道作序说：“《读四书丛说》，是金华白云先生许益之为他的弟子讲说，而弟子记录下来的编著。许君师从仁山金履祥先生，仁山又师从鲁斋王柏先生，并跟随北山何基先生学习。北山则师从勉斋黄公，是得到朱子传授的人。《四书》自二程先生表彰以后，开始阐明其旨趣；等到朱子的章句、集注问世，折中群言，汇集了各家的大成，讲说者本来就没有能够超过它的。朱子门下的高第弟子并不少，然而传至一两代以后，有的没有湮灭而日渐衰微，有的则离散而背离真义；能够确实长久而不失去传授正统的，还没有像我们乡里的这些先生一样的。北山取语录中的精义来加以发挥，与章句、集注互相阐发；鲁斋作标注、圈点，提纲挈领地启示；仁山对《大学》有《疏义》《指义》，对《论语》《孟子》有考证，对《中庸》有标注圈点，又把从何基、王柏那里所得的学问，与自己的见解一并记载下来。许君上承这一渊源的美善，虽然很晚才见到仁山，但彼此情谊最深；他天资纯正明敏，又加上坚苦笃实的功夫，精妙的道理融会于言语之外，已有的学说都具备在胸中。回答疑难、开导陈说，没有一点疑滞；抑扬反复，使人肃然倾听、深入思考，随着各人的浅深不同而各有所得。因此，从远方来跟随他学习的人多达数百人，于是一时盛况空前。” 如今看这部《丛说》，对于章句、集注中深奥的地方，它加以阐明；简约的地方，它加以畅达；重要的地方，它加以提要；不同的说法，它加以贯通；还绘制图表来表现其中的精妙，分解段落来显明其中的意义。至于训诂、名物方面的缺漏，以及考证后仍未完备的地方，也都详细著录。有时遇到不同的义理而略有抵牾，便说：‘从我这方面说，就是忠臣；从其他人方面说，就是防贼。’金先生有这样的话，这可以看出他存心所在。唉！想要通晓《四书》的旨趣，必须读朱子的书；想要读朱子的书，必须通过许君的说法；这难道不是通往正道的津梁、给学习者指示的标准吗？”此前，许君在世时，西州有人得到他的书，想要刊刻；许君听说后，立即派人制止，并且担心记录有错误，便亲自取来校阅，因此最终成为善本。诸位学生说我曾经有幸得到许君的知遇，请我为此序说明缘由。我私下独自想到，从前听说北山第一次见勉斋时，临川将要分别，勉斋把“只管熟读《四书》”的训诫授予他；到了晚年，北山完全摒弃各家所记录的说法，只是深入玩味原书，大概是不忘记传授嘱托的意思。从此以来，诸位先生把它守为家法；他们推明、演绎所得，也只是要返回朱子简约的宗旨而已，所以能够传承绪业而不出差错，并且宏大。” 光明之道得以克成，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我又想到，我最初认识许君时，曾经拿持敬、致知的学说向他请教，许君认为是对的。他又举出朱子拜见延平时的事，说到好恶、同异，喜欢大的而以小为耻。延平告诉他：我们儒者的学问，道理不怕不能统一，困难的是实际做到并无差别。朱子感到这番话精微明察、深相契合，后来所著数十万字的书，没有不由此而来的。学习者对于朱子的书，应当逐句逐字求索，必须像朱子那样下功夫，然后才足以体会他的心意。这就是许君拳拳不忘向人说明的道理。既然如此，那么得到许君《丛说》并加以阅读的人，对于许君教人读书的方法，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因此我把这些一并记载下来。许君名谦，他的世系、品行事迹以及其他经学论著，详见友人张枢子长所作的行述，这里不再赘述。” 黄溍作墓志说：“先生的《丛说》铺陈阐释义理，只求平实。他曾说：‘圣贤的心意，全都在《四书》之中。《四书》的义理，朱子已经完备地说明了。只是朱子立言简约而意义广大，读者有时不能完全探究其中的意义，便凭借片面所得自认为与众不同，却起初不知道自己并没有离开朱子的范围；难道可以改变心意去求取它吗？’” 安熙《四书精要考异》。佚失。《经义考》卷二百五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五。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四书》【四】。程复心《四书章图》。二十二卷。现存。程钜夫作序说：“夹漈郑氏说，古时候书籍一定有图，但后来只是在六经传注家的著作中略见其端，所画的也不过是车服的名称和等级数量罢了。我年轻时在临川求学，见到双峰饶氏的《大学中庸图》，才开始懂得古人创立图的用意。距今又过去五十多年，才得到我同宗的程子见所作《四书图》。他逐章绘图，又为图作解释，有本有末，有终有始，如同天的文采、地的条理，无不符合自然；若不是深切领会古人的用意，是做不到的。世上谈论神仙、学习金丹的人，尚且一定要借助图说来通达其奥旨，何况从事圣人之道的人呢？图和书，是必不可少的。子见的书已经完成，献给朝廷，朝廷将授予他官秩；他慨然说：‘我之所以走到今天，并不是为了求取进身。我只是想让天下知道有我这部书罢了。我的父母已经老了，我回去奉养父母，此外还有什么可求的呢？’于是便以乡郡教授之职致仕。唉，这就是古人求学的态度啊！我既然不能挽留子见，便作序为他送行。”延祐改元，这一年是甲寅年。王约作序说：“集贤待制周君南翁拿着诸位所作的《四书图》序文给我看，并且说：‘这部图，是我乡里的士人程子见进献给有关官署的。’ 子见年过六十，因为父母年老，接受新安教授之职后致仕回乡奉养父母，怎么敢请求您为他说几句话呢？我于是告诉南翁说：‘道学这个名称，起源于河南二程；“四书”这个名称，始于考亭朱文公。宋代有川学、洛学两派，彼此互相诋毁，谁也不能压倒谁；归根到底，不过是看主持这一学说者的势力盛衰罢了。但公正的是非，恐怕终究有无法掩盖的地方。到了我朝鲁斋先生许公出现，道学和四书之学又兴盛起来；然而跟从的人很多，真正懂得的人很少，坐而空谈容易，实行起来却困难。道和四书，都是我夫子包容天地、为世间树立准则、千万年不变的良法。它们本来人人都能知道，人人都能拥有，人人都能实行；共同得到教养而互不伤害，同时实行而互不冲突。实在不应拘泥地标榜为“道学”，区分为“四书”，曲曲折折地只做表面文章罢了。只有言语和行为相互符合，表里如一，然后才能真正看到真知笃行的成效。唉！开创源头的人起初未必如此，后来疏浚河流的人却使它激荡到这种地步。我看子见著述如此丰富，出处取舍又如此明白，考察他的学问，确实没有违背圣贤之道；他大概是能够专心遵守我夫子教诲的人吧？’ 南翁惊讶地说：‘您的说法真奇特，请把它写下来，作为子见《南辕序》的序文。’ 赵孟頫作序说：‘古今以来，类书很多。大的方面，从天地、日月、山岳、河海；小的方面，从昆虫、草木，直到人事的成败兴废、言语文字的类别，无不广泛搜集、罗列汇编。人们夸耀书多，家家争相求富；它们的用途，不过是用来写词章罢了。至于道德仁义，却没有涉及。新安程子见，年老时仍在朱子的学问中穷究义理，如同饥者对于食物、渴者对于饮水、寒暑之时对于裘衣葛衣一样，白天不放弃，夜晚也不停息，融会贯通而精熟。于是把这些内容分类编成书，分列绘成图，把道德、性命、仁义各按类别归纳，使学习的人一看就能全部领会；它对于理学的补益非常大，岂是古今类书所能相比的呢？’我读过这部书以后，知道他用心专笃；子见年老请求致仕归乡，我十分敬重他，所以写在篇首以表达敬意。延祐改元春三月十三日。元明善作序说：理学到了宋代，九位大儒都曾论述，可以说既详尽又明白。如果专心研习四书，再以《近思录》加以发明，然后进一步学习《易》《书》《诗》《春秋》，还有什么道理不能穷究？用它来修身治人，圣贤的事业也不外乎此。然而义理本来就难以弄明白，言说又容易发生偏差；如果没有明师益友真实的讲授，怎么能不产生相差千里的错误呢？新安程君复心所作《四书章图》，取朱子章句、集注的内容，一一为之绘图，观看的人一目了然，立即明白大义，对于初学者很有补益。虽然如此，四书的旨趣深邃，有些地方不是图所能完全表达的。学习的人若能由此图去寻求章句、集注，再由章句、集注去领会圣贤之心，那么圣贤的事业也就可以努力追求了吧？延祐改元清明后二日。邓文原作序说：书有图，就如同天有历象。天象本来出于自然，即使圣智之人也不能增加一丝一毫；历法则对它进行推算，求得与天相合。所以研治历法而不得其理，年久以后必然发生差错。天象却明白显著，凡是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见并加以判定。书从六经以下，各种言论混杂，其中有违背圣人之道的。图却不能勉强制作。譬如山川、草木、宫室、器物，每天都与人接触，画图的人一旦有一点错误，立刻就会受到众人的讥笑。图的困难就是这样。四书开始由濂洛学者表彰，到了考亭朱子时才大为兴盛。朱子阐发幽微、揭示深意，使义理光明显著；学习他所讲读法的人，可以上溯数千年前的圣贤，仿佛亲自列在他们的门生弟子之中接受传授。新安程君子见又为它作图，以惠及学习者，逐章分句加以剖析，大小细节都不遗漏。我只可惜君子见出生得太晚，不能亲自向朱子请教求正；又庆幸后来的学习者能借助图来寻求朱子的用意，从而在四书中有所收获，这种功效是不会停止的。虽然如此，我还有一番话要说。自从四书之学流行以来，家家传授，人人诵读；但求致知并努力实行的人，一千一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两个。后世谈论儒学的人，常常因此互相指责。凡是道理必有相对的一面，从阴阳、刚柔、仁义等方面推演开去，是说不尽的。学习者常常有所偏颇，或者只举其一而遗漏其二，顺从容易的方面而不究察困难的方面，所以离道越来越远。即使听人说话、观察行为，圣人尚且会因为宰予而改变看法，何况距离圣人已经如此遥远呢？图和书，属于致知的功夫，却还没有达到力行的地步。可以传授的书本内容能够绘成图，可以传授的心法却不能绘成图。一定要领会传心的奥妙，然后才可以和他一起学习道。子见年仅六十岁，朝廷表彰并任用他为郡博士；但子见因为父母年老，请求致仕。他在进退出处方面，不骄亢，也不卑污，大概可以算是努力实行的人了。因此我为他的书编作序言，并把它归还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