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四

译二十卷 现存 俞臯自述凡例说：“自从晋代杜氏为《左传》作注开始，才有凡例的说法。凡是经文所记事情相同、言辞相同的，就计算共有多少条，作为凡例，却不考察其中的义理。唐代陆氏向啖助、赵匡学习，作《纂例》一书，虽然分析得详细完备，但也未曾从义理上说明。到了程子为《春秋》作传，分别说明义例，学习者才得以听闻。现在我遵循程子的说法，把事情相同、义理相同、言辞相同的确定为凡例，共十六条。凡是经文所记事情和义理如此、言辞格式又如此的，就是所谓凡例。至于义理不同而言辞相同、事情相同而言辞不同的，就分别列在各件事情下面，不能用凡例拘束。比如‘殊会’，虽然言辞相同，义理却不同。会见王世子而说‘殊会’，是尊敬王世子，不敢与他抗礼，也就是‘王世子在这里，诸侯前往会见他，不敢和世子同列’的意思。防备吴国而说‘殊会’，是抑制吴国，不让它与诸侯抗礼，也就是‘诸侯先自行会盟，然后再会见吴国，不让吴国与诸侯同列’的意思。又如‘归来’‘归复’‘归’，虽然都有‘归’字，义理却不同。妇女出嫁称为‘归’，经文写‘来归’，就是指她嫁来。各国国君、大夫出奔后返回，就记作“归”；写作“复归”，则表示其义不应当再返回。天王派宰咺来归还惠公、仲子的赗，秦人来归还僖公、成风的襚，这些都是讥刺他们过了时限才送到的过失。至于季子来归，齐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这又是对其归还表示喜悦，所以改变措辞来加以褒美。凡此都是言辞相同而义理不同的情况。又如国君出奔，事情相同，但内诸侯出奔写作“逊”；弑杀国君，事情相同，但内诸侯弑君写作“薨”；不在规定地点行事，写作“不地”；杀公子，事情相同，但内诸侯杀公子写作“刺”。这些都是事情相同而言辞不同的情况。又如“易田”写作“假”，“城虎牢”不系“郑”字，“戍虎牢”则写作“郑”，因会盟、伐讨而朝见则写作“如”。这一类情况，正是程子所说的“隐微的措辞和含蓄的义理，随着时势斟酌处理”。这些都不能拘泥于凡例。学习者如果确实能够熟读、玩味程子的传文，以求得其中的意旨，深入思考、反复推究，到有一天豁然贯通，或许就可以窥见圣人用心的万分之一了。又哪里需要我多说呢？吴澂作序说：“古代的学者淳厚笃实，不肯背离老师的学说。我看公羊氏、谷梁氏的门人，既然传述老师的学说来作为传注，其中又有称作‘子公羊子’‘子谷梁子’的，是为了标明这些话是他们老师亲自说的。唉！这大概就是他们成为三代以前那样的人的原因吧？汉代儒生研治经书，也谨守家法，不用丝毫个人臆见扰乱自己所听闻的学说。唐代的陆淳起初拜啖氏为师，啖氏去世后又拜啖氏的朋友赵氏为师，于是把两位老师的学说合编成《纂例》《辨疑》等书。直到今天啖、赵之学还能流传于世，是陆氏的功劳。新安俞臯，学问广博，才华出众，资质美好。他跟随乡里的经学老师赵君学习《春秋》，谨慎地遵守师传，又融通各家的说法，撰成《集传释义》。他在经文下面汇合各家学说，选择精审，措辞严密，纯粹而没有瑕疵。经文之后详细载录三传，并以胡氏的传注作为当今所推重的说法。考察《经下》中的解释，那么四传的是非不必辨析就自然明白，可以说是既专精于一家又能融通各家了。我欣赏他具有淳厚笃实的风尚，于是为他的书卷首作序。赵君名良钧，宋末进士及第，授任修职郎、广德军教授。” 宋朝灭亡后，他不再出仕。臯字心远，居住在朱子的故乡，同人讨论经书时，总是一再说‘赵先生说’。求学而能做到这样的人，很少见。我因此格外喜爱他。” 张萱说：“元泰定年间，新安俞臯撰述，选取各家的学说加以融会，并附以三传；其大旨以赵良钧为宗。” 黄虞稷说：“臯字心远，新安人。泰定年间，拜宋代进士赵良钧为师。良钧在宋朝做官，任广德军教授。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以《春秋》教授乡里。臯根据从老师那里听到的学说，阐明经书的大旨，辨别三传的是非，并补充胡氏没有涉及的地方。” 程氏【龙】《春秋辨疑》佚失。叶氏【正道】《左氏窥斑》佚失。戴表元作序说：“孔子去世后，遗留下来并著于世的言论成为经书，学者各自作注说来疏通经义；疏通不了，就返求于经书，只有那些求学……” 至于《春秋》却不是这样。左氏、公羊、谷梁三家，是和我并肩学习孔子的人。后世相信他们的话，竟超过了相信孔子的话。左氏一派说，他们的老师与孔子处于同一时代，因此相信得尤其确切，反而把《春秋》经文当成了可疑之书。左氏难道真认为自己完全足以涵盖《春秋》的意义吗？只是因为他的文章优美，学者有求于左氏，而没有求于《春秋》，所以才这样罢了。我近来得到两部折中左氏学说的书，一部叫《晁吏部杂论》，一部叫《吕著作后说》。晁氏的文字简约而通达，吕氏的内容博洽而考核精确。我曾想依照他们的方法，删去繁杂，除去滞碍，定为一部书，以通达《春秋》的义理，但力量不够，未能做到。近年来厌倦求学，文采如花叶般凋零枯槁；我认为，这两部书的方法虽然已有所阐发，但江南研治经书的学者自欧阳修以来，都直接取《春秋》经文作为判断依据，甚至有人还怀疑今天的《春秋》出自鲁国史书，认为经文原文无法全部考察，更不必问左氏。因此我知道，学问越广博的人疑问本来就越多：好像登上千仞高峰，脚步越高，所见越杂；好像游历四通八达的道路，奇珍异货使人眼花缭乱，不能立即作出判断。总之，要做到确定而不杂乱，时间久了以后才能自行有所体会。叶正道把《左氏窥斑》拿给我看，我读它时，仍然像当年读晁氏、吕氏的书一样喜爱。” 问起此书是怎样写成的，在其他儒生忙于科举考试的那些年里，您早已脱稿很久了。唉，这难道能和我年少时退缩懒惰、不肯用力的人相比吗？您名某，是台宁海人。吴氏【化龙】《左氏防求》佚失。

译戴表元作序说：“吴伯秀还是乡校诸生时，我和他寒冷时同睡一床，饥饿时同在一灶做饭。等到一同参加有司考试，也学习同一种学业。然而我的性情迟钝，每当得到有司出的题目，总是勉强思索筹划，过了很长时间仍不能辨析。回头看伯秀，他提笔书写试卷，滔滔不绝，十成中已经写成五六成了。又在那时，求学的人像树林一样多，前来询问疑难、请教求益的人从四面八方坐着，人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过了几天，榜文公布，伯秀高高地名列前茅，那些来询问疑难、请教求益的人也一个个被选中。我十分惭愧又羡慕他，心想：做儒者难道不应当这样吗？分别十年后，我从太学考中进士，伯秀也通过乡试，取得礼官主持的科举名次，彼此互相慰问，心满意足；那时我们的年龄也都正当壮年，自料不至于庸碌无为，一定将有所著述，显名于世。不久我们都失去官职，居家生活，流离困顿。二十年积累下来，面色苍老，头发枯白，都快成老翁了。于是我开始后悔过去所学，打算凭体力劳动谋求衣食，随后计划找来种树书、陶公养鱼法一类的书学习。但这件事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功的，结果只是白白错过而已。而伯秀求学更加坚定，见识更加深厚，风操气节更加高峻，于是正闭门挂帷，亲自做起少年书生所做的事情，把数千年来兴亡的学说、贤能与否的事迹，全都考核整理、编纂辑录，形成一家之言。” 至于《左氏传》，他从年轻时就已经精熟，大概曾经把义类和对偶相互协调的内容编成韵语，作为启蒙读物，以方便学者学习。我读它，觉得像用利斧砍削泥土，又像鸣镝发射，百发百中，丝毫没有偏差。唉，真奇异啊！人的才力相差，果真竟这样悬殊吗？伯秀的《左氏防求》已经在《左氏传》方面写成，又有《毛氏诗》的笔记通纂，以及《集义》等书，次第都将脱稿。我虽然坐受过去的牵累，不能希望自己有所进步，但也还想在勇士身旁挽起袖子，在饱食者身边垂涎其余食，志气终究没有消失。伯秀名化龙，如今又字汉翔。” 俞氏【汉】《春秋传》三十卷。佚失。《绍兴府志》记载：俞汉字仲云，诸暨人，撰写《春秋》三十卷，进呈朝廷，书交付礼部刊行；朝廷征召他担任儒学官，他没有就任，后来去世，朋友私下谥为文惠。黄虞稷说：“字仲云，诸暨人。他编纂的书，元代曾命礼部交给江浙儒学刊刻，并授予他书院山长之职，他没有赴任。” 单氏【庚金】《春秋三传集说分纪》。五十卷。佚失。《春秋传说集略》十二卷。佚失。戴表元作志说：“剡源有一位研治经学的人，单氏名庚金，字君范，在贡举考试中不得志，隐居溪山之间三十年，日日夜夜取来古代圣贤经传中的遗言，对这些书加以洗练、磨治。他已经脱稿的有《春秋三传集说分纪》五十卷，采用吕氏、程氏所编纂的内容，把自左氏、公羊传、谷梁传以来各家的异同，定为一部书，使后来的学者有依据。又解释《春秋》正经，题名为《春秋传说集略》，共十二卷。又研读《论语》，取舍各儒者的本义，题为《增集论语说约》，共若干卷。” 刘氏【庄孙】《春秋本义》二十卷。佚失。袁桷说：“刘隐君认为《春秋》是鲁国史书的旧本，这就是阐发前代儒者遗留下来的大旨。” 陈氏【则通】铁山先生《春秋提纲》十卷。现存。胡光世作序说：“《春秋》这一部经书，解说它的学者大概有几十、上百家；他们有的描绘天地，有的图说日月，似乎相像是相像了，但对于造化的精妙、阳光的普照，却没有涉及。我读这部经，茫然没有渡口和边际；等到看到这部编书，它括取各家传注，包罗无遗，对于圣人的意思，颇像沧海有了边岸，可以渡过它的宽广而达到它的边际。我恭敬地读完后，于是想到，儒者的行事，是听到善言就相互告知，看到善行就相互指示，不敢私自藏匿，愿意和一同学习这部经的人共享，所以刻板印行，以扩大它的流传。至于本编所依据的内容，各家传注都在那里；熟读各家传注来探求经书的大旨，再通过这部编书来发明经书的深意，这确实就是所谓‘提纲’了。” 王氏【申子】《春秋类传》未见。吴澂说：“巽卿的《春秋类传》极好，虽然有一两处和我的浅见不同，但总的纲领都精确妥当。” 田泽说：《春秋》这部经书，后世儒者的说法，只是以三传为宗，如《释例》《长历》《集解》《调人》《繁露》《义函》之类，流传于世的多达一百余家，不能说不多。然而关于‘元年春王正月’的义理，始终没有确切的论断。虽然胡氏有‘以夏时冠周月’的说法，杨氏有改正月份的论述，但学者用古今的正义来考察，终究不能没有疑问；这都是拘守三传的过失，以及不明白孔子作经大旨的缘故。蜀地儒者王申子解释《春秋类传》说：有贬抑而没有褒扬，正是孔子的一部法书。凡是出于周公礼制的，就归入孔子的法则；拨乱反正，没有罪行是不记载的。记载封疆，是为了显明侵夺的罪行；记载世系次序，是为了显明篡夺、弑杀的罪行。记载礼乐、记载正朔，是为了显明僭越、窃夺而不尊奉君王的罪行；记载官职、记载军政刑罚，是为了显明违反制度、伤害百姓的罪行。认为诸侯国不应自行称元年，所以记作‘元年’；认为鲁国不应把子月作为春季，所以记作‘春’；认为全天下都不知道有周王，所以记作‘王’；认为子月不是正月，所以记作‘正’。阐发这些义例，分类编成一部书，都是前代贤者没有阐发过的，深深得到圣人作经的根本大旨。” 吕氏【椿】《春秋精义》佚失。《闽书》记载：吕椿，字之寿，晋江人，跟随邱葵学习，隐居教授。郭氏【隚】《春秋传论》【隚或作镗】十卷。佚失。《长乐县志》记载：郭隚，字德基，宋绍定年间进士。至元年间，任泉山书院山长，调任吴江州教授，又调任兴化。有《春秋传论》十卷，《四书易》也都有著述，人们称他为梅西先生。吴氏【澂】《春秋纂言》

译十二卷，《总例》三卷。现存。澂自序说：“缀辑文辞、比较事例，是《春秋》的教法。从前唐代啖助、赵匡汇集《春秋传》，门人陆淳又把事例和文辞分类汇聚，编成《纂例》十卷。如今我既采集各家的言论，分别附列在经文之下，于是区分不同、会合相同，仿照《纂例》编成《总例》七篇。第一篇是天道，第二篇是人纪，第三篇是嘉礼，第四篇是宾礼，第五篇是军礼，第六篇是凶礼，第七篇是吉礼。例的纲领有七项，例的条目有八十八项。凡是《春秋》的义例，礼制有所失就记载；超出礼制的就归入法，所以说它是刑书。事实和文辞，善恶一定会显现，圣人怎么会存有私心呢？大概浑然如同天道一般。唉！其中的义理精微了，而我却谦逊地自称只是窃取；区区末学，哪里能够参与听闻呢？” 黄虞稷说：“草庐的《春秋纂言》，嘉靖年间由嘉兴知府蒋若愚在郡斋刻印，湛若水为它作序。” 齐氏【履谦】《春秋诸国统纪》六卷。现存。履谦自序说：“孔子说：‘缀辑文辞、比较事例，是《春秋》的教法。’所谓《春秋》，是古代史书的通称。凭什么可以说明这一点呢？孟子说：‘王者的事业衰落了，诗也就失传了；诗失传以后，《春秋》才产生。’庄子说：‘《春秋》是先王治理天下的意志。’墨子说：‘我见过一百国的《春秋》，’这都不是指今天的《春秋》。我又曾考察，古文中有《夏商春秋》，又有《晋春秋》；《国语》说‘晋国的羊舌肸学习《春秋》’，悼公让他教导自己的太子；楚庄王让申叔时教导太子葴，教授他《春秋》。《左传》记载韩宣子到鲁国，看到了鲁国的《春秋》。至于后世的史学著作，也有很多以《春秋》为书名的，例如《虞卿春秋》《吕氏春秋》《陆贾春秋》《吴越春秋》《汉魏春秋》《唐春秋》等，往往都有。因此可知，《春秋》是古代史书的通称；而今天的《春秋》，是圣人把相同的会合不同的、把一统摄万事的著作。它起于鲁国，终于吴国，合并二十国的史书而作成。然而自从三传分立以后，世上的学者大都致力于把褒贬作为工巧之处，至于各国的分合以及《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的原因，却没有听说有人涉及。” 我私下疑惑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有空时便根据自己的见解妄加叙述分类，私自收藏在箱笼中，希望不只是用来补足各家的缺漏，也或许可以使全经的纲领完整，从此以后也许能够循此探究。” 吴澂作序说：“读三百零五篇《诗》，说其中有赞美、有讽刺；读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说其中有褒扬、有贬抑。这大概是孔子去世后，整理《诗》、传述《春秋》的人本来就这样说了，并不是秦汉以后的儒者才创立这种说法。解说经书而被这种说法迷惑，已经有一千年了。等到朱子的《诗传》问世，人们才知道《诗》并不是为赞美和讽刺而作；如果《春秋》也不是为褒贬而作，那么朱子没有著述，又有谁能纠正这种说法呢？对此有疑惑和没有疑惑的人，各占一半。邵子说：‘圣人的经书浑然无迹，像天道一样。《春秋》记载真实的事情，而善恶就在其中显现。’这话说得好极了！朱子说：‘依据事实来记载，而善恶自然显现，它的原则是相同的。’唐代的啖助、赵匡，宋代的孙氏、刘氏以下，不拘泥于传注而对经书有功的，哪里只有几十家？然而褒贬之说的弊病，仍未完全消除，必须等到宋末李氏、吕氏之后才大为明白。所谓褒贬，是把记时、记月、记日看作详略，把记爵位、记人、记国看作荣辱；对于君主，则以记字、记氏、记名、记人为轻重；对于臣下也是如此。唉！事情有时、月、日的分别，君主有爵、人、国的分别，臣下有字、氏、名、人的分别，这是固定不变的法则，难道圣人会有意于抬高或贬低、给予或剥夺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魏郡人齐履谦，字伯恒，父亲的学说讲《春秋》，却与此不同；他不承袭浅陋的旧说，所以每一处都苦心思索、深入考究而自行有所领会。除了尊鲁尊周之外，经文记载国君去世的有十八国，于是他把各国的统纪分别汇编，共二十国。他自己独到的见解，都分别传述于经文之中，详细列数，旁通其义，务求符合《春秋》的书法；其他事情则缺略而不记录。他的义理与李氏相比更加明白决断，文辞比吕氏更加简洁纯净。我所认可的地方，没有不同意见；偶尔有不同，也只是因为他的探求过于深刻，并不是苟且立说。不具备九方皋相马那样的眼力，又怎么能识别它呢？伯恒父专心致志于经学，我早就知道；到了晚年看到他的两部书完成，心中难道不感到快意吗？两部书指什么？就是《易春秋》。” 柳贯作跋说：“解说《春秋》的人，知道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寓于一笔一削之间，却不知道借用鲁国史书来记载诸侯国的行事。各国盛衰离合的端由，成败是非的迹象，都有不可掩盖之处。孔子是鲁国人，而鲁国实际上是周王室的宗国；周幽王、周厉王使它受到损伤，除了鲁国又能到哪里去呢？孔子拳拳不忘此心，难道是得已而为之吗？然而称王一定说‘天王’，正朔一定说‘王正月’，正是所谓以此作为开端，从而深刻显示拨乱反正的道路；大概常常如同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亲临眼前，使典礼、命令和征讨都有其宗本，并不只是详记鲁国、略记外国而已。经书所记，有常规也有变例。常规本来不可改变，但变例正是用来成就常规的。开头记王臣次序，接着记封爵，这是常规；主持会盟、主持用兵，谋划顺从、谋划叛逆，就近于变例了。先后次序有时不同，名号的实质却没有不同。把宋、齐、晋、卫与秦、楚、吴、越并列，那么柏翳、鬻熊的宗族，太伯、仲雍的后代，夏后氏的后代，一概按夷狄之道看待，难道还有什么差别吗？道义存在于中原，名分和义理仍然保存，所以能够在动乱刚开始时遏制其祸乱；等到这些都已经离散，大权向下逼迫，外部势力日益侵凌，发誓结盟、出兵征伐，都由他们专擅，进一步排列次序，也正是为了记载变乱。” 圣人的心如同天日一样明亮，天地造化的权舆，都见于特别记载和反复记载之中，这是要使相隔万世之远的人面对这些记载而恐惧。认为它把王室的等级施加于诸侯，把华夏的衣冠推荐给左衽之人，是不懂得这些话的人。我自从接受讲读以来，私下里一直疑惑：列国的事情，难道全都是史官承受告知后所记载的吗？总之，举出事实、建立文辞，各自都有根本；至于贵贱荣辱，即使详加考察，也不会失实。《春秋》存在于天地之间，把周看作鲁，把鲁看作列国。若认为《春秋》是为鲁国而作，那么它开始于鲁隐公，结束于鲁哀公，而追溯到依据典礼所施行的命令和征讨，这究竟是为了天下呢，还是偏私于鲁国呢？我经历艰难，孤独求学，不幸学业尚未完成便中止了。近来来到京师，常常希望向博大通达的人求教，以消除这种疑惑。见到齐沙鹿先生后，他说：“《春秋》把不同的事会合起来，以一统摄万事。大概它开始于鲁国，结束于吴国，是合并二十国的史记而成的。”我曾间或按类别编次成书，名为《诸国统纪》。把周降列于鲁之后，是尊内而屈外；把齐列在晋之前，是以霸业取代亲亲之义；把荆、吴列入其中，是惩戒僭越而归于正道。至于它阐明名分的意义，以及贯穿于书法义例之中的内容，也就是先儒有所引发却尚未说明的深奥道理罢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既已得到这部书，便诵读玩味它，又把自己浅陋质朴的见解编次出来，请教先生，以此自我激励。如果说我曾经懂得多少《春秋》，岂不是成了孔门游、夏的罪人吗！潘氏【廸】《春秋述解》已佚失。安氏【熙】《春秋左氏纲目》已佚失。

译苏天爵的记载说：“先生对六经研究很深。他认为近世研究《春秋》的人，只知道读《左氏》，却不考察经文正义。因此节取《左氏传》的文字，议论叙述事情的始末，仿照《通鉴纲目》，用小字分条注在经文下面，并按类别相互编排。凡是《左氏》中浮夸乖戾的话，全部删去。秦、汉以来大儒先生的言论，以及诸家可以取用的学说，也附注在后面。希望读《春秋》的人可以考察传文，读《左氏》的人也知道还有经文。其大体原则完全以朱子为根本，并通达程、张之说，以求得圣人的意旨。书写到庄公十二年便停笔了。” 刘氏【彭夀】《春秋正经句释》已佚失。《春秋泽存》已佚失。欧阳原功记载说：“彭夀，字夀翁，被征召担任衡山县教谕，喜爱当地士人学习的美好风气，于是留下居住在那里。他凭借《春秋》科登第，被赐同进士出身，最终任淳安县尹。” 考察可知，夀翁是象环先生渊的儿子；所谓《春秋泽存》，是承衍父亲的著作而写成的。臧氏【梦解】《春秋发微》一卷。已佚失。吴氏【迂】《左传义例》已佚失。《左传分记》已佚失。李氏【应龙】《春秋纂例》已佚失。《闽书》记载：李应龙，字玉林，光泽人。至元年间，被推荐担任白鹿洞书院山长以及漳州路儒学教授，都没有赴任。尹氏【用和】《春秋通防》已佚失。《江西通志》记载：尹用和，安福人，有《春秋通防》流传于世。黄氏【琢】《春秋举要》已佚失。《江西通志》记载，黄▯，字玉润，吉水人，凭借《春秋》在乡里授业。蒋氏【宗简】《春秋三传要义》已佚失。许氏【谦】《春秋温故管闚》未见流传。陆元辅说：“先生对于《春秋》有《温故管闚》，又著有《三传义例》。《三传义例》尚未完成。” 黄氏【景昌】《春秋公谷举传》已佚失。吴莱作序说：“黄先生研读《春秋》已有四十年，年老而不知疲倦。他曾著《春秋举传论》一篇，摒弃专门家的门户之见，搜集剖析传文和注疏，使它们完全归于经文，然后才停止。过去圣人创作《春秋》，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都是由圣心裁断的；即使是游、夏这样的高足弟子，也不能用一句话来赞助发挥。公羊、谷梁却说自己从子夏那里得到传授，文字多而琐碎，言语又彼此抵牾。总的说来，这两家都没有写成完整的书，只是在一时之间由讲师口头相互传授。有人说孔子处在定公、哀公时代，言辞多有隐微婉曲之处，又把它秘藏起来而不教给别人，所以各个弟子的说法人人不同。然而孔子以后，《春秋》在战国、嬴秦的战乱中曾一度失传；汉初学者只是勉强收集补缀，推想那是焚毁残缺、散失脱落之后的遗余，若不是藏在屋壁中，就一定记载在简册上，不会只是口说耳听而已。何况《春秋》的文字有数万字，单凭口头相互传授，怎么知道不会有讹误呢？”济南的伏生研治《尚书》，皇上派掌故晁错前去受学，晁错只听到一位女子转述伏生老迈时的言语；世人说伏生是齐人，齐地语言多艰涩，所以现在《尚书》的文字也难以句读。但古人著书的人并不是齐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由此可知，公羊是齐地的学说，谷梁是鲁地的学说，并不是公羊、谷梁二家有误，而是学习二家的人有误。况且孔子又何曾处在定公、哀公时代而多用隐微之辞呢？如果说使用隐微之辞是为了躲避灾祸，那么《春秋》就不必写作了。何况定公、哀公时代又是孔子亲眼见到的时代；对于亲自听闻的时代和从传闻得知的时代，他一概加以褒贬，甚至涉及他们父祖所处的当世，却总是使用隐微之辞，我恐怕这不是圣人的本意。圣人难道会回避嫌疑吗？否则，乱臣贼子只是在他们死后篡夺、弑杀、侵夺时受到诛责，对当世便无所畏惧，这又难道是我们圣人的本意吗？一定是这样：《春秋》写成之后，从来没有秘藏而不示人。西狩获麟的第二年，孔子就

译去世了。《论语》《礼记》中弟子们的问答，几乎没有一句涉及《春秋》，能够得到其中意义的人大概很少。然而左氏约取经文来作传，记述下至鲁悼公、知伯被诛之事；这些事情发生在《春秋》之后，距离孔子去世已经很久了。有人说左氏是鲁人，有人说左氏是楚国左史倚相的后代。至于晋代王接的说法，则认为那是另一部书。我意想，或许是在西汉末年与公羊、谷梁两家争立博士时，又杂采各种凡例，广泛采集其他学说，附会到经文上；这难道是左氏原来的书吗？” 如今黄先生对这些加以选取，全都正确。过去晋代刘兆曾认为《春秋》这一部经书，而三家却各走不同道路，于是取《周官》中调人的意义，撰成《春秋调人》，有七万多字。调人的职掌，是掌管天下百姓的仇怨并使之和解；研究《春秋》的人，也希望使三家不相互为仇，使天下的道理不至于不能归于统一，而后世的议论也可以容许它们潜藏在心中，为什么要以调人为名呢？所以唐代的啖助、赵匡，近世的刘敞，都对三传有所取舍，各自撰写成书；如今黄先生又继承他们这样做，可以说是听到风声便奋起的人了。这并不是一定要说这一家有短处、那一家有长处；去掉它们的短处，便能显出它们的长处，这当然是可以取用的。否则，把三家的传文全部删去，只抱持圣人的经文，却自以为一定能够得到圣人的本心，我又不相信。这就是黄先生的意思。又说：黄隐君名景昌，字明远，世代都是婺州浦江人。他常说，《春秋》这部书，从公羊、谷梁的口头说法开始，相传到汉代，才写在竹帛上。因此经文有脱漏，篇章有错简，学者上畏惧圣经，下顾忌贤传，对于讹误、错乱、诬妄和遗漏，不敢加以校正。” 他的《春秋公谷举传论》，以及关于三代采用正朔、日食月食的辨析，论说严正凛然，不可屈服。后来又得到巴川阳恪的《春秋考正》一卷，书中说三代全都采用夏时，不改月份的数字，纵横出入于经史之间，约有数百千言。隐君认为这说法不对，于是作《周正如传》，考订篇章，分条辨析，阐明文字极多；这是他最善于持论的地方。张氏【君立】《春秋集议》已佚失。许有壬作序说：《春秋》经过三传以下各家之后，世间仍存的著作是可以考察的。范氏探求经文而作《集解》，啖助、赵匡考察三家的长短而制定统例，伊川用传文考察经文所记的事迹，又用经文辨别传文的真伪，这些都号称精当，但世上读它们的人很少。等到胡氏传文出现，学者们一致尊奉它；本朝设置科举科目，于是胡氏传与三传并用，诸家的学说几乎无人听闻。以前会试以五经出题策问，甚至有人不知道各家的姓名，何况还要考察各家长短并加以裁断，撰成一部书呢？况且圣人的本意，当时门人尚且有不知道的；世传左氏所处的时代前后不一，总之不是亲自从圣人那里接受的，难免辞说胜于事实而失真。公羊、谷梁相传年代更加久远，各家都尊重自己所听闻的说法，难道能够完全符合圣人的本意吗？朱子说，《春秋》的大体原则，不过是诛罚乱臣、讨伐贼子，内中国而外夷狄，尊王而贬霸罢了，未必像先儒所说的那样，字字都有特定意义。既然如此，传注的说法难道可以拘泥于一端吗？豫章张君立选择诸家的议论，有的全部采用，有的略加取舍，列于三传、胡氏传之后，名为《集议》，采撷众家长处，汇聚于一处，条理清楚而精密。看他的自序，大概是想让学习者借此寻求诸家学说的全貌，告诫他们不要厌烦而只求简便，满足于这部书；那么君立的所得以及他用来教人的意图，也就可以看到了。” 想要阅读君立的《集议》，应当先读君立的自序，遍取诸家学说，从容涵泳，彼此融会贯通；一旦有所领悟，自然知道该取什么、舍什么。回头再看《集议》，便会心目清楚，这与听到别人的说法便沿袭采用的人不同。康节

译说：‘《春秋》是穷尽人性的书，难道只靠传注就够了吗？’ 杨氏【如山】《春秋旨要》

译十卷。已佚失。《镇江府志》记载：“杨如山，字少游，蜀地嘉定州人。宋末游历江南，四次参加漕举；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大德年间，被起用为淮海书院山长，因而定居京口。著有《春秋旨要》十卷。” 《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五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春秋》【二十八】程氏【端学】《春秋本义》三十卷。现存。《春秋三传辨疑》二十卷。现存。《春秋或问》十卷 存 程端学《本义》自序：我在《本义》中说：孔子为什么要修订《春秋》？是为了彰明礼义，端正名分，辨明王道与霸道，确定夷夏之别，防微杜渐、慎重对待开端，断定疑案并诛责其用意。书中所记都是天下国家的事情，它的要旨不过是使人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罢了。夏、商、周三代兴盛之时，礼义彰明，名分端正；上位者明察，下位者顺从；内部修治，外部归附；百姓的意志已经安定，奸诈虚伪的行为不再发生。孔子生在这个时代，《春秋》本来就不会写成。后来周王室纲纪败坏，诸侯放纵，大夫专权，陪臣窃取君命，四方夷族侵入中原；人道在下失常，天运在上错乱，灾异接连发生，百姓生活不得安定。孔子既然不能出而整治这些问题，于是整理《诗》《书》，端正礼乐，赞述《周易》，而常道也就彰明了。又重新修订《春秋》，随事立教；但其中所记都是不同寻常的事情。人们知道那些事情不同寻常，就会知道常道所在。知道常道有所归，就会知道应当恢复哪些礼制。所以《春秋》不记寻常之事，而是缀辑文辞、比类事实，使人自己看出其中的义理罢了。孟子说：‘它的文字像史书，孔子说它的义理，则是我孔丘私下取来采用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邵雍说它记录真实事件，使善恶在其中显现；朱熹说它直书事实，使善恶自然显露。这些说法大概都能认识到孔子删定取舍的用意。董仲舒说‘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私利；彰明自己的道，不计较功效’，这又是《春秋》的大旨。三传的撰作，当然不能说对经书毫无补益。然而它们往往攻击细节而舍弃根本，拘泥于一个字而遗失一件事的义理，把日月、爵位、氏族、名字当作褒贬的依据，把抑扬、给予和夺取、诛杀和奖赏当作《春秋》的主要作用；执着于那一端来比附这一端，又拿这一端去比拟那一端，稍有不合，便辗转构造意义，穿凿附会。何况范宁、杜预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增益？圣人经世济民的志意便湮没了。此后诸儒虽然训释很多，大体也没有超出三家的余绪；积久成习，众口一辞，使圣人明白正大的经书，反而像晦涩诡怪的学说，实在可叹。幸而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叶梦得、陈岳等人出现，能够辨明三传的错误。至于他们自己所作的解释，又不免有拘泥于褒贬凡例的弊病。后来又有吕大临、郑樵、吕本中、李心传、戴表元、赵汸、黄溍、赵汸等诸儒，卓然想要扫除陋习，却没有时间详尽阐明。我的愚见，长期以来一直以此为忧。我曾私下采辑三传中合于经义的内容，名为《本义》，并间或在末尾附上自己的意见；又作《辨疑》，订正三传中似是而非之处；作《或问》，比较诸儒说法的异同。二十年才完成，仍不敢拿去请人裁正，因为这部经书积弊已久，不是见识浅陋的后学所能穷究的。我曾说，读《春秋》的人，只要取经文的平易来平正自己的心，深入探究它的归旨，那么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事情和义理，无论大小彼此维系，首尾相互呼应；那些支离破碎、刻意求巧、变诈诡谲的说法，自然不能迷惑圣人恻隐诚挚的心意和克己复礼的宗旨，这些内容会鲜明地全部显现出来，鉴戒也就清楚了。这样看来，这部编著虽然不能窥测经世济民的心法，但懂得根本的君子或许会有所取用罢了。张天祐序说：四明程端学，字时叔，先生认为《春秋》这部经书，各位儒者的议论不一，没有人能够完全符合圣人创作此经的本意。因此他以程颐、朱熹的论说为根本，竭尽一生的心力，辑录各家合于经旨的说法，作《本义》来阐发；订正三传不合经义之处，作《辨疑》来纠正；又推究自己取舍各家说法的依据，作《或问》来说明。书成之后，先生去世了。翰苑诸公想把此书进献朝廷，于是移文给浙东宪司，让其刊刻流传到远方。随后又牒告本道帅府，请其统辖七路儒学，拨出公帑加以资助。至正三年夏五月，命令工匠开刻，但因拖延仍未能完成。至正五年冬十一月，佥宪索公士巗巡历到郡。他早就知道这部书能够折衷各家学说，辨析精密详尽，深得圣人旨意，不能再拖延，于是委托监郡与天祐主持刊刻。我的才智不敏，奉承所托，早晚办理此事，不到一个月工程便完毕，实际是在这一年十二月甲子日。天祐充任府幕，与先生的兄长敬叔父相交已久，如今又亲眼见到此书完成，所以高兴地记述此事。不过这只是记载年月罢了；至于此书阐发圣经、嘉惠后学之处，也就不必再赘述了。张萱说：‘元朝至正年间，四明程端学以程子的学说为本，折衷百家而形成自己的论说。’ 《宁波府志》：程端学，字时叔，庆元人。至治元年考中进士，任国子助教，升任翰林国史院编修。任职国学时，感慨《春秋》在六经中还没有统一的论断，于是取前代一百三十家学说，折衷其异同，著《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辨疑》二十卷、《或问》十卷。经筵官请求后，朝廷命有关官署取其书刊行天下。黄虞稷说：‘端学感慨《春秋》一经尚无归于一统的说法，于是遍寻前代论说《春秋》的共一百三十家，折衷其异同，深思二十多年，作《本义》来阐发圣人的经旨；又作《辨疑》来订正三传中似是而非之处；作《或问》来比较诸儒说法的异同；此外又有《纲领》一卷，用来阐明著作的意图。’ 黄氏【清老】《春秋经旨》未见 《闽书》：黄清老，字子肃，邵武人。历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国史院编修官，出任湖广行省儒学提举，学者称为樵水先生。苏天爵撰写碑文说：‘闽地有位名士黄清老，由进士出身，历次升任奉训大夫、湖广等处儒学提举，著有《春秋经旨》若干卷、《四书一贯》若干卷，学者争相传习。’ 俞氏【师鲁】《春秋说》未见 《徽州府志》：俞师鲁，字唯道，婺源人。至治年间，被荐举授任广德路学教授，改任松江府知事。戚氏【崇僧】《春秋纂例原旨》三卷 未见 《春秋学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