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八十五

译四卷 存世 澄的自序说：“《书》是史官记录的文献。“书”字从聿、从曰；聿是古代的“笔”字，意思是用笔画成文字，记载在简册上，称为“书”，这是形声字。伏羲开始画八卦，黄帝时苍颉开始创制文字。凡是通晓文字、能够书写的人，称为史官。君主身边左右都有史官，用来记录君主的言语和行动。尧、舜以前，世道质朴，事情简略，已经无法详细考察。孔子从尧、舜以后截取史料，把史官所记录的内容定为虞、夏、商、周四代的《书》。最初大概有一百篇，后来遭到秦朝焚书，且有挟藏书籍的禁令。汉朝兴起后，禁令仍未解除，旧日治《书》的学者都已经老死。汉文帝时，下诏寻求天下能够研究《书》的人，只有济南伏生一人，年已九十多岁，于是派掌故鼂错到他家中传受，只得到二十八篇。汉武帝时，河内女子献上一篇伪造的《泰誓》，得以列入二十八篇之中。汉元帝、成帝年间，东莱张霸伪造《舜典》等二十四篇，但这部书没有流传。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增加伏生《书》二十五篇，又从二十八篇中分出五篇，共五十八篇，送交官府，于是和汉儒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所研究的伏生《书》并行。” 唐朝初年尊崇、信奉并采用这部书，命儒臣为五十八篇作疏，因此它大为显行，而三家的书则废弃了。现在呉澄所作的注，只把伏生二十八篇的经文作为正本。” 王袆说：现在通行的今文《尚书》大多艰涩，古文《尚书》大多平易。前代儒者曾对此深感怀疑。宋代蔡沈的《集传》在每篇中分别考辨今文、古文的有无，已经说明得很清楚；近来呉澂氏又把今文、古文分别编成两部书，彼此不混杂，更足以解除后世的疑惑了。顾应祥序说：“《书纂言》是元代儒者草庐呉文正公所著。我任按察使巡视江右时，经过临川得到此书，把它收藏在箱笥中很久了。后来嘉靖戊申年起用废罢之人，再次巡抚南中，偶然〔原文“偶防以”有疑〕带着它，给随行的督学宪副胡君尧时看见，他见后很喜欢，说：‘云南苦于没有书，何不刊刻它来惠及云南士人呢？’于是命郡文学和研究此书的诸生校正讹误，嘱托云南守陈君光华刊刻流传。自古以来，帝王治理天下，必定有史官记录他们的行事，也必定有言辞发布号令，于是有了典、谟、训、诰等文体。唐、虞以前，世道浑厚朴实，事情简略，言辞还能够流传。孔子删定《书》，上起唐、虞，下至三代，共得到一百篇。秦朝焚烧六经，灰烬荡然无存。汉朝兴起，解除挟书禁令，济南伏生才把自己收藏的书在齐、鲁之间教授。汉文帝寻求治《书》的人，伏生年老不能行动，文帝下诏让太常派掌故鼂错到他家接受传授，这就是所谓今文《尚书》。后来鲁恭王修建宫室，拆毁孔子的住宅，在墙壁中得到所藏的虞、夏、商、周之书，全是科斗文字，没有人能够认识。博士孔安国取伏生的书，考订文义并为它作传，这就是所谓古文《尚书》。” 〔原文“防巫蛊事”有疑〕巫蛊事件发生时，尚未来得及把这件事上报。直到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才上奏献给朝廷，列入学官所掌的经典。汉、魏之间，所谓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的《尚书》之学，都是伏生所传授的。伏生的书有二十九篇，其中《泰誓》一篇，有人认为是后人增入的。孔安国所传的书，把伏生二十八篇分为三十三篇，《泰誓》分为三篇，另外加上伏生没有的二十二篇，以及篇序一篇，共五十九篇，分为四十六卷。但其中出自伏生的部分，都艰涩难读；出自古文的部分，文辞反而平易，所以前代儒者往往产生怀疑。朱文公也说它不像西汉的文字。文正公这部编书，大概遵循朱子的意思，断定二十八篇是伏生的旧本，其余二十五篇则另行编为卷帙，置于后面，想使后世学者知道，上古流传下来的《书》中，可信的只有这些而已。然而我私下还有疑问：《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颜师古注说：“孔安国奉诏为之作传，经文二十九卷。”又注说：“就是伏生所传授的那些。”《史记·儒林传》说伏生的书有二十九篇，在齐、鲁之间教授。” 直到隋、唐时期，才开始说《泰誓》是河内女子所献，有人认为是在汉武帝时，有人认为是在汉宣帝时，大概已经无法考证。孔安国的书虽然从未列入学官，然而史书称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尚书》，班固也依据它把相关内容收入《艺文志》。其中私下相互传抄记录、增删附会的情况，或许是有的。如果一概说成是梅赜增补的，难道真是这样吗？又有人说梅赜所上献的书，把《尧典》中《慎徽》五典以下的内容分为《舜典》，原来并没有“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是姚方兴添入的。现在看太史公《五帝本纪》，记帝尧时说“名放勲”，记帝舜时说“名重华”，恐怕也有所依据。唉！士人生于千年以后，却想凭残缺的编册断简来评定千年以前的是非，大概也是困难的。我因此刊刻这部书，并把典籍中所见的材料附在开头，大概是不自知僭越妄为罢了。” 齐氏〔履谦〕《书传详説》已佚 胡氏〔一桂〕《书説》已佚 程氏〔直方〕《蔡传辨疑》

译一卷 未见 陈氏〔栎〕《书解折衷》〔书名末字原文为“▯”，疑为“衷”〕 已佚 栎的自序说：周礼所说的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楚国左史倚相也能够读这些书。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这是三皇的书；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的书称为《五典》，这是五帝的书。到孔子时，才从唐、虞以下截取，一直到周，删定三坟、五典所规定的二帝三王之书，共一百篇。难道是三坟、五典的简册脱落而无法通读吗？还是孔子所见到的书只是从唐、虞开始呢？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到了秦朝坑杀、焚书的灾祸发生，一百篇《书》没有人敢收藏。汉孝文帝时，听说济南有伏生能够读它，伏生当时已经九十多岁，想召他来却不能行走，于是下诏让晁错前去接受传授。伏生又老了，不能清楚地说话，他的女儿转述话语，教晁错按照意思连接理解，所得仅有二十多篇而已。在此以前，孔子的远代孙有一人触犯秦朝禁令，曾秘密把竹简书藏在自家墙壁中。到汉景帝的儿子鲁共王拆毁孔子旧宅时，又在墙壁中得到《尚书》数十篇，都是科斗文字。后世于是把出于孔壁的称为古文，把出于伏生的称为今文。古今文合计五十八篇，就是今天流行于世的本子。” 其余四十二篇从这个时候起就已经亡佚了。每篇都有序，有人说是孔子所作；但这些序多与经文相违，不是孔子所作。孔壁最初藏书时就已经有这些序，一百篇的序合成一篇。汉武帝下诏让孔安国传授《尚书》，孔安国才把各篇的序分别置于每篇篇首，就是现在所说的“小序”；亡佚的四十二篇的篇名，也还依靠这些小序才能看见。三皇五帝的书从孔子时就已经失传，二帝三王的书又遭秦朝破坏而不完整。现在保存的五十八篇，学者难道可以不知道它的大意吗？《书》的文体有六种：典、谟、训、诰、誓、命。如今篇名本来就有这六个字的，自然不必说了。篇名没有这六个字的，例如《太甲》《咸有一德》《旅獒》《无逸》《立政》，属于训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多士》《多方》《君奭》《周官》，属于诰体；《胤征》属于誓体；《君陈》《君牙》《吕刑》属于命体。虽然其中不免有简册残缺、文字讹误，但从上自尧、舜的盛世，下至东周初年的二千多年历史，仍然要依靠它来考察。” 各种经书的文体，也多已在《书》中出现。舜皋的歌、五子的歌，是《诗经》三百篇的祖源；《周官》所说的六卿，是太平时代六典的纲要；《洪范》的占法使用“二”，可以由此看见《易》的用法；《舜典》《皋谟》所说的五礼，可以概括礼制的名称。从虞到周，二千年的史笔都在这里；下至周平王、秦穆公，正好与《春秋》相连接。各部经书各自具备一种文体，而《书》具备各种经书的全部文体。研究经书却不在这里尽心，不算懂得根本。我年幼时就学习这部经书，到老仍然沉醉其中。各家的解释多得堆满屋子、汗流拉牛，众说纷纭，究竟哪一家才是真实的？蔡氏受朱子托付编纂《集传》，可惜朱子亲自订定的只有三篇。朱子解释《书》时说，应当贯通那些可以贯通的地方，不要强行解释那些难以贯通的地方；但蔡氏对于难以贯通之处，很少留有阙文。尊奉这家学说的人固然很多，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不少。我因教导儿子，便摘取朱子的大意以及各家中能够得到经文原意的说法，在下文逐句解释；不同解释的说法，以低一字标出；《折衷》语录中所记载的，以及其他可以采纳的说法，还有没有充分阐发的深意，也都列在这里。只是以正大明白为主，凡是丝毫牵强附会、奇异怪诞的说法，一概删去。” 唉！讲论姚、姒，考核灏、噩，做到这一步，也已经劳苦了。你这个小子，还应当努力啊！过去曾经撰述《尚书大纲》，后来又完成《书解折衷》，多次想为它作序，却一直没有空闲。大德癸卯年十二月五日，才取用《大纲》，略加修改，置于篇首。” 又自述说：“我编写《书解折衷》，以朱子、蔡氏为宗旨加以裁断，采录各家说法，附上自己的见解，大体与深山董氏相似，只是没有把蔡传全部列在前面罢了。” 《尚书集传纂疏》六卷 存世 栎的自序说：“《书》记载帝王的治理，而治理以道为根本；道以心为根本。道在哪里？回答说：在中。心在哪里？回答说：在敬。揖让、放伐、制度详略等事情虽然不同，但共同在于中；钦恭、寅祗、畏慎等字虽然不同，但共同在于敬。要从内心的敬中求道，从道的中正中求治理。把详细的说法归结为简约，《书》的大纲不外乎这些。何况各种经书的全部体制、上下数千百年的治理事迹、二帝三王深厚美好的德业，都在《书》中。考察古代的人舍弃这部经书，还能先研究什么呢？孔子所删定的书，已经有一半散失；如今保存下来的，出自汉儒口授和孔宅壁藏，错简断编之处，应当怀疑、缺漏的地方不知有多少。自从有注解以来，已有三四百家。朱子到了晚年，才命门人汇集编纂《集传》，可惜只订正了三篇。圣朝兴行科举，以诸经和四书为一，都是以朱子为宗；《书》尊崇蔡传，本来也是适宜的。栎不自量是晚辈学者，三十年前，当时科举尚未兴行，曾编写《书解折衷》，想用来辅助蔡传。已故友人胡庭芳看后表示认可，又勉励我依照蔡传编纂疏解，于是广泛采集、精心考究，才完成此编。如今谋划刊板流行，幸而遇到邢张子禹命工匠刊刻，使它与四方学者共同阅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篇〕 杨士奇说：“《书传纂疏》六卷，分为三册，是元代新安陈栎辑录的。陈栎字夀翁，号定宇。现在读《书传》的人，大都凭借这部书以及董鼎的纂注。我外祖家有《书传会通》，尤其详尽完备，但现在的学者大多没有见过。我虽然见过，也还没有来得及抄录。” 刘氏〔庄孙〕《书传上下篇》二十卷 已佚 胡氏〔炳文〕《书集解》未见 董氏〔鼎〕《尚书辑录纂疏》

译六卷 存世 鼎的自序说：“百姓这一类人，必须有帝王治理之后才能安定；帝王之道，必须有圣贤才能施行。考察古代，就可以看见这一点。黄帝、虞舜的时代太遥远了，苍姬周朝也已经结束了。三代以后，有帝王而百姓不能得到治理，是因为没有遇到圣贤；孔子、孟子相继出现，有圣贤而道却不能施行，是因为帝王没有任用他们。唉！虞、夏、〔原文“▯”有疑〕周的盛世，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人事造成的。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圣明，并不是只求独善其身，而是因为人心共同如此。高尚的风范和久远的功业，难道就终究不能追赶达到吗？孟子说话一定称道尧、舜，孔子知道百世之后仍然可以继承，周人所说的难道是随便的吗？事情难道是虚妄的吗？大概是因为他们在一百篇《书》中确实有所见，所以才这样说。既然如此，这部书，只有圣贤才能穷尽它，只有圣贤才能实行它。只看学习圣贤之学、办理帝王之事的人究竟如何罢了。秦朝焚毁它，秦朝便灭亡；汉朝表彰它，汉朝便兴盛。过去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可惜孔安国的传注不免有可疑之处，而孔颖达的疏只详细说明制度；二帝三王和群圣人的用心，竟只取决于一个人的见解，好比从管孔窥天、用蠡器测海，哪里足以得到其中的奥妙呢？到了宋代，诸儒几十家之后，它的解释才逐渐完备。” “又有文公朱子，能够裁断其中的〔原文“▯”有疑〕，并且完全符合古义。虽然《集传》的功业尚未完成，但他把它交给门人九峰蔡氏。既然曾亲自订定，那么仍然可以看作他自己的著作。鼎出生得晚，没有听闻大道。幸赖族兄介轩梦程亲自从学于勉斋黄氏、槃涧董氏，所以作为再传弟子，鼎得以私下学习。解释经文的纲要和论说，多出于朱子，于是以订定《集传》为宗旨，其次搜集语录；又增辑各家的注释，把能够相互发明的内容一并收入，并间或在末尾缀附浅陋的见解，希望能够汇聚精粹，完成朱子的一部经书，使人可以不必费力参照互考，而得到统摄宗旨、探究根源的〔原文“綂宗防元”有疑〕要领，也不无小小补益。只是翻阅传注，内容充塞繁多，各种珍宝混杂得令人眼花，遗漏珍珠、舍弃美玉的情况，或许无法完全避免。对于关系到君心、王政、人才、民生的问题，各位儒者的论说中值得警戒、足以策励人的，我都搜取无遗；有所缺漏的再加以补充，以备临政求治者观览，本来就不只是为经生学士而设。唉！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何况有聪明卓绝的天资，承受上天的命令，拥有四海，有能够成就圣治的资质，处在能够成就圣治的形势，又拥有可以成就圣治的权力，既可以把古代圣贤作为千古以来的自我期许，可以把四代帝王作为自我要求，却反而谦让迟疑、没有及时去做吗？” “这部书如果能够流传，虽是此书的幸运，实在也是天下后世百姓的大幸。至大戊申年十二月己未日，作序。” 儿子真卿跋说：“自从先世以来，家中多数人都学习《书经》。先君子能够继承家学，又私下从蔡氏传中学习朱子学说的绪论，尤其用力。大德甲辰年，父亲命真卿跟随双湖胡先生一桂、退斋熊先生禾，在武夷山中读《易》，因而得以刊行先君所著《孝经大义》。当时想把这部书一并刊刻，真卿回来后便请求父亲。先君说：‘朱、蔡二位老师已经在前面，编集这部书怎么可以草率呢？我余下的岁月和闲日还需要校订。’并且对真卿说：‘这部书将会盛行，我已经老了，恐怕来不及看见。”

译“传布这部书的人，就是你了。’” “到了我哀悼父亲、守丧三年期满时，〔原文“防圣天子”有疑〕圣明天子兴贤下诏，命令学习《书》的人只以蔡传为宗旨。斯文的气运重新开启，大概就在此时吧？先君这部书，担心遗漏，所以没有不记录；觉得繁琐，所以想以简约为原则。晚年虽重新加以校订，仍想拿给同道者质正，却没有实现。真卿仰遵先父遗训，向当世儒学前辈和先父的旧交求正，如葵初王先生希旦、双湖胡先生、定宇陈先生栎、息斋余先生芑舒，从他们那里多有讨论朱、蔡学说的收获。这部书似乎已经大为完备，谨刻于闽坊以扩大流传，不只是没有辜负先父的嘱托，也借此敬承明诏，略尽尊崇朱学之意。”延祐戊午年十月初一日。” 吴澄在序中说：“自从《乐经》亡佚以后，流传于世的经书只有五部：《诗经》《礼经》《易经》《春秋》和《尚书》。它们虽也不免有缺失和错误，但都不像《尚书》这样严重。朱子曾想撰写《尚书》说，却没有完成。门人曾请他为《尚书》断句，也没有完成。难道是因为读到其中有疑问，因而不敢轻易改动吗？他订正蔡氏《书传》，只做到‘百官若帝之初’就停止了。其余篇章的文义，虽说承受了老师的传授，但《周书·洪范》以后，渐渐显得疏略脱漏。老师的说法本来十分明确，却有不采用的地方。难道是著述尚未完成，后来有人增补进去的吗？还是草稿刚刚写成，来不及修改呢？《金縢》不避开郑玄的说法，显然不是孔氏的旧说。既然在自行选择材料上已经迷失，又同朱子的《诗传》《文集》不相同。然而说《鸱鸮》取卵毁巢，是比喻武庚败坏管叔、蔡叔以及王室，这又同于《诗传》，却与上文关于周公避居东都的说法互相矛盾。一篇之内，前后竟如此抵牾，这是为什么呢？《召诰》《洛诰》二篇，朱子的说法都在，但《书传》却没有承袭。因此我深深怀疑，《洪范》以后，大概不是蔡氏亲手所作。”鄱阳人董鼎，字季亨、号父，研究圣人的经学和朱子的学说，详细考察遗留下来的言论，又广泛采集各家说法，附在蔡氏各条注释的左边，名为《辑录纂注》。其中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都有所补益。“西伯戡黎”，那个黎国大概在黎阳一带，而不是上党壶关的黎。武王讨伐商朝，军队渡过孟津，必然经过黎阳，所以先攻取黎国，然后才到纣王都城。这就像齐桓公讨伐楚国，先击溃蔡国，随后进入楚国境内一样。《辑录》引用董铢、字叔重的问答，说吴才老把“戡黎”看作讨伐纣王时的事情。《召诰》中的“三月甲子”，是周公用《尚书》命令庶邦、侯甸男、邦伯和多士的一篇，也就是命令这些人的诰书。可是旧注说，“多士”写作于祭祀洛水次年的三月。《纂注》引用陈栎、字寿翁的说法，认为这篇对商朝士人的“三月”诰书，是周公到洛邑那一年所作。关于周公居东的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并不认为蔡氏采用郑玄的说法是正确的。略举一两端，就可以看出季亨父对于《尚书》研究的功劳实在很多。吴澄对于《尚书》，也曾根据先儒提出的疑问，推究其中可以知道的内容，往往不能完全同旧说相合。看董氏所辑所纂，其中竟有同我意见相同的地方。季亨父品行笃实，在乡里有信誉，六十八岁去世。他的儿子真卿来京师游学，拿出父亲的书给我看。我赞赏他穷究经书而有独到见解，又没有党同伐异、掩护缺失的弊病，于是为这部书在卷末作了题记。陈栎说：“鄱阳深山中的董公，尊崇蔡氏《书传》，辑录朱子的语录，增补各家的注解，间或用自己的见解加以阐发。” 《江西通志》记载：董鼎，字季亨，是德兴人。何氏【中】《书传补遗》十卷。已经亡佚。余氏【芑舒】《读蔡传疑》一卷。已经亡佚。《书传解》已经亡佚。《姓谱》记载：德兴人余芑舒，潜心研究程朱理学，著有《书传解》。严氏【瞂】《书说》已经亡佚。吴澄说：“《尚书》中，只有后晋增加的二十五篇文字明白易懂，早于汉代由伏生传下来的那些篇章，则文辞曲折难读。章贡人严瞂，专心致志地喜好经书，广泛阅读、深入探究《尚书》，撰写了《书说》，大略叙述其中的纲要。它好比金屑和花片，虽然还没有达到完整浑成，但尝鼎一脔，已经可以知道全鼎的滋味了。” 张氏【仲实】《尚书讲义》一卷。已经亡佚。牟巘在序中说：讲学是用来阐明道理的；道理不能阐明，只徒然耗费文辞，即使写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伏生传下来的《尚书》只有二十九篇，史书称秦代的恭把自家的学说增至一百多万字，也已经够多了。《论衡》又说，他讲解《尧典》篇名两个字，就用了十万字；仅仅解释“若稽古”两三个字，就用了两三万字，其中尤其繁琐。估量起来，这同近世所谓时文大义又有什么不同呢？班固认为，不思考广泛听闻、保留疑问，却专门琐碎地解释经义、回避困难，追求辞藻巧妙、说法新奇，破坏文字的形体，这不仅切中了当时的弊病，简直像是专门为时文发议论的。唉！《尚书》从屋壁中被发现，竹简有脱落，文字有讹误，尚且难以全部考究；如果再在原文之外泛滥牵引，反复自我纠缠，文辞越繁杂，道理越丧失，终其一生也没有所得，实在可悲。如今讲说经书的人，本来就应当彻底洗除这种陋习，完全遵从简明扼要的原则，寻求平实明白的解释，希望能够得到圣贤之意的五六成；否则也不过是时文义理罢了。我请张仲实在江阴时，曾给诸生讲授《尚书》，他所辑取的数【缺】拿给我看。从前我家先君高，有牟氏章句，接受他授业的人有万人；回头看我自己，白首一生却没有精通任何一门技艺，十分惭愧，无法为其发扬，但深深欣喜于它不作浮泛之辞，掌握了讲解经书的方法。大概先考察字音、字义、名物、度数，接着列举各位儒者的说法，辨析正确与否，阐明它们的相同和不同；大体上随文直解，细致分析，寻求最为恰当的解释，并且一概用朱子的说法加以订正。朱子虽然没有专门建立训诂传注，但他在其他著作以及散见于语录中的见解，往往也被采用。例如把“克明俊德”“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同《大学》相联系，把“危微精一”“执中”同《中庸》相联系，这就是善于阐说圣人之道。仲实从小能够刻苦努力学习，通晓经术；只是人们徒然称赞他的诗文，并没有真正了解他。仲实，义理没有穷尽，学问也没有穷尽，应当讲说的似乎不止这些；还希望你更加努力，把尚未达到的地方补足，完成余下的义理，成为一家之言，那就可以了。孔安国开始为《尚书》作注时，他的族兄孔臧写信给他，严正地加以规劝；所以不能因为是亲族就雷同附和、互相偏私【缺】。其中有值得称道之处，读者自然可以自己体会。” 程氏【龙】《书传释疑》已经亡佚。《经义考》卷八十五。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八十六。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尚书》【十五】。许氏【谦】《读书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