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九十九

译《唐志》二卷 存 《后汉书》说：卫宏，字敬仲，东海人。当初，九江人谢曼卿精通《毛诗》，于是为它作训释。卫宏跟随谢曼卿学习，因而作《毛诗序》，很能领会《风》《雅》的旨趣，至今流传于世。沈重说：“按《郑诗谱》的《大序》，《小序》由子夏作，子夏与毛公共同完成。《隋书·经籍志》说，前代儒者相承认为《毛诗序》是子夏创作的，毛公和卫敬仲又加以润色增益。” 陆德明说：“孔子最先删订《诗》，把它传授给子夏，子夏于是作序。起初只是口耳相传，还没有章句。”又说：“《关雎》，是后妃的德行，推及施用于邦国。”这段称为《关雎序》，叫作《大序》；从这里以下则是《小序》。《大序》是子夏作的，《小序》是子夏和毛公共同作的。卜商的意思有未尽之处，毛公又补充使它完整。” 孔颖达说：“《诗》有三百一十一篇，子夏为它们作序。” 韩愈说，子夏没有为《诗》作序。成伯瑜说：“学者认为《诗》的《大序》《小序》都是子夏所作，这种说法不能没有疑惑。例如《关雎序》，首尾相接，统摄《周南》《召南》二《南》。所以昭明太子也说：‘《大序》是子夏全部撰成的，编入文章之中；其余各篇的《小序》，子夏只裁定开头一句，至‘也’字为止。’《葛覃》说‘后妃之本也’，《鸿雁》说‘美宣王也’，就是这一类。其下的文字，都是大毛公根据诗中的意思附缀成辞。后人看见序下有注，又说是东海卫宏所作；这些说法虽然都流传下来，却未必恰当。应当是郑玄在毛公传文之后，既然可以称作笺，于毛公序末略作说明而成为注。毛公所作传的篇目，汉朝兴起时已经亡失六篇；他只能依据亡篇的小序，而小序只有一句。毛公既然没有见到诗的正文，就没有办法措置辞句。又高子是战国时人，在子夏之后；在子夏的时代，祭祀都有尸，灵星祭祀也有尸，子夏没有理由援引这件事。因此，一句以下的文字多半是毛公所作，显然不是子夏。” 丘光庭说：“前代儒者说，《诗序》以及各篇的《小序》是子夏作的，也有人说是毛苌作的。明白地说，不是毛苌作的。怎么知道呢？按《郑风·出其东门》的序说：‘百姓思念能够保全自己家庭的人。’经文说：‘穿着白绢衣、系着青黑色头巾，姑且和我相乐。’毛传说：‘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彼此相乐。’根据这段传文的意思，它和序文不同，显然是另取了一种义旨。为什么呢？‘有女如云’所说的，都是男女互相离弃，不能保全自己的家庭。‘缟衣綦巾’所指的就是作诗者的妻子。既然不能保全自己的妻子，于是思念她，说希望以后还能姑且同我相乐。这样解释，就与序文相合。如今毛公把‘缟衣綦巾’解释为别人的女子，认为希望她成为自己的妻子并与自己相乐，这就与序文的意思相违背，所以知道序文不是毛公所作。这一类情况很多，不能全部列举。有人问：‘既然不是毛公所作，毛公作传时为什么不解释序文呢？’回答说：‘因为序文意思明白，不需要烦琐解释。’” 欧阳修说：孟子距《诗》的时代很近，最善于谈论《诗》。推究他所说的诗义，和序文的意思大多相同。因此，后来那些不同的、会损害《诗》义的说法，过去常常依靠序文作为证据。又说：有人问，《诗序》是卜商作的吗？是卫宏作的吗？如果不是这两个人作的，那么作者是谁呢？回答说：《尚书》《春秋》都有序，并且写明了作者姓名，所以可以知道作者。《诗序》没有标明姓氏，怎么能知道作者是谁呢？虽然如此，如果不是子夏作的，那么也可以知道。问：怎么知道？回答说：子夏亲自向孔子学习，理应得到关于《诗》的大旨。序文说《风》《雅》有变有正，又把《关雎》《鹊巢》联系到周公、召公身上；如果是子夏作《诗序》，就不会这样说。自从圣人去世，六经多半失去了传承，一家之学分成几家，异说多得不能胜数。汉朝初年，《诗》的学说分为齐、鲁、韩三家。后来毛氏之《诗》开始出现，时间久了，三家的学说都废弃了，只有毛诗流行至今而不断绝。如今齐、鲁之学已经失传，不能再见；韩诗的遗说却常常见于其他书中。至于韩诗的经文也和今本不同，如‘逶迤’‘郁夷’之类就是这样。然而看不到它的始末，也没有谁能知道究竟谁是谁非。自汉代以来，学者很多，他们最终舍弃三家而跟从毛公，大概是因为从毛诗的源流来看，它所得的圣人旨意较多吧？如今考察毛诗各篇的序文，和孟子谈论《诗》的内容多有相合，所以我谈《诗》时常常以序文作为证据。至于其中有时出现的小错误，便随即加以订正。只是《周南》《召南》失误较多，我已经论述过了。学者可以仔细考察。王安石说：“《诗序》是诗人亲自撰写的。” 苏辙说：“孔子为《尚书》作序，是列举作《尚书》的缘由；他赞述《易》，是揭示可以推演《易》的端绪，从未详尽说明。不是不能详尽，而是说得过于详尽就会受到局限，所以常常只举出大略，等待学者自己推求。因此他说：‘仁者见了说是仁，智者见了说是智。’正因为不作详尽说明，学者才可以推求而自行有所领会。如今《毛诗序》为什么详尽到这种程度？世上相传认为它出自子夏，我私下对此有所怀疑。子夏曾经向孔子谈论《诗》，孔子称许了他，所以后世研究《诗》的人把它附会给子夏。总之，哪里一定是子夏作的呢？也可能出自孔子，或出自孔门弟子中懂《诗》的人。但如果确实出自孔氏，就不应当这样详尽。孔子删订《诗》，取三百一十一篇；如今已经亡失六篇。《诗序》原来并不详尽。亡失的诗篇，经师已经无法看到，虽然想详说也没有办法；对于保存下来的诗篇，他们便用来解释，于是附益其文以证明自己的说法。因此序文有时反复烦琐，好像不是一个人的言辞。所有这些，都是毛氏一派的学说，由卫宏搜集记录而成。《东汉儒林传》说：‘卫宏跟随谢曼卿学习，作《毛诗序》，很能领会《风》《雅》的旨趣，至今流传于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隋书·经籍志》说：“前代儒者相承，认为《毛诗序》由子夏创作，毛公和卫敬仲又加以润色增益。古代的说法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我只保存其中的一种说法。”“又说：‘这是《诗》所说的事情，却把其余内容全部删去，只选取其中可以采用的部分；现在流传的文字中，那些尤其不合适的地方，都明确指出它们的错误，认为这就是孔氏原来的说法。’”

译程子说：“《诗大序》的文字像《系辞》，但其中的义理不是子夏所能说出的。显然是圣人作了它来教导学者。孔子大概担心后世不懂《诗》，所以为《关雎》作序来给他们示范。学习《诗》却不寻求序文，就像想进入房屋却不从门走一样。”安节问：“《小序》是什么人作的？”回答说：“只要考察《大序》就可以看出来。序文中明白说到国史，说明它清楚记载了得失的迹象。如果不是国史，又怎么知道它所赞美或讥刺的是谁？假如当时没有《小序》，即使圣人也无法辨明。” 王得臣说：“《诗序》不是出自子夏。圣人删定、编次《风》《雅》《颂》，其中说到美、刺、恶、规、诲、诱、惧等内容，大概出自孔子，不是门下弟子所能参与的。至于‘《关雎》，是后妃的德行’‘《葛覃》，是后妃的根本’，这两句题语是孔子所写，下面的文字才是毛公加以阐明的。”晁说之说：“解说毛诗的人认为，它的序是子夏作的。” 蔡卞说：“作序的人究竟是谁，无法知道；但如果不是深通古代法言的人，就不能写成这样的序。有人认为是子夏、卫宏所作，那么我怀疑他们未必能够作出这样的文字。” 叶梦得说：“世人怀疑《诗序》不是卫宏所作，这很不对。假如说卫宏是凭空撰造的，即使孔子也不能让卫宏背诵老师的学说来写成它；这样看来，即使说它完全出自卫宏，也还嫌不足。况且卫宏的《诗序》中，有专门取用各书文字写成的，有杂取各书所说而重复互见的，有曲折委婉地附合经文而形成其义的，这些不可不加以考察。《诗》有六义：第一叫风，第二叫赋，第三叫比，第四叫兴，第五叫雅，第六叫颂。这段文字完全出自《周官》：‘感情在内心发动，便表现为语言；语言还不足以表达，于是发出感叹。’这段文字完全出自《礼记》：‘成王不知道周公的志意，周公于是作诗留给成王。’这段文字完全出自《金縢》：‘高克贪图利益而不顾他的君主，卫文公厌恶他，想把他调离，却不能让高克带兵到边境抵御狄人。高克陈列军队，在上面游荡，卫文公长久不召回他，众人便散去归来，高克逃奔到陈国。’这段文字完全出自《左传》：‘从微子到戴公之间，礼乐废坏。’这段文字完全出自《国语》：‘古代统治百姓的人，衣服没有两样，举止从容而有常规，以此使百姓整齐。’这段文字完全出自公孙尼子。” 那么，《诗序》的写作，确实是在这几部书流传以后，这一点就很明白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专门取用各书所说的内容。《载驰》这首诗，是许穆夫人所作，因为忧伤她的宗国覆灭了。序文又说：“卫懿公被狄人灭亡。”《丝衣》这首诗，既说“祭祀结束后送宾、尸”，又说“灵星的尸”。这大概是各种说法同时流传，卫氏认为其中有好的辞句和美好的意义，于是一起记录下来，不忍舍弃。这就是我所说的杂取各书的说法，因而重复互见。《驺虞》这首诗，先说人伦已经端正，朝廷已经治理，天下完全受到文王教化；接着又说按时举行田猎，仁德如同驺虞，于是王道就成就了。《行苇》这首诗，先说周家忠厚仁慈，恩惠及于草木；然后接着说对内亲睦九族，对外尊敬侍奉年长者，奉养老人并向他们请教。这又是我所说的曲折委婉地附合经文来形成意义。只从这三方面看，序文果真不是卫宏所作的吗？汉代文章中还没有引用《诗序》的，只有魏黄初四年出现了‘远离君子、亲近小人’的说法。大概魏朝在汉朝之后，卫宏的《诗序》到这时才开始流行。” 曹粹中说：《羔羊》说“羔羊的皮，白色丝线五道接缝”。毛传认为，古人用白色丝线缝合羔羊皮裘，不违背制度；大夫穿羔裘居处。毛传的意思只是这样。可是序文说：“在位者都节俭正直，品德像羔羊一样。”并且把退朝用膳解释为节俭。这种说法起源于郑玄，毛传没有这个意思。《鹊巢》说“喜鹊筑成巢，鸠来居住”。毛传认为，鸠不会自己筑巢，而是居住在喜鹊筑成的巢中。毛传的意思只是这样。可是序文说：“品德像鸤鸠一样，于是才可以匹配。”《君子偕老》说“首饰和簪子上有六颗玉饰”。毛传说：“能够和君子白头偕老，才适宜居于尊贵的地位，穿着盛大的礼服。”可是序文说：“所以陈述君主的德行和服饰的盛美，说明她适宜与君子白头偕老。”这样就把传文所说的前后次序颠倒了。序文如果出自毛公，又怎么会像这样彼此抵牾呢？应当知道，毛传开始流行时，可能还没有序文。大概毛公把序托名给子夏，后来门人相互传授，各自记录老师的说法；到了卫宏才把它写定，后人又继续增益，大概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因此，有人认为是子夏作的，有人认为是毛公作的，有人认为是卫宏作的，这种情况是势所必然。” 晁公武说：“《诗序》，萧统认为是卜子夏作的，韩愈根据三件事怀疑它不是子夏所作；至于王介甫，却独自认为是诗人自己创作的。按韩诗的《芣苢序》说：‘这是哀伤丈夫。’《汉广序》说：‘这是使人喜悦。’如果序文是诗人自己创作的，那么毛诗和韩诗就像同出一源，不应当有这样大的不同。况且序文文意繁杂，显然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不知王介甫为什么这样说，大概只是臆测之论。” 朱翼说：“苏子由解说《诗》时不采用《诗序》。如今采用他的说法，尚且有些诗无法解释，于是便舍弃不用，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比如《七月》，序说‘陈述周王业’，所以诗中陈述农桑之事，这与序文完全相合。如果不采用序文，就不知道整篇诗是因为什么而作。这还是容易明白的；其他不容易明白的诗，如果不采用序文，就更加茫然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译郑樵说：“卫宏所作的序，有的专门摘取各书中的文字，甚至连续摘取数句；有的杂取各家学说，文辞不能确定；有的曲折委婉地依附经文来完成它的意义。感情在内心激动，就表现在语言上；语言还不足以表达，所以又嗟叹起来。《诗序》的文字，完全出自《乐记》。成王不知道周公的志向，周公于是作诗赠给成王，它的文字完全出自《金縢》。从微子到戴公之间，礼乐废弛败坏，相关文字完全出自《国语》。古代统治民众，衣服不改变，举止从容而有常规，用这些来整齐民众；相关文字完全出自公孙尼子。这样看来，《诗序》的写作，确实是在这几部书流传以后，已经很清楚了。所谓从各书中摘取文字，有时连续摘取数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关雎》的序已经说：‘这是风诗的开端，用来感化天下、端正夫妇关系。’意思也已经足够了；却又说：‘风，就是感化。上位者用它来感动下位者，下位者用它来讽刺上位者。’又说：‘一国的事情，系于一个人的根本，这就叫作风。’《载驰》的诗序已经说：‘许穆公夫人哀悯她的宗国覆灭而作此诗。’却又说：‘卫懿公被狄人灭掉。’《丝衣》的诗序已经说：‘举行绎祭以迎尸。’却又说：‘这是祭祀灵星的尸。’ 这大概是众家学说同时流传，卫宏得到其中优美的文辞和意思，便一并记录下来，不忍心舍弃。这就是所谓杂取各家学说而文辞不能确定。《驺虞》的诗序，先说人伦已经端正，朝廷达到大治，天下完全受到文王教化；然后接着说按时举行搜田之礼，仁德像驺虞一样，于是王道便成就了。《行苇》的诗序，先说国家忠厚，仁德施及草木；然后说内能亲睦九族，外能尊敬年长者，奉养老人并向他们请教。这就是所谓曲折委婉地依附经文来完成其意义。李樗说：“《诗经》各篇都有序，只有《关雎》的序最为详尽。先儒认为，《关雎》篇的序是大序，《葛覃》以下各篇的序是小序。至于作序的人，说法各不相同。《孔子家语》说：‘子夏学习《诗》，并且通晓其中的义理。’王肃注说：‘子夏所作序的诗，就是今天的《毛诗》。’沈重说：‘考察郑氏《诗谱》，推测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与毛公共同完成的。卜商的意思没有说尽，毛公又加以补足。’韩愈作《诗之序议》，则说：‘《诗序》说明作诗的原因和意旨，文辞不避讳君主和上位者，明白暴露丑恶混乱的事迹，以及帷帐之中的私事；这不是六经的旨意，难道会是这样的吗？’考察《诗序》，可以看出汉代的学者想使自己的传说显赫并树立自己的传授，于是借托子夏之名；所以它对大国的叙述详细，对小国的叙述简略，这一点可以看出来。王氏则认为，世代相传、用来说明诗义的人就是子夏。观察这些文辞，从秦汉以来的儒者大概没有谁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然而传说说它是子夏所作，我私下对此很怀疑。《诗经》上溯到文王、高宗、成汤，如《江有汜》是赞美，《雍》是祭祀，《成汤》《殷武》是祭祀高宗；在它们创作的时候，原本没有用来向后世说明的义旨，那么即使孔子也不可能知道，何况是子夏呢？” 程氏的说法也和王氏相同，认为《诗序》一定是当时人所传的国史，说明了得失的事迹；如果没有这些，怎么知道每篇诗的旨趣从何而来呢？大序是仲尼所作，其余各序则未必如此。以上各家的说法纷纷不一，只有苏黄门说：“其中的文字有时反复烦琐，像不是一个人的言辞；这些都是毛氏的学说，而由卫宏搜集记录下来。”《东汉儒林传》说：“卫宏跟从谢曼卿学习，作《毛诗序》，很能把握《诗经》中风、雅的深意，直到今天还流传于世。”《隋经籍志》说：“先儒相承认为，《毛诗序》是子夏创作的，毛公和卫敬仲又加以润色增益，大体上古代的说法本来就是这样。”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大概自汉代以来，解释《诗经》的有四家，即齐、鲁、毛、韩四家；由于传授不同，所以说法也不一致。黄▯说：书、易、春秋都有序，学者并不怀疑；唯独《诗经》的大序，学者有所怀疑。大凡有序的书，一定写明作者的姓氏；而《诗经》虽然有序，却没有写明作者，有的还杂出于百家传记，傅防的说法始终没有统一，这就是后世疑惑日益增多的原因。《孔子家语》说：子夏学习《诗》，能够通晓其中的义理。王氏注说：子夏所作序的诗，就是今天的《毛诗》。沈重说：考察郑氏《诗谱》，推测大序是子夏所作。这种说法，韩文公已经辨析得很详细了。韩愈认为，汉代学者想使自己的传授显赫，于是借托子夏之名；《东汉儒林传》也说，卫宏跟随谢曼卿学习，作《毛诗序》，流传至今。近世如苏颖滨，也根据这种说法，认为《诗序》的文字反复烦琐，好像不是一个人的言辞。李迃仲认为苏氏的说法正确，而且程氏、王氏都是近世的大儒，却又认为这不是汉代儒者所能写成的。我私下认为，大序的文字温厚纯粹，具有《系辞》的气象，那些汉代儒者，谁能达到这种程度呢？” 程大昌说：“认为《诗序》是子夏所作的，是毛公、郑玄、萧统等人；认为子夏有三条理由不可能作《诗序》，怀疑它是汉代儒者假托的，是韩愈。”范蔚宗在《卫宏传》中说：“九江的谢曼卿精通《毛诗》，卫宏跟从他学习，作《毛诗序》，很能把握风、雅的深意，直到今天还流传于世。”郑玄作《毛诗笺》，他的叙述明确详细地说明了传授源流；既然如此，那么今天流传的《诗序》是卫宏所作，还有什么可疑的呢？然而，诗的古序并不是卫宏所作。古序和卫宏之序，如今混在一起而没有区别，但有些地方可以考察。凡是诗篇开头说明诗义的两句话，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所说的小序，就是古序。两句话以外继续申说的内容，世人所说的大序，就是卫宏的话。郑玄解释《南陔》时说：“子夏为诗篇的义旨作序，并把它们合编；后来遭逢战国直到秦代，《南陔》等六首诗亡佚，毛公作传，分别引用各篇的序，把它们置于篇首，所以诗虽亡失而义旨还在。”郑玄说序出自子夏，是失去了传授依据。至于他说六首诗开头的两句序文，古时曾经合编，到了毛公才分别置于各篇之前，郑玄生活在汉代，大概是亲眼见到的。如今六篇序文两句话之下，明白说有义旨而无辞文，可知这是秦火以后只见到序而没有见到诗的人所作。毛公对于《诗经》，只是为它作传，并没有为它作序；那么，对先前序文的时代和意义加以申说解释的，不是卫宏又是谁呢？以郑玄亲眼见到的情况来证明先秦本来就有序文，再以六篇序文相连的文字类推三百零五篇的序文，那么古序和卫宏之序就清清楚楚，黑白分明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译朱子说：“《诗序》的创作，学者说法不同，有人认为是孔子，有人认为是子夏，有人认为是国史所作，都没有明确的文字可以考证。只有后汉《儒林传》认为卫宏作《毛诗序》，如今流传于世；这样看来，序是卫宏所作，已经很清楚了。然而郑氏又认为，各篇序文原本合编为一册，毛公才把它们分别置于各篇篇首；那么在毛公以前，这些序文已经流传很久，卫宏只是加以增广和润色罢了。所以近世许多儒者认为，序文的开头一句是毛公分列的，下面那些推衍说明的话是后人增益的，这种说法或许有道理。但如今考察那些开头的话，已经有不理解诗人本意而任意妄说的了，何况沿袭下来的种种错误呢？不过推究其最初情况，仍必定是作者自认为出于个人的推测，并非经文原文，所以暂且自成一编，另附在经文之后。又因为齐、鲁、韩三家的说法也流传于世，所以读者还可以知道这些话出自后人之手，不必全部相信。到了毛公把它引入经文，便不再缀附于篇后，而是高置在篇首；不把它当作注，而直接当作经文；不使用表示疑惑的语气，而竟然写成确定的语气。后来三家的传授又断绝了，只有毛氏之说独自流行，于是它与经文抵牾的痕迹再也看不见了。所以这些序文后来竟被认为是诗人预先拟定的题目，反而成了诗文因序而作。” 于是读者辗转相传，越来越尊信，没有人敢于议论。遇到有不通的地方，就一定曲意迁就，穿凿附会；宁可使经文原文缭乱破碎、不成文理，也始终不忍明说小序出自汉代儒者。我对这种弊病痛恨很久了，但仍然认为它流传的源头久远，其中或许确实有传授和证据而不能废弃的内容，所以已经颇多采录，附在传文之中；又把它们合编成一篇，以恢复原来的样子，并据此评论它们的得失。”朱子又说：“《诗序》本来就是两三个人所作，如今只相信《诗经》，不必相信《诗序》。”又说：“《诗序》实在不值得完全相信。我以前看到郑渔仲有《诗辨妄》，极力斥责《诗序》，认为全是乡野妄人所作。起初我也怀疑这点，后来拿它同《史记》《国语》相互考核，才知道《诗序》果然不值得相信。” 范处义说：《诗经》有小序，也有大序。小序的一句话，是国史记载作诗者本意的文字。小序以下的内容，都是大序，也同样是国史所叙述的。其中间或有圣人留下的话，可以考察而知晓。只有《关雎》位于一经之首，并且总论三百篇的大旨，如同《易经》乾、坤两卦的《文言》，所以特别详尽。世人本来把《文言》看作圣人为《易》所作的赞语，却在《诗序》方面被传记迷惑而产生怀疑。先儒中有了解这种说法的，认为《系辞》是《易》的大传，《诗序》是《诗》的大传；又说，学习《诗》而不寻求序文，就像想进入屋子却不从门进去一样。唐人议论《诗序》，真是奇怪啊！他们说：子夏不能作《诗序》，有三条理由：才智有所不及，这是第一；《诗序》暴露宫闱中的私事，而《春秋》不这样说，这是第二；诸侯尚且世代不敢这样说，这是第三。又说：汉代的学者想使自己的传授显赫，于是借托子夏之名。况且子夏的才智尚且有所不及，汉代距离《诗》的时代更加遥远，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说《春秋》不这样说，是不懂得圣人把经书传授给左丘明时，经文不愿明说的事情，传文便明确写出了它的事迹。至于说诸侯世代尚且不敢这样说，这正是史官害怕遭受天谴和刑罚的见解。连子夏都说不敢这样做，那么古代的国史难道反而贤明吗？” 从前齐国太史记载崔氏的大恶，兄弟几乎被杀尽了，而南史氏仍然拿着简册前往记录；这难道是计较生死祸福而废弃自己的官守吗？即使《诗序》不是子夏所作，这种议论也很疏漏。文中子说：圣人叙述史事有三点：记载《尚书》中的帝王制度，详细叙述《诗经》中兴盛衰败的原因，显明记载《春秋》中邪正的事迹。如果确实如他说的那样，圣人对于《春秋》就加以修订，依据鲁国旧史，明白显示邪正的事迹；对于《尚书》就加以整理，又分别在篇首加上序文，完备记载帝王制度；对于《诗经》则加以删定，假如不依据序文保存的内容，又从哪里看见它兴衰的原因，并知道其中赞美和讽刺是否恰当呢？如今观察《春秋》的褒贬，与《诗序》相应的地方大概很多。如陈佗、卫州吁、郑忽，都已经做过国君。《春秋》记载说：“蔡人杀陈佗”；说：“卫人杀州吁”；说：“郑忽出奔”；这是记载姓名的例子。《诗序》也说：“陈佗不义”；说：“卫州吁暴乱”；说：“郑人刺责郑忽”。《春秋》有时记载爵位，《诗序》也说：“凡伯”；说：“芮伯”。《春秋》有时记载字，《诗序》也说：“仍叔”；说：“行父”。《春秋》有时记载某人，《诗序》也说：“周人”；说：“国人”。《春秋》有时记载某国君，《诗序》也说：“讽刺他的国君”。《春秋》有时记载夫人，《诗序》也说：“讽刺卫夫人”。《春秋》有时记载大夫，《诗序》也说：“讽刺周大夫”。这只是大略。至于《诗序》记载向周王请求命令，难道不是《春秋》尊重王命的意思吗？记载天子的使者，难道不是《春秋》重视王臣的意思吗？记载王道、记载有德、记载合于礼、记载守义、记载赞美、记载嘉许、记载言语、记载陈述、记载喜悦、记载快乐、记载给予、记载褒奖赏赐，难道不是《春秋》赞许善行的意思吗？记载失道、记载无德、记载不义、记载无礼、记载讽刺、记载怨恨、记载厌恶、记载痛恨、记载忧伤、记载忧虑、记载恐惧、记载弃绝它，难道不是《春秋》贬斥恶行的意思吗？记载思念、怜悯、停止、悔恨、断绝、责备、发誓、救助混乱，这是《春秋》反正的意思。记载感化、劝导、告诫、勉励、诱导、箴规、规劝、教诲、自我警戒，这是《春秋》责备求全的意思。比如记载周王的君臣，只有文王、武王、周公加上一个“圣”字，其余人都没有得到这样的称许。

译比如记载贤者、君子、忠臣、孝子、仁人、善人、小人、谗贼、传播恶行、荒淫、大乱、大坏等，都是直书其事而不加曲笔，应当是圣人所取法的。大体上，《春秋》虽然严厉，但言辞深沉而委婉；《诗序》虽然通达，但言辞直截而显明。例如《春秋》只记载狄人进入卫国，不说灭亡；《诗序》则说“卫国被狄人灭亡”。《春秋》只记载筑楚丘城，不说在那里封立；《诗序》则说“齐桓公救助卫国并在那里封立”。《春秋》不记载曲沃伯成为晋侯，《诗序》则说“赞美晋武公开始兼并晋国”。《春秋》不记载鲁僖公修建泮宫，《诗序》则说“歌颂僖公能够修建泮宫”。大概《春秋》不赞许夷狄灭亡诸侯国，也不认可诸侯擅自封立。晋武公接受宝物贿赂而兼并宗国，虽然请求了王命，实际上是以不义的行为要挟君主；僖公沿用旧址修建学校，虽然是好事，也是治理国家者本来就应当做的事，所以没有记入经文。《诗序》却把这些实际情况一并记载下来。圣人凭借《春秋》的严正而确立一统王法，又凭借《诗经》的通达而不忘记人的善行之道；二者并行而不相违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沈重说，郑氏《诗谱》的意思是：大序由子夏所作，小序由卜商所作；子夏的意思有所未尽，毛公把它补足。大概沈重的说法认为，只有《关雎》一篇的序是大序，其余各篇都是小序；这已经是考察得不够周详了。梁昭明于是相信了这种说法，把《关雎》一篇的序编入《文选》，题作卜子夏所作。后汉书却说：“卫宏跟随谢曼卿学习，于是作《毛诗序》，很能把握风、雅的深意。”隋《经籍志》也说：“先儒相承认为，《毛诗序》由子夏创作，毛公和卫敬仲又加以润色。”所谓相承，就是郑氏《诗谱》的意思。除此以外并没有根据，如今广泛考察经籍，只有《孔子家语》说，子夏学习《诗》，能够通晓其中的义理，却从未说他作了序。王肃注释《家语》，才把它说成今天的《诗序》；这样看来，所谓子夏作序的说法就不能相信。子夏尚且未必作过《诗序》，那么说毛公、卫宏为它润色，又有什么值得相信的呢？哪里比得上寻求孔夫子的话来作为依据？《论语》说：“周代有大赐，善人因此富足。”这是孔夫子记载周家政治的话，和《大赉》的序相同。《缁衣》说：“统治民众的人，衣服不改变，举止从容而有常规，用这些来整齐民众，那么民众的德性就会归于一统。”记载礼制的人用“孔子说”来证实这句话，大概认为这是孔夫子的话；它和《都人士》的序也相同。《孔丛子》记载孔夫子读《诗》时说：“从《周南》《召南》中，看出周道兴盛的原因；从《柏舟》中，看出普通人坚持志向而不可改变；从《淇澳》中，看出通过学习可以成为君子；从《考槃》中，看出隐居避世的士人并不因困顿而忧闷；从《木瓜》中，看出馈赠之礼得以实行；从《缁衣》中，看出喜爱贤人的心意达到极点；从《鸡鸣》中，看出君子不忘记恭敬；从《伐檀》中，看出贤者先做事而后享受俸禄；从《蟋蟀》中，看出陶唐氏节俭德行的广大；从《下泉》中，看出乱世之人思念明君；从《七月》中，看出豳公建立周朝的原因；从《东山》中，看出周公把先公之事置于私事之前；从《狼跋》中，看出周公长远的志向以及他因此成为圣人的原因；从《鹿鸣》中，看出君臣之间有礼；从《彤弓》中，看出有功劳的人一定得到报偿；从《羔羊》中，看出善政一定会有相应的成效；从《节南山》中，看出忠臣忧虑世事；从《蓼莪》中，看出孝子思念奉养父母；从《楚茨》中，看出孝子思念祭祀；从《裳裳者华》中，看出贤者世代保持其禄位；在《采菽》篇中，可以看出周王明智而敬重诸侯。”这些话都与今本《诗序》相同；其中的义理，又与《左氏传》所载高克率军和《清人》篇序相同，也与《国语》所载正考父得到《商颂·那》篇及其序相同。至于《大序》说“感情从内心发动”，与《乐记》所说治世、乱世、亡国之音相同；《大序》说“风、赋、比、兴、雅、颂”，与《周官》所说“公于是作诗留给王，命名为《鸱鸮》”相同；《金縢》中也有同样的话。由此说来，假如《诗序》作于孔子以前，就是孔子所记录的；假如作于孔子以后，就是取自孔子遗留下来的言论。难道可以废弃吗？另外还有两点可以说明《诗序》流传的源头很早：旧本《乐序》说《假乐》是“赞美成王”，但经文中原本没有“嘉”字，而子思《中庸》和《左氏传》都把《假乐》写作《嘉乐》，难道他们曾见过今天的《诗序》吗？《六月》的序在《由庚》之后接着是《南有嘉鱼》，在《崇丘》之后接着是《南山有台》，这都是古诗的篇次。如今亡佚诗篇的次序，却把《由庚》《崇丘》《由仪》合为一组，这是秦火以后经学家所安排的。假使《六月》的序果真是毛氏、卫氏一派所作，那么这两个人都生在秦火之后，就应当像亡佚诗篇那样排列次序了。况且那些诗既已亡佚，篇次又已经混乱，毛氏、卫氏一派凭什么知道古诗的次序是《六月》序所说的那样呢？学者舍弃经籍中的明确证据而不知道相信，却想把没有根源、相互承袭的说法当作六经的弊病，也太迷惑了。叶适说：“《诗序》随着文章阐明诗义，有的记载本事，有的解释诗意，都在秦汉以前；虽然深浅不同，不能完全恰当，但读诗的人应当按照时代考察，依据义理判断，只遵从正确的说法就可以了。假如把原来的序全都去掉，另自创立说法，反而会离诗意更加遥远。”

译章如愚说：“《诗序》损害诗篇，就如同三家传损害《春秋》一样。不过，三家传虽然损害《春秋》，《春秋》还存在；《诗序》损害诗篇，诗篇却亡佚了。三家传喜欢编造巧妙的说法来损害《春秋》，其危害并非不惨烈；然而三家学说彼此攻击，后来的儒者又有啖助、赵匡等人能够辨明它们的错误，所以世人很知道三家传并不等同于《春秋》，因此《春秋》还得以保存。至于《诗序》的创作，既没有研究三家学说的人来攻击它，也没有先儒出来说明，俗儒相互传承，认为它出自子夏；妄说的人又径直认为这是圣人为了探求诗义而作，只知道在序中寻求诗义。学者从孩童时读《诗》，就先读《诗序》，它已经深入骨髓了。唉，诗怎么能不亡呢！《春秋》的教化，也许不必等圣人再生，就可以在后世施行；诗人的防范，即使我的老师孔子再次出现，也无法同世人辨明了。这样说来，《诗序》的危害同三家传相比，不是更加惨烈吗？”又如《二南》的诗篇，称作《周南》《召南》，大概是古人在周地以南采诗，采到的就称为《周南》；在召地以南采诗，采到的就称为《召南》。周、召都是周地。地理志说，扶风郡雍县东北有周城，东南有召城。古代周公、召公分土治理，主管东西两方的诸侯；在相应地区采得诗篇，所以用周、召命名。《二南》的含义，大概就是由此而来。那些给诗作序的人，却把《关雎》《麟趾》的教化、王者之风归于周公，把《鹊巢》《驺虞》的德行、诸侯之风归于召公，荒谬得太厉害了。即使把《二南》归属于二公，于是又把其中的诗全都说成文王的诗；看见《关雎》《葛覃》是妇女之诗，就又把其他诗篇都说成出自妇女。文王同一个人，在《周南》中被说成王者，在《召南》中又被说成诸侯；太姒同一个人，在《周南》中被说成后妃，在《召南》中又被说成夫人。这难道是孔子所说的“正名”之意吗？《二南》诗中所说的后妃、夫人，多半没有义理。其中最令人奇怪的，如《小星》说：“早晚在公事上，恭敬地连夜赶路，抱着被子和床帐。”所谓“恭敬地连夜赶路”，是说远行而不懈怠；所谓“早晚在公事上”，是说勤劳于君王的事务。诗中这样的说法很多，抱着被子和床帐连夜赶路，都是不怕劳苦服役的意思，难道不是说命令分配不均吗？所以诗中说“实在是命运不同”，这毫无疑问是使臣辛劳的诗。如今它的序却说：“夫人没有嫉妒的行为，施恩于她的贱妾，让她们进宫侍奉君王，知道她们的身份有贵贱之分，能够尽到自己的心意。” 既然说是进宫侍奉君王，那为什么要用“恭敬地连夜赶路”“早晚在公事上”这些话呢？又为什么要“抱着被子和床帐”前往呢？注说：各位妾夜间出行，抱着被子和床帐，按照进宫侍奉的次序前往。疏说：即使床帐是君王所有，也应当抱着被子和床帐前往。学习经书却不懂道理，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被有见识的人讥笑吗？《汝坟》说：“既已见到君子，他没有把我远远抛弃”；《殷其雷》说：“勤劳有为的君子，回来吧，回来吧。”这些都是家室思念见到君子的言辞，并且勉励他守正、劝导他遵循义理。我没有看出这样解释有什么道理。既然说召南诸国受到文王教化，连《兔罝》中的武夫都喜爱道德，那么怎么会有强暴的男子侵犯正直的女子，以至于发生《行露》中的诉讼？又怎么会有女子怀春，而有美男子诱惑她，像《野有死麕》所说的那样？说文王、太姒的教化只达到妇女而没有达到男子，已经不对了。何况妇女如果果真都能守正防邪，也应当像汉水一带的女子那样不可侵犯，怎么会有“不要触动我的佩巾，不要让大狗叫”的话？序却在这里解释不通，仍说：受到文王教化的人，即使处在乱世，也仍然厌恶无礼之事；只是委婉曲折地避讳防范之事，也已经很费力了。我认为不是这样。《二南》的诗，虽然大体上是赞美之诗，也有讽刺之诗。不只是西周的诗如此，《汉广》中游荡的女子不可求取，也同样属于《国风》，并没有什么不同。怎样辨别呢？根据《何彼秾矣》一诗就可以知道。诗中说：“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女儿。”考察《春秋》鲁庄公元年记载：“王姬嫁到齐国。”这就是桓王的女儿、平王的孙女，下嫁给齐襄公；不是“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女儿”又是什么呢？解说者一定要把它说成西周的诗，因为当时还没有平王、齐侯，于是把平王解释为平正之王，把齐侯解释为齐一之侯，说它与《尚书》中的“宁王”意义相同，这是妄说。根据诗人明确指出那个人的子孙来看，就必定是直截了当地说出；如称卫庄姜为“东宫的妹妹、邢侯的姨母”，歌颂鲁僖公说“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况且这是一首讽刺诗，王姬只有盛美的容色，却没有肃敬和雍容的德行，怎么能使人受到教化呢？所以诗说：“为什么那样艳丽，像棠棣花一样？为什么王姬的车驾不肃敬而雍容？”诗人的意思仿佛是说：说她的容色固然像棠棣花一样，可是你王姬的车驾为什么不肃敬雍容呢？这是在讥刺她。如今它的序反而说：“仍然遵守妇道，从而成就肃敬雍容的德行。”把白说成黑，在道理上怎么说得通呢？由这一篇的意义来看，《二南》的诗以及三百零五篇诗，都被《诗序》破坏了，礼义几乎全都昏暗磨灭了。孔子说：“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面向墙站着一样吧！”如今人们学习《二南》，反而面向墙壁，难道不可悲吗？有人说：“《何彼秾矣》如果是东周的诗，为什么不把它列在《王风·黍离》中，却列在这里呢？”回答说：作诗的时候是东周，采诗的地方却是召南。在召南采得的诗，如果列入东周的诗，这是不可以的。又有人说：“你已经辨明《诗序》是不正确的了。假如没有《诗序》，后世怎么知道诗的意义呢？况且它流行了几百年，难道会没有根据就这样说吗？”回答说：圣人删定《诗》而没有为它作序，并不是不能作，而是特意让学者深入思考诗的意义，然后自己有所领会。诗人的意义不像《易》《春秋》那样幽深微妙。学者能够深思，就不必等待序文也能自行明白；这也如同《春秋》不必等待传文，也可以自己领会一样。不幸汉儒浅陋，给每篇诗一概加上序，诗从此就没有真正的传承了。况且那些序又哪里有什么根据呢？不过大多依据《左氏传》的说法罢了。《左氏传》本身也多属诬妄，不值得相信；以妄传承妄说，反而可以相信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译其他没有依据的地方，也只是从诗篇中寻找解释。如看见《小星》说“命运实在不同”，就说这是知道身份有贵贱；看见《何彼秾矣》说“为什么不肃敬雍容”，就说这是为了成就肃敬雍容的德行。见识浅陋到这种程度，其他还能看出什么呢？唉！齐国女子文姜嫁到鲁国，行为如同鸟兽，最终杀害丈夫、使国家灭亡，《春秋》屡次记载此事以警戒万世。他们却讽刺郑忽说：“齐国女子贤德，而郑忽不肯娶她”；齐桓公称霸，正应当讥刺他没有救援卫国的功劳，他们却只记载筑楚丘城来讥刺他。他们又说：“齐桓公攘除夷狄而封赏他们”，认为国人思念并深厚地报答他的恩德。像这一类说法，违背道理、扰乱教化到了极点。世人竟然非常相信它们，诗怎么能不亡呢？但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学者对《春秋》研究不深，所以无从看见诗义，也没有办法知道《诗序》的谬误。黄震说：“雪山王质、夹漈郑樵，起初都删去《诗序》，他们论说《诗》同各家不同。晦庵先生依据郑氏的说法，完全去掉美刺之意，探求古代原始的意义，他的说法很使世俗震惊，即使东莱先生也不能没有疑问。诗如果没有序，就无法知道它是因何事而作；删去诗序，在千年以后想一下子完全抛弃自古相传的说法，另在茫然无据中寻求解释，实在是困难的事情。” 马端临说：“《尚书序》和《诗序》，从史传中无法明确知道是何人所作，先儒多对此表示怀疑。到了朱文公解经时，就依据古文、今文把它们分为两类，并详细论述其得失。至于《诗》的《国风》各篇序文，他尤其多加以诋毁排斥。依我看，《尚书序》可以废弃，《诗序》却不可废。就《诗》而言，《雅》《颂》的序可以废弃，十五国风的序却不可废。为什么呢？《尚书》只是直截了当地陈述事情，序是后人所作。即使序深刻领会了经义，也不过是阐明经文已经说出的事情罢了，没有序也可以。诗则不同于《尚书》。然而《雅》《颂》的创作，诗辞容易知道，诗意也容易明白。所以读《文王》篇，深深体会‘文王在上’以下七章，那么‘文王接受天命而建立周’的话就是多余的；读《清庙》篇，深深体会‘啊，庄严清静的宗庙’这一章，那么‘祭祀文王’的话也是多余的。因为作者的意思已经明白，作序者的话就可以简略；若在敷衍附会之间稍微多说一句，只能看出它是多余的赘疣。至于读《国风》各篇，才知道诗不能没有序，也才知道序对于诗有功劳。因为《国风》这种体裁，多用比兴之辞，少用叙述；借风谕人的意义多浮现在言外，而不是直接指斥。诗篇往往反复咏叹，连章累句，却没有一句叙述作诗的意图；而作序的人却用一句话概括说：“是为了某件事而作。”如果不是这种传授有源流、探求没有错误，那么谁能凭空推测当时诗句意旨的归宿，并把它显示给千年以后的人呢？可是文公对诗序深加诋毁，尤其详尽地辨析《桑中》《溱洧》等篇，认为怎么会有讽刺他人恶行，却自己写成那个人的言辞，陷入被讽刺的处境还不自知的人呢？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诗辞是那样，序文的说法却是这样，那么只从诗中求诗意就可以了，哪里有舍弃明白可见的诗辞，偏要曲从难以相信的臆测之说的道理呢？这个说法固然很好，但我认为如果一定如此，那么难读的诗就太多了，哪里只是郑、卫诸篇呢？《芣苢》的序说，是妇女以有子为乐，用来赞美后妃；但诗句不过是描写采摘芣苢的情状。《黍离》的序说，是哀悯周王室宫庙的倾覆；但诗句不过是感慨禾黍幼苗和穗子的景象。这些诗没有说出作诗的意图，而要依靠序文来说明。假如舍弃序文去探求，那么采摘芣苢究竟是为了什么，感慨禾黍又究竟是在说什么呢？” 《叔于田》的两篇，序说是讽刺郑庄公，但诗句却只是郑国人喜爱叔段的言辞。《扬之水》《椒[原文疑误]聊》两篇的序，说是讽刺晋昭公；但诗句却只是晋国人喜爱桓叔的言辞。这些诗的序，是用事情来寄托讽刺，诗句本身根本没有说出讽刺的意图，因而要依靠序文来说明。假如舍弃序文去探求，那么这四篇诗就会成为类似扬雄《美新》之赋、袁宏九锡之文的颂美文字了。这难道可以作为教训吗？孔子难道会删去它们吗？《鸨羽》《陟岵》见于变风，序说是征役者不能忍受命令而作；《四牡》《采薇》见于正雅，序说是慰劳使臣、遣送戍役者而作。深切体会这四篇诗的意旨，就会发现它们都感叹出行服役的劳苦，叙说饥渴的情状，忧虑不能奉养父母，哀伤归来休息没有期限；它们的辞语是相同的。这是诗辞相同而意义不同，要依靠序文来说明的情形。假如舍弃序文去探求，那么文王的臣民也会成为怨恨君上的人，《四牡》《采薇》也不能列入正雅了。只从这些事例来看，就知道序不可废。序不可废，那么《桑中》《溱洧》把它们解释为讽刺淫奔，又有什么妨碍呢？我曾经论述过：同样是劳苦的言辞，出自叙说情感、怜悯劳苦者之口，就属于正雅；而出自困于徭役、因财物受损者之口，就属于变风。同样是淫乱放纵的言辞，出自淫奔者之口，就可以删去；出自讽刺淫奔者之口，就可以保存。同样是爱戴的言辞，出自喜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就可以删去；出自讽刺郑庄公、晋昭公者之口，就可以保存。既然《芣苢》《黍离》不明说作诗意图，《叔于田》《扬之水》用反说来寄托讽刺，《四牡》《采薇》的诗辞又与此相同，文公为什么不玩味考索诗辞，另自立说，最后却仍然像旧序那样，在诗辞之外寻求作诗的意图呢？为什么唯独对郑、卫诸篇一定要认为是淫奔者自己所作，使圣人的经典成为记录淫辞的工具呢？况且孔子曾经删诗，他之所以取用《关雎》，是说它快乐却不淫荡。那么可删的诗，还有什么能比淫荡更严重呢？如今考察文公的《诗传》，把诗指为男女淫乱、私奔、诱惑者自己作诗来叙述其事的，共有二十四篇。如《桑中》《东门之墠》《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序本来认为是讽刺淫乱，文公却认为是淫乱者自己所作。又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序本来另有所指，文公也认为是淫乱者自己所作。

译像这样由淫乱昏昧、毫无检束的人发出放荡无耻的言辞，而这样的诗篇又如此繁多，孔子还保存它们，那么不知道他所删去的究竟是哪一类诗篇呢？有人说：文公的说法是，《春秋》所记没有不是乱臣贼子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看见当时事变的真实情况，并把它作为鉴戒留给后世，所以不得已保存下来，这就是所谓两者并行而互不相悖。我认为不是这样。《春秋》是史书，《诗》是文辞。史书用来记事，世间有治世就不能没有乱世，所以本来不能只保存禹、汤而废弃桀、纣，只记录文王、武王而抛弃幽王、厉王。至于文辞，其中淫秽、怪诞而不合常理的，直接删掉就是了。孔子仍然保存这些诗，就必定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序文的说法正确。又有人说：文公还曾说过，这类人安于作恶，对于这类诗，推想他们平日早已从自己口中说出而不感到惭愧了，又何必等我铺陈叙述以后，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害怕我怜悯他们，于是突然翻然悔悟，立即产生惩戒自己的心吗？我认为也不是这样。羞耻和憎恶坏事的心，人都是有的，何况淫乱放纵的行为，是所谓不能对人说出的事情；即使是市井小人，即使最为无才无德的人，也会如此。”}], 如今若有人同他谈话，能够说出他宣淫的情状，指出他行淫的地方，那么没有不面红耳赤、又惭愧又忌讳的；从没听说有人会向别人夸口说：“我能奸淫，我善于淫乱。”况且人做坏事，禁止他使他不能做，不如使他感到羞愧，让他自己知道这事不可以做。这里所说的铺张扬厉、反复称述，正是为了怜悯、痛惜并加以惩戒的极致。有人说：作序者为《诗》作序，朱文公解释《诗》，都不是从作诗者本人亲自传授、当面指示中得来的。作序者在言辞之外寻求诗意，朱文公在言辞之中寻求诗意，那么您凭什么判定二者的是非呢？回答说：我不敢随便赞同《诗序》的说法，更不敢妄自比拟先儒。只是曾经根据孔子、孟子解说《诗》的方法，读《诗》以后才知道《诗序》的说法并没有错，而朱文公的说法多有可疑之处。孔子说：“诵读《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它，就是‘思想没有邪念’。”孟子说：“解说《诗》的人，不要因为文字而损害文辞本意，也不要因为文辞而损害诗的意旨，要用自己的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这才算真正懂得了。”经书本来不是用来教人邪恶的，而是告诫人不要有邪念；文辞是用来表达意旨的，而要防止损害意旨。为什么这样说呢？《诗》是由情感抒发出来的，而情感一旦发出，所用的文辞不可能没有过失，所以《诗》中写男女夫妇之事，多有忧思感伤的意思；写君臣上下关系时，也不可能没有怨恨愤懑、激切发抒的言辞。十五国风共有《诗》一百五十七篇。其中以妇人为作者的诗，以及男女相互爱悦的言辞，几乎占了一半。即使是《二南》的诗，如《关雎》《桃夭》等篇，列在正风之首，但它们反复咏叹的，也不过是男女情欲和夫妻私生活之事罢了。汉代儒者曾把《关雎》说成讽刺诗，这都是不明白“无邪”的训诫、反而以文辞损害诗意的过错。更何况《▯▯》末流一类的诗呢？所以，其中怨女旷夫的悲哀、男女遇合的喜悦，虽然凡是有人的感情者都不能免除，但它们的情志深切，文辞悲哀；学习这些诗而不知道它们的防范意义，就容易动摇人的邪情逸志，更何况还用铺张扬厉的言辞来称述淫逸放荡的行为呢？然而诗人的本意，并不是认为这些行为正确而加以劝导。大概最了解诗人本意的，没有超过孔子、孟子；担心学者读诗而不能领会诗意的，也没有超过孔子、孟子，所以才有“无邪”的训诫。正因为诗的文辞不可能完全不接近邪僻，假如篇篇都像《文王》《大明》那样，还有什么邪僻可说呢？所以才有不要以文辞损害诗意的告诫。正因为诗的文辞不可能完全不违背它的本意，假如章章都像《清庙》《臣工》那样，还有什么诗意难以说明呢？由此看来，就知道所谓“刺奔”确实出自作诗者的本意，而孔子没有删去的那些诗，决不是淫荡放纵的人自己创作的。又有人说：朱文公曾说：“雅，就是二《雅》；郑，就是从《缁衣》以下的二十一篇；卫，就是《▯▯卫》三十九篇。《桑间》是《卫》中的一篇，《桑中》就是它。”二《南》、《雅》、《颂》，是祭祀、朝聘时所使用的；郑、卫、桑、濮，是里巷狭邪之地所作的诗。孔子对于郑、卫，大概是在音乐中深深拒绝它们的声调，把它作为法则；又在《诗》中严厉地树立其文辞，作为警戒。如今却想替郑、卫、桑、濮的实际情况加以隐讳，用“雅乐”的名义来文饰它们，又想把它们奏于宗庙之中、朝廷之上，那么不知道将把它们献给什么等级的鬼神，又用于什么等级的宾客呢？我认为也不是这样。《左传》说季札来聘，请求观看周乐，所歌唱的诗中《▯▯》《卫》《郑》都在其中，那么这些诗本来就是“雅乐”。假使它们只是里巷狭邪之地所使用的诗，周乐怎么会有它们？鲁国的乐工又怎么能歌唱别国淫邪的诗呢？然而我所论说的，不过是探求诗中文字意义的归宿，并知道它们所得自正当的性情。至于把诗配上弦乐歌唱、合于音乐演奏，《仪礼》《左传》所记载的古人歌诗合乐之意，大概有许多是无法理解的。《关雎》《鹊巢》写的是闺门之事，是后妃、夫人的诗，却在乡饮酒礼、燕礼中歌唱；《采苹》《采蘩》写的是夫人、大夫妻能够主持祭祀之事的诗，却在射礼中歌唱。《肆夏》《繁遏》是周宗庙配享上天的诗，却由天子享宴元侯时歌唱。《文王》《大明》《緜》是文王兴起周室的诗，却由两国君主相见时歌唱。由此看来，歌诗的用途同诗人作诗的本意，大概有明显不相符合的地方，不能强行贯通。那么怎么知道郑、卫诸诗不可以用于燕享之际呢？《左传》记载列国聘问宴享时赋诗，本来多是断章取义；但其中太不合适的，也因此受到讥笑，例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国令尹子围赋《大明》，以及穆叔不拜《肆夏》、宁武子不拜《彤弓》等事就是这样。不过，郑伯到晋国时，子展赋《将仲子》；郑伯宴请赵孟时，子太叔赋《野有蔓草》。

译郑国六卿为韩宣子饯行，子齹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这六首诗都被朱文公斥责，认为是淫奔之人所作的。然而他们所赋的诗，都得到叔向、赵武、韩起的认可，没有听说受到讥笑。由此可知，郑、卫之诗并不是不能用于燕享；而这六首诗的防范之意和训释，应当按照作序者的说法，不应按照朱文公的说法。有人说：《诗序》的言辞本来就有鄙陋浅薄、牵强附会而明显可见的地方，先儒对此加以批评的，不止一个人；您为什么还相信它呢？回答说：我所说不可废弃的，是指诗中没有明说而要依靠《诗序》来说明的内容。至于诗中已经说出的内容，那么《诗序》的话即使写得精巧，不读也可以，何况那些鄙陋浅薄、牵强附会的说法呢？作序的人，有人认为是孔子，有人认为是子夏，有人认为是国史，但都没有明确文献可以考证。然而郑玄说，毛公才开始把序置于各篇诗的篇首；这样看来，从汉代以前经师的传授，到作诗的时代，大概还没有相隔太远。千年以后，学者所应当遵守并体会的，是借此探求诗人的本意，尽量得到接近真实的理解；实在不应因为其中一句多余的话、一片浅陋的言辞，就想把它全部废弃，另行凭空探索并为它作解释。《关雎》一诗，韩诗认为是衰周时期的讽刺诗；《宾之初筵》，韩诗认为是卫武公因饮酒而悔过的诗，这些说法都同《毛诗序》相反。可是韩诗解释《关雎》时，违背了孔子“不淫不伤”的训诫，这是绝对不能听从的。《宾之初筵》一诗，孔子没有发表过评论，于是便诋毁毛说而采纳韩说。同样是韩诗，为什么《宾之初筵》的序可以相信，而《关雎》的序却偏偏不可信呢？《▯柏舟》，《毛诗序》认为是仁人怀才不遇时所作，朱文公认为是妇人所作，并引用《列女传》作为证据，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说法。然而《列女传》出自刘向；刘向在上封事论述恭显陷害正直之人时，引用这首诗“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的话，接着说：“小人成群，也足以使人愤懑。”这正是毛序的意思。同样是刘向，为什么《列女传》的说法可以相信，而他上封事中的说法却偏偏不可信呢？这就是我怀疑朱文公厌恶《诗序》过分，而他的援引和指摘似乎不恰当之类的原因。以孔子、孟子解说《诗》的原则为根本，参照《诗》中各篇序言的例子，然后穷究古今诗人讽咏的本意，那么《诗序》不可废弃，就很清楚了。我难道喜欢故意提出异议吗？又说：从前孔子说过“只是传述而不创作”，又说“恐怕有自己并不知晓却妄自创作的人，我没有这种做法”，又说“多听闻而对有疑问的地方存而不论”。从前我曾引用史书保存缺文的话，感叹世道不如古代；对于“夏五郭公”这种记载，也不愿贸然订正前代史书的缺漏和错误。这样看来，圣人的用意大概可以看出来了。大概诗篇能够被记录下来的，一定是序说明确、讽刺寄托的本意可以考察的；那些散失而没有流传下来的，一定是序说没有流传、本意难以考察，而圣人不愿凭空臆说的。有人说：如今三百零五篇诗的序，世人都认为是卫宏、毛公所作罢了。照您所说，它们岂不是已经出现在孔子之前了吗？回答说：这些说法虽然是由毛公、卫宏等人传下来的，但其中的意义和寄托，从这些诗产生时就已经存在了。“鸱鸮”的序见于《尚书》，“硕人”“载驰”“清人”的序见于《左传》，所记的事情都同作诗者处在同一时代，并不是后人的臆说。假如序说的意思不是出自当时作诗者的口中，那么“鸱鸮”各章起初就不会说到成王怀疑周公的意思，《清人》的末章也不会显出郑伯厌恶高克的事迹；后人读它们时，就应当无法知道它们究竟是在说什么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我曾经冒昧地提出这样的说法：作诗的人可以考察，诗的本意可以寻求，那么孔子就把它记录下来，这大概就是“传述而不创作”的意思；作诗的人无法考察，诗的本意无法寻求，那么孔子就把它删去，这大概就是“多听闻而存疑”的意思。因此，对于那些本意可以知道的诗，即使比兴深远、文辞寄托迂曲隐晦，也不废弃，例如《芣苢》《鹤鸣》《蒹葭》之类；对于那些本意无法知道的诗，即使直白陈述事情、文义清楚明白，也终究不予记录，例如“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之类；对于那些本意可以知道的诗，即使言辞和意旨流于放荡，不能不近似于狭邪之作，也不删去，例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对于那些本意无法知道的诗，即使言辞意旨庄重，完全出于义理，也终究不予记录，例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之类。那么，什么是本意可以知道的呢？就是三百零五篇诗的序所说明的本意。什么是本意无法知道的呢？就是那些没有凭序流传于世的佚诗。欧阳公《诗谱补亡后序》说：“后世的学者，依据前代流传下来的痕迹，考察它们的得失，这样的人也许是有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如果只是抱着焚烧残留下来的残缺经书，在距离圣人已经一千多年的后来茫然无措，看不到先儒前后相承的说法，却想独自树立一家之言，果真能够做到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吴澂说：“自汉代以来，解释三百篇诗义的人，全都以《诗序》为根本。《诗序》不知道最初出自什么人，后来的儒者又从中增补扩展。郑玄说，序原来单独编成一篇，毛公才把它分置在各篇诗的篇首。它最初单独编成一篇时，诗是诗，序是序；序中不是经文本来意义的部分，学者还可以考察出来。等到把序分置在各篇篇首之后，读经文以前先读《诗序》，序就好像成了诗人所命的题目，诗文反而像是依据序而作。于是读者必然要在序中寻找诗，而谁还敢在序之外寻找诗呢？宋代儒者颇有人察觉到这种错误，却没有谁能把它去掉。直到朱子才深深斥责这种错误并加以删去，这才足以洗刷千年来的谬误。我曾因此舍弃《诗序》而读诗，虽然不烦劳训诂，诗意自然明白；又曾勉强把诗解释得同序相合，虽然曲意产生了巧妙的说法，但诗义反而更加晦涩。由此可见，《诗序》对诗的妨害很多，而朱子对诗的功劳非常大。”

译蒋悌生说：“《尚书小序》和《诗小序》虽然都是古人对作者本意所作的序，但这两种序对后世学者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尚书序》可以没有，《诗序》却不能没有，不能一概而论。大概《尚书》是当时记载事情的书，它的正文已经由史臣说明了作者的本意，如《五子之歌》《太甲》《说命》等篇，史臣既已说明作者作篇的缘由，篇中转折起意之处，史官又用文字贯串起来，已经十分详明。即使没有小序，后世读者依照文章寻求意义，也自然能够通晓，没有必要依赖另外出现的小序。至于诗的创作，有的歌咏性情，有的铺陈政事，有的称颂功德，而且多用比兴的言辞，所以作诗的缘由及其所指的实际事情，大多没有完整写在诗文中，而都包含在诗句以外。假如没有小序来说明作诗的缘由，那么后来的读者茫然无知，又有谁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话，叙述什么人、什么时代、什么事情呢？这样看来，《诗序》对后世学者的功劳，本来就不能同《尚书序》相提并论。”先儒说《诗大序》是孔子所作，又认为是子夏所作，虽然不能全部相信，但孔子删定《诗》以后，子夏以文学著名，平日师生问答讨论之时，难道没有一句话涉及此事、用来告诉后世吗？只是到了战国末年，遭逢秦朝焚书坑儒，汉初又有一百多年草率混乱的时期，正经尚且错乱磨灭，不能保存完整，何况序文呢？想来孔子、子夏也一定曾经作过序，只是失去了传承。等到汉朝兴起、文教发展以后，流传下来的序文，大多出自汉代儒者的附会、补缀和编辑。正因为其中有些可能出自汉儒之手，朱子作《诗集传》时，看见其中穿凿附会、错误荒谬，担心它们误导后学，所以极力排斥，认为不足信。然而排斥得恐怕过分了，以致其中有可以保存、记录的内容，也被荒谬鄙陋的部分连累，一概归入排斥范围；这样一来，其中或许有圣贤的话，却受到汉儒的诬枉，实在不妥。我从前读《诗》时，对此颇感疑惑；现在仔细推究，确实有些地方似乎值得怀疑。但这并不是说我敢越分议论《朱传》的得失，只是担心后来的学者因此轻视小序，轻率地改易它，这也不合适，所以不得不在下文详细辨析，等待后来的君子加以订正。”又说：“议论者认为《诗大序》不是圣人不能作；如今仔细玩味其中的文字，议论推求本原，各处都有斟酌，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只有‘国史’二字还值得商榷，其余全篇都极像圣人的话。又考察古代史官掌管文书、乐官教习诵诗，《朱传》据此说明‘国史’二字的错误，本来是恰当的。然而仔细推究，史官掌管文书，那么凡是文书都应当归史官掌管。采集诗歌的时候，都由各国史官总汇，分列其篇章类别，说明其意义义理，然后转授给瞽蒙，使他们在君王左右诵唱。不然，瞽蒙是没有眼睛的人，如果不是别人指引并教告他，他又从哪里知道诗的类别、义理而加以诵唱呢？崔铣说：“抛开《诗序》来谈诗，背离《左传》来谈《春秋》，一定会荒谬。大概道理可以凭智慧穷究，事情却一定要以事实来显明，何况是在千年以后呢？”《诗大序》深厚精粹，不是卜子夏不能作，不可以诋毁它为诬妄之说。” 方鹏说：“《诗大序》全都是格言，不是圣人的门徒不能作。小序有时或许有错误，但距离古代还不远，真正得到诗人关键本意的地方很多，本来不能把它全部废弃。” 孙宜说：“《诗》是孔子传授给子夏的；序所记述的作诗缘由，都归于相应的作者，因此是不能废弃的。” 卢格说：“程子认为《诗大序》是仲尼所作。如今读它的文字，内容包罗周全、贯通一体，涵泳从容，兴、观、群、怨兼备，实在是三百篇的纲领。大概不是孔子不能作。朱子只是因为‘国史’一句话，就断定它不是圣人所作。然而《诗》由国史掌管、传播到学官，未必不是这样。学者因此废弃它而不读，为什么呢？” 杨慎说：抛开《诗序》来谈诗，是从朱文公开始的。朱文公因为吕成公过分尊崇小序，于是把小序的说法全部改变了。这大概是矫枉过正，不是平心衡量、折中取舍的说法。李舜臣说：《诗序》最初只有一句，其余大概是后人所述，不应当由作者自己作解释。薛应旂说：“季子观看周乐，歌唱卫诗、郑诗，都说‘美啊’，并且认为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郑诗虽然讥刺郑国政事细小，也没有达到淫乱的程度。到了春秋时期，各国大夫会盟，多次赋诵郑、卫之诗来表达自己的志意；假如这些诗都是淫荡的言辞，他们哪里肯拿来比拟自己呢？孔子虽然说郑声淫，也未必是淫奔之淫。解说者据此，便把《风雨》《鸡鸣》《丘中有麻》《木▯采葛》《扶苏》《子衿》等篇的序说全部改掉，恐怕不是孔子删诗、传述诗义的本意。《诗序》的说法固然未必全都正确，但汉代距离《春秋》还近，经师的传授仍有影响；到了宋代则更加久远了。这些说法，我都不敢全部相信。” 许孚远说：“《诗》有三百篇，把它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思想没有邪念’。这三百篇一定都是根源于无邪的思想，都是出自正当的性情，所以能够感发人的志意、使人观察社会、使人合群，也能够使人抒发怨情。近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可以用来侍奉君主，对人伦有益，对风俗教化有补助，是不能不学习的。”《史记》大概说：“古代的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去重复的，选取那些可以施用于礼义的诗。上面采录契、后稷以来的诗，中间叙述殷、周盛盛的时代，直到幽王、厉王时期的衰败，开头则从男女寝席之事写起。所以说：‘《关雎》是正声之变乱，以它作为《国风》的开端；《鹿鸣》作为《小雅》的开端；《文王》作为《大雅》的开端；《清庙》作为《颂》的开端。’三百零五篇，孔子都用琴瑟歌唱它们，以求与《韶》《武》以及《雅》《颂》的声调相合。礼乐从此就可以叙述了。由此看来，孔子删定的诗篇，都可以施用于礼乐，都与《韶》《武》《雅》《颂》的声调相合，那么它们一定没有邪念，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按照朱熹的注解：“善的诗可以感发人的善心，恶的诗可以惩戒和改变人的放纵意志。”那些所谓恶的诗本来就有邪念，读诗的人如果有意去惩戒和改变它，怎么能立即说读诗者的思想没有邪念呢？而且把“思无邪”一句话寄望于读诗的人，又怎么能说这就足以概括三百篇的意义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译孔子告诫颜渊“治理国家”时说：“放弃郑国的乐声，因为郑声淫荡。”又说：“厌恶郑声扰乱雅乐。”《乐记》说：“郑、卫的乐声，是乱世的乐声，近于放纵了。桑间、濮上的乐声，是亡国的乐声。那时政治涣散，百姓流离，欺骗君上、营私舞弊的行为盛行而无法制止。”孔子固然厌恶郑、卫的乐声，然而这两个国家的君臣之间，历代也都有仁德贤能的人。《诗》从情感中产生而止于礼义，本来就是孔子删去其中邪僻的部分，收录其中醇正雅正的部分，列入《国风》；所谓淫荡和放纵的内容已经不在其中了。朱子在两国《国风》中主张“淫荡、放纵”的说法，但遇到辞意不纯的诗，就一概解释为男女私奔、男女私下互赠答的诗。等到考察《毛诗小序》，却不是这样。《小序》传自汉初，其中虽然有后人附会增补的地方，却不能说全无根据。例如《郑风》的《将仲子》，《小序》认为它是讽刺庄公的诗，说：“庄公不能胜过他的母亲，以致伤害他的弟弟；弟弟叔段失道，而庄公不能制止；祭仲进谏，庄公又不听；在小事上不能忍耐，以致造成大谋略的祸乱。”《有女同车》，《小序》说是郑国公子忽拒绝与齐国通婚，祭仲劝谏他而作。《褰裳》，《小序》认为是讽刺狂童肆意妄行，国人希望大国来纠正他。《风雨》，《小序》认为是乱世中思念君子不改变操守的诗。《青衿》，《小序》认为是讽刺学校废弛的诗。现在根据诗的意义来考察，似乎都可以相信；可是朱注一概把它们看作淫荡放纵之作，这又是为什么呢？又考察《左传》《春秋》中诸位贤者的事迹，他们常常赋诗互相赠答。韩宣子曾赋《木瓜》来答复北宫文子；子展赋《将仲子》，讽谏晋侯；子齹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为韩宣子饯行。当时各位卿大夫都通过赋诗来表达自己的志意，所取的只是诗的意义，难道会取用淫荡放纵的言辞吗？沈鲤说：古人的书，有些产生于上千年以前，已经湮没而没有可以凭据的遗迹；要想据此考订是非、辨明疑信，那么到哪里去取得标准呢？回答说：只要以义理来判断它。比这更早的时候，如果有贤者的见解与它相同，那么这种说法就可信；比这更晚的时候，如果有贤者的论述与它相同，那么这种说法也可信。君子听人诉讼，并不是到每一家去亲自察看，而是凭借自己心中的见解，在茫昧不可知的境地中作出悬断；最终判定是正直还是邪曲，竟然可以像黑白清楚地呈现在眼前一样分明。那些没有凭据的典籍，哪里比得上人心更加难以测度呢？所以说：只要以义理来判断罢了。秦、汉以后，六经从灰烬残余中杂乱地流传下来，其中错乱、散失，使人产生疑问却不能判定的地方，难道只有《毛诗》吗？然而《尚书》的浑厚，《周易》的精微，《春秋》遣辞和比事的笔法，不是圣人不能创作；即使没有凭据，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至于二戴所传的《礼》，文辞多有繁复之处，有的可能是汉儒附会增饰而成；即使有凭据，我也不能不产生疑问。用这个道理来辨析是非，即使群书也都可以考知，难道只有一部《毛诗》吗？大概诗篇都有序，就像今天的辞赋，先有篇名，后来才有作品；没有作品流传下来而篇序却不随之流传的道理。因此，《毛诗》的序也应当是与诗篇一同流传的，这一点无疑。至于有人说是子夏作的，有人说是卫宏作的，都不对。正在《诗》还没有流传出来的时候，左氏解释《春秋》，往往引用诗篇，如《柏舟》《清人》等篇，诗义与序相合，那么在此以前的情况，可以相信左氏的记载。后来有齐、鲁、毛、韩四家诗，再后来三家失传而只有《毛诗》保存下来。在那个时候，博学的大儒和有名望、具备博古通经之识的人，难道会没有吗？可是从未听说有人诋毁、非议它，这难道不正是人心共同认可的结果吗？那么在此以后，就可以以当时流传诵读的情况来相信它，又有什么可疑的呢？郝敬说：《诗序》相传是子夏与毛公共同撰作的。现在考察各篇序文，开头一句是各诗的根本宗旨，下面的文字都是申述开头一句的意思，所以先儒认为开头的序是子夏所作，其余都是毛公增补的。现在看来，开头的序文简明精当，大概古人有了诗就有题目，有的由国史标注，有的由掌故记载，而且经过圣人删正，绝不是随意写成的；毛公则阐明其中隐微和显著之处，详略曲折都解释得很尽备，成为一千多年诗学家的领袖。到了宋代儒者任凭自己的心意轻视古说，一概斥为妄作，只根据诗中文字，按照自己的意思判断，创立新的说法。现在人们又沿袭这种说法，我不敢相信它是正确的。沈尧中说：“《诗序》每篇开头的一句，在采诗的时候大概就已经存在了，难道后世的人不能凭空作序，即使孔子又怎么能凭臆测作序呢？序文下面的铺陈文字，才是后世讲师的说法，有的正确，有的错误，不能全部相信。又如六篇亡佚的诗，只剩下开头一句，是因为后世儒者没有见到诗的正文，所以不能加以铺陈。朱子却因为铺陈文字有问题，连开头一句也一并斥责，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诗》有四家传本，只有毛诗流传下来，正是因为它有这些序文。苏子由只保存开头一句，反而是得到了真传。至于总序一篇，相传出自子夏；细玩它的辞意，从自己的志趣所达到的地方说起，没有比诗更为接近的了，不是大贤不能说出这种话。至于‘六义’以下，似乎也是铺陈文字。何况所谓变风、变雅尤其没有明确所指，又把小雅、大雅说成政事有大小，先儒都不认为这样说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些都是汉儒的话，而不是子夏的话。” 胡绍曾说：“《诗序》的作者终究难以明确指出并凭据传承，但流传久了，也不能随意诬说。何况鲁诗亡于晋代，齐诗亡于魏代，韩诗亡于五代，现在仅存的只是外传。因此世人唯独称说毛诗、解释《诗》，却废弃《小序》，这就像越裳归附周朝，却拒绝周公所乘的车一样。”

译顾炎武说：“《诗》的时代次序不可信。现在流传的诗也未必都是孔子校正过的。比如《褒姒》是写幽王的诗，却排在前面；《召伯营》是写宣王的诗，却排在后面。作序的人不得其解，于是把《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篇，都说成讽刺幽王的作品，恐怕并不是这样。又如《硕人》是庄姜刚嫁来时的事，却排在后面；《绿衣》《日月》《终风》是庄姜失去正位时所作；《燕燕》是送别归去的妾所作；《击鼓》是国人怨恨州吁所作，却排在前面；《渭阳》是秦康公做太子时所作，却排在后面；《黄鸟》是秦穆公死后的事情，却排在前面。这些都有经文中的明确文字可以凭据。所以郑氏认为《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都是讽刺厉王的诗。汉朝兴起初期，经师把它们的篇次调动了。并且《左氏传》中楚庄王说过：‘武王作《武》，它的末章说“▯定尔功”，第三章说“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第六章说“绥万邦，屡丰年”。’ “现在的《诗》只把‘▯定尔功’这一章作为《武》，而把第三章作为《赉》，再下一章作为《桓》，次序又彼此隔开了。”《越仪礼》歌咏《召南》的三篇，越过《草虫》而选取《采苹》。郑玄《正义》认为《采苹》原来在《草虫》之前，由此可知今天的《诗》已经失去了古人的篇次。考察《诗》有序，并不只是毛传如此，解释韩诗、鲁诗的人也没有不作序的。例如“《关雎》，是讽刺时政的诗；《芣苢》，是哀伤丈夫患恶疾的诗；《汉广》，是喜爱他人的诗；《汝坟》，是辞别家人的诗；《蝃蝀》，是讽刺私奔女子的诗；《黍离》，是伯封所作；《鸡鸣》，是讽刺谗人的诗【一说为喜悦人的诗】；《雨无极》，是正直大夫讽刺幽王的诗；《宾之初筵》，是卫武公因饮酒而悔过的诗”，这些都是韩诗的序。楚元王向浮丘伯学习《诗》，刘向是楚元王的孙子，实际上属于鲁诗学派。他所撰《新序》认为《二子乘舟》是伋的傅母所作，《黍离》是寿哀悼其兄所作；《列女传》认为《芣苢》是蔡国人妻子所作，《汝坟》是周南大夫的妻子所作，《行露》是申国女子所作，《▯柏舟》是卫宣公夫人所作，《燕燕》是定姜送别儿媳所作，《式微》是黎庄公夫人及其傅母所作，《大车》是息夫人所作；这些都本于鲁诗的序。齐诗虽然亡佚，推想当时经师也一定有序。只有毛诗的序，本于子夏；子夏学习《诗》而明白它的意义，又能追溯国史，弄清得失的缘故。考察《尚书》《仪礼》《左氏内外传》《孟子》，其中的说法没有不相合的。毛诗出现以后，学者舍弃齐、鲁、韩三家而跟从毛诗，是因为它有子夏的序，与三家不同。既然这些序是子夏所作，子夏把《诗》传给高行子，所以《丝衣》的序中有高子的说法；子夏又传给曾申，曾申传给李克，李克传给孟仲子，所以《维天之命》的注中有孟仲子的说法。这些说法都是用来补充老师学说中尚未涉及的地方，毛公因此保存下来而没有废弃。至于《南陔》等六篇诗，有诗义而亡失了诗辞，这是毛公补足成篇的；所谓有诗义，就是根据子夏的序。可是评论者多说序是卫宏所作。毛诗虽然出现得较晚，也在汉武帝时期；诗如果没有序，就不能传授，韩诗、鲁诗都有序，难道毛诗偏偏没有序，要一直到东汉时等待卫宏作序，才把它当作序吗？又考察蔡邕所书的《石经》，全都本于鲁诗；现在《独断》所记载的《周颂》三十一章，其序与毛诗相比，虽然繁简略有不同，但意义相同。难道鲁诗、毛诗的《风》序有所不同，而《颂》序却相同吗？”},{ 《经义考》卷九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诗》【三】端木子【赐】《诗传》伪本 一卷 存 何楷说：“近世有人伪造鲁诗，假托为子贡所传，其意图是想让它与毛传并行；然而所搜集的材料浅薄鄙陋，有见识的人都对此发笑。” 考察《子贡诗传》，从汉代直到宋代，记载艺文的目录都没有著录。嘉靖年间，忽然在鄞人丰道生家中出现。它取用子夏所作序的三百一十一篇，却把篇次全部弄乱了。把《鹤鸣》排在《鹿鸣》之前，于是“四始”也乱了。《何彼秾矣》属于《南》，却把它列入《风》；《黄鸟》《我行其野》《无将大车》《采菉》《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属于《雅》，却把它们列入《风》；《小弁》明明属于《大雅》，却把它列入《小雅》；《定之方中》属于《风》，却把它列入《颂》。于是“六义”也乱了。至于各国的《风》，也有迁移、改变和错杂，雅、颂也是如此。又删去笙诗六篇的篇目，并且改名：《野有死麏》改为《野麏》；《简兮》改为《柬兮》；《东门之墠》改为《唐棣》；《还》改为《营》；《卢令令》改为《卢遵》；《大路》仍作《大路》；《大叔于田》改为《太叔》；《山有扶苏》改为《扶胥》；《出其东门》改为《东门》；《兔爰》改为《有》；《菁菁者莪》改为《菁莪》；《皇皇者华》改为《煌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祈父》改为《祈》；《殷其雷》《大东》改为《小东》；《信南山》改为《南山》。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真是子贡的传本，就一定要与子夏所作序的诗求异吗？尤其奇怪的是，邶、▯、卫三地的诗虽然分为三部分，但延州来季子观乐时说：“我听说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大概是卫风吧？”那么它们本来都应是卫诗，可是这个伪本却说邶是管叔时期的诗，▯是霍叔时期的诗；又把小雅说成小正，大雅说成大正。《中庸》是子思所作，子贡却反过来抄袭其中的话。又私自把“凡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经，修养自身则道义得以确立”以下十句拿来解释小正，私自把《大学》中“心正而身修”四句拿来解释《关雎》。真是浅陋啊！本来想伸张自己的偏颇言辞和邪说，却严重诬蔑先贤，可以说只是个妄人罢了。没有根据的话，君子不会相信。可是乌程人凌濛初竟把《子贡诗传》和《子夏诗序》合刻，题名为《圣门传诗嫡冢》，实在令人失笑。近来萧山毛大可作《诗传诗说驳义》，极力辨明其中的诬妄，可以说是帮助我张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