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四

译《唐会要》记载：开元七年九月，下诏命丽正殿抄写四库书。开元十九年冬，皇帝从京城出发时，集贤院四库书总计八万九千卷，其中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皇帝从东都返回京城，命百司及随从官员一律裁减省略，集贤院藏书三份中留下一份，存放在东都。到天宝三载六月，四库重新修造，当时库中现存书目为经库七千七百七十六卷。《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时谈到经籍。玄宗说：“内库中都是太宗、高宗前代留下的旧书，曾经命宫人掌管；其中有残缺的，还没有来得及补缀，篇章卷次又错乱，很难查阅。你们试着替朕整理编次。”到开元七年，诏令公卿士庶之家凡有奇异书籍的，由官府借来抄写。四部书编成后，皇帝命百官进入乾元殿东廊观看。开元九年十一月，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彦真、王湾、刘仲等重新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由右散骑常侍元行冲奏报进呈。此后毋煚又略加编纂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总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安禄山之乱时，两京覆没，旧有典籍散失。文宗时，郑覃在宫中侍讲，认为经籍之道衰落，多次以此进言，皇帝下诏命秘阁搜求访取遗文，每天命人增补抄写。开成初年，四部书达到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广明初年，黄巢再次攻陷两京，从前遗留下来的典籍已经没有了。昭宗即位后，秘书省上奏说：“本省原来掌管的四部御书，共有七万多卷。” 广明之乱时，典籍一时散失，秘书省等官署出资收购征集，尚且得到二万多卷。到先朝再次幸临山南时，还存有一万八千卷。臣私下得知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把书收存在本军，希望交给本省，考校其中的残缺，逐渐加以补辑。”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后来迁都洛阳，又损失了一半。现在记录开元年间四部中的各类书籍，用来表明艺文的兴盛。四部，就是按甲、乙、丙、丁排列的四类。甲部是经部，共分十二类：第一是易，第二是书，第三是诗，第四是礼，第五是乐，第六是春秋，第七是孝经，第八是论语，第九是图纬，第十是经解，第十一是诂训，第十二是小学。经部总计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其中，易类七十八部，共六百七十三卷；尚书类二十九部，共二百七十二卷；诗类三十部，共三百一十三卷；礼类一百零四部，共一千九百四十五卷；乐类二十九部，共一百九十五卷；春秋类一百零二部，共一千一百八十四卷；孝经、论语类六十三部，共三百八十七卷；经纬、七经杂解类三十六部，共四百七十四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三卷〕 小学类一百零五部，共七百九十七卷。此外，儒家类《孟子》四部，共三十五卷。《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六经的道理，简约严明、平易直接，而天道与人事都包含在其中，所以年代越久，意义反而越加明白。现在写入篇章的书，有书名却没有书籍本身的，大概十分之五六。易类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失去作者姓名的一家；没有著录的十一家，三百二十九卷】；书类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零六卷【没有著录的四家，二十卷】；诗类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去作者姓名的三家；没有著录的三家，三十三卷】；礼类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去作者姓名的七家；没有著录的十六家，二百九十五卷】；春秋类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去作者姓名的五家；没有著录的二十二家，四百零三卷】；孝经类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失去作者姓名的一家；没有著录的六家，十三卷】；论语类三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二十七卷【失去作者姓名的三家；没有著录的二家，十二卷】；谶纬类二家、九部、八十四卷；经解类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失去作者姓名的一家；没有著录的十家，一百二十七卷】；小学类六十九家、一百零三部、七百二十一卷【失去作者姓名的二十三家；没有著录的二十三家，二千零四十五卷】。此外，儒家类《孟子》六家，共四十五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六卷、四百三卷、二千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太祖、太宗、真宗】记载：易类二十七部，二百四十卷；书类十一部，一百零一卷；诗类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礼类四十部，一千零五十六卷【其中十一部为仪注】；春秋类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论语类十六部，一百三十九卷；孟子五家，二十七卷；孝经类六部，十卷；经解类十五家，一百七十一卷；谶纬四部三十二部；小学类六十七部，六百零八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一卷、一千五十六卷、六百八卷〕 孙逢吉说：“龙图阁收藏太宗的御书，阁的四面墙壁设置五经图，下面建立六阁收藏经典，共三千三百四十一卷。” 考察《岳珂〈愧郯录〉》所载，龙图阁经典的卷帙数量与孙逢吉《职官分纪》所记相同。李焘说：“龙图阁经典阁共有三千七百六十二卷。” 考察《林駉〈源流至论〉》所载，《龙图阁经典》的卷帙数量与《李焘长编》所记相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景祐元年闰六月辛酉，命翰林院学士、知制诰张观，李淑、宋祁编纂三馆秘阁书目，又命判馆阁盛度、章得象、石中立、李仲客复核查看。庆历元年十二月己丑，翰林学士王尧臣等进呈新修《崇文总目》六十卷。在此之前，景祐初年，三馆秘阁所收藏的书籍中，也有错误、滥收以及不完整的，朝廷命官员确定哪些保存、哪些废弃，于是仿照《开元四部录》编成总目。到这时，所收藏的书共三万六百六十九卷，但其中有的重复，也有可以取用却被错误弃置、没有著录的书。《崇文总目》记载：易类十八部，一百七十一卷；书类七部，八十一卷；诗类八部，一百一十五卷；礼类三十三部，一千九十七卷；乐类四十八部，一百八十一卷；春秋类三十三部，三百九十六卷；孝经类五部，九卷；论语类十三部，二百一十卷；小学类二十八部，三百卷。

译考察《崇文总目》，当时编撰确定时，各位儒者都有论说。凡是一本书的大义，一定概括提出它的纲要，这种方法非常好。后来如《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等编纂，都取法于此。所以即使书籍已经亡失，后来的学者看到它的目录，仍然可以想见全书的始末。可是夹漈郑氏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崇文目录》在每部书下面一定要写说明，按照标明的类别本来就可以看出内容，何必再写说明？又何必逐一勉强写出说明，使人意兴懈怠。于是绍兴年间改定这部书，只保留六十六卷的目录，全部删去论说。书籍散失后，学者于是无法知道著述的根本源流了。幸而还能保存大概面貌，这是鄱阳马氏的功劳。《宋两朝志》【仁宗、英宗】记载：易类十一部，七十三卷；书类二部，十三卷；诗类一部，一卷；礼类三部，五十二卷【其中一部为仪注】；春秋类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论语类二部，二十卷；孝经类一部，一卷；经解类二家，七十九卷；小学类二十部，六百四十二卷。《宋两朝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记载：易类三十七部，二百一十九卷；书类十二部，一百二十卷；诗类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礼类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其中一部为仪注】；春秋类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论语类十三部，七十八卷；孟子九家，九十二卷；孝经类六部，五卷；经解类四家，一百九十五卷；小学类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七卷。《宋中兴志》记载：易类一百四十家、一百八十四部、一千三百六十六卷；书类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诗类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礼类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春秋类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论语类五十五家、六十三部、四百九十八卷；孟子类二十二部，二百八十五卷；孝经类二十一家、二十一部、二十九卷；经解类二十二家，一百四十九卷；谶纬类三家、五部、十二卷；小学类一百三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一十三卷。绍兴年间，秘书省续编四库缺书目录：易类三百三十七卷；书类四十二卷；诗类一百六十二卷；礼类四百六十六卷；春秋类一百三十三卷；孝经类十四卷；论语类九十九卷。《宋史·艺文志》记载：先列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其次是仁宗、英宗两朝，再次是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三朝所著录的书，两朝部分不再重复登载，只著录其中原来没有的书。四朝对于两朝也是这样。从太祖到宁宗，书籍共有四部艺文志。艺文志前后所收的部帙有亡佚、增加和删减，彼此有所不同。现在删去重复部分，合并编成一志：易类二百一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没有著录的十九部，一百八十六卷】；书类六十部，八百零二卷【没有著录的十三部，二百四十四卷】；诗类八十二部，一千一百二十卷【没有著录的十四部，二百四十五卷】；礼类一百一十三部，一千三百九十九卷【没有著录的二十六部，四百六十九卷】；春秋类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没有著录的二十三部，四百八十八卷】；孝经类二十六部，三十五卷【没有著录的二部，六卷】；论语类七十三部，五百七十九卷【没有著录的八部，八十二卷】；经解类五十八部，七百五十三卷【没有著录的九部，一百四十六卷】；尔雅类十五部，九十九卷。此外，儒家类《孟子》三十部，三百一十四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百二卷〕 柯维骐《宋史新编·艺文志》记载：易类二百三十一部，一千八百零四卷；书类七十三部，一千零一十五卷；诗类一百部，一千三百三十四卷；礼类一百三十三部，二千卷；春秋类二百六十三部，三千二百六十五卷；孝经类二十八部，四十二卷；论语类八十二部，六百五十一卷；孟子类二十八部，三百零九卷；尔雅类九部，五十四卷；经解类五十二部，七百六十八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八百四卷、一千一十五卷、三百九卷〕 郑樵《通志·略》记载：易类二百四十一部，一千八百九十卷；书类八十部，五百九十八卷；诗类九十部，九百四十二卷；春秋类二百四十六部，一千三百三十三卷；此外，春秋外传九部，一百三十二卷；孝经类六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论语类六十五部，四百八十二卷；尔雅类二十四部，一百零三卷；经解类五十八部，七百四十四卷；周官类二十一部，二百六十五卷；仪礼类十五部，一百一十八卷；丧服传类八十八部，三百四十七卷；礼记类四十九部，八百一十八卷；月令类十七部，五十六卷；三礼及图类十六部，三百九十卷；参同契类十九部，三十一卷；孟子类九部，五十卷。考察认为：夹漈郑氏怀疑《诗序》不是古书，但他编纂《六艺略》时反而相信伪造的《三坟》书是真书，未免学问很多而见识不足。马端临《经籍考》记载：易类一百零七家，一千零七十六卷；书类四十四家，五百五十卷；诗类三十五家，四百八十九卷；礼类六十一家，一千零八十四卷；春秋类九十六家，一千五百二十八卷；孝经类十四家，十八卷；论语类四十三家，四百二十八卷；孟子类二十七家，二百七十一卷；尔雅类十一家，七十六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七十六卷、一千八十四卷〕 《元秘书志》记载：至正二年五月，登记在库中的书籍，先后送入书库的经部书籍有六部、一百一十三册；后来发下的经书有二百四十四部、二千一百四十五册；续发下的经部书籍有一百六十六部、一千九百四十六册。

译据《元秘书志》记载，该书共十一卷，至正二年由著作郎王士▯、著作佐郎商企翁共同编纂。统计经类书籍四百一十六部、四千三百四册，史、子、集三类不在其中。元代所储藏的书籍可谓丰富，可惜没有分别列出书目。洪武初年修撰《元史》时，朝廷命吕复、欧阳佑等到北平搜集书籍；当时如果一并取来，各种书籍都还在，编撰《艺文志》并不困难。可是《元史》偏偏缺少《艺文志》，不能不使人对宋濂、王祎等诸公感到遗憾。《明文渊阁书目》记载：《易》七百六册，《书》二百八十二册，《诗》三百八十八册，《春秋》一千一百四十一册，《礼》一千四百二十九册，《经解》二百七十四册，《四书》八百五十册。考察古代书目的著录，从来没有不详细注明篇数、卷数以及撰写人姓名的，所以书卷即使详细，也不应简略。殷淳《四部书目》三十九卷，毋煚《古今书录》四十卷，王拱辰等《崇文总目》六十六卷，陈骙《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殷践猷等《群书四录》更达到二百卷。古人难道是喜欢炫耀书目的繁多和丰富吗？大概是为了说明作者的意旨，使评论时代的人能够了解其大概罢了。到了明正统六年，少师杨士奇、学士马愉、侍讲曹鼐编定《文渊阁书目》，只记册数而不记卷数，而且有许多不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致使阅览者茫然失措。此后藏书之家往往仿效这种做法。即使以叶文庄的博洽，《菉竹堂目》也完全不分卷。鄞县范氏《天一阁目》也是如此。只有涿州高氏《百川书志》、连江陈氏《一斋书目》、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周藩西亭宗正《聚乐堂艺文目录》，都详细列出篇、卷和姓名。而祁氏在类书、说部和文集中，遇到经解类著作，全部另行列出，多少值得效法。《万历重编内阁书目》记载：《易》一十九册，《书》五十册，《诗》七十二册，《春秋》七百一十九册，《礼》一千三百二十五册，《孝经》一十九册，《论语》一百册，《孟子》六十七册，《尔雅》四十九册，《经解》二百四十五册，《四书》三百九十一册。据考，宋靖康二年，金人索取秘书监的文籍，分批解送，见丁特起《孤臣泣血录》。洪容斋《随笔》也说：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所收藏的书籍，在靖康年间遭受毁散之后，全都归于燕地。到元朝平定金国时，杨中书惟中在军前搜集伊洛一带的书籍，装运到燕都。平定宋朝后，王承防构首先请求把宋朝三馆的图书典籍运来。至元年间，又把平阳经籍所迁到京师，并搜括西江各郡的书版；又派使者到杭州，把官府收藏的书籍和刻板全部取来，运到大都。明永乐年间，皇帝敕令翰林院，凡南内所收藏的书籍，各取一部。当时修撰陈循督率十艘船，装载一百箱书，运送到北京。又曾命礼部尚书郑赐选派通晓典籍的人分赴各处购买搜求遗书，全都收藏在文渊阁。相传雕版本十三，抄本十七；这不只是把宋、金、元三代遗留下来的书汇集为一处，而且奉使之人复命时还必须把书籍交纳入库，因而缥缃典籍的丰富，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只是因为著录时不详细说明篇、卷，也不注明撰写人，所以远远比不上《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等书目。考察唐、宋、元三代的藏书制度，都极其慎重：献书有赏赐，储书有书库，校勘书籍有专员，曝晒书籍有防护。到了明代，面对百万卷秘书，却只把它交给典籍一官负责；看守书籍的人都是靠财货起家、不懂得珍爱重视书籍的人，又设置科举，专门崇尚帖括之学。四书只宗奉朱子，《书》遵从蔡氏，《春秋》采用胡氏，《礼》以陈氏为主；凡是稍有不同于学官颁行版本的，往往就获罪。因此，爱好广博的人即使窥见大全，也到此为止，不敢旁涉诸家。秘书省所藏书籍，被视同无用之物，任凭盗窃；百年之后，便没有完整的书了。到了万历乙巳年，辅臣告谕内阁，敕令房办事、大理寺左寺副孙能传，以及中书舍人张萱、秦焜、郭安民、吴大山校理遗留书籍；当时仅有地志还保存着，经典已经散失，所剩寥寥无几。张萱等略述作者的情况，较正统书目大为超过，可惜已经残缺，没有什么可观之处。有见识的人也只能抚摸书卷，长声叹息罢了。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易》一百七十四家，《书》八十七家，《诗》六十二家，《春秋》一百二十八家，《礼》九十六家，《论语》五十六家，《孟子》二十一家，《四书》六十二家，《孝经》一十二家，《经解》四十三家。考察王氏《续通考》原书，它是续接鄱阳马氏的书而作的，但其中有卷帙可考的，仅占十分之一二而已。再加上时代先后错乱，姓名称谓混杂，典籍篇目重复，其牵强敷衍实在太过分了。我的亡友嘉定人陆元辅翼王，毅然想另撰一部《续经籍考》，以洗刷王氏的鄙陋；他终年抄录采集，积累到数十册，尚未删定便去世了。不过，元、明遗留下来的书籍中，探寻隐微、抉发幽深而有所收获的，不少还要归功于晋江黄虞稷、俞邰；二人在《明史》馆分撰《艺文志》，采摭材料尤其详尽。这两人都是考察古事、功绩卓著的学者。朱睦防《授经图》记载，诸儒的经解，自周、汉以下直到金、元，作者共一千一百三十二人；本朝作者三十九人；经解共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万一千七十一卷。考察《西亭王孙授经图》原本所载就是这样。钱塘御史龚翔麟尚未出仕时，在白门刊刻此书，并让黄征君虞稷加以增补。共增入古今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经解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焦竑《国史·经籍志》记载：《易》二千二百一十八卷，《书》一千二百四十九卷，《诗》一千五百七十八卷，《春秋》三千二百五十九卷，《三礼》四千一百三十九卷，《孝经》一百九十九卷，《论语》一千三百七十四卷，《孟子》四百三十九卷，《尔雅》三百九卷，《群经》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四书》六百五十一卷。考察焦氏《经籍志》，它是在万历年间分撰《明史》时编成的，所以称为《国史经籍志》。它既不是依据当时现存的书籍编写，历代史书所记载的内容又重复抄录，而且考证也不详细；与郑氏《通志》相比，又逊色了。《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四。《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五。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通说【一　说经上】。经解中，孔子说：“进入一个国家，观察它所施行的教化，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情况。那里的人温柔敦厚，是《诗》的教化；通达事理而见识深远，是《书》的教化；知识广博而平易宽厚，是《乐》的教化；纯洁宁静而精细深微，是《易》的教化；恭敬节俭而庄重严肃，是《礼》的教化；善于连缀文辞、比较史事，是《春秋》的教化。”所以，学习《诗》的偏失会流于愚昧，学习《书》的偏失会流于虚妄，学习《乐》的偏失会流于奢靡，学习《易》的偏失会流于邪僻，学习《礼》的偏失会流于烦琐，学习《春秋》的偏失会流于紊乱。一个人温柔敦厚却不愚昧，就是深于《诗》；通达事理、见识深远却不虚妄，就是深于《书》；知识广博、平易宽厚却不奢靡，就是深于《乐》；纯洁宁静、精细深微却不邪僻，就是深于《易》；恭敬节俭、庄重严肃却不烦琐，就是深于《礼》；善于连缀文辞、比较史事却不紊乱，就是深于《春秋》。” 《大戴礼》说：“《春秋》以元年为开端，《诗》以《关雎》为开端，《礼》以冠礼、婚礼为开端，《易》以乾、坤为开端，这些都是慎重开始、敬慎终结的意思。” 《论语》说：“孔子平时所使用的雅言，是讲《诗》、讲《书》和执行礼仪；这些都使用雅言。” 《春秋演孔图》说：“孔子为五经制定法则，使其运行于天地之间，以图象加以考察，以三王的事迹作为验证，并施行于四海。” 《春秋说题辞》说：“六经是用来彰明君主和父亲尊贵地位的。” 管仲说：“在内不考察孝悌，在外不端正忠信，只是浸润于四经、诵读学习的人，这是自取灭亡。” 赵衰说：“《诗》《书》是义的府库；《礼》《乐》是德的准则。” 齐国太史子与说：“孔子出生在衰败的周代，先王的典籍错乱而没有条理，于是考论诸家遗留下来的记载，考察订正其中的意义；以尧、舜为祖述，以文王、武王为法则；删定《诗》，编述《书》，厘定《礼》，整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的道理，把教训留给后代，作为法式，这不是非常盛大吗！” 子思子说：“夫子的教诲，一定从《诗》《书》开始，最后归结于《礼》《乐》；各种杂说不在其中。” 庄周说：“《诗》用来表达心志，《书》用来说明事理，《礼》用来规范行为，《乐》用来表达和谐，《易》用来说明阴阳，《春秋》用来说明名分。” 尸佼说：“孔子说：‘诵读《诗》、阅读《书》，就像和古人居处；阅读《诗》、诵读《书》，就像同古人谋划。’” 慎到说：“《诗》是前代留下的志意，《书》是前代留下的诰命，《春秋》是前代的史事。至于《易》，那么我心中关于阴阳消长的道理全都具备了。” 荀卿说：“学习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终止？回答说：从学习次序来说，开始于诵读经书，终止于阅读《礼》。所以，《书》是政事的纲纪；《诗》是中正乐声所归止之处；《礼》是法度的大纲和各种类别的纲纪。因此，学习达到《礼》就可以停止了。这就是所说的道德的极致：《礼》体现恭敬而有文饰，《乐》体现中和，《诗》《书》内容广博，《春秋》义理精微，天地之间的道理都包括在其中。又说：圣人，是道的枢纽。天下的道，都由这个枢纽贯通；历代帝王的道，也都以此为一。因此，《诗》《书》《礼》《乐》的归宿就在这里。《诗》说的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表达志意方面有长处；《书》说的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记载事情方面有长处；《礼》说的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规范行为方面有长处；《乐》说的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表现和谐方面有长处；《春秋》说的是这个道理，所以在阐明精微义理方面有长处。又说：善于作《诗》的人不作解说，善于运用《易》的人不占卜，善于掌握《礼》的人不替人主持相礼。孔鲋说：不读《诗》《书》《易》《春秋》，就不知道圣人的心意。” 考察《孔丛子》，这段话说是孔子对子张说的，但实际上不像孔子的言语。陆贾说：“上天生成万物，大地养育万物，圣人成就万物。圣人制定五经，彰明六艺。《鹿鸣》以仁德召求同类，《关雎》以义理鸣求雄偶。《春秋》依据仁义加以贬斥断绝，《诗》依据仁义说明存亡。乾、坤以仁相互和合，八卦以义彼此承接。《书》以仁叙述九族，君臣以义制定忠节，《礼》以仁尽到节操，《乐》依照礼来安排升降。学习这些的人就明达，丧失这些的人就昏昧，背弃这些的人就灭亡。” 韩婴说：“千种举动、万般变化，其中的道理没有穷尽；六经就是这样。” 贾谊说：“《书》，是把彰明德行的道理写在竹帛上陈述出来，使人观看，从而明白应当从事的事情。《诗》，是表达德行的道理并阐明其旨意，使人沿着它去实行而成就自己。《易》，是察考人的精微之处，看其是否遵循德行的道理，并占验其吉凶。《春秋》，是依据往事的是非合宜与否，考察是否合于德行的道理，记载其成败，作为后来事情的借鉴。师法《礼》，是体察德行的道理并为它制定节文，用来成就人事。《乐》，是《书》《诗》《易》《春秋》《礼》五者的道理都具备之后，便与德相合；相合之后，就会欢然大乐。” 刘安说：五行气性不同而都能调和，六艺科目不同而都通向道。温和仁惠柔顺【一作“淳”】，是《诗》的风格；纯正敦厚，是《书》的教化；清明【一作“静”】通达，是《易》的义理；恭敬节俭、尊重【一作“揖让”】谦让，是《礼》的作用；宽裕【一作“和”】平易，是《乐》的教化；讽刺讥评、辨析议论，是《春秋》的文辞。因此，《易》的偏失在于流于诡异，《乐》的偏失在于流于淫靡，《诗》的偏失在于使人愚昧，《书》的偏失在于拘泥，《礼》的偏失在于忌刻，《春秋》的偏失在于毁訾。又说：《易》的偏失在于拘泥卦象，《书》的偏失在于铺陈，《乐》的偏失在于淫靡，《诗》的偏失在于偏邪，《礼》的偏失在于责求，《春秋》的偏失在于讥刺。董仲舒说：《诗》没有通行不变的解释，《易》没有通行不变的占验，《春秋》没有通行不变的言辞【《说苑》作：“《诗》无通故，《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又说：《诗》《书》叙述人的志意，《礼》《乐》纯正人的教养，《易》《春秋》明察人的智慧。六种学问都很重大，但各有所长：《诗》引导志意，所以长于质朴；《礼》制定节度，所以长于文饰；《乐》歌咏德行，所以长于感化；《书》记载功业，所以长于政事；《易》以天地为根本，所以长于数理；《春秋》辨别是非，所以长于治理。” 司马迁说：“《易》说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说明变化；《礼》经纪人伦，所以长于规范行为；《书》记载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政事；《诗》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以及牝牡雌雄，所以长于感化；《乐》是使人快乐、使社会得以建立的，所以长于和谐；《春秋》辨别是非，所以长于治理人。”因此，《礼》用来节制人，《乐》用来发扬和谐，《书》用来说明事理，《诗》用来通达心意，《易》用来说明教化，《春秋》用来说明义理。考察《赵防长短经》的注释，说这是司马谈的话，恐怕有误。夏侯胜说：“学习经书却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还不如回家耕田。” 匡衡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摄天地之心、著明善恶归宿、辨明吉凶分别、通达人道正理，使人不违背本性的东西。”至于《论语》《孝经》，是圣人言语和行为的要旨，应当深入探究它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