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二十七

译一卷 现存 慎自序说：“《周礼》是一部杂乱而不合经常之道的书。前人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了。其中有许多奇僻字和古音，大概刘歆曾向扬雄学习，扬雄《训纂》中遗留下来的内容，有些保存于此。保存下来加以论述，本来可以补充天禄阁校勘文字的缺失，也可以成为召陵公乘的辅助。此书不用于科举，也不列入学官，幸而没有经过学究对金根字的错误改动，也没有刊刻麻沙本俗字的讹误，仍然是古典中巍然独存的灵光。只是还没有人把它表彰出来，难道也是学问高山还差一筐土吗？于是亲手抄录，编成《周官音诂》一篇。” 余氏【本】《周礼考误》未见传本 马氏【理】《周礼注解》未见传本 舒氏【芬】《周礼定本》十三卷 现存 芬自序说：“《周礼》是周公考察夏、商的礼制而加以损益制定的，文采多么盛美啊！仲尼说：‘我谈论夏代的礼制，杞国的情况不足以作证；我谈论殷代的礼制，宋国的情况不足以作证；我学习周礼，如今仍在使用它，我遵从周礼。’这是称许周礼。又说：‘我衰老得太厉害了，已经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这是称许周公的制作，并且思念见到周公本人。东汉以后，此书与《仪礼》《戴记》并行。宋朝兴起，大儒相继出现，在此表彰、阐明遗留下来的经书，大概也包括《周礼》。我从二十岁起就喜爱此书，到如今头发已经斑白，担心精力衰退，诵读记忆赶不上从前，于是随着自己的见闻考察，写成《五官叙辨》五卷、《六官图释》一卷、《剔伪》一卷。随后抄录编成正经，又重新加以校订；其中有散见于其他书的内容，便取来附入；有错列在其他官中的，便编排并改正。仍然分为六卷，总共十三卷，题名为《周礼定本》，希望可以奉持此书而周旋行事，不辜负起初学习它的志愿。至于在经筵进讲，请求设置学官来传授弟子，那么这种学术的兴盛，就有希望了。” 季氏【本】《读礼疑图》六卷 现存 本自序说：“孟子说：‘有布帛丝麻的赋税，有粟米的赋税，有力役的赋税，君子只采用其中一种，放宽另外两种。’这三种以外，便没有别的赋税了。可是《周礼》所说的赋税，就不止这些。大概这部书成于战国之士，中间有许多混杂乱世的制度和迂腐儒者的言论，并不是从根本大道出发来推行通达之道的书。当汉武帝时，此书才出现，众儒共同排斥它的错误。到了林孝存，便说：‘这是末世杂乱、无法验证的书。’何休则说：‘这是六国阴谋的书。’只有刘歆、郑玄认为这是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的事迹，朱子深信这一点，也认为是周公遗留下来的典籍。又认为圣人所作的书一定不会有错误；又说《周礼》一书只是起草，未曾真正施行；又说周公晚年撰作此书，其中细小之处或许来不及修改，于是把《周礼》看作尚未定稿的书。孔子删定、撰述六经以端正人心，难道会保存尚未定稿的礼制来迷惑世人吗？明知《周礼》不可通，却强行用一种说法使它通顺，也近于遁词了。因此我就把平日所怀疑的地方画成图，并旁征博引来辨析证明，一概以孟子的意见为主。全书共六卷，前三卷是疑图，内容都在其中，可以由此看见礼制的意义。” “后三卷，上面叙述孟子的话，以说明根本源流；下面评论历代的事情，以备参考考察。” 陈氏【深】《周礼训隽》十卷 现存 《周礼训注》

译十八卷 现存 黄虞稷说：“深，字子渊，长兴人，嘉靖乙酉年举人，任雷州府推官。” 深自序说：“荀卿说过：‘想要观察圣王的事迹，就应当从灿然明白的地方去看，后代的君王就是这样。舍弃后代君王而谈论上古君王，就像舍弃自己的君主而侍奉别人的君主一样。’后来读到孔子告诫子张的话：‘殷代因袭夏代的礼制，其中损益之处可以知道；周代因袭殷代的礼制，其中损益之处可以知道。以后如果有继承周代的，虽经过百世也可以知道。’才知道荀卿的话就是孔子的意思。况且大道没有比五帝时代更盛的，五帝又没有比唐虞时代更盛的；夫子却近取夏、殷的制度加以损益，不考察唐虞而考察夏、殷，是因为以亲见亲闻的事为师。高祖、曾祖的事情，遥远而难以寻求；若让宗父来讲述，子弟不用约定就自然明白。所以高祖、曾祖的事情，宗父能够说清。唐虞就像高祖、曾祖，夏、殷就像宗父。举说唐虞，便会失去夏、殷；举说夏、殷，便能看见唐虞。因此夏、殷是我们前面的行迹。周礼，是周公考察夏、殷而制定的。凡是其中因袭、损益，用来治理百姓、面对诸侯的内容，都是夏、殷遗留下来的典制。从周公到孔子六百多年，周礼仍然保存于鲁国。孔子于是说：‘我想观察夏代的政道，所以到杞国去，却不足以考证。’” 我想考察殷代的制度，所以到宋国去，但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验证的了。当时，夏、殷两代的礼制已经无法考察，而孔子想要遵从周礼。不遵从夏、殷而遵从周，是因为孔子以周代后来的王者为法。夏、殷的礼制在周代得到完备，所以遵从周礼也就是遵从夏、殷之礼。《春秋》正是孔子遵从周礼而作的。凡是孔子据以承袭、加以损益，用来规范当世诸侯的制度，都是周公遗留下来的典章。大禹在涂山会盟时，拥有玉帛的诸侯有万国；到商汤灭夏、诸侯归附商朝时，有三千国。大禹时代的诸侯已经失去了十分之九，周代大约有一千八百国，而在孟津阻挡周武王的只有八百国。商汤时代的诸侯后来又减少了一半；到春秋时期，穿戴冠带、奉行礼义的国家只剩十二个，不久又合并为七国，最终都被秦国兼并，周代的诸侯也就全部消失了。所失去的难道只是诸侯吗？连同治理诸侯的办法也一起失去了。周朝灭亡，礼制也随之灭亡；即使周公、孔子再生，也不能使它恢复。难道圣人制定礼制时，不知道祸患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吗？怎么会不知道呢？按照现今的法令来治理现今的人，圣人本来只会说：‘这样做适合治理天下，就够了。’本来就不会替后世预先考虑变化，而是为后来的君王制定应变的办法。事情还没有显现就预先猜测，形势还没有发展到极点就预先应对，圣人是不这样做的。周代的天下可以说是治理得最完善了，因为有《周礼》。周礼是周代圣人制定的。用周代的礼制治理周代的天下，所以这部书名叫《周礼》，并不是世世代代通用的礼制。有王者兴起，再对它加以损益，那么哪一代不能达到像周代那样的治理呢？所以孔子说：‘即使百代以后，也可以知道。’如今距离周公已有二千五百年，但《周官》遗留下来的精神，在历代相沿的制度中从未不存在；顺着它加以实行，也足以有可供取法的老师。今天看《周礼》，就如同周代看唐、虞时代的制度一样。时代久远而无从考察，义理深奥而难以穷尽，一旦处理不当，弊病就会随之产生。至于应当承袭什么、损益什么，应当从宗父那里获得依据。可是有儒者说：‘不实行封建、不实行井田、不使用肉刑，终究不足以治理天下。’唉！这就像在船上刻下记号来寻找掉入水中的剑；船已经行走了，剑却不可能找到了。唐氏〔枢〕《周礼因论》一卷 存 罗氏〔洪先〕《周礼疑》一卷 存 王氏〔樵〕《周官私录》未见 王氏〔圻〕《续定〈周礼全经集注〉》。十四卷 存 黄虞稷说：‘因柯尚迁的书重新加以修订，总共把五官所记载的、与工事有关的四十二条摘取汇编为冬官，并把《考工记》的三十一条附在冬官之后。杨鹤、许乐善、钱龙锡为它作了序。’ 王圻自序说：‘冬官的内容杂见于五官之中，来源已经很久远了。自从临川俞寿翁、永嘉王次▯倡导此说以后，吴公澄、丘公葵、何公乔以及新柯公尚迁，各自按照自己的意见考察司空的职掌，把杂在其他官职中的内容搜集归入冬官，冬官似乎也就详细了。可惜他们改动得过多，取舍又不精确，例如把五物改为五典，把二世妇、二环人合并为一项；司士、司禄实际上是古代夏官的专职，却移属天官，诸如此类的有十二三处，而司徒这一官几乎成了缺失的典制。我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又依据各家的取舍重新订正；官职次序完全依照注疏的章句，仍以圣经为根本。五官所记载的、明确与国家土地有关的四十二条，摘取汇编为冬官上卷。《考工记》的三十一条，也都属于制造、营建、修缮之事，因此仍附在冬官之后，列为下卷，希望可以称为六典全书。至于经文下面所附的注释，则完全以郑玄、贾公彦为宗，历代诸儒的论说也分别按类别附在后面，不敢凭个人臆见混淆圣经。到明代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其中多与《周官》相合，于是采录琼山丘氏所条奏的内容，互见于篇末，使后世使用礼制的人能够有所考据并取法，这就是孔子遵从周礼的遗意。’ 弱水杨公奉命前来巡按两浙，偶然读到这部书，认为它足以取信于当今、流传于后世，于是嘱咐有关官府交给刊刻书籍的机构刊印。不仅王圻增补修订的微薄劳绩可以借此显现，俞、王、丘、何诸位君子的删削订定之功，也不至于湮没无闻，这是多么幸运啊！何氏〔廷矩〕《礼意大全》三卷 未见 《存羊录》十卷 未见 黄虞稷说：‘廷矩字时振，是番禺的生员，陈公甫的弟子。这两部书都以《周礼》为根本。’ 李氏如〔玉〕《周礼旁注》

译十五卷 存 黄虞稷说：‘如玉是同安县的儒士。嘉靖八年，他派儿子到朝廷进献此书。皇帝下诏令有关官府按礼制加以奖励，赐给冠带。’ 柯氏〔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十四卷〔其中《源流叙论》一卷，《通论》一卷〕 存 尚迁自序说：‘《周礼》在战国时受到蒙蔽和侵蚀，在秦代遭到毁弃，汉代以后逐渐出现，只保存了五官，并用《考工记》补足。刘歆传授它，杜子春为它作训释，郑众、郑玄相继阐发说明。圣王的制度重新在后世出现，最终却不能被人明白、实行，为什么呢？不能被明白，是因为简册错乱，司空的内容混杂在其他官职中，没有分辨出来；封建、乡遂、井田又受到悖谬学说的阻碍，没有得到纠正。不能实行，是因为内心与政事相分离，既然使根本荒废了，不能明白、不能实行本来就是必然的。何况借它来实行的人是王莽，错误地实行它的人是王安石呢？汉、唐的儒者本来有人把它看作战国时代的阴谋之书，也有人把它看作汉代儒者附会的学说，这同样都是没有弄明白它，却贸然否定圣人的说法。只有程、朱两位大儒，深入认识圣人心意的精微，断定它是周公遗留下来的典制；明道、横渠又坚决想要实行它，以恢复三代。只是有志向却没有成功，所以其中隐微的言辞、深奥的义理还来不及论述，君子对此感到惋惜。冬官并不曾亡佚，何必用千金去求购？又为什么要用《考工记》来补充呢？宋代俞廷椿首先认为冬官并未亡佚，而是散见在五官之中，于是作《复古编》申明他的观点。永嘉王氏、临川吴氏、清源丘氏、椒丘何氏，都尊奉这一说法，各自在五官之中杂取有关职掌来补充冬官。’ 各人执持自己的见解，各自编成一书，于是《周礼》虽然存在，却纷乱错杂，几乎无法阅读。如今考察《遂人》以下的内容，地官的一半实际上属于冬官。不知是什么人把它编排在《掌节》之后，又把大司空的职掌全都杂入大司徒之中，于是造成了千古以来无法解决的疑问。难道是战国诸侯把它扰乱了吗？我尚迁没有估量自己的能力，竟把《遂人》以下分为冬官，并以官职次序相同来证明这一点；又从六十条中取地官关于土地的事务作为大司空的职掌，这样冬官就恢复了。又因为乡遂大夫以下都没有府、史、胥、徒，于是知道它们是直接管理民众的官职。大体既已明白，那么封建、井田以及贤能、征税等内容也都可以由此类推看出。于是我才敢汇集诸儒的训释来解释它，发表浅陋的见解来推究其原理，希望圣人作经以开创万世太平的意旨不至于失传！嘉靖乙巳年二月又说：‘《周礼》是周公遗留下来的典制。古今相传，汉代的底本仍然存在，不敢移动改易。到了临川俞廷椿，认为冬官从未亡佚，实际上杂见于五官之中，于是取四十九官来补冬官的缺失，又把大司徒的一半分作大司空的职掌，著《复古编》申明他的说法。嘉熙年间，永嘉王次▯又作《周礼订义》，补充俞氏未尽之处；元代泰定年间，清源丘吉甫又把官职次序置于各职掌之前，大加改订，命名为《全书》。’ 临川吴氏又在大司徒部分把《孟子》的五典补在十二教之前，并删去了官职次序的文字，开始把《遂人》列入司空。到了本朝，椒丘何氏又把官职次序恢复到各项职掌之前，把大司乐作为司徒的教化内容，而司勋、司士、太史等官职都列入天官，关于工事的内容都列入冬官，大略仿照了我朝的制度。至于近来出现的《周礼剔伪》，又逐句删改合并各项职掌的文字，分别辨析真伪，把原属此处的内容夺取到彼处，或把彼处的内容移到此处。可是《周礼》是圣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大典，其中各项职掌的文字、各官的次序，亲自出自周公裁定，哪里容许有丝毫移动改易呢？它第一次被诸侯为害自身的恶行破坏，于是把冬官并入地官，使大典混乱而残缺。幸亏汉代儒者传习下来，古本还得以保存。到了宋代俞氏，又再次把它扰乱。王、丘、吴、何虽然各自编成书，但各项职掌的文字从未改动。至于《剔伪图释》这类书，则逐句逐字都可以任意取舍、更改。这样，今天的《周礼》虽然还存在，不过成了古人遗留下来的材料，任凭各人的意见都可以编成一书，哪里还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典制呢！我苦心钻研、深入思考，时间已经很久，似乎有所领会其中的要领，于是才敢综合各种说法而折中裁定，洗去千年来的蒙蔽侵蚀，疏通诸儒的壅塞。因此，我恢复《遂人》以下为冬官，六典就完备了；考察乡遂大夫以下为乡官，官位和职掌就明确了。阐明在位之官的职掌和各职掌所属的官位，封建制度就确定了。推究师保谏诤救正的教化，学校制度就得以建立。把宰夫、乡师、遂师、肆师、士师以下列为六十属官，三百六十的数目就确定了。取《司马法》来说明井田、牧地的制度，说明简稽的方法，军制就恢复了。辨明九功并不是九职所征的税，赋税征敛的方法就清楚了。把九比作为九等考核，使上、中、下三等土地分为三类，授田和征役的施行、免除就审慎明确了。至于辨析天地分祭、合祭的错误，以说明郊祀、社祀、禘祭、尝祭的意义，则以胡氏的论说为依据。推究司乐三宫的制度，把它解释为古代云门、大韶之乐，则是从老师的学说中听闻的。这些都是《周礼》的大纲，是周公的精深意旨所在，也是后世尚未明白的地方。我敢竭尽浅陋的见解，作《原》来阐明它。其他先儒的论说中有可以采纳的，如叶氏、丘氏、李氏、郑氏之类，凡是能够推明大义的，都写在所释内容之后，与我的《原》相互参错，并不是故意繁琐，而是要使圣经的大义得到充分阐发。嘉靖丙午年。陆元辅说：‘晋安柯尚迁撰写《周礼全经释原》。书前列有序二篇、《源流序论》一篇、《六官目问》四篇、《全经纲领》十二条、《释原凡例》七条，以及先儒姓氏。考订《天官》二卷、《地官》二卷、《春官》三卷，《夏官》《秋官》合计三卷，《冬官》一卷。末尾附有《周礼通论》《周礼通今续论》各一卷。’ 黄虞稷说：‘尚迁字乔可，是长乐阳石山人。’ 金氏〔瑶〕《周礼述注》

译六卷 存 瑶自序说：‘《周礼》是周代的礼制吗？回答：不是。它因袭殷礼，是殷代的礼制吗？回答：不是。它又因袭夏礼，那么就是夏代的礼制了吧？回答：虞代的伯夷已经掌管礼制，伯夷的礼制又必然有所因袭。追溯它的源头，难道是上天所安排的秩序，并且人性中本来就具有的吗？人刚生下来时，懵懂蠢动，仿佛还不知道所谓礼是什么，但礼的整体和根本作用已经包含在内心之中。因为生命不能没有本性，本性不能没有情感，情感不能没有亲疏、厚薄、贵贱，礼便由此产生。礼既然产生，文饰就随之出现；文饰既然出现，礼文又逐渐兴盛。最终发展到三百条、三千条，仍然不能停止。这些都是情感的发露，有不可遏止的地方。像这样说的人认为周代崇尚文饰，这是不对的。周代哪里是有意崇尚文饰呢？质朴的风气衰敝而文饰兴起，想不崇尚它也办不到。如今观察《周礼》，上至王后、公、孤、大夫、士，下至众庶，没有不是人的；而没有一个不具备礼。大到祭祀、朝觐、会同、宾客、军旅、丧纪、田猎、劳役、宴饮、射礼、献贡、朝聘，小到交际、辞令、送迎、进退、揖让、登降、授受、拜答、问对，没有一件不是事务，而没有一件事务不具备礼。’ 近处如宫寝、殿庭、国中、四郊，远处如六服，更远处如四方边裔，没有一处不是王家治理的土地，也没有一处不具备礼。它广大如天地，没有什么不包容；周遍如太和元气，流行于天地之间，没有细微之处不被覆盖；纵横曲折，各不相互混杂，如同春夏秋冬交替运行，而各自有归属；明白而简易，如日月悬挂的形象、造化显现的安排，人人都可以知道并遵从。大纲在上面端正确立，万目在下面全部展开，如同乾坤定位，山川、人物、鸟兽、草木各自适合自己的本性，各自满足自己的分限，却没有人知道是谁使它如此。它浩大得没有边际，茫然得没有头绪，浑然得没有渗漏；但追究它最终的归宿，不外乎‘确立最高准则’一句话，而五典的教化就是它的根本。其他如设置官职、排列礼制、整治军队、彰明刑法、兴办事务，纷纷杂陈而各有作为，都是用来经营安排其中的事务，以辅助达到这一目的的。当时，君臣上下合为一心，王畿和列国联结为一体，中原与要荒之地混合成为一家。古人说太和平盛的景象存在于成周，宇宙之间多么盛大啊！多么盛大啊！这就是孔子感叹‘郁郁乎文’、在梦中也见到它，却终于没有得到一次小小实践机会而留下遗憾的原因。我年幼时做博士弟子，曾经剽取五经的文字来求取仕进，却不喜欢《礼记》，后来寻求《仪礼》也是如此。于是我找来《周礼》诵读，看见开头‘维王建国’几句，以及六官制度不可更改的安排，肃然惊异地说：大圣人制作典章，原来确实这样有根本吗？等到考察其中所列举的内容，看见官职有确定的设置，职事有确定的制度；它不沿袭古代，却也不违背古代；不盲从当时，却也不违逆当时；不沉溺于人情，却也不拂逆人情。我又合上书叹道：文理达到极致了啊！体制完备，文采周密，义理端正，言辞严肃。如果不是胸中蕴含着贯通天下古今的尺度，哪里能够达到这样呢？我很想叩开它的门而进入其中，却被科举业所阻，未能做到。晚年居于林下时，我和诸位子弟谈论礼制之事，慨然又产生了研究它的志向。查检旧箱子，只找到汉代郑氏、元代吴氏、明代何氏三家的疏解，其中两家大体抄袭郑氏，于是沿着郑氏的疏解继续探求，日复一日，渐渐觉得有些见解与郑氏不同。于是想到：这些不同的见解不可以不保存。便随着自己的所见，每天记录下来，积累了十三年，终于编成这部书。唉！《周礼》是周公为周代撰写的书。虽然封建、郡县、井田、税亩等制度古今不同，但治理天下的大纲大法，千古以来如同一日。’ 《周礼》为什么没有列入学官所掌的经学之中？是被汉人的附会牵强连累了。附会牵强而写成文章，就像剪裁材料做成花朵；形质和颜色虽然相似，但生机必然不同。《周礼》的文字从心胸中流出，随着事物而铺陈，浓淡繁简浑然天成。附会的句子全都出于摹仿剽窃；不违背文体，就会违背义理；不违背义理，就会违背情感；不违背情感，就会违背文辞。我虽然不是作者，但揣摩日久、反复推究深了，便觉得这部礼书仿佛是出自自己，而外来的附会内容确实像赘疣。只要经过我的眼睛，就可以指出来。怎么能让这些内容扰乱《周礼》呢？如今圣天子在上，以礼制治理天下，天下正翘首期待周代盛治的重现。金瑶不揣冒昧，以这部书请教于君子。倘若因此使这套礼制在世上焕然复明，哪里只是我所奉之道的幸运，对国家的治理也未必没有一点补益。’ 黄虞稷说：‘瑶字德温，是休宁人。嘉靖年间，选为贡生，官任广西卫经历。’ 王氏〔应电〕《周礼传》

译十卷 存 应电在自序中说：天地运行的常道，在于守正而可供观法；至于发生变化，是五行之气所致。日月运行的常道，在于恒常光明；至于往来运行，是它们所凭借的机势。帝王治国的常道，在于守一不变；至于有所损益，是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因此，五帝的礼制各不相同，三王的乐制也不相沿袭，但它们所以能够守住根本的一致性，却万古如一日。大概世道有升有降，治理的方法却不随之迁移。周公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正当殷朝末年，造成的艰难祸患很多，他的忧患意识深重，防备考虑也十分周密。他鉴察夏、商二代，于是建立六官，各自统率所属官员，以倡导九牧。六官共同处理政务，六职得到修治，天下便大为和谐，万物全都顺遂。如今这些纲领条目都还具备，只要任用其人，政事就能兴举。至于万物都必有法则，事务都必有主管，作止都有时宜，安排措施都有一定之处。君臣上下交相和泰，男女内外交往有序，礼制的次序、乐制的和谐，文采盛美。前代创制者没有谁能先于它，后来创制者也没有谁能在时势上继承它，仅仅是时代不同而已。后世学习礼制的人，我对此感到疑惑。他们诵读礼文却不探究其用途，拘泥于名目却不以大道衡量，往往拿当世的弊政来解释先王的良法，只知道分别而不知道会通，只看见差异而看不见相同之处。于是有人想把其中相通与相合、能够化育治理的内容分析开来，又分列附属部分，以补足冬官的缺失；各种主观臆见纷纷出现，各人自成一书。至于草率求取却得不到其中意义，妄自产生诋毁，私取其中糟粕来成就自己的私意，最终使它归于废弛，这些人都是这部书的罪人。应电研习此书已有多年，不以注疏为依据，而以经文本身为依据；时间久了，似乎有所防范，于是通晓者敬重地为它作传注。先王的制作，幸而没有坠失，是因为有这部经书在；这样或许治理便有根基，可以取得适中的原则，不至于失之太远。唉！三百六十属官，内容浩大而广博，又精密周详。能够学习它的精神而不拘泥于它的形迹，运用它的精神而不拘守它的名称，随着情况变化而通达运用，以尽其利益，若不是英明的君主和有才德的大臣，谁能参与做到这一点呢？董子曾说：稍微损益周朝的文饰，采用夏朝的忠厚，百世之后的治理便可以由此知晓。至于天王、后世、子庙、朝宫、卫之秩序，君臣同为一体、宇宙如一家的情理，养氏治兵、施教、任用贤能的方法，各项职务都各得其正，六官彼此联属办事的制度，精密地处理财利而以义为利，详尽地防范考核并且慎终如始。这就是与天地共同保持常道、与日月共同保持光明的制度。考察古代来验证今天，推演旧制而创为新用，我所传述的难道不正在这里吗？杨豫孙说：明斋王先生向魏恭简公受业，尤其喜爱《周礼》，于是利用闲暇撰作传注。壬子年秋天，先生带着这部书到神鼍山中来访问我，于是我得以纵览全书，便拿它同各家注疏相互考校，大体上各有一半相同、一半不同；大概先生从来没有拘泥于注疏。他最重要的见解，是六官彼此资助，四民彼此统辖，冬官不必补入，考工不必另录，以及“不防国服”等篇章，仿佛亲眼看见圣人与臣民的心意彼此融通，而不是有所偏私。至于六饮、九谷、屋粟、夫征之类当时急需处理的问题，他都能用百姓的愿望来驳破先儒的争论。大概先生的学问得到了礼的根本，这是刘氏、郑氏所不能传达的，只有这一点不同。可叹啊！礼制不能徒然施行，已经很久了；《周礼》虽然存在，谁又能够得到它并加以运用呢？如今先生急切地讲求它，好像早晚之间便可以运用自如，也是因为圣人虽然已经逝去，但他的心意仍然可以看见。罗洪先说：昆山王君明斋，认为《周礼》的旧注没有完全发明圣人的深意，于是重新深入研究，历经十多个寒暑，总共撰写三十多万字。其中推究原有制度的起因，探究利害的归宿，由显明之处进一步探求其微旨，从细小处同时阐释其大的意义，推究五官分合的缘故，驳斥各家脱漏讹误的疑点，认为后世要继承周朝而治理天下，必定要从这里出发。他虽然曾经称述老师的学说，但归结到是非判断上，完全以自己的意见作决定。甲寅年秋天，他带着书册南游，请我为他订正。我因遭逢许多变故，无暇顾及，而王君也辗转迁徙。戊午年夏天，我到莲洞避暑，才开始完成这项工作。我看见他的言论如盘曲的根、纠结的枝，附会连缀而曲折婉转，又如雕刻刺绣，色彩和纹理纷繁铺陈。即使让白虎观的各位儒者尽情施展巧辩，本来也不能在内心动摇它，更不能凌驾于它之上。我惭愧自己固执偏僻，时时提出诘难，彼此也有不同意见。有时刚说出意见便随即改易，有时坚持一整天也不能解决，总共经过三个月，后来才无话可说。王君用十多个寒暑勤苦研究，而我只用三个月努力，想要有所异同，本来就应当是不值得计较的事。我的订正难道能够有所成就吗？然而要寻求圣人的深意，按照王君所说的内容，本来已经很接近了。黄虞稷说：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师从魏挍，擅长解释经文、辅翼传注。他著有《冬官补义》《天王防通》《学周礼法》《治地事宜》《握机经传》《非周礼》《辨经传正误》，共七种；应电又著有《五经绎》，已经散佚不传。《周礼图说》二卷 现存 应电在自序中说：古人称说左图右书，凡是书籍不能说清的内容，若没有图就无法彰明它的形状；图画不能描绘的内容，也非有书籍不能穷尽它的意义。这就是古人不偏废图和书的原因。过去曾经有《周礼图》，但其中讲冕服，只大概画出男女的形象，章服的纹饰仍然没有说明清楚；讲井邑，只大概画成大的方格，沟洫仍然没有分辨清楚。既然如此，还要图做什么呢？作者不知道自己的错误，观看的人也没有追问其中的弊病，都是因为没有考察经文的过错。我因此在经义中，把文字不能穷尽的内容，像下面这样加以叙述：道理源自天文方位【缺字】，运行施行于地理；职方之事由六官统摄，在都宫、朝堂、郊、社、宗庙中分合而建立根本，以聚合人心；闾、井、伍、两，用来巩固国家根本；封土、制禄，用来尊贵有德有位者；建立学校、设置教师，用来培育人才。任命有德者，有冕服、车、旂；讨伐有罪者，有军旅、田役。又附上说明，使治理和学习这部经的人一看便知道其中言语之外的意义。唉！古人记载过的内容，我有许多没有收录；今天所记载的内容，过去都从未有过。观看的人如果有幸能够补足其中尚未完备之处，就好了。《学周礼法》一卷 现存 《非周礼辨》

译一卷 现存 应电在自序中说：认为不是《周礼》的人，如林孝存、何休一类，不下数家，专门指摘其中的瑕疵，没有谁像胡仁仲那样辨析精微，也没有谁像季明德那样。主张改动《周礼》的人，如吴幼清、俞寿翁、王次防一类，也不下数家，互相参照阐发，汇集成书而流传于后世，没有谁能超过舒国裳。依我的看法，胡氏说太宰所属六十官没有一个官职完整，这种说法浅陋，没有看出明确根据，但也无法攻破。才智高的人，刚一看到便不能领会，于是放置一旁不再思考，任意剖析裁断；即使想同经书断绝关系，又有什么损害呢？舒氏作序，辨析图说、解释并剔除伪说，接着厘定定本。圣人的书本来是明白的，只是人自己不能明白，各自凭自己的意见加以改定，起初似乎很痛快，仿佛颇为可观；回头看作者的精微意义，错误岂止相差千里？季氏的大防，只是拿《孟子》一书作为权衡标准；然而孟子的学识，就其大的方面说，假如让他处在执掌政权的位置，他的施政必定不会拘泥于周家的旧章。何况《周礼》是在王国中施行的，并非侯国所通行；它的典籍收藏在六官之中，孟子从未到过周国，本来就不可能看见它在侯国施行的情况；诸侯憎恶它损害自己的利益，便把它的典籍除去了。齐国的姜姓之地被迁移而改作田氏，晋国的姬姓之地被迁移而改作魏氏，旧有的法制哪里还有保存的呢？我已经采纳三家的学说，为它们作辨析解释，又叙述它们发生差错的原因，冠置在篇章之前，使阅读的人自己知道应当取舍。《经义考》卷一百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二十八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周礼》第九 冯氏【时可】《周礼别说》一卷 现存 施氏【天麟】《周礼通义》二卷 现存 陆嘉淑说：青阳人，字振庵，隆庆辛未进士。黄虞稷说：崇祯乙亥刊行，王锡衮为它作序。徐氏【即登】《周礼说》十四卷 现存 即登在自序中说：《周礼》这部书，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为什么儒者却对它半信半疑呢？不用说宇文周、新莽、王安石窃取并附会它却没有成效；即使像主张在洛地建都、诬称周官列爵、诋毁太宰理财的人，或者说它对于大事简略而对于细事详尽，或者说它详于制度而没有涉及道德教化，严格要求职守却对君主自身宽泛简略，往往因此怀疑它不是圣人之书。这大概是只在外围涉猎而没有进入门径，他们不知道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从前扬子认为应当在众说混乱中取决于圣人，并说：‘圣人存在，就在人；圣人亡故，就在书。’如今周公已经逝去，《周礼》这部书本来还在。各官篇章的开头，不是说‘设置官职、分掌职务，以作为百姓的准则’吗？因此，治、教、礼、政、刑、事六典，分开来说，是各项职务治理的方法；合起来说，是治理百姓、建立准则的根本。所谓准则，就是《诗经》所说的‘四方之极’，以及《洪范》所说的‘皇帝建立大中之道，用来广泛赐给众多百姓’。这件事自从尧舜执守中道以来，历代圣人相承，用来治理天下；周公又用它辅佐成王，以达到太平。这部书，难道不就是周公已经试行成功的制度吗？如果说它出自汉代儒者的附会，哪里只是刘歆做不到，恐怕连董仲舒、贾谊也做不到。所以我断定《周礼》是圣人之书，不必考察六典的具体详情，只凭其中‘为民建立准则’这一句话来作判断。我的学说并没有超出旧日训诂，只是推求并相信它是周公之书，因此依据这部经的文字、按照自己的见解作出判断，不敢顺从诸儒似是而非的议论。后世想要损益《周礼》、恢复古代治理的人，或许应当在这里考察并取得可信的依据。郝氏【敬】《周礼完解》十二卷 现存 马氏【应龙】《考定古本周礼》六卷 未见 黄虞稷说：应龙，字伯先，安丘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周氏【京】《周礼句解》未见 黄虞稷说：沂州人，万历癸丑进士。陈氏【林】《周礼文物大全图》未见 郭氏【良翰】《周礼古本订注》六卷 现存 良翰在自序中说：我已经辑录《周礼》古本并完成注释，起身叹息说：‘六经是多么不幸，竟然在秦代亡失了！可是《周礼》为什么偏偏没有因秦而亡呢？不使用它，它会亡；使用它，也会亡，这就是《周礼》的不幸。六官之中，秦代只亡失了其中一官。自汉代李氏把它献给河间王，河间王用《考工》《考工记》补入，冬官便亡失了。后来俞廷椿、王次防、丘葵、吴澄、何乔新五家，有的说冬官错简在五官之中，便取出类似冬官的篇章当作冬官，结果五官亡失了；又有人说五官彼此都有错简，又取五官中类似五官的内容，交错编入五官，结果六官全都亡失了。总之，五官不脱离古文原貌的说法较为接近事实。有人说：‘那么《考工记》一定要删削吗？’我说：‘节取其中的言辞即可，不必给冬官增加赘文，也不对五官增删。’我关于《周礼》的议论到此为止，于是把它放在《周礼》古本之前。’ 陆元辅说：万历年间，莆中郭良翰道宪辑录其凡例，说：‘《周礼》从汉、唐注疏直到今天，约有几十家。只是五官补本，以椒丘何氏最后，而分割纷乱尤其严重。只因为缺少冬官，便不知道冬官可以不补，五官却绝不能混淆。五官自当保存，冬官自当缺失，何必强作臆测来扰乱已经成形的经书呢？’ 孙氏【攀】《古周礼释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