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八

译《宋志》著录二十卷。今存。朱子自序说：“有人问我：‘《诗》是因为什么而作的呢？’我回答说：‘人生下来时本来是宁静的，这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受到外物感触而发生变动，是本性的欲望。既然有了欲望，就不能没有思考；既然有了思考，就不能没有言语；既然有了言语，而言语又有不能完全表达的地方，那么在叹息、歌咏、感叹之外发出来的声音，就必然有自然形成的音响和节奏，不能停止。这就是《诗》产生的原因。’又问：‘那么，《诗》用来教人的道理是什么呢？’我回答说：‘《诗》是人的内心受到外物感触，而在言语之外表现出来的东西。内心所受的感触有邪有正，所以言语所表现的内容也有是有非。只有圣人在上位时，他所受到的感触无不正当，因此他说的话都足以作为教化。至于有时所受到的感触复杂，所发出的言语不能没有需要选择取舍的地方，那么在上位的人一定会考虑如何反省自己，并因此有所劝善惩恶，这也是用来教化人的方法。’过去周朝兴盛的时候，上至郊祀、宗庙和朝廷，下至乡党、闾巷，所作的诗，其言辞纯正，无不出于正道。圣人本来已经把它们配合声律，并用在乡人中、用在邦国里，使天下受到教化。至于各诸侯国的诗，天子巡狩时也一定要陈列出来加以观览，以此实行黜陟的典制。” 自昭王、穆王以后，教化渐渐衰败，到了东迁以后便完全废弃，不再讲求了。孔子出生在这个时代，既然没有取得官位，也就无法施行帝王劝善惩恶、黜陟升降的政事，于是当时便搜集整理《诗》的篇籍，加以考订，删去重复，纠正紊乱；对于其中善行不足以作为法则、恶行不足以作为鉴戒的，也删削去掉，使篇章趋于简约并流传久远，让求学者根据这些诗考察得失，好的学习它，坏的加以改正。因此，他的政治作用虽然不能在当时施行，但它的教化实际上影响了万世。这就是《诗》之所以能够施行教化的道理。’又问：‘那么，《国风》、雅、颂的体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我回答说：‘我听说，凡是所谓“风”的诗，大多出自里巷歌谣，是男女相互唱和，各自表达感情的作品。只有《周南》《召南》亲自受到文王教化的影响，因而养成美德，人们都能获得合乎本性的正当情感，所以表现在言语中，欢乐却不过分淫荡，悲哀却不过分伤感，因此这两篇独自成为风诗中纯正的经。自《邶风》以下，各国的政治治乱不同，人的贤能与否也有差异，他们受到感触而发出的诗有正有邪，是非也不一致；所谓先王遗风，到这里就发生变化了。’ 至于雅、颂的篇章，都是成周时代朝廷、郊祀、宗庙中使用的乐歌文辞；它们的语言和谐而庄重，义理宽广而精密，作者往往是圣人一类的人，本来就是可作为万世法则而不可改变的作品。至于变雅，也都是当时贤人君子忧悯时事、针砭时弊而作的，圣人把它们采录下来。那种忠厚恳切、忧思深切的心情，以及陈述善道、闭塞邪说的意旨，更不是后世善于言辞的人所能比得上的。《诗》之所以成为经，是因为下至人事、上至天道都包含其中，没有一条义理不具备。又问：‘那么，学习《诗》应当怎么办呢？’我回答说：‘以《周南》《召南》为根本，探求其端绪；参照各诸侯国的诗，以穷尽它的变化；在雅诗中端正它，以扩大自己的规范；在颂诗中调和它，以求得最终的归宿。’这就是学习《诗》的大旨。于是用章句来纲举其义，用训诂来记载其意，用讽诵歌咏来发扬它，用涵泳浸润来体会它；考察情性隐微之处，审察言语行为发生的关键，那么修养自身、整齐家庭、使天下达到平均平治的道理，也就不必到别处寻求，而可以从这里得到。” 陈文蔚说：“先生解释《诗》，除去了《小序》扰乱经义的地方，得到了诗人吟咏性情的本意。” 陈振孙说：“把《大序》和各篇《小序》分别编成一册，并辨析其中的是非。他为吕氏《读诗记》作序时，自己说年轻时的见解浅陋，时间久了才知道其中有不妥之处，有些地方不得不加以修改订正。如今江西所刻的晚年本，是从南康胡泳伯量那里得到的，并由他校订。建安本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内容经过重新订定。” 郝经作序说：“古人作诗，只不过是歌唱、诵读、弦乐伴奏和舞蹈，截取篇章来赋诗罢了。传授其中义理的人，当时还没有口耳相授、传注经学这一套学问。秦朝焚烧《诗》《书》，使百姓愚昧，三代的学术几乎因此断绝。汉朝兴起后，诸儒从灰烬中搜集残存的典籍，开垦荒地、疏通源流，接续六经断绝的绪脉，于是传注之学兴盛起来。秦朝焚烧《诗》《书》，对《诗》的破坏尤其严重，所以能够传授旧说的人很少；关于《书》，仅有济南伏生所见、所闻以及传闻的内容，略为丰富一些，只有齐、鲁、毛、韩四家而已。但其源流久远而未能分明，师承不同，学说也不同，彼此互相矛盾。比如《关雎》一篇，齐家、鲁家和韩氏认为它是康王政治衰败时所作的诗，毛氏却认为它是歌咏后妃之德、作为《国风》开端的诗。大概毛氏之学规模正大，具有三代儒者的风范，不是齐、鲁、韩三家所能比的。最终，三家的说法没有流行，只有《毛诗》的诂训和传独自流传于世。可惜它的解释疏略简古，没有把自己的说法讲完，使后世得以不断改易。因此，这些义理在郑氏的笺中逐渐繁衍，虽然可以说用心勤苦，但义理仍不完备；后来总汇集中于孔氏的疏中，虽然可以说完备，但道理仍不够明白。唉！《诗》是圣人用来教化天下的书，其中的义理是多么重大啊！它所讲的是端正的性情和义理，是义理的汇聚，是已经发显的中和之性，是符合节度的和谐。” 文王、武王以及周公、召公遗留下来的功业，治乱的根本，王政的大纲，都是中和之声所归止的地方。天与人相互关联之际，万物与欲望交错之间，彼此欣然应和、融洽合一，纯正而没有间隔。先王凭借它来辨察真伪，考察政治的治乱，侍奉鬼神，助成化育，安定天位而保全天德。观察民情而设立教化，防止邪念而保存诚心，是圣人的功业；所经过的地方便受到感化，所存留之处便显现神妙，是圣人的作用。正合于变化，变化又合于正道，是《易》的象。赞美则称扬歌诵，讽刺则讥评贬斥，是《春秋》的义理。因此，《诗》的义理根源在天道，显现于人心，浸润肌肤，深藏骨髓，广大深厚的恩泽浸透到万世。虽然秦朝焚烧了它，但存在于人心中的《诗》却从未被焚毁。难道仅凭那些曲折烦琐的训释文字，以及鸟兽虫鱼草木的名称，拘泥琐碎地考辨，就能把它完全说明吗？可是有关部门制定规程，师长父兄垂示训诫，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到了宋代，欧阳修才开始作图说，突破二程、二苏的范围。苏氏、王氏父子接踵而起，驰骋议论。河南程氏、横渠张氏、西都邵氏，又远远探究，竭力穷究，发扬光大。到了东莱吕伯恭，汇集各家的说法编成《读诗记》，尚未完成便去世了。当时晦庵先生正收束伊洛学派横流般的纷杂议论，使圣学折归中正，集传注之大成，于是为《诗》作传。

译他近取自己的见解，远承汉、唐的规范，恢复《风》《雅》的正统，探求讽刺与赞美的根本。他厘正训诂的弊病，确定章句、音韵的长短和差误，辨明《诗大序》《诗小序》的重复之处，于是三百篇的精微意义，以及“思无邪”这一句话，像正午的太阳一样灿然明白。他的自序，便把从孔子、孟子直到宋代诸位先贤的格言全部载录其中；至于毛亨、郑玄以下，则没有论述，其中的旨意就很隐微了。这部书在江汉之间流传已久，北方的学者却还没有听说。大行台尚书田侯得到善本，命工匠刻板刊行，以便永久流传。书传到保下属经那里，经因此为文公《诗传》的流行、为学者的幸运而高兴，同时又赞美田侯用心仁厚，所以追溯各家著述的根源，把这些内容列在篇首。朱弁说：“朱子研究《诗》，本于欧阳氏的宗旨，而删去了《诗序》文字的明文；采纳吴才老的说法，用叶音来协调音韵；又以《周礼》的六义，把三经三纬中的赋、比、兴分别安排得当，可以说已经没有遗憾了。” 王祎说：“朱子的《诗集传》，训诂多采用毛亨、郑玄的说法，叶韵则依据吴才老的学说。他解释各经时，自己说唯独对《诗》没有遗憾。当时东莱吕氏有《读诗记》，最为精密。朱子实际上也兼采了它。” 何乔新说：“宋代欧阳氏、王氏、苏氏、吕氏对《诗》都有训释，虽然各自都有发明，但仍不能没有遗憾。自从朱子的《诗传》问世，三百篇的旨意才灿然重新明白。” 桂蕚说：“《诗集传》极其详尽，然而其中涉及制度、名物，如果不读注疏，就无从知道。当时朱子传授经义，完全依据注疏的训释，只是认为诸儒解经过于详尽，难免穿凿附会而失去经文原意，于是取其精要作传，以求得作者的意旨。谁知后来的学者竟然废弃注疏而不看。试举一两个例子，如‘三事就绪’。朱传采用郑司农关于‘三农’的训释，后人不加考察，便把孟子所说的上农、中农、下农之说另作解释放在下面，却不知道这本来出自《周礼》‘三农生九谷’的注，其中说的是高原、下隰、平阳三种土地上的农民。又如《閟宫》注中关于‘砻密’的解释，读《诗》的人有的把它理解为结构严密，难道不可笑吗！” 尤侗说：“三百篇用‘思无邪’来概括，怎么会有把淫词全部收录的道理？即使《诗》中有赞美和讽刺，把它理解为讽刺淫乱还可以，却不应当把淫荡之人自己创作的诗也收进去。郑伯前往晋国，子展吟诵《将仲子》。郑伯宴请赵孟，子太叔吟诵《野有蔓草》。六卿为韩宣子饯行，子□吟诵《野有蔓草》。子太叔吟诵《褰裳》，子游吟诵《风雨》，子旗吟诵《有女同车》，子柳吟诵《箨兮》。这六首诗，都是朱子认为属于淫奔之辞的。然而叔向、赵武、韩起没有一个不认为它们好。郑人称它们为郑诗，难道会自己揭露本国的丑事吗？近来高忠宪在东林讲学，有人拿《木瓜》诗来诘问，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其中并没有男女二字，怎么知道它是淫奔之诗？’在座的人都默然无言。只有萧山来风季说：‘即使有男女二字，又何必就是淫奔呢？’张衡《四愁诗》说：‘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明明有‘美人’二字，却不能说是淫奔之诗。”话还没有说完，有人愤然起身说：‘“美人”本来就是通称，像“彼狡童兮”这样的句子，难道不能认为是淫奔吗？’回答说：‘又何必就是淫奔呢？’ “您没有读过箕子的《麦秀歌》吗？‘麦穗渐渐长啊，禾黍油油盛啊，那狡黠的童子啊，不肯同我亲善啊。’箕子说的是受辛，受辛就是君主，那么‘狡童’指的是谁呢？”回答说：“狡童就是淫荡之人。”高忠宪立即起身作揖说：“先生说得对。我不知道朱子听到这些话，会认为怎么样？” 朱氏【鉴】《文公诗传遗说》六卷 现存 鉴的后序说：“先父文公的《诗集传》，豫章、长沙、后山都有版本，其中后山本校勘最为精确。只是初稿脱稿时，音义训释还有不完备之处，刻版已经完成，不能再增补。想要撰写补遗，最终也没能完成，只好仍然使用旧版，修葺编成全书；补缀增补的部分拖延日久，书版将要漫漶。后来我来到富川办理郡中事务，公务之余便常常取出家藏本，亲自加以订正，刻置于学宫，以便永久流传。”我过去在先父身边侍奉时，常常看到学者们相互讲论这部书；凡是一字的疑问、一义的隐微之处，都反复问答，切磋研究，一定要让他们心中通达、理解意思后才停止。如今文集、书信、语录中所记载的这类内容，不下数十上百条，我汇集编次成书，题名为《遗说》。后世读《诗》的人，如果能兼而考察这些内容并尽心研习，就和亲自承受教诲引导没有不同，可以领会其中的意义，对它的言说也不会疑惑。至于《七月》《斯干》两首诗，文公写给遗丘子服的书信，还可以考见他取舍、安排小序的方法，因此一并附在后面。” 成德说：“端平乙未年，子明任承议郎，代理兴国军知军时所撰成的。”子明有个儿子叫子浚，娶理宗的公主为妻，官至两浙转运使兼吏部侍郎。元兵进入建宁，子浚和公主逃往福州。知府王刚中把城池投降给阿刺罕。子浚对公主说：“您是帝室的王姬，我是大儒世家的后裔，不能使君主夫妇受辱。”于是仰头服毒而死。小说有的讥讽他写信给贾似道时称“万拜”，实在是诋毁诬陷，不值得一提。辅氏【广】《诗童子问》二十卷 现存 胡一中序说：“《诗童子问》是濳庵辅传贻先生所著，用来辅助朱子《集传》的书。三百零五篇长期被穿凿附会于《小序》，牵强附会于诸儒之说，六义不明已经很久了。到了朱子，才完全纠正圣人的经义，使微妙的言辞和深奥的旨意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先生亲自受教于朱子门下，在问答之间深入探究而有所自得；他尊重老师的学说，退让谦抑，不敢自作主张，所以谦称为‘童子问’。既在前面完整记录师友的精粹言论，又在后面详细辨论《诗序》的说法，使读《诗》的人充分体会圣经贤传的意味，受到鸢飞鱼跃般天机自然的鼓舞，这难道不是对人伦常道大有功劳吗！从前在檇李时，听说士大夫把收藏这部书看得像至宝一样，把传授这部书看得像秘术一样，实在辜负了传述此书的本意。如今我在建阳书市，到余君志安的勤有堂，才得到这部书并刻印在木版上；又把文公的《传》刊在上面，把《童子问》附在下面，内容灿然明白。于是高兴地说：‘从前只在家中私自传授的书，如今已经公开给天下后世了。读书人是多么幸运啊！’志安要求我在篇首作序，我怎敢不再拜、洗手，恭敬地写下这些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王祎说：“辅氏《童子问》的学说，大多补充了朱传尚未完备之处。” 许氏【奕】《毛诗说》

译《宋志》著录二卷 已佚 陈氏【骏】《毛诗笔义》已佚 《闽书》记载：陈骏字敏仲，任大冶县丞，跟随朱文公学习。孙氏【调】《诗口义》五十卷 已佚 刘氏【爚】《东宫诗解》已佚 陆元辅说：“建阳人刘爚和他的弟弟刘炳，都是朱子的高足弟子；刘爚官至工部尚书，谥号文简，著有《东宫诗解》。” 徐氏【侨】《读诗记》已佚 冯氏【诚之】《诗解》二十卷 已佚 黄氏【櫄】《诗解》二十卷，《总论》一卷 现存 《闽书》记载：櫄字实夫，是龙溪人。淳熙年间，以舍选身份入朝答对，升为进士丙科，调任南剑教授，最终官至宣教郎。林氏【拱辰】《诗传》已佚 《温州府志》记载：拱辰字岩起，是平阳县人。淳熙戊戌年，以武举改换文科登第，历任广东经略安抚使。有《诗传》，刊刻于平江。舒氏【璘】《诗学发微》已佚 《宁波府志》记载：舒璘字元质，是奉化人；乾道年间任徽州教授，最终官至宜州通判；淳祐年间谥号文靖。高氏【頥】《诗集传解》三十卷 已佚 《闽书》记载：高頥字元龄，是庆元进士，任永州东安县知县。陈氏【经】《诗经讲义》已佚 杨氏【泰之】《诗名物编》十卷 《诗类》三卷 均已佚失 时氏【少章】《诗大义》《赘说》已佚 张氏【孝直】《毛诗口义》已佚 陈谦的《诗解诂》已佚。王瓒说：“这是宋代乾道年间永嘉人陈谦益所撰。” 戴溪的《续读诗纪》《宋志》载三卷。未见。陈振孙说：“这部书出自吕氏之后，认为吕氏对于字词训释和篇章分章已经详尽，但各篇的意思还没有贯通，所以取名为《续纪》。实际上是陈氏自己阐述见解，也多半不采用《小序》。” 黄震说：“南渡以后，李迂仲汇集各家对《诗经》的解释加以辨析；而南轩、东莱则只汇集各家可取的说法，比李氏的著作简略；东莱的《诗纪》独自流传，岷隐戴氏于是撰成《续诗纪》。” 戚雄说：“戴岷隐认为，《有狐》写国人怜悯鳏夫，是彰显国人的仁心，本来就胜过彰显寡妇的淫乱心志。他认为《摽有梅》表现的是父母的心意，‘求我庶士’是选择女婿的说法。这话说得太好了！恐怕即使圣人再生，也不会改变这番话了。” 高元之的《诗说》《宋志》载一卷。已佚。柴中的《诗讲义》已佚。李心传的《诵诗训》五卷。已佚。赵汝谈的《诗注》已佚。钱时的《学诗管见》已佚。王宗道的《读诗臆说》十卷。已佚。杨明复的《诗学发微》已佚。谢铎说：“《诗学发微》是杨明复所著，如今已经亡佚。” 张贵谟的《诗说》《宋志》载三十卷。已佚。《括苍汇记》载：“张贵谟，字子智，遂昌人。由进士出身，任吴县主簿、教授，任抚州宰、江山县令，官至朝议大夫。” 黄应春的《诗说》已佚。《宁波府志》载：“黄应春，奉化人，嘉熙二年进士，官至朝防郎，任处州知州，著有《诗说》。内翰应防、左史黄自然缴进，送监防详除，任国子学录。” 陈寅的《诗传》《宋志》载十卷。已佚。史守道的《诗略》十卷。已佚。《四川总志》载：史守道，字孟传，眉州人，绍定年间进士，授迪功郎。” 谭世选的《毛诗传》二十卷。已佚。陆元辅说：“茶陵人谭世选，起初因进呈《尚书》献策而补授官职，五次被推荐任漕防，三次名列举首；他的《诗传》辅翼了汉儒的说法。” 刘应登的《诗经训注》已佚。《江西通志》载：“刘应登，字尧咨，安城人。景定年间，以漕贡身份中进士。宋朝将要危亡时，隐居不出仕。” 赵若烛的《毛诗粗通》已佚。韩谨的《诗义解》已佚。陆元辅说：“晋江人韩谨，字去华，原任南海尉，改授宣义郎，除任处州教授；他进呈所著《诗礼义解》，被召任国子博士，升任广南东路提举学事。从巡尉到任职不到两年，便掌持一方使节，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事。” 汤建的《诗衍义》已佚。陆元辅说：“他是乐清人，字达可，学者称他为艺堂先生。” 吕椿的《诗直解》已佚。韩惇的《诗义解》已佚。刘垕《毛诗解》。已佚。《闽书》记载：垕，字伯醇，建阳人。宝庆三年，任江宁知府；因收复李全有功，升任朝请大夫，任常州、衡州知州，后调任南剑州。学者称他为静斋先生。董梦程《诗训释》。已佚。谢升孙《诗义断法》。已佚。《江西通志》记载：谢升孙，南城人。考中进士，任翰林编修，后来在朝中任职，士人称他为“南窗先生”。王万《诗说》。已佚。焦巽之《诗总》。已佚。《经义考》卷一百八。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九。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诗》【十二】。魏了翁《毛诗要义》。《宋志》著录二十卷。未见传本。钱文子《白石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