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四十七

译一卷。已残缺。沈氏自序说：“唉！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圣人很少谈论它，也不敢轻易使用它。古代的时候，文武本是一途，士人晋升时，没有不懂军事的。后世把文武分成两途，于是军事学问就少了。有人能够谈论军事，下层人不把他看作狂妄之徒，上层人也一定把这件事视为忌讳。幸而四方没有忧患，似乎不必处理这些事。倘若一旦发生警报，将要寻找这样的人来任用，岂不是太迟了吗？古代关于用兵谋略和作战防御的著述很多，历代以来大都散佚殆尽。如今保存下来并且著名的，只有七部书。这七部书是《司马法》《六韬》《孙子》《吴子》《尉缭子》《三略》和唐太宗与李卫公问答之书。前代曾经把它们颁布给武学，命令天下诵读学习，称为《武经》。世上谈论军事的人尊崇仰望它们，实在就像儒者对于六经一样。用兵如果不取法圣人，就会成为暴行。难道可以说那七部书能够成为万世不变的经典吗？当时的人为什么沿袭鄙陋而没有醒悟呢？考察这七部书，《三略》《尉缭子》已经有可疑之处。《汉书·艺文志》所载杂家有《尉缭子》二十九篇，兵形势家又有三十一篇；如今的书只有二十三篇，那么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保存真正的原本？” “《三略》三卷，《隋书·经籍志》说是下邳神人所撰，难道这也确实可信吗？至于《太公六韬》和唐太宗与李卫公的问答，显然是依托伪托之作。作为古书而可信的，是《司马法》和《孙子》《吴子》吗？太史公说《司马法》宏大深远，即使三代的法制也不能穷尽它的意义。汉代保存的有一百五十五篇，班固把它列入《礼经》一类；如今保存的只有五篇罢了。大概从前齐威王曾命令他的大夫追述古代司马氏的兵法，并附入齐国先代大夫田穰苴的学说，题名为《司马穰苴兵法》；流传下来的五篇，难道是田穰苴遗留下来的吗？然而它也不是齐国原书的全部了。唉！先王的军事制度全在古代的《司马法》中，而如今已经无法看到了。这样看来，《孙子》《吴子》才适宜巍然独高了。班固编纂《汉书·艺文志》时，兵家一流共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而《孙子》列在最前面。看它十三篇的著述，奇正并用，运用权谋，审察敌我双方的情况，先谋划后作战，变化开合没有穷尽，它的作用也实在深邃奇妙啊！虽然如此，如果说武家的书是秦汉兵学的祖宗，可以这样说；如果说三代的兵学也是如此，就不能这样说。圣人的用兵，是彰显文德、威服不守法者，用来使人得以生存，而不是为了杀人；” “是为了抵御祸乱，而不是制造祸乱；是崇尚正义，而不是崇尚欺诈。孙子说：‘用兵，是诡诈之道。’我恐怕这并不是圣人的本意。”世道一天天衰败，民众的议论一天天低下。谈论将帅，就把勇猛强壮、冲击刺杀看作贤能；谈到行军布阵，就把奇诡设伏看作巧妙。如果说：我将用仁义感化他们，实行礼让，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会指责这是迂腐空泛而不切实际。过去荀卿批评孙子、吴子，说过：“那孙子、吴子，是把势利看得高、崇尚变化诈术的人。”又说：“齐国的技击之士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正面抵挡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节制之师，桓文的节制之师不能抵敌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伊尹、吕尚那样的将领，使子孙拥有国家，与商、周并立；孙子、吴子之流，都在生前被杀，而他们的国家在死后灭亡。报应发展的趋势，各自按照同类事物到来。他的说法可以说是恰当的。到了扬子云，也同样不喜欢孙子、吴子，说：“难道没有《司马法》吗？”子云不喜欢孙子、吴子，他的用意是美好的；然而不知道当时子云所见的《司马法》，究竟是古代的原书呢，还是田穰苴所述之书的遗篇呢？圣人对于军队中的事情，虽然没有逐一详尽说明，但其中宏大的纲领和主要作用，难道不是可以窥见的吗？” “战争开始兴起，并不是圣人的个人意愿，而是天地所造设的，圣人不过观察并效法它罢了。掌管它有相应的官员，确定它有相应的制度，训练它有相应的时日，平时就有相应的准备。用歌诗慰劳士卒，用誓言和戒令使他们整齐一致。对上顺应天意，对下回应人心，胸怀广大而公正，拥有极其正大的心；光明显著、神明威武而不以杀人为德，这哪里是孙子、吴子所能测度和认识的呢？我曾间或不自量力，认为《易》《诗》《书》《礼》以及《论语》《孟子》等经书中，有些言语和义理涉及军队和军政，于是将它们辑录并分类汇集，定为五篇：第一篇叫《兵象》，第二篇叫《兵用》，第三篇叫《兵礼》，第四篇叫《兵诗》，第五篇叫《兵训》。总题名为《六经师律》。我私下取用朱子《仪礼集传·师田篇》的意思，却不知道这样做是否不合适。至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诸侯强大、僭越、奢侈，他们的兵法和军制都不是先王的旧制；书中称为侵、伐、围、入、追、击、袭、取、收、灭。圣人不厌其烦地把这些事写在简册上，实在是要声讨他们滥用武力的罪行，以此向万世显示防范。学者应当从完整的经书中加以讲求，不能把它们全部摘录。” “至于夹谷之会的防备，则可以由此看出我们夫子孔子的文德和武备，所以特别摘取此事附在《兵用》篇中。唉！拥有国家的人，如果在平日安闲之时，能够谨慎修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战争就没有理由发生了。即使万一发生了事情，也应当按照圣人遗留下来的经典，效法圣人的筹划和处置，难道还不足以处理天下的大事、平定天下的大难吗？又哪里有闲暇顾及孙子、吴子呢？这就是本书完全以经书为根本、不容许附加其他书籍学说的原因。天下的事情，固然有因新奇而受到世人喜爱的，也有因陈旧平常而受到世人厌弃的。如果有人说：‘我善于运用孙子、吴子的兵法’，人们就一定肃然起敬地听他说；如果有人说：六经之中未尝没有兵法，人们却一定哗然反对他。习俗改变人的力量，竟到了这种地步吗？正当四方统一、文治大兴的时候，我这个出身草野的士人能够以余力从事这件事，十分知道这是牵强附会地联系圣人经典，触犯了不应当谈论此事的禁戒，我的罪责无处逃避。然而有备就可以没有忧患，考察古事是为了制约今事，世上的君子应当从中有所采择。赵鹤说：‘字濬中，号正传，兰谿人。洪武年间被召任翰林待制，升任东阁大学士。’” 考察《师律》五篇，如今只有《兵礼》一篇载于《金华文统》。董彞的《经疑问对》。十卷。未见传本。黄虞稷说：“字宗文，乐平人。元至正年间，考中乡荐。入明后，任国子监学录。” 陶凯的《九经类要》。一册。未见传本。以上见于《菉竹堂目》。徐兰的《五经文格》。未见传本。黄虞稷说：洪武初年人。范祖干《群经指要》。未见此书。蒋悌生《五经蠡测》。

译共六卷。缺失（《礼记》部分缺失）。悌生自序说：“我小时候读书，大略懂得文章的意义。有时遇到尚未通晓的地方，就向老师和朋友询问辨析；退下之后，仍有疑问没有得到解答。到了壮年直到老年，对于平日曾经怀疑的内容，便寻求经传的本防，反复考察研究，搜集证据，但疑问最终仍不能解答。遗憾的是，我居住在偏僻地方，孤陋寡闻，不能访求良师益友来验证自己的疑问。每每想要动笔把这些记下，等待后世志同道合的人，又怕获罪于僭越议论先儒，拿起笔来又屡次放下，已经有很久了。如今我老了，便再次把它们编次记录下来，命名为《蠡测》。这是因为凭我浅薄的见识和浅陋的学问，竟敢轻率议论先儒的是非得失，也就像用蠡来测量海水一样，显然有自不量力的意思。希望将来看到此书的人，能够稍稍减轻我僭越过分的罪责；同时把平日读书所得、经传义理之外，我个人管窥所得的见解，写成补充的论说，分类附在后面。或许研治经学的人中有理解我的，能从中取用一两点；这样也可以说明我的一片本心，并不是敢于妄自作出这些言论。” 黄虞稷说：“字仁叔，福宁州人。洪武初年，考中明经科，任本州训导。” 李本《经书问难》。未见此书。黄虞稷说：“字孝谦，郢人。洪武年间，他的父亲仕开获罪，李本代父承担输作之役，因德行而著称。” 张宣《五经标题》。未见此书。熊钊《五经纂要》。未见此书。萧岐《经书要义》。未见此书。黄虞稷说：“字尚仁，泰和人。洪武初年，以贤良身份被征召到京城，授任长史；他辞职归去，改任平凉府学教授。” 徐原《五经讲义》。未见此书。黄虞稷说：“字均善，兰谿人。洪武年间，以贤良身份被征召，任翰林院待诏。” 黄鼎《五经精义》。未见此书。《江西通志》记载：黄鼎，字玉铉，吉水人。深入研究六经的本防，胡广、邹缉都是他的门人。贺贤《五经集解》。未见此书。黄虞稷说：“狄道人，是永乐壬辰进士，曾任▯事府少詹事。” 张楷《四经稂秕》。未见。黄虞稷说：“楷字式之，慈谿人，永乐甲辰进士，历任左佥都御史。” 黄润玉《经书补注》。四卷（另有《谱》一卷）。未见。杨守陈说：“先生认为四书诸经的注家有遗漏或错误，于是撰写了《经书补注》。” 王圻说：“黄公的补注，其中有许多说法值得采纳。” 周洪谟《经书疑辨录》。三卷。现存。洪谟的自序大略说：“臣过去任国子监祭酒时，既然以辨析疑义为职责，每逢六堂防讲的空闲时间，诸生有疑问来询问的，我一定同他们辨析，想使他们容易明白，起初并不担心措辞浅俗，随着他们所问，也不计较言语重复。大概自汉、唐以来，经书训释不明，理学都晦暗不彰，只有宋代朱子能洞察精微，穷究玄奥，理学的明白就像指点手掌一样。至于群经所记载的事物变化、制度设置，有些是汉、唐诸儒不能阐明，而朱子也没有来得及阐明的；有些是汉、唐诸儒的见解错误，而朱子也沿袭了这些错误的。例如羲皇冠服之事、尧舜历象之政、历代正朔的确立、明堂的制度，以及郊祀、社稷、宗庙的礼仪，都是先王经世治国的大典。无奈一千年间相互承袭讹误，没有适当的归宿；改正的说法，既使先王之法能够上达于天，崇尚旧说的说法，又使先王之法下坠于地。因此臣同诸生问答，不得不剖析到底，讲解贯通明白。后来诸生互相抄录各自所得，以备参考，于是我又取来加以删定，命名为《疑辨录》。曾经把书稿具呈进上，使其蒙受御览；又让诸生各自抄录一部，以向有道之士求正，这也就是所谓宁可做朱子的忠臣，不要做朱子的佞臣的意思。” “况且这是我与诸生讲论辨析，不得不这样。至于科举考试中写作经义文章，仍以《大全》为主，而用不着这部书。”这篇序作于成化十六年。黄虞稷说：“成化十五年，洪谟任礼部尚书，进呈这部书，其中多处辨析朱子解释经书时沿袭诸儒错误的地方。” 陆元辅说：“《疑辨录》中各条，有时也有说得恰当的。比如《周正考》一篇，主张不改动时月的说法，并广泛引用经传来证明；这种说法似乎正确，实际却不正确，不如朱子改时改月的说法不可更改。这部书在成化十五年进呈时，奏疏说：‘五经四书虽然经过朱熹注释，其中有时也仍然沿袭汉、唐诸儒的错误，请求命令儒臣考订。’皇帝说：‘五经四书中汉、唐诸儒的错误，永乐年间儒臣编纂修订时，已经全部选取不违背本旨的内容辑录下来，天下学者诵习已经很久，洪谟却凭自己的意见纷纷改动，不准许。’” 王恕《石渠意见》。二卷（另有《拾遗》一卷、《补阙》一卷）。未见。周安《九经图注》。已佚。陆元辅说：“安字孟泰，莆田人。家贫，遇到有人卖书，便用耕牛换取。死后，遗书被外孙焚烧。邻人赶紧抢救，得到《九经图注》。书中制度极为精巧，见《周莹藏山录》。” 考察周莹也是莆田人，正统乙丑进士。支立《五经解》。未见。《嘉兴县志》记载：支立，字中夫，正统甲子举人，任官翰林孔目。杨守陈《诸经私抄》（分别见于各经）。

译一百卷。现存。何乔新撰写墓志说：“公居丧守庐读礼，有所心得，作《礼记》《周礼》《仪礼》私抄。接着防读群经，悟到先儒的注释不可能没有错误，又作《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尚书》《周易》《春秋》私抄，全部纠正其中错简，重新确定章句。对于诸儒的传注，只要正确的就遵从，并附上自己的见解。有不相合的地方，即使是濂、洛、关、闽大儒的说法，也不随意依从。他校订群经，认为《尚书·象》篇‘以典刑’一章，是舜命令官员的话；《诗经·卷耳》，是大夫出行服役者所作；《大学》‘本末’一章，是关于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传文；《礼记·丧大记》一篇，是《仪礼》的经文。这些都是超然独到的见解，先儒的论议从来没有涉及。” 程敏政说：“先生的诸经私抄，都扩充了前代贤者未曾阐发的内容；假如能够让朱子看到，一定会有启发我的感叹。此后也一定能够辅助朱子的传注，流传于世。” 王兆云说：“文懿公博学多识，在五经四书方面时时有独到见解，不拘泥于古说，记录成私抄，共有一百多卷。” 黄宗羲说：“镜川长于经学，各经都有私抄。对于先儒的传注，只要好的就遵从，并附上自己的见解。有不相合的地方，即使是大儒的说法，也不随意依从。” 李邺嗣说：“杨公的私抄，并不完全遵从先儒的传注。” 《五经考证》。未见。守陈的自序说：“从前孔子能够说出夏、商的礼制，因为杞、宋两国的文献不足，不能验证他所说的话，我私下曾为此感叹。圣人谈论礼制，尚且希望有所取证，何况比圣人更为后世的人呢？六经到了秦代便亡佚，汉代兴起后寻求这些经书，只得到《易》《诗》《书》《春秋》，都已有残缺，而《乐》完全亡佚了，礼书仅有残存的部分。小戴氏于是搜集残亡篇章和断简，编成《礼记》。后人因而把《易》《诗》《书》《春秋》连同《礼记》称为五经，并一同传授。经书既已残缺亡佚，传注者又各以专门学问著名，各人自成一说，所以《易》有的以义理为主，有的以占筮为主；《诗》以美刺为主；《春秋》以褒贬为主，也有不以此为主的。至于三代的正朔，《诗》和《春秋》的两家传注说法各不相同；日月五星向左向右旋转、周公东征的事情，《诗》和《书》的两家传注说法也各不相同。又如《易》的‘履霜坚冰’，《魏志》作‘初六履霜’；《书》的‘上帝割申劝’，《礼记》作‘上帝周田’；看《诗》的‘假乐君子显显令德’，《中庸》把‘假’写作‘嘉’，把‘显’写作‘宪’。” “凡是这些情况，难道可以只相信一部经书的文字，偏听一家之说吗？我年少时跟随先祖父学习五经，没有讲论到这些。如今居闲处静，时常拿五经来讲解，有时遇到疑问而不能判定，有时看到与先儒不同的地方，都没有可以取证的材料。于是考察汉、魏以前的各种书籍，凡是谈到五经的内容，都按类别抄录下来，希望能够扩大见闻，互相参考订正，以求得到最恰当而统一的论说。可惜世上没有上古的典籍，家中也没有四库的藏书，无法使我的考证完备。” 李东阳《讲读录》。四卷。现存。程敏政《经筵讲义》。四卷（另有一卷）。现存。罗伦《五经疏义》。未见。《青宫直讲》。四卷。现存。李晟《六经举要》。未见。黄虞稷说：字孔阳，濮州人，成化己丑进士，任监察御史，因谈论军务获罪被贬。弘治年间，进呈他所著的《六经举要》，诏令起用他参谋大同军事。马中锡《笺经寓意》。未见。邵宝《简端录》。十二卷。现存。黄虞稷说：“嘉靖四年四月，巡抚应天都御史吴廷举上呈《终养》和《南京礼部尚书邵宝所著简端录学史》两部书，用来资助启发皇帝，诏令交给有关官署办理。” 姚文灏《经说》。未见。王敕：《五经通防》。未见。《山东通志》记载：王敕，字嘉谕，历城人。成化甲辰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费宏：《经书讲义》。一卷。现存。徐善说：“铅山费文宪公，成化丁未年赐进士第一名，历任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学士，死后赠太保。《讲义》一卷，收载在《摘稿》中。” 陈公懋：《经说》。已散佚。《孝宗实录》记载：弘治元年五月，直隶无锡县百姓陈公懋上奏，呈上自己所著的书，概述说其中对《尚书》《周易》《大学》《中庸》的注解纠正了经文的失误，自己偶然有所得，颇能剖析义理，但言辞涉及夸诞。通政司说，陈公懋在奏疏中不称军民籍，自称庶人；凡是五经、四书的集传，都是太宗命儒臣编纂辑录的，陈公懋却多有穿凿附会和擅自更改，违背义理、损害道统，请求依法治他的罪。皇上下令焚烧他所著的书，押送他回乡。陈珂：《五经发挥》。未见。黄虞稷说：“字希白，钱塘人。弘治庚戌年进士，大理寺卿。” 陈凤梧：《六经篆文》。四十四卷。未见。赵鹤：《五经考论》。未见。陆元辅说：“鹤，字叔鸣，江都人。弘治丙辰年进士，官至按察副史，晚年著成此书。” 王守仁：《五经臆说》。

译四十六卷。未见。守仁在自序中说：“得到鱼以后就忘掉捕鱼的筌，酒酿完以后就丢弃酒糟。鱼和酒还没有得到，却说这就是筌和酒糟，那么鱼和酒终究都不可能得到。五经中具备圣人的学问。然而从自己已经听闻的内容来说，对于道而言，它也只是筌和酒糟罢了。我私下曾奇怪世上的儒者，在筌上寻找鱼，却把酒糟说成是酒。把酒糟说成酒，还算接近；如果认为酒就藏在酒糟之中，那么在筌上寻找鱼，就离筌和鱼都远了。”龙场处在南方夷地的群山之中，书卷无法携带，我每天坐在石穴里，默默回忆过去读过的书并记录下来，心中有所领会，就立即为它作注释，希望过七个月，五经的概要大致都能涉及，便把它命名为《臆说》。这本书本来不必完全符合前代贤人的说法，只是姑且写下自己胸中的见解，借此娱乐心情、涵养性情罢了。这样看来，我做这件事其实又是忘记鱼而去钓鱼，把兴致寄托在曲蘖上，并不是真的在意酒的滋味了。唉！如果读我的说法却不能理解我的心意，认为这也只是筌和酒糟，于是再从中寻求鱼和酒，那就错了。这部书共四十六卷，每部经各十卷，只有《礼》的说解还缺得较多，仅有六卷而已。” 黄虞稷说：“先生居住在龙场的群山之中，默默回忆并记录过去读过的书，心中有所领会，就立即为它作注释。” 黄俊：《五经通略》。二卷。未见。以上见于《聚乐堂目》。黄俊，武进人。弘治己未年进士。徐溍：《经筵讲义》。五卷。未见。陆元辅说：“徐溍，考中弘治乙丑年进士，历任吏部左侍郎，兼侍讲学士，谥号文敏。” 冯珵：《五经正议》。已散佚。《陕西通志》记载：冯珵，字允庄，泾阳人，是南工部尚书冯贯之子，官任吴江县丞。陈维之：《五经辨疑》。一册。未见。以上见于《菉竹堂目》。朱存理：《经子钩玄》。已散佚。戴冠：《经学启蒙》。已散佚。黄虞稷说：“长洲戴冠，字章甫，撰写。” 《经义考》卷二百四十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四十八。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群经【十】。吕柟：《泾野经说》。十卷【有的版本作二十一卷】。现存。陆元辅说：“《泾野经说》包括《周易说翼》三卷、《尚书说要》二卷、《毛诗说序》二卷、《春秋说志》二卷、《礼问》一卷，共十卷。由陕西正学书院刊行，他的门人谢少南为之作序。” 王崇庆：《五经心义》【分别见于各经】。五卷。现存。苏祐说：“端溪先生自晋朝东迁以来，每天以著书为事。他撰有《易经议》《卦书经说略》《诗经衍义》《春秋防义》《礼记约防》。深刻体会前代哲人的精义，很能辨定后世儒者的疑惑。” 丁奉：《经传臆言》。二十卷。现存。黄虞稷说：“奉常是熟人，正德戊辰年进士。” 杨慎《经说丛抄》六卷 存世 《经子难字》二卷 存世 陆元辅说：“用修的经说，喜欢标新立异，贬斥驳难宋儒；然而只是有小聪明罢了，对于圣人之道却还没有真正领会。” 戚雄《经子要言》三卷 未见 郑佐《五经集义》未见 黄虞稷说：“字时夫，歙县人，正德甲戌年进士，官至山东按察使。” 林士元《读经录》，附录 未见 薛蕙《五经杂说》未见 黄绾《经书原古》未见 黄宗羲说：久庵对于五经都有探究本原的著述。他认为，古《易》中关于先天的各图，有图而无文字，是伏羲之《易》；《彖辞》是文王之《易》；《爻辞》是周公之《易》；《彖传》《小象传》《系辞传》《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是孔子之《易》。他把《大象传》称为大象辞，认为这是孔子用来阐明先天《易》的文字；其卦的次序，也按照先天横图的先后排列。又根据孔子《系辞》中谈到神农、黄帝、尧、舜的内容，来阐明历代的《易》。【此处原文“之”后缺字】又认为，孔子所说的始终，万物没有比艮卦更盛；以闭户的坤卦先于开户的乾卦，并从乾卦的先天、后天推演，以此作为夏、商《连山》《归藏》的次第。《诗经》则把南、雅、颂按合乐的次序排列在前，把十三国放在后面，去掉“国风”的名称，称为“列国”。鲁国有颂，是僭越，也降为列国。《春秋》则彻底扫除诸儒穿凿附会的义例，一概以圣经的明文为依据。《礼经》则以身、事、世为三重。凡是说“身”的，以自身为类别【指视、听、言、动之类】；凡是说“事”的，以事情为类别【指冠、婚、丧、祭之类】；凡是说“世”的，以世务为类别【指朝聘、会同之类】。《书经》只是订正错简而已。这些全都是任凭己意、自以为是，颠倒圣经；其中尤其损害义理的，是对《易》和《诗》的说法。先天、后天图说本来固然是康节一家之学，朱子把它列入别传，也未尝不可。如今却把先天各图说成就是伏羲亲笔所作，并与三圣并列为经，岂不是把篡窃之作当成正统吗？《大象传》的次序又依从这种说法，这就使千年以上的圣人低头听从后人了。《诗经》有南、雅、颂以及列国的名称，却称作“国风”，这不是古制。这种说法本于宋代程泰之。泰之取《左氏传》中季札观乐的记载作为证据，但对于《左氏传》所说的风中有《采蘩》《采苹》，又加以否定，这难道可以相信吗？然而季札观乐的次序，是先听二南，接着是十三国，最后才是雅、颂。如今把南、雅、颂排在前面，把列国排在后面，究竟又有什么依据呢？这也是程泰之不敢这样做的地方。陆元辅说：“黄绾，字叔贤，黄岩人，正德丁丑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廖道南《讲幄集》二卷 存世 穆相《五经集序》二卷 未见 《姓谱》说：穆相字伯寅，三原人，正德辛巳年进士，任监察御史。孙宜《遁言》《经议》二卷 存世 李舜臣《五经字义》未见 虞守愚《经书一得录》未见 《姓谱》说：虞守愚字惟明，义乌人，嘉靖癸未年进士，历任官职至南京刑部右侍郎。陈深《十三经解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