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一

译一卷 存 《宋鉴》记载，绍兴六年十一月庚辰日，皇帝对大臣说：司马光的隶书，真像汉人所写，近来米芾等人都不能仿佛。我有司马光的隶书五卷，早晚都放在座位右边，每每取来展开欣赏。他所书写的又是《中庸》和《家人》卦，都是修身治国的道理，不只是欣赏他的字而已。赵鼎说：这就像司马光所说的，举止仪容、周旋应对都合乎礼，没有一点遗憾。叶绍翁说：南屏山兴教寺摩崖刻有《家人卦》《中庸》《大学》篇，司马温公所书。《新图经》没有记载钱塘这处石刻。自五代以来，那里没有遭受战争祸乱，百姓富裕华美，却多有崇尚淫靡的风气；对于齐家的道理，或许有所缺失。因此司马公书写这些内容来帮助风俗教化，并不是偶然为之。周密《武林旧事》说：南屏兴教寺旧名善庆寺，有齐云亭、清旷楼、米元章书写的琴台，以及唐人摩崖所刻的八分书《家人卦》《中庸》《乐记》篇。后来有人在石旁刻下“右司马温公书”六字，其实并不是这样。吴自牧《梦粱录》说：南屏山怪石高耸秀美，山中有一洞，洞上有石壁如同屏障，十分可爱。司马温公把《家人》卦书写下来刻在石上，至今还保存着他的笔迹。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说：杭州邵皇亲坟，原是吴越时期法因寺的旧址。后山石壁上有司马温公用篆书写的《家人卦》，笔力遒劲，很值得观赏。按：篆书《家人卦》如今在净慈寺西面。辛丑年，我和同乡曹侍郎秋岳一同进山，见到了它。旁边题名很多，可惜未能摹拓。卦文之后写有《乐记》篇中“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至举而措之”一段，又有《中庸》中“道不远人，至无入而不自得焉”一段。泗水潜夫说这不是洓水所书，但以《宋鉴》为证，似乎应当是司马公所书。宋代休阳县摩崖《兑卦》未见 曹学佺说：休阳县县治的古城中，淳熙年间，县令邹补之在山上摩崖刻写隶书《兑卦》全文，因此命名为兑卦峰。朱子【熹】石刻《易系辞》未见 王佐《续格古要论》说：朱子书写《易系辞》，从“易有太极”到“易逆数也”，末尾有朱熹书三字。蔡元定刊刻，到了正统三年，旧刻已经漫漶毁坏；知府周鼎重新刊刻。程敏政在书后说：有晦庵先生所书《系辞》，从“易有太极”以下共一百一十二字。西山蔡氏刻石，存于常德府学，字迹有少许失真的地方，大概是翻刻本。如今先生的八世孙、婺源司训贞，又把它镌刻刊印，拳拳不忘祖先手泽，可以说是贤者。这是圣人的微言，也是经世启蒙所由产生的地方；西山蔡氏都曾参与讨论，当然能够有深刻的领会。体与用本来同出一源，显与微之间没有隔阂，求学的人难道可以满足于凡庸浅近，而不专心沉思这些道理吗？宋代昌州石刻六十四卦象碑 已佚 王象之《舆地碑目》说：六十四卦象碑在昌元县。宋代道州石刻《太极图》未见 曹昭说：周子的《太极图说》石刻，一件在南安府学，一件在抚州府学，一件在道州。明代凌云山石刻《易图》五篇 未见 杜应芳《续全蜀艺文志》说：嘉州凌云山有注《易》洞，主事安佑曾在这里读《易》。知州梅羮题写匾额，陈嘉言作序铭，袁子让刻下注《易》五碑一图：龙马象，河洛数，羲文卦序二图，卦位及先后天三图，直曰及大小父母四图，外循环、内变通、浑天六位，卦纳甲五图，圆倍乘方因重及卦气运世配方；司化洞正方可坐数十人。按：安佑是四川嘉定州人，弘治壬戌年进士。张氏【▯】古文《尚书》石刻 已佚 晁公武说：我到达少城，在撰写《石经考异》之余，因而在学官处得到这部古文《尚书》全编，原来是进士张▯仿照吕氏所刻的本子，把原书用朱笔书写后刻在诸石上。这不只是文字足以流传后世，像二典中“曰若奥□”之类的文字，学者难道可以不知道吗？如今那些石刻应当已经不存，摹本也没有见有人流传于世。世上没有爱好古物的人，即使是金石之刻，又怎么能够保存呢？盛熙明《书法考》说：古文《尚书》是后人不懂篆书，依据夏竦的韵书汇集编成的，完全不合古法。明代太仆寺石刻《冏命》一篇 存 王世贞跋说道：“《周礼》记载，太仆的品秩是下大夫；孔氏认为，既然称作下大夫，就没有再称‘太’的道理，因此应当确定为中大夫。总之，他的地位并不是特别尊贵显赫。可是穆王对于冏却特意加以任命，使他的地位可以和大司徒相比，并让他纠正过错、匡正谬误，使他改正不正当的思想；又告诫他要谨慎地选用属官，不要亲近不正派的人，这样看来，任命也就很重了。只是读这篇诰辞的内容，却好像后世所谓奉车驸马都尉的职务罢了；至于‘攻埶抚和禁▯驱防’的职责，则与它没有关系。以穆王这样的贤君，刚一放纵奢侈之心，七萃之士高奔戎便驾着车辇响应他，八骏的足迹遍及天下，却没有人顾念返回。当时伯冏这个人，无论他是否还在世，穆王亲自任命他，又亲自与他并肩而行，实在令人感慨啊。孔夫子之所以删定《尚书》却没有废弃这篇文章，并不只是因为它的文辞。”按：《冏命》石刻在太仆寺的官署内，是吴人周天球所书，刻石时间为万历甲戌年四月。石刻《鲁颂·駉》篇 四章 未见 魏正始石经《大学》伪本

译一卷 存 许孚远说：我看石经《大学》的编排次序，实在难以理解；两千多年后忽然出现这样的本子，多半是好事者制作的。毛奇龄说：现在世上流行的《大学》石经，是唐代开成年间所刻的石经，虽然不是汉代熹平年间蔡邕的旧迹，但与郑玄《礼记》注的原文并没有异同。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忽然有魏正始本石经出现在甬东丰考功坊家中。它的文字只是重新编纂，不分章节；增加颜渊问仁二十二字，删去“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十八字。当时海盐郑端简晓从同乡许黄门相卿家得到此书，大加表彰。他说：魏正始年间，诏令诸儒虞松等校正五经，卫觊、邯郸淳、钟防等用小篆、八分书把它们刻在石上，起初流行的是《礼记》，而《大学》《中庸》也随之流传。考察魏史，正始年间诸儒虞松等校订石经，魏人邯郸淳、钟防用古文、小篆、八分书写在石上，立在汉碑西面；那么魏正始年间原本确实有把五经书写并刻石的事情。所谓政和，是宋徽宗的年号，属于正始二字的笔误。只是当时没有卫觊这个人；卫觊是卫瓘的父亲。根据《经典稽疑》的记载，卫觊应当在太和三年去世，去世时虞松十五岁，钟防才五岁，断不可能同时参与书写；而且钟防的母亲张氏传记说钟防十三岁时讽诵《周礼》《礼记》，可见《礼记》的流行绝不可能要等到钟防书写后才开始。其说法的漏洞，不辨自明。到了万历甲申年，南户曹唐伯元在吉安邹氏家得到此书，立即上疏请求颁发给学官；但因为他的奏疏涉及其他事情而触犯了宦官，于是驳回奏请，没有施行。不过，他的奏疏中这样说：石经《大学》，魏代虞松从贾逵那里接受了它；贾逵的父亲贾徽和他的老师杜子春，都曾向刘歆学习。汉武帝时，《周礼》从岩屋中发现，归入秘府，五家经学之儒都无法看到；直到成帝朝，刘歆才上表请求公布。后来贾逵任职中秘，又为《礼记》作传义诂及论难百万余言，成为学者所宗仰的人。当时他的朋友郑众与贾逵各有解释，而马融推重贾逵的解释最为精深，所以贾逵的解释独自流行于世，郑众的解释没有流传。考察《汉书·贾逵传》，贾逵只是接受《春秋》，作春秋五家之说，并没有接受《周官传》，也没有接受《礼记》而作《礼记传义》。这些话都是借用贾逵传中的旧文来影射立说。比如所谓《周礼》从岩屋中出来，说的就是《周官》；所谓五家之儒，说的就是《春秋》五家；所谓传义诂，说的就是《春秋》的传义。唐伯元不明白五家究竟是哪五家、周礼究竟是哪一种礼，却错误地在传义上加上“礼记”二字，实在可笑。而且当时有两个贾逵：一个是在熹平年间接受《春秋》的人，一个是在正始年间与虞松等共同校订石经的人。如果是前一个贾逵，那么他距离松等人太远，根本来不及亲自授受；如果是后一个贾逵，那么又怎么会有马融推重他的事呢？贾逵解释“独行”的事情，实在是梦呓般的说法。他又说：“至于注疏《大学》，东汉的郑玄接受了它，经过摰恂、马融传下来；小戴所传的《大学》，又出自后苍、孟卿、萧奋，萧奋的学问本于高堂生，这就是高堂古文。当时因为它不是秘府所藏，不能列入记录。《礼记》出自高堂，本来确实可以作为依据；然而并没有高堂、刘歆两种本子同时流行的事情。况且庆、戴三家都设立了博士，而小戴所传的《大学》当时已经著录为经，却说它因不是秘府所藏而不予记录，这怎么说得通呢？” 毛先舒说：石经《大学》出现在嘉靖年间，丰道生自称家中收藏着魏政和年间的石刻古文本。他说，这个本子传自贾逵，又有虞松记述贾逵的话说：“孔伋困居宋国，担心先圣的学问不能彰明，帝王之道将要失坠，所以作《大学》来经纬它，作《中庸》来辅佐它，这个本子就是这样。”当时石经《大学》本受到一些尊信它的人的推崇，管登之还写了《八不可易》来论说。唐伯元上奏请求用它来替换天下学者所学习的朱子章句本。王元美却说它不可信。杨时乔刻成《大学》三书来驳斥它的伪妄。周从龙也撰写《遵古编》，认为《大学》应当恢复注疏古本，并以王文成守仁的论说为归依。考察可知魏国没有“政和”年号，于是断定石经是伪作，并且认为它有“四大拙”，用来驳斥管登之的说法。只是石经本有“食而不知其味”一句，下面又有“颜渊问仁”二十二字，周从龙便更加相信这个本子，认为这些文字原本就有，是唐玄宗删去的，如今本来就应当补入。又因为“诚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便根据贾逵的说法，断定它是子思的著作。丰道生的石经本《中庸》在“民鲜能久矣”句后，紧接着写“道其不行矣夫”，把两句合为一章。比如“行远章”在“费隐章”之后，“鬼神为德章”在“达孝章”之后，周从龙又完全尊奉这个本子，还自称有幸听闻此说，仿佛从睡梦中醒来。大概不免有自相矛盾之处。丰道生起初名叫坊，字存礼，曾任考功一职，后来成为废弃之人，所以当时被称为“狂生”。南京国子监石刻《大学》。未见到。安世《鳯墨林快事》说：“樗寮子书写《大学》首简，祭酒程公把它刻在南雍的东序。” 韩氏【滉】石刻《春秋通例》。一卷。已经散佚。陆龟防说：“贞元年间，韩晋公曾进献《春秋通例》，并把它刻在石上。”王象之说：“韩晋公《春秋通例》的石刻，如今在润州文宣王庙。” 唐石台《孝经》。

译四卷。现存。张昔《孝经台赋》说：孝是德行的首要，教化确实是治理的根本，所以玄宗探究宣尼孔子的深意，作为圣人治理之理的关键。于是探寻隐微、钩取深意，有的文字简约而意义深远。然后把皇帝的训诫刻在别山的石头上，建立崇高的台阁，作为儒林的苑囿。天文般的光彩焕发，使人知道孝道能够得到彰明；精微的训诫高高悬挂，显示仁爱的风气已经回归。上可以崇尚君主的德行，下可以通达人情。王道如玉般温润，帝王典制如金般清正。礼义虽表现为子女效法父母，实际上道理能够畅达于家族声誉。施行于众人，风俗就可以改变；把孝的道理施用于教化，便可以与日月的贞明相比。不这样的话，为什么能有如此卓异独立的标志，坚定地守持正道呢？金字累累，条理贯通；银钩般的笔画分明交相辉映。因此，面向它的人都修睦，接近它的人都产生敬意。这正是向百姓显示大端，仰望高山而学习其高尚品行。圣人的教化真是至高无上，根本深厚；斟酌其中的旨意，就能使薄薄的风俗变得淳厚，辅助政治，就能使治理之道更加敦厚。所以政治以严肃教化为尊，并不是没有《诗》《书》才开始讲述它的实行；本来无论贵贱，都愿意尊奉它的化育根源。况且高而不危的，最适合用台来比拟；经磨损而不变薄的，没有比石头更合适。把贞正的本质彰显在学校中，远胜于秘府中的竹简帛书。这样确实可以与天地相匹配而长久存在，哪里只是流传千百年而已呢？静下心来反复思考，文章的道理本来就在这里。君主一人有所作为，家家户户都能得到治理。看君君臣臣之间的关系，内心便会产生爱敬；对于尊尊卑卑的道理，也就学习并懂得了。何况经过雕琢而成章，分别安排而有条理，四方各处都不失其正，篇章次序也各得其所。三千弟子击鼓入学的盛况，年代遥远，却足以让人共同瞻仰；十八章的箴规，全部揭示并陈列出来。由此才知道，孝的道理如馨香一样，有时会彰显；它不毁坏、不朽灭，教化能够遍及无边疆域。因此把宏大的美德播传给后世帝王，表彰继承帝位的明王。所以说：孝，是上天永恒不变的法则，应当与大地相配。长久存在，便如天地一样长久。赵明诚说：“明皇所作《孝经》注共四卷，是天宝四载九月用八分书写成的。”陈振孙说：“明皇《孝经》注，是如今世上流行的本子。起初刻在太学，皇帝亲自用八分书书写，末尾有祭酒李齐古所上的表以及皇帝的答诏，还详细列有宰相等人的姓名官衔；确实是天宝四载所刻，号称《石台孝经》。乾道年间，蔡洸任镇江知府，把这个本子交给教授沈必豫，熊克出使时让人把它刻在学宫的石上。”欧阳修《集古录》中没有这件事，难道只是偶然没有见到吗？我家有这件石刻，共装成四幅大轴，把它作为书阁的镇重之物。考查《唐志》，作《孝经制诏》。” 曹昭说：唐玄宗用八分书写《孝经》注，以小隶字书写，末尾有御跋的草书，字方三四寸；碑共有四大面，末尾详细列出朝廷大臣的官职和功勋。王世贞说：唐玄宗书写《孝经》之后，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适之等人的题名。韦郇公陟题作彭城县男，大概是从吏部侍郎外任河南采访时，才开始承袭公爵。这一版本把他的封爵写成这样；韦斌封平乐郡公，可以补足本传的缺漏。书法丰润妍美而匀称协调，和《太山铭》同样流行，署押也雄健俊逸，令人喜爱。当时林甫受到蛊惑，已经到了极点，却还知道有这部经吗？” 赵崡说：“这块碑有四面，顶部以蟠螭为饰，雕凿镶嵌精巧，所以不是后世所能制作的。开元皇帝的书法与《太山铭》相同，润色文字的史惟则老练刚劲而又丰润妍美，如泉水吐出凤凰，像大海吞下巨鲸，这并不是虚夸之语。后面有李齐古的表，行书也很好；同时刻有各位大臣的姓名，字迹并不草率。至于行押数十字，尤其豪放爽利而令人喜爱。由此可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竟到了这样的程度。” 李应祥说：“天宝四载，唐玄宗用八分书写的《孝经》，在文庙的碑洞中。” 顾炎武说：“石刻《孝经》如今在西安府儒学前。第二行题写‘御制序并注及书’。下面的小字写着‘皇太子臣亨奉敕题额’。后面有天宝四载九月一日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上柱国、臣李齐古所上的表，以及玄宗的御批。大字草书三十八字，下面有特进、行尚书左仆射、兼右相、吏部尚书、集贤院学士、修国史、上柱国、晋国公、臣林甫；光禄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书、弘文馆学士、上柱国、渭源县开国公、臣李适之等四十五人的姓名。只有林甫因为任左仆射而不写姓氏【《旧唐书·王璠传》记载李绛的奏疏说：‘左右仆射是百官的师长，开元年间称作宰相，在表状中不署姓氏’】。经文、序文和注释都用八分书写，碑额题为‘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在《注孝经台》中间人名的下面，夹入‘丁酉岁八月廿六日纪’九字，这是后人添上的。这一年是乙酉，不是丁酉。末尾两人的官衔不写‘臣’字，也很可疑。” 唐御注《孝经》双石幢记。赵明诚说：“在莫州，由唐代杨谏撰文，刘景廉用八分书书写，时间是开元二十二年十二月。” 宋石刻草书《孝经》。一卷。已经散佚。江少虞说：淳化三年十月，派遣中使李怀节，把御笔草书《千字文》一卷送到秘阁。李至请求将御制《秘阁赞》刻在碑阴。皇帝对近臣说：“《千字文》大概是梁武帝得到钟繇的书法，打碎碑石取出一千多个字，让周兴嗣按韵次序编排而成的，文字和义理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并不是用来流传后世、树立教化的文章。《孝经》才是百行的根本，朕曾亲自书写并刻在碑上，刻在碑阴也可以。”于是把它赐给李至。《玉海》记载：太宗御笔草书《孝经》一卷，刻在秘阁的石上。宋建康府学御书《孝经》。一卷。未见到。张铉《金陵新志》说：高宗御书《孝经》赐给秦桧，真书、草书相间；守臣晁谦之把它刻在府学的石上。秦桧和晁谦之在下面题跋，如今还存在，但经过火灾，已经不完整。湖州学御书《孝经》。一卷。未见到。徐献忠《吴兴掌故》说：“高宗御书《孝经》，绍兴十四年，太守张宇立石，碑在州学。” 常州学御书《孝经》。一卷。未见到。《毗陵志》说：宋高宗御书《孝经》的石刻，淳熙年间由守臣林祖洽建立，置于州学御书阁。” 句氏【中正】石刻三体《孝经》。《宋志》记载一卷。已经散佚。《宋史新编》说：句中正曾经用大篆、小篆、八分三种字体书写《孝经》，摹刻在石上，于咸平三年上表进献。真宗在便殿召见他，赐座，问他写了多少内容。当时他回答说：“臣写这部书用了十五年才完成。”皇帝赞叹嘉许，赐给他金紫，并命令把它收藏在秘阁。” 虞淳熙说：“句中正奉诏用三种字体书写《孝经》，摹刻在石上。” 杨氏【南仲】三体《孝经》。《宋志》记载一卷。已经散佚。昌州石刻古文《孝经》。

译一卷。已经散佚。王象之说：“碑在昌州北山。元代本有二十二章，与今文十八章略有不同。考察可知，今文本先在汉初出现，而古文本与《尚书》一样，都出自孔子住宅墙壁中。今文本已经盛行，古文本却唯独不能列入学官，只有孔安国、马融为它作传。等到明皇为今文十八章作注，认为《孝经》是古文的人就更加少了。司马光、范祖禹都曾把它进呈。司马光说：‘开始收藏它时，距离古代还不远，它的书最为真实。’范祖禹又为它作说，也说古文或许能够得到正确的版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十二章〕 盛熙明说：“古文《孝经》其中有一篇大错特错，是后人妄想制造古本，利用古文字拼集而成的。” 李氏【师德】石刻《孝经》。一卷。已经散佚。师德的序说：万胜使乡里没有受到丝毫损害，虽然功业没有在当时大为显著，但这同妻子儿女遭到掳掠、拱手接受刀刃相比，毕竟大不相同。这件事的始末，见于吴王祠的石刻。师德得以承继父亲，后来上天没有降下福佑，等到长大便成了孤儿，孤零零一人，想着要竭尽力量侍奉父母，难道还能在早晚之间实现吗？圣人的经典中，以孝为最大；作为人子的，如果不能亲身实行孝道，吃稻米、穿锦衣，面对父母之灵能安心吗？每想到这里，不觉眼泪无端流下。况且父母爱护子孙，并不只是抚养、培育、给他们穿衣吃饭而已；凡是一言一行，常常忧惧地担心他们有所过失，陷入不合道义的境地。等到临终之际，还要反复恳切地告诫、训饬他们，不能停止，实在是因为爱护之心没有穷尽。用没有穷尽的爱，却受到生死变化的限制，这是合乎人情而又有所不足的。师德虽然不聪敏，上不能对亲人竭尽力量，下又怎敢忘记他们的爱护呢？良田广宅不足以据有它们，成倍的黄金和美玉不足以把它们当作珍宝。能够珍爱并拥有的，难道只有圣人的言语吗？圣人的言语，遍布于方册，灿烂如日月；至于立身、治家、侍奉君主、侍奉父母，其中章句明白而容易理解的，没有比《孝经》更为重要的了。我私下希望把它摹刻在坚硬的石头上，一块立在祖先的坟地，一块放在县学，用来给后人看；又惭愧自己的声名事迹昏暗不显，不足以震动人们的耳目，取得后世的重视。因此用很高的代价征求当时有名望的人，请每人写一章，再加上序文，共得到十九个人，又给它命名，希望多少有所寄托。司马迁说：‘里巷中的人，想要磨砺名声、勉励品行，如果不依附青云之士，怎么能流传到后世呢？’师德私下仰慕这句话；这样做不只是让后代子孙知道我爱护他们的深切，也希望把我不肖的事迹附带显现于后世，并且使乡里的光荣永远传下去而没有穷尽。朝请郎、勾当东京排岸司、轻车都尉、赐绯鱼袋李师德撰序，元祐元年三月初九日。朝奉大夫、充集贤校理刘定书写。” 莫旦《吴江志》说：“《孝经》石刻旧时在县学，景泰年间还存在。”这样看来，李师德大概是吴江人。徐师曾《吴江志》说：“吴江县学，宋大中祥符年间开始建造，元祐年间才完成。县里人李师德把《孝经》刻在石上，立在学校中间，并亲自作序。” 无名氏石刻《孝经》。未见。曹昭说：“吉安府学有一本真楷小字《孝经》，如今已经不完整，不知道是什么人书写的。” 明代国子监石刻《孝经》。一卷。现存。考察万历年间，蔡毅中将《孝经》注进呈朝廷。蔡毅中又把它刊刻在石上，嵌在国子监西厢房的左壁上，至今还保存着。席益石刻《孟子》。十四卷。亡佚。晁公武说：“《孟子》十四卷。本朝席益在宣和年间任成都知府，把它刊刻在石上，置于学官中。他说，伪蜀时期把六经刻在石上，却唯独没有《孟子》，六经因此没有完备。六经在孔子那里大成，哪里会有缺少的道理？他的说法既然荒谬，又有很多错字，例如把‘频顣’写作‘类’，这样的错误多得数不胜数。” 赵希弁说：“《孟子》十四卷，没有题明经文和注共有多少字，也没有题明书写者的姓氏。” 《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一。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二。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刻在墙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