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一

译五卷 未见 《杭州府志》记载：江晓，仁和人，正德戊辰年进士，历任官职至工部右侍郎，死后追赠尚书。钟氏（芳）《春秋集要》二卷 未见 胡氏（缵宗）《春秋本义》十二卷 未见 王氏（崇庆）《春秋断义》一卷 现存 崇庆自序说：“从前我听孔夫子说：‘我的行为体现在《孝经》中，心志寄托在《春秋》中。’孟子推广仲尼的意思，又说：‘它所记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它的文字，是史书的文字；它的义理，是为了防止邪恶，我私下取用它。’因此我知道，《春秋》是圣人的心法，是借史事寄托自己的义理罢了。然而，圣人的义理存在于取舍之中，圣人的取舍又以是非为依据。所以，是非的出现没有固定规律，然后我的取舍才随之相应；在这中间，我何曾存有什么成见呢？这样，圣人的心意就可以窥见，而后人穿凿附会的做法也就可厌恶了。”如今说到人伦，没有比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更大的；说到事情的始终，没有比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吊唁、殡葬、交际更大的；说到朝廷事务，没有比朝觐、防、同盟、盟誓、聘问以及内外关系更大的；说到华夏与四方夷族，没有比润色文治、平定祸乱更大的；说到礼乐和军政，没有比征伐、反省过失、反躬自省更大的；说到时势，没有比灾祥、百姓的归向或背离、巡行更大的；说到巡察地方和田猎，没有比省方、田狩更大的。然而，这些无不有先王的法度存在其中。所谓法，是上天的道理，也是人的纲纪，不可使它紊乱。道理悖乱、纲纪混乱，人的本心就消失了。我到现在才知道，仲尼是在为周朝悲哀。为周朝悲哀，是通过鲁国来考察它，以探究根源。因此，说明鲁国的情形，是为了匡正列国；列举列国的情形，是为了作为鲁国的例证；又参照周朝的情形，使彼此相互显明，从而成为无穷的防范。仲尼取舍的义理实在微妙。然而，经书是纲，史书的文字中有删削；传是目，记载的是列国的事情。圣人的取舍之心就在其中运行。若说《春秋》每一个字都是褒扬、每一个字都是贬斥，难道这是论说圣人的方法吗？所以，善于读《春秋》的人一定要依据传，善于读传的人一定要依据义理，而且必须从平心静气开始。要平心静气，必须从无欲开始。如果仲尼再生，一定会赞同我的话。我撰写《春秋断义》，时在嘉靖戊戌年。杨氏（慎）《春秋地名考》一卷 未见 余氏（本）《春秋传疑》一卷 未见 王氏（道）《春秋亿》四卷 未见 霍氏（韬）《春秋解》未见 马氏（理）《春秋备义》未见 郑氏（佐）《春秋传义》未见 黄虞稷说：“郑佐，字时夫，正德甲戌年进士，任福建右参议。” 舒氏（芬）《春秋疑义》未见 姜氏（纲）《春秋曲言》十卷 现存 黄虞稷说：“姜纲，字幼章，金华人，正德丁丑年进士，任工部郎中。” 王氏（渐逵）《春秋集传》未见 渐逵自序说：《春秋》是大圣人孔子所作的经书，是天下古今礼义方面不可更改的公断。然而，论说《春秋》的人，却有千年来未能解决的两个疑问：一是凡例，二是周正。凡例见于三传，汉、唐、宋的儒者都随之附会，即使胡氏也不能免。只有朱子开始破除这种说法，认为这不是圣人的意思，但还没有明确地加以驳斥。近来得到湛若水《春秋正传》，其中才深刻斥责这种说法，这以后凡例之说才不再为天下人所相信。周正也起源于左氏，汉、唐、宋的儒者同样随之附会，即使朱子也不能免。只有唐子西稍稍涉及此事，却也没有得到详细说明。近来得到周文安所作《辨疑集》，才开始分析并加以纠正，但三正之说仍有遗漏。我认为，三正之说，古代没有这种制度，也没有这种说法。考察《诗》《书》，查考《周礼》，都只是说从这里开始向诸侯颁布朔日，不能说是改换年号。由此以后，改换季节、改换月份的说法逐渐兴起，天地阴阳的规律也因此违背了。所以我断定，周王没有建子月的制度，夏历是历代帝王通用的历法，而《春秋》没有每月冠以月份的训说。我自以为这些足以破解千年来未决的疑问，却不知道博学好古的君子认为怎么样？即使如此，能够得到圣人的本意，却只在凡例、时令、月份之间求取，就好比相马只看牝牡骊黄以外的方面；这也是读《春秋》的人所应当知道的。我已经撰成《春秋古经义》，但因为经文辞简义深，担心读者难以理解。闲暇时我遍观各位儒者的论说，其中也有精确而能得到圣人本意的，便汇集编成《集传》，使学习者一打开书就能明白，不必劳心于揣测牵强，希望能够明白简易地看出圣人正大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林氏（希元）《春秋质疑》未见 季氏（本）《春秋私考》

译三十六卷 现存 唐顺之序说：“《春秋》难以明白，应该从哪里去探求呢？回答说：从圣人的内心去探求。圣人的内心，又应该从哪里去探求呢？回答说：从普通男女的内心去探求。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子游、子夏为什么不能为《春秋》作传呢？高柴和公西赤，世代相传认为是子游、子夏的门徒，他们固然应当有老师的学说传授下来。可是，他们恐怕仍未免有解释过于详尽的弊病；和各家纷纷的说法相比，这一点也就可以知道了。这可以说是被经文遮蔽，而不知道从普通男女的内心去求解《春秋》。我持这种说法已经很久了，儒者都被旧闻牵制，迂腐地不肯相信我。后来我偶然把这番话告诉彭山季君，季君欣然赞同。于是他拿出所著《春秋私考》给我看，其中把《公羊传》《谷梁传》的义例、左氏的事实以及各家的纷纭说法，全部加以破除，而独自设身处地，推求当时的事情，以判定是非。即使千年以前的事情不能凭空推知，但用此人正直行事的本心作为准则，大概不会相差太远。因此我更加相信，我的说法与季君相合。季君曾拜阳明王先生为师，听闻致知的学说，能够相信人的正直本心，认为它同圣人不加毁誉的本心相同；他论说《春秋》的大旨，也多以老师的学说为根本，所以见解如此直截。” 至于古今地理的沿革、姓名氏族的流派、星历的数度，以及禘祭、郊祭、尝祭、社祭、礼乐、兵赋等各项细节，凡是古今争论的地方，他都辨析得细致入微，务求极其核实；古人所称的经学大师，没有谁能超过他。” 《春秋私考》驳斥订正近代经学，凭空杜撰，荒谬不合经义，没有比季本更严重的了。季本撰写《春秋私考》，对于“惠公仲子”就说：“这是隐公的母亲”；对于“盗杀郑三卿”就说：“戍守虎牢的诸侯，派刺客把他们杀了。”这和中风病鬼有什么不同？可是世间的儒者还在传播这些说法，不是很可悲吗？传《春秋》的有三家，杜预出现以后，左氏传几乎独自流行于世。自从韩愈称赞卢仝，认为“三传束之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时代相距遥远，言论湮没，错误承袭错误，于是季氏一派出现了。孟子说：“最初制作俑的人，大概没有后代吧？”太和年间发生的添丁之祸，难道就是把三传束之高阁所得到的报应吗？季本对于《诗经》《三礼》也都有著述，其鄙陋悖谬大致相同。有志于经学的人，见到这些书就应当焚毁抛弃，不要让错误的种子流传下去，给后来的读书人留下祸害。周氏（臣）《春秋心传》散佚 陆氏（釴）《春秋辑略》未见 黄虞稷说：“陆釴是鄞县人，正德辛巳年考中第二名进士。” 黄佐《续春秋明经》十二卷 未见 汤虺《春秋易简发明》二十卷 未见 黄虞稷说：“他是潼川州人，正德十四年进士，授任溧阳知县。父亲去世后，他在墓旁结庐守墓，于是终身没有再出仕。” 梅鷟《春秋指要》【又称《读经律》】一卷 现存 胡居仁《春秋通解》未见 袁祥《春秋或问》【一作《春秋疑问》】四卷 未见 子仁的传状说：“我的父亲讳祥，字文瑞，别号怡杏。因为祖父菊泉所著《春秋传》中有独自领会、但别人不容易明白的深奥之处，于是撰写《春秋疑问》四卷，用来阐发其中隐微的旨意。” 李舜臣《春秋左传考例》未见 舜臣自序说：“孔子作《春秋》，已经达到极致了！那么，为什么解说《春秋》的人还要从条例中寻求它的文辞呢？大概这就像观察天象一样，如果一定要追究其中的缘故，那么一寸之短也会显得比一尺之长更长；这边是善，那边就是恶，《春秋》之所以有条例，正是这个道理。然而又有一些内容不是左氏所能涉及的，到杜氏才开始显现出来，也统称为条例。只要不失去它的旨意，就不一定非要在左氏那里亲自找到出处才可以。” 《左氏读》未见 舜臣自序说：“孟子说：‘《诗》亡失以后，《春秋》才产生。《诗》所谓亡失，是《雅》亡失了。至于《国风》，从▯以下仍有许多作者，隐公以来，《国风》实际上并没有亡失。’我过去读《诗》，因而考察《左传》，于是研读《左氏传》，四年才读完，所得共有若干条。” 《谷梁三例》未见 舜臣自序说：“所谓三例，就是时、月、日。谷梁氏和公羊氏解说《春秋》，都以时、月、日作为条例的起点。不过，这就像织布一样，谷梁氏只是织得更加精密罢了。日比月记载得详细，月比时记载得详细。现在考察经文，其中有时记日，果然不是没有；因此，有时以时为例而涉及月，有时以月为例而涉及日。能够察见如此细微之处，除了谷梁氏，还有谁能做到呢？” 丰坊《春秋世学》三十八卷 未见 黄干行《春秋日录》未见 徐献忠《春秋稽传录》未见 献忠自序说：“庚申年冬天，我从吴兴到达还浦南村舍，算来整整一个月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的事。我向叔皮氏借书，得到《春秋》的各种传注来读。我看到了其中精深的义理，读了三四遍。到这时再次读完，才发现其中有几条说法不够妥当。又有左氏传中一些细碎琐屑、没有收入传文的内容，如果不加以搜集概括，就无法显明，于是便用自己的见解来补充论述，取名为《稽传录》。传述《春秋》的著作，重要的有三家，到胡氏才开始折中它们的观点。因此胡氏传独立列入学官，博士弟子没有不诵读的。至于科举士子学习帖括文章，则有陈同父的属辞，阐发义理十分完备。这样说来，又何必等待我的议论呢？然而师友之间相互询问辨析，即使仲尼那样睿智圣明，也不能不有赖于游、夏一类的人。至于传文中的义理分散出现，左氏综合叙述事实，公羊、谷梁申说其文辞。后来各种撰写的论说也非常广泛。公羊、谷梁本来是用来补充左氏所未涉及的内容，旨意已经完备了。胡氏折中各家说法，也多有删削排斥之处。既然如此，《春秋》的义理文辞简约而意旨深远，难道会有穷尽吗？我冒昧地把这些说法一并拿来向何子请教。” 陈深《春秋然疑》未见 唐枢《春秋读意》

译一卷 现存 潘季驯跋说：“所谓《春秋读意》，是什么呢？就是何一庵唐夫子研读《春秋》而领会到它的意旨。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孔子的志向，是遏制人的欲望，保存天理，教导天下人使长期沉没的良心振作起来，使暂时萌发的天觉受到触动；从这里加以察识，从这里加以扩充，那么欲望就可以遏制，天理就可以保存。有人不明察，竟说：‘《春秋》的意旨在于褒贬。’窃取褒贬的权力来赏罚天下，是僭越。正是孔子所说的‘得罪我的，大概就是《春秋》吧’，这就是《春秋读意》创作的缘由。懂得它的意旨，那么对于防止盟约、出兵征伐的行迹，创立霸业、继承霸业的缘由，以及托始和绝笔的原因，都可以清楚地掌握了。我从幼年学习这部经书直到白头，仍未能领会它的旨意，昏昧无知地过了三十多年；读到此书，重新有所省悟。就像用清风洗去暑热，像迅疾的雷霆使蛰伏的虫类苏醒一样。隆庆庚午年。” 陆粲《左传附注》五卷 现存 《春秋左氏镌》二卷 未见 粲自序说：“太史公迁说，仲尼完成《春秋》，鲁国君子左丘明接受它并为之撰写传。我认为不是这样。左氏的文章宏伟华丽、博大铺陈，足以作为百代取法的准则；然而它所保存的旨意，往往卑下浅陋，不合于道，有时还写成奇异的言论和怪诞的说法，很是驰骛于末流。大概战国初年，有人私下承受七十子门徒的学说，却不能与仲尼同时；而且他的书遭到秦代禁毁，隐没不传，到汉代后期才被立为学官之学，从刘歆开始订定章句。我怀疑刘歆等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增益附会的地方很多。因此撰作《左氏春秋镌》，来使初学者明白，让他们自己观察、选择。” 《春秋胡传辨疑》四卷 未见 粲自序说：“从前仲尼创作《春秋》，旨意隐微而又显明。到胡氏解说经文，差不多可以说领会到了它的旨意。可惜他有时失于过分追求，文辞不嫌繁琐委曲，反而使圣人的意旨更加晦暗。我曾经想撰写论辨来说明这些问题，却一直没有做到。如今谪居之地空闲时间很多，重新翻阅诵读他的传，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就随手写下来。时间久了便成了篇帙，拿给跟随我游学的人看。有许多人惊讶而来询问，我对他们说：‘我这样做，不敢说是有意与胡氏不同，实际上是不敢与孔子不同。’话虽如此，我岂敢仓促地就认为自己是对的呢？应当向深于《春秋》的人请教，或许能取正其中一二篇吧？否则，诸位君子也就不必为我的言论感到疑惑了。”嘉靖辛卯年春二月朔日。” 冯良亨《春秋解》未见 《台州府志》记载：冯良亨，字子通，临海人。嘉靖戊子年举人，任庆远府同知。施仁《左粹类纂》十二卷 现存 黄省曾序文大意说：“近世喜爱左氏传的人，如吴郡守溪王公、无锡二泉邵公、河南空同李公，都研读过《左传》和另一传，乐此不疲。我的朋友施宏济，博通古事，品行敦厚，专心闭门读书，凭借《春秋》参加科举。于是他分别整理两传的文字，从制诰命令直到梦卜，共确定为十五类，用来统摄、汇集其中的言论，总共十二卷，命名为《类纂》。对于其中隐晦难通的地方，他努力斟酌各家的说法，曲折详尽地阐明其义，使学习者不必劳苦翻阅，也可以依据类别寻求，沿着文字探究。就像八种乐器分别演奏，听的人容易听进去并领会一样。他的用心可以说是勤勉了。” 陆元辅说：“施仁，字宏济，长洲人，嘉靖戊子年举人。” 廖暹《春秋测》未见 《瑞州府志》记载：廖暹，字曰佳，高安人。嘉靖戊子年中举人，授任武康县知县，调任诏安。归乡后与邹东郭讲学，著有《春秋四书测》。《经义考》卷二百一。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二。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春秋》【三十五】。唐氏【顺之】《春秋论》。一卷。现存。《左氏始末》。十二卷。现存。徐鉴序说：“《左氏始末》一书，是毗陵荆川唐先生亲手编纂的。内容上起后妃，下至礼乐、方技；以人为线索记载其事，又把事情归入各类。大体上取材于《左氏》所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事迹，以及《国语》《史记》《外传》中分散记载的内容，把它们全部联结、排比、汇合起来，共分十四类，编成十二卷。唉！前代的事情不能忘记，后代的事情应当以之为借鉴。孔子裁定其中的义理，左氏考核其中的事实，唐先生又把它们完整地辑录起来；善事即使很小也不遗漏，言语即使细微也不放过。周朝为何兴盛、周朝为何衰败，《春秋》褒美之辞为何荣耀、贬斥之笔为何耻辱，上下千年的事情，都清楚得如同亲眼看见。这不是左氏为圣经增添羽翼，而唐先生又为左氏增添羽翼吗？他的功劳难道不伟大吗！”我已经探究唐先生的主要旨趣，又加以校勘，希望扩大它的流传；间或写出自己的管见，用来有所阐扬，希望不致失去先生编排次序的本意。万历甲寅年。族孙一麐作序说：“族祖荆川先生研究《春秋》，认为圣人只是判定是非，并不妄加毁誉；这种判定根本出于人心，合乎直道的自然原则。对于左氏之书，他务求使学习者反复参究，融会贯通、彼此联络，从而领会其中据行事事实而立论的道理。况且，先引用经文以发明义理，再用后面的经文来结束所记之事，这正是左氏长于考证的地方。然而，事情有时分散在不同地方，文字有时另见于别处，所以执守经文来寻求其裁断的人，常常苦于难以理清条理；而连缀文辞、比较事实的旨意，也因此不能为世人所明白。于是他便把事情的始末合并起来，重新编次，成为一部书；这样，事情归入各类，人物分别系属于有关事件，首尾如同血脉贯通，浑然一体。圣人褒善贬恶的大法，以及使褒美如黼衮、贬斥如斧钺的意义，也不必再从纷繁的义例中考求，一打开书便清楚得仿佛呈现在眼前。这难道不是读《春秋》者的一大快事吗？《始末》以左氏《内传》为主，其中细微详尽而委曲的内容，有逸出于《外传》《史记》的，也一并收入。君子对经籍遗留下来的文字，与其因为担心错误而废弃，宁可冒险保存；至于如何取舍，只在于读者谨慎采用罢了。先生的弟弟应礼甫，曾经参与听闻编纂本书的大意，认为此书不可以没有流传。” 所以就在家塾刻印此书，并命一麐为书首作序。嘉靖壬戌年。黄氏【光升】《春秋本义》。未见。熊氏【过】《春秋明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