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四十六

译八卷。现存。陈继儒作序说：“大戴、小戴同姓而分门别派，郑▯、王肃研习同一部经书而注解不同。只有朱晦翁精研经学，并且说：‘我活到五十八岁，从来没有读过《仪礼》这部书。’这样，后来的学者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人说《仪礼》是为士而设的，不是为天子、诸侯、卿大夫而设的，这种话承袭谬误、沿用讹说，实在可笑。燕享、朝聘之礼，难道果真属于士吗？还是属于天子、诸侯、卿大夫呢？晦翁编修《家礼》三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都称为《仪礼经传通解》。至于丧礼、祭礼，则交给黄勉斋补入；天神、地祇、百神、宗庙，以及建国、迁都、巡狩、师田、行役、祈祷之类，凡是因事举行祭祀的内容，都加以搜集记载，颇为详尽可信，而其中考订之力，多数出自信斋杨复。大概信斋每天侍奉在勉斋身边，遇事便请教询问，记录下来等待删定。如今在信斋之后，又见到了缉庵杨令君。杨令君任常熟县令五年，用广博平易的学问教育士人，这正是发挥《敬业》一书学问的做法。” 李铠说：“鼎熙号缉庵，京山人，崇祯戊辰年中进士，官至吉安府知府。” 俞氏〔安国〕《礼记疑问》。未见。《广信永丰县志》记载：俞安国，字康侯，崇祯庚午年中举人。阎氏〔有章〕《说礼》。三十三卷。现存。钟渊映说：“江都人，号红螺居士。崇祯九年自作序。” 李氏〔如一〕《礼经缉正》。未见。周氏〔维昭〕《礼记讲解》。三十七卷。未见。顾氏〔懋樊〕《桂林礼约》。三十六卷。现存。戴氏〔士鳌〕《礼记笺说》。未见。《松江府新志》，戴士鳌，字穉龙，任衡府教授。阮氏【峻】撰《礼记涤除》。未见。考察：《涤除》一书的卷数和篇帙未详。书中解释《大学》说：“先儒把《大学》看作讲大人的书，立意虽然精密，却不是古代训诂的旧义。”《小戴礼记·学记》说：“大学的法则，大学的礼制，大学的教法。”《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八岁出外就学，束发后进入大学。”这些话都是指学宫而言。“大学”的读音应当从“太峻”二字。不崖是湖州人，崇祯己卯举人。堵氏【景濓】撰《礼记贯属》。未见。陆元辅说：“他是宜兴人，崇祯壬午举人。” 葛氏【承▯】撰《礼记别解》。未见。钱氏【▯】撰《礼记申惑》。一卷。现存。张氏【睿卿】撰《礼考》。一卷。现存。赵氏【佐】撰《读礼三录》。四卷。未见。黄氏【啓防】撰《礼记超解》。三十六卷。现存。汪霦说：《启▯》是广信人的举业书。王氏【应井】撰《礼记约言》。十卷。现存。汪霦说：“也是举业书。应井是关中人，字汉冲。” 陆氏【龙其】撰《礼伦》。四卷。现存。彭氏【頥】撰《礼记省度》。四卷。现存。汪楫说：“山阳人彭頥，字观吉，撰写《礼记省度》，合肥龚尚书鼎孳为它作序，称赞其繁简适中。此书的字形笔画，是同乡张弨、字力臣校定的。力臣精通书法，曾经和顾处士炎武一起校订《广韵》。” 万氏【斯大】撰《学礼质疑》。二卷。现存。黄宗羲作序说：“六经都是记载道理的书，而礼是其中的条目。当时每举出一项礼，必定有一项意义；这些礼大都是官府所传授、历代所实行的，是人人都能知道的，并不是圣人独自实行的。大的礼仪如类禋、巡狩，都是实际的政事；小的礼仪如进退、揖让，也都是实际的行为。战国、秦、汉以来，人们长期陷于干戈和权术机智之中，都认为礼并非当务之急而抛弃了它。数百年来的老成宿儒已经相继去世，后生晚辈长期以来耳目都未能接触礼制。汉儒在秦火余烬之后，搜集整理成编，错杂陈列、割裂分解，得到这一点便失去那一点，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郑康成最以博通著称，却不懂帝王治道的大意，常常随文附会，动辄写成笺注传疏。宋代儒者相继兴起，想用精微的理来统摄礼的粗末部分，把三代越来越繁缛的文饰典章，都看作有司的事务。朱子也曾整理《仪礼》的经传，不过是校正章句，处理其中的异同混乱，原本并没有加以驳正，使它们归于一致。当时唐说斋创立经制之学，细密繁琐，像茧丝牛毛一样，认为三代的遗制已经全都成为刍狗，却想探求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的心意，并打算在当世推行。薛士隆、陈君举、和齐斟酌形成的说法，并不都与唐氏相合，但源流却是相同的。所以即使凭借朱子的力量，也不能使这门学问不流传；这是研究评论前人学说的人应当尽心探究的。我友人万充宗是履安先生的叔子，锐意钻研经学，六经都有编排纂辑；对于三礼，则分条说明其中的大节，以及当时人们聚讼纷争的问题，互相考证防范，反复辨析，剖析得明白透彻，韩愈所说的“到了适当时候，在其中进退揖让”，正是这种情形。这些礼制在当时本是人人都知道的，如今却已成为绝学。没想到我晚年还能见到这样奇特的著作。他的朋友魏方公先为他刻印了数卷，充宗认为其中有疑问，想来向我请教。我年老而失去学问，胸中塞满了各种疑惑，正想寻找海内的君子来请教，又拿什么来接受别人的请教呢？充宗也姑且把自己所得的与诸儒之说相互参证，一定要求做到精粗一贯、本末兼备，明确可行、能够施行，不只是同众说在黄池争论高下；那么，挽救弊病的办法大概就在这里吧。” 《礼记偶笺》。三卷。现存。万氏【斯同】撰《读礼附论》。

译一卷。现存。陈光縡作序说：“古人制定礼，是希望内心没有亏欠，然后才能安宁；如今人制定礼，只希望不与世俗不同罢了，根本不考虑内心是否安宁。如果天下没有懂礼的人，谁来告诉他们这些道理？现在如果告诉他们说：‘你所做的违背古礼，那么善于辩说的人一定会在言辞上争辩，口才迟钝的人也一定会在脸色上表现愤怒。’如果告诉他们说：‘古礼所得的是什么？今礼所失的是什么？’那么聪明的人固然会在心里深刻领会，愚钝的人也未必不会设法通晓其中的意义。谁能说如今的天下不能用礼来教导呢？虽然如此，礼不明白已经很久了。《檀弓》《曾子问》等篇，学习礼的人认为它们对科举举业没有帮助，竟从未阅读。因此，在文士中寻求穷究经书的人，百人中难得一个；在经学教师中寻求懂礼的人，十人中也难得一个。我来到京师，得到季野、万子的《读礼附论》并诵读它，私下里十分佩服万子懂礼。万子说：‘慈母去世服丧三年，是因为尊重父亲的命令；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却有祥祭和禫祭，是为了表达儿子的心意。’这就是明白古礼意义的话。他说：‘神主是用来依托神灵的，宗庙是用来收藏神主的；由此可知结茅为菆的说法是荒诞的。’这是由于许慎、郑玄的言论造成的误解。” 这正是纠正谈论礼制时错误的地方。遭逢丧事而不举行祭祀，这是礼制；如今却都举行祭祀，而且还怀疑不祭祀就是心中冷漠。万子想说祭祀吧，便与礼制相违；想说不祭祀吧，又会使世俗惊骇，于是申述张子的话说：‘三年之丧，满一年便可以祭祀；服一年之丧，下葬以后便可以祭祀。’这是斟酌古今情况而采取适宜做法。汉文帝的诏令规定：大红服十五日，小红服十四日，纤服七日，说的是下葬以后，朝廷大臣的丧服应当如此。后来继位的君主采用这一做法，万子说：‘这不是嗣君应行的礼。’这就是能够通晓史实并据此说明礼制。魏晋时期，郡守、县令死于任所，属官和属吏往往为他们服斩衰，实在是过分了。万子说：‘为旧日长官服丧的，应当穿吊服并加麻。’这是审慎合乎礼制而没有过失。古代对于老师，内心服丧三年；万子却说：‘应当服齐衰三个月。’这是因为《仪礼》中有为朋友服丧的规定，推求其中的意义而得出的。听到丧讯而尚未举行成服礼的情况很多，万子说：‘听到丧讯哭泣，以代替袭；第二天再哭，以代替敛；又过一天哭三次，以代替大敛。’这对补足当今礼制的不足是有帮助的。如今为父母服三年丧的人，有娶妾的，有换下丧服去做贺客的，有混杂子女一起纵情享乐的，却还向人号称：‘我是在遵守二十七个月的制度。’ 万子仍援引《礼经》和《公羊氏》的话说：‘三年之丧，到二十五个月便结束；这是遵从礼的实际，而不拘泥于表面形式。如今服丧期间奏乐的人，说是要使亲人的神灵得到欢乐，却不知道实际上果真能使其欢乐吗，还是不能？万子说：大功服将要到来时，尚且要避开琴瑟，何况是重服呢？如今人服丧时遇到吊客到来，往往登记姓名后便到对方门上致谢，大家都说这是替亲人表示敬意。万子说：孝子早晚供奉祭奠尚且没有空闲，怎么能远离苫块呢？这些都是警戒世俗礼俗错误的说法。如今有些人不给亲人下葬，受形家之说迷惑，谋求购买吉地，有的拖延几十年，遭遇水灾、火灾也无法防备。万子说：应当依照周广顺年间的诏书，惩罚不下葬的人；这尤其是维系礼制的大事。假使天下行礼的人都能得到他的论说并深入思考，以求内心没有亏欠，怎么能说今人不如古人呢？听说万子所著述作很多，我所见到的只不过几篇，但其中足以辅助三礼的言论已经这样出色。推究万子的意旨，他将要率领天下士人一起实行古人的礼制；可惜士人没有见到他的论说，有的即使见到，也还没读完几页便打呵欠想睡觉，万子对此也无可奈何。’ 所以我特意详细叙述他的这些话，准备把它们告诉天下学习礼制的人。纳兰氏【成徳】撰《礼记陈氏集説补正》。三十八卷。现存。严绳孙说：“《礼记》不采用卫氏《集说》颁行于学官，却专门采用陈氏《集说》来取士，这是苟且的做法。容若作《补正》，学习礼的人不妨取来考证一番，绝不是小小的补益。” 杨氏撰《礼记说义》。未见。汪琬作序说：“三礼不明白已经很久了。官器的异同，仪文、度数的详略，其中纷乱纠葛，似乎不可信的地方，大概即使更换无数仆役来计数、骑马奔走也算不清。姑且就《礼记》来说：郊祭这一礼，有的说用辛日，有的说选择元日，那么应当以元日为对，还是以辛日为对？禘祭这一礼，有的说是春祭，有的说是夏祭，那么在夏季祭祀对，还是在春季祭祀对？宗庙制度这一项，有的说大夫有皇考庙，有的说有太祖庙而没有皇考庙，那么应当依照《祭法》，还是应当依照《王制》？奔丧这一礼，有的说服大功丧的人望见丧家之门便哭，有的说见到丧家所在的乡便哭，那么应当依照《杂记》，还是应当依照《奔丧》？禫祭这一项，有的说隔一个月举行，有的说先行祥祭再行禫祭，那么应当采用二十五个月，还是采用二十七个月？异父兄弟的丧服这一项，有的说服大功，有的说服齐衰，那么应当依从子游的说法，还是依从子夏的说法？四十九篇都出自小戴一家，彼此之间尚且相互违背，这些都是学者应当竭尽心力研究的。汉、唐儒者往往拘守老师的说法，不能详细加以考察求证；到了前明，则只把它看作科举时文的功课，靠口头传授、耳朵剽窃，希望侥幸考中一科，实际上没有人综合考核、贯通研究其中的道理。学问日益浅陋，见识日益卑下，四方的风俗也日益败坏，而天理和民间常道几乎要断绝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关西杨公鳯阁，专心研究礼制已有多年，唯独能够旁搜《仪礼》《周官》二经，融会贯通马融、伏生、郑玄、王肃等人的训释，因此写成了这部书。拿来阅读，就会发现我先前的疑惑，杨公已经确实深入思考并有自己的心得；有时略微引出头绪，有时详细剖析其中的内情，像抽丝剥茧一样，把一切都清楚明白地写在书中。用这些内容来补益世道人教，哪里是浅薄微小的作用呢！于是杨公的侄子三开使君集资，在吴下刻印此书。工程完成后，命我为它作序。我对于礼经向来不是专家，但愿意借助杨公的书，在余下的时间里稍稍尽心研究，所以就接受使君的命令为它作序。” 《经义考》卷一百四十六。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四十七。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礼记》【十】。《夏小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