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二十

译郑樵说：“《周礼》一书，有人说是文王治理岐地的制度，有人说是成周治理财赋的书，有人说是战国阴谋的书，有人说是汉儒附会的说法，有人说是末世渎乱而不能验证的书；众说纷纭，没有可以折衷的定论。我认为，若不是圣人的智慧，达不到这样的程度。五等爵位、九畿服制、九州十二种土地，闽、蛮、夷、貊，祭天祀地，朝觐会同等事情，都不是文王时代的政事所能涉及的。因为这些就把此书归于文王，并不是爱护文王。此书固然详细讲理财，但它的规划似乎巧妙，对下民的恩惠却很厚；收入似乎丰足，供奉君上的费用却很节约。说它是理财之书，也并非真正了解《周礼》的人。假如战国有这样的法制，那么战国就成为三代了；假如汉儒有这样的学问，难道还只是汉儒吗？只是因为他们所传的说法不一致，所以武帝把它看作末世渎乱、无法验证的书，却不知道加以喜爱。到了后世，孙处又独自提出一种说法：‘《周礼》的写作，是周公摄政六年以后完成的，书成后送回丰地，实际上从未施行。’大概周公制定《周礼》，也如同唐代的显庆、开元礼。唐人预先制定它以等待日后使用，实际上也从未施行。” “正因为没有施行，所以只记述大略，等待临事时再加以增删。因此，建都的制度不与《召诰》《洛诰》相合，封国的制度不与《武成》《孟子》相合，设置官职的制度不与《周官》相合，九畿的制度不与《禹贡》相合。这些都是预先制定而未曾施行的。此书由周公所作，与其他经书不同。《礼记》由汉儒编成，其中《王制》所说的朝聘是文、襄时期的事情，《月令》所说的官名是战国时期的事情，都不如《周礼》那样纯粹属于周代典制。可惜自成帝时虽已著录在《七略》中，但从汉代直到唐代，漫长的一千多年间，始终没有设置学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时从未废弃《周礼》，唐太宗读《周礼》时说它是真正的圣人之作；那大概才是真正深知《周礼》的人吧？至于后世采用《周礼》，王莽在前面失败，荆公在后面失败；这不是《周礼》不可施行，而是不善于运用《周礼》的人的过错。”又说：“汉代称《周官》，江左称《周官礼》，唐代称《周礼》。推究根本来说，称《周官》是对的。”胡宏说：“《周官·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施行五典；《司空》掌管国家土地，使四民安居。” “世人相传《周礼》缺少《冬官》，其实并没有缺失，而是把《冬官》的事务归入《地官》。”程大昌说：“五官各有多出的篇数：《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这大概是断简错乱、次序失常造成的。”取其多出的篇数，把各种百工事务归入《冬官》，篇数才相合。晁公武说：“秦火以后，《周礼》比其他经书最后出现，评论它的人意见不一。只有刘歆称它是周公致太平的事迹，郑氏则说：‘周公复辟以后，用这部书授给成王，使成王居于洛邑治理天下。’林孝存认为它是渎乱而不能验证的书，何休也说是‘六国阴谋之说’。过去北宫锜问孟子周室颁布爵禄的制度，孟子说诸侯憎恨它损害自己，都把有关典籍毁掉了；这样看来，从孟子时代起就已经没有《周礼》了，何况经过秦火呢？汉儒非难它，确实是有原因的。” 陈亮说：“《周礼》一书，周公先生遗留下来的制度全都在其中；后世即使再有圣人，也不能在它上面增加一丝一毫了。” 郑锷说：考察《洛诰》可知，周公营建洛邑，是想让成王亲自处在天下中央，使天下混乱的局面成为四方新辟之地。等到制定六典的职掌后，就把它授给成王，使成王前往洛邑治理。书中说：‘我整齐百官，使他们跟随王到周地，于是你要亲自教导百工，前往新邑；使他们向前，就有僚属相随。’大概是为成王整顿建立官职的法度，使成王前往新邑，亲自教导并率领他们，各自履行职责。成王消灭淮夷后返回，在丰、镐整顿治理官政，依据新书办事。但他只停留在丰地，没有前往洛邑，所以《周礼》虽然完成，最终没有全部施用。因此书中关于授田等事情，如今都很难相信。正因为成王没有定居洛邑，所以只有这些法制的文字，始终没有实际施行。这样解释，那么经书开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的说法才有了着落。其他可疑之处，也可以由此推知不是周公的完整原书。孙之宏说：《周官》在汉代最晚出现，孔氏没有明确说过，孟子一派的人或许没有见过它，因此真伪仍不能确定。不幸刘歆采用它而使局面大坏，王安石采用它又使局面更加败坏。儒生学士确实因此认为它对后世没有用处。时代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即使周公先生的制度完整地呈现在当时，也本来很难完全废弃今世法令而恢复原制。” “然而仔细考察这部书，它以道义制定制度，想用义来防止逐利，用德来胜过威势，用礼来安置刑罚，尊重鬼神，敬重卜筮，亲近宾客，保全民众，呈现出唐虞三代极盛时期的气象，不是春秋战国以后所能勉强相似的。学者想要了解先王经制的完备，除了这部书还能从哪里取得呢？” 王炎说：“《周官》六典，是周公治理国家的制度。秦人把竹简全都投入火中，汉朝兴起后，诸儒从灰烬中拾取，藏在山岩洞穴之间；这部书已经亡失而幸存下来。汉代废除挟书律以后，六典才出现。武帝认为它不好，作《十论七难》来排斥它，把它藏在秘府，不列于学官。东汉诸儒知道有《周礼》，但说法不同；何休认为它是战国阴谋之书，郑康成认为它是周公致太平的事迹。六官所掌的事务纲领端正、条目分明，井然有序，却诋毁它为战国阴谋之书，何休错了。” 郑耕老说：“《周礼》共有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

译陈傅良说：《周礼》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大体上，朝廷的事务由治官掌管；王畿的事务由教官掌管；诸侯国的事务由司马掌管。如今从朝廷以上的事务，无论大小全都归于大宰；从国都以内直到近郊、远郊、小都、大都，都隶属于教官；而职方、土方、撢人所掌的各种诸侯国事务，都归于司马。这是它的大致情况。还有一些界限分明、确定而不可改变的安排：例如司寇所属，凡朝廷的刑狱，由大司寇、小司寇、士师掌管；六乡的刑狱，由乡士掌管；六遂的刑狱，由遂士掌管；甸、稍、县、都的刑狱，由县士掌管；诸侯国的刑狱，由方士掌管；四方的刑狱，由讶士掌管。因为它们都是刑狱事务，所以即使超出乡、遂之外，涉及甸、稍、县、都、郡、国以及四方，也全都彼此联络而归于司寇。其他事务又有不同之处：知大史、内史掌管六典、八法、八则、八柄的副本，本应属于天官，却归于春官；大小行人、司仪、掌客本应属于春官，却归于秋官；宰夫掌管群臣百姓的复逆，那么太仆、小臣、御仆所掌的复逆本应属于天官，却归于夏官。”}], 宰夫掌管治理朝廷所在位置的事务，那么司士负责整饬朝廷礼仪和站位，本应隶属天官，却归属于夏官；地官掌管邦畿之内的事务，凡是营造都邑、建立社稷、划定封疆，既然都已经由它掌管了，可是掌固、司险、掌疆、候人又见于夏官；天官掌管财用事务，从大府到掌皮，既然都已经由它统领了，可是泉府、廪人、仓人又见于地官；从膳夫到腊人，不过是充任君主厨房中的职事，都由天官统领；至于外朝、百官的廪禄、府史和胥徒的日常粮食、轮番上值宿卫者的廪给，却见于地官；从内司服到屦人，凡是王宫服饰方面的用度，都由天官统领，而司服、司常、典瑞、巾车之类，却见于春官。这就是各官分掌职事中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方。自汉代以来，凡属礼仪之事都归太常，军事之事都归将军、光禄勋、中尉，刑狱之事都归廷尉，它们的权限和职守分明清楚，并不混乱，然而遇到具体事务时，反而不免有遗漏。先王设置官职到了这种地步，当时却没有文书往来推诿、职事相互侵越紊乱的弊病，为什么呢？六官的设置，虽然各自有主管的部门，然而彼此交错、互相参见，事务必然相互关联。春秋时期，叔孙豹去世，杜泄准备让季孙乘天子所赐的辂车下葬，但季孙没有听从。杜泄说：“夫子在朝廷接受任命，又出使朝见周王，周王赐给他辂车；他回来复命时把车献给国君，国君不敢违背周王的命令，又把车转赐给他，并让三卿把这件事记载下来。您担任司徒，确实由您署名记载；夫子担任司马，与工正一同记载服饰；孟孙担任司空，记载功勋。诸侯的国家，只有三卿。一人受到赏赐，三卿都参与其中，这是遵从周代的制度。后世礼官专门治理礼仪，刑官专门治理刑狱，兵官专门治理军事，财官专门治理财赋，彼此并不相关。即使有遗漏，其他官也不能加以节制，因此废弃、旷误的事情就多了。”又说：“《周礼》保存着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读这段话的人，不容易仓促间理解。吕祖谦说：“朝廷不能混同于市场，乡野不能越过国境，人不能侵夺别人的官职，诸侯不能凭后世身份干涉天子的权力，诸侯不敢僭越天子的制度，公卿大夫不与商贾争夺利益。九卿、九牧彼此相属，听命于三公；他们都是百姓之上的人，却连尺寸的法度都不敢逾越，一丝一毫的职分和守则都不敢改变。这样做，是为了使百姓习惯于尊卑等差、等级秩序之中，消除他们逼犯上位、无视等级的心思，同时寄托道德教化的意义。因此百姓服从侍奉上位者，下面的人就没有机会觊觎上位。卑贱者不抗拒尊贵者，卑下者不越过尊者，整个时代的人都安处在法度和职分守则之内，志向思虑不改变，所见所闻不分歧，变得平易、正直、淳厚而服从上级的命令。父亲教诏儿子，兄长教导弟弟，长者率领属下，无论到哪里，哪一样不是五礼、六乐、三物、十二教呢？无论划分朝廷与国野、设置官职、分掌事务，哪一样不是为了成为百姓的准则呢？”我曾读《晋国语》，每每感叹绛地富商韦藩、木健经过朝廷时的事情，认为富商财物丰厚，使车子润饰、服装华美，并不是做不到；但他们一定要在经过朝廷时更换车服，不敢与士大夫混在一起而没有区别。百姓心志安定、中正之道得以保存，成王、周公遗留下来的教化，确实隐约就体现在这里。朱子说：“《周礼》一书广大而精微，周家的法度都在其中。后世都认为《周礼》不是圣人的著作；其中细碎的地方虽然可以怀疑，但它的大体确实不是圣人就不能制定出来的。”又说：“《周礼》是周家强盛时期圣贤制作的书。”又说：“胡氏父子认为《周礼》是王莽命刘歆撰写的，这恐怕不对。《周礼》是周公遗留下来的典章。”又说：“如今有人不相信《周官》。依我朱熹看，古人立法无所不包，天下有这样的事务，他就设置这样的官职。比如女巫的职掌，是掌管宫中的巫祝之事，凡是宫中所祈祝的事情都由这个人负责；这样一来，就不会有后世巫蛊一类的事情了。” 陈淳说：“《周礼》保存着周公治理国家的总体规划，是周公宏大政治作用得以流行施行的地方。” 李叔宝说：“仲长统认为，《周礼》是礼的经，《礼记》是礼的传。《礼记》由汉代儒者编成，虽然名义上称为经，实际上是传。因为《礼记》所记载的事情，多是春秋、战国之间的事，并不纯粹是唐、虞、夏、商、周的制度，终究不如《周官》纯粹地属于周礼。” 术语“职事员数”所在句原文未完，以下内容疑为下句承接，现按残句直译。

译并不止这些。以天官考察，卿、大夫、命士总共有三百五十多人；地官除去乡、遂、山虞、林衡、司关、司门等无法考定的官职，有四百多人；春官、夏官、秋官三官也都各有五百多人。六官之中，大体以春、夏、秋三官为标准，按小数计算都较多，各以五百人为额，共三千人，其中兼任职务的人必定占一半左右。为什么呢？先王的制度，是根据事务任命官员；编史的人，则根据官员划分职掌。以三公、六卿来说，按照《周礼》所说，二卿中必有一人为公，六卿各自掌管自己的职务，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兼任。但成王时，周公以三公身份兼任太宰，召公以三公身份兼任宗伯，苏忿生以三公身份兼任司寇，所以《尚书·洛诰》说：“司徒、司马、司空。”成王将要去世时，同时召见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这说明六卿中的召公、毕公、毛公也兼任了三公。因此推论，先王的制度中，职务不可废除，但官员未必一一实际设置。概括说，土训、诵训没有其他职掌；掌葛征收絺绤，掌染草征收染草，掌荼征收荼，掌炭征收炭，角人征收齿角，羽人征收羽毛，每个官只掌管一件事，没有事务的日子很多。” 军司马、行司马、舆司马、戎仆、戎右，发生战争时才使用；甸祝、田仆，有田猎时才使用；有丧事时就使用夏采、丧祝；有盟誓、防禁之事时就使用诅祝；建立诸侯国时就使用土方氏；远方百姓前来归附时就使用怀方氏。先王难道能用俸禄供养这些平时无事可做的官员，等到有事时才使用他们吗？也只是遇到事务时兼任罢了。盟府属于命士，太公兼任此职，所谓“记载在盟府”，就是太师掌管这件事。作《周礼》的人认为这些职务不可废除，所以分别设置相应官职，等待有才智的人来斟酌选用罢了。又有人说六卿在内治理一官，在外兼任一乡，因此《周官》所说每乡有一名卿、每官有两名卿，这些都不是事实。齐威公命令国子、高子各自率领五乡；晋景公命士匄防统领中军并兼任太傅，命韩厥统领新军并兼任仆大夫；晋悼公命戎御隶属于校正，司右隶属于司士；这些都是古人的制度。有人根据书中所说“唐虞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只有百种；夏商官职增加一倍，也能够治理好国家”，说如今我小子仰念前代，顺从并遵循他们训导、引导官员，那么周代设置官职不能远远超过夏商；如果其中有一半是兼任的，也不过一千五百人。” 有人说：有朝廷官，有田野官，所谓“设置官职只有百种，夏商官职增加一倍”，指的是朝廷中的官职。如果总括方圆千里的范围，怎么能承受这些事务呢？如今考察六官之中，大约只有十分之二三在朝廷，其余分散在甸、稍、县、都之内，与《尚书》所说的情况并没有多大抵触。又有人说，乡、遂所设置的官职最为冗多：六乡的百姓不过七万五千家，如今设置的官员多达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人，其中担任大夫的有一百八十人；六遂的百姓也不过七万五千家，设置的官员却有三千九百九十八人，其中担任大夫的有四十人。乡、遂共十五万家，大小官吏竟达到二万三千人。假如根据百姓的收入来供给官吏俸禄，那么十五万家百姓的收入能有多少，足以供养二万三千名官吏吗？却不知道乡、遂的官吏都是当地居住的人；其中大官如卿，由朝廷官员兼任，以下的大夫、命士之类则分散在各处。至于乡、遂中人数多到势必无法兼任的官职，就各自设置官员。陈振孙说：“这部书有许多古文奇字，其中名物、度数都可以考察，不能不承认它是先秦古书，似乎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叶适说：“认为《周礼》一经施行反而导致混乱，是因为古代天子亲自治理天下，只统治一个国家，又有圣人作为臣子，长期任职而不离开。他所治理的土地狭小、百姓稀少，治理的人多，实行起来又真诚，所以即使米盐之类细微琐碎的事务，也没有不处理周全的。如今把夷、貊以外的地方也包容进疆域，事务即使细微到毫发，也全都从上面发出，法令严密完备，使人不能随意行动。又没有圣贤作为臣子，官员不能长期任职，还怀有苟且简略、欺诈虚伪的心，却想把细密琐碎的事务全部处理周全，以求符合《周礼》，这就会因人情不能安定而导致混乱。” 魏了翁说：“《周礼》和《左氏传》，都是秦汉之间附会增饰的书。《周礼》中也有圣贤的礼法，但附会增饰的内容极多。”又说：“《周礼》和《左传》这两部书，字字谨慎严密，前后始终如一，没有疏漏的地方。我怀疑是秦汉初年的人所作，凭借圣贤遗留下来的言论补足而成。” 刘炎说：“有人问，《周礼》果真是圣人的完整著作吗？回答说：司门查禁犯禁的财物，把它们没收入官；司关凡是不从关卡出入的货物，就没收货物，处罚货主。周公对于百姓的用意，恐怕不会像这样过分严密地察究。” 王与之说：“孟子说：‘周公思考兼采三王的办法，来施行四件大事；其中有不合适的，就仰头思考，夜以继日，幸而想出了办法，便坐着等待天亮。’这段话是在论说周公作《周礼》的根本依据。《尚书》说，周王安抚万邦，巡行侯服、甸服，四处征讨不服从的地方，使众多百姓安定；六服的众多诸侯，不承受德化的，便归于宗周，整顿并端正各官的治理。”这段话是在论说周公把《周礼》授给成王。《左传》中，齐国仲孙归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祸难就不会结束。”鲁庄公说：“该怎样除掉他？”仲孙归回答：“祸难不会结束，他将自取灭亡。”庄公说：“鲁国可以攻取吗？”回答：“不可以，因为它还遵守周礼。周礼是国家的根本，鲁国不抛弃周礼，就还不能动摇它。”晋侯派韩宣子来聘问，他在太史氏那里观看典籍，见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于鲁国了！我到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代所以能够称王的原因。”这说明《周礼》到了鲁国仍然保存着。孟子时，北宫锜问道：“周王室是怎样颁定爵位和俸禄的？”孟子说：“其中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听闻了，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的利益，都把相关典籍删去了。” 这说明《周礼》到了战国时期已经亡佚，大概是依靠汉代以后诸儒的考订才重新明白起来。王应麟说：“《周礼》是汉代河间献王得到的，李氏遗失了《冬官》一篇，于是用《考工记》补足。刘歆校理此书后，才把它著录下来。这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周官经》六篇。”

译叶时说：六经没有完整保存，本来是秦人的罪过；但《周礼》不完整，也不能只归罪于秦人。战国时期的暴君和污吏，厌恶它损害自己的利益，便删去了相关典籍。他们的残酷行径，早在秦以前就已经造成了焚毁。周礼六官缺少一官，河间献王寻求《考工记》来补足这部书。难道仅凭《考工记》就可以补足礼经吗？何况秋官有典瑞、玉人，不需要补；夏官有量人、匠人，也不需要补；天官有染人、钟氏、防氏，即使缺失，又有什么妨害？地官有鼓人、鲍人、防人，即使亡佚，又有什么损失？虽然没有《车人》，但巾车的职掌还保存着；虽然没有《弓人》，但司弓矢的职掌仍然存在。匠人关于沟洫的制度，已经见于遂人；鼓人关于射侯的制度，已经见于射人；制作皮革的工匠有五类，已经用三类补足，却又缺少其中一类。不知韦氏、裘氏，难道不就是天官中司裘、掌皮的职掌吗？用《考工记》补《周礼》亡佚的部分，只能说是献王的见识如此罢了。” 黄震说：孔子删定《诗经》，审定《尚书》，系联《周易》，创作《春秋》，这四部书是正经。虽然《礼记》是汉代儒者编集的，但孔门的《中庸》《大学》保存在其中。《乐记》等篇也有许多格言。至于《周礼》，就不知道究竟怎样了。夹漈郑氏曾说，《周礼》一书，详细记载周代的制度，却没有涉及道德教化；对官职守则要求严格，却疏略了君主自身。后来的人寻求它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于是有人说它是文王治理岐地的制度，有人说它是成周治理财赋的书，有人说它是战国阴谋的书，有人说它是汉代儒者附会增饰的说法，有人说它是末世秩序混乱而无法验证的书。林孝存作《十论七难》来排斥它。到了孙处，又独自提出一种说法：所谓《周礼》，是在周公摄政之后写成的，书成后归藏于丰地，实际上从未施行。正因为没有施行，所以建都的制度与《召诰》《洛诰》不相合，封国的制度与《武成》《孟子》不相合，设置官职的制度与《周官》不相合，九畿的制度与《禹贡》不相合。这些都是预先拟定的，并没有实际施行。我恐怕这也只是主观推测。考察《周礼》，实际上是汉成帝时刘歆才开始把它列入《七略》，王莽时刘歆才上奏设置博士；于是它开始被用于王莽时期，结果失败，后来又被王安石采用，结果再次大败。” 夹漈认为，使用《周礼》的人有过错，而不是《周礼》本身有过错，这当然是对的。然而，既然从未有施行而取得成效，恐怕也不能再拿天下轻率地试验。又说：成周设置官职的制度，已经完备地记载在《尚书·周官》一篇中；各官率领自己的属官，听命于六卿，而君主治理天下的关键，只在于六卿能够得到合适的人。至于详细情况，从孟子时代起就已经无法听闻了。如果一定要像如今《周礼》所记载的那样，在六乡六遂的土地上，怎么能供养官司、胥徒二三万人？东西奔走防察，早晚诵读法令，百姓将奔走忙碌得没有空闲，又哪里有时间安置和处理事务呢？这部书出于王莽时期，用于王安石时期，都使天下混乱，恐怕不能因为它名列经书就完全相信。即使它确实是古书，也不过是《周官》一篇的注疏罢了。大训在哪里，怎么能称为经呢？不过，归根结底是由于时代变化不同；认为《周礼》不可以施行于后世，这才是善于解释《周礼》的人。” 马端临说：《周礼》一书，先儒相信它的有一半，怀疑它的也有一半。他们之所以怀疑，只不过是认为其中官职太多、事务太繁，琐碎而烦扰罢了。但我曾经这样评论：经制到了周代才详细，文物制度到了周代才完备，有一件事务就设置一个官职，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比如阉人、守门人、卜官、祝官分别设置命官，衣服、膳食、泉货也都有主管的官属。自汉代以来，制度规模的琐碎、经制的繁密，也同样如此，只是官名没有沿用六典的旧称罢了。固然不能看出后世是在施行《周礼》，但也不能看出它与《周礼》有什么不同。唯独涉及与百姓直接交涉的事务，后世只把简易疏略视为便利；如果施行《周礼》的办法，必然会发展到苛刻地扰害百姓而导致混乱。王莽的王田、市易，介甫的青苗、均输，就是这样。后世儒者看到它们的效验如此，于是怀疑《周礼》是刘歆、王莽伪造的书，认为不可施行；或者认为它没有《关雎》《麟趾》的仁厚之意，所以不能施行。我都认为不是这样。因为《周礼》是三代的制度。三代之时，不只是周公这样的圣人可以施行，即使普通人也能施行。三代以后，不只是王莽的矫饰欺诈、介甫的固执刚愎不能施行，即使贤能明哲的人也不能施行。” 这是什么原因呢？三代时期，天下全都实行封建制度，天子治理的范围不过千里；公侯的封地则从百里到五十里不等，卿大夫又各自有世代享用俸禄的采邑，分封土地而治理，家族世代相传、守护其地；百姓的衣食和日常用度，全都仰赖公家供给。上位者治理百姓，就像祖父对待子孙、家主对待奴仆一样。田地则在壮年时授予，年老时收回；因此设置了乡、遂的官员，又进一步考察田业的肥瘠、人口的多寡，为他们斟酌区划，使之均平。财货充足时便收敛，匮乏时便发散；因此设置了泉府的官员，又进一步补助他们的不足，帮助他们解决供给不够的问题，有时赊给，有时贷给，使他们的用度充足，供养百姓的方法就是这样。司徒的职责，是从乡大夫、州长直到闾胥、比长，从遂大夫、县正直到里宰、邻长，在岁终、正岁、四时、孟月都征召百姓，考察他们的德行和才能，纠正他们的过错和罪恶，并给予劝勉或惩罚。司马的职责，是军队有将，师有帅，卒有长；四时的仲月便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阅等制度，凭旗帜召集百姓，施行禁令，并给予诛罚或奖赏；教导百姓的方法就是这样。”}],

译上下各方面大概都在认真考察，几乎没有安宁的日子了。然而，这些事务虽然看起来烦琐扰人，却看不出它们成为法制弊端的原因，这是因为私人封地上的子民，痛痒常常相通，彼此的关系和脉络也常常相连。虽然当时所谓的诸侯、卿、大夫未必都是贤能之人，但既然世代守护自己的土地，世代安抚自己的百姓，就自然不能不把他们视为一体。既然视为一体，奸弊就无从产生，良法也就可以世代守行了。自从封建制改变为郡县制以后，做君主的统治天下，高高在上；至于治理百姓的事务，则推给百官有司。郡守、县令这些守令，大都三年任满就更换。即使有龚黄那样慈爱善良、王赵那样明察敏捷的人，刚到任时也茫然如同进入异域，经过日积月累，才能熟悉当地风俗，然后施行政令。往往过了一年之后，他的善政才可以记载，刚到第二个任期，却已经到了任期将满的时候。有些疲惫怠惰、贪婪鄙陋的人，则把官署看作旅舍传舍，把百姓看作飞鸿土梗，发布政令不过是接受属吏拟定的成案。既然接受属吏拟定的成案，却想按照《周官》的法制实行，事务就会烦琐，政令必然扰乱；政令扰乱，百姓必然受害。教养百姓的恩意还没有得到信服，催逼呼役的苛扰却已经达到极点了。因此，后世谈论善政的人，一定说事务要简明。可是从《周礼》一书来看，成周的制度从来并不简略。自从土地不再分封，官职不再世袭，做官的人不过是每年任命、逐年升迁，大多只打算利用文书谋求自身便利。于是，国家的法制大都以简便易行为便利，谨慎不要扰乱狱讼和市场的说法，以及治理之道要去除过分严苛的说法，最终成为治理国家、庇护百姓的长远谋略。这样面对百姓，未曾真正设法养育他们，只求他们自己不要失去生计，就算可以了；未曾真正设法教导他们，只求他们自己不要失去教化，就算可以了。大概土地广大，心力和考虑就有不能周全之处；长吏频繁更换，设施和举措就有所来不及。结果往往法令建立了，奸弊却产生；命令下达了，欺诈却兴起。处置得简明安静，或许还可以勉强应付；稍微涉及繁多琐杂，就无法承受它造成的混乱了。从前子产主持郑国政事，他所实行的措施是：都邑和边鄙各有章程，上下各有服制，田地有界沟水道，居民和井田编成伍。这些都是《周官》的法制。然而第一年，众人毁谤他说：谁杀了子产，我愿意跟着他。第三年，众人歌颂他说：如果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呢？考察郑国的土地狭小，放在后世不过相当于一个郡。凭子产的贤能和智慧，承担一个郡守的职责，他的精神必定足以周遍了解各种真情和虚假，他的思虑必定足以彻底考察利弊，绝不会像后世承受流布教化职责的人那样，只以苟且的态度办事。而且周代制度在当时也没有彻底毁坏，只是不能全部恢复先王的旧制罢了。然而稍微想要有所更张，也不能立即得到人心，必定要经历若干年月，然后从前的毁谤才会转变为歌颂。何况贤能不如子产，所治理的又不止一个郡，而且生在千年之后，先王的制度早已废弃，只剩下遗书留存，难道还能不察时宜、不顾人言而一定要实行它吗？王介甫就是这样。介甫把常平改为青苗，推说这是《周官》泉府的法制。当时各位贤者竭力争辩。苏长公说：“青苗虽然说不许强行摊派，但其中愿意申请的户，必定都是孤贫而无力维持的人家。如果自己有余粮余财，何至于同官府交易？”这类人受到的鞭打已经很急迫了，接着便会逃亡；逃亡的人剩下的欠额，就均摊给邻里和保甲。苏少公说：“在发放和收取之间，属吏借机作奸，法令无法禁止。钱到了百姓手里，即使是良民也难免不合理地花用；到了交钱时，即使是富民也难免逾期而受责罚。这样一来，鞭笞必然要使用，州县的事务也就多起来了。”这些话都是说官府向百姓赊贷并不便利。因为常平是粜籴之法，青苗是赊贷之法。粜籴之法，是用钱和粮食相互交易，看起来似乎没有真正用来使百姓获利，但用官府法令推行，反而简便。赊贷之法，是减少官府的钱财来给予百姓，按时计算利息收回，看起来确实有救济百姓的作用，但用官府法令推行，反而繁琐扰民。然而，粜籴的说法始于魏文侯，常平之法始于汉宣帝，夏、商、周三代从未有过这种制度；而赊贷之法，《周官》泉府却明白说到了。难道周公制定的制度，偏偏不采用简便的办法，却要采用烦扰的办法吗？如果说《周礼》是不可信的书，那么《左氏传》说：“郑国发生饥荒，子皮奉子展的命令给国人发粮，每户一钟；宋国发生饥荒，司城子罕向平公请求发放官粮来借贷，让大夫都向司城氏借贷；借出而不登记，是为了借给没有财产的大夫；宋国没有饥民；齐国的陈氏用自家的量器借出粮食，却用公家的量器收回。”那么春秋时期，官府对百姓本来就有赊贷之事，只是当时未曾像青苗法那样收取二分利息。熙宁年间诸贤所说的，并不是嫌利息收得太多，而是认为贫困者愿意借贷，借给他们却不能偿还，就会亏损官府；富裕者不愿借贷，官府强行摊派给他们，同时又责令保人担保，贫困者代为偿还所欠，这就损害百姓。这样对双方都没有益处，本来不如常平法直接交易、听任百姓方便办理那样简便而且两全其美。然而，《左氏传》所记载的郑、宋、齐三国之事，称为善政，作为美谈，从未见到它们有熙宁、元丰时期那样的弊端，这是为什么呢？大概郑、宋、齐是列国，它们任用的是罕氏、乐氏、陈氏，这些人都有世代享受俸禄和封邑的资格，是与国君分有土地、共同治理的人。介甫所统治的是天下，他所任用的是六七名少年官员、四十多名使者以及州县小吏，这些人都是追求进用、迎合时势之徒。然而，并不是郑、宋、齐的大夫全都贤能，而介甫的党徒全都不肖。大概世代拥有私人土地、世代统治子民的人，与民情常常亲近；亲近，就能周遍了解百姓的利弊，所以法令虽然繁密，也足以使百姓获利。暂时承受流布教化职责的人，与民情常常疏远；疏远，就不能彻底考察真情和虚假，所以法令虽然简略，仍然担心它会使百姓受害。从青苗赊贷一事来看，就知道《周礼》所记载的各种细密烦琐的法制，可以在封建时代实行，却不能在郡县制以后实行；一定要懂得时势、认识变化的人，才可以谈论贯通经义、学习古制的道理。

译罗璧说：“《礼记古今议》认为，杂入《周礼》的部分，在刘歆进献此书时，包周、孟子、张林、硕已经不相信它是周公的书。近代的司马温公、胡致堂、胡五峰、苏颍滨、晁说之、洪容斋，直接说它是刘歆所作。大概刘歆辅佐王莽，这部书同王莽烦琐苛刻的政治互相表里。而且《汉书·儒林传》叙述各部经书，都有传授源流，唯独《礼》没有。有人也许见它记载详密，认为圣人每一件事都有一种制度，便以为它果真是周公的遗著。不知道孔子对于礼，多取法于周代；如果周公的礼书真有这样精详，就不该急切地到杞、宋去寻求夏、商遗礼，也不该预先谈论继承周代、对制度有所损益的事。他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却唯独不能在《周礼》中加上一句话。即使在孟子时代，周王室还存在，关于分封爵位的制度已经说‘没有听说过详细情况’，难道说秦火以后《周礼》反而如此灿然完备吗？况且其中所说的建国制度，与《尚书》的《洛诰》《召诰》不同；所说的封国制度，与《尚书·武成》和《孟子》不同；设置官职的制度，与《尚书·周官》的六典不同。周代的制作，大体都出自周公，哪里有言语和实际施行彼此矛盾的道理呢？” 王若虚说：“东莱说：‘《周礼》是古代帝王旧有的典章礼经，开始于上古，完成于周代，所以叫作《周礼》。’我认为这部书迂腐空疏、烦琐扰乱，不能施行于世；把它称为《周礼》，本身就已经不可信了，又怎么能说它是古代帝王的典章呢？” 陈友仁说：《周官》六典，是周公制定制度的书。它规划井田，建立封建制度；大的方面包括军队和国家的调度、礼乐、刑罚和赏赐，小的方面包括服饰、车驾、饮食、医卜和工艺，细微琐屑的事情无不完备地记载。六官所属的官员，各自听从本长官统领；其中的要领则总归于天官，大纲和细目界限分明、各有条理。这是历代建立国家者的借鉴。黄溍说：三代的法制，在经书中只有《周官》一书记载得最为集中。大纲和细目，详略相互配合；关于人事的记载，已经完备了。何异孙说：先儒怀疑《周礼》不是周公的完整著作，认为大纲是周公所作，书尚未完备，周公就去世了，所以还缺少《冬官》一篇。现在考察《尚书·周官》，其中的三公、三孤与《周礼》不相符合，由此可知六典的官制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其中必定有后世添加的内容；书中繁冗琐碎之处很多，像是汉代儒者增补的，例如盟誓诅咒之类，以及府、史、胥、徒一类的官属，杂乱而令人怀疑。汪克宽说：《周礼》一书，果真是周公所作吗？汉武帝曾说《周礼》是烦乱而不见效验的书，何休又说它是战国六国阴谋之书，欧阳文忠说《周礼》有两点可疑，苏颍滨说《周礼》有三点不可信。这些都是从否定它是周公遗制的角度来评论的。那么，《周礼》果真不是周公所作吗？朱子曾说它表现了周家的法度广大而精密，曾称赞它是周公建立太平的根本，也曾说它是从周公广大心胸中流出的话。张横渠说，周公治理周代，没有比《周礼》记载得更详细的。贾公彦在《周礼废兴序》中又说，郑玄遍览群经，知道《周礼》就是周公实现太平的事迹。这样看来，又明明是说它出自周公。考察《西汉志》，其中没有见到《周官》。东汉《儒林传》才说，《周官经》六篇，本来是孔安国所献。隋代《经籍志》说，汉代有李氏得到《周官》，献给河间献王，只缺少《冬官》一篇。献王用千金收求，也没有得到，于是用《考工记》补成六篇，进献给朝廷。汉孝武帝时大概已经有这部书，只是没有按照五经的旧例设置博士罢了。到西汉刘歆时才设置博士，于是此书在世间盛行。后世因此有了《周礼》作于刘歆的说法。这样看来，《周礼》是周公所作，而不是其他人的制度，已经很清楚了。然而，《冬官》为什么会缺失呢？是经书经历秦火之后散佚，又由于汉代儒者编录时附会牵连的错误，才开始被说成缺失的吗？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我因考察、补辑散佚的内容而得知。五官所掌管的事务，分别是治、礼、教、政、刑；冬官则掌管国家土地。有的坐而论道，称为三公；有的起而实行，称为士大夫；有的审察曲直、察看地势，以整治五材、辨别民间器物，称为百工；有的沟通四方珍奇物产以供给国家，称为商旅；有的尽力开发土地资源，称为农夫；有的治理丝麻并把它们制成成品，称为妇功。这就是冬官的大概职掌。考察《考工记》所记载的官属，共有二十九类，全都是百工的事务，而士、商、农的职务都缺失了。考察《春官》之中，如世妇、内宗、外宗，都是宫中的职务，本来属于天官，却列入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诸子，都是掌管士人的职务，本来属于冬官，却列入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士、质人、防人、贾师、司号、司稽、胥师、肆长、泉府，这些都是主管商人的职务；均草人、稻人、场人、司稼等职，都是主管农事的职务；它们本来都属于冬官，只因职掌同大司徒掌管土地和人民相类似，于是才列入地官。像这样的官职，如果说不是编录时附会牵连造成的错误，就无法解释了。何况小宰记载六官及其所属各有六十人，考察《周礼》却发现，天官从太宰以下有六十二人，地官从大司徒以下有七十九人，春官从大宗伯以下有七十一人，夏官从大司马以下有六十九人，秋官从大司寇以下有六十五人。为什么唯独冬官缺失，数量反而不及五官呢？五官的数目都超过六十而有余数，这没有冬官独自不足的道理。其他如《仪礼》中有啬夫这一官职，《国语》中有司商这一官职，却都没有载入《周礼》，这也是冬官脱落的简册。总而言之，见载于《考工记》的，当然属于冬官。可是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安排四民各得其时、地利，其职掌不止这些，应当从大司空、小司空以下，把《夏官》中掌管士人的官职、《地官》中掌管商人和农人的官职，以及啬夫、司商等官职，再加上如今《考工记》所记载的百工，全部归入冬官。这样不但符合《周官》中司空的职掌和小宰所说“六官六属”的名目，而且《周官》制作制度的盛大，也会灿然充分地显现在篇章中，使人能够看到它贯通各方面的体系，成为完整的太平典礼之书。克宽因此一并抄录在卷末，等待博古的君子来订正。朱升说：《周公六典》本来是用来任命和安排官职的，并不是用来专门记载礼制的，其中所记载的礼，只是各官职掌所涉及的内容罢了。薛瑄说：《周礼》的制度，即使后世采用，也仍然不可改易；由此可见它是圣人的著作。

译何乔新说：《周礼》的规模极其广大，条目和细节极其周详，不是圣人不能创作。它所命名的官职无不有其含义：治理并不是天的事务，却称为天官，是因为治理以道为根本；教化并不是地的事务，却称为地官，是因为教化以感化为根本；礼以仁为根本，所以礼官称为春官；政以礼为根本，所以政官称为夏官；刑以义为主，所以刑官称为秋官；事务以智为主，所以事务官称为冬官。称为宰，是取其制驭变故之意；称为夫，是取其率领众人之意；使人端正，就称为正；使人长大，就称为伯。司，是伺察的意思；氏，是世代守职的称呼。尊重其智慧，所以称为大夫；职位低下，所以称为人。大纲和细目，没有不完备记载的。不是圣人的胸襟广大，谁能达到这种程度？那些不了解情况却妄加议论的人，哪里配谈论圣人的制作呢！可惜它在秦火中化为灰烬，使圣人的经书不完整；又被汉代儒者附会编排，使圣经的条理更加隐晦。因此，天官的文字有混杂在其他官中的，如内史、司士之类；也有其他官的文字混杂在天官中的，如甸师、世妇之类。地官的文字有混杂在其他官中的，如大司乐、诸子之类；也有其他官的文字混杂在地官中的，如闾师、柞氏之类。春官的文字有混杂在其他官中的，如封人、大行人、小行人之类；也有其他官的文字混杂在春官中的，如御史、大胥、小胥之类。夏官的文字有混杂在其他官中的，如衔枚氏、司隶之类；也有其他官的文字混杂在夏官中的，如职方氏、弁师之类。至于掌察这一类官职，我知道它不是秋官的文字；县师、防人这一类官职，我知道它是冬官的文字。沿着文字探求意义来考察，再参照各种经籍加以验证，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冬官从来没有亡失，只是混杂在五官之中罢了。汉代儒者考察古制不够深入，于是用《考工记》来补足它，哪里知道乡师、载师一类混杂在司徒之中；兽人、渔人一类混杂在大宰之中；土方、形方一类混杂在司马之中；雍氏、萍氏一类混杂在司寇之中。郑玄、贾公彦等儒者承袭错误、沿着谬误继续下去，没有察觉其中不对。直到临川俞廷椿开始作《复古编》，永嘉王次点又作《周官补遗》，草庐吴氏又接着考订。由此，《周礼》的六官才开始成为完整的书。他又说：《周礼》一书，用井田制组织兵农，以什一税收取民赋，用乡遂制度教导百姓，用学校培养士人，设置三百六十种官职，以封建制治理天下，以肉刑树立威严。根本大制建立以后，才日夜讲求并增益其中的品级、节文和条目。上面有六典、八法、八则、九柄、九贡、九赋、九式的次序；其次有祭祀、朝聘、冠婚、丧纪、军旅田猎、出行服役的详细制度；下至车旗、圭璧等器物的规定，梓人、工匠、轮人、舆人的尺度，以及绘画、磨刮、捏土制陶的方法。再细小的还涉及登鱼、取龙、防鳖等微末事务，无不完备。它如同天一样，凡有天象的都在其中；又如同地一样，凡有形质的都被记载。不是聪明睿智的人，谁能达到这种程度呢？可惜它先被战国诸侯毁坏一次，又被秦代坑儒的猛烈火焰毁坏一次。汉朝兴起一百多年后，河间献王才把这部书献入秘府。又过了一百多年，刘歆才把它列入《录略》。只是因为它出现得晚，所以当时的儒者共同怀疑它。有人说它是文王治理岐地的书，有人说它是成周治理财货的书，有人说它是战国的阴谋之书，有人认为它是汉代儒者附会增补的。我私下认为，五等爵位、九畿服制、祭天祀地的礼仪、朝觐会同的事务，都不是文王时代所能制定的。虽然这部书确实详尽论述财用，但它的规划似乎很巧妙，而且施惠于下民也十分宽厚；它征收的经常性收入似乎很丰厚，但供奉君上的费用却十分节约。若说这是理财之书，却又不是深知《周礼》的人所能写出的。假使战国时期有这样的法度，就可以成为三代那样的时代了；假使汉代儒生有这样的学问，还能只称为汉代儒生吗？不幸的是，书还没有完成，作者就去世了，其中有些制度尚未施行，所以分封诸侯国的制度不合于《武成》，营建都城的制度不合于《召诰》，设置官职的制度不合于《周官》，九畿的制度不合于《禹贡》。这些都是预先制定了却还没有实行的。欧阳氏怀疑它设置的官职太多，不只是一个官职可以兼任多种职务，而且有事才设置、无事就废除的官职也很多。难道会长期设置这些官职，却又大量停发俸禄吗？苏氏怀疑王畿方圆千里没有土地容纳这些区划。大概王畿四方相距千里，远郊、近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都截然整齐，如同画出的棋盘，这只是因为它的规划法则如此罢了。至于实际土地，其中还包括山林、丘陵山麓，怎么能像一幅图那样整齐呢？胡氏怀疑冢宰是论道的官职，不应当统辖宫廷内事和财用之事，却不知道财用归冢宰统辖，就能使用度有节制，不会有任意浪费、滥加赏赐的弊病；宫廷内事归冢宰统辖，就能使自身修养好、家政整齐，不会形成因女宠和嬖幸而产生的习气。这正是端正人心的要务，又怎么可以轻率地议论说它不对呢？从前卢植说，《周礼》与《春秋》相互表里，因为《周礼》是为尊崇君王而作，《春秋》也是为尊崇君王而作的，所以《周官》记载三百六十属官的分职，却以“惟王”一语冠于篇首；《春秋》记载二百四十年的事迹，却以“书王”这一特笔开篇。这不就是三部书彼此表里相应吗？既然如此，把它诋毁为不是圣人之书，就是错误的。又说：《周礼》一书，是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的法则。不是周公一人的法则，而是文王、武王的法则；不只是文王、武王的法则，也是尧、舜、禹、汤的法则。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距今已有数千年，他们治理天下的大原则、大法度，今天还能看见的，只有《尚书》和《周礼》罢了。《尚书》记载这些道理，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周礼》记载这些法度，是治理天下的具体工具。有志于恢复唐虞三代盛治的人，除了这两部书，还能凭什么呢？秦朝焚书之后，《尚书》散失了一半，但诸儒没有不同的议论；《周礼》本来就有许多错简，诸儒的论说为什么却如此纷乱呢？

译只有程颐、朱熹两位大儒洞察圣人的精微之处，认为不是圣人就不能作成此书，但也只是论述它的大体纲要而已，精微的言辞、深奥的义理还来不及论述，残篇断简也来不及考订校正，君子们对此深感惋惜。其实“冬官”并没有真正亡佚，何必用千金去购买《考工记》来补它呢？到了临川俞寿翁，才开始悟出“冬官”的内容散见于五官之中，于是作《复古编》来纠正汉代儒生的错误；永嘉王次点也作《周礼订注》来辅助俞氏的学说。此后，临川吴氏、清源丘氏各自都有考证和注释。乔新自幼读这部书，潜心研究多年，认为四家的学说已经完备了；但遗憾的是，他们从这里得到的，有时在另一处又有所遗漏，于是重新加以考订：每篇篇首依照郑玄本列出篇目，保存旧貌以供参照考核；其次采录四家所论，判定其篇属、校正讹误，以保存古本；把《考工记》排除出去，另编为一卷，不敢使圣人之经混杂。参照诸家学说，再附上自己的意见，撰成集注，等待后世君子选择采用。有天下国家的人，以《尚书》所记载的建立根本，以《周礼》所记载的施用于实际，谁说唐虞三代的盛治不能恢复呢？世人说《周礼》不可实行，是因为刘歆、王安石采用它而失败了。唉！这不是圣人之经的过错，而是他们不了解圣人的心意，只拘泥于文字。唐太宗斟酌采用苏绰的制度，用来制定建置官府、授予田地、编制军队、查禁奸邪的法令，于是贞观之治远远超过两汉；何况按照圣人的心意实行圣人的法度，天下难道会有不能得到圣人恩泽的吗？丘濬说： 《周礼》出于汉代，六官中亡失了一官，世间儒生用《考工记》来补冬官，从来没有人提出异议。宋淳熙年间，俞廷椿开始撰写《复古编》，认为司空篇实际是杂见于五官各属之中；并且由于可以恢复司空篇，六官中的讹误也就可以类推考订。嘉熙年间，王次点又作《周官补遗》。元泰定年间，丘葵再次参订两家的学说，认为书已经成篇。由此看来，冬官本来并没有亡失，所亡失的只是冬官开头所说“惟王建国至以民为极”二十字，以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国”二十字，还有大司空、小司空的职掌两条。王鏊说： 《周礼》是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的书，规模和大节详备；如果有人能够全部举而实行，治理的成效就可以立即取得。但其中也有可疑之处。冢宰掌管国家政务，正是统率百官的职掌，可是宫禁、妇官、寺人等类都包括在内，甚至兽人、▯人、鳖人、司裘、染人、屦人之类也在其中，为什么如此琐细，而天府、外府、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却又归属于春官？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所谓教化，不过是师氏、司谏、司救五六名官员的职掌罢了；其他六乡、六遂分别掌管郊里、征敛、财赋、纲纪、市场城郭的管理和钥匙、门关，却都说是教化，为什么呢？职方氏、形方氏、邍师之类，难道能归入司马吗？大小行人的职掌，难道能归入秋官吗？其中一篇已经亡佚，汉代儒生用《考工记》来补它。宋代俞廷椿、王次点却独自认为它并没有亡佚，只是混杂在五官之中罢了。《周官》说：“司空掌管国家土地，使四民居处安定，顺应时令开发地利。”这样看来，土地的地图、人民的数目，以及土地防范、土地适宜、土地均平、土圭测量等法，不应当是司徒的职掌。《王制》说：“司空丈量土地，使人民居住，衡量土地的远近，兴办事务而任用民力。”这样看来，规划土地、按井田和牧地划分田野，以及发动土工、下令征赋等事，不应当是小司徒的职掌。如果把五官之中凡是掌管国家土地和人民居处的事务，分别归给司空，那么五官各得其职，冬官也完整了，并且合计三百六十属官之数，《周官》就明白完整、没有缺漏，这实在是千古以来的一大快事。然而我不敢接受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会扰乱经文。张诩说：“文王、武王的政事，都写在典籍上，这就是所说的‘郁郁乎文’。”唐太宗深信这一点，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辅佐；王通十分喜爱这一点，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势；刘歆有这样的志向，却不明白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宋神宗费尽心力，却用错了所任用的人。宇文氏对于苏绰，似乎有些相像，但两人的人品相差极其悬殊，哪里能够扩充这种做法，以达到周公广大宏盛的治理呢？难怪文王、武王的政事沉寂了数千年，一直没有人继承它。陆深说：“《周礼》一书，文字缜密、含义详尽，本来就是圣人的制作。王道说：‘文王、武王、周公都是圣人。他们所讲求和谋划的政事，必定简约易行、明白通达，决不会像《周礼》这样繁琐细碎。’把它说成治理岐地的制度、理财的书，都是极其不正确的。然而如果说它是阴谋，那么实际上迂曲荒谬，并不像阴谋；如果说它是附会，也实际上只是片段，并不像附会。只有斥责它是末世淫乱、不能应验的书，或许才算切中它的弊病，这样一来，《周礼》不足信也就确实明白了。” 金瑶说：“这部书是周公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对于治道关系极大。汉代人用伪造的句读扰乱它，于是使程颐、朱熹两位大儒不愿为它作注，国家也因此没有把它列入学官。句读混乱给这部书造成的拖累太大了。”李材说：“《周礼》是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的书，应当与五经一同流传。如今《周礼》被废弃而无人讲习，这是经学的缺失。” 郝敬说： 《周礼》并没有缺失，世间儒生却认为它缺失；《考工记》并不是补作的，世间儒生却认为它是补作的。没有缺失却使人怀疑它缺失，不是补作却使人怀疑它是补作，这就是此书奇特的地方。五官的文字直白而端正，《考工记》的文字曲折而奇异，人们怀疑它出自两个人之手，却不知道二者其实相同，这就是此书更加奇特的地方。世间儒生说汉代儒生补作《考工记》，说五官部分是周公所作。其实五官部分不是圣人所作，《考工记》也不是汉代儒生所能补成的；这些内容大概是六国处士的学问，是他们纵横家的言论吧？又说：六经有圣人治理天下的道，而这部书是后世治理天下的法。天下是神圣的器物，只能用道来驾驭，不能指望用计算和约束来使它得到治理。圣人重道而不重法，所以孟子说：‘只有法令，不能自行施行。’《周礼》这部书，只有法而已。王应电说：世人怀疑《周礼》，大都因为实行它的人没有取得成效。后世篡夺天下的人以揖让为祖本，发动战争的人以放逐、征伐为根本，难道这是尧、舜、汤、武的过错吗？王莽动用先圣的法度，来文饰他的奸诈，哪里只是利用《周礼》？王安石只得到其中的糟粕，用来便利自己的权术，其中好的法令、美好的意图全都被置之不理。因为这些就诋毁圣经，不是很奇怪吗？”

译有人认为“奔者不禁”“王及后世子不防”等话不是周公所作，却不知道这些都是注家解释错误造成的。因而林孝存说它是淫乱而不能应验的书，何休认为它是六国阴谋之书。如今这部书还保存着，所谓淫乱、阴谋在哪里呢？玩味它的文义，能够写出这种书的人，即使不是周公，也就是圣人了。陈仁锡说：“从《周官》全经来看，确实有可疑之处。墨刑五百，劓刑五百，刖刑五百，宫刑五百；在太平时代，残害形体、刻伤肌肤的人，穿着赭色囚衣、穿着简陋的鞋，彼此交错，历指而数，竟多得堵塞道路，这是第一点可疑。泉府的职掌，是官府与民众交易；官吏不可能人人有才，民众也不可能人人情愿，官吏蛮横就会欺压百姓，百姓狡猾就会欺骗官吏，这是第二点可疑。周家的祭祀，没有比《颂》记载得更详细的了；《昊天》诗中，郊祀没有分别祭祀的文字。《般》诗记载望祀四岳、河、海、四望，与祭祀山川没有不同；祭祀的文字既尊祀烈祖，也尊祀文母，却没有分别祭祀妣和祖的文字；至于作乐，也没有听说采用历代的乐章来分别举行祭祀，这是第三点可疑。周的西都是关中，东都是今天的洛阳。按一千八百国计算，公国方圆五百里，侯国四百里，伯国三百里，子国二百里，男国一百里；而天下方圆千里的土地有九块，怎么能够封建分配呢？这是第四点可疑。” 朱朝瑛说：“《周礼》一书，不是圣人不能作成。但它的文字残缺、错乱，必定是草创而未完成的书。周公去世以后，便没有再实行。东迁以后，又散失了许多。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士人，凭自己的意思增附了其中的内容。” 谭吉璁说：“《易》《诗》《书》都有序，《尚书》中的《周官》一篇，就是《周礼》的序。” 《周官传》《汉书·艺文志》著录四篇 已亡佚 考察《汉书·艺文志》，儒家另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间周制》十八篇。注说：这是河间献王所述，似乎与《周官》相互表里。可惜这些书也全都亡佚了。《经义考》卷一百二十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二十一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周礼》第二 杜氏（子春）《周官注》已亡佚 《后汉书》说：杜子春在永平初年将近九十岁，能够通晓这部书的读法，也颇能了解其中的学说。郑众、贾逵曾前往向他学习。考察《礼疏》所引用的《后汉书·马融传》，其中“文范史无之”一句不见于今本，应该是谢承、华峤、袁山松等书中的话。贾公彦说：“刘歆的门徒、河南缑氏人杜子春，永平初年将近九十岁，居住在南山，通晓《周官》的学说。” 陆德明说：“河南缑氏人杜子春曾向刘歆学习，回家后教授门徒。郑兴父子等好学之士，大多拜他为师。” 晁公武说：“《周官》这部书，在汉永平年间，杜子春最初能够通晓它的读法。” 郑氏（兴）《周官解诂》已亡佚 《后汉书》说：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建武六年，被征召任命为大中大夫。考察郑康成的注释，称为“郑大夫”的，就是郑兴的《解诂》。郑氏（众）《周官解诂》已亡佚 《后汉书》说：郑众、贾逵学识广博、见闻丰富，又用经书互相引证。杜氏的解释、贾逵的解释流传于世，郑众的解释没有流传。然而郑众的解说接近事实。考察这段话，《礼疏》所引用的《范史》中没有。陆德明说：“河南人郑众，字仲师，任大司农。” 晁公武说：“郑兴、郑众传授《周礼》，郑康成引用他们的说法，并以注释来说明异同。郑康成说：‘称大夫的，是郑兴；称司农的，是郑众。’” 考察郑康成的注释，他称郑众为“郑司农”；孔颖达的《正义》称郑兴为“先郑”，而把郑康成称为“后郑”。贾氏（逵）《周官解故》已亡佚 《后汉书》说：贾逵通晓《左氏传》《国语》，为它们作《解诂》五十一篇；明帝又命他撰写《齐鲁韩诗》与《毛氏》诗说的异同，并作《周官解故》。卫氏（宏）《周官解诂》已亡佚 张氏（衡）《周官训诂》已亡佚 《后汉书》说：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安帝征召任命他为郎中，两次升迁为太史令，出任河间相。后来又征召任命为尚书，著有《周官训诂》。崔瑗认为这部书不可能与诸儒的著作有什么不同。刘昭注《续汉书·百官志》说：“顺帝时期，平子任侍中，掌管校订书籍，正要撰作《周官》的解说，想按照汉代的次序来叙述汉代的事；又被调任河间相，于是终于未能完成。” 马氏（融）《周官礼注》《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二卷 已亡佚 孔颖达说：“马融为《周礼》作注，为了使学习者不必把正文读两遍，所以把经文全文一并载入。东汉以后，才开始直接在经文上作注。” 郑氏（玄）《周官礼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