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三十

译《宋志》记载为一卷。现存。仁杰自序说：“《易》与天地同在，在还没有文字以前，先有了这部书。伏羲画出八卦，以贞、悔的象来推演，又重叠八卦成为六十四卦。当时只有卦和象，还没有卦辞。起初把卦重叠起来，用占筮确定卦体。文王作《彖》，总括论述卦的意义，认为卦本身不足以穷尽吉凶变化，于是又附加变爻以及覆卦的卦画，以推演占筮。当时有《彖》和爻，但还没有爻辞。周公继承文王，在爻画和覆卦的卦画下面都系上辞，至此《易》上下篇的文字才完备。孔子承接三位圣人的事业，作十篇《翼》来阐明《易》道，这十篇就是《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它们称为《易传》。《彖》《象》《系辞》是孔子亲自撰写的；《文言》以下各篇，则是弟子记录孔子的话。”考察汲冢书，里面有《周易》上下篇，却没有《彖》《象》《系辞》。陆德明《释文》说：“孔壁所得的古文《易传》有十翼，却没有说到经文。”这样看来，十翼最初本来各自成篇，简册之间彼此独立，并不与《易经》相连；这大概就是汲冢、孔壁所藏的书各自只保存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吧？汉代田何的《易》，其传本出自孔氏，上经、下经和十翼分开成为十二篇，注解者又各自分章断句；这就是古代的经本。又有费直的《易》，但没有章句。《崇文总目》的序说：“把《彖》《象》《文言》杂入各卦之中，是从费氏开始的。”考察郑康成的《易》，他把《文言》《说卦》《序卦》合为一卷，那么把《文言》杂入卦中，郑康成时还不是这样，并不是从费氏才开始。费直本传说：“只是用《彖》《象》《系辞》十篇的文字，来解释上下二经。”大概他解释经文只采用《彖》《象》《系辞》。只是《汉书》原本误把“之言”二字写成了“文言”。所谓“十篇”，是史书举其总数而言。费直的学说，似乎是在每卦之后列出《彖》《象》《系辞》，删去篇名，只在总称处冠以“传”字。正如杜元凯解释《春秋》，把经文所记的年份同传文所记的年份相附列，但经文仍是经文，传文仍是传文。可是《彖》《象》《系辞》的名称一旦被隐去，古经的次序就从此被淆乱了。刘向曾用中古文校勘施氏、孟氏、梁丘氏的《易》，发现有的本子脱去“无咎”“悔亡”等字，只有费氏经本与古文相同。因此，各家的学说在汉末逐渐衰微，而费氏独自兴盛起来。郑康成沿袭费氏本，于是删省六爻的卦画和覆卦的卦画，把上下体移到卦画之下，再把卦名列在后面；又把“初九”至“用九”等文字移到爻辞之上，并把《彖》《象》同经文合在一起，分别加上“彖曰”“象曰”的文字。如今王弼《易》的乾卦，从《文言》以前的部分看，仍是旧郑氏本。根据高贵乡公与淳于俊的问答来看，当时郑康成所作的注，虽然已经把《彖》《象》合入经文，但所谓《彖》《象》不与经文相连的本子仍然存在。到了王弼注《易》，认为郑康成的本子把孔子赞述爻辞的文字作为解释经文之辞，理当同经文相互靠近，于是把它们分别附在相应的爻后，每爻加上“象曰”以作区别，称为“小象”。又把《文言》附在乾、坤二卦之后，在开头加上“文言曰”三个字。至于《说卦》等篇，则仍旧保存原来的样式，另自成卷，总称为《系辞》。从此世上的儒者只知道王弼的《易》，却不知道所谓古经了。原来，三经之学起初是想让学习者查阅省察起来更容易，日益趋向简便；但流弊发展到后来，学习者竟然废弃古经，使后世看不到这部书完整纯正的面貌以及圣人撰述、传述的本意，实在令人叹息！由此可见，天下事务凡是日益趋向简便的，弊端往往都如此，这可以作为开创这种做法者的警戒。《隋书·经籍志》的序说：“秦朝焚烧书籍，《易》因为用于卜筮而独自保存下来，只是散失了《说卦》三篇。后来河内女子得到了它们。”考察今天的《说卦》只有一篇，因此先儒怀疑《易》的文字也有亡佚，不能算是完整的书。另外，《说卦》的文字每当说到《彖》《象》《系辞》，一定称为圣人所作。先儒认为，这些并不是伏羲、文王、周公所作。然而，十翼之书中又有称为《彖》《象》《系辞》的篇目，名称彼此混杂，学者因此产生疑惑。仁杰考察说：史书称孔子晚年喜好学习，读《易》时连编联竹简的皮绳都断了三次，并为它作传。颜师古说：“所谓传，是指《彖》《象》《系辞》之类。”由此可知，伏羲、文王、周公所作的文字，本来就称为《彖》《象》《系辞》；而十翼所谓《彖》《象》《系辞》，则是对它们所作的传。费氏本来有“传”字，所以王弼在每一卷中都用首卦配上“传”字来命名。音义解释上经“乾传”说：“传，是指孔子的十翼。”又解释《系辞上》说：“王肃本作《系辞上传》。”由此说来，十翼所谓《彖》《象》《系辞》，并不会同伏羲、文王、周公的名义混淆。古经大概称作《彖传》《象传》《系辞传》。现在《易》把孔子的象辞称为“大象”，把解释爻辞的文字称为“小象”；考察《易》本来确实有大小不同的象。“大象”指八卦与八种事物相配的象，即所谓“八卦以象告，立象以尽意”，如乾卦象天、震卦象雷这一类。《说卦》记载从“帝出乎震”到“成言乎艮”的文字，苏文忠公认为古代本来就有这种说法，孔子只是加以解释，这是正确的。“小象”指六十四卦中八种事物相互配合的象，即所谓“象其物宜”，所以称为“象”。八卦排列成列，其中就包含着象，如雷在天上就是“大壮”卦之类。孔子所撰写的《象传》就是这种情况。这样看来，今天所谓“大象”应当称为《象传》；所谓“小象》，既然是孔子所说的解释爻辞的文字，就应当称为《系辞传》。孔子解释爻辞的文字称为《系辞传》，那么周公的爻辞称为“系辞”也是可以的。欧阳公说：“系，就是有所系属的意思，所以说把辞系在爻上，用来说明吉凶。”因此称为“爻”，是说这些辞分别联系于某一爻。由此看来，系辞本来专指爻辞。苏文忠也认为把上下篇称为《系辞》，这是错误的。然而孔颖达认为“系辞”一词通指卦辞和爻辞，并不专指爻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考察《说卦》，其中有六处谈到“系辞”。一处说：“把辞系在卦爻上，以说明吉凶，所以称为爻。”这句话不用解释就已经很明白了。另一处说：“设立卦象以穷尽意旨，设立卦以穷尽真伪，把辞系在卦爻上以穷尽其言。”

译这里依次列举三位圣人所作的象，所说的是伏羲六十四卦的卦象；“卦系”则指文王的彖辞和周公的系辞。又一处说：“因而重叠八卦，爻就在其中；把辞系在卦爻上而命名，变动也就在其中。”龚深甫侍郎说：“把辞系在卦爻上并为它命名，是用来说明爻的。”又一处说：“《易》有四象，是用来显示事理的；把辞系在卦爻上，是用来告知吉凶的。”《正义》说：“四象指七、八、九、六。”考察起来，七、八就是不变的爻，九、六就是变动的爻。这样看来，这一章所指的也是爻辞。还有一处说：“圣人设立卦，观察卦象，把辞系在卦爻上，以说明吉凶。”意思是说，设立卦是为了观察卦象，系辞是为了说明吉凶。卦指彖辞，系指爻辞，所以说：“彖辞是说明卦象的，爻辞是说明变化的。”又说：“调和大小，取决于卦；辨别吉凶，取决于辞。”这些说法都是互相发明其意义：有时以彖对爻，有时以卦对辞。说“卦”、说“彖”，都是指卦辞；说“爻”、说“辞”，都是指爻辞。简略说就是“彖、象、爻、辞”，详细说则是卦称为彖辞，爻称为系辞，二者界限分明，不可混淆。不然，卦辞既然已经称为“彖”，怎么还能再用“系辞”来命名呢？《说卦》中凡是论述卦与辞的文字，都是相对而言的。韩康伯、苏文忠都说：“辞，就是爻辞。”杨元素侍读也说：“圣人创设卦象，系上文辞来说明吉凶。”又说：“系上这些文辞，是用来告诫人的。”这大概是指周公所作的爻辞。参照《说卦》原本以及韩、苏、龚、杨等人的说法，认为“系辞”并不专指爻辞，可以吗？可是，如果把爻辞称作系辞，把小象称作《系辞传》，那么现在所谓的“上系”“下系”又该叫什么呢？有人说：两篇系辞都称作《说卦》，与今天的《说卦》合起来正好成为三篇。各位儒者都把《系辞传》看作小象，于是“上系”“下系”的名称无所归属，所以取《说卦》前两篇的名称来称呼它们；其实它们本来就是《说卦》。欧阳公说，现在《系辞》的文字杂论《易》的各卦，其中的文辞并没有所系属的对象，不能称为《系辞》。叶少蕴左丞也说：太史公引用“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这些话，把它们作为《易大传》。那么汉代各位儒者本来就不曾把现在这两篇称为《系辞》，由此可明确知道它们就是《说卦》。太史公把这两篇称为“大传”，大概是因为十翼都称为《易传》，而汉代传授《易》的杨何等人，又著有《易》书流行于世。太史公从杨何那里学习《易》，把《说卦》的文字称为“大传”，是为了区别于杨何门徒所谓的“传”。现在《诗序》也有一个名称叫《诗大传》，同样是为了区别于毛公的《故训传》【此处缺文】。郑东卿认为《说卦》出于汉宣帝时期，但在汉宣帝以前，儒者也多有引用，难道是秦火之后，《易》家秘藏此书而不轻易传授吗？考察太史公周游天下，见到很多先秦古书；这三篇文字即使在孝宣帝时还没有献上，也肯定已经先于众人被他看到。不是《世家》中说过吗：孔子晚年喜爱《易》，为它编次《彖》《系》《象》《说卦》《文言》的文字；这就是证据。先儒认为“序之、系之、说之、文之”在义理上不妥，这里说的是编次《易》以及《彖传》《象传》《系传》《文言》《说卦》。又有人说，圣人的书不应把经舍弃而只保留传。考察《易音义》说：“经”是常道、法则的意思；“传”是传述的意思。经之所以称为经，是因为它可以成为万世共同遵循的常法；传则是撰述前人的著作，仅此而已，并不一定是尊崇经而贬低传。十翼的文字是传述而不创作，体例属于传，但言辞可以称经，难道妨碍它成为圣人的书吗？何况史书称孔子读《易》而为之作传，那么“传”这个名称，是孔子自己所称，并不是后人给它命名的。既然如此，把十翼中的《彖》《象》《系辞》称为《彖传》《象传》《系辞传》，还有什么可疑的呢？拿《易》来考察：▯是伏羲所画的卦。“元亨利贞”是文王为卦所作的彖辞。至于“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于是统摄上天”以下的文字，是孔子所述的彖传。内卦▯、外卦▯，是伏羲卦中贞、悔的卦象。至于“下卦为乾、上卦为乾，天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是孔子所述的象传。一者，是文王在卦画之外推演出来的爻画。“潜龙勿用”是周公系在爻上的文辞。至于“初九，潜龙勿用，因为阳气处在下位”，是孔子所述的系辞传。▯是文王所画的覆卦之象。至于“见到群龙都没有首领，吉”，是周公的系辞；至于“用九，天的德性不可自居为首”，是孔子所述的系辞传。象传述说伏羲，彖传述说文王，系辞述说周公，而象传却排在彖传之后，孔颖达说应当是因为彖传详尽而象传简略；但恐怕不只是这个原因，因为这是孔子所述的文字，难道孔子会排在文王之前吗？至于十翼的次序，先儒的说法也有很多家，唯独孔颖达采用郑氏的说法：“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 这种说法认为，经分为上下两篇，那么彖、象也应当随着经分篇；却不知道经之所以分为上下篇，只是因为古代竹简重大，所以才这样分。假如说彖、象应当随着经分篇，那么《序卦》为什么不分呢？胡秘监甚至把“彖大、象小、象上、系下、系乾文言、坤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列为十篇。胡安定《易之曰》说：“上彖第一，下彖第二，大象第三，小象第四，文言第五，上系第六，下系第七，说卦第八，序卦第九，杂卦第十。”《文言》本来不应拆分为两篇；至于把两篇系辞置于《文言》之后、《说卦》之前，也恐怕不是原来的次序。仁杰认为十翼是：《彖传》《象传》《系辞上下传》《文言》《说卦上、中、下》《序卦》《杂卦》，连同上经、下经，共为十二篇。上经、下经的篇目，依据费直、孟喜；《系辞上传》《系辞下传》的名称，依据王肃；《彖》《象》《系辞》《文言》的次序，依据《艺文志》；而《说卦》分为三篇，则依据河内女子所得的本子。它的篇次在古代本来如此，却被费直、郑玄以来的人弄乱了。唉！

译上天尚未降下灾难，这些典籍却在秦代遭受厄运而唯独没有废亡，为什么后世还要怀疑它不是完整的书呢？问题在于传注家把传混杂进经中，才造成了这种情况。现在把彖辞归在卦辞之下，把系辞归在爻辞之下，把上体、下体归在象传之下，把卦名以及初、上、九、六、二、用等字样归在系辞传之下，上经、下经仍然保留为两篇，传分为十篇，这样，古代十二篇的《易》就又恢复完整了。《易》这部书，其中的含义深奥微妙，不是深入钻研并有所自得的人，很难加以谈论。仁杰还没有掌握它的门径，只是整理它原有的文字，想使它恢复旧貌。绍兴辛巳年冬天，这项工作开始萌芽；广泛考察、深入探求，又过了二十八年才确定下来。恢复古经的失佚竟然如此困难吗！所以君子慎重对待改变古制。朱子说：“吴斗南的《古易》先画出完整的卦，系上彖辞；再画出本卦，分为六爻，系上爻辞。这似乎涉及重复。而《彖传》解释彖辞，《象传》解释爻辞，《系辞传》则通释卦辞、爻辞，所以总名为《系辞传》；恐怕不能把《系辞传》改称为《说卦》。因为《说卦》的体例，是分别说明八卦的方位及其象类，所以可以称为《说卦》；《系辞传》两篇，多是解释卦爻的义例和辞意，恐怕不能称为《说卦》。” 吴元寿跋说：“古《易》有六十四卦，画出卦象而不标明卦名，每卦都有文辞；又大书其爻，并为之系辞。只有乾、坤覆卦的卦象如此，其余各卦则不是这样。彖、象、系辞各有传，合《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为十篇。古《易》大致就是这样。后世儒者为了行文便利而寻求义理，便把象传、彖传、系传、文言的文字杂入经文。凡属系辞的文字以及象传中的覆卦文字，都略去了。三位圣人遗留下来的书，几乎失去了它原来的真实面貌。上天保佑这些典籍，使全书仍然存在，学者还能够在千年以后看到它。经就是这样，传就是这样，更能看出古代圣人创作、传述的本来规范。唉，这是多么幸运啊！” 陈振孙说：“仁杰所记录的本子，把爻辞称为系辞，把今天的《系辞》称为《说卦》；他说十翼是《彖传》《象传》《系辞传上、下》《说卦上、中、下》《文言》《序卦》《杂卦》，连同上经、下经，共为十二篇。考察汉代传授《易》的有施、孟、梁丘、京、费五家，费氏出现最晚，不能列入学官；他的学说失去了章句，只用彖、象、文言等来解释上下经。自从刘向校勘中古文《易经》以来，各家有的脱漏‘无咎’‘悔亡’等文辞，只有费氏经文与古文相同。东汉的名儒马融、郑玄都传授它；此后各家都废弃，只有费氏之学独自流传到今天。把彖、象、文言合入经文，大概是从康成、辅嗣以来，辗转相传，学者于是不能认识古文本经；甚至到了今天，世代的考官命题，有时把彖辞、象辞、爻辞连成一题，只要取得大义就算了，往往穿凿附会，使经文的条理破碎到了极点。这些各家所记录的本子，虽然颇有相同和不同之处，但大体上都是经自为经、传自为传，而且在传中，彖、象、文言也各自不相混杂，稍稍恢复了古文的旧貌，对学者都有益处，应当一并保存。又有九江周燔编次的本子，附见于吴氏书的篇末；它兼用今文、古文，与各本相比没有根据。” 王应麟说：“元丰五年，汲郡吕大防开始订定《周易古经》，分为上经、下经，上彖、下彖，上象、下象，系辞上、下各两篇，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各一篇，共十二篇。靖国年间，嵩山晁说之也注释《古文易》，把十二篇合为八篇，分别把卦、爻、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各编为一篇。睢阳王氏、东莱吕氏也各自订定为十二篇。后来九江周燔又自行改定次序，与各家的说法不同，所以谈古《易》的有五家。吴仁杰汇编为一卷，仁杰也分为十二篇。” 董真卿说：“仁杰，字斗南，是平江昆山人。《周易图说》三卷，《集古易》一卷。” 吕氏【祖谦】《古易》。《宋志》著录一卷【《通考》著录十二卷】。现存。祖谦自序说：“汉朝兴起以后，谈论《易》的有六家，只有费氏传授古文《易》，却没有列入学官。刘向用中古文《易经》校对施、孟、梁丘三家的经文，发现它们脱漏了‘无咎’‘悔亡’。只有费氏经文与古文相同，那么它确实是孔氏遗留下来的书。东汉的马融、郑玄都学习费氏之学，这部书才开始盛行。如今学官所列的王弼《易》，虽然尊崇庄、老，但它的书本来就是郑氏的书。费氏《易》在汉代各家中最接近古本，却最受排斥。千年以后，它仍然巍然独存，难道不是上天的安排吗？自从康成、辅嗣把彖、象、文言合入经文，学者便看不到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编纂《古周易》，想使它恢复旧貌，但在刊补、分合之间，阅览者有的认为不妥。祖谦谨慎地依据晁氏的书，参考传记，又重新订定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概以古本为准，具体说法见于《音训》。” 朱子跋说：“古文《周易》经传十二篇，是亡友东莱吕祖谦伯恭父所订定的；《音训》一篇，则是他的门人金华王莘叟亲笔记录的。熹曾认为，《易》经本来是为卜筮而作的，都是借吉凶来显示训诫，所以它的言辞虽然简约，所包含的内容却十分广泛。孔子作传，也只是略举其中一个方面来显示通例而已。然而自从诸儒分开经、传又把传合入经中以后，学者为了行文便利而取义，往往还没有用心体会全经，便急于执取传中的一个方面，作为确定的说法。这样一来，一卦一爻只被解释为一件事，《易》的作用反而受到局限，无法贯通天下万事的道理。像这样的问题，熹实在感到忧虑，因此反复阅读伯恭父的书而有所启发，并不只是因为它的章句接近古本而已。《音训》方面，我私下猜想或许有遗漏，莘叟大概说过此书刚写完伯恭父就去世了；这样看来确实难免，但我也不敢擅自补写。把这件事另见于篇后。” 陈振孙说：“著作郎东莱吕祖谦伯恭，在隆兴癸未年中镇场甲科，宏词科也入选；仕途尚未显达，便患末疾，奉祠闲居。他所订定的《古易》篇次与吕微仲相同，《音训》则由他的门人王莘叟亲笔记录。晦庵在临漳刊刻此书，会稽又增补程氏的内容，校正文字以及晁氏的说法；所著《本义》就是依据这个本子。《系辞精义》汇集程氏及各家的说法，是因为程传没有涉及《系辞》的缘故。馆阁书目认为这是托用伯恭的名义。”

译黄震说：“东莱先生的《易》说，各卦都很完备，但只是出自门人汇集记录，并不是先生亲笔。书中也有义理尚未明白之处。例如说‘天在山中，大畜’，山怎么能够蓄藏天呢？如果说方寸之心能够留存、包容八方荒远之地，那么也有这种道理。我担心经文只是说在山中看见天，并不一定是说山把天包藏起来，如同‘洞天’一词所说。又如说‘大过，独立不惧’，普通人几百年都没有见过的事情，必然会大为惊骇，没有一个人认为我是对的；若没有极大的力量，怎么承受得了？我担心经文只是说自守坚定罢了。若是众人大为惊骇而我独自不害怕，那么王金陵的固执正可以作为鉴戒。又如说‘君子以虚受人’，认为圣人无所谓邪正，什么人都接受，这也稍微过于宽泛了；邪与正恐怕难以同时容纳。” 董真卿说：“吕氏《古易》十二篇，共一卷。上经第一，下经第二；彖上传第一，彖下传第二；象上传第三，象下传第四；系辞上传第五，系辞下传第六；文言传第七，说卦传第八，序卦传第九，杂卦传第十。” 胡一桂说：“伯恭与微仲的篇次完全相同，只是微仲从第一到第十二的排列次序略有不同。又，吴氏所记载的费氏《易》，本来已经不能不有一些改动；而东莱却说费氏经文是孔氏遗书，难道吴氏考察得还不够确实吗？” 《东莱易说》。二卷。现存。王应麟说：“上天下泽，《履》卦是《易》讲礼的内容；雷从地上发出而振奋，《豫》卦是《易》讲乐的内容。”吕成公的说法，依据《汉书》：“上为天、下为泽，春雷奋发，先王观察这些卦象，于是制定礼乐。” 徐干学说：“《东莱易说》并不是一部已经完成的书，而是先生平日讲说涉及的内容，由门人记录下来。” 《古易音训》。《宋志》著录二卷。现存。朱鉴跋说：“先公所著经传，都加有音训，唯独《易》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有东莱先生这部书。鉴刊刻《启蒙》《本义》以后，想到音训不可缺少，于是取宝婺、临漳、鄂渚三种本子，亲自校正六十多个讹误字，并一同刊刻。比如《豫》卦爻辞中的‘簪’【晁本作‘戠’，婺、漳、鄂本作‘戬’】，《损》卦象辞中的‘窒’【晁本作‘□’，婺本作‘□’，漳本作‘□’，鄂本作‘□’】，其中有的尚未详明；但这并不妨害文义，已经足以成为善本了。至于嵩山《古易》的跋语，先公曾在篇后折中晁、吕两家的说法；如今三种本子所载不同，而文集中又有晚年写信嘱咐鄂州教授滕珙改换最后两版的文字，可知那一定是后来出现的。王柏说：‘我闲暇时校正《音训》，对于其中可疑之处有些不能释然，过了很久才明白，这是成公慎于存疑、善于恢复古本的地方。所谓古文，如今已经亡佚了。从前刘向曾用中古文《易》校对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多有脱落，只有费氏经文与古文相同。郑康成、王辅嗣固然都出自费氏之学，如今的《易》就是古文《易》。但今天《易》中的字，并不就是古文中的字。何况籀书、篆书已经更改，隶书、楷书又更加不同，文字辗转传抄所产生的讹误，哪里能够完全符合古本呢？晁氏既然没有见到古文《易》，如今所依据的古文，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姑且就古今文字的异同来说：现在的‘若’字，古代是‘□’字，认为应当依从古字。所有经传都写作这个‘□’，是合理的。可是自乾卦以下既然已经改用这个‘若’字，唯独离卦出现这两个‘□’字，难道不值得怀疑吗？‘趾’写作‘止’，确实是古字；有时加‘足’，有时去掉‘足’，难道会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吗？‘拯’写作‘承’，也是古字；但又不统一写作‘承’，为什么呢？‘娶’写作‘取’，‘鲜’写作‘尠’，也没有始终采用同一种写法；像‘亨’‘亨’、‘佑’‘祐’这一类，还有很多。至于‘丧’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只是笔法彼此各有得失罢了。成公难道不能订定正确的字而统一起来吗？保存疑义、存留古字的方法，不应当如此。成公之所以完全沿用旧本，正是这个原因。实在不得不改动的地方，是把‘天一地十’一章移到‘天数五’章的上面；这是保存程子、张子的说法，有不能不移动的理由。如今成公在字音方面沿用晁氏旧本而加以增广，在文字异同之间不敢轻易增加一字，谨慎、郑重到了极点。却能对千年来传承而无人怀疑的书，果断地拨乱反正；由此可知，恢复古本确实不可不行。” 晁氏早于成公而主张复古，成公难道会随便听从他吗？只是两人的意向偶然相同罢了。至于订正古字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成公也不可能完全遵从晁氏。书中说古字、今字、籀字、篆字、隶字，区分得似乎十分精细，订定得似乎十分确切；慢慢考察起来，大概也未能完全符合字书的规范。至于用卦气来判断字的正误和有无，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我又曾思考：如果没有音训来辨别它们的同异，就不知道诸儒的得失；如果不了解诸儒的异同和得失，就不知道伊洛以来传授义理的精微。音训对于后学有益，竟然如此。既知道它们为什么不同，又能考察它们在哪些地方应当相同，这样以后才可以说是善于读书。如今全书的大纲领已经端正，音训刚刚完成，而成公的精神全在卷帙下方、分行注文之中，读者尤其应当留意。张云章说：“伯恭所作的《音训》，是他的门人、金华人王莘叟记录接受的。书写成后，伯恭不久便去世了，朱子说其中还有脱漏。如今原本已经看不到了，幸赖元刻本把程氏、朱子的传义合为一编，才得以抄录辑成此书。” 《读易纪闻》。一卷。尚存。考察此编，它附载在文集之中，内容从乾卦开始，到比卦为止。《经义考》卷三十。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三十一。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易》【三十】。朱子【熹】《易传》。《宋志》著录十一卷。已经亡佚。《周易本义》。《宋志》著录十二卷。尚存。《易学启蒙》。《宋志》著录三卷。尚存。《古易音训》。《宋志》著录二卷。未见到。《蓍卦考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