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十二

译三十卷。未见。危素作序说：“新安朱子的《诗传》，有的地方是文义，有的地方是引证，读者时时会有不能通晓之处。偏僻乡村，哪里能够家家收藏群书？人们又有谁熟悉训诂呢？学习者的这个困惑，已经存在很久了。祁门汪君仲裕甫，早年以贡生身份进入乡学，在宣州、歙州一带教授，关于《易》《礼》《春秋》各有著述。至于《诗传》，他列举凡例十二条，深入探究、广泛搜求，全部体现在成书之中，分为三十卷，命名为《诗集传音义防通》。他的自序以兴诗成乐的功效寄望于后来学习的人，意义多么盛大啊！汪君用心著书，大概是因为他的伯祖东山曾向饶先生伯舆学习。汪君的学问又得自吴先生可翁，两位先生都是鄱阳人，距离祁门很近。汪君年高德隆，是士林中的蓍龟。” 宋濂作序说：汉、晋诸儒已经撰写传注来解释六经，唐代孔颖达又作正义，使各种传注得到阐明；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也于是与它们并行。名物制度的详细情况，本来是义理所应当明白的；字音文字的讹误，本来也是义理所应当订正的。然而议论者仍有人说孔颖达的著作繁杂，陆德明的著作疏漏。在那个时候，伊洛之学还没有兴起，所以出现这些缺失也是不得不如此。三百篇的诗，朱子亲自为之作注，它的大义本来已经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读者对于事例、证据、音义有不能明白的地方，却总是糊里糊涂地谈论它，这就好比没有找到门却想进入内室深处，没有调好弓却想射中靶心，实在很难。前乡贡进士汪先生是新安人。他的伯祖东山君曾跟随双峰饶子浙学习，得到黄文肃公的学问。黄文肃公是朱子的高等弟子，他的学术传授源流最为亲切，所以学习者大多尊敬奉事他。汪先生年幼时就跟随他游学，于是学业大有长进，慨然把使君主受到辅佐、使百姓得到恩泽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参加有司考试，以《春秋》成绩列入前选；后来上礼部参加会试没有考中，叹息说：‘得失本来就是命运。阐明各部经书，使后世受到善益，难道不也是实行自己的志向吗？’于是撰写《诗集传音义防通》若干卷，引用古今书籍一百多家，有疑问的加以辨析，有缺漏的加以补充。” “朱子想要重新订定而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地方，他也随之加以订正。考察他的用心，本来是想使孔颖达、陆德明的著作不再有那些缺点，同时做到简约而不繁琐、精密而不疏漏，这样就远远胜过一般人了。唉！自从经学沉沦衰微以来，对于名物制度的详细情况、声音文字的讹误，很多人都忽略而不讲。高谈性命之学的人有不屑于做这些事的，沉溺于辞章的人又没有空闲去做这些事；他们把先生看成什么样的人呢？我比先生小七岁，当年在武林参加考试时，曾经拜见过他一次，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先生因修撰《元史》被召到京师，我也来担任总裁，主持史事，于是和先生谈论经书。他的造诣深远高妙，几乎不是当世士人所能比及。我正想行弟子礼向他请教学业，先生却飘然东归了，因此为他的书作序，以记录我内心仰慕的私情。先生所著还有《易传义音考》《春秋传纂疏》《春秋左传分纪》《春秋诸传提要》《经礼补逸》《周礼类要》《四书音证》《通鉴纲目考异》《六书本义》等书，都对世人有益，不只是今天作序的这部书而已，所以一并提到。先生名克宽，字德辅，学者尊称为环谷先生。” 曾氏《坚诗疑大鸣录》一卷。未见。黄虞稷说：“曾坚，吴江人，在元朝做官，任礼部员外郎。徐达攻克元大都时，曾坚和学士危素等人出面到军门拜谒，太祖仍命他担任原来的官职。后来宣德初年，历任官职至云南左布政使。” 考察曾坚曾为薛毅夫《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作序，自称“沧海逸吏”，署名“临川曾坚序”。序中说：“我两次因出使之事航海，从庆元洋出发。”这大概仍是至正年间的事。俞邰说他是吴江人，宣德初年还在世。想来应当另有依据，他的著作《叶氏菉竹堂目》中有这条记载。范氏《祖干读诗记》未见。《金华府志》记载：范祖干，字景先，金华人。在白云许先生门下受业。太祖率军攻下婺州，征召他任谘议，他以父母年老为由推辞。同乡人称他为纯孝先生。何氏《淑诗义权舆》未见。朱氏《善诗解颐》四卷。现存。丁隆题跋说：“《诗经解颐》一书，是先师文渊阁大学士一斋朱先生所撰。朱先生继承家学，对经籍无不考察探究；至于古诗三百篇，更是广泛深入地研究其旨趣。他每次给弟子讲授，凡是阐发关键要旨的地方，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当时我也在门下，不到几年便汇编成集，使诵读它的人不必等到在心中反复玩味，喜悦之情就已经表现在脸上。朱先生于是取匡说‘诗解人颐’的话为书命名。他的儿子叔【缺字】已经把它刻印出版，远近读诗的人往往称赞它，认为它的珍贵不亚于良金美玉。近年我承乏担任南昌司训，上下各方也无不看重这部便于学习的书。但年代久远，不能没有‘亥豕’‘鲁鱼’之类难以辨认的错误，于是众人商议命工重新刊刻，以扩大它的流传。我冒昧地重新分章析类，订正其中的伪误，以便阅读观览，也未必没有一点小小的补益。”杨士奇说：“《诗解颐》四卷，是本朝文渊阁大学士朱善所著。南昌有刻板，我从兵部侍郎卢渊那里得到两册。卢渊与朱善是同郡人。” 《江西通志》记载：朱善，字备，号一斋，丰城人，是隐老的儿子。洪武初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王氏《袆诗、草木鸟兽名、急就章》。一篇。现存。高氏《颐诗集传解》二十卷。未见。黄虞稷说：“高颐是福安人，洪武年间被举荐为孝廉，任海盐知县。蒋垣，字应昌，福宁州人。” 张氏《洪诗正义》十五卷。未见。何英《诗经详释》（一作《诗经增释》）。未见。按：这部书应当就是朱公迁《疏义》的增释本。杨禹锡《诗义》。二卷。已散佚。《云南通志》记载：杨禹锡，太和人。洪武年间，因为经学明达、品行修洁，被征召授任本县学训导。瞿佑《诗经正葩》。已散佚。《浙江通志》记载：瞿佑字宗吉，钱塘人。洪武年间，因被荐举，历任仁和、临安、宜阳训导，升任周府右长史。永乐年间，被下诏狱，贬谪戍守保安。洪熙乙巳年，英国公上奏请求赦免召还，命他主持家塾。郑旭《诗经总防》。一卷。已散佚。黄虞稷说：“郑旭，闽县人，建文年间任儒学训导。” 彭奇《诗经主意》。未见。按：彭奇不详是什么时候的人。这部书载于叶氏《菉竹堂目录》。胡广等《诗集传大全》。

译二十卷。现存。吴任臣说：《诗大全》的纂修官也有四十二人：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胡广；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务郎萧时中；陈循；翰林院编修、文林郎周述；陈全；林志；翰林院编修、承事郎李贞；陈景著；翰林院检讨、从仕郎余学防；刘永清；黄寿生；陈用；陈璲；翰林院五经博士、迪功郎王进；翰林院典籍、修职佐郎黄约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顺；奉议大夫、礼部郎中王羽；奉议大夫、兵部郎中童谟；奉训大夫、礼部员外郎吴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员外郎吴嘉静；承直郎、礼部主事黄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顺；沈升；承德郎、刑部主事章敞；杨勉；周忱；吴绅；文林郎、广东道监察御史陈道潜；承事郎、大理寺评事王选；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黄福；修职郎、太医院御医赵友同；迪功佐郎、北京国子监博士王复；原常州府儒学教授廖思敬；蕲州儒学学正傅舟；济阳县儒学教谕杜观；善化县儒学教谕颜敬；守常州府儒学训导彭子斐；镇江府儒学训导留季安。按：这部书只是抄袭安成刘瑾的《通释》一书，仅仅删去几条；而刘本把《诗小序》分别附在各篇下面，这部书则另编为一卷，看起来好像有所不同。总的说来，当时根本没有真正进行纂修。鲁穆《葩经或问》。未见。陆元辅说：“鲁穆，天台人，永乐丙戌年进士，历任官职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主持都察院事务。” 刘翔《诗口义》。未见。黄虞稷说：“刘翔，清江人，宣德己酉年举人，任翰林院检讨。” 范理《诗经集解》。三十卷（杨守陈《志墓》说：三卷）。未见。《台州府志》记载：范理字道济，天台人。宣德庚戌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左侍郎。王逢《诗经讲说》。二十卷。已散佚。《乐平县志》记载：王逢字原夫。宣德初年，被荐举授任富阳学训导。不久因通晓经学被召见，随后放归。他闭门讲学，乡里称他为“松隝先生”。李贤《读诗记》。一卷。未见。孙鼎《诗义集说》。四卷。未见。《江西通志》：孙鼎，字宜▯，庐陵人。永乐年间考取乡荐，任松江教授，升任监察御史，提督南畿学政。黄虞稷说：此书成于正统十二年。陈济《诗传通证》。已散佚。杨守陈《诗私抄》。

译四卷。现存。杨守陈自序说：“《诗经》三百篇，都是孔子所记录的，世上对此没有不同的说法了。关于篇序，有人认为是孔子作的，也有人认为是子夏、毛公作的，还有人认为是卫宏作的，无法确定。然而，自从汉代毛公依据篇序作传，郑康成的笺也沿用了它。唐代孔祭酒的疏、宋代吕东莱的《读诗记》，都沿袭了这种说法。其他儒者也无不尊重篇序，把它看得如同经文一样，不敢提出异议而违背它。到了欧阳文忠、苏颖滨，才都开始怀疑篇序，并且嫌传、笺不当，各自提出自己的见解。苏颖滨便按照篇序的首句，完全删去后文来解释。欧阳文忠则凡是传、笺中说得好的都采用，其中有违背义理、拂逆人情的地方，才加以改易。只有郑夹漈深切批驳传、笺的荒谬，完全删去篇序，自己作出解释。有人说他是出于私心自以为是，几乎是不懂却妄自作说。朱晦庵先生广泛考察各家，深入探究古代本源，认为《集传》大多采用郑夹漈的说法，并且断然认为篇序的说法荒谬、浅陋、拙劣，实为汉代儒者所作，不应分别置于各篇之首，于是合编为一卷，详细论述它的得失。学者无不信奉遵从，凭借千古卓绝的见识，扫除百代以来的鄙陋见闻；若不是闻名当世的大儒，又有谁能做到这样呢？” “然而，他以郑夹漈为主张，并把郑风、卫风等各风一概断定为淫诗，这一点吕东莱本来就曾提出过异议。后来马端临也曾加以辨析。如今即使是专门研习经学的举子，仍有人对此有所怀疑。我年轻时跟随先祖栖芸先生学习《诗经》，只听到大概的说法，已经厌恶淫诗过多并对此产生疑问了。后来遍考各家著作，更加详细地品味这些内容，那么所怀疑的也不只是这一点。历时很久，疑问仍然不能消除。如今居处闲静，每天研读各部经书，于是详细考察各家的传注，选择其中的内容抄录下来，以便诵读学习。《诗经》则专门抄录《集传》；唯独对于疑问尚未解决的地方，有的仍采用传、笺的说法，有的改用其他说法，有的附上我的愚见。唉！篇序的说法多么荒谬、浅陋、拙劣，确实如朱子所说，只是因为它假托圣贤之名，所以世间儒者尊崇而相信它，历经数百年，竟无人敢于更改。何况朱子的道学无愧于圣贤，岂止是百代以来的泰山北斗？而他编作《集传》，贯通古今，折中百家，阐发义理精确深透，措辞简洁明白，各家都没有能够赶得上他的。然而，初学的小生竟敢在其中私自取舍，难道不是昏昧愚蠢、僭越妄为到了极点吗？虽然如此，自古以来儒生研治经书、讲明道理，都要由粗浅达到精深；对于前人的言论和往行，也往往开始多有疑问，最终才加以信从。” “如今我的学问尚未达到相应境界，却轻率地依据自己的见解发言，实在不知道自己的说法错得多么厉害。等到日后加以改正，这才可以。”以此检验学问的进步。天顺元年丁丑冬十月。戚雄说：“《镜川诗抄》中引用《墨子》说：‘周文王在罗网之中举用闳夭、泰颠，授予他们政事，于是西土归服。’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 王鏊说：“《诗小序》是用来叙述诗篇作者的意图的，但有时与诗句不相符合。自宋代以来，人们多对此表示怀疑，却不敢全部摒弃。到了朱子，则一概删去篇序，亲自诵读诗篇而作解释。他的见解真是卓越啊！与古代注释相比，他的解释简洁切要、明白易懂，可以说对《诗经》三百篇是有功劳的。但是，古人作诗，一定会自己命题；国史采录诗篇，也一定会记载它的由来。否则，诗人离世已经千百年，哪里知道其中隐微的意旨归属何处？假使现在的人作诗而不自己命题，那么解释它的人各不相同，也不知道究竟谁能得到作者的心意。毛公、郑玄拘泥于《诗小序》，曲折附会，多取诗句之外的意思。朱子不拘泥于《诗小序》，只体会诗本身的旨趣。毛公、郑玄固然多有失误，但距离古人不远，他们的说法也有时是有来由的。朱子根据孔子‘郑声淫’的说法，对于郑风、卫风多指为男女私奔之诗。杨文懿公杨守陈说：‘《春秋》列国大夫会盟时，常常赋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如果这些诗都是淫辞，他们怎么肯拿来比拟自己？’如果孔子的意思在于垂示告诫，那么一两篇就够了，何必取用这么多？至于像《风雨》《鸡鸣》《丘中有麻》这一类，篇序认为是思念贤者；《木瓜》认为是报答功德；《采葛》认为是害怕谗言；《青青子衿》认为是讽刺学校废弛。像这一类，姑且沿用旧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黄佐说：朱子所指的淫诗，与《诗小序》说法不同；近世四明杨氏竟然认为，这是秦火以后，汉代儒者错误收录，为了凑足三百篇的数目，所以他所著的《私抄》便删削并重新编排了这些诗。我认为，《左传》所记载的列国赋诗，其中那些淫诗都还存在；所谓误收的说法，难道会是这样吗？易贵《诗经直指》。十五卷。已散佚。郭子章说：“易贵，字天爵，吉水人，景泰甲戌年进士，官做到辰州知府。” 黄氏【仲昭】《读毛诗》一篇 存世 李氏【承恩】《诗大义》未见 程氏【楷】《诗经讲说》

译二十卷 未见 高佑纪说：考察《登科录》，程楷有两人：一人是乐平人，成化丁未年进士；一人是合肥人，天启乙丑年进士。《诗说》究竟没有详载，不知是谁所作？刘氏【铨】《诗经发钥》已散佚 《宁波府志》记载：刘铨，字世衡，慈谿人，通过贡生资格任丹徒训导。王氏【彦文】《诗传旁通》未见 钱金甫说：“他是华亭人，号益斋，官任嘉兴县儒学教谕。” 丁氏【征】《诗解》已散佚 郑氏【满】《诗经讲义》未见 《浙江新志》记载：满，字守谦，慈谿人，弘治壬子年举人，任濮州知州。陈氏【鳯梧】《毛诗集解》未见 鳯梧在自序中说：“秦汉以来，解释《诗经》的有四家，称为齐、鲁、韩、毛。后来，齐、鲁、韩三家的学说失传，只有毛氏的学说流传下来。毛氏的注解多接近古义，郑康成又为它作笺，孔颖达为它作疏。到了宋代，刘、欧、王、苏以及程子、张子各自有《诗说》，但还没有能够统一。至于晦庵朱子作《集传》，本来已经家家传授、人人诵读，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鳯梧曾反复考察，认为《诗经》的篇章，大多被秦汉诸儒扰乱，往往失去了原来的次序。例如二南中有许多闺门之诗，而赞美大夫贤士的篇章不应没有分别；《王风》应当排在开头，诸国不应列在▯▯之后。列国之风，注、疏中明明有诸侯的世次可以考察，但先后次序却混乱了。大小《雅》各有正、变，《商颂》《周颂》也各有世次，却同样互相杂乱。这就是篇章不可不加以订正的地方。至于注释，《集传》拘泥于‘放郑声’的话，又过分纠正《小序》的错误，有些本来可以因袭的地方也动辄改动。例如《桑中》《溱洧》等诗，本来是讽刺淫乱的，却全都说成是淫乱者所作；《静女》《木瓜》等诗，本来是咏叹其他事情的，也说成是淫乱者所作，这未免有违于‘思无邪’的戒旨，也不是用来垂示训诫的办法。” “这就是训释不可不加以更正的地方。我私下不自量力，全部依据世次考定篇章，于是采用毛氏的注、郑氏的笺、孔氏的疏，考察朱子的《语类》，参照吕东莱的《读诗记》、严华谷的《诗集》、杨镜川的《诗抄》，其中间或有我个人一点浅见，也一并附录进去。书名叫《毛诗集解》，共若干卷，将用来向有道之人求正。至于马番阳的论说、杨镜川的辨析，以及我另著的《篇叶考定》一卷，都完整列在篇首，希望可以解除学《诗》者的疑惑罢了。” 许氏【诰】《诗考》未见 陆氏【深】《俨山诗防》二卷【收存在《俨山集》中】存世 陆深在自序中说：“我从父兄那里接受关于《诗经》的教诲，从小便诵读学习。中年应试求仕，反复讽诵吟咏之余，私下有所疑问，便随即用札记记录下来。等到取得出身、进入翰林院，得以结交贤能俊秀之士，间或在同僚之间提出一两点请教，颇有相合之处，但也不敢马上认为自己就是正确的。如今已经六十年了，虽然终身也难以真正通晓经术，但自己一点所得的浅见，不忍心自行舍弃，姑且保存稿本以示子孙。书名题作《诗微》，其中的章句、篇章，大多仍然沿用▯。这部编著，大概是想折中《传》和《序》，兼采众家之长，来阐明诗人的意旨。对有疑问的地方加以保存，对缺失的地方留待后人补足，同时附载我的浅陋见解，希望成为朱子的忠臣而后止。唉！僭越妄作的罪过，又哪里能够逃避呢？不过是姑且让后世知道我的苦心罢了。” 考察《诗微》一书，学业已经完成；书中公子楫称，陆深携书进入京师，被朝廷士人私下取走，最后只剩下二南和▯风而已。他认为《大序》中疑有错简，便加以更正，现收存在《俨山集》中。张氏【邦竒】《诗说》一卷 存世 湛氏【若水】《诗厘正》二十卷 存世 若水在自序中说：“《诗经》为什么要加以厘正呢？”甘泉子说：“厘正的，是淫诗。淫诗不应当保存在经书中。这一定是孔夫子已经删去，后来儒者又把它取来混杂编入的。三百篇《诗经》，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无邪’。无邪，就是正。从前的诗，都是乐章，可以在乡党中演奏，可以在闺门中演奏，可以在邦国中演奏。淫奔的言辞，果真可以在乡党、闺门、邦国中演奏吗？绝对不可以。这就是孔夫子删去它们、只保存三百篇的原因。如今却有三百一十一篇，那么多出的十一篇，难道不是孔夫子删去的淫诗，被好事的儒者重新取出，混入其中，因而成为三百一十一篇的吗？为什么要厘正《小序》呢？答道：《小序》就像今天人们作诗，一定先在诗前写下序言，说明是为某人、因某事而作。《诗经》的《大序》，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按照孔子的意思写成的。其中说‘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国史指的是小史。当时距离事件很近，所以记事切实，这和后世相隔千百年、凭空推测千百年前事情的人不同。因此，谈论《诗经》的人一定要以《小序》为准；不过其中有几个字是后来的儒者杂入的，就应当加以厘正，使序文纯粹合乎古义。这样，序文正确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序文正确了，诗也就正确了。” 《经义考》卷一百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十三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诗》【十六】韩氏【邦竒】《毛诗末喻》未见 胡氏【纉宗】《胡氏诗识》三卷 存世 王氏【崇庆】《诗经衍义》一卷 存世 崇庆在自序中说：“三百篇《诗经》，是周代的诗。《商颂》十二篇，是从周太师那里得到的，但其中有七篇已经亡佚，也都是周人所作。上公的封爵，礼乐的完备，是用来追思康王和微子的吗？周代先王的用心，真是深厚啊。因此，学习没有比陶冶性情更重要的；‘风’是用来陶冶这种性情的，‘雅’是用来端正这种性情的，‘颂’是用来赞颂这种性情的。那么应当怎样学习《诗经》呢？答道：以自己的内心为根本，来审察它的细微征兆；参照事物，来观察它的变化；扩充学问、思考和辨析，来拓展自己的志向；反观无声无臭的境界，来防止它达到极端。这样或许就差不多了吧！”于是写成《诗经衍义》。丁氏【奉】《诗经臆言》未见 钱金甫说：“丁奉，常熟人，正德戊辰年进士。” 杨氏【愼】《四诗表传》一卷 未见 王道《诗亿》【原文“亿”疑为“忆”，存疑】三卷 未见 马理《诗经册义》未见 李淮《诗经童训辩疑》未见 黄虞稷说：“李淮，字巨川，是闻喜人；正德甲戌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 霍韬《诗经注解》未见 舒芬《诗稗说》三十卷 未见 高尚贤《诗经摘玉》已散佚 钱金甫说：“尚贤是新郑人，正德丁丑年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