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三十五

译《宋志》记为一卷。已佚。赵希弁说：“以上是武林吴准斋如愚所著。一篇是阐明卦象，一篇是阐明爻象。乔文惠公行简曾经推荐他说：‘成忠郎吴如愚，原在武职行列，不久便隐居起来。虽然身在都城，却闭门不出。我想结识他，却无法做到。这个人品行醇厚而耿介，气质正直而温和，讲求圣贤之道，钻研经书，著述还很多。希望特意将他改授从事郎，并授予秘书校勘之职，以示优遇。’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但如愚没有接受。” 《馆阁续录》记载：吴如愚，字子发，临安府人。嘉熙二年五月，因原任成忠郎，特意改授从事郎，差遣充任秘书校勘，他辞谢不接受。特意转授秉义郎，并给祠禄。方氏【濯】《易注解义》已佚。《兴化府志》记载：方濯，嘉熙二年进士，任广州观察推官。钱氏【时】《周易释传》二十卷。未见。《馆阁续录》记载：钱时，字子是，严州人。嘉熙二年五月，以平民身份特意补授迪功郎，差遣充任秘阁校勘，并命严州取来他所著的《周易释传》《尚书演义》《学诗管见》《论语古文》《孝经》《大学》《中庸》四书管见、《两汉笔记》《国史宏纲》，缮写后缴进。十一月，添差任浙东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胡一桂说：“融堂的《周易释传》二十卷，其中说：伏羲、文王、周公所作的《易》经，既然孔子已经为它作了传，后来的学者哪里还容得插嘴？所以只是在经传之后略作解释，称为《周易释传》。这部书的文辞虽然明白，但意义也浅近简略，不及于从象数方面解释事物的道理，其中间或有可以采纳的地方。嘉熙二年，乔丞相行简推荐进呈了他的书，称赞他在山中读书，理学贯通；钱时曾经跟随已故宝谟阁学士杨简游学，大概是杨简所深为赞许的人，因此授为秘阁校勘。钱时是严州人。” 考察《宋史》本传，钱时所著的还有《春秋大旨》《冠昏记》。张氏【志道】《易传》三十卷。已佚。《镇江府志》记载：张志道，字濳夫，金坛人。嘉熙年间，上书陈述政事。景定初年，蒙特恩免除解试。赵葵征召他置于幕府。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王氏【应麟】《古易考》未见。《馆阁续录》记载：王应麟，字伯厚，祖籍开封，寄居庆元府。辛丑年进士，丙辰年中博学宏词科。景定五年五月，以太常博士授任秘书郎。十二月，任著作佐郎。袁桷说：“王先生应麟，在兄弟中考中博学宏词科，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所著书有《春秋考》《逸诗考》《古易考》《浙江通志》。王应麟，淳祐元年进士，任扬州教授。宝祐四年考中博学宏词科，升任太学录，转任给事中。归来后被召为翰林学士，辞而不就。” 《辑周易郑注》一卷。现存。王应麟自序说：“郑康成学习费氏《易》，作注九卷，多谈互体。用互体来求解《易》，自左氏以来就有这种方法。凡是卦爻中从二爻至四爻、从三爻至五爻的两体相互交错，各自形成一卦，这叫作一卦含有四卦。《系辞》称之为中爻，所谓八卦相荡、六爻相杂，正是说随着时势和事物的错杂而安排德性的道理。只有乾、坤没有互体，大概因为它们纯粹是阳、纯粹是阴。其余六子的卦都有互体。坎卦六画的互体含有艮、震，艮、震的互体也含有坎；离卦六画的互体含有兑、离，兑、离的互体也含有离。三阳卦的卦体相互包含，三阴卦的卦体也相互包含。王弼崇尚名理，讥刺互体。然而他注解《睽》卦六二说：‘开始虽然受困，最终得到刚爻的帮助。’《睽》卦从初爻至五爻组成《困》卦，这就是采用互体。王弼注解《比》卦六四之类，有时也采用康成的说法。钟会著论竭力排斥互体，荀顗则对他加以诘难。江左郑学与王学并立。荀崧说康成的书根源于……颜延之任国子祭酒时，贬抑郑学而置用王学。齐国陆澄写信给王俭说：‘《易》自商瞿以后，虽然有不同学派的学说，却都以象数为宗旨。” 几年以后才有了王弼的学说。王济说：‘王弼所造成的错误很多，何必要因此完全废弃先儒的学说？如果是今天博学的儒者，郑注也不可废弃。’河北诸儒专门尊奉郑氏之学。隋朝兴起后，学者仰慕王弼之学，于是它成为中原的师法。这就是景迂晁氏所感慨的事情。《易》中有圣人之道四项；义理之学凭借的是卦爻辞，变、象、占的内容难道可以缺少吗？李鼎祚说：‘郑氏的注多参照天象，王弼则全部解释人事。’《易》的道理难道可以偏滞在天与人中的一方吗？现在郑注已经失传，其中的说法偶尔见于李鼎祚《集解》以及《释文》《诗》、三礼、《春秋》义疏、《后汉书》《文选》的注释中，于是将它们缀辑记录下来。先儒关于象数的学说，在这里仍然可以有所考察。然而康成笺注《诗》，常常改动文字；注《易》也是这样。例如把‘包防’读作‘彪豮’，把‘豕之牙’读作‘互包’，把‘荒’读作‘康锡’，把‘马蕃庶’读作‘蕃遮’，把‘皆甲宅之皆’读作‘解’，把‘一握为笑’的‘握’读作‘屋’。这些说法近于穿凿，学者难道不应谨慎选择吗？厌恶平常而喜爱新奇，不能成为荄兹的人，几乎没有。” 冯氏【去非】《易象通义》已佚。《宋史》记载：冯去非，字可迁，南康都昌人。淳祐元年进士，任淮东转运司干办。宝祐四年，被召为宗学谕，罢职归乡。胡一桂说：“去非厚斋之子，有《周易》二篇通、故图说，又有《易象通义》，这部书专门解释上下经的大象。” 欧阳氏【守道】《易故》已佚。《宋史》记载：欧阳守道，字公权，另一个字是迂父，吉州人。淳祐元年进士，官至著作郎。蔡氏【模】《易传集解》已佚。翁合《志墓》说：“先生名模，字仲觉，是九峰先生的长子。淳祐四年，经丞相范钟推荐，谢方叔也请求表彰他，诏令补授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他曾经辑录文公所著的书，编成《续近思录》以及《易传集解》《大学衍说》《论孟集疏》《河洛探赜》等书，流传于世，学者称他为觉轩先生。” 戴氏【仔】《易传》已佚。《姓谱》记载：戴仔，字守镛，永嘉人。曾经常以孝廉身份被推荐，四十岁时便弃去仕途，在科场中专心致力于学问；《诗》《书》《易》《周礼》以及四书，都有传述。戴氏【侗】《周易家说》未见。《姓谱》记载：戴侗，字仲达，永嘉人。戴仔的弟弟，考中淳祐年间的科第，由国子簿出任台州知州。德祐初年，由秘书郎升任军器少监，以有病为辞，没有出仕。方氏【逢辰】《易外传》

译五卷。未见。方逢辰自序说：“用文王、周公的卦爻辞来证明伏羲的卦画，用孔子的传来探求文王、周公的心意，并不是我妄自创立的说法。”有人说：“您把乾卦的彖传、象传分别附在经文之后，不是僭越吗？”他说：“古代《易》经与传各自为一书，到了汉代以前，下经和十翼合为十二篇时，就已经把经、传合为一体了。后汉郑氏担心学者不能融会贯通，于是把彖传、象传附在各卦经文之后。魏代王氏又把彖传、象传分别附在经文之后，只有乾卦仍沿用郑氏的旧制。乾卦所说的是圣人的事业，兼具整体和功用，规模宏大，不切实地在自身上下功夫，就确实不容易窥见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心意。我在暗室屋漏之中自谓正在用功进德，正想用文王、周公的卦爻辞探求伏羲的卦画，用孔子的传探求文王、周公的心意，因此不得不把传分别附在经文之后，以便省察自己，求得切身实践的益处，并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董真卿说：“蛟峰的《易外传》五卷，将上下经各分为一、二两部分，共成四卷；把乾、坤的彖辞附入彖传，又附入《文言传》中解释彖辞的部分，接着是大象传；把爻辞附入小象传，又把《文言》附在小象之下。凡是传文都低一字书写。其余六十四卦仿照这种体例。此外还有《周易辨伪》《辨诸本》，彼此各有不同；《易数图》《易象图》各自附有论说，合为一卷。” 《浙江通志》记载：方逢辰，字君锡，淳安人。淳祐十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兵部侍郎、国史修撰兼侍读，授任吏部、礼部尚书，都没有接受。宋朝灭亡后，元世祖下诏命御史中丞崔彧起用他，他辞谢不赴任，死在家中。学者称他为蛟峯先生。胡仲云《周易见一》。已佚。《江西通志》记载：胡仲云，字从甫，高安人。淳祐十年考中进士，历任枢密院编修，代理尚书右司。因为触犯贾似道，被调出任浙东提举，兼任绍兴安抚使。九江太守准备避居南海，走到庐陵时去世。他著有《六经蠡测》《周易见一》《四书管窥》等书，总计一百多卷。林光世《水村易镜》。一卷。尚存。光世自序说：“古时候包牺氏统治天下时，仰头观察天上的现象，低头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土地的适宜情况，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制八卦，用来通达神明的德性，类推万物的情状。”这几句话，实际上是先圣孔夫子教人进入《易》学的次序。古代的君子对于天地、日月、星辰、阴阳、造化、鸟兽、草木，没有什么不懂，不必阅读卦辞、爻辞，眼前所见全都是自然之《易》。世道衰微，《易》象几乎废弃，孔圣人为此忧惧，于是作《大象》《小象》，又作《系辞》，明白地以人们耳目容易接触的事物建立十二象，使天下后世都知道这些卦象是从仰观俯察中得到的。鸟兽、身体、万物，则依次取法。大象、小象，是解释《易》的；《系辞》，又是解释大象、小象的；十二象，又是解释《系辞》的。后世各位儒者解释《易》，凡是天地变化、阴阳消长、君子小人进退的道理，都说得很详细，不能再增加了。唯独仰观俯察的学问，却搁置不谈。我拘束于尘世，如同蚂蚁困在醯中、鸡困在笼里，哪里能够彻底通晓？我家藏书万卷，少年时父亲和老师以科举业来约束我，不许我阅读，直到晚年才开始窥读先祖父删定臣霆亲手校订的《灵宪图》。当时秦师垣与我同年中举，多次批评议和求和、与戎族和好的错误，辞去官职回到莆田，悲怆地对郑夹漈说：“我从前在汴京送叔父主客郎中臣冲出使北方时，到了孟津，夜里看见天牀星在移动，还没有来得及忧虑国事，哪里忍心说起这些。如今约你夜间一起观察星象，问问哪一年才能天下太平？”我阅读《灵宪图》，虽然知道星象是天然形成的，却不知道星象与《易》是否相合。丙午年，朝廷贤臣纷纷谈论《易》九卦的警戒，天子恐惧而修身反省，逆行的星星都恢复了轨道。我当时住在海上，庆幸自己没有死去，可以观察星象，可以研读《易》，专心从事于心目所见，不顾寒暑。忽然一天夜里观察天空有所感悟，放眼观察天、泽、火、雷、风、水、山、地八宫的星象，竟然全都是自然形成的六十四卦，于是顿时领悟了圣人最初画卦的意图。我修养了什么，竟能从上天得到这种领悟？如果隐瞒不说，就是违背上天！所以先把《系辞》中从离卦到夬卦的十三卦，共十二种象，写成此书，希望与通晓天地人的君子共同推演阐发，也用来补充各位儒者没有说到的地方。” 《馆阁续录》记载：“林光世，字逢圣，兴化军莆田县人。淳祐十一年，因为精通《易》学被召入朝，充任秘书省检校文字。十二年，任常州教授，文学职事仍照旧。宝祐二年，补授迪功郎，添差江西提举司干办公事。” 《闽书》记载：林光世，景定二年，赐进士出身。当初，淮东漕臣黄汉章上奏推荐他所著的《易镜》，朝廷于是从平民中召他任史馆检阅，升任校勘，改授京官秩序。后来由将作丞出任潮州知州，开庆元年，召回任都官郎中，后来入朝任司农少卿，兼任史馆职务。阳枋《存斋易说》。已佚。《四川总志》记载：阳枋，铜梁人，淳祐年间进士。阳岊《字溪易说》。已佚。考察《二阳易说》，其中的学术本于朱子门人黄晋卿所说的“大阳先生”阳枋、“小阳先生”阳岊。二人的后裔又有《玉井易说》，但杨用修《志全蜀艺文》、曹能始《记蜀中著作》都没有提到它，这是为什么呢？时少章《周易大义》。已佚。《周易卦赞》。已佚。吴师道说：少章字天彞，是时澜最小的儿子，著述最多。他的《性丛稿》起于嘉定甲戌年，止于淳祐壬子年，只按编年排列，不再分类编次，共三十六卷。至于《易》《诗》《书》《论》《孟》大义六十多卷、《春秋》四志、日记二十多册，都没有考证。因此，如今所得到的著作，也只不过是其中较小的一部分罢了。时少章年过五十，才考中一次进士，因荐举被提升为史馆检阅，还没有赴任就被罢免。《金华志》记载：少章广泛通晓群书，谈论经义常常提出新见解。宝祐癸丑年考中进士，调任丽水县主簿，改任婺州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又改任南康军教授兼白鹿书院山长。因荐举升任史馆检阅，改授保宁军节度掌书记。季可《大易体卦》。

译五十卷。已佚。《宋登科录》记载：季可，字与可，小名斯可，籍贯龙泉县，寄居飞溪。《括苍汇记》记载：季可，字处仁，龙泉人，宝祐丙辰年进士，历任兵部尚书、行枢密院都承旨。周方《学易说》。一卷。未见。《宋登科录》记载：方字义翁，小名介，小字方俶。曹溶说：“周方是建昌府南城县人，在宝祐四年文信公榜中登第。他的书，昆山叶氏《菉竹堂书目》中有著录。” 黄震《读易日抄》。一卷。尚存。黄震自序说：“《易》是圣人的书。它用来阐明这一道理的变化，无处不在。王弼间杂采用老子、庄子的虚无之说来解释它，错了。我朝理学大为昌明，伊川程先生开始作《易传》，用来阐明圣人的道。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语言表达的人重视卦辞、爻辞；有所行动的人重视变化；制作器物的人重视卦象；进行卜筮的人重视占断。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规律，都完备地包含在卦辞、爻辞中。推究辞义、考察卦象，就可以知道变化，而卦象和占断也包含在其中。所以他作《易传》，专门以卦辞、爻辞为主来阐发义理，阐发得精微明白，简直如同揭示日月一样。”当时又有康节邵先生，才华奇特、学问广博，探究幽深的造化，又另外在卦辞、爻辞之外寻求《易》的意义，认为今世流行的《易》是后天之《易》，而另有先天之《易》，用它来推测占验事物，没有什么不能预先知道的。从此以后，二说并行兴起：谈理学的尊奉伊川，谈数学的尊奉康节，同样都称为《易》，却没有人能够把二者统一起来。到了晦庵朱先生作《易本义》、作《易启蒙》，才兼采二说，穷究远古之始。他认为《易》本来就是为卜筮而作的，认为康节的先天图得到了作《易》的根源，认为伊川所说的义理虽然很完备，但在象数方面仍有不足。于是人们也都一致向往这种学说，揣摩图象，日益推演提高，以先天为先，以后天为次，并且在《易经》上面晚年又增添了祖父一层。” 我认为：《易》确实是为卜筮而作的，考察经文和传文，没有不相合的地方。爻确实是卦的占断，吉、凶、悔、吝确实是占断所用的辞语，考察原文，也没有不相合的地方。而且其中义理精微、文辞简核，有许多足以阐发伊川没有达到之处。《易》到了晦庵，确实恢复了本来面目，而且明白完备。然而，吉必定是合乎义理，凶、悔、吝必定是违背义理；根据义理加以训释，使人各自知道应当趋向什么、避开什么。从文王、孔子以来就是如此，并不只是伊川这样。伊川在一千多年以后奋起，卜筮之《易》如今已经没有原来的方法，制器之《易》如今已经没有相应的事情，至于行动者重视变化，如今仍完备地存在于卦爻之中，所以在四种作用中专门以卦辞、爻辞为主来阐明义理，这难道不也是适合当时情势而且抓住《易》之要旨吗？至于康节所谓先天之说，《易》这部书本来没有这种说法。虽然他援引《易》作为证据的共有两章，也没有看出确实相合的地方。其中一章援引《易》说‘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说这是先天的卦画。于是完全改变《易》中伏羲开始创制八卦的说法，以及文王演绎《易》而重为六十四卦的说法，认为六十四卦都是伏羲先天的卦画。它的方法是由一画生二画，由二画生四画，由四画生八画，由八画生十六画，由十六画生三十二画，由三十二画生六十四画。然而，生两仪、生四象、生八卦，《易》中确实有这样的说法；生十六、生三十二，《易》的这一章中有这样的说法吗？另一章援引《易》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雷相薄，水火不相射’，便说这是先天的卦位。于是完全改变《易》中‘离南坎北’的说法，以及凡是‘震为东方卦、兑为西方卦’的说法，而把‘乾南坤北’作为伏羲先天的卦位。这种说法把离定为东方，把坎定为西方，把兑、巽定为东南、西南，把震、艮定为东北、西北。然而，所谓‘天地定位’，怎么知道不是指天位于上、地位于下而言呢？南方炎热，属火；北方寒冷，属水，也没有看出离、坎果真属于东、西，因而可以移动离、坎的位置来安置乾、坤。《易》的这一章果真有这种安排方位的意思吗？况且，《易》的这两章究竟是谁作的呢？说是孔子作的，可孔子没有先天之说；说是伏羲作的，可伏羲并没有《易》这部书。究竟从哪里知道这两章是先天之说呢？图是康节绘制的，又凭什么证明它是伏羲的呢？然而，听说先天之说是为了推演数理而设置的。” 《易》对于义理和数理，本来无所不包。伊川、康节都是本朝的大儒，晦庵汇集各位儒者的成就，他们相同还是相异，哪里是后来的学者所能完全知道的？只是伊川与康节生在同时，居住在同一个洛阳，彼此相交二十年，天下的事情没有不谈的，唯独伊川不和他谈《易》的数理。康节多次想把数学传给伊川，而伊川始终不愿意。康节去世以后，数学没有传下来，如今保存的空图，大概就像不能调弦的琴谱一样。晦庵虽然为它作了训释，但后来晦庵答复王子合的信中，也自有认为康节‘伏羲八卦’之说近于牵强附会、穿凿之嫌的疑虑，因此学者也应当对二说分别斟酌，审慎判断什么才是应当致力的。伊川讲义理，而义理是人心共同具有的；如今读他的《易传》，明白透彻，便能与自己的体会精妙相合。康节讲数理，而数理是康节个人所独有的；如今得到他的图，又怎么能够推究验证呢？这正是应当审慎判断什么才是应当致力的地方。明白义理的人即使不知道数理，也自然能够避凶趋吉；学习数理的人如果不能明白义理，必然会舍弃人的道理而只谈天数。这正是应当审慎判断什么才是应当致力的地方。伊川所讲的义理，本于文王、孔子；康节所讲的数理，则得自李挺之、穆伯长、陈希夷。这正是应当审慎判断什么才是应当致力的地方。穷究义理而达到精深，就可以修养自己、治理他人，对当世有所补益；谈论数理而达到精深，不过是寻流逐末，沦为技术。这正是应当审慎判断什么才是应当致力的地方。所以，学问必须达到康节那样，才可以创立先天之《易》的说法；学问必须达到晦庵那样，才可以兼释先天之图。《易》虽然自古用于卜筮，却从未听说用来推步。汉代的纳甲、飞伏、卦气等各种推步之术，没有一种不依托《易》来立说，但《易》中实际上都没有这些内容。康节是大儒，用《易》来讲数理，虽然超出汉人之上，但学者也不容易越级达到。若用《易》来讲义理，那么日常生活和通常行为无一处不是《易》。这正是应当审慎判断什么才是应当致力的地方。《浙江通志》记载：黄震，字东发，慈溪人。宝祐四年进士，历任史馆检阅。门人私下谥为“文防先生”。杨文焕《五十家易解》。

译《宋志》四十二卷。已佚。董真卿说：“文焕，字彬夫，是泰州人，中状元后初次出仕。” 郑起《易注》。已佚。子思肖《家传》说：“先君字叔起，号菊山，名与字的下字相同。以道自许，终身钻研六经，不谈私事。自庚辰年离开福建后，游历京师；庚子年寄居于潜。早年参加科举考试不顺利，于是潜心研究穷究义理、尽明本性的学问。到老年时造诣更加深厚，有《太极无极说》，并为《易》六十四卦作注。” 吕中《易图》。一卷。已佚。《闽书》记载：吕中字时中，晋江人，任国子监丞，兼任崇政殿说书。丁大全忌恨他的正直，调任他为汀州知州。他推演《易》而作十图，景定年间恢复为秘书郎。舒浒《易释》。二十卷。已佚。《宁波府志》记载：舒浒，字平叟，奉化人。景定元年进入太学，讲明正学，寒暑都不懈怠。考察可知：奉化有二位舒氏兄弟，兄长舒津，字通叟；弟弟舒浒，字平叟。舒浒著《易释》《系辞释》，合计二十三卷。王氏《续通考》认为是舒津所作，错了。齐梦龙《周易附说卦变图》。已佚。董真卿说：“梦龙字觉翁，号节初，是饶州德兴人，与兄兴龙先后在宋代宝祐、景定年间登第。” 《经义考》第三十五卷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第三十六卷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易》【三十五】赵氏【汝楳】《周易辑闻》六卷 存 汝楳自序说：“《易》的道包含天地人三极，并使万物变化神妙；《易》这部书确立三极，并使万物变化显现神妙。道着重于本体，书着重于作用。体察《易》的君子，居处时用来修身，出仕时用来治理世事，都由此而出。把作用看作运动，那么静止就是它的本体。运动的变化无穷，近而明显的，百姓也能知晓；远而幽微的，即使贤者智者也不容易明白。道在无形中神妙，却在有形事物上显现；它确实不变，却又不停地变化。若从虚无方面说，就达到无边无际；若从固定方面说，有时又会有所不通。圣人于是建立卦象、依凭蓍数，探究幽深、寻索隐微，把它们载入书中，无不属于日常使用和通常实行的实情，使人凭借有形的卦象领悟无形之道的妙处，即通过变化来求得不变的原则。反复体察它，遵循它实行，说话有根据，行动有法则，把它施用于事业，从诚意、正心直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随时应用就能见效。这是兼备体与用的学问，是伏羲画卦的本意，文王、周公忧虑世事的情怀，也是孔子传授《易》的志向。”汝楳年老而学问荒疏，哪里敢谈《易》？只是想到先父从开始到最后，关于《易》一共写过六稿，天天进步、不断增益，最后一稿题为《补过》。汝楳从口头传授中得到的内容居多。自外任期满以来已经二十多年，于是把所听闻的辑录成篇，希望不至于忘记先父的教诲，也借此审察自己的过错。《易雅》一卷 存 汝楳自序说：“《尔雅》是训诂之书，条目分明而汇集在一起；读它，事物的意义和道理井然呈现在眼前，真是内容丰富的书，是经书的羽翼。后来有《广雅》《博雅》《埤雅》，虽然仿照《尔雅》编成书，大体上对道没有什么益处。《易雅》的写作却不同于此。《易》就是变化，卦各有不同的意义，爻各有不同的旨趣，万千变化全部陈列，众多道理纷然载录。学习者就像刚进入清庙，眼睛被尊彝、币帛、美玉所迷乱，身体因升降、盥洗、祭奠而疲惫，耳朵又被钟、鼓、磬、箫扰乱；礼仪的各种文饰、音乐的各种节拍，尚且来不及辨识名称，何况能由此了解实际内容呢？又像漂浮在大海上，却不知道归往的方向；游览建章宫，却不知道进出的门径。我曾为此感到忧虑。于是又仔细研读卦画和卦辞，写成这部书，希望借此指引人走出研习《易》的迷津，寻求体察《易》的实际功用。有人说：‘您为什么沉溺拘守卦辞卦画，不能这样融会贯通、探究精微幽深呢？’我回答说：‘程子论述治学的弊害时说：“从前的弊害，是乘人迷昧暗昧而来；如今的弊害，则是凭借所谓高明，自己以为能够穷尽神妙、知晓变化，实际上却不足以开通万物、成就事务。言论似乎无所不包，实际上却脱离了伦理。”唉，浅与深并不是两种水，体与用并不是两种事物，精与粗也没有两套道理。《易》这部书，言辞浅近而旨意深远；如果不懂得这些言辞，凭什么知道它的旨意？通晓浅近的言辞，深远的旨意本来就在其中；假如一味仰慕深远而丢掉浅近，我看只会两方面都失去。’世上有人把卦辞卦画放在一边而求《易》，那么这部书就是多余的；否则，我的说法就不会改变。程子的这番议论，真是治学上的大禁忌啊！” 《筮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