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九十六

译《宋志》著录一卷。现存。王安石进呈《洪范传表》说：“臣听说，天下万物有大小之分，事物先后有伦序，这是天道；使它们有条理，是人道。上天命圣人来使万物有条理，而圣人一定要考察古代、成就自身，然后把平日所学用于事业，使天下获利。如果不是合适的时代，道理也不会凭空施行。陛下德义高尚，权术和智慧明达，足以摈斥天下的嵬▯，兴起其中的豪杰，谋求尧、禹太平的治理。然而朝廷尚未教化，海内尚未归服，纲纪、宪令仍然有时纷乱不堪。想来大概应当考察箕子所述之书，以深入发挥独到的智慧，顺应时势、应对事物。臣过去凭借荒废腐朽的学问，有幸充任议论思考、劝导讲学的官职，又被提升参与大政；但历经多年，功勋业绩没有成效，俯仰之间深感惭愧。谨将过去所著的《洪范传》删改润色、誊写整理，冒昧以草芥般微薄的见识，求助于天地。”又作跋说：“古代求学的人，虽然用口来发问，却用心来传授；虽然用耳来听，却用意来领会。所以做老师的不烦劳，而学生能够有所收获。孔子说：‘不到心里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启发；不到想说却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开导。只举出一个角，不由此推知另外三个角，就不再教他。’孔子难道会吝惜他的道，不让天下求学的人早些有所知吗？” 他认为，提问不切实，听讲就不会专心；思考不深入，所得就不会牢固。不专心、不牢固却能够进入内心的，不过是口头和耳中的记忆罢了。我所要教的，并不是要使他们只善于记诵在口耳之间。孔子去世以后，道统一天比一天衰微熄灭，逐渐到了汉代；而那些传注经书的人，做老师时只有讲解而没有回应，做弟子时只有诵读而没有提问。并不是他们不想提问，而是认为经文的意义已经全在传注之中：我难道可以不提问就有所获得吗？岂止不提问，还将不思考吗？并不是他们不想思考，而是认为经文的意义已经全在传注之中：我难道可以不思考就有所获得吗？像这样，即使那些作传注的人都已经做得很好，也只能使求学者的口耳得到完善，却不能使他们的内心得到完善，何况其中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呢？难怪经历的年数多到用千年来计算，而圣人的经书最终仍未能明白，求学者也不能凭借其中的言论施行于世。我为《洪范》悲哀：武王虚心请问、箕子尽意回答的内容，被传注者扰乱至今，已经模糊不清。于是我作传来疏通它的意义。唉！求学者不了解古人教人的方法，却长期被传注之学所蒙蔽。在这样的时代，如果要求他们思考深入、提问切实，然后再给予答复，那么我还将等待谁来说明呢？” 孔子说：‘我想不说话，然而我从来没有不说话。’他之所以说话，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孟子在当时则被天下人固然认为是喜欢争辩的人。邪说和暴行兴起，孔子的道几乎要熄灭了。孟子若不这样做，就不足以与他共同阐明道理。所以孟子说：‘我难道喜欢争辩吗？我是不得已。难道我乐意违背古人教人的方法，而再次这样喋喋不休吗？也是因为不得已啊。’ 晁公武说：王介甫撰写此书，认为刘向、董仲舒、伏生以灾异阐明经义是受到蒙蔽，于是另作这部传。他认为《洪范》所说的“若”，不应训释为“顺”，而应训释为“如”，就像君主的五事，以及上天的雨、晹、燠、寒、风罢了。其大意是说，天与人互不相干，即使出现变异，也不值得畏惧。陈善说：“《洪范》说‘金曰从革’，新义解释为‘能顺从，能变革’；而荆公《洪范传》又说‘金的本性能够顺从，只是受变革者所化’，这两个意义不同。”黄震说：“荆公《洪范传》中解释字义的地方，有很多值得取法。” 余焘《改正洪范》。一卷。现存。龚明之说：“余焘字元辅。当时方要推行舍法，他上书援引成周的事例，极力赞成此法，于是朝廷任命他为官，屡次升迁至正郎。后来他又上书，把《洪范篇》从‘王省惟岁’到‘月之从星’这一段改为把风雨归属于四五纪。一是岁，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五是历数。他认为九畴中凡是有衍文的，只有四五纪没有。至于八庶征之后，既然说‘肃时雨若’就停止，‘乂恒风若’之意也已经断绝，却又增加‘王省惟岁’以下的文字，就近于赘文；或许他的说法是对的。后来受到台谏弹劾，最终没有施行。” 孔武仲《洪范五福论》。一篇。现存。苏辙《洪范五事说》。一篇。现存。晁补之《洪范五行说》一篇 现存 晁说之《洪范小传》一篇 现存 说之后跋说：“我在二十年前研究《洪范》之学，根本依据伏生、刘向一派的学说，同时古今各家的说法也不敢遗漏，写成了数千字的传。靖康丙午年冬天，在睢阳遇到金兵，五代以来的图书全都化为灰烬，哪里还谈得上《洪范》的传呢？今年戊申年冬天，我漂泊到金陵，遇到东里一位好学的后生，他把我传中关于五行的内容标记在这部书里。我看到后，欣然如同重新见到了已经失去的东西。当时我在冬至前一天抱病，写下这篇小序。至于编次，则本于泰山姜至的论述；五行方面，则采用张廷评景发的说法。” 曾致《洪范传》《通志》著录一卷 已佚 卢硕《洪范图章》一篇 现存 卢硕自序说：“我把《尚书·洪范》一篇书写在绢帛上，张挂在屋壁上。有位客人看见后说：‘这就是所谓君主治国的大法，是武王用来继承三王而使天下明治的，大概是因为能够在这方面尽心尽力。假如把它进献给我们的君主，陈列在凤扆的右边，足以振兴三代的治道。’于是我把其中的事项分条编成篇章，进献给君主。” 《四先生洪范解要》六卷 已佚 考证：所谓四先生，是刘彝、曾巩、苏辙、吕吉甫。范浚《洪范论》一篇 现存 陈伯达《翼范》《宋志》著录一卷 未见 王圻说：伯达是绍兴年间的进士。高层云说：“伯达的《翼范》有九幅图、九篇说。” 孟先《尚书洪范五行记》《宋志》著录一卷 已佚 吴仁杰《尚书洪范辨图》《宋志》著录一卷 未见 王应麟说：“仁杰撰有《洪范辨》一卷，增立了新的图式，辨析欧阳修、苏洵、苏辙所论述的内容。” 郑耕老《洪范训释》已佚 蔡元定《洪范解》一卷 未见 郑思孟《洪范解义》已佚 《闽书》说：思孟，字齐卿，是宁德人，曾在朱文公门下受业，著有《洪范解义》，用来阐发朱文公《皇极辨》中深奥的义理。陈埴《洪范解》一卷 未见 林维屏《洪范论》一卷 未见 赵善湘《洪范统纪》（《宋史》列传作《统论》）

译一卷 未见 张萱说：“宋朝开禧年间，宗室濮园赵善湘著有此书。” 考证：叶氏《菉竹堂书目》中有此书。蔡元鼎《洪范防元》已佚 《闽书》说：元鼎是漳浦人，没有进入仕籍，却以文章自负。著作有《中庸大学解》《论语孟子讲义》《洪范防元》。冯去非《洪范补传》一卷 未见 《姓谱》说：去非是都昌人，冯椅的儿子，淳祐初年的进士。考证：叶氏《菉竹堂书目》中有此书。邹氏【元佐】《洪范福极奥防》五卷 已散佚。陈氏【刚】《洪范手抄》一卷 已散佚。刘氏【汉传】《洪范奥防》已散佚。《两浙名贤录》记载：刘汉传，字习甫，上虞人。宝祐四年考中进士，历次升迁，任两浙转运使，后升任司农卿。临终时写下“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这句话。胡氏【希是】《洪范考订》已散佚。《江西通志》记载：胡希是，字则翁，高安人。精通各部经书。元朝改易宋朝之后，居家著述。他性情方正严谨，有操守，哪怕是一点东西也不随便取用或给予。赵氏【孟頫】《洪范图》一卷 未见到。文征明说：“赵文敏公书写《洪范》篇，并且描绘箕子、武王传授与接受道统的意思。赵公是宋朝的宗室，却在革新的朝代做官，议论此事的人常常以此为遗憾。然而武王讨伐纣王，箕子是他的至亲，箕子既接受了武王的封爵，武王又把治国之道传授给他，千年以后也没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对。那么赵公难道唯独不能借此为自己辩护吗？赵公一向精通《尚书》，曾经为它撰写集注，如今唯独书写这一篇，不能说没有用意。” 胡氏【一中】《定正洪范集说》一卷 尚存。贡师泰作序说：“伏羲观察龙马所负之图而创画卦象，神禹依据神龟所负之书而叙述九畴。到了我们的夫子孔子为《易》作系辞，才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们’，这样看来，河图、洛书似乎都是为了画卦而出现的，而叙述九畴似乎与它们没有关系。这件事在千年以后引起纷纭的辨论，即使经过周敦颐、邵雍、程颐、朱熹等大儒的论述，人们仍不知道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说法。何况九畴的传文错杂地出现在五皇极之下，蔡氏著书，最终也没有加以订正，所以学者不能不感到疑惑。会稽胡君一中，深得王文、吴三位先生学说的要旨，选取他们的长处加以订正，把经文和传文分开编排流传，并把传文附在经文后面自成一书，命名为《定正洪范》。这样以后，义理清楚，脉络贯通，神禹叙述九畴的意义，也清楚得如同指着手掌说明一样。至于龟书、马图，从周敦颐、程颐到朱子本来都没有改变它们的名称；如今胡君径直把圆形的九数称为图，把方形的十数称为书，而画卦时兼取二者，用来区别先天、后天，这难道不是卓越而有见识吗！不过，圣神有所创作，行动总与天道相合；即使龟书、龙图不从河洛出现，卦仍然会被画出，九畴仍然会被叙述。孔子感于麒麟而作《春秋》，观察兔子而知《易》理，万物的象数变化、相互贯通，义理无不包含其中；若不是深通大道的人，谁能参与领会这些道理呢！” 一中自序说：“《洪范》这一篇，鲁斋王先生、心文先生、草庐吴先生都有考订本，彼此见解不同，各有得失。我私下因括苍鲍氏有订正《武成》的说法，认为竹简每行十三字，可以据此确定篇章的差错。推究《洪范》时，则认为史官把‘初一’至‘五’皇极以下的文字编为九畴的经文，这是大禹的原文；以河图九数为纲，以洛书十数为目。‘一五行’以下，也是大禹传授的篇章；‘水曰润下’以下，则是箕子解释经文的传文。第二畴五事至福极，也都是如此。九章都应当析分为大禹的经文和箕子的传文，逐条分解，脉络贯通。八政、五纪同样是传文，五福、六极也同样如此。文字则依据三位先生所订定的本子，各自采取他们的长处加以订正，并不是我敢凭臆见妄

译自出新，以招致谬妄僭越的罪过。我的意思是，竹简每行十三字，如今仔细核算字数，界限十分严密，一个字也不空缺。脱落的竹简偶尔因文义断裂而错插进来，如今把它们疏列在每一节之前，于是绘图来说明五行的配合，撰集注来阐明九章的要旨。不过我也不敢自以为是，只把书藏在家塾中，时时拿出来向同道询问。”又说：“延平芹西徐氏道泰，著有《河洛本始集》，根据先儒的学说，确定九数为河图、十数为洛书，以纠正启防的错误。” 他的说法是：‘河图、洛书都出现在上古，伏羲取法于它们而创作《易》，根据河图相对配置的位置画先天八卦，根据洛书流行变化的位置画后天八卦。大禹又取法于它们而制作《洪范》，以河图九数为体，叙述九畴的纲要；以洛书十数为用，叙述九畴的条目。至于叙述九功，则按照河图中五行水、火、金、木、土相互逆克的次序来安排六府；至于治水、划分州域，则按照洛书中水、木、火、土、金顺次相生的次序划分九州。’他的学说详细记载在《本始》一书中。一中曾经为此校订，关于启防的疑惑积累了多年，一旦想通，便像冰雪融化一样豁然开朗。而且这与甬东王太古氏所著《易说问答》一书，彼此完全契合。这是因为天下的道理没有不同之处，所以能够相合。我曾经说过，关于图书的疑惑，是由于汉代儒者把‘洛书止于作范’这一句话说错了，从而开启了千百年的疑惑。越上韩明善先生认为这一说法很正确。如今因《洪范定正》的文字，采用芹西的学说来作解释，全部汇集先儒的论说，选取他们的长处，来合会大禹经文和箕子传文的要旨，使它能够通行天下。这就是所谓为天地确立本心，为生民确立准则，为后世继承中断的圣学，为万世开创太平，并不是区区个人的臆说。” 开创太平之初，并不是区区个人的臆说。陈显曾作跋说：“《尚书》遭秦火焚毁，后来从孔氏墙壁中藏的古文以及伏生口授的文本中重新出现，所以有些错误讹误相互沿袭。自汉代以来，没有人重新加以订定。会稽胡公允文独自依据王文、吴三位先生所订的要旨，又详细考察，重新加以订正，编成《正洪范》一书，他用心可以说既详尽又周密了。我曾私下这样评论：九数的排列，是上天所赐，其中蕴含至理；九畴的条目，是禹所叙述的，文辞用来发明其中的道理；反复推演并加以阐发，是箕子所作的，以详尽说明来穷究其中的意义。排列次序并作说明的是经，推演而详细解释的是传。史臣开始编列时，一定不会错乱，但编简发生错乱，不能没有讹误。允文加以订定和校正，不只是使学者容易阅览，也使圣贤的要旨不再留下遗憾。允文大概是对《洪范》有功的人。胡公的长子温，字尊道，承袭收藏此书已经很久，不敢使它散失。如今把它刻在三山郡学，这也是很好地继承前人的志向，值得嘉许。请我在书后作记，我谨慎地写下这些话归还给他。至于把九数称为图、十数称为书，这是刘牧氏的说法，允文宗奉这一说法，他一定有所见解。以后请尊道把其中的要领给我看，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使它更加彰明。” 黄虞稷说：“一中字允文，诸暨人，元代绍兴路录事。” 谢氏【章】《洪范衍义》已散佚。吴师道作后序说：“《洪范》一书，有大禹的话，也有箕子的话，自成经传两部分，文字十分明白，但传注者却没有弄清。孔氏认为从‘初一曰五行’到‘威用六极’只是大禹所排列的内容，没有涉及其余部分，其中又颇有错简；先儒有的订正了一两处，却没有彻底研究，所以读书的人不能没有疑问。谢氏章作《衍义》，考察图数的错综关系并推究其变化的极致，汇集经学说解的精要并阐发其中遗漏的意义，可以说是专心致力于此了。不过，他开头的论说，引用《禹谟》的九功作为九畴，认为《洪范》是箕子自己陈述、因九功而推演出来的。他说：‘六府之后接着是三事，五行之后接着是五事，九功之后接着是戒休董威，九畴最后是向用五福、威用

译六极。’禹把谷列在金、木、水、火、土之后，箕子则专门讲五行，并把稼穑归入土的甘味。三事推演为五事，正德推演为三德；五事、八政无非是便利使用、厚养民生的根本，五纪、庶征无非是五行运行顺逆的表现。至于次序或有差错互异，就像《易》先天、后天次序不同一样，他的说法有明显证据，彼此如同符契相合。把这两篇放在简册中相互对照，数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此却没有察觉，唯独谢氏能够提出作为论说，也很奇异了。

译我私下对此有所疑问。神龟背负文字，大禹取法于它并叙述为九畴，像五行、五事，大概已经依次确定；每一畴下面又分条陈述其条目，如‘一曰水，二曰火’之类，都是大禹的原文。从‘水曰润下’开始往下，才是箕子解释经文而作的传文，其余各畴都是这样，只有八政一畴独独缺少传文。而且《禹谟》说‘功’，《洪范》说‘畴’，这两个字从未互相出现。《禹谟》陈述德行、政事、教化、养民之事，《洪范》阐明天道和人事所包含的道理。《洪范》的体制本来就比《禹谟》宏大；《禹谟》所说的功，是指成效而言，只能说顺，不能说逆；只能说吉，不能说凶。像六极这样的内容，也可以说是功吗？‘戒休董威’的意义，主要在于劝勉督促九功之事；说休、说威，虽然与‘作福作威’相类似，但这里指的是君主能够施行的事，而福、极大概还有君主不能施行、更多取决于上天的部分。假如谢氏说：‘禹依据九数，所以功也用九来命名，而这些事也出自《洪范》，彼此相互发明’，那还可以；若径直认为《洪范》只有数而没有文辞，其中的大经大法全都出自《禹谟》，那就是没有深入考察禹经、箕传的过错。过去南丰曾氏也曾说：‘《禹谟》说六府，《洪范》说五行；六府之后接着是三事，五行之后接着是五事；九功说戒休董威，九畴说庶征、福极。’帝王治理天下，所遵循的道理从未不同。唉！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不是谢氏所能相比的。谢氏难道是剽窃它作为自己的说法，却故意把它说成不同吗？所以凡是读书的人，一定要先划分句读和段落，订正文字，辨明是著述还是叙述，然后才能探寻义理。否则，即使学说讲得好，考证也会疏漏；考证疏漏，就会彼此冲突抵牾而不能相合；不能相合，又怎么足以称为善说呢？我乡里的仁山金氏，曾经深入研究《洪范》的学说，订定经传，见于《书表注》。如今这部书也颇为流行于世，我不再重复，只辨明其中的大要，也让学者知道《表注》是有功于此书的。” 陈氏【樵】《洪范传》一卷 未见到。田氏【泽】《洪范洛书辨》一卷 未见到。黄虞稷说：“田泽是居延人，延祐年间任常德路总管府推官。” 考《叶氏菉竹堂书目》，有这部书。陈氏【希圣】《洪范述》未见到。《经义考》卷九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九十七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书》【二十六】明太祖皇帝御注《洪范》一卷 未见到。《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皇帝为《书·洪范》作的注释完成。皇上曾命儒臣把《洪范》书写出来，悬挂在御座右边，早晚阅览，于是亲自为它作注。到这时完成，召见赞善刘三吾，说：“朕看《洪范》这一篇，是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它用来叙述人伦常理，端正皇极，保全万民，安排四时，使百谷成熟，都以天道为根源，而在人的事务中得到验证。箕子向武王陈说时，尚且谦称‘五帝之道，我还不能做到’。朕每当想到这些便感到警惕，于是疏通阐释其中的要旨，供早晚省察阅览。”刘三吾回答说：“陛下留心这部书，对上彰明圣人之道，对下使百姓得到福祉，为万世开创太平。” 刘三吾作后序说：“皇上早晚勤于治理天下，留心经学，认为六经没有比《尚书》更古老的，帝王的政事也没有比《尚书》记载得更完备的。读《尚书》却不以其中所记的行事为根本，只在文字上寻求意义，不是善于学习的人。皇上既然劳费圣心，阐发其中深奥的意义，已经为《尚书》撰写了若干篇注释。又想到《洪范》的大法以天道为根本，落实于君主身上，在民生中得到验证，不容易推测，于是就在御驾每天所到的地方，命人抄写这篇书，悬挂在座位右边，早晚观阅。一天忽然心领神会，有所领悟，便从繁忙的机务中抽出时间为它作注释。于是九畴的大法灿然重新明白。圣人的训诫对世人的意义多么伟大，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臣如孙曾经学习这部书，幸而充任近侍，每天能够参与听闻，冒昧在后面作序。黄虞稷说：“皇帝曾命儒臣书写《洪范》，悬挂在御座右边，于是亲自为它作注。洪武二十年二月完成此书。” 宣宗皇帝《洪范序》一篇 尚存。世宗皇帝《洪范序略》一篇 尚存。考《文渊阁书目》，御注《洪范》两册，应当是把景陵、永陵二陵的序合编为一部书。王氏【祎】《洛书非洪范辨》一篇 存。叶世竒《范通》。二卷。未见。傅淳《洪范敷言》。未见。黄虞稷说：“傅淳，字伯厚，慈谿人。洪武年间被征召为士人，同乡人称他为退密先生。” 俞深《范畴解》。亡佚。《严州府志》记载：俞深，字景渊，桐庐人。洪武年间凭乡贡资格进入太学，历任建寕府儒学教授。徐骥《洪范解订正》。一卷。未见。黄虞稷说：“徐骥，字尚徳，浦城人。永乐年间为国子生，出仕任府经歴。” 卢玑《洪范集解》。未见。《括苍彚纪》记载：“卢玑，字舜用，松阳人，天顺甲申进士。” 熊宗立《洪范九畴数解》。八卷。未见。黄虞稷说：建阳人。考订：范氏的《天一阁》《西亭》《万卷堂》均载有此书。丁玑《洪范正误》。一卷。未见。陆元辅说：“丁玑，字玉夫，丹徒人，成化戊戌进士，授任中书舍人；因星变上疏议论政事，被贬为普安州判官，转任广西通判；后来起用为礼部仪制司郎中，出任广东提学副使，溺水而死。” 杨亷《洪范纂要》。一卷。存。杨亷自序说：“《尚书·洪范》所陈述的道理，是笃实恭敬便能使天下太平，圣人神明般的功业教化的最高境界，全都在这里了。刘氏父子把五行传附会到五行之中，又增加一项成为六项。夏侯胜所谓‘久阴谋上’的话，偶然说中，人们更加神化它，于是世上便有了两种《洪范》和六种五行说。宋代苏明允指出其中的错误，是正确的。然而，在向歆父子以前，已经有《尚书大传》大致采用了向歆的说法，苏氏却一点也没有提到，难道也是没有见过吗？唉！《易》出自羲皇、文王、周公、孔子，后来才有京房、郭璞的学说；《洪范》出自大禹、箕子，后来才有刘向、刘歆的学说。那些荒诞的巫师和盲人史官，往往因为自己的某一句话偶然说中，便顺势夸张发挥，使这种说法最终在世上与圣人的经典相抗衡，难道不可遗憾吗？学者如果确实取《洪范》原篇，深入潜心地玩味，那么五行、五事以及休咎、福极的应验，就会清楚可见。又何必牵强拼合、增补缀辑，曲意替它编造说法呢？”黄虞稷说：“专门驳斥刘向五行传增加一项成为六项的说法。” 吴世忠《洪范攷疑》。一卷。存。《江西通志》记载：“吴世忠，字懋贞，金谿人。▯治庚戌进士，历任延绥巡抚、佥都御史。” 郑善夫《洪范论》。一卷。存。顾鼎臣《洪范讲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