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四十一

译《唐志》记载为三卷。现存。张参自序说：“《易·系辞》说：‘上古时代结绳来治理事务，后代圣人改用书契，使百官得到治理，使万人能够明察，大概取法于夬。夬，就是决断。君王在朝廷上发出诚信的号令，是最大的决断；用书契来记载，就是这种决断。’到了《周礼》，保氏掌管教养国子，用六书的道理教育他们，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种，是造字的根本。即使文字有虫书、篆书等变体，古今字形有所不同，也不能脱离这六种原则，否则就会成为谬误和迷惑。君王治理天下，必定要使车轮轨距相同、文字写法相同，所以规定人在八岁时进入小学；文字有疑问，就一定保留下来，等待考求。春秋末年，保氏的教育废弛，没有可以取法、订正的标准，各人都按照自己的习惯行事，所以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官保留有疑问的文字；如今这种做法已经没有了。’大概孔子年轻时，人们还会提出保留疑问的问题，后来这种道术失传，他感叹人们不懂却任意造作。萧何制定汉朝制度，也有关于文字的法令：太史考核学生，要求背诵九千字，才可以任吏，并用六种字体考察他们。官吏上书时，字有写得不正确的，往往就会受到举发弹劾；这些都是正史遗留下来的文字，可以清楚考知。刘向、刘歆父子校订中秘书，从史籀以下各家，共有十家，编次成小学，列在六艺的末尾。” 后来，后汉许叔重汇集籀文、篆文、古文等各家的学说，依据隶书作训释注解，称为《说文》。当时蔡伯喈也认为，学校被毁之后，经义分散，儒者各自拘守师门所传，传记彼此混乱，错误和伪说相互夹杂，于是请求刊定五经，完备各体文字，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外，称为石经，使求学者能够取法。后来遭遇变乱灾难，只保存了一部分。之后又有吕忱，汇集《说文》遗漏简略的内容，撰写《字林》五篇作为补充。如今的制度是：国子监设置书学博士，设立《说文》、石经、《字林》的学科，考察其中的文字义理，每年评定成绩，这也是古代小学的遗制。近来考功、礼部考核贡举，急于选取人才，允许各人凭所学自称通人，只求趋于便利，不求是否恰当；文字违背六书原则，尚且被视为小事，五经原文也就荡然无所守护了。大历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职事中的弊病上奏说明情况，诏令交给国子监儒官考查校订经书原本，送尚书省参议。我有幸奉承诏命，得以同二三位儒者分经考核，共同裁定；彼此揭示字义，互相诘难，务求穷尽。又因为上古文字较少，后代逐渐增添，所以经典中的字音和字形多有假借。” 陆德明的《释文》从南方传到北方，遍通各家的学说，分析字音和训诂，尤其详细完备，本来应当据此订正。最后把所刊刻的书放置在屋壁上，虽然不如蔡氏学说那样精密，也不如石经那样坚固长久，但仰慕古学的人将知道归依之处。然而经典文字六十余万字，字形和字音杂有疑惑，不是一遍能够读通的；学者传授，其中的义理有所保存，分开似乎会有所失，合在一起又难以并列。我这里只能用朱笔标出其中的一部分，仍然担心年代久远、官署更替以后，倘若再次杂乱污损，就会失去原来的真实面貌。于是命孝廉生颜传经收集疑难文字，互相参照各体，接受师儒传授的方法，把它作为定例，共有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为三卷。《说文》的体例包罗古今，首先取用六书的要旨；其中有不完备的，就从《字林》中寻求。若有古体难以辨明、众人感到惊疑迷惑的，就以石经残存文字类比作为帮助。石经已经湮没，保存下来的很少，只能贯通采用经典和《释文》相承的隶省文字加以引申，不敢专断。近代字样多依据四声，传写以后，偏旁逐渐缺失；现在便采集《说文》《字林》各部，按类别相从，以容易了解为务，不拘泥于旧有次序。除非是经典文义所在，即使切合当时需要，也一概不予收录，以说明这是为经书而作，不是专为文字而作。某字若不是通常字体，但偏旁有所相合，就详细列出证据，并分别用朱字标记，使人们观看省察，不至于产生太多疑惑。大历十一年六月七日，司业张参作序。”},{ 林罕说：“大历年间，司业张参撰成《五经文字》三卷，共分一百六十部。” 陈振孙说：“唐代国子司业张参撰写此书，大历年间刻石立于长安太学。” 《崇文总目》记载：起初，张参奉诏与儒官校订经典，于是取汉代蔡邕的石经、许慎的《说文》、吕忱的《字林》和陆德明的《释文》，命孝廉生颜传经抄录撮要，考察其中疑义和异同而加以裁定；由儒学师氏分为一百六十部，凡不是因经书而出现的字，都略去不予收录。顾炎武说：“张参的《五经文字》依据《说文》，林罕刊正了其中许多错误，对学者很有功劳。” 唐氏【玄度】《九经字样》。

译《唐志》记载一卷。现存。《唐会要》记载：开成二年八月，国子监上奏，请求覆核审定石经字体。官翰林待诏、朝议郎、权知沔王友、上柱国、赐绯鱼袋唐玄度上状说：按照太和七年十二月五日诏令覆核审定九经字体，如今详细复核，大多依照司业张参的《五经文字》作为标准。原有的字样年代久远，笔画已经参差不齐，传抄沿袭，逐渐造成讹误；现已全部依据字书详加考察并改正。各经之中，另有疑难缺漏而旧字样没有收载的字，古今字体不同，隶书的变体也不一样；如果一概依据《说文》，就是古体会使人惊异；如果依照近代文字，又可能传抄讹误。现在与校勘官共同商议考察是非，取其中适中的编纂记录为新书，增补成《九经字样》一卷。有些经典沿袭下来的字形与字义不相同的，详细引用经文加以注解。现在刊削编成，请附在《五经字样》的末尾，用来考证并纠正错误。朝廷准许了这项请求。玄度在序中说：“我听说秦朝焚烧《诗》《书》，堵塞了人的见闻；汉朝兴起后整理典籍，以扩大人的聪明才智。只因龟书鸟迹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笔画又发生讹变，于是失去了本源。如今陛下时运与黄帝、虞舜相合，崇尚经籍，以考察人文来形成风俗；想到鸟迹文字已经偏离规范，因而逐渐衰微。于是臣上奏请求，获准在国学创立石经，又命臣下覆核审定字体，臣错误地承担了刊刻校订之任，发誓竭尽所知。大历年间，司业张参搜集众字中的错误，撰成定体，称为《五经文字》，专门供学者使用，实在很有帮助。臣如今加以考察，颇有条理；但因传抄年代久远，有的失去了旧有规范，所以现在删补缺漏，全部用来订正。又在《五经文字》原有部类中，采录那些有疑误而旧书没有收载的字，撰成《新加九经字样》一卷，共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凡偏旁、上下结构而原有部类中没有收载的，便汇编为《杂辨部》来统摄。若字体笔画完全残缺，就引用经文加以证明，并用雅言解释。臣掌握礼制，实在愧对大儒；但辨析字体、观察文字，正是遵循小学之学。其声韵谨慎依照《开元文字》，避免使用反切，只标明四声，确定其音韵部类。如今条目已经列举，刊削也已完成，愿竭尽愚见，以帮助后来的学者。” 林罕说：“开元年间，唐玄度因《五经文字》有未收载的字，又撰作《新加九经字样》一卷，共分七十六部。” 陈振孙说：唐代沔王友、翰林待诏唐玄度撰写此书，用来补充张参没有收载的字。开成年间，他把这两部书进献朝廷；它们本应归入小学类，因为专门为经书而设，所以附录在这里。我过去任南城县令时，外出拜谒，有人拿着旧纸在道路右边叫卖，我买到了这部书，原来是古代京城的刻本，是五代开运丙午年所刻。因此它成了我家所藏书籍中最古老的一部。王应麟说：唐大历十年，司业张参编成《五经文字》，把字按类别归在一起。开成年间，翰林待诏唐玄度增补《九经字样》，补足张参没有收载的字。后晋开运末年，祭酒田敏把二书合为一编，用来考订正体和俗体中的讹误。后周广顺三年六月，田敏进呈印板本《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共一百三十册。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有人说，张参、唐玄度所撰《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辨证》具有一定依据，但它们的方法本来取自蔡邕石经和许氏《说文》，应当重新加以修订，分别编排部类，定名为《新定五经字样》。朝廷采纳了这一意见。陶宗仪说：唐玄度不知道是哪里人，文宗时任翰林待诏，撰作《九经字样辨证》以辨析错误。张氏【镒】《五经微旨》。《唐志》记载十四卷。已经散佚。《唐会要》记载：建中元年十月，濠州刺史张镒撰成《五经微旨》十四卷，进献朝廷。韦氏【表微】《九经师授谱》。《唐志》记载一卷。已经散佚。《唐书》记载：韦表微认为，学者轻视师道，还不如以声乐为业的卑贱工匠能够尊敬自己的老师，因此撰写《九经师授谱》来斥责这种违背师道的行为。欧阳氏【融】《经学分毫正字》。《通考》记载一卷。已经散佚。《崇文总目》记载：唐代太学博士欧阳融撰写此书，辨析订正经典文字，使它们不致相互混淆。现今书卷已经残缺，只剩下《春秋》的中卷，其余各篇都已亡佚。韦氏【处厚】、路氏【隋】《六经法言》【《唐会要》作《五经法言》】。

译《唐志》记载二十卷。已经散佚。《唐会要》记载：长庆二年四月，翰林侍讲学士韦处厚、路隋撰成《五经法言》二十卷，进献朝廷。《旧唐书》记载：韦处厚身处掌管纳诲的职位，于是诠释选择经义中的雅正言语，按类别归集，编成二十卷，称为《六经法言》，进献给朝廷。《唐书》记载：穆宗即位后，韦处厚任翰林侍讲学士。因为皇帝年幼而又怠于学习，不肯向学，他便与路隋合编《诗》《书》《易》《春秋》《礼》《孝经》《论语》，摘取其中精粹和要旨，题名为《六经法言》二十卷，进献朝廷，希望帮助皇帝省览。皇帝称赞此书好，并赐给他们金币。处厚、隋进上表说：“臣听说，三皇讲道，五帝讲德，三王讲仁，五霸讲义；所讲的内容虽不相同，最终都归于理。理和道的极致，全都具备于六经之中。虽然质朴与文饰随着时代而变化，忠与敬交替施用，制度的增损因时而异，步伐和次序也不一致；然而，若要舍弃三纲、超越五常而达到天下和乐太平，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自从火灾焚荡、孔壁遭受虫蛀之后，偏曲的学说分成异途，专门之学疑惑纷纭，尊崇正道的轨辙彼此并行，仰慕圣人的门径却大概很少有人通晓。芜杂的文辞交错兴起，浮泛的义理日益产生，简册散乱混杂，篇卷繁多堆积，使后世历代劳神，也使当时形势受到弊害。知道得越多，所得反而越少。即使如此，通达事理的人、见识高明的儒者，尚且还不肯这样做，何况身居南面之尊、负有师道之责的人，难道不贪多积蓄而遗漏其中的【阙】吗？”“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精通义理而有神授之才，博闻强识而出于天资；词锋如高山峻峭，学问如泉水汇聚成海。承受吉祥的时运，便统一六合而毫不退让；想到屈己下士，便在两阶之间起舞而毫不迟疑。因此，应当仰慕圣人，继承帝业，肩比王者，超越霸主；岂能把区区近世的行迹与圣德相比呢？”“臣处厚、臣隋采集会合《易》《诗》《书》《左氏春秋》《孝经》等书，依据各书原篇，摘取其中精粹，论述先师微妙的防范之意，现又附在篇末，总题为《六经法言》，共二十卷，谨献上。” “从自身取法，必定以五事为根本；推及万物，则兼能通达三才。先从九族开始，推广到各家各户；以刑罚整治家庭，使之成为天下的仪法。圣明君主和贤良辅佐过去的行迹，哲人和庄士从前的言论，天与人相互关联的关系，幽明彼此感应的征验，穷究事理、尽明本性的辨析，以及如药石般攻治磨砺的规范，还有尧、舜、禹、汤、文、武治理乱世的道理，全都包含在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的义理之中。凡是能够举出其兴盛的事例，便可以用来观察；举出其违背的事例，便可以用来警戒。这些就是本书保存的内容。”“至于卦爻和卦象错综复杂，阴阳之理难以命名；比兴和劝诫之意幽深隐微而难以解释；诰命、训诫和告谕与古今情形不相合；威仪、礼数和制度，则交给有关官司加以褒贬扬抑，归入史法。这些就是本书所遗漏的内容。”“商鞅的学说，使▯帝感叹帝王之道难以实行；太宗采纳魏徵的意见，使王者的恩泽流布而广泛覆盖。由此说来，道理不分远近，德行不分轻重；有能力的人提举它，就像提举毛羽一样容易，没有能力的人举它，就像举起嵩山、泰山一样困难。如今遇到罕见的君主，处在难以相合的时运中，因此不能把百家的邪说、六国的纵横之术、▯汉的刑名之学以及魏晋的偷薄风气，当作盛世的治道。”“历代帝王都致力于编纂修撰：魏代有称为《皇览》的书，梁代著有《通略》，邺中有修文之作，江右有《寿光》之书；但这些不过是在见闻上夸耀，并不是为了把治理根本传给后世。” “臣如今所看重的，确实不同于这些著作。陆贾上奏的是很卑浅的言论，尚且被高祖称善；东方朔进献的是杂糅的学说，仍然得到武帝的知遇。伏惟陛下在处理机务的闲暇、宴饮休息之余，时常加以省览，这将是天下的大幸。” 李氏【袭誉】《五经妙言》《唐志》记载四十卷。已经散佚。崔氏【郾】、高氏【重】《诸经纂要》【《新唐书》本传作《六经要言》，《唐志》作《经传要略》】《唐志》记载十卷。已经散佚。《唐会要》载：宝历元年三月，高重、崔郾进献《纂要》十卷。《旧唐书》载：崔郾与高重摘录六经中的嘉言要道，按事类分编，共十卷，名为《诸经纂要》，希望君主便于查阅，皇帝赐给他们锦帛和银器。《新唐书》载：敬宗即位后，崔郾由侍讲学士升任中书舍人，谢恩说：“陛下让我担任侍讲，历时半年却一次也没有询问经义，臣没有功劳，不足以报答厚恩。”皇帝说：“朕稍有空闲时，当向你请教。”崔郾退朝后与高重分类编纂五经要言，编成十篇，进献给皇帝，以便观览省察。慕容氏【宗本】《五经类语》《唐志》记载十卷。已经散佚。《新唐书》注：字防初，幽州人，大中年间人。李氏【肇】《经史释题》《唐志》记载一卷。已经散佚。《崇文总目》载：唐代李肇撰写此书，上起九经，下至唐代实录，列举各书篇帙的大概，并解释书名。王应麟说：“书序说：经书以《学令》为定本，以《艺文志》为编次；史书以《史通》为准则，各自列出书名，随后加以解释。” 郑氏【濣】《经史要录》《唐志》记载二十卷。已经散佚。刘氏【镕】《经典集音》《唐志》记载三十卷。已经散佚。《新唐书》注：刘镕，字正范，绛州正平人，咸通年间任晋州长史。尹氏【思贞】《诸经义枢》已经散佚。马氏【光极】《九经释难》《宋志》记载五卷。已经散佚。邱氏【光庭】《兼明书》《宋志》记载三卷。现存。陈振孙说：“这是唐代国子太学博士邱光庭所撰写的。” 僧【十朋】《五经指归》《宋志》记载五卷。已经散佚。《经义考》卷二百四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四十二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群经【四】宋真宗皇帝《十一经诗》二十七章。已经散佚。《玉海》载：“祥符七年六月庚辰，皇上作《周易》诗三章。七月辛亥，作《尚书》诗三章。八月庚午，作《春秋》诗三章。九月甲申，作《毛诗》诗三章。庚戌，作《周礼》诗三章。十月甲戌，作《仪礼》诗三章。十二月庚辰，作《公羊》诗三章。祥符八年正月丁未，作《谷梁》诗三章。闰六月癸巳，作《孝经》诗三章。赐群臣应和。” 胡氏【旦】《演圣通论》【分别见于各经】《宋志》记载六十卷【其中目录一卷】。已经散佚。《崇文总目》载：这是本朝秘书监致仕胡旦所撰。胡旦把《易》《诗》《书》《论语》中先儒传注的得失加以参证综合，因此撰写论说，辨析并订正它们。《易》一百篇，《书》五十六篇，《诗》七十八篇，《论语》十八篇，共二百五十二篇。天圣年间进献此书。晁公武说：“其中所论《易》十六卷、《书》七卷、《诗》十卷、《礼记》十六卷，另有《春秋》论单独流行。天圣年间，曾经进献朝廷；论述广博，辨析精详，学者都以之为宗。” 陈振孙说：“《易》十七卷，《书》七卷，《诗》十卷，《礼记》十六卷，《春秋》十卷，第一卷是目录。胡旦是太平兴国三年进士第一人，倚仗才气而轻浮急躁，多次因获罪而被排斥。晚年尤其贪图财货，凭借掌握官吏的短处来牵制他们，被当时的舆论所鄙薄。然而他的学问也确实广博。” 蒋氏【至】《经解》已经散佚。陈耆卿说：“他是临海人，字造之。大中祥符六年，朝廷下诏荐举遗逸之士，章守德象把他的姓名上报。诏令索取他所著的《经解》进献，因此授任将仕郎、本州助教。” 黄氏【敏求】《九经余义》《宋志》记载一百卷。已经散佚。《会要》载：祥符五年正月，任命怀安军鹿鸣山人黄敏求为本军助教。黄敏求通晓经术，曾撰写《九经余义》四百九十篇。转运使滕涉把他的书进献朝廷，皇帝命学士晁迥等人审阅详定。晁迥等人说：“所撰写的内容有可取之处，所以特意作出这一任命。” 《崇文总目》记载：本朝处士黄敏求撰写此书，采集各家学说，对其中的是非加以裁定订正。《中兴书目》记载：除注疏以外，阐述其余经义的著作，共有四百九十四篇。孔维等人校勘《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已经散佚。《玉海》记载于端拱元年三月。孙奭《经典徽言》。

译五十卷。已经散佚。《玉海》记载：天圣初年，孙奭撰写《五经切》，论治道的内容有五十篇，题名为《经典徽言》，进呈朝廷。贾昌朝《群经音辨》。《宋志》载三卷【今本七卷】。现存。贾昌朝自序说：“我听说古人三年可以通晓一艺，三十岁可以通晓并确立对五经的学问，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天资聪颖、才智特别出众。我自从蒙受先朝恩典，任职于学校，到如今入侍内阁，总共二十年。年过四十，才勉强涉猎五经的文字；至于五经的道理，本来还没有什么成就。我曾忧虑后世的字书逐渐磨灭损坏，只有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完备地记载了各家音训，以及先儒学问传授中的异同。大体说来，古字并不繁复，多数是通假字，所以同一个字在文字、读音和训诂上各不相同的情况很多，应当加以辨析。我每讲解一经，便随即记录下来，又因取用天禧以来巾箱中所记载的材料，编成七卷，共分五门，题名为《群经音辨》。第一，辨析字同而音异。凡经典中一个字有多种用法的，都按类以篆文解释；凡是依据经文、按照先儒所说‘当作’、‘当为’的，都认为是字误，因而不予采用。至于‘读曰’、‘读为’、‘读如’之类，属于借音，本来应当全部记载。第二，辨析字音的清浊。经典中，读音深的字写作‘深’，读音广的字写作‘广’，世人有时讥笑这是儒者迂腐疏阔，硬要作出区别。我如今所论却并非如此。轻清属于阳，阳主生育万物，形体和作用尚未显著时，字音常常轻；” “重浊属于阴，阴主成就万物，形体和作用已经显著时，字音才重。这确实是顺应自然，并不是勉强区别。只是过去的贤人从未写文章说明这一点，所以后来的学者没有人想到它。例如，穿在身上的叫‘衣’，戴在头上的叫‘冠’，这是因形体而显出作用；收藏物品的地方叫‘藏’，人所居处的地方叫‘处’，这是因作用而显出形体。我又参考经文，因此为它们作训释说明。第三，辨析彼此不同的读音，说的是同一个字在彼此相对的用法中，因声调不同而显现意义，例如向人求取叫‘假’，给予别人叫‘假’；损害他物叫‘败’，自我毁坏叫‘败’；应当由同类事例推求其中的意趣。第四，辨析字音的疑混，如‘上上下下’之类，随着声音区别意义，这种传统一直流传很久，如今把它们汇集记录下来。第五，辨析字的训释得失，如‘冰’‘凝’本是同一个字，‘汜’‘泛’却是不同读音，学者不明白这一点，于是彼此混淆。既然依据字法，又涉及经义，便随着加以阐发，写在篇末。本书取材始于《易》《书》《诗》《礼》三经、《春秋》三传，以及《孝经》《论语》《尔雅》。凡是字见于各经笺传中的，先儒以之阐明经义，而《释文》已经完整记载的，如今全都采用。凡是字的本音虽然明白，但经传没有记载的，就依据《说文》解释；” “凡是字的音义已经明白的，就不再引证。编写《音辨》，是想使学者知道训诂的说法都有出处，姑且为考察古义提供一些论据，稍稍帮助统一文字的教化。”谨上。王观国后序说：“沈隐侯才高而学识广博，声名仅次于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开端。”他创制四声谱，用来区分清浊，以彰显天子的圣哲，并制作《郊居赋》给人观看。王筠读到“雌霓【五的反】连蜷”时，沈约拍掌欣喜地说：“我曾经担心人们把它读作‘霓’。”读到“坠石磓星，冰垂塪而带坻”时，王筠击节赞叹说：“知音的人很少，真正奇妙的地方几乎绝无，仅仅是因为相约讨论，正在这几句罢了。”唉！《郊居赋》一篇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议论，尚且担心世俗之人不能辨别它的读音，何况群经呢？王约想要订正字音，却只留意于词章，吟咏宫商之声，哪里能看到五经的微妙深奥之处？梁武帝不太遵用这种学说，把它看作涕唾，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本朝兴起后，首先以六经涵养士人。到了仁宗临朝，儒学风气更加兴盛，典章制度灿然完备。文元贾魏公年少时就通晓群经，章句解释明白，历任国子监官职，声誉和声望非常美盛，升任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 庆历、嘉祐年间，贾昌朝两度任宰相，身居执掌政务的职位，天下安定。他在经筵任职时，曾进献自己所著的《群经音辨》，全书分为五门，共七卷，成为后学者的指南。有诏令颁行此书，实际是在康定二年十一月。贾公凭借经学造诣做到将相，出任和入朝都兼涉文武，既有谋略又有功绩，得到裕陵的知遇，始终如一，勋封上柱国，食邑一万五千户。他所受到的际遇之优厚，达到了儒者荣耀的极致；相比之下，沈约受到萧梁轻视，实在只是被局促在车辕下的小马驹。因此，他能够推行自己的学问，向西击破赵元昊，向南击走侬智高，对外断绝契丹的图谋，对内平息甘陵之变。《群经音辨》的功效，光明显著，如同日月星辰。自从胡人和蝗虫遮蔽天空、神京汴京失守，皇帝车驾巡幸，驻跸三吴以来，战事正兴，而斯文并没有丧失。皇上留心经术，任用博学的大儒，亲自书写《中庸》，颁赐给众多士人，阐明深奥的义理，表彰六经。各州设置学官，教化广泛施行。绍兴己未年夏五月，临安府学为彰明皇上的旨意，雕刻贾公《音辨》，颁赐各州，下及各县。宁化号称士人众多，隶属临汀；当时县学刚刚修葺，儒生云集。此书初次下发时，大家争先缮写，但文字稍有毫厘差错，往往就会造成“鱼鲁”之误；又担心不能周遍供给诸生，于是坚决请求刻印书版，收藏在学宫中，以扩大它的流传。雕版工匠来自东阳，经过一个月才完成。此后，那些能够读经读到会心微笑、折服众说，纵横驰骋于群经之间的人，终于都得到了一部可以遵循的指南。五经流行于世，犹如五星光耀于天、五岳盘踞于地、五行繁盛于万物、五事秀美于人；它救济众人，使万物昭明复苏，这功效难道是浅薄的吗？自从有经籍以来，从来没有没有音注的。沈熊著《周易音》三卷，王俭著《尚书音》四卷，鲁世达著《毛诗音》二卷，李轨著《礼记音》二卷，徐文远著《春秋左传音》三卷，并不是没有音注，只是没有能够辨析音读的书罢了。因此，句读往往不明，师承也多有谬误。《礼经》把“鼏”读作“羃”，《左氏》把“蔿”读作“防”；有的在《老子》中把“载”改作“哉”，有的在《洪范》中把“颇”改作“陂”；甚至把“景”读作“影”，把“昭”读作“韶”。有的文字不同而读音相同，有的又把“行”读作“四召切”；还有文字相同而读音不同的。旁及史传、诸子百家，音读混杂、异体字丛生，其讹误大概也数不胜数了。更严重的是，武夫悍卒连“一丁”都弄不明白，老师宿儒也会被“三豕”迷惑，于是有了“作屋穿锤”的讥诮，也留下了“杖杜伏猎”的讽刺。□□形体不同，□▯形状有异；因为忌讳“水”字，竟把“洛”改为“雒”；因为厌恶“走”旁，便把“随”省改为“隋”。这类字大多采用俗体，都是凭臆测造出来的，竟把“以下上”写成“下上”，把“纵横”写成“纵横”。

译把“諡▯帝”写成“▯”，竟然如此好奇求异；把“穆公”改成“缪公”，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由此可见，《音辨》的流行，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汉、唐《艺文志》中所著录的笺注之书，有的称“音隐”，有的称“音略”，有的称“音义”，有的称“音训”，有的称“音钞”，有的称“释音”，可见这些书未必都能辨析音读；又有的称“辨证”“辨疑”“辨嫌”“辨惑”“辨字”“注辨”，可见它们所辨析的也未必都是音读。只有阳休之著书，名为《辨嫌音》，但同样芜杂烦累而不合经义，为魏收所轻视。只有贾魏公深深研究经书的旨趣，分类辨析音读，对传、注、笺、题不作牵强附会的解释，梳理疑难义理，启发并辅佐皇帝的心意。至于先王修治内心、守持自身，以及治理天下的深微意义，他都指陈事物、譬喻事理，分析得极其细密，因此能够辨明错误、订正群书；对上不欺骗君主，对下不欺骗百姓，时间越久越显明，千年也不会泯灭。渡过长江以后，戴高冠、穿宽带的士人传习经学更加广泛，汀州与防地相邻。百姓喜欢动用武力，盗贼蜂拥而起，郡城整军戒备，像蚕一样仰赖供给；邻近地区正在用兵，每天都疲于输送军粮。处理赋税事务的空闲时间里，他却独自与诸生从容行礼祭祀，闲谈并探究经学旨趣，专心从事音辨，几乎到了不通晓时务的地步。把书雕刻成版藏在学校里，即使是秀民来求学，也诚恳地提出请求，这同样是长久治理此邦者所愿意做的事。此书原来已有序文，姑且在序后作跋如下。陈振孙说：“丞相、真定人贾昌朝，字子明所撰；这是他在康定年间任天章阁侍讲时进上的书，共分五门。” 章氏【崇业】《五经释题杂问》。《宋志》著录一卷。已经亡佚。杨氏【安国】等《五经精义》。共二百二十卷。已经亡佚。《玉海》记载：皇祐三年十月丙申日，诏令杨安国等把《五经正义》分段解释，编成一部书，先撰写序文和书名。丁酉日，杨安国等请求定名为《五经义宗精义枢要》。诏令将书名定为《五经精义》。十二月己亥日，皇帝在延和殿召见，杨安国等进上《五经精义》序，读完后，赐茶并退下。辛丑日，诏书下发到迩英阁。皇祐四年六月壬寅日，延和殿侍讲学士进上《五经精义·周易节解》二十卷。十一月甲寅日，皇帝御临迩英阁，侍读进上《尚书解节》三十卷。皇祐五年四月癸卯日，进上《礼记节解》九十卷。十月甲寅日，进上《春秋节解》八十卷。仁宗又命侍读丁度等修订编纂《五经精义·周易节解》。丁度等说：‘《诗》《书》中关于凶服的内容，以及《春秋》中关于盗贼和祸乱的内容，都是过去没有讲解的，如今删留取舍，系于皇上的裁定。’皇上说：‘先王关于吉凶的制度，是百代共同遵循的，不能因为世俗忌讳而删略。春秋时期丧乱的事情，都包含善恶，作为鉴戒，是君主应当知道的，也应当保存。’ 齐氏【唐】《五经要防》。《通志》著录五十卷。已经亡佚。《姓谱》记载：齐唐，字祖之，山阴人；天圣年间进士，任南雄州佥判，历任职方员外郎。刘氏【敞】《七经小传》。《宋志》著录五卷。现存。《中兴书目杂释》说：《诗》《书》《春秋》《周礼》《仪礼》《礼记》《论语》为七经。晁公武说：‘本朝刘敞，字原甫所撰。他所谓的七经，是《毛诗》《尚书》《公羊》《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元祐年间的史官说：‘庆历以前，学者崇尚文辞，大多拘守章句注疏之学，到刘敞才开始不同于诸儒的学说。后来王安石修订经义，大概本于刘敞。’晁公武考察刘原甫所说“伊尹辅佐商汤讨伐夏桀，从陑地登上”的一类内容，发现经义大多抄取于此。史官的话并非虚妄。陈振孙说：“前代的经学，大体都承袭注疏；至于以自己的见解解释经书、著书流传于世，则是由刘敞首先倡导的。只是《春秋》已经有成书，而《诗》《书》《三礼》《论语》的内容见于《七经小传》，又附有《公羊》《左氏》《国语》三条，所以称为‘七经’。” 吴曾说：“庆历以前，学者崇尚文辞，大多拘守章句注疏之学；到刘原甫写成《七经小传》，才开始不同于诸儒的学说。王荆公修订经义，大概是以刘原甫的学说为本。” 胡氏【顺之】《经典质疑》。共六卷。已经亡佚。《姓谱》记载：胡顺之是原州临泾人，考中进士，任青州从事，升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卢氏【士宗】《五经精义》。已经亡佚。《玉海》记载，仁宗《实录》说：卢士宗任经筵官时，撰成《五经精义》，进献给皇帝，诏令收藏在史馆。杨氏【绘】《群经索蕴》。《宋志》记载三十三卷。已散佚。李清臣《六经论》。一卷。尚存，收入《皇宋文选》。刘彝《七经中义》。《宋志》记载一百七十卷。已散佚。王应麟说：有《易》，没有《仪礼》。王庠《经说》。一篇。缺失。《宋史》记载：王庠，字周彦，是荣州人。他曾把《经说》寄给苏轼，说：“二帝三王的臣子，都立志于道；只是因为亲自获得道很难，所以守护它就非常坚定。自从孔子、孟子作《六经》以来，道已有确定的论断；士人的修养反而比不上古人，于是才知道后世之人看见《六经》容易，便轻视它而不去实行。”苏轼回复说：“《经说》中的这一篇，所说的确实正确。”大观庚寅年，朝廷在天下推行“含法”，各州以王庠应诏。当时正严厉实行元祐党禁，王庠自我陈述说：“苏轼、苏辙、范纯仁是我的知己，吕陶、王吉曾经推荐过我，黄庭坚、张舜明、王巩、任伯雨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参加科举以求做官。”后来他又被举为八行第一，朝廷知道不能使他屈服，便赐给他“处士”的称号。不久改任潼州教授，赐予出身和章服；一天之内四道任命一同到达，他最终竭力辞谢，不肯接受。程颐《河南经说》。

译《宋志》记载七卷。现存。陈振孙说：“《系辞说》一部，《诗》一部，《春秋》两部，《论语》一部，改定《大学》一部，《程氏之学》一部；《易传》是完整的一部书，其余各经也都具备于此。” 张载《经学理窟》。《宋志》记载三卷。现存。晁公武说：“杂记经书和传注的义理，辨析佛、老之学的错误。” 汪伟作序说：“《横渠经学理窟》，有人认为是先生亲自撰写的。我考察：熙宁九年秋，先生汇集自己所立的言论，编成《正蒙》。他平日俯身阅读、仰头思考、领悟精妙而迅速写下的内容，应该没有遗漏。第二年他就去世了，所谓文集、语录以及诸经说等，都是门人编纂汇集的。像《理窟》这样的书，也不过是分类编排的语录之类罢了。言论有详有略，记录者也不止一人。即便如此，其中精要的言论固然不超出《正蒙》，却不能说不是先生思想的内蕴。谈论学习，必定以达到圣人的境界为期望；谈论治理，必定以三代为目标；至于进修的方法、施行的方术，都有具体的层次，清楚而切实可行，并非只是寄托于空洞言辞。朱子说：‘天资高的人就学习明道，不然就先学习二程和横渠。’确实是因为横渠用功切近而深刻，有可以遵循和守持的内容。百世以后诵读他的言论，就像盲人忽然看见日月的光明、聋人忽然听到雷霆的声音，懒惰苟且的人也都能立定志向。《正蒙》的阶梯以及其中闲暇时所论的数条，与《遗书》所载没有不同，由此可见先生平日与程氏兄弟议论相同之处，并不是抄袭拼凑而成的。”大理丞、莆田人黄伯固，志向高远，笃信并坚守道义，具有先生那样的勇气，偶然取《理窟》刻印于官寺，使有志之士知道应当向往的方向；这也是推重先生多方培育人才、思及天下的心意。黄巩作跋说：“先生经说一类的著作，朱文公编纂《近思录》时已经取用了。唯独《理窟》世上很少见。然而晁氏《读书志》中有《经学理窟》一卷，题为张某撰写；黄氏《日抄》也说，横渠好古之心十分迫切，所以把《诗》《书》排在《周礼》之前。但晁氏说是一卷，而此书却是五卷，究竟是本来一卷，后来被后人分成五卷，无法知道。考察《近思录》，凡是取自先生文集、语录和诸经说的内容，原来都出自《理窟》。想来《理窟》也许是他的门人汇集文集、语录和诸经说中的言论，并用这个名称命名的，大概不是先生亲自著作的。这样说来，晁氏和《日抄》所说的，也未必一定正确。先生的文集以及诸经说都没有流传下来，其中见于《近思录》的，也没有多少，幸好还有这部编书留存。先生所谓‘懂得礼而使之成为本性，改变气质的方法，学习必须达到圣人的境界才算完’等话，大概在书中多次出现。世上想求取先生学说的人，难道可以忽略它吗？” 王安石《三经新义》。已经亡佚（分别见于各经）。薛应旂说：王介甫解释《洛诰》时，遇到不能明白的地方就空缺不说，这也可见他并不一味自以为是。刘子澄曾说：王介甫不依凭注疏，想修订圣人的经书；不拘守旧有格例，想更新天下的法度，可以说是懂得当务之急。但其中出自他自己的部分，反而赶不上旧说，以至于误国害民。又说：王介甫的《三经义》都颁行于学官，后来又加以诛绝，最终使它的流传断绝。如今思考起来，其中或许并非没有一两点可取之处；当时不因人而废弃其言论，也是可以的。《宋鉴》记载：绍兴九年，沙县人陈渊任右正言，入朝应对，借机谈论程颐与王安石学术的异同。皇上说：‘杨时的学问能够尊奉孔子、孟子，他所辨析《三经义》的道理十分恰当。’陈渊说：‘杨时起初尊奉安石，后来得到程颢的教导，才醒悟安石的错误。’皇上说：‘看《三经义解》，完全可以看出安石的穿凿附会。’陈渊说：‘穿凿附会还只是小问题；至于道的根本源流，安石没有一处不错误。’皇上说：‘为什么这样说？’陈渊说：‘圣人之学所传下来的，只有《论语》《孟子》《中庸》。《论语》以仁为主，《中庸》以诚为主，《孟子》以性为主。安石却都昧于这些根本。仁道极其广大，《论语》随着所问而回答，向樊迟说爱人，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 而安石于是便认为爱就是仁。他解释《中庸》时，就说中庸是用来接待他人的，高明是用来安处自己的。《孟子》七篇专门阐明性善，而安石采用扬雄“善恶混”的说法，甚至说到无善无恶，又沉溺于佛学；他在性理上的错误就相距更远了。杨时《三经义辨》。《宋志》记载十卷。未见。《中兴书目辨》：辨析王安石《书》《诗》《周礼》三经义的错误。《玉海》记载：绍兴五年六月，起居郎朱震说：“已故龙图阁学士杨时所著《三经义辨》，请下令让本家抄录后进呈。” 吕本中说：“龟山沉浸于经书之中，推广老师的学说，深入探究、竭力索求，务求穷尽其中的旨趣；内涵深厚而广大，却不敢轻率地自我放纵。” 朱子说：“龟山一出来任事，就追夺荆公王爵，停止让他配享孔子，并且还想劈毁三经的刻板。士子们不高兴，于是相互聚集询问：‘三经有什么不可以的，为什么就要毁掉它们？’当时龟山也只是谨慎地避开这件事罢了。” 王居正《三经辨学》。三十八卷（分别见于各经）。已经亡佚。吕祖谦作行状说：“您的学问以六艺为根本，深厚醇正、宏大奔放，把崇尚正确、排斥错误作为自己的责任。自少年时起，您就没有被王氏学说所动摇，慨然想要排斥其中不善的部分，以使世人从迷惑中醒悟。您任兵部官员时，因事请求入朝对答，于是谈到王安石的新学对士大夫心术的危害，请求把《辨学》献上，皇上答应了。您上呈《辨学》以后，龟山杨先生的《三经义辨》也上呈秘府，于是孔孟学说的根本防线才得以彰明，天下从此不再尊奉王氏。”

译《宋鉴》记载：绍兴五年正月，兵部侍郎王居正进献《辨学》四十二篇。王居正曾经入宫见皇上，请求把自己过去论述王安石父子平日言论不合于道的文章献上，皇上答应了。王居正于是整理成七卷：第一卷题为“蔑视君亲，亏损忠义，凡有所褒贬，全都损害名教”；第二卷题为“非议圣人，毁灭天道，诋毁污蔑孔孟，尊奉崇尚佛老”；第三卷题为“严厉惩罚进言者，唯恐皇上有所听闻”；第四卷题为“假托儒术而行奸邪，以实行私意，变乱经书法则，严重诬蔑天下人”；第五卷题为“随意相互解释，反复无常而处处危险”；第六卷题为“排斥前代儒者，把经术自我标榜为新奇，不顾义理”；第七卷题为“三经字说彼此抵牾”。诏令把它送交秘书省。王居正又进言说：‘臣听说陛下深深厌恶安石之学已经很久了，不知圣明的心意看清了它的弊病究竟在哪里？冒昧请求陛下说明。’皇上说：‘安石的学说夹杂霸道，取法商鞅以求富国强兵。今天的祸乱，世人只知道是蔡京、王黼的罪过，却不知道天下的混乱是从安石开始的。’王居正回答说：‘祸乱的根源，确实如圣上所说；然而安石的学说得罪万世之处不止这一点。’ 王居正于是向皇上陈述安石训释经义中一两件无父无君的事情。皇上变了脸色说：“这难道不是损害名教吗？孟子所说的邪说，正是指这种说法。”王居正退下后立即为皇上的论说作序，附在《辨学》一书的卷首，再次上呈。胡埜《诸经讲义》。已经亡佚。《江西通志》说：“胡埜，字德林，宁都人。政和八年进士，任婺州教授。方腊攻陷城池时，遭受祸害。” 黄彦远《五经指南》。已经亡佚。《江西通志》说：“黄彦远，字思邈，金溪人。政和二年进士，任平江府教授，调任吉水令。” 张邦彦《经解》。已经亡佚。楼钥说：“邦彦在政和二年由太学上舍擢升为进士，官至左朝散郎，追赠朝议大夫，有《经解》等杂著数十卷。” 邹首《六经解》。已经亡佚。《闽书》说：“首字晋，是信福清人。宣和二年，被乡里推荐。南渡以后，被人告发，赐死。” 张网《六经辨疑》。《宋志》记载五卷。已经亡佚。《六经确论》。《宋志》记载十卷。已经亡佚。王廷珪《六经讲义》。十卷。已经亡佚。陈光《六经讲解》。已经亡佚。《闽书》说：“陈光字世德，永春人，与陈知柔是朋友，梁克家曾拜他为师。官至封州佥判，代理知赣州，曾进献《六经讲解》。” 萧楚《经辩》。两卷。未见。陈第说：共四十九篇。《经义考》卷二百四十二。《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四十三。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群经【五】。程氏《汉儒授经图》。佚失。俱自序说：古代尊重老师，重视道术；从天子直到平民，所以孔安国传授经书，昭后死后，孔安国还为他服丧；桓荣在东宫为明帝讲学，明帝即位后，亲临桓荣宅第，到了里门便下车，捧着经书上前，可见当时对老师的尊敬到了这种程度。汉朝兴起后，诸儒以经学义理作为专门学问来教授，所以求学的人一定有师承，学术源流和派别都可以考查。经历东汉、两晋直到唐朝，这种遗风仍有保存。然而其中也不时出现大儒，不专门以某一部经书的章句教授学生，如王通在河汾之间推行自己的学说，韩愈在元和年间抗颜直言，所以跟随他们学习的人，在修身处事、成就事业和写作文章方面，都足以闻名当世并流传后世，魏征、王珪、李翱、皇甫湜这些人就是如此。夏侯胜的话真是浅陋啊！他说：‘士人忧虑的是经术不明；经术如果明白，取得青紫官服，就像俯身拾取地上的小草一样容易。’学习所可贵的地方，难道只是为了这个吗？夏侯胜却用利禄诱导学生，为什么呢？西汉的风俗本来已经崇尚通达而急于求取功名了。又使士人专门为了利禄而学习，学习后做官，做官后显贵，那不过是迎合取容、患得患失罢了。比如张禹凭经学成为皇帝的老师，官至丞相，却被视为佞臣；后世议论者说，西汉灭亡，是因为张禹、谷永借灾异对策的机会，歪曲公议来阿附王氏。这两个人都受到成帝的信任和裁决，关系到汉朝存亡的关键。既然如此，那么他们怀藏奸心、追逐利益，难道本来的志向就是为了取得青紫官服吗？后世君子把取得青紫官服作为志向的很多，寻求老师、致力于学习的却很少；求学的人也没有师承，这就是我常常遗憾生得太晚的原因。当祖宗盛隆之时，像孙明复、胡翼之凭经术，杨文公、欧阳文忠凭学问文章，成为一时的宗师，学者有可以取正裁定并向他们求学的对象。王荆公出世后，以经义教授东南学者，等到得到君主信任、主持天下政事，天下人便纷纷以他为宗师。元祐年间，苏子瞻以文章主持英才俊士的文坛，也可以说盛极一时。我卧病乡里，读《西汉儒林传》，看到其中老师和弟子传授学问的严密，所谓源流派别都可以考查，不禁私下有所感触。况且佛教自释迦文佛传授心法以及讲解佛法的宗师以来，到如今将近二千年，源流派系和谱牒如同数一数二般清楚；下至医、巫、祝、卜以及各种工匠技艺，没有不有所师承的。像我们儒家师承的传统，如今却被轻视了；所谓学官、老师和弟子，简直像在路上偶然相遇一样，实在可叹。因此他们事业不能成功，言语不能精工，名节不能树立，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于是我把汉儒传授经书的情形绘成图，以便想见汉朝兴起时的风范。建炎四年六月。罗氏【无竞】《经解》。佚失。胡铨作传说：‘罗无竞，字谦中，庐陵人，出仕任建宁主簿，后来去世。门下宾客私下给他谥号为“孝逸先生”，有《经解》数卷。’ 吴氏【沆】《群经正论》。四卷。佚失。《玉海》记载：绍兴十六年九月，吴沆进献《群经正论》四卷。郑氏【伯熊】《六经口义拾遗》。佚失。宋氏【藻】《群经滞穗》。一百篇。佚失。《闽书》记载：宋藻，字去华，莆田人。绍兴年间中进士，任江阴军知军。黄氏【开】《六经指南》。佚失。任氏【文荐】《六经章句》。佚失。《姓谱》记载：任文荐是闽县人，绍兴年间中进士，历任浙江提刑、本路都转运使。杨氏【汝南】《经说》。三卷。未见【《一斋书目》中有记载】。陆元辅说：‘汝南，字彦侯，龙溪人，绍兴年间中进士，任广州教授。他摘取《诗》《礼》《中庸》《春秋》的义理，写成三十篇，用来教授学者，并且上表进献朝廷。’ 洪氏【适】《经子法语》。未见。杨氏【甲】《六经图》。六卷。现存。《中兴书目》记载：绍兴年间，布衣杨甲撰写。毛氏【邦翰】《增补六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