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十九

译《宋志》一卷 亡佚 《姓谱》说：申，字景山，瓯宁人，皇祐年间进士，任国子监说书；神宗提拔他为御史，不久任知谏院，出任舒州知州。董氏【谷】《国风辨》一篇 存 王文禄说：“董先生名谷，字实甫，起初号两湖，海盐人。跟随吾先生澐学习，正德丙子年在浙江乡试中被举荐；多次参加礼部会试而未中，退居海滨耕作。渡江后跟随阳明先生游学，起初任安义县令，改任汉阳，后来回到澉水居住。澉水有碧里山，所以又称碧里山樵。” 林氏【国华】《十五国风论》一卷 未见 顾氏【玘徴】《十五国风疏》一卷 存 缪泳说：“先生名玘徴，字文玉，是嘉兴梅防里人。崇祯甲申年以后，放弃生员身份，闭门著书。《国风疏说》论述郑、卫诗，并不完全拘泥于朱子传文。” 颜氏【鼎受】《国风演连珠》一卷 存 毛氏【奇龄】《国风省篇》一卷 存 奇龄自述说：“奇龄跟随兄长万龄学习《尚书》，后来完全改学其他经书，于是学习《诗》。当时为了躲避他人而藏在墙壁之中，得以偷偷听到当时贤者往来讨论《诗》的内容，从河间、北海以下，直到汉、魏、晋、唐、宋诸儒，以及古代燕、齐、韩、鲁各家纷纷的学说；同时又广泛探究名物，参阅博野的民间杂说。其中有旧有义理让我感到不安的，便综合所听到的内容，辗转加以论述，撰成《闻诗说辞合》若干篇。可惜这些文章后来亡佚了！渡江以后，我多次在水滩中行走，注释经书；箱笼被打开，又在《畀祟辞》中反复散失，能够记得的只有《国风》。其余的我还有什么呢？”友人张杉催促我回忆，于是把遗漏的补上，把残缺的修饰成文，合计得到若干篇。起初名为《问答》，因为其中开篇立义，多借问答来引发疑问。不过这个名称太夸张了，于是又改为现在的名称。请求改用现在这个名称的，是临安陆折先生。” 黄氏【祖舜】《诗国风小雅说》亡佚 许氏【懋】《风雅比兴义》十五卷 已佚失 赵宦光《风雅合注》三卷 未见 吴周瑾说：“宦光字凡夫，是吴地人，隐居在寒山。” 无名氏《比兴穷源》《宋志》记载一卷 已佚失 颜鼎受《六义辨》一卷 尚存 游酢《诗二南义》一卷 未见 张纲《周南讲义》一卷 尚存 按：这部《讲义》从《戴华阳老人集》的《诗序》开始，到《螽斯》章为止。无名氏《诗·关雎义解》已佚失 崔铣《关雎解》一篇 尚存 周紫芝《驺虞解》一篇 尚存 刘襃《北风图》一卷 已佚失 张华说：“汉桓帝时，刘襃画了《云汉图》，看见的人都觉得炎热；又画了《北风图》，看见的人又都觉得寒冷。” 卫协《北风图》一卷 已佚失 李嗣真说：“顾氏的画列为第一，然而虎头又佩服卫协所画的《北风图》。”高似孙说：“隋朝官府藏本有卫协所画的《北风图》一卷。” 陆探微《毛诗新台图》一卷 已佚失 高似孙说：“古人多喜欢把诗画成图。陆探微有《新台图》，卫协有《黍离图》，司马昭有《豳风·七月图》。从前戴安道创作《南都赋图》，人们尚且认为它有益，何况把诗画成图呢？” 按：《探微所画新台图》一事，见于《贞观公私画史》。卫协《黍离图》一卷 已佚失 茅坤《郑风说》一篇 尚存 李公麟《缁衣图》一卷 已佚失 《宣和画谱》说：李公麟，字伯时，是舒城人。熙宁年间考中进士，任大理寺丞。茅坤《秦风说》一篇 尚存 无名氏《小戎图》《通志》记载二卷 已佚失 李因笃《蒹葭说》一篇 已佚失 按：根据李氏的说法，吕大防认为，秦国的封域本来是周朝的旧都；周家积累德行、累积仁政，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留的习俗，理应还有保存，怎么会一变而成为《车辚》《驷铁》《小戎》等诗呢？等到读了《蒹葭》三章，才知道周朝的遗民没有忘记旧主，思念周王在洛阳；所谓“在水一方”“溯洄”“溯游”，都是指洛阳说的。这是前人没有阐发过的。李氏字天生，改字孔德，又字子德，是富平人。他与我一同被荐举授任检讨，未满一月便上奏请求终身奉养母亲；母亲去世后，仍然坚决卧居家中，不肯出仕，最后死在家里，没有儿子。他的著作很多，只是实在无法考察了，可惜啊。胡铨《素冠说》一篇 现存 司马昭《豳风七月图》一卷 已佚 赵孟頫《豳风图》一卷 已佚 《宣德实录》记载：宣德七年七月，皇帝在燕间之时阅览内库所藏书画，得到元代赵孟頫所绘的《豳风图》，于是写了一首长诗，召翰林院词臣来给他们看，说：“《豳诗》讲述周公陈述后稷、公刘成就王业的缘由，以及百姓农事早晚的适宜时节，用来告诫成王，使他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后世万代的君主都应当以此为鉴。朕喜爱这幅图，因此作诗，想把它张挂在便殿的墙壁上，早晚都能看见，以便有所警戒和勉励。你们把它写在图的右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林子奂《豳风图》一卷 未见 吴宽说：“国初林子奂创作《豳风图》，每幅图后面都用篆书写上相应的诗。学士解公又分别疏释它们的大意，并总题其名。观看它的人，就像出生在周代、处身于豳地一样，古朴的风貌宛然可见。一定要做到这样，才称得上是图画。”王世贞说：“《豳风图》共五帧，是林子奂所作。子奂在书画史中都没有记载，但他的画笔劲健紧密，可以和马和之并列。用小篆书写诗句，尤其醇厚雅正。” 茅坤《豳风说》一篇 现存 方回《鹿鸣二十二篇乐歌考》一篇 现存 《彤弓考》一篇 现存 唐代无名氏《吉日图》一卷 已佚 楼钥题跋说：“这幅图很古老，我猜想它出自唐人之手。当时六经还没有刻板印行，各种通行本彼此不同，所以我记录《沧浪》中的旧文，再用今本加以考证。图前面有壮士驱赶群丑向前，等待王来临。射击获得全部结果后，率领左右侍从宴享天子，以表达这一意思。然而驾车者应当居中执缰，主将居左，必定选择勇士居右。这幅画中的驾车者有时在左边，有时在右边，我实在不明白。” 汪广洋《宾之初筵讲义》一篇 已佚 汪广洋自序说：“臣有幸任职谏垣，皇上在搜阅武备的闲暇，召请访问遗老，从容地赐予座位，讨论古今之事。”博士梁贞辑录《诗经》三百篇，进呈供皇帝阅览。皇上因《宾之初筵》一诗，命臣讲解。臣恭敬地加以阐发。皇上说：“卫武公不过是一位诸侯，到了九十岁衰老之年，尚且能让人作诗来警戒自己，早晚讽诵吟咏。何况如今正处于可以有所作为的年纪，又正是应当有所作为的时候，怎么可以不努力呢？”于是命臣抄写数十本，颁赐给文武大臣，张挂在厅堂墙壁上。” 熊过《读凫鹥假乐篇》一篇 现存 鲜于戣《诗颂解》

译《宋志》著录三卷 已佚 周续之《毛诗序义》已佚 陆德明说：“续之，字道祖，是雁门人。宋征士和雷次宗都曾师事庐山惠远法师。” 雷次宗《毛诗序义》《隋志》著录二卷 已佚 孙畅之《毛诗序义》《七录》著录七卷 已佚 阮珍之《毛诗序注》《七录》著录一卷 已佚 《隋志》称：宋代交州刺史阮珍之撰写。顾欢《毛诗集解序义》《隋志》著录一卷 已佚 梁武帝《毛诗发题序义》《隋志》著录一卷 已佚 陶弘景《毛诗序注》《七录》著录一卷 已佚 《隋志》记载：《毛诗序》，梁代隐居先生陶弘景注，已经亡佚。刘瓛《毛诗序义疏》。《隋志》著录一卷【《唐志》相同，《七录》著录三卷】。已佚。刘献之《毛诗序义注》。一卷。已佚。《北史》记载：刘献之是博陵饶阳人，擅长《春秋》和《毛诗》，撰有《毛诗序义》一卷，在世间流传。刘▯《毛诗集小序注》。《隋志》著录一卷。已佚。韩愈《诗之序义》。一篇。今存。晁说之《诗之序论》。一卷。今存。无名氏《诗统解序》。《通志》著录一卷。已佚。李樗《诗解序》。一卷。今存。范处义《毛诗明序篇》。一篇。今存。朱熹《诗序辨说》。《宋志》著录一卷。今存。辅广说：“《释文》载沈重的话说：‘按《大序》是子夏、毛公共同撰作的。卜商的意思还有未尽之处，毛公又加以补足完成。’《隋经籍志》也说：‘先儒相承认为，《毛诗》序是子夏创始的，毛公和卫敬仲宏又加以润色。’至于认为它是国史作者所作，则见于《大序》和王氏的说法。然而这些都只是凭空推测、悬断，没有依据。所以朱先生直接根据后汉《儒林传》的说法，断定是卫宏所作；又根据郑氏的说法，认为卫宏只是加以增广和润色；又采纳近世各儒者的说法，认为序的首句是毛公分定的，首句以下那些推演说明之类的文字，是后人增益的。这些说法都曲尽人情事理。至于对首句已有的那些妄说，如果不是朱先生见识事理明晰、考究义理精细，也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至于论说《诗序》本来是单独编成一部书，另附在经书之后；又认为当时还有齐、鲁、韩三家之说，并且一同流传于世，所以读者也有人知道这些说法出自后人，不会全部相信，这也算得到了其中的实情。又论说毛公把它引入经文时，不把它接缀在篇末，却越过正文置于篇首；不把它作为注文，而直接写成经文；不采用疑问语气，而竟然写成确定语气。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对于经书尊重信奉，不敢轻视；对于自己的说法则谦虚推托，不敢自行断定，而把裁决留待后人，其中自有深意。” 如果说《毛诗序》是毛公所作，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出于草率轻易、未经思考，终于开启了后人穿凿附会、牵强迁就的过失，以至于向上诬蔑圣人之经，这种罪责是不可逃脱的。唉！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有人说：“您责备毛公是对的；但晦翁先生又生在数千年以后，竟然把诸儒的说法全部废弃，断定《小序》不足为据，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回答说：“不是这样。先生的学问从致知、格物开始，达到意诚、心正；他在解释经义方面所下的功夫已经极深。他必定把诸儒的说法全部搜取出来，逐一细加研究；一句话中有一点可取之处，也没有遗漏；一个字的差错，也没有能够逃过他的辨析。他诵读圣人的话，简直像是圣人亲自说出的自己的言语一样。大概他的学问已经达到极高境界，能够破解千古疑惑，使圣人的经书在后世重新明白起来。不过细考他的学说，它的端绪又都本于先儒曾经怀疑而未能究明的问题，所以也不曾自行凭空立说。只是后来的学者不曾深入考察罢了。看他最后的处理：既然已经明知《小序》出于汉儒，又认为其中或许确实有传授和验证而不可废弃的内容，所以一方面颇多采录，附入传文之中；另一方面又把它合编成一部书，使它恢复原来的面貌，并据此论述它的是非得失。” 那么，他用意谨慎郑重、绝不苟且，也就可以看出来了。怎么能和先儒穿凿附会、牵强迁就的做法相提并论呢？王应麟说：“朱子的《诗序辨说》，多取自郑渔仲的《诗辨妄》。孙绪说：‘朱子作《诗传》，把《诗序》的说法全部删去，只凭诵读诗篇时文辞声气的抑扬，来探求当时的时代和世情。如今人们一致尊奉他。那《诗序》的说法虽然不能全部相信，但距离作者的时代还不远，仍有可以依据之处。如今竟把它的说法全部删掉，只在相隔千年以后相信自己的判断。近世的说法就可信，久远的说法难道果真不可信吗？孔子尚且会因为根据言辞取人而错失宰我。既不以当时保存的简册为依据，却把时代的先后、人物的善恶、风俗的盛衰，一概从吟咏叹诵之间强行判定，那么诗歌本身的糟粕和《诗序》的说法也就相同了。后世一定会有认为这种言论鄙陋的人。’” 黄櫄《诗序解》。一卷。今存。段昌武《诗序解》。一卷。今存。王啇范《毛诗序义索隐》。《宋志》著录二卷。今存。包希鲁《诗小序解》。一卷。未见。陶安《诗小序论》。一卷。已佚。周是修《诗小序集成》。三卷。已佚。《江西通志》记载：周是修名德，以字行世，是泰和人。起初被举荐为霍丘县学训导，后升任周府奉祀正，改任衡府记善。靖难之师入城后，他在应天府学的金川门自缢而死。吕柟《毛诗序说》。六卷。今存。李舜臣《诗序考》。一卷。已佚。陈颐正《诗序折衷》。未见。黄虞稷说：“是慈溪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按察使。” 邵弁《诗序解颐》一卷。未见。黄虞稷说：“弁，字伟元，是太仓州人，岁贡生。” 郝敬《毛诗序说》八卷。现存。郝敬自序说：自从朱熹的传注流行以后，古《诗序》就被搁置起来了。朱子还没有改定古《诗序》以前，曾讥讽古《诗序》穿凿；改定古《诗序》以后，人们又怀疑朱传是臆测。然而，讥讽古《诗序》却不探求它正确的依据，怀疑朱传却不辨明它错误的原因，人们究竟应该听从谁呢？天下的义理，衡量它容易，而取其中正却很难。两种事物都摆出来以后，功效和艰苦才能显现；双方的证据都具备以后，是非曲直才能分明。我取古《诗序》和朱传相互参证，写成《毛诗说》。舍弃诗说而只讲《诗序》，是因为《序》是表达志意的，而诗是运用言辞的。孟子说：‘善于读诗的人，不因为言辞而损害诗人的志意，要用自己的意旨去迎合、探求诗人的志意，这才叫作真正理解诗。’志意理解了，言辞也就可以从旁通晓了。说《诗》和说其他文字不同：其他文字以直切为精确，诗歌含蓄而温厚。古《诗序》把握了诗的含蓄，朱传则着重直切，反而把含蓄说成穿凿。三百篇的古《诗序》，竟没有一篇足以令人解颐。人若不是子贡、子夏那样的人，就不可以同他谈诗。我只是谨慎地承继老师的学说，遵守功令，哪里敢自作异说？偶然读到古《诗序》，觉得像吃到芹菜而感到美味的人，想把这种感受询问同学；如果同学认为可以，就同大家共同讨论；如果认为不可以，不过是乡野之人无知，博大家一笑罢了。难道还敢有别的用意吗？”

译史记事《毛诗序考》十卷。未见。钟渊映《诗序证》一卷。亡佚。缪泳说：“广汉认为子夏《诗序》应当可信，于是作《诗序证》一卷；又用《左氏内传》《外传》以及周、秦诸子书来证明它并非虚妄。可惜他去世以后，草稿已经无法找到。” 《经义考》卷一百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二十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周礼》【一】《周官经》《汉书·艺文志》著录六篇。现存【缺一篇】。《三礼正义》说：《周礼》和《仪礼》，都是周公所记载的。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经就是《周礼》，威仪就是《仪礼》。史克说：“周公制定《周礼》，说是要用它来观察德行。” 马融说：“孝武帝开通献书之路，《周官》从山岩屋壁中发现。”郑康成说：“《礼器》所说的礼经三百，指的是《周礼》。《周礼》有六篇，其中所列官职有三百六十种。”又说：“周公摄政时制定六职，称为《周礼》。”荀悦说：“刘歆把《周官》十六篇作为《周礼》，王莽时期，刘歆上奏将它定为经书，并设置博士。” 韦昭说：“礼经三百，就是《周礼》的三百六十种官职。所谓三百，是举其成数而言。” 徐勉说：“《周官》一书，实际上是群经的根本源头。” 《隋书·经籍志》说：汉代有人得到《周官》。《周官》大概是周公制定的官制和政务法则，献给河间献王时，唯独缺少《冬官》一篇。献王用千金求购也没有得到，于是取《考工记》补足缺篇，合成六篇，奏献上去。到了王莽时期，刘歆才开始设置博士，使它流传于世。河间缑氏人杜子春向刘歆受学，因而传授此书。陆德明说：“王莽时期，刘歆任国师，才开始建立《周官》经，把它称作《周礼》。” 贾公彦说：“《周礼》较晚出现，是因为秦始皇特别厌恶它。秦国自孝公以下，采用商君之法，政令酷烈，与《周官》相反，所以始皇禁止民间私自收藏书籍，尤其憎恨《周官》，想把它灭绝，搜求后焚烧；因此它完全被隐藏了一百年。孝武帝开始废除挟书律，开通献书之路。此书既从山岩屋壁中发现，又收入秘府，五经诸儒都无法看到。到孝成皇帝时，才学通达的刘向、刘歆校理秘府藏书，才为它编列篇次，著录在《七略》中。然而它亡失了《冬官》一篇，于是用《考工记》补足。当时众儒都出来排斥它，认为它不正确，只有刘歆独自认识到其中完整保存着周公致太平的事迹。”又说：“按照书传，周公第一年平定叛乱，第二年讨伐商国，第三年践踏奄国，第四年建立诸侯并安置卫国，第五年营建成周，第六年制定礼制作乐，第七年把政权交还成王。所制定的礼，就是今天的《周礼》。从设置官位来说，称为《周官》；从制作礼制来说，称为《周礼》。” 孔颖达说：“《周礼》见于经籍，名称有所不同的地方有七处。《孝经说》称‘经礼三百’，这是第一处；《礼器》称‘经礼三百’，这是第二处；《中庸》称‘礼仪三百’，这是第三处；《春秋说》称‘礼经三百’，这是第四处；《礼说》称‘有正经三百’，这是第五处；《周官》书名称作《周礼》，这是第六处；《汉书·艺文志》称‘《周官经》六篇’，这是第七处。这七处都说三百，所以知道它们都是指《周官》。《周官》有三百六十种官职，说三百只是举其大数。” 宋理宗说：“《周礼》这部书，纲领和细目都写得明白，没有什么不记载的。玉帛、牲畜、礼器的使用，车、旗、冕服的制度，豆、笾、罍、爵的陈设，钟、鼓、匏、管的演奏，品级、节制和数量，都必定详细说明。至于考察星象，察看灾异并加以抑制减损，也无不归属于主管官署，不敢怠慢。圣人对于这些，难道只是从事于外在文物典章的修饰吗？其中必定有作为根本的东西。” 李觏说：“过去刘子骏、郑康成都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的事迹，而林硕却认为它是末世的书。何休说：‘这是六国的阴谋之说，暗中参看六典的文字，用心极其周密；若不是古代聪明睿智的圣人，谁能达到这种程度？’这样看来，说它是周公致太平的事迹，确实可信。”又说：“《周官》六属，所掌职务有三百六十种，但官员人数却很多。例如六乡有七万五千家，从比长以上，卿、大夫、士有一万八千多人，这实在非常奇怪。” 王开祖说：“我读《周礼》，考察它的始终，发现它名为礼经，却有不少地方违背周公的志意。这难道果真如此吗？罗羽刺介，这是微小的事情；然而它仍然张列官署、设置职务，圣人为什么要明白地把与奔者有关的事也列入制度而不加禁止？这是向天下显示无礼。复仇却说是义，这是向天下显示无君。无礼无君，是造成大乱的道路。率领天下人去作乱，果真是周公的心意吗？《周礼》在六国时被删削，在秦代被焚烧，到末世才流出，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圣人不再出现，谁能依据它来取正呢？”张载说：“《周礼》是确实可靠的书，但其中必定有后世增加进去的内容，例如盟诅之类，必然不是周公的本意。” 徐积说：“《周礼》不能全部否定，总要考察其中所说的是否符合圣人之道而不相违背，符合的就取用，不符合的不要勉强替它作解释，这样就可以了。” 苏辙说：“世人说周公治理周朝的方法，没有比《周礼》记载得更详细的。然而秦、汉诸儒按照自己的意思增删修改它的很多，所以它并不是周公完整的原书。凡是《周礼》中诡异而远离人情的内容，都不足以相信。” 范祖禹说：“天地有四时，百官有六职，天下万事都完备在这部书中。它就像网的纲、皮衣的领，虽经过百世也不可改变。君主如果想考察古制来端正名分，假如舍弃《周礼》，我没有见过这样做可以成功的。” 程伯子说：“《周礼》并不全是周公制定的礼法，其中有些是后世因时制宜增补进去的，也有些是汉代儒生编撰收入的。” 范浚说：“《周公》六典，称为《周礼》。至于六官所属的各项事务，琐碎细密而无不具备，令人怀疑并不全是古书。周公驱逐猛兽，把虫蛇等危害百姓和万物的恶物除去；《蝈氏》却说：掌管除去蛙和蝇蛆，把牡菊烧成灰洒下去，蛙和蝇蛆就会死。蛙和蝇蛆不过是鸣叫扰人，起初并不危害百姓和万物，却要毒死它们，似乎不是君子爱惜万物的做法。又把牡菊烧成灰，很像狡诈的戏法，难道是可以作为经书的内容吗？《司关》说：‘凡是货物不从关门出入的，就没收他的货物，处罚那个人。’解释者说，不从关门出入，是指从私道出关以逃避税收的人，于是没收他的财物并鞭打他；这决不是周公的法令。文王治理岐地时，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周公辅佐成王时，距离文王并不远，即使不能完全不征税，也只须对从关门出入的货物征税就够了，何至于像叔末世那样制定逃税法，没收货物、鞭打商人，劫夺天下商人的财物，必定要使他们从关门出入呢？这一定是汉代聚敛之臣，如桑弘羊之流，想要兴办专利，所以把这种说法附会增益到《周礼》中，假托周公之名来要求君主采纳；否则，这又与轻视文人的人登上垄断位置而在市场牟利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