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四

译一卷。未见。萧氏【楚】《春秋经辨》。《宋志》著录十卷。失传。胡铨序说：“左朝散郎、试兵部尚书、诸路军事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上奏：礼部下牒，检取尚书省黄牒，三省共同奉行手诏：‘朕以寡昧之资驾驭艰难的统绪，明智不能洞察，德行不能安抚。朕想听取正直的言论来辅佐自己的不足，于是查考旧章，设置贤良方正科。然而没有人应诏，难道是朕德行浅薄，不足以招致四方贤才吗？还是搜求荐举人才的方法还没有做到位呢？’朕又遭逢家国不幸，忧惧在身，而上天告诫朕自身，太阳出现异常，妖氛四面合拢，朕对此非常恐惧。中外侍从之臣，应当遵照此前诏书，各自举荐一名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朕将详细延请到朝廷，询问自己的过失，再逐次任用，以承顺天意。”臣下伏见左承直郎、新改差判湖南路提刑狱司干办公事胡铨，性情品行安静纯正，器量见识宏大深远。他自少年登甲科后，退居乡里，不愿出仕。每天跟随乡人萧楚学习《春秋》，明晓《易》的卦象，广泛通晓群书，历来考察前代治乱，熟悉前人的言论和往行。十多年间积累颇为丰富，若试用他的学问，必定有可观之处。伏望朝廷再次赐予审察，使其等候诏旨。” 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共同奉圣旨札付吕祉，依照绍兴元年九月十一日已经下达的指挥，具列官员胡铨的文业进呈。右札付给胡铨，大概是在七年六月一日。胡铨进呈文业后，就在当天被授任枢密院编修官。这时萧先生去世已经数年，他的学问才开始盛行于世。当时宰相张忠献公浚、参知政事张守公、陈与义公听说先生的名声，都希望看到他的著作，却无法得到。后来忠献公得到先生所著《战辨》，感叹说：‘胡铨真可以说切中了当时的弊病啊！’第二年冬天，胡铨因为妄言不可同金国议和，触怒宰相秦桧，被罢免编修官之职，削夺爵位，流放到岭表。共八年，新州知州张棣窥伺朝廷意旨，上奏请求把胡铨迁徙到朱崖岛上。又过了八年，才内迁合江；途中险阻艰难，有时两天才能吃上一顿饭，衣服也不足以御寒，但先生的书从未有一天离开手边。有空就教儿子，同时教训学生，每人分别传授一经，早晚学习所得，连缀编集成《易》《礼记》《春秋传》；又深思《诗》《书》《周官》，总共十七年仍未能完成学业。然而那些冗余的言说、委曲的文章，也都只是先生学术的余绪罢了。” 胡铨从癸未年夏到辛卯年秋，共四次进入经筵，近距离面见天颜，充任顾问。有时谈及经学，他就恭谨地回答说：“先生确实是我的老师。”不久得到诏旨，命他进呈群经传注，皇帝的声音温和地说：“赶快抄写进呈来。”如果有幸使先生的学问呈现于天子眼前，那么先生的学问便会更加明亮显著，难道只是使胡铨能够纠合思念遗老而已吗？罗氏兄弟泳、泌，是博学的君子，想刻板流传此书，并且请求胡铨作序；胡铨坚决推辞不敢，于是写下这篇序。乾道壬辰年。” 陈振孙说：庐陵萧楚，字子荆所撰。绍圣年间参加礼部贡试，没有考中。蔡京掌权时，他写信给蔡京的党徒冯澥，说蔡京将成为宋朝的王莽，发誓不再出仕，至死不改。建炎年间，自号“三顾隐客”。门人给他谥号清节先生。胡邦衡拜他为老师，凭借《春秋》考中甲科，回来后到他的座前拜见。萧楚告诫他说：“求学的人不只是为了取得一次科第；身体可以被杀，学问却不可受辱，不要给我招来祸患。”萧楚的《春秋》著作于是很有价值。胡邦衡为他撰写墓志。” 《江西通志》说：“萧楚，字防，和州人。自汉、唐以来，专门研究《春秋》的人，大都拘泥于三传；唯独萧楚以经文教授，著有《经辨》四十九篇。” 黄氏【颍】《春秋左氏事类》。失传。周氏【武仲】《春秋左传编类》。三十卷。失传。杨时作墓志说：“公常常忧虑《春秋左氏传》叙述事情时隔越年月，学习的人不能掌握它的纲领，于是创新编排方式，按次序整理这些事情，分别列在各国名下，使人容易阅览。” 《闽书》记载：周武仲，字宪之，浦城人，历任官职至吏部尚书，以朝请大夫身份退休。罗氏【棐恭】《春秋指踪》。已佚。《春秋盟防图》。已佚。胡铨在墓志中说：“棐恭字钦若，庐陵人，任武冈军太守。他增广《左氏指踪》《春秋盟防图》两部书，另有诗文三十卷，号称《不欺先生集》。” 曾氏【元忠】《春秋历法》。已佚。江氏【▯】《春秋经解》。

译三十卷，《辨疑》一卷。已佚。胡铨在墓志中说：“琦字全叔，建阳县人。宣和三年，赐进士出身，任左宣教郎。他一生没有其他嗜好，唯独研究《春秋》的旨意，汇集古今传注，参照校订后取舍；即使严寒酷暑，也没有稍稍停下。十年间，他曾把自己见解中的几条写出，向杨公请教。当时杨公读着他的书叹道：‘百世以来绝传的学问，用心留意的人有几个呢？我已经老了，你要努力啊，后辈中是有希望的。’著有《春秋经解》三十卷、《辨疑》一篇。绍兴十二年去世。” 罗氏【从彦】《春秋指归》。已佚。从彦自序说：“我听伊川先生有一段遗论说：‘三王的法，各自是一代之王的法；《春秋》的法，则是百王都不能改变的通法。’圣人认为三王的时代不可能再复返，又担心后世圣人不再出现，所以写了这部书，把恩惠遗留给后人，使后世的君主不必具备汤、武那样的德行，也足以开启三代那样的政治。大致就是这样。‘《春秋》果真是百王共同的法则吗？’先儒谈论《春秋》并不是这样，先儒纷纷的说法不值得称道。孟子在圣人门下，大概得到了这种传授，他说：‘王者的事业消歇了，诗也就失传了；诗亡之后，《春秋》才出现。’又说：‘《春秋》所记的事情，是桓公、文公的事；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这就是孟子谈论《春秋》的说法。然而，他从未把《春秋》说成百王共同的法则。伊川是从哪里得到这种说法的呢？后来我反过来求之于自己的内心，不立一毫而不失，不旷一而以他的话验证，豁然如同从梦中醒来：‘说到《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那是久远的事了，我如今才明白。自从周室动荡，宣王拨乱反正，诗人便歌颂他，小的有《吉日》《鸿雁》，大的有《崧高》《烝民》。不幸后来接着出了幽王，于是骊山的祸乱发生了。’ 然而文王、武王的恩泽还没有断绝，所以平王东迁以后，人们仍然希望周室能够兴复。等到时间久了，政事更加衰败，法度更加败坏，《黍离》也变成了国风，衰微到了极点。当时距离文王已经五百多年了，上天所生的圣人又没有被任用。如果《春秋》在这个时候不再出现，天下不全都变成禽兽，我是不敢相信的。”所以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从隐公开始，到获麟结束，以二百四十年的史事，创制一代典范；褒扬善行，贬斥恶行，是正义的就是正义，非正义的就是非正义；宽厚却不怠慢，严厉却不残酷，文辞不浮华，内容不浅陋，时间越久越显光明，可以说足以垂示后世、流传无穷，真正是后世君王的规范。所谓“考察三王而不荒谬，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而不迷惑”，说的难道就是这部书吗？有人说：“《春秋》所记的事情是桓公、文公的事，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这确实如此吗？”回答说：“《春秋》自隐公以来，征伐四处发生，盟会纷纷不断；到了庄公以及历经僖公时期，楚人成为中原的大患。在当时，尊崇天子、排斥夷狄，使天下不至于全都成为左衽之人的，靠的是桓公、文公二人的力量。所以讨伐楚国的战役中，齐桓公获得了记载爵位的待遇；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凭此成为霸主。从后世的角度说，二公的功业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从三王时代的标准说，却免不了属于罪过。首止之会、河阳之狩，就是这样。”孔子根据这些事情用文字加以裁断，以彰明王道，所以说：“《春秋》所记的事情，是桓公、文公的事。”古代圣人能够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难行的行为，也没有卓异奇特的办法；只要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天下就治理好了。《尚书》说：“上天安排了常典，告诫我遵行五典，使五种关系都敦厚！上天规定了礼制，愿我所掌管的五礼都有常法！”大概常典和礼制，都是上天所定的。尧、舜治理天下，也没有超出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只是用礼来加以文饰罢了。所以《春秋》诛责了一个世子，从此天下做儿子的，没有谁敢不孝；杀戮了一个大夫盾，从此天下做臣子的，没有谁敢不忠。所以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孟子的这句话，也是有根据的。有人说：“孔子删定《诗》《书》，厘定礼乐，阐明《易》的道理，三王之道已经全在其中了；又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回答说：“五经论述其中的道理，《春秋》则把它体现在具体事迹中。《春秋》是圣人施行这些道理的作用。” 龟山曾告诉别人说：“《春秋》大概是那些事迹的最终归结吧？学习者先明白五经，然后学习《春秋》，那么它的作用就会更加便利。”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时间已经很久了，《春秋》的本义被传注遮蔽，就像镜子被尘土遮住一样。如果没有人刮去污垢、磨亮光泽，使它恢复明亮，那么后世的学者将始终看不见圣人的心意，天下百姓也将始终看不到三代的治理，而孔子一生的志愿也将始终不能实现。这在道理上必定不应如此。这就是伊川之所以作《春秋传》的原因。近世谈论《春秋》的人很多。政和丁酉年，我跟随龟山先生在毗陵学习，多年之后把他的书全部搜集得到，带回来了；唯独《春秋传》始终没有见到。宣和初年，我从京城赶往郏鄏，门人尹焞拿出来交给我。我退下来后，把它与经文考核合读，验证后觉得很有所得，又参照古今诸家的学说。大概我从中得到的，是《春秋》大义的十分之五六。譬如日月运行于天空、河海环绕大地，没有不明白显现的地方；其中隐微的言辞和精妙的旨意，则如同用璇玑玉衡观察天象，时常有所发现。因此我摘取其中最为恰当的部分，作《指归》；又借助前人纂集的功劳，分别编排条目，裁定成义例，作《释例》。不知道是否正确，必须在燕居闲暇、心境宁静专一之中从容自得；把它放置多年，以力量积累，长久从容地游心其中，使自己去探求，直到满足而又充分领会，使自己自然趋向它，那么对于《春秋》的学问，大概就差不多了。” 陆氏【宰】《春秋后传补遗》。《宋志》著录一卷。未见。陈振孙说：“陆佃撰写《春秋后传补遗》，是他的儿子陆宰所作。宰字元钧，是陆游之父。” 税氏【安礼】《春秋列国图说》。

译一卷。现存。安礼自序说：“传记称，武王攻克商朝，光大地拥有天下；兄弟封国有十五人，姬姓封国有四十人。爵位分五等，土地分三等：公、侯的封地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的成为附庸。大约共有一千八百国。周王室衰落以后，各国相互吞并，数百年间，列国逐渐消耗殆尽。《春秋》时代，见于经传的总共有一百二十四国。至于二百四十二年之间的朝见、会盟、聘问、围攻、征伐、灭国、入侵，孔子把它们写进经文，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在传中加以阐明。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想见那些地方；现在摘录其中显著的，依次附列在这里。” 陆元辅说：“世间流传的《春秋列国指掌图说》刊本，认为是苏轼所撰，这是错误的。其实是税安礼所作。” 王氏【居正】《春秋本义》。十二卷。已佚。吕氏【本中】《春秋集解》。《宋志》著录十二卷【另有吕祖谦《集解》三十卷】。现存。赵希弁说：《春秋集解》三十卷，是东莱先生所著。长沙人陈邕，字和父，为它作了序。陈振孙说：《春秋集解》十二卷，是吕本中撰写的。在三传以后，汇集各家的说法，并分别记下他们的姓名。然而不过是陆氏、两位孙氏、两位刘氏、苏氏、程氏、许崧老、胡文定这几家而已。大体像杜谔的《会义》，但所选择的颇为精审，只是没有自己的议论。朱子说：“吕居仁的《春秋》也讲得很明白，正如我的《诗传》一样。”《宋史》说：“吕本中，字居仁，是元祐宰相吕公著的曾孙、吕好问的儿子。曾跟从杨时、游酢、尹焞游学。绍兴六年，赐进士出身，提升为起居舍人，兼任权中书舍人。八年，改任中书舍人，兼任侍讲，代理直学士院。学者称他为东莱先生，去世后谥号文清。” 考察赵氏《读书附志》，把《春秋集解》说成东莱先生所著，却没有写出他的姓名。大概吕氏自右丞吕好问迁居金华以后，吕祖谦写家传，称其为东莱公；而吕居仁是右丞的儿子，学习黄庭坚的诗歌，作有《西江宗派图》，学者也称他为东莱先生。这样说来，吕氏三代都以“东莱”为称号，只是吕祖谦最为显著罢了。陈氏《书录解题》概括吕居仁《集解》的大旨，说它在三传以后汇集诸儒的说法，不过是陆氏两家、孙氏两家、刘氏、苏氏、程氏、许氏、胡氏几家合在一起；如今的书确实如此。然而《宋史·艺文志》对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接写明吕祖谦的姓名，世人于是都沿袭这一说法。考察吕祖谦的年谱，凡有著述必定记载，唯独不记《春秋集解》，所以怀疑世间流传的三十卷本就是吕居仁所撰，只是卷数多少不相符合，而陈和父的序又已亡佚，这仍是学者无法解释的疑问。” 谢氏【逸】《春秋广微》。已佚。《姓谱》说：逸字无逸，临川人，考进士没有中，以诗文自娱，学者称他为谿堂先生。徐氏【俯】《春秋解义》。已佚。《中兴圣政录》记载：绍兴三年二月，右谏议徐俯进呈《春秋解义》，解释到“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一句时，采用《左氏》的说法：“父亲在世，所以记名在上。”徐俯说：“鲁威公篡位，天王本应加以讨伐；既然四年都不追究，反而派他的宰臣前往聘问，这是失去了政令和刑法，所以记下姓名来贬斥他。”徐俯请求把这件事编入记注。陈氏【禾】《春秋传》。《宋志》著录十二卷。已佚。《春秋统论》。《宋志》著录一卷。已佚。张氏【浚】《春秋解》。六卷。已佚。李氏【光】《左氏说》。十卷。已佚。许氏【翰】《襄陵春秋集传》。已佚。李纲后序说：“孔子的道义广大，天下没有人能够实行，因此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以等待后世的君子。虽然其中的义理难以了解，但大旨不过是尊崇王室、贬抑霸主，褒扬善行、贬斥恶行，把华夏置于内，把夷狄置于外，记述天道，谨慎对待人事罢了。《春秋》用来治理世事，言辞简约而有法度；三传围绕经文加以阐发，学说广博而详尽。简约而有法度的经文，必须依靠广博详尽的三传，记载事实、解释义例，然后圣人的志意才不会因此泯灭，后世也才能了解它。这就像上天悬布星象，光明回旋、密集分布；推步考察、占候验证，如果没有甘公、石申的书，又凭什么仰观天象呢？这就是三传对于圣人之经不能说没有功劳的原因。然而三家所听见、看见的不同，所传的说法也不同，各有所长；有时还会出现彼此不同、不能相合的说法。那么学习《春秋》的人，应当精心思考、深入考察，以道来衡量，以理来探求，取其正确的，去掉其错误的，这样就能得到圣人治理世事的志意。有人舍弃经文而相信传文，那就是只得到枝叶而忘记根本；有人抛弃传文而只看经文，那就是去掉甘公、石申的书而窥视天空。两方面都失其所据，我对此忧虑很久了。襄阳人许崧老作《春秋集传》，选取三家说法中不违背圣人本意的，写入篇章；删去其中不正确的，又用自己所得的见解加以裁断，补充了三传没有能够说出的内容。得到这部书并读它，豁然如同拨开云雾看见天空和太阳的清明，灿然如同淘洗沙石而见到金玉的精粹；这才知道三传果然对《春秋》有功，而《集传》又对三传有功。至于用自己所得的见解加以裁断，则与三家并驾齐驱。对于求学者来说，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大概是因为经过笔削取舍之后，即使子游、子夏也不能插入一句话。假使孔子当时能够掌握时势，使道义得以在天下实行，那么对于诛杀、赏赐、废黜、任用，应当会怎样处理呢？虽然没有在实际事务中施行，却把它写成空言流传下来，仍然足以使后世知道君臣父子的道理。所以太史公说：‘拥有国家的人不懂《春秋》，拘守经常之事却不知道合宜的处理，遇到变故却不知道权变；做君主、父亲的人不通晓《春秋》的义理，必定蒙受首恶的罪名；做臣子、儿子的人不通晓《春秋》的义理，必定陷入诛杀灭绝的罪罚。’其实这些人都是按照善意去做，却不知道其中的义理；既然已经被写入空言，就不敢推辞罪责。既然如此，学习者难道可以不尽心吗？想要尽心学习，就应当从这部书开始。” 王祎说：“泰山孙氏专门依据《春秋》的书法来论述褒贬；襄陵许氏、永嘉陈氏，则专门依据《春秋》的书法来论述世道的变迁。” 胡氏【铨】《春秋集善》《宋志》著录十三卷。已散佚。陈振孙说：“端明殿学士、庐陵人胡铨，字邦衡撰写。胡铨在萧楚门下任事以后，研究《春秋》，又向胡文定公安国学习。他南迁以后写成此书，张魏公为它作序。” 洪氏【皓】《春秋纪咏》《宋志》著录三十卷。已散佚。程端学说：鄱阳人洪皓，字元弼撰写。宇文氏【虚中】《春秋纪咏》《宋志》著录三十卷。已散佚。辛氏【次膺】《春秋属辞比事》

译《宋志》著录五卷。已散佚。王氏【葆】《东宫春秋讲义》《宋志》著录三卷。已散佚。《春秋备论》二卷。已散佚。《春秋集传》《宋志》著录十五卷。已散佚。周必大撰写墓志说：“王葆字彦光，是呉郡昆山人。宣和六年考中进士，代理国子司业，授任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出任浙东提▯刑狱，累积官阶至左朝请大夫。他留意经学，尤其精通《春秋》。曾经读《孟子》‘彼善于此’这句话，领悟到圣人作经的本意，认为当时著名卿士中有功劳而贤能的，没有谁能超过管仲、子产、晏子；然而这三人的姓名在经文中全都没有略为提及，其他事例也可以类推。又说：‘圣人的经书如同化工造物，有自然形成的法则和形态，大概是前人从未达到的境界。’他用心三十年，才写成《集传》十五卷，取舍是非，其中不掺杂丝毫个人私意。” “书写成后，他感叹说：‘我的精力都耗尽在这部书上了，今后应当会有了解我的人。’” “唉！这样大概可以无愧于古代的儒者了。” 陈振孙说：“监察御史王葆，字彦光撰写，朱新仲为它作序。王葆是周益公的岳父。他的学说多采用胡氏之说。” 龚明之说：“彦光最擅长研究《春秋》，著有《春秋集解》十五卷、《春秋备论》五卷。” 蔡氏【幼学】《春秋解》已散佚。《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四。〈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五。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春秋》【十八】胡氏【安国】《春秋传》《宋志》著录三十卷。今存。安国自序说：“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春秋》就是鲁国的史书。孔子在此基础上加以删定，这是史书之外传达圣人心意的重要典籍。”孟子阐明其宗旨，把它看作天子的事情。当时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连出现，世人的欲望肆意滋长而天理消灭。孔子认为天理所在之处，自己不承担责任又有谁能承担呢？五典不能敦厚人伦，是自己应当叙述的；五礼不能施行，是自己应当整治的；五服不能彰明，是自己应当命定的；五刑不能使用，是自己应当讨伐的。所以说：‘文王已经去世了，礼乐文化不都在我这里吗？’上天如果将要丧失这种文化，那么后世死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还没有丧失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圣人以天自居，认为这种文化的兴亡在于自己，难道还要依赖别人吗？所以说：‘我想把它载入空洞的言辞，还不如把它落实在具体事迹中，使其深刻而明显。’空洞的言辞只能承载道理，具体事迹之后才能看出它的作用。因此借用鲁国史书寄托王法，使混乱的时代恢复正道，叙明先后次序，于是典章从此可以敦厚；区别上下名分，于是礼制从此可以施行。有德的人一定褒扬，于是善行从此可以受到劝勉；有罪的人一定贬斥，于是恶行从此可以受到惩戒。” “它的志向在于治理天下，它的功用可以同治平洪水、抵御戎狄、放逐龙蛇、驱除虎豹相比。其大要都属于天子的事情。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了解孔子的人，是说这部书的写作，能够在欲望横流时加以遏制，在天理已经消灭之后加以保存，是替后世考虑得极其深远。怪罪孔子的人，是说他没有天子之位，却凭借《春秋》托寄二百四十二年面南而王的权力，使乱臣贼子不得放纵自己的欲望，这是他们所忧惧的。因此，《春秋》把道理落实在具体事迹中，不是空洞言辞所能相比的。鲁君的好恶，发端于《诗》的情感；斟酌古今，贯通于《书》的政事；兴起常典，体现于《礼》的经义；以忠恕为根本，导向《乐》的和谐；彰明权宜制度，穷尽《易》的变化。历代帝王的法度、万世遵循的准则和防范，都在这部书中。所以君子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