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十

译一卷 已佚 家铉翁说：“天台商季文作《正朔辨》，认为孔夫子作《春秋》，特意提出新意，把子、丑、寅三月作为春季，以建子之月为正月。有些儒者采纳他的说法，还替它写序言。我私下对此很疑惑。改变四时的名称以顺从二代的正朔，这是孔安国、郑玄解释经义时留下的错误，前辈已经辨析得很清楚了。季文究竟有什么根据？难道还认为孔夫子作《春秋》时特意提出新意而这样做吗？这样说来，颜渊问为邦以及孔夫子关于采用夏时的教导，难道都是空话吗？季文认为，孔夫子将要编写编年史，因为一年不能有两个冬季，所以特意发明圣意，把子、丑、寅三月作为春季，把建子之月作为正月。唉！难道真是这样吗？古代的史书，虞、夏、商、周史就是如此。有记年、记月、记日的，但年份下面并不都记时令。有时记载时令，只是概括说某一时令，如‘秋大熟未获’之类，并未详记月份，所以只记时令。只有《春秋》实行夏时，所以特意在年份下面记春，随后再记月份，以显示正月必定在寅月，然后才称为正月。难道这是为了避开两个冬季吗？季文又说，鲁国旧史在元年十一月记载鲁公即位，孔子作《春秋》时，认为关于公即位的记载不能接在前一位国君末年之后，又因为一年不能有两个冬季，所以不得不改变正朔。” 这又不对。《春秋》所记的元年，是国君即位的第二年，因袭鲁国史书的旧文。记载公即位，是《春秋》用来垂示王法的地方。按照礼制，国君刚即位时称‘子’，不称‘君’；一定要等先君下葬后，向天子请命，由天子任命他为君，然后才开始以君主身份治理本国。周室东迁以后，这个道理顿时废弛：父亲死后，儿子立即即位，自居国君；更严重的还有通过篡夺、弑杀取得国位的，天子不能讨伐，诸侯之长也不敢过问，人伦几乎扫地。因此圣人彰明王法，在‘元年春王正月’之下加以匡正，特意记载即位，或者不记即位，以显示其取得国位是否正当。所以，有对上不禀告天王、对内不承受先君之国位的，就不记即位，以此匡正。又有弑君的贼臣自立，或被弑君之贼拥立的，就记即位，以此断绝这种行为。《春秋》十二位国君中，记载即位而没有受到贬斥的，只有五位。春和正月本来都属于夏时，这才是《春秋》垂示后世的法则。难道是因为即位之事不能接在前任国君末年之后，便把冬改为春来迁就它吗？季文又指称《左传》把事情记在冬季，而《春秋》却记在正月，以此证明把冬改为春的说法。他没有想到，经文与传文相符的地方有成百上千处，不同的只有两三处，难道能因为两三处不同，就怀疑成百上千处相同的地方吗？” 如今他因为经文晚于传文，便把这当作圣人改冬为春的证据。若有经文早于传文的地方，又将用什么说法来解释呢？这只是传文有传疑、传信的不同，或者各国来告的迟早不同，所以记载有先后。怎么能根据这一点小小的疑问，就说圣人把冬改成了春？冬不能成为春，就像寒不能成为暑一样。传注考证得不精确，先儒已经有很多人辨析过了。季文却还说孔夫子特意创出新意，把冬当作春。他这样诬蔑经义，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他的说法本来没有深刻的见解，只是专门拿杜氏《长历》作为根据，依照它说其中有些地方与《春秋命历序》相合。历法是一门技艺，精通它的人极少；但也没有历法能够长久而不发生差错。《命历序》一书，术士认为孔子修订《春秋》时采用殷历，是为了使历数能够流传后世。通晓历法的人考察日食、朔日，发现它同殷历不合，便认为它是汉哀帝、平帝年间制定甲寅元历的人假托孔子之名，并非古说【原文‘非舌也’疑有讹误】。季文也不曾精通历术，只是学术偏僻、议论怪诞，本来不必替他辨析。但有一两个老学者为它作序作引，好像有所取法；恐怕它逐渐流传，容易迷惑人，所以我又写下这篇辨析。” 陈氏【普】《春王正月说》一篇 现存【载于《石堂集》】黄氏【景昌】《周正如传考》

译二卷 已佚 吴莱序说：“我每次读《左氏春秋》，看到‘王周正月’，解释者说：‘这是说周，以区别于夏、殷。’后来查考《公羊传》《谷梁传》，又杂引各部经典、谶纬之书，孔子本人原没有明确的说法，后来的儒者颇多采用黄帝以来的七种历法，来推求《春秋》时代的历法，最终却不能完全相合。杜征南的《长历》反而认为经文一定有错误；经文从来没有错误，这难道是夏正、周正果真不同吗？大概是说，君王承受天命，是从上天承受，而不是从人那里承受，所以迁徙居处、变易服色、区别徽号、改变牲礼和器械，并改定正朔，这只是其中一项。这固然如此，但董仲舒说：‘道的根本道理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尧、舜、禹本来是一脉相承的，为什么唯独到了汤、武就突然改变了呢？世上的说法曾认为，在周代，《春秋》一定采用周正，因为《春秋》是尊崇周王的书。隐公元年的正月，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的正月。然而向前考察商代，元祀是十二月，月份却没有改变；向后根据秦代，元年是冬十月，时令也没有改变。《春王正月》似乎是冬十一月，但圣人改称它，是为了证明自己实行夏时。”},{ 程子所说的“正月不是春天”，是借用天时来确立义理。按照程子的意思，就是说：“夏正以寅月为春，周正以子月为岁首，但子月不是春；所以改正朔的人必然也会改月份。”因此说只是借用天时而已。按照现在学者的说法，改正朔却又不改月份，就不只是借用天时了，连所谓的王月也是假借的，这就应当与程子的意思有所不同了。至于他们自己所提出的说法，还认为夏历顺应天道，是历代君王共同采用的；商、周改朝换代，只是特意表示不相沿袭，至于巡守、祭享、用兵、务农、田猎等，仍然依照夏历。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圣人又何必把这件事用来告诫颜渊呢？还有人说，古代改正朔的人必然也改月份，所以商、周的正月不是春天。《伊训》说“元祀”，《太甲》说“三祀”，下文都不记时；《泰誓》说“一月”，《召诰》说“二月”，上文也都不联系时令，这是因为时令取决于上天，而月份则取决于王月的缘故。然而秦、汉之际，每年年初必定从冬季十月开始记载；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还认为，孝武帝时改用太初历，后来才追改前代把正月定为冬十月的说法，这也实在难以令人相信。至于孔安国解释《尚书》、郑康成解释《诗经》和《礼经》，都说古代改正朔也改月份；年首一定系于正月，正月一定系于春天。天在子时开始，地在丑时开辟，人在寅时产生，三代大概依次以子、丑、寅为岁首；既然都可以作为正朔，也都可以作为春天。难道不是因为子、丑两月阳气开始萌动，即使把它们称作春天，也可以吗？”魏明帝景初年间，杨伟制定新历，请求恢复采用商正，并且把这一年的十二月作为孟春，下一年的三月作为孟夏，这正是依据郑康成的说法。既然如此，那么遵循天道、恭敬地向百姓授予时令，难道不也会常常出现一月、二月与时令参差不合的情况吗？如今解释经书的人，蔡氏父子也说，若按孔安国、郑康成的说法，四时随之改易，就尤其没有依据。三代改正朔，必定不改月份。商、周改朝换代，只不过采用子月、丑月作为岁首罢了。《周官》所谓“正岁”，是周正建子，即以子月为岁首；所谓“正月”，是夏正建寅，只是月份的数目。至于《春秋》的正朔，虽然采用周正，但月份的数目没有改变。每年年初的前两个月，都截取出来归入上一年的末尾。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隐公元年，鲁国史书一定会记作“冬十有一月”，只是圣人删削掉了它。蔡氏父子用这种说法解释《尚书》，或许可以听从；但用来解释《春秋》，仍然不能听从。还有人说，三代时期，三种正朔通行于民间风俗，已经很久了。鲁国采用周正，我们可以从《春秋》鲁国史书中看到；曲沃采用夏正，我们可以从汲冢竹书中看到。因此，左氏杂取各国史书来作《左传》，有的采用夏正，有的采用周正，彼此各不相同。昭公三十三年十月，晋人在狄泉与诸侯的大夫相会；定公元年正月，又在狄泉相会，这是同一件事重复记载。鲁国太史辨析火星出现的时令，也说：“按夏正是三月，按商正是四月，按周正是五月。”这又是一条证据。即便如此，君王施行重大政事，必定要使时令、月份与日期相协调，这难道能容许在同一代之内同时采用三种正朔吗？世上的学者有人说：“《易经》有‘帝出乎震’的话，从伏羲、神农的时代起，大概就有不同的建正了。”依次推算，尧以子月建正，舜以丑月建正，夏以寅月建正；《甘誓》还记载责备怠慢、废弃三正的话，正是出于这个说法。然而自颛顼以来，才开始按照民事设置官职，那么岁月自然应当以人为纪年。先王因此推求节气、迎接太阳，治理历法、辨明时令；百姓分居高燥、平坦、低湿、向阳之处，鸟兽繁殖、蜕变、换毛和生长，没有一样不得到适宜的居处并顺应时气。尧、舜、禹三位圣人总是沿用这些安排而不敢改变。想来这大概是秦、汉之际邹衍、张苍关于五德相生相胜的余论吧？又有人说，天地人三统、子丑寅三正，古代并没有这些说法，圣人也不曾说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三代改正朔，只是把君主即位的第一年改称为元年罢了。即便如此，这说的是改元，不是改正朔。而且改元又不是《春秋》所重视的大事。面对这几种说法，我又究竟该相信哪一种、遵从哪一种呢？鄱阳董生首先撰写《夏时考正》二卷，说这是巴川阳恪先生所作。阳恪的先父曾跟随涪陵的防渊学习，而防渊又曾向朱子求学。他曾引用朱子的话说：“三王的正朔不同，周朝采用天正；《豳风》的诗篇却又都以人为纪年。由此可见，改正朔就是改岁首，并没有改变月份的数目。”上卷专门讨论《春秋》，下卷杂论其他经书以及传文，全部附载前人的说法，最为明白清楚。《考正》的撰作，确实体现了朱子的意旨。然而朱子《四书集注》《诗集传》自己都采用周正；临江张洽是朱门高弟，他所作《春秋集注》还说，周正建子，就是以子月为春。圣人虽然想实行夏历的时令，但《春秋》是依据史书写成经书的，当时正尊崇周朝、统一天下，不能立即加以改动。朱子的意思，难道果真就是《考正》的意思吗？我于是回去向黄景昌君请教，黄君说：“左氏是鲁国人；假使他没有和孔子同时，也应当离孔子不远，在孔子之后。左氏的说法是可信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卷〕 至于《豳风》的诗篇，是周公所作，本来就是追述公刘居住在豳地的事情，采用的是夏正。不能因为解释《春秋》就说它采用周正，像传文所说的那样。《考正》二卷是用来辨明考正说不正确的。如今这两部书都在，所以我特意把不同的说法一并记下，拿来答复董生，不知这样是否可以？” 刘氏【渊】《周正释经》。亡佚。黄氏【泽】《元年春王正月辨》。一卷。现存。

译张氏【以宁】《春王正月考》。二卷。现存。张以宁自序说：“道学到了宋代，上承孔子、孟子的传承，究竟传承的是什么呢？时代不同，道理相同。儒学先贤依据经书来阐明义理，对经书的功劳非常大。但唯独对于《春秋》中的‘春王正月’，不能没有疑问。疑问在哪里？有人说：夏正顺应天道，是历代君王共同采用的，因此有了‘冬天不能算作春天’的疑问。有人说：孔夫子曾经把实行夏历的时令告诉颜渊，因此有了‘以夏历时令配合周历月份’的疑问。又有人说：自汉武帝采用夏历，以寅月为岁首，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够改变，因此传授、解释《尚书》的人有了‘改正朔而不改月份数目’的疑问，又有了《春秋》采用夏时、夏月的疑问。疑问越多，学说也越多，却没有办法统一。我很早就学习这部经书，靠它侥幸考中进士，也曾对此有疑问，却未能作出判断。偶然读到《鲁论》，看到孔夫子说实行夏历的时令，仿佛有所领悟。于是广泛考察经书、史书、传记以及古代注疏的说法，发现它们是一致的。才知道‘春王正月’中的‘春’，是周历的时令；从汉代到唐代，各位儒者没有不同的说法。刘向关于‘周春夏冬’的说法，陈宠关于‘天以为正，周以为春’的说法，是其中最明确的。但我仍然不敢自信。后来看到朱子晚年《语录》中的三种说法，也与此相同；他的门人张氏《集传》的说法，也相同。于是所有疑惑都像冰块融化一样消除了。我曾私下想把这些写进书里，却被世事耽搁，一直没有闲暇。如今因为有幸出使安南，借住馆舍等待命令的空闲，才得以搜集汇聚材料，编成这部书。本书以孔子、孟子、朱子为根本，以经书、史书为证据，至于汉代儒者的说法引用得更多，因为他们距离古代还不远，有依据而且足以验证。朱子著书，大多也因循他们的说法。至于《易》《诗》《书》在解释时采用夏历建寅月的说法，朱子在《孟子集注》中已经主张改月份的观点，只是在这些地方还没有来得及重新订正。现在我也私下取用朱子的义理，探求朱子尚未充分阐明的意思，以完成朱子尚未完成的学说，编排在《春秋》经传之后，以表示尊崇经书。仍然把各种疑问加以辨析，全部列在上面；这不是我张以宁敢于擅自提出的私说。希望与我志同道合的君子，宽恕我狂妄僭越的罪过，并予以订正。” 张隆跋说：“先祖讳以宁，字志道，居住在闽地古田翠屏山下，因此以‘翠屏’为号。他从小努力学习，从不懈怠，后来到宁德在韩古遗先生门下求学。二十七岁时，凭《春秋经》考中泰定丁夘科李黼榜进士。后来又到淮南读书十多年，此后历任太学和翰苑官职数十年，所作诗文名为《翠屏集》。洪武二年己酉夏天，出使安南，撰写了这部书。第二年庚戌春天，书写成。过了一个月，疾病加重，作自挽诗后去世，当时七十岁。唉！先祖晚年劳心积虑写成这部书，采集各部经书，搜罗各种学说，想借此阐明圣人经书，确定周朝的正朔。张隆愚昧无知，不明白其中义理，只是痛切地想到祖父亲手留下的墨迹还在，深怕它湮没而无人传承，所以完全依照旧本誊写刊刻，收藏在家塾中，等待诸位君子来讲习研究。”宣德元年。周氏【原诚】《春王正月辨》。一卷。未见。周氏【洪谟】《周正辨》。一篇。现存。王氏【鏊】《春王正月辨》。一篇。现存。冷氏【逢震】《周正考》。一卷。未见。张萱说：“冷氏《周正考》杂引古今经、史、子、传，用来证明胡文定把《春秋》的‘春王正月’解释为以夏历时令配合周历月份是错误的；认为时令和月份都没有改变，这才是正确的。它的说法相当精辟。” 黄虞稷说：逢震是四川资县人。王氏（守仁）的《春王正月论》一篇 现存 霍氏（韬）的《春王正月辨》一篇 尚存 董氏【谷】《夏时周月论》一篇 尚存 俞汝言说：“这篇文章也很驳杂，胡氏为它所作的传是不正确的。” 汪氏【衢】《春秋周正考》一卷 未见 《徽州府志》记载：衢字世亨，祁门人。李氏【濂】《夏周正辨疑防通》四卷 未见 翁氏【金堂】《春王正月辨》一篇 尚存 俞汝言说：“钱塘人，隆庆戊辰进士，授官为铜陵县知县，后升任廉州府同知。” 章氏【潢】《春秋正月辨》一篇 尚存 杨氏【元祥】《春秋正月辨》一篇 尚存 刘芳喆说：“元祥字奎垣，属锦衣卫籍，是襄毅公杨博的孙子。万历癸未年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为检讨。” 徐氏【应聘】《春王正月辨》一篇 尚存 顾▯说：“公字端铭，昆山人，万历癸未年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为检讨，后被贬为归安县丞，又升任南京行人司副，最后去世。如今的刑部尚书干学、左春坊左中允秉义、大学士元文，都是他的曾孙。”《春王正月辨》一篇，载于《翰林馆课》。史氏【孟麟】《春王正月辨》一篇 尚存 刘芳喆说：“孟麟字玉池，宜兴人，万历癸未年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为工科给事中，历任户科都给事中，升任太常少卿。” 无名氏《春王正月辨》二篇 尚存【载于《八科馆课》】俞氏【汝言】《春王正月辨》一卷 尚存 汤氏【斌】《春王正月辨》一篇 尚存 吴氏【任臣】《春秋正朔辨》一卷 尚存 徐盛全说：“任臣字志伊，仁和人，因为被荐举而授官为翰林检讨。” 罗氏【泌】《即位书元非〈春秋〉始、立法论》一篇 尚存 杨氏【时】《〈春秋〉不书即位说》一篇 尚存 黄氏【泽】《鲁隐公不书即位义》一卷 已散佚 张氏【方平】《君子大居正论》一篇 尚存【载于《乐全先生集》】俞氏【成】《矢鱼于棠说》一篇 尚存 按：俞成，字元德，东阳人。宋庆历年间，著有《萤雪丛谈》。他解释“矢”字时说，三十六家《春秋》都把“矢”解释为“观”，这是不对的。他引用《周礼》“矢其鱼鳖而食之”，直接解释为“射”。陈普《考仲子之宫义》一篇 存 苏轼《公子翚弑隐公论》一篇 存 《郑伯以璧假许田论》一篇 存 佚名《鲁郑易田说》一篇 存（载于《山堂考索》） 杨简《公至自唐论》一篇 存 张方平《蔡仲行权论》一篇 存 司空图《疑经》一篇 存 按：《疑经》认为，“家父求车，毛伯求金”中的金如果是诸侯的财物，天子不能说是“求”，所以应当在“家父来”“毛伯来”处断句。“求”字所说的，是使者私自索求，因此《春秋》特意这样记载来惩戒他。

译罗泌《恒星不见论》一篇 存 张方平《季友归狱论》一篇 存 章如愚《季子来归说》一篇 存 周氏（姓名未详）《吉禘庄公说》一篇 存（载于《山堂考索》） 苏轼《管仲相齐论》一篇 存 欧阳修《五石六鹢论》一篇 存 按：这篇文章不见于六一居士文集，见于《皇宋文选》。陈普《重耳天赐论》一篇 存 孔武仲《介之推不受禄论》二篇 存 许衡《子玉请复曹卫论》一篇 存 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一篇 存 章如愚《春秋卜郊说》一篇 存 林氏（姓名未详）《不郊，犹三望说》一篇 存 佚名《不举行郊祭却仍然三望》说 一篇 存【见《山堂考索》】苏轼《闰月不告朔仍然到宗庙朝拜》论 一篇 存 黄泽《作丘甲》辨 一卷 存 刘敞《子囊筑城防守郢都》论 一篇 存 杨简《季札观乐》说 一篇 存 韩愈《子产不毁乡校》颂 一篇 存 刘敞《非难子产》论 一篇 存 杨简《许世子弑君》说 一篇 存 刘敞《叔孙昭子讥刺叔辄》论 一篇 存 席书《夹谷》论 一篇 存 《春秋》日食救护论 一篇 存 林氏【姓名未详】《齐人归还侵占鲁国的田地》说 一篇 存 佚名《齐人归还侵占鲁国的田地》说 一篇 存 以上两篇都见于《群书考索》苏轼《毁掉三都》论 一篇 存 张方平《赵鞅进入晋阳》论 一篇 存 胡铨《获麟》说 一篇 存 罗泌《获麟解》二篇 存 金寔《孔子因获麟而哭泣图》说 一篇 存 王鏊《获麟》说 一篇 存 席书《获麟》论 二篇 存。唐顺之《获麟说》。一篇。存。《经义考》卷二百十。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十一。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论语》一。古《论语》。《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一篇。现存。《汉书》说：《论语》是孔子答复弟子和当时人的话，以及弟子们相互交谈并从孔子那里听来的话。当时弟子各自有所记录，孔子去世后，门人共同辑录编次，所以称为《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