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三

译天禧元年九月，诏令国子监所印群书以后不再提高价格。天禧五年五月，命国子监重新刻印经书的印板，因为印板使用年久，已经磨损。《宋史·艺文志》说：后周显德年间，开始有经籍刻板，使求学者免除了抄写的劳苦，能够看到古人的完整著作。《李至传》又记载：雍熙年间，李至任国子监判监时上言：“本监先前校定各经的音释和疏义，其中文字错误仍然很多，深恐不能符合仁德君主好古、教化人民的本意。原先派遣的官员大多是专治一经的学者，有的通晓《春秋》却没有学习《礼记》，有的学习《周易》却不通晓《尚书》；至于旁征博引经史，也都不是他们平素所传习的内容，因此不能做到周密详尽。臣伏见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崔颐正、孙奭，都苦心求学、学问强博，通贯九经，考问义理、辨析疑难都有根据，希望命令他们重新加以刊正，以求去除错误。”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咸平初年，又有学究刘可名说：“各经刻板本错误很多。”真宗命令选派官员详细校正。《邢昺传》又记载：景德二年夏天，皇帝到国子监，查看书库中的书，问邢昺：“经书刻板有多少？”邢昺回答：“国家初建时不到四千块，现在有十多万块，经书、传注和正义全都齐备。臣年轻时跟从老师学习儒业，当时有疏义的经典百本中只有一两本，大概是因为力量不足，无法传抄；如今刻板本极其完备，士人和庶民家中都有，这真是儒者逢遇盛世的幸运。” 《赵安仁传》又记载：国子监刊刻《五经正义》的刻板时，因为赵安仁擅长楷书和隶书，于是上奏请求留下他来书写。《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咸平四年，先前曾诏令国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的正义。九月丁亥，邢昺等进呈这部书，共一百六十五卷，命令摹印颁行，并在国子监赐宴，同时给他们加官阶、勋级。于是《九经疏义》全部具备了。《国史志》记载：唐朝末年，益州开始有墨板，所印的多是术数和字学一类的小书。后唐时，诏令儒臣田敏校订九经，在国子监刻板。宋朝初年，广泛整理各种义疏和音释，命孔维、邢昺校订，颁行天下，于是经书大为完备。杨亿说：雍熙年间，太宗认为用刻板刊行的九经错误很多，便让学官重新加以刊刻校勘。史馆原先有宋臧荣绪、梁岑之敬所校检的《左传》，诸位儒者引用它作为依据。祭酒孔维上言：“这部书来自南朝，不能据此作为依据。”奏章下达有关部门后，杜镐考察引证贞观四年校正经籍讹误的做法，主张今后都以六朝旧本为准。有人把这番话拿去告诉孔维，孔维无法回答。孔平仲说：“从前文字还没有印板，大多是抄本。南齐宗室传衡阳王钧曾亲手细写五经，放在巾箱中，巾箱五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到了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求命令国子监判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刷出售，朝廷同意了。虽然当时处于乱世，九经仍然传播得很广。到了后周广顺年间，蜀地的毋昭裔又请求刻印九经，于是蜀地的文化文字又兴盛起来。叶梦得说：“唐朝以前，所有书籍都是抄本，还没有摹印书籍的方法。人们把藏书看得很珍贵，拥有的人不多，而收藏者又精于校勘，所以往往都是善本；求学者因为抄录艰难，诵读也很精细详审。五代时，冯道开始上奏请求由官府刻板印行。宋朝淳化年间，又把《史记》《前后汉书》交给有关部门摹印。从此刻印的书籍越来越多，士大夫不再把藏书当作重要的事，求学者容易得到书，诵读也因此变得粗疏。然而刻板本起初并不一定正确，不能没有讹误。世人既然一概把刻板本当作正确的版本，而藏本又日益亡失，那么其中的错误就无法订正了，实在令人惋惜。”叶梦得又说：“如今天下印书，杭州本最好，蜀本次之，福建本最差。京师近几年刻印的书板，几乎不比杭州少，只是纸张不好。蜀地和福建多用柔木刻板，取其容易制作、能够迅速售卖，所以不能精工。福建本几乎遍布天下，正是因为它容易制作的缘故。” 江少虞说：刻板印刷书籍，唐人还没有广泛采用，自冯瀛王开始印五经以后，后来各种典籍都成了刻板本。庆历年间，有个平民毕昇，又发明了活字板印刷。他的方法是用胶泥刻字，字模薄得像铜钱，每个字刻成一个印模，用火烧使它坚硬。先设置一块铁板，在铁板上覆盖松脂、蜡和纸灰之类的混合物。要印刷时，就把铁范放在铁板上，然后密密地把字印排满铁范，作为一块印板，拿到火上烘烤。药物稍微熔化后，就用一块平板按压字印表面，使字面平整得像磨刀石。若只印两三本，还不算很容易；如果印几十、几百、几千本，就非常迅速。通常制作两块铁板，一块用来印刷，另一块已经在排字；这块印完时，第二块已经准备好，交替使用，转眼就能完成。每个字都有多个印模，像“之”“也”等字，每个字有十多个印模，用来防备一块印板中出现重复的字。不用时，就用纸条把它贴起来。每个韵部放在一个纸贴中，用木格子储存。遇到平时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就临时刻制，用草火烧制，转眼便可制成。不用木头刻字，是因为木头的纹理有疏有密，沾水后高低不平，而且会和药物粘在一起，无法取下。不如用烧制的胶泥字，使用完后放在火上使药物熔化，再用手一拂，字印自然脱落，完全不会沾污。”},{ 毕昇去世后，他的活字印版被我的同族兄弟们得到，至今还保存着。洪迈说：“我家有一部旧监本《周礼》，书末写着：‘大周广顺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嵠书写，并在后面列出宰相李谷、范质以及判监田敏等人的官衔。旧《五代史》记载，后汉隐帝时，国子监上奏说《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还没有印版，想召集学官考订校勘后雕刻印造，隐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王明清说：“毋丘俭贫贱时，曾向朋友借《文选》阅读。有一次那个人面露为难之色，毋丘俭发愤说：‘将来如果我显贵了，一定把它刻板印刷出来，留给求学的人。’后来他在王蜀任宰相，终于实践了这句话，把《文选》刊刻印行。书籍从此开始出现这种刊印之事，陶岳《五代史补》记载了这件事。后唐平定蜀地后，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写五经，仿照这种方法，在国子监雕刻印板。国子监印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如今已经盛行天下，而蜀中最为兴盛。明清家中还保存着李锷所书五经的印本，后面题有‘长兴二年’。” 朱子说：“建阳所刻的书籍，上至六经，下至训诂传注，流传到四方，无论多远都能传到。”

译朱翌说：雕刻印刷文字，唐朝以前还没有这种做法。唐末益州才开始有墨板。后唐才雕刻九经，并把民间所有的经书、史书都收集起来，以雕刻印板的本子作为标准。戴埴说：现在刊印的小册子称为“巾箱本”，起源于南齐衡阳王钧亲手抄写五经，放在巾箱里。贺玠说：“家中既然有经书，何必抄写蝇头般细小的字？”衡阳王钧回答说：“这样既容易查阅，而且亲手抄写也不会忘记。”各位王侯于是纷纷仿效。古代还没有刊印本，即使亲王也亲自抄录。如今巾箱刊本无所不备。嘉定年间，学官杨璘上奏，请求禁止并毁掉小型印板；近来这种小册子又盛行起来。只是把书夹在身边，并不等于就是为了完备巾箱中的收藏。岳珂说：九经刊本流传于世已经很多了，大体都以当时通行的监本为标准，却不能避免讹误、脱漏和简略的弊病【国子监中的大小版本大约三年就会磨损脱落，从来没有能够修补的】。大概京师曹监所藏的经史书籍，大多沿袭五代时期的旧本，如今旧家往往还保存着，实际上同通行本并没有太大差别【晁公武说：我任三荣守时，曾对照国子监所摹刻的长兴板本阅读，发现其中的差误大概很多。从前议论的人说，太和石经本传授抄写的本子并不真实，当时人不赞同这种说法，却认为长兴板本使用方便。宋朝初年于是把它颁行天下，收回并弃用过去民间私自抄刻的本子。然而其中有讹误错乱之处，却没有办法参照校勘；即使明知它错了，仍因为这是官府已经刊定的本子，难以单独改动。由此看来，石经固然有脱漏错乱，监本也很难完全依从】。绍兴初年，只从江南各州取得刻板，与京师太平时期的监本相比又相差很远，同潭州、抚州、闽中、蜀中的各本彼此也各有异同。柯山毛居正，字谊父，依据其父毛晃增补注释的《礼部韵》，在乾道、淳熙年间进献朝廷；后来又加以校订增益，在嘉定初年申明刊行。他对于经书和传注，也已经广泛搜览并精心择取。辛巳年春天，朝廷命令国子监刊正经籍，司成说没有人能胜过毛谊父，于是取来六经、三传的各种版本，参照诸子、史书和字书，选取精粹文集，考究各本的异同；凡是字义、读音、反切等细微之处，都一一校勘。儒官们都称赞感叹，没有不同意见。刊刻修订只完成了四部经书，仍然因为工匠害怕烦琐，偷偷改窜墨本来欺骗主管官员，而原有的错误文字实际上有十分之二三从未改正。后来准备修订《礼记》和《春秋》三传，毛谊父因眼病上书请假，事情于是中途停止。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我每每为此感到惋惜，发誓要重新修订刊刻，却一直没有空闲；况且世间流传的各本互有得失，也很难确定哪一本可以作为正确依据。前辈说，兴国于氏本和建阳余氏本最好；等到详细考察后，也不过是这个本子比那个本子好一些罢了。于氏本的音义又不列在正文下面，往往隔着几页才集中列出一次，不便于查找；而且经文和注文的脱漏越来越多，余氏本中有时也难免出现错误。总的说来，这些本子都不足以称为善本。如今把家塾所收藏的《唐石刻本》《晋天福铜板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刊大字本》《中字本》，以及中字本中有句读并附音的本子、《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俗称无比九经】》《俞绍卿家本》，又有中字本四种、《婺州旧本》，连同兴国于氏本、建阳余仁仲本，共计二十种；又采用越中旧本。” 又有建本的音释注疏本、蜀地注疏本，合计二十三种，专门归属于本经；名士们反复参照订正后，才命令良工刻入梓木。原本确实自信已经尽善尽美，只是担心扫除尘垢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也可能有这种情况。李心传说：“国子监本书籍，是绍兴末年刊刻的。自国家遭遇艰难以来，本来无暇顾及此事。绍兴九年九月，张彦实任待制、尚书郎时，才首先请求下令各道州学，取旧国子监本书籍刻板颁行，朝廷同意了。然而所取的书籍大多残缺，所以国子监刊刻六经时没有《礼记》，刊刻正史时没有《汉书》《唐书》。绍兴二十一年五月，辅臣又把这件事作为意见提出，皇帝对秦益公说：‘监中其他缺少的书，也命令依次刻板；即使要再花费很多，也不要吝惜。’于是经籍又恢复完整。在此以前，王瞻叔任学官时，曾请求摹印各经义疏和经典《释文》，允许郡学用它们来充实学校经费，或者由省钱购买，各买一部放在学校里，皇帝答应了。于是命令在朝廷任职的士大夫，大都花费一千多缗纸墨钱，从国子监得到书。” 李焘说：“前代的经书、史书都用纸帛传写，即使有错误，仍然可以互相参照校勘。到了五代，官府才开始用墨板摹印六经，确实是想统一文字，使学者不再迷惑。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等人的史书，与六经一同流传。于是世上的抄本全都不再使用；然而墨板本一开始就有讹误残缺，并非正确无误，而后来的学者更没有其他本子可以校验了。” 祝穆说：“建宁的麻沙、崇化两坊出产书籍，被称为图书之府。”洪咨夔说：“前代的书都用纸帛传抄，到五代才有六经墨板，如今已经没有哪种书不是刻板本了。” 罗璧说：“蔡氏说过：古书由篆书、籀书变为隶书，竹简变为缣素，缣素变为纸，纸又变为摹印。摹印方便了，书反而变得轻贱；后来的儿童从小习见，把书当作寻常之物，与器物没有区别。收藏书籍的人只看外表美观而已。我认为，书少而世人不知道读，固然可恨；书多而不知道珍重，更可恨。唐朝末年，书还没有摹印，多数是传抄，所以古人的书虽然不多，却很精良。仔细说来，当时还不懂得用线装订成册，只是把纸叠成卷，后来再用一张整幅纸大致粘贴起来，就像今天佛教、道教的经书一样。后来才逐渐做成册子。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才命国子监田敏校定六经并刻板刊行，世人才知道刻本十分便利。宋朝兴起后，治平以前仍然禁止擅自刻书，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以后才完全解除这项禁令。这样看来，后世出生的士人，是多么幸运啊！” 王应麟说：“唐代陆德明的《尚书释文》采用古文。后周显德六年，郭忠恕校定《古文尚书》和《释文》，并刻板。太祖命判国子监周维等重新修订。开宝五年二月，诏令翰林学士李昉校定后进呈，诏令命名为《开宝新定尚书释文》。咸平二年十月，孙奭请求把《古文尚书音义》和新定《释文》一同摹印流行，朝廷同意了。天圣八年九月，雕刻新定《释文》。” 《宋鉴》记载：绍兴五年二月，尚书兵部侍郎王居正说：“四库书籍有很多缺失，请下令各州县，把已经刊刻的书板，不论经、史、子、集、小説和异书，各印三部，送到本省。属于民间所有的，官府供给纸墨和工匠雇佣的费用。”朝廷同意了。

译《中兴馆阁录》记载：秘书省的石渠在秘阁后、道山堂前；东廊有图画库、秘阁书库、经库；西廊有秘阁书库、印板书库、编修防要所；北面是印书作。又说：秘阁书库存藏各州印板书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册。《中兴馆阁续录》记载：淳熙十三年九月，秘书郎莫叔光上言：“如今太平日久，四方人士越发重视典籍。凡是士绅家世代收藏的善本，外地由监司、郡守搜访得到后，往往刻板印行，作为官府书籍。然而各地各自刻板流行，与秘府原本没有关系，那么这些书也未必不是秘府遗失的书。请下诏各路监司、郡守，各自把本路、本郡的书目解送到秘书省，听凭本省拿《中兴馆阁书目》逐一核对。如果发现有尚未收录的书，就移文当地索取印本，希望扩大秘府的藏书，以增益文治的盛况。”有司覆奏后，命令秘书省直接关文索取未收书籍。濳说友说：书板库在著庭的右边。《高丽史·文宗十年八月》记载，西京留守报告说：京城内进士、明经等各科举人的学习书籍，大多靠传抄，文字常有错讹，请把秘阁收藏的《九经》《论语》《孝经》分别赏赐给各学院，命有关官员各印一本送去。十二年四月，知南原府事、试礼部员外郎李靖恭进献新雕《三礼图》五十四版，诏令置于秘阁。肃宗六年三月，因秘书省经籍的板本堆积日久而损毁，命令在国子监设置书籍铺，将其迁藏在那里，以便广泛摹印。考察《高丽史》所说，文宗是仁孝王徽，肃宗是明孝王显。文宗在宋仁宗庆历七年即位，肃宗在宋哲宗绍圣二年即位。《元史·太宗八年夏六月》记载，耶律楚材请求在平阳设置经籍所，编纂经史。世祖至元四年，将经籍所改为弘文院。六年九月，把平阳经籍所迁到京师。十二年九月，搜括江西各郡的书板。十五年三月，派使者到杭州，把官府所藏书籍的板刻取到京师。二十七年正月，设置兴文署，掌管经籍板。吴澄说：“古代的书写在方册上，篇帙既繁多又沉重，不可能人人都拥有。经师大多靠口头传授，学者用耳朵接受，有的人终身只能通晓一部经书，可以说是非常困难了。自从纸张代替简册以来，得到书籍不像古代那样困难，但也不能没有传抄记录的劳作。刻板始于五代，既节省笔工，又免除了字形书写的讹误，难道不能说这是对书籍有功吗？宋代三百年间，刻板成为市场上的行业，板本遍布天下，而秘府所藏的书，没有哪家不收藏、没有谁不拥有。读书人没有汉代以前以耳受书的艰难，也没有唐代以前亲手抄书的辛劳，读书所费的力气减半而功效加倍，这是多么幸运啊！” 虞集说：承直郎、松江府上海县尹李君璋，世代居住在济宁钜野，离阙里不到二百里，经常游览孔林。此前，六经的板本在中原极少，学者都只能自己抄写成书。后来朱子《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流传到北方，学者所传授的板本仍然很少，还是不能不亲手抄录。到元朝统一之后，东南地区的书籍比较容易取得，而阙里却没有专门的板本。君的大父谦斋翁，名从原，想要刻梓却未能如愿，九十五岁时去世。君在江右宪幕任职，又被征辟为淛阃属官，在海滨任职，任期届满稍有闲暇，便愿意完成大父的遗志，先刻成《诗》《书》《礼》。后来他北归，而《春秋》左氏传及朱子的四书传到江右，这才完成四书板；又把字刻得加厚、加大，考虑到北方风大、木板容易裂开，便取生漆加布裱在板的四端，送归孔庙之下，使人可以摹印，以满足四方的需求。我邱衍说：刻书板开始于周邦彦，称为“倚书床”，见于周美成文集。赵希鹄说：“雕刻书板的地方有三个：吴、越、闽。蜀本在宋代最受称誉，近世已经少见。燕、粤、秦、楚如今都有刻本，大体都还值得看，但比不上三地的兴盛。论精良，吴地为最；论数量多，闽地为最；越地都次于它们。论价格高，吴地为最；论价格低，闽地为最；越地都次于它们。” 谢应兰说：“古代毛笔和纸张尚未兴起，书籍用刀笔书写，所以六经往往靠口头传授、耳朵接受，不能没有错误；但有见识的人会加以订正，流失的内容还不算久远。毛笔和纸张出现以后，书写之道才完备，书籍辗转传抄，错误便越来越多。到了近代板刻，其中的错误有人也不敢立即改动，何况世俗之徒专门谋利，甚至删去其中的文辞，割裂章句，使学者受到误导，这种情况确实也不少。然而板本流行以后，圣人的经书、贤人的传记才得以家家传授、人人诵读，这对于彰明教化本来也是有功的。” 杨守陈说：“古代的书，或用汗简裁帛，或以漆点在石上磨刻，或蘸取液体用笔书写、用刀削刻，都是蝌蚪文、篆籀文、分书一类的文字，大概非常困难。汉魏之间开始有了今天这样的纸墨和楷书笔，书写容易了。然而那时还没有不靠笔墨便能制成书的办法。到了魏太和年间，有石经；晋天福年间，有铜板九经，都可以用纸墨摹印，不必用笔抄写，但流传还不广。后唐以后，才有木板，过去用梓木，现在用梨木，刊刻摹印非常便利。于是五经都有印本，遍布天下，人们不再抄写，简便得多了。” 陆容说：“古人的书籍大多没有印本，都是亲手抄录。听说五经印板从冯道开始，学者因此防止了许多散失。国初的书板只有国子监拥有，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可以知道。宣德、正统年间，书籍印板还没有广泛流通；如今各处书板日益增加，动辄刊刻没有益处的书。《诗文考》说：元代下诏，书籍必须经过中书省审看议定，事情下达到有关官司后才敢刻印；想来当时没有擅自刻印的人，这个办法很好。” 郎瑛说：“印板在唐代还很少，到了五代刻印五经以后才开始兴盛。然而板本最容易得到，也免不了出现差错。宋代考试策问，曾问‘井卦为什么没有彖辞’，正是因为闽本有所脱落。大概闽地的风俗专门谋利，书坊的乡村人遇到各省所刻书籍价格高，就立即翻刻；卷数、目录虽然相同，但篇中往往删去许多内容，使人不知道，因此一部书只卖半部的价格，人们争相购买。唉！秦火焚书，而六经不完整，是形势造成的。如今为了谋利而使古书不完整，为斯文考虑的人难道可以不严加惩戒吗？” 《南雍志》记载：洪武十五年，命令修缮国子监旧藏书板。

译《实录》记载：永乐二年二月乙未，命令工部修补国子监经籍板。《太学志·弘治四年》记载，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上言：国子监所有东西书库，房屋既狭窄简陋，地势又低洼潮湿，以致各种书板日益严重地朽坏，损失很大。请改建为东西书楼，上面用作贮藏书板的地方，下面用作印造书籍的场所。这样不但经籍能够在极其高洁的地方安置，而且工匠出入也有所约束检查。如此，历代重要的书板就不会朽坏损失了。嘉靖十五年，祭酒吕柟上言：士人一定要了解古代，才能通晓今天。《仪礼》一书，是周成王、周公造就太平的工具。世间流行的是高堂隆所传的十七篇，宋儒杨复为它绘图解释。请敕令有关部门重新刊印并装订一二百部，以便诸生学习。皇帝同意了。” 《南雍续志》记载：万历二年，祭酒张位上疏说，辟雍是图书的府库，所以自古以来辨别讹误、考证谬误，都要以秘书和监本作为依据。如今国子监有十七史，但十经注疏长期没有善本，请命令工部拨给经费，镂刻印行。东库现存《四书集注》板四百五十一面、《易经传义》板五百一十三面、《诗经集注》板三百四十二面、《书经集注》板三百二面、《春秋四传》板八百九十三面、《礼记集说》板七百一十八面；东库现存《论语集注考证》板五十面。《天下书目》记载，北京国子监收藏的经籍板有：《周易》二十三片，《周易音训》二十五片，《书传》二百五十六片，另有大字《书传》二十五片，《丧礼》一千二百八十三片，《论语》一百六十七片，《论语正文》一十八片，《论语集注》三十五片，《论语集义》六百二十七片，《孟子》二百片，《孟子集注》六十片，《孟子节文》五十六片，《孟子集义》【数字缺失】，《中庸》七十八片，《中庸集义》二百八十二片，《大学》四十五片，《大学集义》二百三片。考察《丧礼》，自从许敬宗等删去国恤以后，先儒关于其义理而流传到今天的内容，只有杜氏《通典》所载的部分，其余都已散失，无法考查。国子监旧时保存有一千三百多块板，不知道是哪一代、什么人的书，实在可惜，如今也已经亡失了。杨慎说：“孟蜀后主崇尚六经，担心石经本流传不广，于是改刻成木板。宋代世人所说的刻本书，开始于蜀地。”又说：“宋代的书，蜀本最好。” 胡应麟说：叶少蕴说：“世人说雕版本书始于冯道，这是不对的。只是国子监本五经始于冯道罢了。”柳玭《训序》说：“他在蜀地时，曾经查看书肆出售的字书、小学书，大多是雕版本。”由此可见唐代本来就有雕版本。陆子渊《豫章漫抄》引用《挥麈录》说：“毋昭裔贫穷时曾经想借《文选》而不得，发愤说：‘将来如果富贵了，一定把它刻板，留给求学的人。’后来他做到宰相，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话。”子渊认为这件事与冯道相比，不知道谁在前；总之二者都出现在柳玭之后。我又查阅陆子渊《河汾燕闲录》，其中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下令废除的佛像和遗留下来的经书，全都命令雕板。”这就是印书的开始。按照这个说法，印书实际上始于隋朝，又在柳玭之前，不仅早于冯道，也早于毋昭裔。只是有一点值得怀疑：隋代既然已经有雕版本，唐太宗为什么不扩大沿用这一制度，广泛刻印各种书籍？又为什么重新全部选取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进入弘文馆抄书呢？想来隋代所雕刻的只是佛经和佛像，大概是六朝崇奉佛教所导致的，还没有普遍雕刻其他书籍。唐代到中叶以后，才逐渐用这种方法雕刻各种书籍；到五代时开始流行，到宋代兴盛，到如今达到极盛。” 他又说：“如今人的各方面都比不上古人，这固然如此；但也有些事情，所费十分而功效达到百倍，书籍就是这样。三代时用漆写字的竹简，繁重艰难，无法形容。秦汉以来，人们逐渐懂得抄录，纸墨所带来的便利，比此前简省轻便了数倍。然而从汉到唐仍然使用卷轴，卷轴必定要重重装裱，一张纸正反两面往往有多层；而且每读一卷，或每查一件事，都要反复展开收卷，十分烦琐频繁，收集整理也更加耗费辛劳。到了唐末宋初，抄录一变而成为印摹，卷轴一变而成为书册，容易制成而难以毁坏，节省费用而便于收藏，四种好处都具备了。向上追溯到漆书竹简，不仅是十倍百倍的进步，更是千倍万倍的进步。士人生在三代以后，也不能说不是非常幸运。” 顾起元说：《宋史·艺文志》说：“周显德年间，才开始有经籍刻板。”沈括《梦溪笔谈》认为，刻板始于冯道奏请镂刻五经，这是后唐时的事。《后玭训序》又说：“我常在蜀地时，曾在书肆中看到印板的小学书，那么印板就不是始于五代了。”想来唐代不过少数有一两种，到五代刻五经以后才开始兴盛，宋代则各种书籍都有了。秦镤说：“刊刻板本始于五代，到宋咸平年间才颁行到州县；与汉唐石经相比，传播流布更为广泛。” 徐学聚说：“嘉靖五年，当时建阳书坊刊刻的书本盛行，文字多有讹误。巡按御史杨瑞、提学副使邵锐上疏请求专门设置儒官校勘经籍，皇帝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特意派侍读汪佃奉诏校勘完毕，回京后不再派官员替换。” 《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四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著录 《汉书·艺文志》记载：成帝时，下诏让光禄大夫刘向校订经传。每校完一部书，刘向就列出它的篇目，概括其主旨，记录下来上奏。刘向去世后，哀帝又让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完成父亲的事业。刘歆于是总汇群书，上奏《七略》，其中有《六艺略》：易家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书家九家，四百一十二篇；诗家六家，四百一十六卷；礼家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乐家六家，一百六十五篇；春秋家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论语家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孝经家十一家，五十九篇【附《尔雅》】；《孟子》十一篇。考察班固《汉书》依据《七略》撰写《艺文志》，确实体现了良史的用心，也是史家体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后只有袁山松撰写的《后汉书》也有《艺文志》，但已经失传。其他如晋代有荀勖《中经簿》、元帝《书目》《义熙秘阁目》；宋代有殷淳《四部》、王俭《七志》；齐代有《永明秘阁新录》；梁代有文德殿《尚书阁》、华林园诸书，以及任昉所主管、刘孝标所校订、殷钧、祖暅、阮孝绪所撰的《名录》。可是从晋代以下，各国史书都没有记述这些。到了《隋书》才编成《经籍志》，把《七录》的目录附列在下面，经典因此大略得以保存；刘知几反而讥讽它，说“炫耀其繁多丰富，凡是撰写志书的人都应删去这一篇”，这见识未免太浅薄了吧！梁代阮孝绪《七录序》大略说：孝绪年少时就喜爱典籍，长大后也不知疲倦；对于遗留下来的文章、隐秘的记载，他很喜欢搜集。自宋、齐以来，王公士绅的馆舍，如果能够积聚典籍，一定会设法取得它的目录。凡是遇到的书，无论亲眼见到还是听说的，拿来同官府目录校对，发现有许多遗漏。于是总汇各家目录，重新编成《新录》。天下范围内的经史直到术数技艺，合编为五录，称为内篇；天下范围以外的佛教、道教，各编为一录，称为外篇。总共编成七录，所以名为《七录》。过去刘向校书，刘歆概括其主旨，撰成《七略》。《七略》中有《六艺略》，现在认为“六艺”这个名称不足以标明经书目录，便改称为“经典”，所以把《经典录》列为内篇第一：易部五百九十卷，尚书部一百九十卷，诗部三百九十八卷，礼部一千五百七十卷，乐部二十五卷，春秋部一千一百五十三卷，论语部四百一十六卷，孝经部一百四十四卷【小学部三百一十三卷，《隋志》注文中还载有：《尔雅》一十七卷、《石经》四十二卷】合计四千七百一十卷。又有《术伎录》，纬谶部二百五十四卷。考察阮氏《七录》，这部书早已亡佚，只附见于《隋经籍志》中，注文也缺失，内容不详。唐代终南山僧人释道宣撰写《广弘明集》，特意记载了它的序和目录，这正是礼制失传后到民间去寻求的意思。现在节录如下。《隋书·经籍志》记载：魏国秘书▯郑默开始制定《中经》，秘书监荀勖又根据《中经》重新编写目录，分为四部，总括群书。第一部称甲部，记载六艺及小学等书。宋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另撰《七志》，第一志称《经典志》，记载六艺、小学、史记和杂传。梁朝有秘书监任昉、殷钧编的《四部目录》，其中把术数类书籍另列为一部，所以梁朝有五部目录。普通年间，处士阮孝绪又编成《七录》，第一录称《经典录》，记载六艺。隋朝平定陈朝以后，经籍逐渐完备，秘书省内外的藏书阁共有三万多卷。唐武德元年，攻克并平定伪郑，全部收取其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用船装载，逆河西上，准备运到京师；船行经过砥柱时，大多被水冲走，保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二，连书目也逐渐浸坏残缺。现在考察仍存的书，分为四部：易类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连同亡佚之书共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书类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连同亡佚之书共四十一部，二百九十六卷】；诗类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连同亡佚之书共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礼类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连同亡佚之书共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春秋类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连同亡佚之书共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二卷】；孝经类十八部，六十三卷【连同亡佚之书共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论语、尔雅、五经、六经类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连同亡佚之书共一百一十六部，一千二十七卷】；纬书类十三部，九十二卷【连同亡佚之书共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二卷】；此外，儒家类《孟子》三家，二十八卷【亡佚之书九卷】。《唐六典》记载：秘书郎掌管四部图籍，分库存放，以甲、乙、丙、丁作为部类。甲部是经部，共分十一类：第一是易类，用来记载阴阳变化；第二是书类，用来记载帝王的遗法；第三是诗类，用来记载兴衰和吟诵感叹；第四是礼类，用来记载礼制、文物和制度；第五是乐类，用来记载声音、仪容、音律和法度；第六是春秋类，用来记载行事和褒贬；第七是孝经类，用来记载天地间的常理和义理；第八是论语类，用来记载先圣精微的言论；第九是图纬类，用来记载六经的谶语和征验；第十是小学类，用来记载字体、声音和韵律。易类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书类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七卷；诗类三十九部，四百三十三卷；礼类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乐类三十二部，一百四十三卷；春秋类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孝经类十八部，六十三卷；论语及五经异义类七十二部，七百八十卷；图纬类十三部，九十二卷；小学类三部，四十六卷。王锴说：“开元五年，抄写四部书，用来充实内库，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第一部是甲部，即经部。经库中的书使用白色牙轴，系黄色带子，配红色牙签。” 韦述说：“开元十九年冬，皇帝从京城出发时，集贤院经库共有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三卷，使用白色牙木书轴，红黄相间的带子，以及黄色牙制、织有锦花的竹制书帙签。天宝三载，经库有七千七百七十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