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十九

译一卷 已佚。《东都事略》记载：周惇頥，字茂叔，舂陵人。因荫任将作监主簿，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后来任永州通判，升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调任提举刑狱。因病请求任南康军知军，病情加重后上缴南康军印，分司南京。周惇頥非常喜爱庐山，在庐山旁买田，筑室居住，号称濂溪。他倡导并阐明道学，著有《通书》，流传于世。胡宏作序说：《通书》共四十章，是周子的著作。周子名惇頥，字茂叔，舂陵人。推究他的道学传承，有人说他从穆修那里得到《太极图》，穆修又从种放那里得到《先天图》，种放再传给陈抟。这大概只是他的一个老师吧？并不是他的学问所达到的全部。希夷先生有匡济天下的志愿，但最终却同唱凤歌、荷竹杖远行不返的人为伍。他对于圣人可为、可不为的道理，似乎也有尚未达到之处。程明道先生曾对门弟子说：从前我向周子求学，请你们寻究仲尼、颜子所乐的是什么事。后来明道先生再次见到周子，吟风弄月而归。道学之士都说程颢继承了孟子失传的学问，那么周子难道只是种放、穆修一系的学问而已吗？追溯古代，孔子阐述三代圣王之道，建立历代君王治理天下的法则；孟轲排斥杨朱、墨翟，推明孔子的恩泽，使之万世不绝。人们说孟子的功劳不在禹之下。如今周子启发程氏弟子，使他们领会失传的精微道理，他的功劳大概处在孔子、孟子之间了。人们只看到他的书简约，却不知道他的道理宏大；只看到他的文字质朴，却不知道其中义理精微；只看到他的话语平淡，却不知道其中意味深长。顾愚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然而我诚心信奉它已经多年了，姑且举出一两句话，来为同道者提供启发，可以吗？担心人们把发表策论、考取科第、荣耀自身、使家族富足、迎合世俗求取宠幸当作事业，于是说：要立志追求伊尹所追求的志向。担心人们把知识见闻当作所得，便自我局限，不肯等待时机而自我推销，于是说：要学习颜子所学习的学问。有人真正能够立下伊尹那样的志向、修习颜子那样的学问，然后才会知道《通书》的言论包罗极其宏大的道理，而圣门的事业没有穷尽。所以，这一卷书全都从开端处启发世人，理应超过诸子，直接与《易》《书》《诗》《春秋》《论语》《孟子》一同流传天下。因此我为它作序并收藏起来；遇到天下的善士，以及推论前代贤人而想读这部书的人，就把它传授给他们。朱子跋说：“《通书》是濂溪先生所作。先生姓周，名惇頥，字茂叔。他从年轻时起就以学问品行闻名于世，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师承来源。只是因为河南二程先生曾向他求学，并由此得到孔孟失传的正统学问，所以他的学术渊源也大致可以看见了。然而，他所指出的仲尼、颜子之乐，以及引发他吟风弄月兴致的道理，也无法完全听闻。先生所著的书又大多散失了，只有这一篇，原名《易通》，与《太极图说》一起由程氏流传于世，而且两者的学说实际上相互表里。大体上，它推究一理、二气、五行的分合，用来纲纪道体的精微；辨明道义、文辞、利禄应当如何取舍，用来振兴世俗学术的卑陋。至于论说进德的方法、经世的工具，又都亲切简要，不是空话。只是它宏大的纲领和实际作用，既不是秦汉以来诸儒所能达到的；它条理的严密、意味的深厚，也不是当今学者能够骤然窥见的。因此程氏去世以后，传承它的人很少。那些知道它的人，也不过认为它立意高远罢了。我从年少时就有幸得到它的遗编，最初伏案诵读时，茫然不知它说的是什么，甚至常常不能断句。” “壮年时得以到延平先生门下求学，才开始听到其中一二说法。近年来，潜心玩味已久，才似乎粗略有所领会。虽然我不敢说自己懂得它宏大的纲领和实际作用，但对于它的章句文字，却确实看见其条理越来越严密、意味越来越深厚，而且并没有欺骗我。从开始阅读到现在，过去了多少年呢？转眼已经三十年了。我感慨前代哲人的时代越来越远，害怕精妙的旨意无人传承。私下不自量力，便擅自为它作注释。虽知自己的见识浅近，不足以阐发先生的精蕴，但创立并说明其中的大义，用来等待后世君子，那么或许万一可以接近先生之意。” 邵子【雍】《古周易》八卷【《宋志》没有著录。《周易启蒙通释》】未见。《宋史》记载：邵雍，字尧夫，河南人。侍奉北海李之才，接受了《河图》《洛书》《宓牺八卦》《六十四卦图象》。他探究幽深隐微之理，神妙地领会其中契合，专心体察高明之道，以观察天地运行变化、阴阳消长；远则考察古今世事变化，细则考察飞禽走兽、草木的性情。他深入研究而曲折通畅，差不多达到了所谓不惑的境界，并不是依照相似的形象来推测，而是推断屡屡应验。于是推演宓牺先天之学，著书十多万字，流行于世。嘉祐年间，诏令访求遗逸之士，留守王拱辰以邵雍应诏，授任将作监主簿；又举荐遗逸之士，补任颍川团练推官，他都坚决推辞，后来才接受任命，最终却称病不去任职。死后，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年间，赐谥康节。程子说：“先生的学问得自李挺之，李挺之得自穆伯长。推究它的源流，远处是有端绪可寻的。如今穆氏、李氏的言论和行事，大致都可以看见了。然而先生纯粹专一而不驳杂，广大浩瀚，这其中有许多是他自己得到的。”张防说：“先生深思《易经》，夜里不设床安寝，白天不吃两顿饭。三年之后，学问大成。大名人王豫，字天悦，是博学通达之士，尤其擅长《易》。听说先生志向笃定，爱惜他而想教导他。与先生交谈三天后，听到了自己以前没有听过的道理，才大为惊服。最终舍弃自己的学业而向先生学习，面向北尊先生为师。卫地人这才知道先生是有道之人。” 邵博说：“古《易》的篇次是：卦为一，爻为二，彖为三，象为四，文言为五，系辞为六，说卦为七，序卦为八。它们的次序并不混杂。”我家收藏着祖父亲手抄写的《百源易》，实际上就是古《易》。《百源》在苏门山下，是康节读书的地方。王炎说：“邵氏的学问，长处在于古《易》。文王推演《易》，并不只是为了占筮使用。静时端正心意、使意念真诚，行动时开通万物、成就事务，《易》中都具备。若只从占筮来谈，那么古人如管辂、郭璞、关朗之流，已经足以穷尽《易》的道理了，并不只是邵氏能够做到。” 魏了翁说：“众人用《易》来观察《易》，因而被《易》所滞碍；先生用《易》来观察内心，因而在内心有所获得。他的《方圆图》《皇极经世》等书，探究阴阳消长的端倪，贯通融合内外的区别，大概是洙泗以来失传的学问。”

译黄震说：“《易》说天地定位，是说天尊贵而在上，地卑下而在下，它们的位置确定而不可改变。《易》取其形象，在卦中为乾、坤；凡是这两者，都是天地之气的统领根本。譬如父母，虽然好像没有具体施为，实际上主宰着一家，处在尊位。山泽通气，是说山、泽一高一下，水脉彼此灌输，而它们的气实际上相通；‘通’的意思是贯通。《易》取其形象，在卦中为艮、兑。雷风相薄，是说雷、风一个迅疾、一个猛烈，气势相互聚合，而它们的形势实际上彼此逼近；‘薄’的意思是逼近。《易》取其形象，在卦中为震、巽。水火不相射，是说水、火一个寒冷、一个炎热，似乎应当彼此熄灭；然而水火上升沸腾而成就既济之功，所以并不相害。‘不相射’是说不像相射那样彼此伤害。《易》取其形象，在卦中为坎、离。这六者都是天地之气的作用，譬如六子交替相互运用，而全都出自父母。圣人设置这一章来解释八卦的意义，大概不过如此。历经汉、唐直到本朝，伊洛诸儒没有超出这些而另作解释的，只有邵康节得到陈希夷的数学，创作先天图，把《易》卦中离南坎北改为乾南坤北，说：‘这是取《易》的天地定位。’” “然而《易》说：‘离，就是光明，是南方的卦。’坎是水，是正北方的卦，那么离在南、坎在北，经文已有明确文字。经文说天地定位，却从未明言是南北方位，凭什么知道这就是先天卦位？只说卦来表示方位，究竟是这样还是那样，仍然无法确定。如今用可以从实际事理中看到的情况来考察：风一从南方吹来，就温暖和煦；风一从北方吹来，就寒冷刺骨。南方属于夏季，它的炎热如此；北方属于冬季，它的寒冷如此。离在南、坎在北，确实与如今《易》经所说相符。康节把它们移动，用乾坤来定位，拿什么可以验证而使人相信呢？康节既把乾坤移到南北方位，又把艮移到西北、兑移到东南，说：‘这是取《易》的山泽通气。’然而《易》说：‘艮是东北方的卦。’又说：‘兑是正秋。’那么艮在东北、兑在正西，经文已有明确文字。至于山泽通气，只是说它们气息相通，经文从未明言艮在西北、兑在东南。康节根据什么考察而指称这就是先天卦位？如果从实际事理考察，山必然凭借泽，泽必然出自山，它们的气相通，无处不是如此，难道一定要卦位相对之后气才能相通吗？” “康节既把东北的艮移到西北，于是又把震移到东北，把巽移到西南，说这是取《易》的雷风相薄。然而《易》说震是东方，又说巽是东南方，那么震在东方、巽在东南，经文已有明确文字。至于雷风相薄，只是说它们彼此逼近，经文从未明言震在东北、巽在西南。康节根据什么考察而指称这就是先天卦位？如果从实际事理考察，震只在正东，巽只在东南，彼此接近而相合，所以说相薄；如果相隔遥远而相对，怎么能够相薄？而且东北是寅时，正值正月，又哪里是雷发作的时节呢？康节既把离坎的位置移来定位乾坤，于是又把离移到正东、坎移到正西，说这是取《易》的水火不相射。然而南方为离、北方为坎，经文万世不磨；水火不相射，只是说它们性质相反而作用相互资助，经文从未明言离是东方的卦、坎是西方的卦。康节又根据什么见解而指称这就是先天卦位？解释者虽然指火为太阳，于是把离定为东方；指水为月亮，于是把坎定为西方。然而考察《说卦》，先说离为火，然后才说离为日；只说坎为水，却从未说坎为月。” “大概太阳是太阳之精，不是只能用离来说明；月亮是太阴之精，也不是只能用坎来说明。月亮虽属阴，但它必定从东方升起；太阳虽属阳，但它必定在西方落下，周流运转，昼夜不停，并不像水火那样固定在一个方位。又怎么可以借日月来代替水火立说呢？《易》由伏羲画卦，文王推演，孔子系辞，传布于天下万世，只有这一部《易》而已，从未听说有先天、后天之分。即使说在天地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已有此理，然而作《易》始于伏羲，并没有说先天；康节只是借《易》来说明数学，诸儒从未用这种方式谈《易》。晦庵以理学汇集诸儒的大成，推原圣人因卜筮而作《易》，才同时采用康节的说法并加以详细说明。若依据门人所记录的《语类》，他却因为康节的先天之说，反而对文王、孔子的《易》产生疑问，又对伊川的《易传》产生疑问，甚至对《易经》这一章八卦的位置产生疑问。然而考察晦庵先生答王子合的书信，其中明白说康节所说的伏羲卦位近于穿凿附会，姑且应当存而不论。由此类推彼处，门人所记录的只是他一时的话罢了；或者记录的人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吗？” “大概《易》所说的是道，而康节所说的先天是数。康节虽然贤明，却不能先于文王、孔子。康节想把数学传给伊川，伊川坚决不接受，那么也就可以知道，不能因为他的数学而反过来怀疑伊川的《易》学。学者暂且应当以晦庵亲自答复王子合的话为正确，不要因为门人记录的晦庵言论而产生疑问。又说：邵子没有《易》解，只有《观物》《经世》和先天图。又说：邵氏谈《易》，如果不把它看作象数，就会畏惧它难以理解。董真卿说：邵子的《古周易》八卷，与晁氏的《易》本相同。朱升说：邵子阐明《易》的数，在一动一静之间，显现天地人的至妙。邵子本来就是用理使这些数达到精妙。”

译王袆说：“自周、秦以来，伏羲的图很少有人传授，反而沦落到方技之家。孔子在《系辞》《说卦》中本来曾经谈到过，学者却没有察觉。邵子开始对此加以阐发。大概邵子从李挺之那里得到它，李挺之从穆伯长那里得到它，穆伯长从陈希夷那里得到它，这就是所谓先天之学。自先天之学明白以后，人们才知道有伏羲的《易》，学习《易》的人也不再断定学《易》只能从文王、周公开始了。王廷相说：《易》虽然有几位圣人参与其中，但不谈数而谈理，归根到底是为了完成人事。所以说，得到它的义理，那么《易》的数也就在其中了。因此邵子用数来论说天地人物的变化，抛弃人为而崇尚定命，所以后世学者谈论数理纷纷扰扰，废弃人事，另成异端，对道的危害很大。” 杨慎说：“《易》图的先天之说始于希夷，后天之说由康节续成。大概康节因为孔子的《易传》难以阐明，依据希夷的图，又作后天图来示人，就像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极’一句话而作《太极图》一样。朱子之所以不明说，是因为它出自希夷而有所避讳，恐怕人们怀疑它流于神仙之术。” 杨时乔说：“希夷所传的各种图，旧时只保存图而已。康节开始把圆的作为天，把方的作为地，排列成横图，于是都还原到《易》之中。从此解释《说卦》，从‘天尊地卑’到‘天地定位’等书中文字，变化为象数之学，清楚得如同指掌。不然，谁能由此知道所谓方位、所谓象数呢？” 郑氏【夬】《周易传》《通考》十三卷【《读书志》《玉海》都作十二卷，《宋志》未列。《易传别著时用书》二十卷、《明用书》九卷、《易传辞》三卷、《易传辞后语》一卷】已佚。司马光奏札说：我听说并州盂县主簿郑扬庭，从少年到成年，精研《易》道，撰写所传之学，完成《易测》六卷。他不拘泥于阴阳，不涉入怪诞妄说，专门采用人事来指明六爻；要寻找同等的人，实在难以多得。我不敢隐瞒，便取来进呈。沈括说：江南人郑夬，字扬庭，曾经写过一本谈《易》的书，其中有一段说：“乾、坤是大父母，复、姤是小父母。乾变一次生复卦，得到一个阳爻；坤变一次生姤卦，得到一个阴爻。”如此等等。到乾变六次生归妹卦，本来得到三十二个阳爻；坤变六次生渐卦，本来得到三十二个阴爻。乾、坤交错综合阴阳，各得到三十二卦，于是产生六十四卦。郑夬所写的书，都是荒诞的议论，只有这种变卦的说法，不知道究竟是对是错。我后来见兵部员外郎秦玠谈论郑夬的学说，他惊讶地说：“这是从哪里得到的这种方法？”秦玠说：“我曾经遇到一个异人，传授给我这种推算历数的方法，用来推算古代的兴衰和运历，没有不应验的。我曾经遗憾不能把他的全部方法学到。西都邵雍也知道大概，已经能够彻底了解吉凶的变化。郑夬这个人竟把它写成书，一定会受到上天的谴责；这不是世人所应该听闻的。”邵伯温说：“先父的《易》学微妙玄深，有许多地方不是我所能了解的。至于传授的源流，是先父从李之才、挺之那里学习《易》，挺之的老师是穆修伯长，伯长的老师是陈抟图南。先父的学问虽然有所传授，但其中微妙而能通达变化的地方，则是他自己领悟所得。平时他从不妄自把这些告诉别人，只有大名王天悦、荥阳张子望曾经跟随他学习，但两人又都早早去世了。” 秦玠、郑夬曾想跟随邵雍学习，邵雍认为秦玠很喜欢凭任意推算，郑夬的志向在于从口头和耳闻中求学，且心思多在外物上，所以都没有答应他们。秦玠曾把王天悦传授邵雍学问的事告诉郑夬，郑夬极力请求，王天悦没有答应。王天悦染病将死时，郑夬在他的卧室里贿赂仆人，偷到了那些内容，于是把它当成自己的学问，写成《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明用数书》，都是支离破碎、妄自创作、牵强附会而没有根基的作品。他曾经把变卦图拿给秦玠看。郑夬偷取王天悦的书进入京师，参加国子监解试，考试官问八卦的次序，郑夬便用偷来的学说作答，有关官员认为奇异，把他选入优等。考中进士以后，他把自己所写的书作为见面礼，投到公卿府门。后来因犯贪赃罪被流放。秦玠说一定会有天谴，恐怕指的就是这件事。秦玠既然知道郑夬偷书，于是问郑夬“这是从哪里得到的这种方法”，又说“西都邵某只是听到了一些大概，已经近于自我欺骗了”。但他说郑夬是从异人那里得到的，大概指的是陈抟希夷。晁公武说：“姚嗣宗认为，刘牧的学问传给了吴秘，吴秘又传给了郑夬。邵雍说郑夬从王豫那里偷学了他的学问，沈括也说郑夬的学问像邵雍。”吴仁杰说：“郑夬认为《序卦》是文王的六十四卦，《杂卦》是伏羲的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不对。” 马中锡说：“郑夬在所著谈论《易》卦变化的书中说：‘乾变一次生复卦，得到一个阳爻；变两次生临卦，得到两个阳爻；变三次生泰卦，得到四个阳爻；变四次生大壮卦，得到八个阳爻；变五次生夬卦，得到十六个阳爻；变六次生归妹卦，得到三十二个阳爻。坤变一次生姤卦，得到一个阴爻；变两次生遯卦，得到两个阴爻；变三次生否卦，得到四个阴爻；变四次生观卦，得到八个阴爻；变五次生剥卦，得到十六个阴爻；变六次生归妹卦，得到三十二个阴爻。’乾、坤交错综合，阴阳各有三十二卦。乾、坤是大父母，复、姤是小父母。归妹是万物归宿的地方。当时没有人能解释其中的奥秘，只有秦玠知道。他对亲近的人说：‘这是天地隐藏的秘密。’西都邵雍稍微知道一些粗略的迹象，已经能够彻底通晓吉凶的变化。郑先生怎么敢把它写进书里？一定会受到上天的谴责。我因为通晓了这种发动变化的道理而遭遇坎坷，恐怕也不能在世上长久了。”后来郑夬和秦玠果然都死了。这就是焦延寿所说的四千九十六卦吗？” 张载，字子厚，《横渠易说》。

译《宋志》著录十卷。现存。《东都事略》：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学习古代典籍并努力实践，专心好学，喜爱礼制，是关中士人所尊崇的人。世人所说的横渠先生就是他。考中进士后，任祁州司法参军。神宗召见他，授任崇文检书，他因疾病请求离职。于是他在南山脚下筑室居住，穿破旧衣服，吃粗淡食物，专心致力于学问。后来被召回，任同知太常礼院。又因疾病请求回乡，途中病逝。” 《宋史》：先生的学问以《易》为根本，以《中庸》为本体。晁公武说：“张载居住在横渠，所以用横渠作为书名。他的解说很简略，只有《系辞》解说得比较详细。”程珌说：“宋朝兴起一百年间，名儒接连出现。胡安定得到《易》的义理，邵康节得到《易》的数理，程明道、程伊川得到《易》的道理，周濂溪得到《易》的本体，张横渠得到《易》的作用，这以后，《易》的道理才在天下大为彰明。” 董真卿说：“《横渠易说》三卷，阐明了二程尚未达到的地方。”吕柟说：“《横渠易说》简明、平易、精确、充实，对于阐发经义、启迪万物、修养自身、教导他人，都说得非常切实，应当确实是先生的著作。”我私下认为，《易》本来就是为人事而作的，虽然经过四位圣人，其最终旨趣是一致的，并不是专门谈天道和阴阳。因此孔子用君子实行这四种德行来解释乾卦的‘元亨利贞’，表明各卦各爻也都应当依此类推。如今拿这些道理来考察《易说》，我更加坚定地相信这一点。杨时乔说：“现在流传的版本只有六十四卦，没有《系辞》，实际上是一本不完整的书。” 王安石，《易解》。《宋志》著录十四卷，《通考》作二十卷。已经散佚。晁公武说：“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庆历三年考中进士。熙宁三年任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七年罢相，第二年再次入相。熙宁九年罢相，去世后谥号文。介甫所作三部经义，都颁行于学校。只有《易解》，他自己认为是年轻时所作，尚不完善，不专门用来选取士人。因此绍圣以后，又有龚原、耿南仲注解《易》的三部书，一同在科场中流行。” 杨时说：“荆公研究《易》，只是理解和解释文字义理，未必真正从心中通晓。《易》不同于其他经书，必须心中通晓才行。” 黄震说：“荆公解释《易》中的字义非常详细，对卦名的解释从刚柔开始交合的屯卦讲起，辗转依次采用《序卦》的方法，但论述其次序的地方颇有牵强之处。” 顾棠，《周易义类》。《宋志》著录三卷。已经散佚。陈振孙说：“叔思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序文说，先儒关于《易》的论说很多，但它们的宗旨未尝不同；卦爻的说法有时不同，但辞句的意思未尝不一致。于是分别确立标题，把这些内容总合聚集起来。” 胡一桂说：《周易义类》三卷，认为先儒解释《易》的说法各不相同，于是选取其中辞句和论说相同的，分列标题加以汇集，共九十五条。《吴中人物志》说，顾棠字叔思，和张仅、张几道都是王安石门下的士人。王安石撰写三经义时，张仅、顾棠也参与其中。沈季长，《周易新义》。《通志》著录二卷。已经散佚。《长编纪事》：沈季长是钱唐人，王安石的妹夫，任判国子监。考据曾氏《元丰类稿》，其中有一篇贵池县主簿沈君夫人元氏墓志。元氏有三个儿子：一个叫季长，任越州司法参军。王逄，《易传》。《通考》著录十卷。未见传本。王安石撰写墓志说：“王逄字防之，是太平州当涂县人。凭进士身份起家，暂任南雄州军事判官。后留任国子监直讲。他没有不读的书，尤其喜爱《易》。著有《易传》十卷、《乾德指说》一卷、《复书》七卷。名士和大夫大多认为他的书写得好。” 晁公武说：“王逄曾任国子监直讲，著有《易传》十卷，他的学问以王弼为宗。” 董真卿说：“王逄是王介甫的门客，任国子监直讲，著有《易传》十卷，以王弼为宗。” 司马光，《易说》。《宋志》著录十卷，另有三卷。已经散佚。晁公武说：“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起初因父亲的恩荫入仕，考中进士甲科，授任馆阁校理。神宗即位后，提升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后来授任枢密副使，他竭力辞谢而离去。元祐初年，任门下侍郎，随后升任尚书左仆射。去世后谥号文正。《易说》杂乱地解释《易》的义理，没有编排次序，大概是一本尚未完成的书。” 朱子说：“我曾从洛阳人范仲彪、炳文那里得到温公的《易说》，内容一直写到随卦六二爻的一半，后面就残缺了。几年以后，有好事者在北方互市得到一个刻本，起初也为它重新完整而高兴，但没有办法考察它的真伪。” 陈仁子作序说：九师兴起以后，《易》的道统便衰微了。《易》道衰微，难道只是九师的过错吗？从《彖传》《象传》以下，旁及广博、深厚、广大之处，能够保留七分的已经没有多少了。田、丁、施、费等人相继传授师说，使它不至于失传。龙图、龟书，有人只从一方面使用它们，却没有领悟其中道理。京房拘守纬书和数术，他的弊病在于拘泥；韩康伯谈论名理，他的弊病在于浮泛。两千年间，《易》道茫然不明，如同在浓雾中行走，只传述而不加论说。河汾先生仍然对此感到困难。经历五闰之后，真人登临帝位，王者的恩泽汇聚而降临。异人间或出现，陈抟希夷发掘伏羲的卦画并由邵雍阐成，周濂溪泄露周公经说的奥妙并由二程融会贯通，后来汇集为汉上的学说而崇尚变，演绎为考亭的学说而崇尚占，分支剖析为合沙的学说而崇尚象。三位圣人的玄妙蕴藏，被剖析发掘得毫无遗漏，读者便能明白得如同亲身生活在三代之世。晚年得到一编温公《易说》，与诸老的著作相比，它尤其通畅。如今在人间流传的稿本虽然没有完成，但它论述太极阴阳之道、乾坤与律吕的交合，端正而不偏颇，明白而不穿凿，鲜明地与濂溪、洛学相互贯通。其中分说刚柔、中正并配合四时的地方，隐约有些疑问，似乎不够妥当，学习者应当用心体会。作《易》，是圣人和百姓共同忧患吉凶的书，并不是隐晦深奥、艰难难见的书。谈论《易》却以它隐晦艰深为弊病，那并不是真正深通《易》的人。” 参照研习这部书，《易》的道理大概就能够明白了吗？

译吕大防，《周易古经》。《通考》著录二卷，《书录解题》作十卷。现存。吕大防自序说：“所谓《周易古经》，是指《彖传》《象传》原来各自作为一部书，用来解释经文。王弼专门整理《彖传》《象传》作为注释，于是把它们分别缀附在卦爻之下，学者从此看不到完整的经文，《彖传》《象传》辞句次第贯通的意义也因此残缺而不相连属。我于是依据古文加以订正，共有经上下二篇，《彖传》《象传》《系辞》各上下二篇，《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各一篇，总共十二篇。” 晁公武说：“吕大防，字微仲，京兆蓝田人。皇祐初年考中进士。哲宗即位后，召任知制诰、翰林学士，授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绍圣初年，被贬为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在循州。还没有越过岭就去世了。《古经》共十二篇，另外没有解释。” 尤袤给吴仁杰写信说：“近来得到吕东莱校定的一部古《易》，朱元晦为它作了跋，曾经刻版刊行。它与您身边刊刻的吕汲公《古经》没有丝毫不同，而吕东莱并不知道吕微仲曾经编过这部书，难道是偶然相同吗？”陈振孙说：“吕大防微仲所编录的上经、下经，同时收录爻辞、彖辞、象辞，按照经文分上下，共六卷；上系、下系二卷，《文言》《说卦》各一卷。”胡一桂说：“古《易》的混乱始于费直，接着由郑玄承续，最后由王弼完成；古《易》的恢复始于元丰年间汲郡的吕微仲，嵩山晁以道继承了他，最后吕东莱先生又为之重新校定，实际上与吕微仲的版本暗中相合，只是吕东莱不知道吕微仲曾经编过这部书，大概是偶然没有见到。” 董真卿说：“吕氏《周易古经》的编排是：上经第一，下经第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系辞上第七，系辞下第八，文言第九，说卦第十，序卦第十一，杂卦第十二。它的次序和首尾，与吕东莱校定的本子相同。只是吕东莱只分上经、下经，没有第一、第二这样的字样；另外，吕东莱称为‘彖上传第一’直到‘杂卦传第十’，略有不同。” 王岩叟，《易传》。已经散佚。《东都事略》：王岩叟，字彦霖，大名清平人。考中明经，元丰末年任监察御史。元祐六年，任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元祐七年罢职，任端明殿学士。去世后追赠正议大夫。绍圣年间因获罪于元祐党籍，被追贬为雷州别驾。鲜于侁，《周易圣断》。《宋志》著录七卷。已经散佚。《东都事略》：鲜于侁，字子骏，阆州人。考中进士。元祐初年，任左谏议大夫。因请求到外地任职，授任集贤殿修撰，知陈州。去世。晁公武说：“鲜于子骏在景祐年间考中进士乙科，元祐年间官至谏议大夫。这部书以王弼、刘牧的学说为基础，同时常常辨明其中的错误。并且说：‘众说混杂不清，应当由圣人的言论来裁断。’所以把这部书命名为《圣断》。” 陈振孙说：这部书以王弼、刘牧的学说为基础，同时常常辨明其中的错误。又不解释乾、坤两卦的爻辞和象辞，是想让学习者观察《彖传》《象传》《文言》而自行领悟。魏了翁说：鲜于子骏的文学受到裕陵的称许，政事受到司马文正公的称许，文章受到苏文忠公的称许，经术受到泰山孙先生的称许。他为人的大概，也就可以由此概括了。

译孙觉，《易传》。已经散佚。游酢作序说：“《易》这部书，总括万事万物，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顺应性命而已。阴阳有消长，刚柔有进退，仁义有盛衰，三极之道，都以《易》为根源，并归结于理。所遭遇的是时势，所寄托的是义理，所导致的是作用。懂得这三点，天下的道理就都能明白了。这种道理，向上看显现在天文中，向下看表现为地理，在中间则隐藏在人心中。然而百姓迷失的时间已经很久，不能靠自己得到它。人们徘徊在利害的范围内，却不知道应当崇尚什么。圣人为此忧虑，所以创作了《易》。伏羲取法于象，于是八卦形成；文王重叠八卦，于是六爻完备；周公为它系辞，仲尼训释它的义理。从伏羲到仲尼，《易》这部书已经没有遗漏任何深意了。它大概是要把天下人引导到中正的道路上，关键在于根据时势采取适宜的行动。安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辞。用它来研治内心，思虑就会精密；用它来应对外物，事情就会办成。上天还会帮助他，人们也会亲近他，又有什么凶祸罪咎呢？所以说：‘兴起神妙之物，以便先为百姓所用’，又说：‘利用阴阳相交的变化来成就百姓的行动’。这就是四位君子的用心。”孙公莘老年轻时就喜好《易》，常常用这些道理来修养自己，也用这些道理在朝廷中立身行事。有时进，有时退；有时说话，有时沉默；有时顺从，有时违背，都是先在《易》中占问，然后才行动。这部书晚年才写成，文辞简约而分明，义理正直而事实核实，又将拿来同求学者共同研习。这大概也是先圣的期望，难道只是为了凭章句自成一家罢了？这就是先生传授《易》的宗旨。求学者应当从这一点来观察它。晁公武说：“高邮人孙觉，字莘老。元丰末年，由秘书少监授任右谏议大夫。元祐初年，升任给事中、吏部侍郎。莘老一向与王介甫友善，后来担任谏官时上奏论说新法，于是同王介甫断绝了关系。” 邹氏〔浩〕《易解》已散佚。《毘陵人品记》说：“邹浩，字志完，晋陵人。考中元丰进士，任颍昌教授。元祐年间，提升为右正言；因进谏立刘后而触怒皇帝，被羁管于新州。大观初年，召回，升任左司谏，进为中书舍人，又升任吏部侍郎。以宝谟阁待制知江宁府，再次被贬为衡州别驾，不久流放昭州。五年后才回归，因病去世。高宗即位后，追赠宝文阁直学士。” 邹浩自序说：“我在元祐年间任太学博士，讲授《易》，一篇还没有讲完，突然因获罪离职。然而对于《易》的大旨，我曾经潜心研究过。后来过了十年，即崇宁二年，我被流放居住在昭州，便利用闲暇反省自己，向《易》行弟子礼而接受教诲。开始时，恍惚如同三位圣人亲自指点传授；然而仍然有《易》存在。中期时，卦、爻、象、数在一念之间冰释；然而仍然有《易》存在。最后，天在天位，地在地位，人在人位，物在物位，竟不知道什么不是《易》，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易》。寻找它而不可得，简化它也不可得。那么，过去作《易》的人究竟是谁？如今学习《易》的人究竟是谁？不知道谁之所以成为谁，又究竟是谁呢？不得已，只好在口中发出议论。”大概作《易》的人，是因忧患而兴起；学习《易》的人，是从忧患中进入其道的。作《易》的人因忧患而兴起，这在经书中已经写明了。学习《易》的人从忧患中进入其道，没有谁超过孔子。所以说：“我两次被鲁国驱逐，在宋国砍伐树木，在卫国被抹去行迹，在周地困穷，在陈国、蔡国之间被围困；亲戚更加疏远，门徒朋友更加离散。我之所以读《易》读到编联竹简的皮带三次断裂，正是因为这种处境是《易》所不能逃避的。” 五十岁时学习《易》，那时还有《易》可以学习；七十岁时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就不能再用固定的典要来概括，只能随着变化而适应了。孔子就是《易》，《易》就是孔子。孔子和《易》之间，即使是大智者也难以穷尽其奥妙。我还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弟子。不过自元祐以来，我被贬斥到襄州，流放到新州，又流放到永州、昭州；年迈的父母无法奉养，兄弟、妻子和儿女离散，凡是谈到我的罪过的人，都一定把这些事归到我身上。我已经四十五岁，又正接近孔子所说“再给我几年”的时候。孔子在这个年纪说要学习《易》，我也在这个时候希望学习《易》。幸而能够有所获得，以此推进学习，那么所谓可以不犯大的过错，或许还差不多能够做到，也不至于只能瞪眼望着他的背影了。庄子说：“果真有话说吗？还是从来没有说过话呢？”我既然已经把那种从未说出的话，容纳声音于笔端，于是又为它作了序。”

译苏氏〔轼〕《易传》《宋志》九卷〔《通考》十一卷〕 今存。《东都事略》说：苏轼，字子瞻，眉山人。礼部考试名列第二，中甲科，授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召入试于秘阁，任直史馆判官、诰院通判。出任杭州通判，调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言官摘取苏轼的诗句，指责他讥讪皇帝，因此获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居住。调往汝州。哲宗即位，起用为登州知州，召任礼部郎中，授起居舍人，升任中书舍人。不久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召回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又请求出任外职，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调任扬州。不久以兵部尚书召回，兼侍读，随后升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任礼部尚书。绍圣初年，被削去职名，出知英州；又以宁远军节度副使的身份安置于惠州；贬为琼州别驾，安置于昌化军。徽宗即位，移居廉州，改任舒州团练副使，调往永州。不久提举玉局观，随后退休而死。苏轼的父亲苏洵晚年读《易》，作《易传》尚未完成便病重。苏轼述成父亲的志愿，终于完成此书；又作《论语说》，最后居住在海南，作《书传》。三部书完成后，他抚摸着书叹息说：‘后世有君子，应当会了解我了。’苏籀记载其祖父苏辙的遗书说：‘先公说，先曾祖晚年读《易》，玩味卦爻的象，从中了解刚柔、远近、喜怒、逆顺的情态，再用来观察卦爻辞，都能迎刃而解。他作《易传》尚未完成，便因疾病而去世。两位公分别述明他的志愿，东坡承受使命，终于完成此书。当初，两位公年轻时都读《易》，各自为它作解说，后来分别在别的地方任职；不久东坡独自领会了文王、伏羲超然的旨意，先公便把自己的解说送给东坡。如今《蛊》卦的解说仍是先公的解说。’ 晁公武说：“东坡自己说，他的学问出自父亲苏洵；并且认为卦不能同爻分开来观看。他论说卦时，一定先探求卦中所齐集的端绪，那么六爻的意义没有不能贯通的；他从不穿凿附会地强行贯通。” 陆游说：“苏氏《易传》当时正值禁止苏氏学说，所以称它为《毘陵先生易传》。冯椅说：苏洵作传没有完成，命苏轼完成他的事业。朱子所辨析的苏氏《易》，就是这部书。” 胡一桂说：“晁以道问东坡：‘先生的《易传》能够流传万世吗？’东坡说：‘我还遗憾它不知道数理罢了。’东坡也可以说是不自欺的人了。” 苏氏〔辙〕《易说》三篇。今存。《宋史》说：苏辙，字子由，与兄苏轼一同考中进士，又一同参加制举；又代替苏轼任翰林学士。不久升任吏部尚书，出使契丹，回来后任御史中丞，授尚书右丞，升任门下侍郎。哲宗朝，被削去职名，出知汝州；再次出知袁州；因获罪责令居住筠州；又因获罪降为化州别驾，安置于雷州；移居循州，又调往永州、岳州。崇宁年间，退休，在许地修筑房屋，自号颍滨遗老。政和二年去世，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年间，谥号文定。” 《经义考》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十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