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七

译三十卷 存 玉自序说：“唉！孔夫子汇集群圣的伟大成就，《春秋》显现了孔夫子最大的作用。它大体承载天地之道而无所遗漏，具备帝王之法并有事实为证。对于事情，可以因循的就因循，可以变革的就变革；对于人物，可以褒扬的就褒扬，可以贬斥的就贬斥。作为纲领，它尊王而贬霸，以华夏为内而以夷狄为外；作为条目，它依据讲求诚信、修好睦邻、救济灾害、抚恤患难等事情，写成朝觐、聘问、会盟、侵伐等记载。它的主旨在于诛讨乱臣、讨伐贼子；它的成效在于阻遏奔流般泛滥的人欲，使已经消灭的天理得以保存，使混乱的时代恢复正道，并损益四代的制度，著成不可更改的经典。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责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了解它的人，是了解它与上天合而为一；责罪它的人，是责怪它以一个平民的身份行使天子的事情。又说：‘我想把道理寄托在空泛的言语上，不如把它体现在事情中来得深切而显明。’所以《易》《诗》《书》讲说它的道理，《春秋》记载它的事情。有《易》《诗》《书》而没有《春秋》，那么都只不过是空泛的言语罢了。因此，能够明白它的人，尧、舜、禹、汤的治理就可以恢复；昧于它的人，桀、纣、幽、厉的灾祸就会立即到来。有天下、国家却不知道《春秋》的道理，又凭什么治理天下和国家呢？然而在当时，子游、子夏已经不能增补一句话。至于三家的传，《左氏传》似乎对事实说得较详，但它的缺点是夸张；《公羊传》《谷梁传》有时对义理说得明白，但它们的缺点是浅陋。等到考察它们著作的用意，却好像是故意制造异同的说法，并没有一种确定而不可改变的论断。两汉专门名家的学问，又拘泥于灾异、吉祥和征兆应验，不知道经书的最大作用。唐宋诸儒各自立说，各自成书，纷乱得像聚众争讼，彼此各有所得也各有失误。程子虽然得到经书的本旨，可惜没有完整著作；朱子间或议论事情的是非，又没有专门著述。现在的办法，应当广泛采集各位儒者的论说，阐明圣人的旨意。经文有残缺，就考察各家传文来补足遗失；传文有错误，就查考经文来证明其谬误，使经书的大旨重新灿然明白于世，彰明百王的大法，开启万世的太平，然后才足以发挥这部经书的作用。然而我并不是这样的人，偶尔不自量力，曾依照朱子《通鉴纲目》的体例，把经文作为纲，用大字列在上面；又把传文作为目，用小字疏列在下面。叙述史事，专门依据《左氏传》，同时参考《公羊传》和《谷梁传》；与经文相合的，就予以采用。阐发义理，则以《公羊传》和《谷梁传》为先，同时参考历代诸儒的学说；与义理相合的，就予以采用。有时经文有所脱漏或错误，又没有办法考证核实，那就宁可把它留下来，等待有见识的人，而不敢勉强作解释。传文有不同之处，又没有考据依据，那就宁可两说并存，而不敢任意决定取舍。至于诛伐讨伐之事，尤其不敢轻易相信传文，曲意牵强附会。一定要使案件得到真实情形、事情符合实际，这就是因为经文的写作本来就是为了这个。其他平常的事情，就直截了当地记载，义理自然显现。重大事情必须改变文辞，义理才开始明白。大概《春秋》既有鲁国史书的旧文，又有圣人特别的笔法，所以固然不能像苛酷官吏的刑书那样逐字寻求意义，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意义，如同史官的实录一样。圣人的经书，文辞简约而含义深奥，当然不是浅陋见识和主观臆说所能窥测的。何况年代越来越久远，残缺也越来越多，又哪里是凭空想象所能补缀的呢？与其强行解释那些本来不能解释的地方，以招致当世人的讥笑，哪里比得上对应该阙疑的地方存而不论，以等待后人有真正的认识呢？程子说，《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明亮得像日月，难道就没有可以阐明的义理吗？朱子说，开头一句“春王正月”就无法解释，这本来就是应当存疑的地方。我撰写这部书，是折中两种说法而制定义例。因此文辞反复，不避烦琐，是因为用普通人的心思去窥测圣人的意旨，反复推求阐明，还担心不能得到他的本意，何况哪里敢吝惜言辞呢？但也只是姑且为了便于查阅、避免遗忘而已，并不敢说能够阐明经书的旨意、流传给后世。阅读的人幸望宽恕我的僭越。徐尊生说：读《春秋》经传《阙疑序》，可以知道先生著述的用意非常公允平正；仅“阙疑”二字，就可看出已经超过常人。世间儒者解释《春秋》，弊病都在于不能存疑，却想凭空穿凿杜撰，所以说得越巧妙，圣人的心意反而越不可见。裔孙献文在后序中说：“《阙疑》是先世祖师山公编集的。师山公深思理学，阐明经书旨意；关于《春秋》有《阙疑》，关于《易》有《附注》。跟从他的学生有数百人，教化广泛推行。至正年间中期，被征召为翰林待制，到了上都，因患病而返回。当时四方像犬群一样纷乱，我太祖在淮水以东起兵，自称吴公。丁酉年秋，命令邓愈攻取徽州。第二年，强行征召先生出来任职，他没有屈服。临终时，把《阙疑》托付给门人王友，王友想广泛刊行，却没能承担起来。后来又遭遇族人内部相互构怨，这部书日渐湮没，即使有通达的人，也不加以重视。唉！丰城的宝剑，不是雷焕就不能识别；荆山的璞玉，遇到卞和以后才成为宝物。自先生去世至今二百多年，才第一次见到这部书；我在家中得到它，简直如同获得拱璧。然而遗失了几卷，搜求了半年，偶然在同族人的竹箱中找到抄本，才成为全书。唉，这也太艰难了！只是因为传抄中有脱漏错误，字义也有错乱，而我的文才又不佳，我一向暗自以此为忧。利用在父亲身边受教以外的空闲时间，参照互校，考订修正，希望使它符合义理。有人质问说：‘《春秋》对于自己的宗国大多使用委婉的说法，现在您的先哲编纂这部书，是想继承前人、启迪后世，使是非毫无隐蔽，这难道不会违背《春秋》的本意吗？’” 我说：“不是这样。《春秋》是褒贬之书，尊崇周王、贬抑霸主，归根到底是归于中正之道罢了。因此经文阐明大义，传文阐发幽深隐微之处。至于沿袭鄙陋、承受讹误，拘泥于偏见，以致经书的本来旨意黯淡而不能彰显，那罪过就更加严重了。况且伸张个人臆说以损害公论，歪曲德义以误导后人，被有识之士所诋毁，又凭什么来发扬先贤的功业、为后世垂下法则呢？”那位诘难者连声应诺而退。于是我详细叙述这部书显扬和湮没的经过，以说明继承和阐述它的艰难，如此而已。陆元辅说：“《春秋阙疑》是师山汇集各位儒者的学说，略微参杂自己的意见编成的。我曾经在张庶常溥家得到一部抄本，共十四册，版心有‘师山书院’四字。后来因为长期客居京师，家人迁居时把它遗失了，直到今天想起来，还像失去一位知心朋友一样。” 李氏【廉】《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万历书目》作二十卷】现存

译李廉自序说：“传述《春秋》的有三家：《左氏传》记事详细而义理疏略，《公羊传》和《谷梁传》义理精深而记事简略，三者有不能互相贯通的地方。两汉专门治经的学者各自固守师说。到了唐代，啖助、赵匡二氏才会合三家之长，致力于以贯通经文为主。陆氏加以编纂汇集，已经略具规模。宋代河南程夫子开始以广大精微的学问阐明深奥的义理，确实能够体会孔子删定《春秋》的用心，并且深取啖助、赵匡的学说，实在是有道理的。高宗绍兴初年，武夷胡氏进讲时专心致意于这部经书，于是奉诏撰写传文，记事依照《左氏传》，义理取《公羊传》《谷梁传》的精要，大纲以《孟子》为依据，以程氏为主，汇集各家而成大成。如今取士采用三传和胡氏之传，确实是不可改变的制度。然而四家以外，如陈氏《后传》、张氏《集注》，也都是完整的著作，是学者应当考察的。至于孙氏《发微》、刘氏《意林权衡》、吕氏《集解》，以及其余各家的绪论，也不能不加以研究。只是这些著作浩繁杂乱，不是初学者所能全部阅读的。我研读经书三十年，私下考取后南归，承蒙任职于繁剧的官署，心力劳损，过去所记忆的内容很怕荒疏遗忘。而且我私下看到近来书坊刊刻的这部经书及其类传很多，有的源流始末不完备，有的取舍没有分别，不能不感到遗憾。于是我不顾自己的浅陋，把各家传文全部取来汇集编成一书：先列《左氏传》的史事依据，其次列《公羊传》《谷梁传》传释经文的本义，其次列杜氏、何氏、范氏三家的专门传注，其次列疏义，用来解释疑难。总的以胡氏之传看重裁断为准，陈氏、张氏的著作并列，择取各自的长处。又广泛采录诸儒的成说和各家传记，在异同、是非、始末之间略加梳理剔抉，每一处都用心考察。题作《春秋诸传会通》，收藏在家塾中，用来防备遗忘、教训子弟，并不敢拿它向学者宣讲。近几年颇有传抄的人，无法禁止；丰城揭恭竟然把它取来刻印，我急忙想阻止时，却已经刻成了。

译他来信请求我作序，我无法拒绝；又想到他用力勤苦、费用重大，姑且把这些话写在篇首，希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再加以订正。” 梁寅说：“安成李君李廉，字行简，在乡里以品行端正、举止简约而被荐举；凭借《春秋》在江西士人中名列第一，等到再次应举，便考中进士，授任豫章郡录事。” 杨士奇说：“《春秋会通》二十四卷，我家所收藏的分为四册，是我郡安福李廉先生所辑。先生字行简，元至正壬午年，以此经应举，被擢为陈祖仁榜第三甲进士，官做到赣州路信丰县尹。后来遇到寇乱，战败后守节而死。江西行省上报了他的事迹，但由于南北道路阻隔，不能送达，所以当时旌表褒奖的恩泽没有及于他。本朝修撰《元史》时，先生的知交没有人在掌权的位置上，有司又不知道采录上报，因此不能列入史传。这样一来，世上知道先生的人就更少了。士君子所作所为，不过是求得内心安定罢了，哪里会计较身外的名声呢？然而前代贤人和后世学者都应当以此为取法，怎么可以湮没而不彰显呢？现在世间流传的先生死难事迹，见于《元江西廉访使赵准求赠谥咨文》。我近来从翰林庶吉士周忱家得到这篇文字，谨慎地抄录在此书之后，使后来的学者知道先生对于《春秋》不只是能够阐明它，而且在科举方面也光彩显著。” 张萱说：“元至正年间，庐陵李廉编纂此书，先列《左氏传》，其次《公羊传》《谷梁传》，其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家传注，再其次是疏义，总的以胡氏之传为主，而陈氏的《后传》、张氏的《集传》也都并列其中。” 王氏【庄】《春秋释疑》已佚 朱善序说：“《春秋》是圣人治理世事的经书。它的文辞严正，义理精微。当时孔门高足，如游、夏一类的人，尚且不能替它增添一句话；何况距离圣人已经很远，《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各有得失，专门治经的学者各自尊崇所听闻的师说，又不能互相贯通。甲方说是，乙方说非，纷纷争辩，像聚集在一起诉讼一样，学者不知道应当听从谁。若不是博学雅正、见识卓异深远的君子，谁能会合众说而使它们归于一贯呢？只有南昌太守王侯王庄，在过去尚未出仕时，专心研究这部书；圣人的经书和贤人的传注，没有不贯通的。于是取各家的学说，反复寻求考究，互相参照订正，设置问答，以解释众多疑难、消除各种迷惑。他曾间或拿出来给我看，我俯身读它，像网附着在纲上，鲜明而有条理、没有紊乱；又像珠子穿在贯索上，连续相属而没有间隔。可以说是明白简要了。王侯于是请我在各卷卷首作序。我想起从前殷侍御注成《公羊春秋》，把序文托付给韩子。韩子的学问不能说不博大，但仍然自认为有所不足，希望先得到真正执掌经学的人来传授其学，然后再拿笔为他的注作序。他不敢苟且，正是这样。至于我朱善，孤陋而疏浅，虽然曾经学习诵读，但对于圣人拨乱反正的大法、褒善贬恶的微妙旨意，却茫然还没有真正了解。我虽然想把名字挂在卷首，借此求得不朽，难道不会犯下不该犯的罪过吗？然而近年来，经学日渐衰微，学者没有师承；如果这部书刊行出来，使诸生学习并通晓它，难道不足以辨析疑难、解除困惑、开发聪明才智吗？因此我接受王侯的命令，不再推辞，谨慎地把这些话写在卷首，使学习这部经书的人能够读到它，希望他们也能知道取舍趋向的正道。” 曹氏【元博】《左氏本末》未见 杨维桢序说：“左丘明从仲尼那里接受经书，所以撰作《春秋传》，作为圣人经书的史事依据。后来传述《左氏》的，有铎椒，曾经撰作《钞撮》八卷；虞卿撰作《钞撮》九卷，这又是对《左氏》有功的人。可惜他们的文章没有流传下来。到了汉代，张苍、贾谊又传述《左氏》，河间王把它进献给武帝。成帝时，刘歆校订秘府藏书，见到这部书而喜爱它，才开始正式建立《左氏春秋》。和帝时，终于设立《左氏》之学，于是《左传》大为显著。后来晋代杜预又上表尊崇阐扬它，并为传文作了注释。左丘明是圣门弟子，又亲身担任国史，编纂记载事情的始末，考察搜求非常精密。他的文章有时先于经文叙述事情的起始，有时在经文之后补足意义，大抵都是为了推求事情的开端而归结其终点。后世谈论经书的人，舍弃《左氏》就没有办法建立统绪。因此止斋陈氏说：‘记载经文没有写出的事情，以显示经文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左丘明的功劳。’这就是此书所由作的主旨。”云间曹元博又按经文来验证传文，探求传文以会合经文，撰成《左氏叙事本末》若干卷；分类精密，订正审慎，用来供学者阅读，他用心也很勤苦。评论者认为，左丘明作传，是仲尼的素臣；杜征南作注，是左丘明的顺臣，并不是忠臣。如今元博为《左氏本末》作序，他究竟是左丘明的顺臣，还是忠臣呢？大概《左氏》的过失，在于长于文辞而拙于义理，喜欢根据成败来评论人物，以妖异祥瑞来推算事情，往往失实而近于诬妄。元博既然为它编次本传，又能够权衡其中的是非，使之符合《春秋》笔削的大义，这就是既爱惜它又知道它的缺失，可以称为丘明的忠臣，难道不是伟大的吗？元博还请以我的话自我勉励。” 魏氏【德刚】《春秋左氏传类编》未见 杨维桢序说：三传中对圣人经书有功的，首先应推《左氏传》，因为它所记载的事情，有时在经文之前叙述起始，有时在经文之后叙述终结，以说明圣人在经文中的裁断。《左氏传》就是史事依据。想要考察经文的裁断，必须寻求传文所记载的事情本末，然后是非才能显现，褒贬才能明白。然而考究经文的人想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合事情的始末，不能没有翻阅许多篇卷的厌烦，于是《类编》便出现了。钜鹿魏生德刚，起初向应君之邵学习《春秋》经学。应君去世后，又到我这里执经受学。我对三传有所考索，必定有魏生参与其中。他利用闲暇时日，把《左氏》所记而前后不相贯通的事情，每一件都编排出始末，分类编成一书，题为《春秋左氏传类编》。从前铎椒、虞卿等人各自撰作《左氏钞》，摘取其书，大概只是简约文字的编本，不知道探求经书统绪要旨。魏生的这部编书，哪里是《钞撮》可以与它比较大小的呢？我想到他用功勤苦，便让人抄写成册，传给同门之士。魏生又请求我作序。我关于《春秋》各家有一部判断是非的记录，共十二卷，还不敢流传于世。大概经书有些地方不靠传文就能明白，有些地方反而因传文而被遮蔽；学者贯通它明白的地方，去除它受遮蔽的地方，然后圣人的经书才会像日月一样光明灿烂。” 所以，与经文相合的说法，即使是科举场中年轻生员的见解，也不应遗漏；而与经文不合的说法，即使是三家大儒的言论，也要斥退。魏生应当根据我的话，在传注和经文中判定是非；这样经书就会像日月一样，不必担心不能明白。魏生努力吧！魏生努力吧！”

译陈氏【植】《春秋玉钥匙》一卷 现存 黄虞稷说：“永丰人，元代李齐榜进士，官至翰林待制。” 陈氏【大伦】《春秋手镜》已佚 《绍兴府志》说：陈大伦，字彦理，诸暨人。向吴渊学习，颖悟绝异，厌弃仕进，以教授为业。鲁氏【真】《春秋案断》已佚 杨氏【维桢】《春秋定是录》【有的版本作《春秋大意》】未见 维桢自序说：“柳子说：‘《春秋》如同日月，无法再加以赞助阐明。’既然如此，那么自高自大地另立论说的人，都是荒诞的。欧阳子说：‘《春秋》如同日月，但不会为盲人照明；有东西遮蔽眼睛的人，也不能看见它。’既然如此，将要使盲人复明、去除遮蔽，就不能不借助言辞。经书不需要传文就能明白的，大约有十分之七八；因传文而被遮蔽的，大约有十分之五六。使眼睛明亮的人除去遮蔽而贯通明白之处，那么它像日月一样，就会光明灿烂。我奇怪三家传文既然有遮蔽，诸子又在它们受遮蔽的地方分立宗派、树立党羽，争论是非，与诉讼文书没有不同，使求经的人必须通过传文，求传文的人又必须通过诸子，于是是非纷乱，没有适从的地方，经书的光明便昏暗了。世上的君子，既然在求经时被蒙蔽，又要在诸子那里寻求不同的说法，这就是在纷争中增加诉讼，厌恶有东西遮住眼睛，却又自己投身其中接受遮蔽。”维桢自幼学习《春秋》，不敢创立一种新的论说来树立自己的名声，只谨慎地会合诸儒的学说，并且随即自行决定取舍，编成《定是录》。说法与经文相合的，即使是科举场中年轻生员的见解，也不遗漏；不相合的，即使是三家大儒的言论，也予以斥退。” 唉！我又是什么人，竟敢凭一个人的见解来决定千百年来的是非？僭越实在太严重了，也只能根据那些光明灿烂的道理来作决定罢了。后世君子如果认为这部记录仍然不正确，尽管改正它，我哪里敢有所忌讳呢？” 《左氏君子议》未见 《春秋胡传补正》未见 王氏【相】《春秋主意》十卷 已佚 刘三吾墓表说：“王相字吾素，吉水人。元延祐年间，考中宋本榜进士；因吴当、余阙推荐，任国子助教，不久升任翰林修撰，兼任国史编修官。” 鲁氏【渊】《春秋节传》已佚 《浙江通志》说：鲁渊，字道源，淳安人。至正辛卯年考中进士，任华亭县丞。进入明朝后，朝廷征聘而不肯出仕。学者称他为岐山先生。蔡氏【深】《春秋纂》十卷 已佚 黄虞稷说：“蔡深字渊仲，江西乐平人。任元代徽州路学教授。明初，陶安推荐他的学问，他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没有赴任。” 张氏【姓名失载】《春秋经说》已佚 张以宁在序中说：“《诗经》有序吗？古代本来没有。’《春秋》有传吗？古代本来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呢？《诗经》有了序，《春秋》有了传，解释就定于一说了。《诗经》的四家诗和《春秋》的三传，为什么各家说法竟然如此不同呢？古人诵读《诗经》重在吟诵而不在阅读，重在声音而不在文字义理，所以没有序。”《史记》说：“鲁哀公十四年，向西狩猎时捕获了麒麟，孔子于是作《春秋》。十六年壬戌，孔子去世。《春秋》是圣人晚年的著作吧？在鲁定公、鲁哀公时期，文辞中多有隐微的言语，子游、子夏一类的弟子尚且不能增添一个字。当时本来应当还没有传。当时既然没有传，那么为它作传的，就是后世的人了。”《春秋》体现的是圣人的心。圣人体现的是天地的心。天地生养、杀伐万物，并非有意志之心，只是至仁而已；圣人赏罚万世，也不是出于个人情感，只是至公而已。天地和圣人，只有圣人能够认识，也能够把它说出来。子游、子夏尚且不能参与其中，难道说后世的左氏、公羊氏、谷梁氏等人就能全部认识并说明它吗？后世学习《春秋》的人，不依据经文来解释经文，反而只任凭传文而怀疑经文，唉，这也太迷惑了。自唐、宋以来，难道真能不迷惑吗？” 尊重经文而不盲从传文的学者，始于啖助、赵匡、孙复、刘敞，欧阳修又发扬了这一端绪；河南邵子、徽国朱文公进一步阐明了其中的精微。到了本朝草庐吴文正编纂《春秋纂言》，汇集并扩大了这些成果；如今参政大梁张先生又以《春秋经说翼》补充完备。这样以后，圣人的心意大概才可以明白了吧？况且圣人作《春秋》，难道只是寄托在空泛的言辞上吗？他是要把它贯彻到实际事务中，以拨正乱世，使天下重新归于正道。张先生难以被进用，却容易退处；他出仕是为了实行道，他对当世所发表的言论，全都深刻阐明治乱的根源，想为国家建立万世不可动摇的根基。君子认为他深知《春秋》，善于学习孔子。以宁惭愧地凭借这部经书通过有司的考试而出仕，实在过于迂阔，恐怕最终会湮没无闻。读了先生的书，我警醒而惭愧，因而想到，只有辞去微薄的官职来追随先生，竭尽力量研究群经，也许可以附带说出自己的见解，并使它有所流传吧？” 陈氏【姓名失传】《春秋类编传集》佚失。吴澂在序中说：“把车轮、车舆、车盖、车轸分别剖析开来，以此探求车子，然后才能认识完整车子的构造；指出栋、梁、桷、杗等部分，以此探求房屋，然后才能认识整座房屋的功用。车子和房屋如果不借助分别考察来探求它们怎样成为完整的车和完整的房屋，就不可能如此详尽。”朱子说：“分析能够达到极其精细而不混乱，然后综合才能穷尽整体而没有遗漏。”唉！读《春秋》的人，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探求了。《春秋》就像造化，造化随着万物不同而赋予不同形态；《春秋》就像山岳，山岳稍微移动脚步，形势便各不相同。拿一种概括性的说法，专执一端的见解，哪里足以同他讨论圣人作经的宗旨呢？进贤县陈君某把他所著的《春秋类编》给我看：他分解经文而以传文为主，将传文分类以归附经文，创立义例，条理分类清楚明白，大概是从朱子的教诲中有所领会。《春秋》本来不是凭借人为的分合而存在的；这样去探求它，或许才可以得到它的全貌。把文辞联缀起来、把史事比类考察，是《春秋》的教法。联缀文辞是为了综合，比类史事是为了分析。不懂得比类史事，就像舍弃车轮、车舆、车盖、车轸而谈论车子，离开栋、梁、桷、杗而探求房屋。懂得比类史事却不懂得联缀文辞，那么车子和房屋就都失去了，何况造化和山岳呢？” 陈君难道真的能够认识这个道理吗？达到极其精细，才能穷尽整体；不能穷尽整体，就无法得到它的完整形体。陈君大概确实认识这个道理了。费氏《春秋归》佚失。考据贡师泰有一首题咏费秀才所著《春秋归》的诗说：“青山云雾满布，白雪落满头；一生辛苦著成《春秋》。怀抱书籍却不向公车献上，还要劳烦谒者派使者来求取。翁子到了这个年纪正当富贵，虞卿难道会终老而困穷忧愁？《玉杯》《繁露》应当已经不是旧稿，还请先生为它校勘订正。”如今这部书已经无法再找到，连作者的名字也无从考查了。无名氏《春秋通天窍》一卷。未见此书。《春秋透天关》二卷。未见此书。考叶氏《菉竹堂书目》中有此书。《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八。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春秋》【三十一】赵氏【汸】《春秋集传》十五卷。今存。汸在自序中说：“《春秋》是圣人治理世道的著作。书写成后孔子便去世了，当时的弟子大概只有少数人得到他的传授。经历战国、秦、汉直到近代，解释《春秋》的人几乎有数十上百家。其中深知圣人创作根源的，只有孟子。孟子说：‘王者的遗迹消失了，《诗经》也就衰亡；《诗经》衰亡以后，《春秋》才产生。《春秋》所记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它的文辞，是史官的文辞；孔子说：‘至于其中的义理，我私下取来而作了阐发。’’这就是孔门传授《春秋》学的微言，也是圣人创作《春秋》的根源。自孟子以来，很少有人能够推演这一说法来论述《春秋》。左氏对史事有所见解，所以常常以史书为依据解释经文；公羊、谷梁对经文有所见解，所以依据经文推求义理。后世舍弃三传而没有师承，于是尊崇左氏的便排斥公羊、谷梁，尊崇公羊、谷梁的便排斥左氏，两方面都不能统一。有人兼取三传，却凭主观臆断裁决，失去依据，流荡偏离中正。有人厌烦寻究考索，便想完全舍弃三传，直接研究遗留下来的经文，结果各自分裂、彼此乖离，连统绪纲纪也无法知道，使圣人治理世道的道理晦暗不明、郁结而不能发扬，这种情形由来已久。到了永嘉陈君举，才开始采用公羊、谷梁两家的说法来参照左氏：根据左氏所没有记载的，来充实它所记载的；” 根据左氏所记载的，推求显明它所没有记载的，这可以说抓住了学习《春秋》的要领，在三传之后卓然成为一家名家。然而他的弊病，是竟然把左氏所记录的看作鲁国史书的旧文，却不知道策书有它自身的体例，孔子据此进行删削润色的文字，左氏也没有见到。左氏书开头所记载的“不书”条例，都是史书的法则，并不是孔子删削润色的旨意。公羊、谷梁常常因经文不记某事而发明义理，实际上与左氏师法不同。陈氏把这些合在一起探求，失去了它们的根本。因此，对于左氏所记录而经文没有记载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孔子删削掉的；这样一来，其中不合于圣人的地方也很多了。这是由于没有考察孟子的话，而昧于圣人作《春秋》的根源。曾经考论并列举过，策书的条例共有十五项：第一，国君有所举动一定记载，不是国君的命令就不记载；第二，国君即位，如果没有举行即位礼，就不记载；第三，纳币、迎娶夫人、夫人到达、夫人返回，都要记载；第四，国君夫人去世，如果没有完成丧礼就不记载；下葬时不用夫人的礼制，就记载她去世；国君被弑，就避讳弑字而记作薨；第五，嫡子出生就记载，公子和在位大夫去世也记载；第六，国君嫁女给诸侯作夫人，纳币、来迎女、陪嫁妹妹归去、陪嫁女子归来、送女出嫁、去世、下葬、返回鲁国，都要记载；如果嫁给大夫的妻子，则只记载来迎娶一事；” 第七，按时举行祭祀、按时田猎；如果超过时令、违越礼制，就要记载；军赋改制、超越制度，也要记在策书上。这是史官记录国内事务的条例。第八，诸侯有命令告知鲁国，就记载；诸侯去世、死亡而没有遣使来告，就不记载；祸福没有告知，也不记载。即使涉及灭国，灭国之事没有告知也不记载；战败、取胜没有告知，攻克之事也不记在策书上。第九，即使是霸主发动的战争，只要命令没有涉及鲁国，也不记载。第十，凡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嫁给天子的王后才记载；嫁给诸侯，即使对方告知，也不记载。第十一，诸侯的大夫出奔，如果有携带玉帛的使者来告知，便记载；来告知就记载。这是史官记录国外事务的条例。第十二，凡天子的命令，没有不记载的；王臣奉命为诸侯办理事务，就用鲁国对内叙述的措辞来记载。第十三，已经受命为大夫的，记载姓名；尚未受命的，记载名字；地位卑微的人，不记姓名，只记载事情而已；国外地位卑微的人，则记载其人。第十四，将领地位尊贵而兵力少，称作“将”；将领地位卑微而兵力多，称作“师”；将领地位尊贵而兵力多，称作“某帅师”；国君亲自领兵，不说“帅师”。第十五，凡天灾和物类异常，没有不记载的；国外发生灾害而来告知，也记载。这是史官通行记录内外事务的条例。删削润色的义例有八项：第一，保存策书的大体。” 凡是策书的大体，包括天道、王事、土木工程、国君即位、迎娶夫人、夫人到达、世子出生、国君夫人出嫁国外、薨逝和下葬、孙、夫人返回、国内女子去世和下葬、返回鲁国、大夫和公子去世、国君和大夫出境、结盟与防守、出兵、国家遭受兵祸、祭祀、田猎违越礼制、军赋改制超越制度、国外诸侯去世和下葬、两国国君的友好往来、携带玉帛的使者往来。凡属这一类的事情，记载在策书上的，都不删削。《春秋》是鲁国史书；对于策书的大体，我不加以改易，认为它仍然是鲁国的《春秋》。第二，借助删削润色来施行权变。《春秋》用来拨乱治世，而国史有固定的体例，没有现成的文辞可以寄托褒贬，于是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彼此相互显明其义。记载的，是下笔写出；不记载的，是删削掉。删削润色大致有五种：有时略去相同之处以保存差异，如国君出行不记载送达之类；有时略去常例以显明变故，如解释“不朝”和端正国内女子归宁之类；有时略去彼事以显明此事，如以女子返回鲁国为义旨，就不记载“归”；以出奔为义旨，就不记载杀害她之事；有时略去是事以显明非是，如诸侯有罪以及勤王、复辟等事不记载；” 有时略去轻微之事以显明重大之事，即凡与天下大事无关的，不全部记载。第三，改变文辞来显示义理。《春秋》虽然有下笔和删削，但所记载的都采用鲁国国君一方的措辞。然而如果事情相同而文辞不同，或文辞相同而事情不同，就会褒贬无从体现，是非也无法显明。因此又有改变文辞的法则。要使学习者就文辞的异同、详略来探求，就可以辨别疑难，明辨是非。第四，辨明名分与实际的关系，也采用改变文辞的方法。名分上，正统的一定称“王”，诸侯称爵，大夫称姓名，四方夷狄中势力大的称“子”，这是《春秋》的名分。实际上，诸侯不尊奉王室而霸主兴起，中原没有霸主而吴、楚横行，大夫专擅兵权而诸侯离散，这才是《春秋》所面对的实际。《春秋》的名分和实际如此，难道可以不加辨析吗？因此有时去掉名分上的称谓以保全事实：征伐之事由诸侯主掌时，大夫领兵就不称其姓名；中原有霸主时，楚君侵伐就不称“君”。又有时去掉名分上的称谓以责求事实：诸侯不尊奉王室，正统之君就不称“王”；中原没有霸主，诸侯就不排列为“君”；大夫领兵而略去通常的称谓，就称作“人”。第五，谨慎辨别内外，也采用改变文辞的方法。楚国到了东周以后僭越称王、侵扰中原，所以霸主兴起便以排斥退却楚国为功。”