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三十

译桓谭说，古代佚失的《礼记》有四十六卷。《汉书》说：《礼古经》出自鲁国淹中以及孔氏所传的学本，共七十篇【“七十篇”是说高堂生所传的《士礼》，刘敞说这里应当作“十七”】，文字彼此相似，但多出三十九篇；此外还有《明堂阴阳》和《王史氏记》。其中所记，多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制度。虽然还不完备，却仍然胜过后仓等人推演《士礼》而推知天子制度的说法。刘表说：“礼是用来建立礼制形体的，它依据事情来彰明条理；细微曲折之处，必须执持考察之后才显明。即使只采集片言只语，也没有不是珍贵资料的。” 《后汉书》说：孔安国所献的《礼》古经五十六篇，以及《周官》经，前代虽有流传这些书，却没有成为专门名家的著作。阮孝绪说：“古经出自鲁国淹中。这部书记载周代宗伯所掌管的五礼及其威仪，共有六十六篇，没有人敢于传授。后来博士侍其生得到十七篇，郑玄注释的今本《仪礼》就是它；其余篇章全都亡佚了。” 孙惠蔚说：“淹中出土的经书，孔安国得到的只有卿大夫、士的馈食篇，而天子、诸侯祭享宗庙以及禘祫的礼制全都亡佚了。”贾公彦说：“汉朝兴起后，寻求、收集遗失的文献，其中有古文书和今文书。高堂生传授十七篇，这就是今文。孔子住宅中得到的古《仪礼》有五十六篇，字都是篆书，这就是古文。那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的相同，但文字有许多不同；其余三十九篇完全没有师承说法，收藏在秘馆中。” 朱子说：“如今的《仪礼》大多是士礼。河间献王得到古礼五十六篇，就是孔子住宅墙壁中所藏的书。其中却有天子、诸侯的礼，所以班固说它‘胜过推演士礼来了解天子、诸侯的礼’。可见班固撰写《汉书》时，这部书还存在。郑康成也曾见到它。如今注疏中还有引用它的地方，只是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遗失了，实在可惜。” 王应麟说：“佚失的《礼》三十九篇，其篇名在其他书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例如《学礼》，见于《贾谊传》；《天子巡狩礼》，见于《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于《聘礼》注；《朝事仪》，见于《觐礼》注；《禘尝礼》，见于《射人》疏；《中霤礼》，见于《月令》注和《诗·泉水》疏；《王居明堂礼》，见于《月令》《礼器》注；《古大明堂礼》《昭穆篇》，见于蔡邕《论》；《本命篇》，见于《通典·聘礼》志，也见于《荀子》。另外还有《奔丧》《投壶》《迁庙》《衅庙》《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等篇，见于《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和《管子》。” 吴澄说：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在孔氏墙壁中得到古文《礼经》，共五十六篇。河间献王也得到这些书并上献朝廷，其中十七篇与《仪礼》完全相同，其余三十九篇收藏在秘府中，称为《逸礼》。汉哀帝初年，刘歆想把它列入学宫，但各位博士不肯置答，最终没有能够立为学官。孔安国、郑玄所引用的《逸礼》中的《中霤礼》《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都是其中的篇章。唐朝初年这些篇章还存在，各位儒者却完全不加重视，终于亡佚了。可惜啊！吴师道说：《礼古经》，就是今天的《仪礼》。《仪礼》《汉书》所载十七篇 现存 《春秋说》题辞说：礼，是用来安排俯仰的仪容、使进退合乎信用和规范的；合乎礼的尺度，天下便都适宜，不可以片刻离开它。《汉书》说：汉朝兴起后，鲁人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郑康成说：“传授《礼》的有十三家，只有高堂生以及经过五代传承的弟子戴德、戴圣闻名于世。所谓五传弟子，是高堂生、萧奋、孟卿、后苍，以及戴德、戴圣。这些人所传授的，都是《仪礼》。” 崔灵恩说：“《仪礼》是周公制定的。吉礼只保存了臣下的礼三篇，凶礼有四篇；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所用的礼大体相同。其余三篇也都是臣下的礼。宾礼只保存三篇，军礼已经亡失，嘉礼保存七篇。” 贾公彦说：周礼和仪礼的源流本是一理，只是有始有终，分为两部，都是周公摄政、天下太平时的书。《周礼》是末，《仪礼》是本。又说：《周礼》按六官叙述官职的方法，是把事情紧急的放在前面，不问官职大小。《仪礼》表现的是施行礼事的方法，按照身份卑微者在先的顺序，所以先讲士冠礼，没有大夫冠礼，诸侯冠礼在其次，天子冠礼又在最后。婚礼也是士礼在先，大夫礼其次，诸侯礼其次，天子礼最后。诸侯乡饮酒礼在先，天子乡饮酒礼在其次，乡射礼、燕礼以下也都是这样。又把冠礼、婚礼、士相见礼排列先后，是因为二十岁举行冠礼，三十岁娶妻，四十岁体力强盛而出仕，出仕后就有带着礼物相见，以及乡大夫拜见国君、接见来朝诸侯等礼。又有乡大夫、州长举行乡饮酒、乡射等事。此后先讲吉礼，后讲凶礼；凶礼完毕，再按次序举行祭祀等吉礼，其中的意义是可以明白的。又说：刘向《别录》所列的次序，就是这十七篇的次序。《大戴礼记》《小戴礼记》都把冠礼列为第一，婚礼列为第二，士相见礼列为第三，从这里以下的篇次就不同了。《大戴礼记》把士丧礼列为第四，既夕礼列为第五，士虞礼列为第六，特牲馈食礼列为第七，少牢馈食礼列为第八，有司彻列为第九，乡饮酒礼列为第十，乡射礼列为第十一，燕礼列为第十二，大射礼列为第十三，聘礼列为第十四，公食大夫礼列为第十五，觐礼列为第十六，丧服列为第十七。” 《小戴礼记》把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四篇按照《别录》的次序排列，却把士虞礼列为第八，丧服列为第九，特牲馈食礼列为第十，少牢馈食礼列为第十一，有司彻列为第十二，士丧礼列为第十三，既夕礼列为第十四，聘礼列为第十五，公食大夫礼列为第十六，觐礼列为第十七。《别录》按照尊卑、吉凶的次第排列，次序有条理，所以郑玄采用它。二戴的次序把尊卑、吉凶混杂在一起，所以郑玄都不采用。孔颖达说：《仪礼》的别名有七处而名称有五种：第一，《孝经》《春秋说》和《中庸》都说“威仪三千”；第二，《礼器》说“曲礼三千”；第三，《礼说》说“动仪三千”；第四，称为《仪礼》；第五，《汉书·艺文志》称《仪礼》为《古礼经》。这七处、五种名称，都承接“三百”之下，所以知道说的就是《仪礼》。之所以说有三千，是因为它履行《周官》所规定的五礼之别，礼事的细节和条目繁多广大，所以有三千，并不是说篇章有三千篇，也不是说一篇或一卷中只有几条礼事。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十七篇而已。” 韩愈说：“我曾经苦于《仪礼》难读，而且它如今流传的部分大概很少。然而文王、周公的法制，大致保存在这部书中。”

译《崇文总目》说：“《仪礼》是记载礼仪尺度和细节曲折的书，就像后世所说的仪注；它最初大概有三千多条。” 张载说：“读懂《仪礼》，就能明白《周礼》和《礼记》。” 吕大临说：“冠礼、婚礼、射礼、乡饮酒礼、燕礼、聘礼，是天下通行的大礼。《仪礼》所记载的，称为‘礼’，是礼的经典；《礼记》所记载的，称为‘义’，只是解释这些经典的意义。” 徐积说：“《仪礼》大体上是一部完整的书，但绝不可能全部出自圣人。怎么知道呢？礼是出自人的情感的。然而《仪礼》说：‘父亲在世，母亲不能穿三年丧服。’又说：‘嫂子和小叔之间没有丧服，是为了避嫌。’又说：‘老师没有丧服。’这些难道符合人的常情吗？大概其中很多是汉代儒者写的，他们喜欢推行自己的私意，或者采用自己老师的说法，或者为了获取购书之金而这样做。” 张淳说：“汉朝初年还没有《仪礼》这个名称，我怀疑是后来的学者看到十七篇中有‘仪’和‘礼’二字，于是把它们合起来命名为《仪礼》。” 晁公武说：“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其中有《仪礼·丧服传》一卷。子夏所说的，是《周礼》为本，《仪礼》为末。作为根本，重要的放在前面，所以《周礼》的宗伯按吉、凶、军、宾、嘉排列五礼；作为末流，较轻的放在前面，所以《仪礼》先讲冠礼、婚礼，后讲丧礼、祭礼。” 朱子说：“现在考察礼经中的威仪，刘向称它为《经礼》《曲礼》，而《中庸》把礼经称为礼仪。郑玄等人都说：‘经礼就是《周礼》的三百六十官，《曲礼》就是今天的《仪礼》；冠礼、婚礼、吉礼、凶礼等，其中的礼事仪节有三千条，因为它有细密曲折的威仪，所以有这两个名称。’臣瓒说：‘《周礼》的三百只是官名而已。经礼指冠礼、婚礼、吉礼、凶礼，大概是把《仪礼》当作经礼。’近世括苍人叶梦得说：‘经礼，是制度的大纲；曲礼，是文仪的条目。先王时代，这两种书大概都存在，由有关官署收藏。举行祭祀、朝觐、会同等事时，太史拿着它来主持事务，小史诵读它来使众人明白；乡大夫接受它来教导百姓，保氏掌管它来教导国子，所依据的也是这部书。’我的意见是，《礼》有三种名称，《礼器》的说法较好；各位儒者的说法中，臣瓒和叶梦得的说法最为长处。大概《周礼》是制定政治、建立法制、设置官职、划分职掌的书，天下各种事务无不包括其中，礼典本来就在其中，但它并不是专门为礼而设的。因此本志列举它的经传篇目时，只称《周官》，而不称《周礼》，自然不应把其中的官名当作礼篇的名称。” 何况其中有时由一个官职兼掌众多礼事，有时由几个官职共同办理一件事，也很难按照官职数目来凑足礼篇的数目。至于《仪礼》，其中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燕礼、射礼、朝聘礼，本身就是经礼的大纲，也不能只称为曲礼。但《曲礼》的篇章如今没有见到，哪部书与它最接近呢？所谓三百、三千的数目，又将用什么来充实呢？我又曾考察：经礼确实就是今天的《仪礼》，现存十七篇；它的佚篇在其他书中还可看到《投壶》《奔丧》《迁庙》《中霤》等篇。那些看不到的，又有古经多出的三十九篇，以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数十篇，还有河间献王辑录的《礼乐古事》，多达五百余篇。倘若其中还保存着佚失的篇章，大体按照春官所掌管的五礼篇目加以约略推算，那么它最初本来应当有三百多篇，这是没有疑问的。所谓曲礼，都是礼中的细微文饰和小节，如今《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等篇所记载的侍奉父母、事奉尊长、起居饮食、容貌言辞的规范，以及制作器物、置备物品、宗庙宫室、衣冠车旗等方面的规定，凡是用来施行经礼的内容，其篇章的总数虽然无法知道，但逐条分析，也应当不少于三千余条。” 又说：“《仪礼》虽然难读，但其中大多是反复说明同类礼事；如果能够贯通，就可以把前后、彼此反复参照，足以互相阐明，时间久了自然能够融会贯通。”又说：“《周官》一书固然是礼的纲领，至于礼仪的法式、尺度和数目，《仪礼》才是它的根本经典，而《礼记》是解释《仪礼》意义的书。又说：《仪礼》像其他书一样，内容还是相当完备的。又说：陈振孙解释《仪礼》说，这只是仪，还必须另有礼书。《仪礼》只记载施行礼仪时的威仪，就是所谓‘威仪三千’，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这一类说明礼制大纲的内容，才是礼书。陈骙说：《仪礼》是周代施行礼制、涉及礼仪尺度和细节曲折的书，就像后世所说的仪注。它最初大概有三千多条，秦朝焚毁书籍，汉朝访求遗书，只得到这十七篇，所以亡失的礼制很多。” 叶适说：“《仪礼》是士的礼，也通用于大夫、诸侯，但天子的礼就无法考察了。书中记载的是有关官员的事务，可以根据现存的内容反推那些已经不存的内容。当时每举行一种礼，必定有相应的仪；仪式多得无法尽数记载，哪里会只限于这些呢？” 陈振孙说：这只是仪，还必须另有礼书。《仪礼》只记载施行礼仪时的威仪，就是所谓“威仪三千”。礼书如所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这一类，是说明礼制大纲的内容，这才是礼，必须另有文字记载。魏了翁说：《仪礼》这一部经典有幸保存下来，拿它来参照考核其他经典，尤其有功。章如愚说：大宋朝乐史认为《仪礼》有五点可疑之处：汉代儒者传授的是《曲台杂记》，后来马融、郑众才开始传授《周官》，而《仪礼》却从来没有被用来教授，这是第一点可疑之处。《周礼》缺少冬官，用千金求取也得不到；假如《仪礼》有完整的书，诸位儒者难道不会把它献给朝廷吗？班固《七略》、刘歆《九种》都没有著录《仪礼》，到魏、晋、梁、陈之间这部书才开始流行，这是第二点可疑之处。《聘礼》篇所记宾客行饔饩礼时的粮食、禾米、刍薪的数量，笾豆簠簋中的食物，铏、壶、鼎、瓮的排列，考察《周官》中的掌客之说，与此并不相同，这是第三点可疑之处。其中有一篇《丧服》，大概是讲师设置问题，以难以互相解释的言辞进行诘难，不是周公的书，这是第四点可疑之处。《周官》所记载的，从王以下直到公、侯、伯、子、男都有相应的礼；而《仪礼》所谓《公食大夫礼》和《燕礼》，都是公与卿大夫之间的事，不涉及王；其他篇章所说的也只是‘主人’‘宾客’而已，像是诸侯国的书。假如是周公在天下太平时所作，难道不会制定天子的礼吗？”

译这是第五点可疑之处。如今考察这部书，仍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吉礼、凶礼、宾礼、嘉礼都有相应篇章，唯独军礼缺失；从天子到士都有冠礼，唯独大夫没有冠礼；乡饮酒礼有党正主持以端正年齿和位次的内容，如今却没有记载；宾礼分为八种，燕礼分为四等；冠礼、婚礼的篇名都冠以“士”字，大射礼却单独称为“仪”；朝礼、遇礼没有收录，却独存《觐礼》；其他饮食礼没有记载，却只有《公食大夫礼》；以至于书中所说的本末异同，这些都是需要精细考究的地方。” 王应麟说：“韩文公读《仪礼》，认为考察它对今天没有什么用处。我认为上天所规定的秩序就是礼，无论大小事情都由礼来决定；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必定要依照它来考察。文公是大儒，为什么认为它没有用呢？” 马廷鸾说：“《仪礼》这部书，在奇特的文辞、深奥隐微之处含有精深的义理和美妙的道理，在细密详尽、曲折复杂之处表现出清楚辨析等级的内容。它不只是希望人们善待自己的生者，也希望人们善待自己的死者；不只是对冠礼、婚礼、朝聘礼、乡射礼极其严肃，尤其对丧礼、祭礼更加严肃。后世只是因为它把士礼推演而通达到天子，就把它看作残缺而无法考察的书。慢慢考察它，一个士，天子的士与诸侯的士不同，上大夫与下大夫也不同；逐级向上推究，本来就有可以详细考察的内容。周公的经典，制度多么完备啊！子夏的传文，文辞多么奇特啊！康成的注、彦的疏，学问多么广博啊！” 敖继公说：《仪礼》先儒都认为是周公所作。考察这部书，它的文辞和意旨简洁严整，品级礼节详细完备，不是圣人不能写成。此经对士礼记载得特别详细，关于大夫只见到祭祀，至于大夫的婚礼、丧礼却没有记载，这一定是已经亡佚的篇章。《公食大夫礼》说：“设置盥洗处如同飨礼”，是说按照国君宴飨大夫的礼来设置；但如今流传的经书中却没有这种礼，那么它就是已经亡佚的礼，显然可以确定。又如诸侯有觐礼，但只用于王朝；至于诸侯之间的邦交，也应当有相互朝见、相互宴飨、相互宴食的礼。诸侯也应当有丧礼、祭礼，但如今都没有记载，这也是亡佚的篇章。”}], 熊朋来说：《仪礼》是经，《礼记》是传，这是儒者一贯的说法。把《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同《仪礼》中的《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射礼》《燕礼》《聘礼》相互看作经传。刘氏又补充《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两篇，认为它们是两篇经的传。可是读《仪礼》时会发现，《士冠礼》从“记冠义”以后，就是《冠礼》的记；《士昏礼》从“记士昏礼几行事”以后，就是《昏礼》的记；《乡饮酒礼》从“记乡朝服谋宾介”以后，就是《乡饮礼》的记；《乡射礼》从“记大夫与公士为宾”以后，就是《乡射礼》的记；《燕礼》从“记燕朝服于寝”以后，就是《燕礼》的记；《聘礼》从“记久无事则聘”以后，就是《聘礼》的记；《公食大夫礼》从“记不宿戒”以后，就是《公食大夫礼》的记；《觐礼》从“记几俟于东箱”以后，就是《觐礼》的记；《士虞礼》从“记虞沐浴不栉”以后，就是《士虞礼》的记；《特牲馈食礼》从“记特牲”以后，就是《特牲礼》的记；《士丧礼》则从“士处适寝”以后附在《既夕礼》中，就是《士丧礼》的记；《既夕礼》则从“启之昕”以后，就是《既夕礼》的记。汉代儒者称《既夕礼》就是《士丧礼》的下篇，所以两篇记合为一篇。《丧服》一篇，每章都有子夏所作的传；而从“记公子为其母”以后，又另成为《丧服记》，它的记文也有传，这说明在子夏以前就已有这篇记了。十七篇中，只有《士相见》《大射》《少牢馈食》《有司彻》四篇没有说“记”，其余所记的是十三篇。然而《冠礼》的记中有“孔子曰”，其文字同《郊特牲》所记的《冠义》完全相同；其余各篇，只有《既夕》的记略见于《丧大记》的开头，《丧服》的记同《大传》中的文字有几处相似，其余各记又同小戴所传的《冠义》《昏义》等六义不同。为什么二戴不把《礼经》中原有的记文传下来呢？十三篇之后各有记，必定产生于孔子之后、子夏之前，大概是孔子审定礼制后，门人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子夏为《丧服》作传时，也一并为这篇记作了传。三礼之中，例如《周礼》的大纲虽然正确，但其中职掌繁多细密，恐怕传授它的人并不全是周公的旧制。《左传》所引用的“周公制周礼”同现在的《周礼》很不相同，也只能遗憾它仅仅像《左传》中的文字。《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所记的内容固然多有格言，但也难免有伪造和讹误；只有《仪礼》是礼经中保存得较为完整的。先儒说，《仪礼》的文物制度文采完备，这正是周公制作的礼制；如今仅仅保存下来的部分，后世有志于礼乐的君子，不要因为它难读就不加以用心。又说：《仪礼》名为十七篇，实际上只有十五篇。《既夕礼》是《士丧礼》的下篇，《有司彻》是《少牢馈食礼》的下篇。又说：《聘礼》篇末“执圭如重入门，鞠躬，私觌愉愉”等语，不知道是《乡党》采用了《聘礼》的话，还是《聘礼》采用了《乡党》的话？大体说来，礼经多是七十子门徒传下来的。考察朱子《乡党集注》，其中引用晁氏说：“定公九年，孔子在鲁国做官；到十三年出使齐国，在这期间没有朝聘之事，怀疑‘使摈’‘执圭’两条，只是孔子曾经说过这种礼仪。”又引用苏氏说：“孔氏遗留下来的书，杂记着《曲礼》，一定不是孔子亲身经历的事。”由此可见，古代本来有《仪礼》这部书，圣门弟子只是根据它记录了孔子的话。吴澂说：“《仪礼》十七篇，汉朝兴起后，高堂生得到它，传给瑕丘萧奋；萧奋传给东海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戴德、戴圣。礼经残缺之后，只有这十七篇还是完整的书。自从王安石推行新的经义，废弃了这部经，学者很少再传习它了。” 何异孙说：“《仪礼》这部书，绝不是秦汉之间写成的。它的制度一定出自圣人。若断定是周公所作，那就不是我敢知道的了。” 宋濂说：“周代关于聘、觐、燕飨、馈食、婚、丧等礼仪的升降揖让礼节，既然已经实行了，后来才把它写成《仪礼》的文字。”

译何乔新说：《仪礼》不知道是谁所作，有人认为是周公所作。孔子有“学习礼”的话，《礼记》中有关于读礼的文字；在那个时候本来就已经有简牍流传了，绝不是秦汉之间写成的。它的法度一定出自圣人；若说是周公所作，那就不是我敢知道的了。秦朝焚书以后，礼经残废毁坏，流传于世的只有十七篇。《冠礼》《昏礼》《士相见》三篇，都是士礼。《乡饮》《乡射》三篇，是大夫礼。《燕》《射》《聘》《觐》《公食大夫》五篇，是诸侯礼。《士丧》《既夕》《士虞》《特牲馈食》四篇，都是诸侯之士的丧祭礼。《少牢馈食》《有司彻》两篇，都是诸侯卿大夫的祭礼。《丧服》一篇，则总说上下各等级的制度。汉朝兴起后，高堂生得到它，传给瑕丘萧奋；萧奋传给东海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戴德、戴圣，这就是今文经。后来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在墙壁中得到古文经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到后把它献上，其中十七篇同《仪礼》正好相同，其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中，这就是古文经。汉哀帝初年，刘歆想把它列入学官，但各位博士不肯答复，最终没有能够立为官学。唐朝初年它还存在，各位儒者却不重视它，终于亡佚了，可惜啊。” 湛若水说：“《仪礼》作为经，《礼记》作为传，这是不可改变的。然而如今二者都已经亡佚而不完整，所以有《士冠礼》却没有天子、诸侯的冠礼，有《士昏礼》却没有天子、诸侯的昏礼。丧礼、祭礼也是这样。因此，祭礼方面有小戴《郊特牲》、大戴《诸侯衅庙》《迁庙》；冠礼方面有《公符》，以及散见于《礼记》中的文字，仍然清楚可见。这些都是传，而经已经亡失了。”又说：“有只有经而没有传的，如《公食大夫》《士相见》；有只有传而没有经的，如《郊特牲》《诸侯衅庙》《迁庙》《公符》《投壶》；有经中的传，即《仪礼》中凡称作‘记者’的部分；有传中的传，即《玉藻》中的深衣、《明堂》中的月令。吴文正把《大戴礼记》中的《衅庙》《迁庙》《投壶》《公符》《奔丧》作为经来补充，为什么说不对呢？它们是散佚的经传。《投壶》是传，有什么证据？回答说：其中称‘鲁令’‘薛令’，由此可以知道它是传。” 又说：“《曲礼》大体醇正而小有瑕疵，《仪礼》极其醇正而没有瑕疵，然而现在仅仅保存十分之一罢了。” 唐伯元说：“现存的《仪礼》是古经，价值崇高。礼有经、记、义、传。记也是经，只是把它编缀到经中便不能成章。传也是义，不称义而称传，是谦逊的说法。只有冠礼有义，只有丧礼有传，而其他各礼都没有，这是有所遗漏了。” 李黼说：“《仪礼》也是周公所作。凡是冠、昏、丧、祭、饮、射、朝、聘等礼仪，其中的法度、礼数都具备，所以称为《仪礼》。” 吴继仕说：“《仪礼》的经文多有散佚，例如《投壶》《奔丧》《世子》《明堂》，就是经文散佚在记中的部分。” 徐三重说：“《仪礼》这部书，暂且不论是否是先王的旧制；即使只就今天流传下来的部分来说，如果士大夫年轻时少而诵习，长大后谨慎地遵守奉行，直到终身，恐怕早晚每一步都不会违背它。这样一来，内心怎么能不收敛？身体怎么能不整饬清洁？一言一行，怎么能不循守本分、秉持礼法？上对待下属、下奉事上级，又有哪一个人不会成为贤良君子呢？这就是古代敦厚谦让、教化民众、造就人才的规范，也是达到太平盛治的途径，谁能说不是由此而来呢？” 郝敬说：“《仪礼》就是礼的仪节。周室衰微、礼制亡失以后，前代贤者汇辑所见所闻，写成了这套仪节。它未必全是先圣的旧制，然而想要观察古礼，除了它便没有其他途径了。”又说：“十七篇没有说天子、诸侯的礼，郑康成因《冠礼》《昏礼》《丧礼》……” “《士虞礼》都称作士礼，于是认为礼只有士礼保存下来，这种看法是拘泥的。士位居四民之首，礼义由士产生，所以说礼时把它系属于士。公、卿、大夫都是出仕的士；向上是诸侯，再向上是天子，都可以由此类推。所以《特牲》不说士，《少牢》不说大夫。士使用特牲，但并不只是士使用；大夫使用少牢，但并不只是大夫使用，这只是举出隆盛与降杀作为例子罢了。读礼的人固执而不通达，于是说天子、诸侯的礼亡失了，也同那种认为礼经保存而乐经亡失的浅陋说法一样。又说：不读《仪礼》，就看不见古人思虑的周详缜密。” 钱（字迹不清）说：高堂生传下《士礼》十七篇，后来又有古经从淹中出土，河间献王得到后献上，共五十六篇，包括威仪方面的内容。现在保存的十七篇，应当同古经没有不同；仍有三十九篇没有流传于世。万斯大说：《仪礼》一书同《礼记》互为表里；考察仪节文辞，《仪礼》最完备，讲说义理，《礼记》最精深。对于圣人来说，是先有自己心中的义理，逐渐显现为仪节文辞；对于后人来说，必须通晓它的仪节文辞，然后才能明白其中的义理。所以读《礼记》却不知道《仪礼》，就像没有根的树、没有源头的水。” 《仪礼》逸经 十八篇 未见 张采说：“永乐初年，太平府知府刘有年进献逸礼，由此可知唐初亡佚的书，到了明朝初年仍有人上表献出。” 黄虞稷说：“明洪武年间，御史、沅州人刘有年以辞去官职奉养母亲，违逆上意，被罚输送站役到通州。在通州一户旧家中得到这部书，献给朝廷，朝廷命令交付史馆。刘有年在建文年间起任太平府知府，成祖靖难时没有前往迎驾，被贬谪戍守云南。后来任交趾按察司佥事，去世。” 考察《明一统志》：沅州人刘有年，洪武年间任监察御史。永乐年间，上献《仪礼逸经》十八篇。杨用修惊讶刘有年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又奇怪当时朝廷诸公没有听说有上表请求刊行传播此书的事。并且向内阁求取，也没有见到这部书。我认为刘有年所进献的，就是草庐吴氏的本子。逸经八篇，传十篇，数量正好相合。当时内阁诸老知道这是草庐的书，所以馆阁书目只记载草庐本，没有刘有年的姓名。这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经义考》卷一百三十。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一。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仪礼》【二】。郑玄《仪礼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