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五十三

译一卷。都保存着。季本在《易学四同》自序中说：‘《易》是心学。随着时势变化，归于中道，所以称为《易》。心的动与静，不过就是阴阳。阴阳往来，变化无穷，这就是道流行不止的原因。过去，是事情的变化；将来，是事物几微的端绪。事情既已变化，就无法预先知道；能够知道的，只有它的几微。知道几微，中道就在这里了。所以《易》以知来为要旨。圣人由此洗涤心灵，退藏于幽密之处；以知识收藏过去，以神明知晓未来，此外没有别的学问。于是圣人忧虑百姓迷惑于吉凶，便为他们设置卜筮，预先指导百姓的使用，目的是使他们共同站立在没有过错的境地。这难道是有什么强加的吗？不过是因循人心本来相同、无需向外寻求的地方，加以启发，使人不昧于吉凶的几微；就在一念觉悟之中，得到补救过失、恢复到无咎境地的机会。这就是伏羲创作《易》的本意。《易》是为卜筮而作，难道像后世那样，只根据粗浅的形迹来推测利害吗？既然有了卜筮，就必然有贞、悔两体和七、八、九、六四种象。即使还没有卦辞，卦也已经有了名称。阴阳的变化，就可以无所不通了。否则，卦画具备之后，将用来做什么呢？’ 《禹谟》说：‘龟卜和筮占都协同顺从。’这是唐虞时代同样采用卜筮。《洪范》说：‘龟卜顺从，筮占顺从。’这是夏商时代同样采用卜筮。自伏羲以后，卜筮的方法没有改变，只是由于商代政治失去纲纪，百姓遭受罪咎，文王被拘禁在羑里，亲身经历患难，忧虑百姓迷惑于吉凶，也同伏羲一样，于是就在伏羲所画的卦上系加彖辞，以阐明卦义，《易》的道理便重新兴盛起来。虽然文王所说的关于卦画情状的内容已经全部具备，但还没有说明其中的变化，因此其中蕴含的意义还没有充分显露。所以周公又作爻辞，使用九、六，大概就是从变化来说的。变化正是其中不变的东西；不变的东西因变化才显现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吉凶的几微。其实，这本来就是文王的意思。所以周公的爻辞，就是文王的彖辞；文王的彖辞，就是伏羲的卦象。至于孔子的象传、彖传、爻传，也不过是解释三位圣人的意义罢了。千圣同一颗心，哪里会有不同的学问呢？只是自战国以来，微言已经断绝，《易》学老师所传授的内容，大多失去了真义；又遭逢秦代的烈火，民间的《易》书因为卜筮而独得保存，而《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传，也有不少被异说淹没了。世间儒者相信这些说法，不用道理加以辨析，于是认为四位圣人的《易》各不相同，议论纷纷，始终不能归于一致，以至于今天，学者茫然无措，不知道应当听从哪一种。难道圣人的教诲竟会达到这样迷惑世人的地步吗？所谓知来，就是占筮；所谓觉察，是在几微尚未显现以前觉察。这正是独自知晓之处，是别人看不见而又极其隐微的地方。尧舜传授的执守中道，说‘道心惟微’，说的就是这个。因此孔门得到它，世代守持，把它作为慎独的教诲，而它的源头实际上在伏羲时代就已经开启了。然而古人的学问在于用心，而不在于语言，只说中，只说微。自尧舜发明它，所以说传授道统的人，便从尧舜开始。现在观察《易》的卦象，难道要等到尧舜以后，才知道道心之所以微、微之所以为中吗？知道圣道相同，也就知道《易》学相同了。我探究这门学问已经三十多年，便不自量力地写成八卷，命名为《易学四同》；另外把《图文余辩》《蓍法别传》各分为内外篇四卷，附在书后。这样，论说《易》者的得失，都可以看到了。又在《图文余辩序》中说：‘所谓图文，是《易》中关于图书的文字。所谓余辩，是辨析各位儒者谈论图书时尚未尽说的意思。《易》的文字，开始于河图、洛书；伏羲依据它们画出八卦，又重叠为六十四卦。文王又把它们推演为《乾》《坤》《屯》《蒙》，直到《既济》《未济》的次序，并为之系辞。河图、洛书，是天地自然的《易》；伏羲卦画的陈列，是世上所传的先天之《易》；文王卦辞的次序，是世上所传的后天之《易》。文王之《易》，在《说卦》中本来就有乾坤生男女的文字；而后天的方位，明确列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的方位。所以先儒谈论《易》，多依据乾为父、坤为母以及三男三女的意义，还没有先天、后天的区分。到了康节邵氏从北海李之才那里学习《易》，才得到伏羲的四幅图。史书说，邵尧夫事奉李之才，接受了河图、洛书、伏羲八卦以及六十四卦图象，于是推演伏羲先天的旨意；有关蓍法的著作有十多万字，流行于世。大概到这时才有“先天”这个名称。既然以伏羲为先天，就应当以文王为后天了。不过，后天图未必是文王亲自创作的。不仅后天图未必是文王亲自创作的，即使先天图除了圆图以外，也还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河图、洛书也都是由李之才传下来的。那么，在康节以前，虽然已有这些名称，却也没有确定的定论。比如刘牧把九数作为河图、十数作为洛书，世人也都尊奉他的说法。到了康节，才开始知道十数是河图，九数是洛书。古代传下来的大概就是这样；此后谈论图书的人才不至于相互混淆。大体说来，《易》不过是阴阳往来罢了。根据阴阳往来的意义来说，河图已经全部体现了它，洛书不过是对河图意义的推演罢了。伏羲的《易》，难道能超出天地自然的道理吗？伏羲不能超出天地的道理来创作《易》，那么文王难道能超出伏羲的《易》来发表言说吗？文王不能超出伏羲的《易》来发表言说，那么周公难道能超出文王的学说来穷尽变化吗？三位圣人的《易》，其道理是一致的。孔子又怎么能另立一种意思为它作传呢？所以从伏羲、文王以后，图式逐渐繁密，都是后人阐发伏羲、文王尚未说尽的意思。至于卦变图，也是根据周公爻辞中的变化而制作的。其余即使还有别的图，又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朱熹《周易本义》列出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八卦方位、六十四卦次序、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八卦方位以及卦变图，共九图，并说有天地自然的《易》、伏羲的《易》、文王和周公的《易》、孔子的《易》；如果解释经义因而各不相同，那就不是千圣一心的学问了。

译所以现在以《本义》的九图为主，先后次序则按类别相互归并。其他图中有能够相互发明的，也附带列出。意义系属于九图的，定为内篇；不系属于九图而自成一家之说的，定为外篇；分别在各图之后加以辨析，希望能够阐发先儒尚未尽说的意思，从而穷尽《易》的实情。又说：‘伏羲四图，考察《皇极经世》，八卦次第图本来名为“始画八卦图”，八卦方位图本来名为“八卦正位图”，六十四卦次序图本来名为“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图”，六十四卦方位图本来名为“六十四卦图”。现在的名称不是康节原来的名称，只是朱子在《本义》中重新确定罢了。’ 又在《蓍法别传序》中说：‘道只有一个，哪里会有另外的传授呢？道之所以有别传，是因为传授它的人失去了正道。蓍草占筮用来决断疑惑、确定犹豫，从而启发人心，没有比它更好的了。自古以来，圣人和神人一概依据这条道理设立教化；他们用来说明吉凶的缘故、穷尽天地万物情状的，难道不是性命自然的道理吗？自汉代以来，关于它的说法大多是强行附会。现在保存下来的揲蓍方法，详细见于《易学启蒙》；但它也只能辨明郭雍初挂之后不再挂的错误，其余全都沿用旧说。所谓阐明蓍法的人，既不知道七、八通常较多，六、九通常较少的偏差；所谓考察变化来占筮的人，又多把卦义牵强拼合起来，而且不探究卦本身。九、六属于老阳老阴，不可以用来占本卦；七、八属于少阳少阴。批评郭雍的方法，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后世遵循并相信这些书，学习却不加考察，只是假借象辞作为判断的成例；对于天下的变化，它怎么可能穷尽呢？我私下怀疑，圣人彰明过去、察知未来的学问，神妙而明达，不会像这样浅薄。于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撰写论说、排列图式，颇为辨析了群疑，另立一种说法。即便如此，哪里敢自称已经得到了正传呢？大概天理所不能安顿的地方，正是纠正它的根本。’ 顺着内心感到不安的地方，把它贯通到正道上，或许也可以稍微补益《易》的道理。全书共两篇，其中阐明蓍法根本旨趣的，定为《占辨》《占例》《占戒》《占断》《合卜筮论》，列为内篇；至于从《易》辞之中取象占来求取应验，把事物类别增益分别到《易》象之外，以及根据自己的意思进行占断而得到应验、却不是出自《易》理自然之道的，一并列为外篇，以备作为推测的一种方法。’ 杨时乔说：‘这部书对于《易》中性命的道理、卦辞卦象、变化占筮等内容，一概不加论说，只以心来立论。大概他任凭内心作为学说的依据，凡是施行、承接，都顺从内心；知道直行其意，却不从事防范检束和实际践履。这是心学流弊而放纵的一种表现。’ 张云章说：‘山阴季本，字明德，正德丁丑年进士。嘉靖年间，因为以御史身份上言政事而被贬官，后来逐渐升迁至长沙知府。晚年退居彭山，共三十多年，编成了这部书。大概是陆九渊“慈湖心易”一派的流裔，把程朱之学看作支离牵强；读书人应当审慎考察。’ 史氏【于光】《周易解》。十卷。未见。《闽书》记载：史于光，字中裕，晋江人，正德丁丑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吏科给事中。刘氏【黻】《易经卦变》。未见。沈鈇《志墓》记载：‘公字伯绣，衡阳人，正德丁丑年进士，任行人；因谏阻南巡而受杖刑，改任南国子学正，选授广东道御史。’ 王氏【渐逵】《读易记》。三卷。未见。渐逵自序说：‘《易》就是时，也是道。《中庸》说：“道片刻也不能离开。”道不能离开，《易》也不能离开。《中庸》从人道推究根本到天地造化，像它说“到了极点，就能察见天地”就是这样。《易》从天道归结到人事，像它说“不用言语而能取得信任，存乎德行”就是这样。《中庸》说，道即使是夫妇也能知晓；《大传》说，关于《易》，百姓也能做到。《中庸》说愚昧却喜欢自以为是，卑贱却喜欢擅自专断，生在当今时代却反而奉行古代的道，灾祸必定降临自身；《易》则说明天道，考察民情，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中庸》说得简略，《易》说得详细；《中庸》说的是道理，《易》兼说事情；《中庸》举出常道，《易》则穷尽变化。《易》是讲天下古今常道与变化的书，所以天地运行变化、帝王的制作、圣贤的事业、君子的德行学问、众人的吉凶悔吝，没有不完备的，尤其补充了《中庸》尚未说尽的地方。’我近来更加觉得，这个《易》存在于自身之中，一天也不能离开。大概从起居饮食休息，到辞让接受、取舍给予、出仕退处、进退升降、富贵贫贱、患难生死，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不以一条正道为准；这是因为道不能离开的缘故。’ 孔夫子说：“到了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少犯大的过错了。”我年过五十，悔恨和忧虑仍然很多，因此更加感到畏惧。于是取《易》上下经和十翼加以推演，同时参考程朱二家的传注以及各位儒者的考证论说，既防止偏异，也防止拘泥于相同之处；有所领会就记录在册，时间久了渐渐写成篇帙，放在案头每日观看省察。虽然有时与诸家学说略有不同，只要在我心中明白、对自身切实可用，就像医生制药，只求符合病情，服后能够痊愈而已，异同并不值得计较。况且《易》的道理无穷，不可能由一个人完全贯通，也不可能用一句话说尽。譬如百川支流很多，但最终通向大海则是相同的。如果拘守一隅之见，专门从一个方面来讲，那就不是懂得《易》的人了。既然如此，我研究《易》，是要用它来寻求适合自身病情的道理。后来若有人的病情与我相同，试用这些道理，也可以得到一些验证。至于各种病证有的不同，那么已有《本草》和医方，可以交给其他专门科目处理。人物考：王渐逵，字用仪，番禺人，正德丁丑进士，任刑部主事，直陈时政，两次上疏请求归乡。他一生著述很多。隆庆初年，朝廷抚恤因进言而获罪的诸臣，追赠他为光禄少卿。林氏【希元】《易经存疑》

译十二卷 现存 希元自序说：“我年轻时就喜欢钻研经书，怕有所遗忘，大多都分类札记下来。后来入仕为官，遭到斥逐，行踪奔波于东西各地，所记内容有的散失了。辞去泗水官职后，才得以追补整理旧日学业，逐渐有了头绪。在岭表主持学校时，便先刊出《四子书》给诸生看。后来入朝任大理丞，南北更换官职，又因获罪被贬谪南迁，历经风波，心念战事，《易》于是被搁置在东边的高阁上了。近来被罢职归来，居山中无事，想到旧日学业尚未完成，便取出所收藏的《易》说，重新删削修饰。从辛丑年冬天开始，经过一年完成，定为十二卷，命名为《存疑从旧》。” 王慎中作序说：如今研究经学的人，全都以宋代朱考亭先生的学说为宗旨。林次崖先生所作《易经存疑》，确实深深信从朱氏。前代已有的说法，到这里不能再增加；后世若有作者，考察此书也不能改易。这就是先生独尊朱氏的原因。先生以正直之道任大理守，审理裁断狱讼，屡次触犯权势。他被贬为钦州官，稍后叙迁为广东佥事，曾议论攻取交趾，谋略完备，虽然没有被采用，但志向十分壮烈。《易》这部书，对于人事没有不完备的，其中大的方面尤其在断狱和用兵。先生大概并不是只在《易》的文辞上作空泛讲解。洪朝选作序说：“自从天地确立位置，变化之道就运行其中了。汉唐以来，训诂、术数、卦气、历象等说法纷纷出现，不下几十家，它们对于《易》的某一方面并非没有所得。到了伊川程子、考亭朱子，出生在一千五百年之后，独自在众说纷乱之际抱持先圣遗留下来的经书，深入思考、反复研究，得到其中精粹，然后写成著作，分别为《程氏易传》和《朱氏本义》。拿它们同汉唐以来诸儒的《易》相比，岂不是有如云泥之别吗？本朝以经术取士，士人不能同时研治其他经书；这种排除异议、平息群疑而归于一统的做法，达到何等程度啊！从此以后，诸儒研究《易》，能够专心把力量用在朱氏学说上，分析得丝丝缕缕，学业越来越精深，其中又以我们郡的晋江最为兴盛。先由虚斋倡导，继有紫峯、笋江承继，最后在《存疑》中集其大成。《存疑》，就是保存诸家的疑问，用来辅助程朱传义的书。此书为次崖林翁所著。林翁官至两京大理寺丞，立朝有风骨节操，在家中手不释卷，他的学问在《易》方面最为深厚，所著书大多尚未刊刻。他的儿子有梧，刚刚首先刊刻此书以惠及众多士人，这确实能够继承父亲的志愿。” 杨时乔说：“这部书明白而条理通畅，是继蔡氏《防引》而作，其中也有与《防引》不同的地方。” 《泉州府志》记载：“林希元，字茂贞，同安人，正德丁丑进士，任大理寺丞。” 陈氏【琛】《易经通典》【又名《浅说》】六卷 现存 人物考：陈琛，字思献，号紫峯，晋江人，正德丁丑进士，历任江西提学佥事。陆元辅说：蔡文庄用《易》学教人，从科举学业引导人进入圣人之道。紫峯向文庄学习，文庄说：“我发愤深思、潜心钻研才勉强得到的道理，拿来告诉别人，常常还不能被理解，没想到你已经自己领悟了。”于是像朱子礼敬蔡季通那样礼敬他。《防引》《通典》虽然都是训诂之学，然而阐发先儒蕴意的地方很多，研究经书的人不可以抛弃而不予著录。周氏【臣】《大易圣传》【缺】卷 未见 《云南通志》记载：周臣，字荩臣，云南县人。正德丁丑进士，任国子助教后退休。方氏【献夫】《周易约说》十二卷 现存 献夫作序说：《周易》是什么？是文王的《易》。所以古文称作《周易》。《周易》是什么？就是上下经和十翼，各自成篇的古文。古文有什么可贵？遵循古文，那么伏羲、文王、孔子的《易》就秩序清楚了。什么是伏羲的《易》？八卦就是。什么是文王的《易》？六十四卦以及卦辞、爻辞就是。什么是孔子的《易》？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就是。所以遵循古文，三位圣人的《易》就秩序清楚了。传是什么？是程子的《传》。义是什么？是朱子的《本义》。约说是什么？孟子说：“广泛地学习并详细地说明，是为了再返回来说其中的简约。”广泛采纳二子的学说而加以简约，所以命名为《约说》。《传义》有所取舍吗？答：怎么会没有取舍呢？那么《传义》有得有失吗？唉，《易》道很难说清楚，没有达到圣人境界的人，很难避免有所失误。《本义》的失误，如说伏羲创作六十四卦、周公系定爻辞，以及关于象、占、卦、变的种种说法，都是这样。至于《传》中一词一句的失误，则是有的；但大的失误没有。既然如此，《传》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取法《本义》？答：从《本义》出发来贯通《传》，就没有遗漏了。哪里只是《本义》，即使诸家的学说中有可以采纳的，也不遗漏。那么《约说》多采用邵子的学说，为什么呢？唉，邵子对于《易》算是深有造诣了吧？象数是《易》的根本。所以说：“易，就是象；象，就是模拟。”象数掌握了，卦辞和义理也就掌握了。邵子的学说在象数方面精深。这所谓“约”，大概就在这里吧？大概就在这里吧！” 关直方作跋说：“西樵先生竭尽心力探究三位圣人的深意，考察古文的要旨，广泛采集程朱传义中合乎《易》理的精纯学说，并以邵子的学说加以折中，一洗粗疏支离的弊病，充分彰显清正纯粹、精微深奥的完整意义。于是完成《约说》一书，共十二卷。嘉靖庚子年夏天，督府半洲蔡公赞赏它简明、纯正、切实，确实得到了作《易》要旨的精髓，图象尤其精确深入。后来又以六十四卦和爻辞考订疑义，另外提出四种说法，清楚得如同指着手掌。蔡公欣然带着它前往交南；这年冬天，蔡公已经收兵入库、收藏弓箭。辛丑年春天，便命直方校订刊刻并流传。” 《姓谱》记载：献夫，字叔贤，南海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少师、大学士，谥文襄。刘氏【濂】《易象解》六卷 未见 黄虞稷说：“濂字濬伯，南宫人，正德辛巳进士，任杞县知县，升任御史。” 杜氏【憼】《古易》

译一卷 未见 祝允明作序说：我的门人杜憼依据晁氏、吕氏和朱子所厘定的古《易》，只是恢复汉初的版本，并不符合孔氏旧本，于是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伏羲的《易》只有八卦的卦象有图画而没有文字，也没有制定名称；后来在三代重新出现，文王命名并作彖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依次包括说卦、序卦、杂卦、彖传、象传、系辞、文言等，也都有篇次。这就是汉代以前尚未散乱的《易》，是古文版本。于是厘定为：羲皇三画八象一篇，文王彖辞上下两篇，周公爻辞上下两篇，孔子十翼十篇，共十五篇。杜憼是渊孝先生的孙子、我老师佥宪先生的儿子，志向高远而品行严峻，专心求学、安于贫困，不肯苟且求见；他一人一事，仿佛精神超越尘世风埃之上，气度高举于云霞之外，想来真是奇异之士。” 曹溶说：“《憼启志书》共十五篇。山阴祁氏家中有这部书。” 郑氏【伉】《读〈易〉管见》、《易义发明》、《卦赞》都未见 郑善夫墓志说：“先生名伉，字孔明。他的先祖是赤石鲁氏的外甥，后来便改姓郑，居住在常山。先生是吴康斋的高足弟子。做诸生时，乡试未能考中，便放弃科举，筑室于龙池之上。每天取阅诸儒的论说，一概以朱子之说加以裁定。当时古代典籍几乎没有不读的，只是不读佛、老之书。一时之间，如兰溪章枫山、开化吾文山、南昌张东白等人，都彼此讨论、互相评议。著有《易义发明》《卦赞》，可惜现存的仅有十分之一。” 余氏【诚】《易图说》一卷 现存 桑悦说：“东山余先生名诚，字中之，是浙江姚江人，精通天人之学。他曾与我谈论《易》的图说源流，于是写成这篇论说，发扬先儒的深意，其中也有很多自己提出的见解。弘治十三年六月，他来访我，约定共同订定《乐书》，想让我创作诗歌，使之合于律吕，确定舞蹈的节拍，以恢复千古以来缺失的典制。不幸先生还没有到家就去世了，唉，真令人悲痛！先生著述很多，只有这篇文章曾与我所作的《易抄》一同讨论讲习过，所以我把它写入稿本中。” 寗氏【钦】《周易宗旨》八卷 未见 《衡州府志》记载：钦字宗尧，中乡试举人，代理诸暨教谕。正德年间，任御史。武皇南巡时，上疏请求回銮。潘氏【葵】《易思得录》未见 《江西通志》记载：潘葵，字日臣，浮梁人。张氏【廷芳】《易经十翼章图蕴义》十卷 未见 黄虞稷说：“晋江人，讲明理学，自号退密翁。” 汪氏【思敬】《易学象数举隅》四卷 《易传通释》【缺】卷 都未见 黄虞稷说：“思敬，名敬，以字行世，祁门人。” 袁氏【颢】《周易奥义》八卷。未见。孙仁记载：我的祖父菊泉先生，名颢，字孟常，世代居住在陶庄的净池，收藏了一万多卷书。他起初研读《易》，撰写《周易奥义》八卷。后来研读《春秋》，感叹说：“仲尼确实只在这部书中见于记载的事迹上有所体现。”于是撰写《春秋传》三十卷。李氏【鸣盛】《周易本义直讲》。未见。杨守陈作序说：四位圣人的《易》，自汉代以来，传注大概有几百家。只有宋代程子的《传》和朱子的《本义》并行于世。本朝选拔士人的制度规定，研治《易》必须兼习《传》和《本义》，士人遵守这一规定已经很久了。到了近来，却往往废弃《传》而专攻《本义》，难道是认为《传》和《本义》各有得失，所以有所取舍吗？只是因为《传》说得详细而《本义》说得简略，争相追求简略，以便有利于应试罢了。士人不能广泛通晓五经，而各自只研治其中一经，这已经比古人惭愧了，何况研治《易》却不兼习《传》和《本义》，只追求简略，就更加走向浅陋了。等到侥幸得到一官半职，便连那点简略的学问也视同弁髦，抛弃而不再顾及；能够做官而仍然学习的人，又有几人呢？这些都实在令人感慨。天长县学教谕李君鸣盛，早年从父亲那里接受《易》的学习，长大后仍不断讲习。后来入选乡试，因为家中有丧而居家，便取出《易》温习，因而把平日所见所闻的各种学说编纂成文，命名为《周易本义直讲》。当时只讲到《系辞》而已。等到被起用为天官，后来又讲到上下二经，经过两年多才完成。于是借他的乡人修撰傅君曰川寄信给我的机会，请我作序。他的主旨大体上是以《本义》为主、以《传》为辅，一切都循序谨慎，不敢越出规矩之外；大概是想借此给他的学生看，在家时作为横舍讲解的材料，出外时作为科场文章的用途，他用心也很勤勉了。我年轻时曾经学习《易》，偶尔也写应试文章，同样主张以《本义》为主、以《传》为辅。等到考中进士回乡后，更加体会经书的旨意，写成《易私抄》，所见已经不同于先前，大概是因为《易》可以用于卜筮，却不是为卜筮而作的。伏羲依据河图创作《易》，是为了顺应性命的道理；大禹依据洛书创作《洪范》，是为了叙述常理和人伦的道理。河图、洛书不是为卜筮而出现的，《易》和《洪范》难道是为卜筮而作的吗？《尚书》中的占卜只是《易》所涉及的一种途径，考察疑难也只是《洪范》九畴中的一畴罢了。《易》难道能同《火珠林》一类的卜筮书相比吗？程子作《易传》，实在是探究伏羲的精微，用来阐发性命的道理，大概不只是推演《周易》经文而已。朱子认为程传的义理极为完备，但象数方面还有欠缺，所以撰写《本义》，推阐象数而说明占筮，其文辞仍然简略，不过是补足《传》的不足罢了。学习者难道可以废弃《传》而专攻《本义》吗？况且《易》的道理广大，无所不备，不广泛学习并详尽讲说，就不足以穷究它。诸家的学说、百氏的书籍，都应当取用而不废弃，这样才差不多能够得到《易》的道理。李君还要在这方面继续进步吗？程氏【仲贤】《周易参防录》。未见。丁氏【征】《周易注解》。散佚。《绍兴府志》载：丁征，字允中，新昌人。方氏【太古】《易经发明》。未见。黄虞稷说：“太古，字元素，是金▯人，跟从枫山章氏学习。” 张氏【璞】《易髓》。散佚。缪泳说：“华亭张璞，字友山，官职为学正。” 戴氏【圭】《易经大防》。未见。《宁波府志》载：戴圭，字秉诚，鄞县人，学者称他为野桥先生。胡氏【居仁】《易通解》。未见。李颐疏解说：“余干的老儒胡居仁，穷究经书，讲习学问，深得濂洛一派的传承。他平日的著述有《易传》《春秋传》，如今颇为散佚，篇次也失去原貌。现存于世的，有《居业录》和《粹言》。” 范路说：胡居仁，字叔心，余□人。曾向吴聘君与弼学习，隐居在县里的梅溪，以“敬”命名书斋。学者称他为敬斋先生。万历己酉年，追赠谥号“文敬”，从祀孔庙。黄氏【芹】《易图识漏》。

译一卷。存。黄虞稷说：“龙安人，字伯馨，跟从蔡清学习《易》。正德九年，以岁贡生身份任海阳儒学训导。” 周氏【积】《读易管见》。未见。黄虞稷说：“积，字以善，江山人，举人，官至长史，跟从章懋、蔡清学习《易》。” 谢氏【显】《易说》。未见。陆元辅说：“显，字惟仁，祁门人，是甘泉湛氏的弟子。” 沈氏【爚】《复古易》。十二篇。存。黄虞稷说：“嘉定人，正德年间，依据吕东莱订正的古《易》加以刊刻订正，是今天流行的版本。” 爚在自序中说：“古《易》十二篇，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旧文。汉人用传来解释经，于是把传附在经文之后，古《易》便废弃了。这件事实际发端于费氏，最终完成于郑氏、王氏，学者很少能看到完整的经文，孔子阐释《易》的宗旨也随之湮没了。晁氏、二吕氏才开始加以订正，大概是从《汉书·艺文志》中得到依据。吕氏的重新校定更为得当，这也是朱子据以撰写《本义》的版本。朱子曾经认为把经文分开、把传文合在一起不妥，同时伏羲、文王、周公的经文有拘泥于一端的弊病，孔子的传文于是扰乱了原有音韵而难以诵读，所以《本义》以象数、占筮为主而采用经文原本，这就是书名取作《本义》的原因。自从董楷把《本义》分开附在程传之后，今天的《本义》因而扰乱了篇次；彖传、象传等各传的注释错乱地附录其间，完全无法理解，还有什么弊病比这更严重呢？三位圣人的著述，几位大儒加以订正还嫌不足，世俗儒者加以扰乱却绰绰有余，为什么世俗的版本如此容易趋同，而古本却如此难以恢复呢？我幼年时学习《易》，就常常怀疑今文、古文的说法，向师友请教，过了很久才知道朱子《本义》的篇次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它以程子的《易传》为主，析取《本义》来依从程传。先儒已经有了错误，只是《本义》本来是独立成书的，怎么可以任由今文扰乱它呢？所以我不避[原文“▯▯”疑有讹误]，把它刊刻订正。” 今文对《易》不增加也不减少，古文对《易》也不增加什么，只是想让学习者重新看到圣贤的旧文罢了。况且吕防仲在数百年之后恢复古经，晁以道、吕伯防继而加以整理，朱子于是相信那是定本，那么爚贸然这样做，难道不应当有人取其可取之处而减轻对他的责罚吗？” 朱氏【星】《周易通解》。未见。《太仓州志》载：“朱星，字兆文，州学生。其子朱默，考中嘉靖丙戌科进士。” 陶氏【廷奎】《周易笔意》。十五卷。未见。张士纮说：“廷奎，稽山人，任武学训导；因儿子承学显贵，赠官工部右侍郎、国子祭酒，又赠官礼部右侍郎。他是望龄的祖父。” 王氏【拱东】《周易玩辞》。散佚。杨慎说：“南溪老儒、泉溪人王拱东，著有《周易玩辞》一书。他论述卦变说：‘我私下观察《彖传》，知道其中“刚柔上下往来”等字样的本义，大多是从卦变来说的。愚防止[此处疑有讹误]只是一个现成的卦体，并没有卦变的说法。比如《讼》卦说“刚来得中”，就是上体的乾刚来到坎体的中位。《随》卦说“刚来下柔”，就是上卦兑的四、五爻之刚，来到下卦震的三、二爻之柔的下面。《噬嗑》卦是震体的第二爻上行到离体的第五爻，所以说“柔得中而上行”。《贲》卦中，艮体四、五爻的柔来到离卦的第二爻，用来文饰三、初爻的刚；离体三、初爻的刚上行到艮卦的上爻，用来文饰四、五爻的柔，所以说“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大畜》卦说“刚上尚贤”，大概是上九以阳爻居上位，六五以柔爻处尊位而推崇它。《晋》卦说“柔进上行”，大概是坤体的柔爻上行到离体的第五爻。《无妄》卦说“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不就是外卦乾的刚爻来到内卦震的初爻而成为主爻吗？《升》卦说“柔以时升”，不就是巽初的柔爻上行到坤体的柔爻位置吗？《晋》卦说“柔进上行”，由此可以知道它说的是坤体的柔爻。《睽》卦说“柔进上行”，从兑卦第三爻的柔爻上行到离卦第五爻的柔爻，也可以看出来。’ “《蹇》卦说‘往而得中’，是说艮卦上爻的刚爻前往而得到坎卦第五爻的位置。《涣》卦说‘刚来不穷’，是说艮卦上爻的刚爻来到坎卦中间的第二爻而成为主爻。至于《鼎》卦说‘柔进上行’，是说巽卦下爻的柔爻上行到离卦第五爻的柔爻位置，这又哪里用得着再说呢？这些全都是本卦现成具备的义理，打开书卷顷刻之间便清楚地呈现在眼前。若说卦变，便觉得十分牵强，恐怕不是圣人作《易》的本意。”这个观点很恰当，不是那些抱残守缺、固陋琐碎的儒生所能比的。蒋氏【以诚】《易说》。未见。按：蒋氏的爵里不详，但他的《易说》可以见到。徐氏[原文“徐氏不我解”疑有脱误]说：“伏羲的圆图，上下左右都是刚柔相对，有开有合。各卦取名和确定意义，就在于此。”又说：“乾卦单独说龙，是举其纲领。其余普天之下的万象，没有不随之转动的；从龙便可以看出天的法则。”徐氏称赞他善于谈论《易》。程氏【鸿烈】《周易防占》。未见。钱枋说：“《周易防占》是江宁程氏推演而成的，占辞仿照焦延寿的体例撰写。” 姚氏【麒】《易经或问》。十卷。未见。杨幅《周易余义》。八卷。未见。黄濳翁《读易备忘》。四卷。未见。程辙《浠南易解》。九卷。未见。《蕲水县志》记载：程辙，字子建，曾跟随湛若水游学，出仕后任国子监助教。【缺姓】氏【凖】《易象龟鉴》。二卷。未见。周佐《补斋口授易说》。三卷。未见。按：姚氏以下人物的爵位、籍里和世次均不详，记载于《聚乐堂艺文志》。该书目录截至嘉靖初年，因此其中所载六部书的作者无疑都是正德、嘉靖以前的人，姑且附录于此，等待日后再考。《经义考》卷五十三。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五十四。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易》【五十三】。徐体干《周易不我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